内乡交友,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古代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始祖是中国的神话人物夸父?
内乡交友,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古代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始祖是中国的神话人物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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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看看“夸父”背后的历史:
夸父,乃大人种族,为炎帝神农氏的一支,曾活动于豫西山地一带。由于夸父族善走,被衍化为“夸父追日”的神话,广泛地在民间传播,一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熟知。“夸父追日”
已成为中国著名的故事和神话。
一、夸父的起源最早记载夸父的古籍,有《山海经》及《列子》,以后为各种书籍所引用。《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滑,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说明夸父起源于河渭地区,正与炎帝神农氏起源地相一致。邓林在今豫西卢氏、栾川一带,则夸父乃由河渭地区东迁,而不是北饮大泽。且上古时河渭以北为干旱的黄土高原,没有大泽可言。所谓河渭之水不能满足夸父族的饮水需要,说明在六七千年前可能发生过一次持久的大干旱,导致渭水断流,才逼得夸父族东迁,沿着黄河而下去寻找水泽丰沛的地方。
因为有水才有动植物的存在,才能提供上古时代采集和狩猎经济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物资。《大荒北经》则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只说是将走大泽,并未说“北饮大泽”,大概当时黄河里的水也干涸了,只有黄河中下游一带才分布着逢泽、荥泽、大陆泽、盂渚泽、菏泽、巨野泽等大小湖泊,尚存蓄着丰富的水,沼泽周围生长着茂密的草木。
众多的兽类和禽类都汇聚到这一带来,是黄河地区的天堂。也吸引着黄河流域遭受干旱威胁的部落氏族,纷纷迁移到这里来寻求生活物资。这大概便是上古时代黄帝与炎帝、蚩尤为了争夺这一块物资丰富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而开展残酷而持久的争夺战,直至血流漂杵尚不罢休的原因。这些沼泽原来或许是连成一片的大湖泊,因长期受到炎热而干旱的气候影响,逐渐收缩成为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从湖相沉积土层便可得知,为什么这一带没有旧石器遗址遗物和新石器早中期的遗址遗物出现,恐怕也是这个缘故。
夸父原来是炎帝神农氏之裔勾龙氏后土之后,他不是自东向西去追日的光照,而是因为强烈的太阳光晒得木枯草稿,无处可以遮荫避热,逼得夸父族不得不由西向东去寻找日的阴影处,即所调“欲追日景”。景古通影,则日景即日影。然则所谓“夸父追日”应作“夸父追日影”才对。当夸父族在日夜兼程东迁,为了生存欲找到东方大泽时,由于饥渴过甚,走到豫西山地的邓林(即柚木林)地带。
柚木因干早也没有结果,所以当夸父族人来到这片柚木林中,水和食物都找不到了,只是找到了一个遮荫歇凉的场所。夸父族在这里歇宿时,由于饥渴交加,终于死在这片邓林之中。这是上古时代一个大人部落所遭到的几乎全族覆灭的惨祸,因而长期被人们口头流传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由事实演变成为十足的神话了。但据此却可得知,在夏禹治水的洪水为灾时期之前,曾有过一段炎热而干旱的时期。
所载“成都载天”,似乎为今甘肃天水之成纪,为渭水上游,是夸父的起源地。夸父沿渭水东下,到达合阳东南之刳首。《左传》文公七年:“晋师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通典》:“合阳县有刳首水。”一名洿谷水,当系夸父曾居此而得名。郭璞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则禺谷又可作虞谷,今河南灵宝县宏农涧上游,其南崤山,即邓林所在。
“逮之于禺谷”即走到禺谷地方,最后死于邓林之地。有人认为逮即捉,说夸父为了追日而由东向西跑,把太阳捉住。这无疑是以今人的神话来解释古人的神话,都属于无稽之谈。《海经新释》亦谓“夸父与日逐走”。袁珂《山海经校注》谓:则夸父者,炎帝之裔也。以义求之,盖古之大人(夸,大;父,男子美称)也。盖夸父乃古巨人族名,(玄珠:《中国神话研究ABC》说)非一人之名也。……应龙杀蚩尤与夸父事已见《大荒东经》。
夸父,炎帝之裔,与蚩尤并肩作战以抗黄帝者也,以不幸失败而为应龙所杀。夸父东迁,与同族尤共同抵抗黄帝族及其支族应龙氏,结果失败,蚩尤、夸父都被应龙所杀,说明夸父族因长期急行军,过度疲劳饥渴,大部分族人死于邓林之野,所以其残部力量削弱,在黄河中游即被黄帝族、应龙氏所消灭,迫使蚩尤、夸父的遗族南逃。
《列子·汤问》:“夸父不量力,欲迫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所说日景正作日影,比《山海经》更加现实些。《淮南子·坠形训》:“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高诱注:“夸父,神兽也。……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邓犹木也,一扫仙人也。”盖邓即犹木,又作柚木,即今之橙子。夸与刳可通,疑夸父与盘瓠有密切关系。
盘瓠为瑶人之祖,以柚木为神树,柚与瑶音同,故夸父族战败南逃,当演变为瑶族,而蚩尤族南逃则演变为白苗,苗、瑶同一族源又与夸父、蚩尤同为姜姓,与炎帝神农氏之裔一样,透露出两族族源的蛛丝马迹。
李榕荫《华岳志》卷一“仙掌崖”条引《道藏书》云:“唐昊天观道士能易算,对太乙元君云:‘擘太华者,虽云巨灵,实夸父之神也。”意调陕西太华山为夸父所开辟,因华山乃华胥氏曾迁此而得名。其后裔如夸父、盘瓠又似曾在祖宗放地居住过,盖夸、瓠与华古音通,是夸父、盘瓠皆自命为华胥氏嫡裔而继承华、夸之称号。
《吕氏春秋·求人》:禹西至“夸父之野”,即《山海经·中山经》的“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郭璞注:“今弘农湖县阙乡南谷中是也。”湖与夸古同音,但湖县无湖,当因古代夸父族居此而得名,阙乡南谷即今灵宝县弘农涧上游之禹谷。《水经·河水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三百仞。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岳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此处也。”湖县以有湖水而得名,在今灵宝西,而湖水流域因夸父族居此而得名,这里叫夸父之野。
而夸父之山即在湖水上游,溯水上游两源为大湖峪、小湖峪,发源于鼎湖山,山南为弘农涧。鼎湖山因传说黄帝铸鼎于荆山而得名。前有夸父族居此而得名的夸山,音转为湖山。鼎溯山东为荆山峪,这一带山脉古叫荆山。然则鼎湖山即湖山,夸山,亦即夸父之山,湖水流域即夸父之野。而东邻的弘农涧则为禹谷,南之邓林亦即桃林。《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阔三百里。”也以《山海经》所载为本,其夸父、夸父之山、夸父之野、湖水、桃林等,皆可在地理上找到,并非纯属神话。
今甘肃泾川县为宋之安定郡,有传说之夸父振履堆。《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引《安定图经》云:“振履堆者,故老云:夸父追日,振履于此,故名之。泾川在成纪东北,或为夸父东迁时所经过之地。
《列子·汤问》又载愚公移山的故事,说夸父的两个儿子背走了大山,“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操神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第五章论证,夸蛾氏两个儿子把北山愚公门前两座山背走了,这个“夸蛾”就是“夸父”。
高国藩说:这个说法确是有道理的,第一,“娥”与“父”声相近,乃一声之转,实则字同,义同。第二,夸父是个巨人,夸娥氏及其子也是巨人,这在形象上是一致的。第三,夸父形象的本质是为人民造福,夸蛾氏也是为人民造福,这在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夸蛾即夸父,“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也可以说是夸父神话系统的一个分支。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亦认为夸蛾即夸父,娥、父古读音近,又均系巨人族,应是一人。并谓“据注《山海经》的郝懿行说,夸父山又叫秦山,在现在河南灵宝县的东南,和陕西的太华山相连。”娥即古蛾、夸娥二氏已显为夸父氏之二子,亦可继承夸父之称号。
龚维英分析说:“夸父和夸娥,为什么似二实一,说一似二呢?这殆与伏羲、女娲的情况相同。闻一多《伏羲考》说,女娲即女伏羲,羲、娲古音相同,羲娲实二而一也。闻说附有详证,确凿不移。夸父和夸娥类似,他俩只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这就造成了二而一、一似二的异写。”
二、夸父族的南迁夸父族自被应龙氏打败后,大部分部落遗民纷纷南迁,主要从豫西山地南下至南阳盆地,在今河南留下很多以“夸(跨、垮)”字命名的地名。内乡的跨子营,舞阳的跨营,桐柏的垮子冲,唐河的夸子营四处,应作。指口音与本地不同者。还有正阳县的刘侉庄。由于河南人山东人等北方人个子高大,动作有些欠灵活,故至今有些南方人说北方人为“北方侉子” 或“北侉”、“河南侉子”等。
夸父族后又经湖北举水南迁至湖南沅陵、零陵一带。今溯北麻城、黄冈一带有举水,发源于小界岭、五应山而南注长江。《元和郡县志》:“龟头山,在麻城县东南八十里,举水所出。春秋,吴楚战于柏举,即此地。”
《太平御览》卷八八引盛弘之《荆州记》云:“零陵县上有夸父迹。“而《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则作“零陵其上有夸父冢”。则自南北朝到唐代,反州(今沅陵)、零陵一带都述遗留夸父踪迹和夸父冢墓,当为夸父族在商代时南迁的佐证。
《太平御览》卷四七引《郡国志》;“台州覆釜山,云夏帝登此得龙符处。有巨迹,云是夸父逐日之所践。”疑亦为夸父族的一支,曾南迁至今浙江台州之地,似与防风氏这个巨人曾到浙江会稽(绍兴)有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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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的北伐有什么样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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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一介权臣,通过北伐不过是想积累人望,以图取代晋帝,这样的人北伐能有什么样的功绩?
下面我就详细讲一下桓温的几次北伐: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
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
一、桓温前的两次失败的北伐
1.褚裒的北伐
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2.殷浩的北伐
永和六年(30年),即冉闵称帝那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已,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苻健(蒲洪子,洪改姓苻)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351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鄂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352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
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显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颍、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33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干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
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姚襄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在淮河两岸垦募屯田,练兵积粟。姚襄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姚弋仲不同。姚弋仲是个直性子的老羌人,对石虎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跟了石氏便忠心耿耿。
而姚襄除勇敢善战外,又博学善谈论,所以谢尚同他很谈得来江东人士也都看重他。殷浩在寿春,怕姚襄不可靠,就扣留了他的几个兄弟,还几次派刺客去行刺,可刺客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姚裹。殷浩甚至命降将魏憬领本部人马去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收编了他的人马。
殷浩对姚襄的猜疑越来越深,为了不让他在内地驻防,就请朝廷任他为梁国内史,调到北边的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南)。姚襄的使者到寿春去见殷浩,殷浩提出姚襄有不服从命令的问题,从此两人互不信任的情况公开化了。
这年十月,殷浩误信前秦内部有人作内应的情报,便使姚襄为前锋,领兵北伐想收复洛阳。姚襄引兵北上,估计殷浩将到,诈令所部在夜间逃跑,暗地里设下埋伏。殷浩得讯,领兵去追在山桑中伏,大败溃退。他收拾余部,发动反击,又告失败。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募流民,把部队扩充到七万人,再派人到建康,陈诉殷浩的罪状。以后姚襄引军北还,这里就不再去讲他了。
桓温见殷浩兵败,十分得意。永和十年(354年)正月,他上疏要求废黜殷浩。朝廷无奈,便把殷浩废为庶人(平头百姓)。殷浩罢官后,住在朝廷指定的信安县(今浙江衢州)。他心中烦闷,常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桓温倒不想把他完全打倒,写信告诉他准备推荐他做尚书令。
殷浩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提笔写回信,送出前恐怕内容有错拆了封,封了拆,最后送出去的竟是一封空函。桓温拆开看了大怒,殷浩的庶人就只能做到底了。
二、桓温的第一次北伐
1.惜败于长安城下
殷浩既被废黜,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立即率领步骑四万人从江陵出发伐秦。水军从襄阳上溯沔水(今汉水)上游人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即今淅川入沔水口,淅川旧称均水),到南乡(今湖北均县);步兵从淅川(今河南内乡)向武关前进;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从今陕西安康北上,越秦岭,至今长安县东)进兵关中。
四月间的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之战打得非常激烈。秦将苻生单骑突阵,在晋军阵中冲出冲进十来次,杀伤虽多仍旧挽不回战局,结果大败而退。接下,桓温的兄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在今蓝田西)击败秦将苻雄。桓温进到灞上(在白鹿原北,今西安东灞水上),苻健只带六千老弱守长安小城,命雷弱儿等率仅有的三万精兵抵敌晋军。至此只有司马勋一路人马因遭苻雄袭击,打得并不顺利。
晋军的胜利在关中引起巨大震动,郡县守令都来投降,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男男女女夹道观看,并不畏惧。有些老人感动流泪,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看到官军!”(关中陷落已达三十八年)。
遗民的欢愉转瞬又变成了失望。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不要逗留灞上,应该乘胜进逼长安,但桓温没有采纳。他行军数千里,补给是个大问题。汉水上游,水狭流急,运输困难。他原指望能以关中平原的新麦补充军粮,不幸秦人用清野之计,把麦都割了。
军中缺粮,人员伤亡也无法补充。五月中再战白鹿原,晋军再也占不到优势,损失了一万多兵力。六月初,桓温只得撤走,秦军随后追击,晋军又损失了上万人。
2.桓温与王猛
后来做了前秦苻坚的宰相的王猛,其时隐居华阴。他到军中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对他很佩服,问他:“我奉天子之命,领十万大军入关,为百姓灭除残贼,而秦中豪杰不起而响应,这是什么缘故?”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不了解明公的用意,所以不敢响应。”
桓温无话可答,只好另换话头应付过去。桓温撤走时,希望王猛跟他南下。王猛不肯,后来就为苻坚所用。
王猛和薛珍都认为桓温应该渡灞水直逼长安,王猛更以为桓温不急攻长安是另有用意。至于用意何在,后人多以为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向朝廷示威,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而并没有灭秦的决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
桓温如能一举灭秦,他的政治资本岂不更足?笔者认为,桓温是很想一举灭秦,以树立更大威望的,可是他对于初次见面的王猛,不可能直陈胸襟。他不是说了“十万大军”吗?他不好对王猛说只有不满四万人。从他向王猛提的问题看,他除有以关中新麦补充军粮的愿望,还估计过将来关中会出现豪杰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并不是空想,是可能的。)
晋升平元年(357年),前秦内乱时,秦将张平以降晋为名,企图割据,据有今山西境内的好几个郡,有三百多个壁垒,各族人等十多万户,可为例证)。现在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而直逼长安,难道会一攻必克?如攻而不克的话,要想撤走也就难了。兵力不足应是桓温最大的难处。
我们看东晋这段历史,最可惋惜的是统治者内部不团结。殷浩以七万人北伐而溃于山桑,桓温以四万人伐秦而对长安可望不可即,如殷、桓合作,十万大军是否就能北定中原呢?历史上的许多憾事,根源多是内部不团结,这是值得世世代代记取的。
三、第二次北伐与攻占洛阳
1.攻占洛阳
桓温没有灭秦的实力,然而在黄河以南还是能有些作为的。
当时冉魏的旧将周成占了洛阳姚襄北归占了许昌,又北上与周成争洛阳情况非常混乱。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向朝廷提出一个表面上光明正大的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朝廷便命他去讨伐姚襄。这个任务,他轻松地完成了。这年八月,他从江陵北上到洛阳城南的伊水,一战击败姚襄。姚襄西走后,周成又投降,桓温便进了洛阳,谒西晋诸帝陵,对有毁坏的即令人修复,还留兵戍守,然后班师还江陵。
这是桓温为晋朝立的大功劳。在以后几年间,桓温与朝廷也相安无事。然而,朝廷在与前燕发生冲突中的表现,却又挑起了桓温轻视朝廷的心理。
2.小规模的收复失地
后赵亡后,鲜卑段部的后人段龛据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齐王。)晋永和十一年(355年)前燕慕容恪进攻广固。段龛向晋求救。晋徐州刺史荀羡救燕,他虽不敢进军广固,然晋燕之间,在今山东、河南与苏皖北部的冲突,自此连绵不断。
永和十二年,广固在困守十个月后投降。以后晋、燕冲突,晋一直处于劣势。升平三年(359年),晋使豫州刺史谢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攻燕。谢万是后来成为东晋名相谢安的兄弟,也是个大有名气的名士。王羲之得知了这道任命,就写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
谢安也对他说:“你做元帅,必须经常接待众将,使他们心悦诚服。”谢万做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便听兄长的话,召集众将会议,他找不出话来,便把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将皆是劲卒”那时候阶级区别森严,把将校叫作兵卒是有侮辱性的,众将听了,对他十分怨恨。谢安知道这位老弟不可救药,怕他送掉性命,就特地赶到他统率的军中,与各级军官联络感情,连最下级的军官也不例外。
后来谢万兵败逃回时,部下看了谢安的面子,才没有杀害他。朝廷用这等人做元帅,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郗昙是郗鉴的儿子,也是个文士。
这次出兵的出发点,谢万是在下蔡(今安徽风台),郗昙是在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谢万由涡水、颍水之间进军,去救洛阳。不料郗昙生病,退屯彭城(今徐州),谢万得报,以为是打了败仗,连忙退兵,结果军心慌乱,就此大溃而散。他逃还之后,被废为庶人。于是许昌、颍川、谯(今安徽亳州)、沛(今安徽濉溪西北)等城都被燕军占领,洛阳孤立,陷入极危险的处境。
这时若不是燕主慕容倘病重到下年(360年)正月病死,加以嗣君慕容儁年幼,内部政争剧烈,燕军势必大举攻晋。升平五年(361年),燕将吕护叛变,想引晋兵袭击邺(燕于357年迁都邺)。燕慕容恪引兵攻野王(今河南沁阳,在黄河以北)。他不愿意多牺牲士卒,就围而不攻。桓温乘他们相持的时候,使兄弟桓豁领兵收复了许昌。
燕军把野王包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支持不下去,便突围逃走,野王投降。不久,吕护仍还燕国,依旧做了燕国将官。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穆帝在上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儿子,原封琅邪王),燕让吕护将功赎罪,领兵攻晋洛阳,守将陈祐只有一千多兵,哪里够用,连忙告急。
四、桓温最后一次北伐
1.最后一次北伐的背景
五月,恒温一面派三千兵去援助,一面乘机吓一下朝廷大僚。他上疏重提前议,请求迁都洛阳,而且加上一条:从永嘉(307-312年)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起恐慌,他们害怕桓温,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他们为什么恐慌?原来南迁以后,那些丢了北方田庄的人在江南广置田园,占有山泽。王、谢等大族,为避免与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摩擦,已远渡浙江,在浙东立业。如果一律北迁,他们岂不要再受一次与南迁同等的损失,怎么能够不怕。
再说,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中如果军事失利,又得仓皇逃难。这些生活奢华的士大夫想起来也怕怎么敢去!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打破了沉闷,上疏说明不可北迁的理由。他讲得相当坦率,说:“丧乱以来,已有六十多年(他从八王之乱的混战算起),中原早成丘墟。南迁士民的子孙也老的老,死的死,如今要离坟墓,弃生业,远涉万里,田地房屋卖不掉,车辆船只无从获得,一路上死亡的人势必很多。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这句话是将桓温一军,有威望的除了他有谁),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议迁都。
他说得倒也合乎情理。但桓温见了,大为不满,他令人带话给孙绰,“兴公(孙绰)何不寻君《遂初赋》(孙绰的作品),管人家的国事干吗!”
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封诏书,说知道他要亲率三军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事情果然就这样搪塞过去了。吕护攻打了几个月,后中箭受伤而死。燕军撤走,洛阳暂时脱离了危险。
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这一系列官名意味他是最大的实力派。兴宁三年,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使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兄弟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上下游的军政大权,除京口(今江苏镇江)外,都进入了桓家的掌握之中。
桓温既然认为晋朝没有别人能胜过自己,便一步步地走着取晋朝而代之的路子。但是他总觉得还必须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就有了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的北伐之举(哀帝于兴宁三年因服药求长生,中毒死,年二十五岁。弟琅邪王奕立)。
2.洛阳的再次失陷
太和四年的前几年间,中原军事形势对晋很是不利。许昌得失几次,终为前燕所有。兴宁二年(364年),汝南、陈郡(治今河南准阳)失守。洛阳孤立,守将陈佑以救许昌为名,逃离洛阳,留沈劲带五百人守城。这个差使谁也不愿当,沈劲却非常高兴地接了下来。
他是王敦死党沈充的儿子,以父亲落个叛逆的恶名为憾事决心要找个以身殉国的机会挽回家族的荣誉。此刻机会来了,他自然高兴。兴宁三年,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到洛阳。这两人都是名将,打一座只有五百兵守的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慕容恪攻城,通常不愿硬攻,这番认定洛阳城高而兵弱,一鼓可下,不必浪费时间。
事实果然如此。沈劲被俘后,慕容恪不想杀他,但部将说看此人的神气是决不肯为别人所用的,他才把他杀了,事后他还觉得这是件憾事。
太和元年,燕军又攻拔鲁、高平等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守将献城降燕。前秦军也攻掠南乡郡(治今湖北均县),把汉水以北的居民掳去了一万多户。东晋方面除桓豁于太和二年(367年)收复宛城外,没有其他取胜的记录。
3.最后一次北伐
桓温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他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恒冲、豫州刺史袁真等攻燕。徐兖二州刺史原是郗憎(郗鉴之子、郗昙之兄),治所在京口。
桓温知道京口的兵一向精锐(郗鉴也镇守过京口,339年他病重时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是新附”。这些北方流人及其子孙正是京口的兵源),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他把父亲给桓温表示愿共同北伐的信,抽换信笺,改为说自己年老,愿意让桓温领徐、兖。桓温有了这根据,便请朝廷调动郗愔官职,把京口的军队转到自己的部下。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人,从姑孰出发。长途远征,成败关键常常在于补给,而补给能否充足,关键又在于运输。
桓温上次攻前秦,汉水上游航运艰难是个难题。这次在东面,运输必须利用汴水。晋时的汴水指从今河南荥阳向东经开封折而东南到徐州入泗水的水道。水流所经的地方,数十年来,战乱不息,没有人疏浚,因此水道淤浅难以航行。郗超在出军之初,就向桓温提醒这个困难,但桓温未予重视。六月,到了金乡(今山东嘉祥南),因天气干旱,水道断绝桓温即命毛虎生率军挖出三百里水道,北起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的大湖,今为陆地),南到方与县(今山东鱼台西旧城)菏水。
在大热加以干旱的日子里,挖这样长的水道,尽管有部分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也总是非常艰巨的工程。将军和土兵总不会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到土方工程里去吧,所以吃此苦头的无疑是当地的老百姓。
这史籍上没有写下,但是有些历史的真相是该从没有字的地方看出来的!这条水道后来叫做桓公渎。桓温有了这条水道,即让大军乘船,在巨野泽北的清口入清水(清口,即汶水入济口以下的济水),再由清水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里,气势威武极了。
郗超又看出了问题。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又远,航运难以畅通。如果敌军不战,运输线又断了,在敌境弄不到粮食,就危险了。”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全军直指邺城。敌军如果出战,可以立即解决;如守城不战,那么当此盛夏,百姓散布田野,尽为国家所有,易水以南势必全部听命。
若嫌这办法太冒险,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即屯兵河、济(指开凿水道的地区),控制运道,等军需充足之后到明年夏天再进兵,这是稳妥的做法。他坦率陈述现行办法的危险,说:“照现在的办法,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必定竭力拖延到秋冬二季,那时水浅不能通航,北方又冷得早,将士缺乏冬装,就不仅仅是缺粮的问题了。”
郗超说得透彻极了,可是桓温固执地都不采纳。晋军打得很精彩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黄墟(约在今河南兰考东南)、林渚(约在今河南新郑北)等战,晋军都获全胜。燕高平守将投降。七月,桓温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慕容時想弃邺城北逃。
其时慕容恪已死,慕容垂不受信任,仍自请领兵拒敌。燕还派遣使臣向前秦求救。秦命荀池、邓羌领兵救燕,从洛阳进至颖川(治许昌)。
晋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了。慕容垂指挥众将迎敌,晋军连遭挫折。桓温使袁真开石门,打开水运道路。袁真攻下了谯郡(今河南商丘东北)、梁国(今商丘南),但是没有开成石门(地点不详,应在上述两地老乡)。燕慕容德等军进屯石门,截断了运粮路线。
九月,桓温被迫烧掉船只,抛弃辎重,从陆路撤走。慕容垂知道他撤走之初戒备必严,只缓缓地跟着推进,过了几天,估计晋军已经力尽气竭,才加紧追击,终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晋军退到谯郡,再遭荀池阻击,又损失了上万兵力。
恒温北伐彻底失败了。他把过失推到袁真身上,怪他不能完成任务,以致粮运不通。袁真不服,据寿春降燕。从太和五年到六年(370-371年),桓温费了不少气力,才收复寿春,杀死袁真的儿子袁瑾(袁真死)。
桓温的皇帝梦还想做下去。太和六年十一月,他把皇帝废为东海王,立会稽王昱做皇帝(简文帝)改元咸安。咸安二年(372年)七月,简文帝去世,大臣王彪之等立太子做皇帝,是为孝武帝。
桓温原来期待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至此大为失望。他几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知道他有病,故意拖延。他们没有失望,孝武帝宁康元午(373年)七月,恒温死去,年六十二岁。兄弟桓冲代他镇姑孰,桓冲不是野心家。东晋的政治危机消失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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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夺得天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答了,刘邦之所以夺得天下,绝对不是依靠某个人比如:张良而得到的。他能夺得天下主要是因为他能知人善用,并且用人得当,另外他能听从建议,决策正确。
刘邦《史记》中有记载,刘邦当上皇帝后,曾经设宴款待百官,并在宴席上总结了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有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里分别提到了三个人,他们是张良、萧何、韩信,另外再加上刘邦的另外一个谋士陈平,合称汉初四人组。正是他们四个人,被刘邦挖掘出来并且委以重任,最终帮助刘邦顺利赢得了天下。
正如刘邦总结的那样,四个人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张良是四人中的龙头,他把握整个队伍的大方向,所以称他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韩信是大将军,负责冲锋陷阵与敌人拼命,所以称他是“连百万众,战必胜,攻必取”。萧何是管家,负责后勤所以说他是“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至于陈平虽然刘邦没有在公众场合大肆夸奖过他,但是他在集团的地位和作用一点不比上面所提到的三个人差。因为他的能力出众又聪明绝顶,所以导致刘邦是既欣赏他又害怕他。欣赏他是因为他的才华,害怕他也是因为他的才华。刘邦在临死前对陈平的评价是“聪明过头,只能担任副职”。但这也不妨碍陈平对汉朝建立的贡献。而刘邦是认识了陈平的聪明,属于知人。但只用他做副职,属于善用。用人就要用他的优点,才叫知人善用,在这点上古往今来没有人能超越刘邦。
韩信刘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论个人的身份高低贵贱,他都能很好地听从别人的建议,并且能根据建议做成正确的决断。上面提到的四个人给出的建议就不用说了,刘邦是基本都是采纳和按照他们意见决策。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士兵提出的建议,刘邦又会怎么做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很能反映刘邦的这一优点。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本来是打算将都城建在雒阳城的。这时齐国的一个守卫城墙的士兵名叫娄敬,听说了这件事后。特意从山东赶过来拜见刘邦,同时建议刘邦是这样说的,因为汉朝得到的天下和周朝得到的天下不同,所以不应该仿效周朝,定都在雒阳。应该将都城定在关中之内。这样便可以在根据秦地固守险要,国家也能长治久安。张良听后也同意了娄敬的建议,并分析到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听完他们的建议后也表示同意,很快便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老陈王庙所以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刘邦的这么两个优点,才能带领自己的团队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最终夺取了天下。依靠的不仅是张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依靠整个集体的力量,整个团队的力量。
强大的西汉王朝你的乡愁是什么?
乡愁是邻家二婶给你的一把蚕豆,看着她的笑脸,嘴里嚼着儿时的天真无忧。
乡愁是大叔走街串巷吆喝卖豆腐,听着他的歌喉,心里品着故乡的美味鲜馐。
乡愁是我们小气候淘气的鼻涕泡,留着它的绸缪,等大笑时看它的涕泪交流。
乡愁是泛起绒球儿的针织花毛衣,闻着它的芬芳,回味母亲特有的体贴温柔。
乡愁是倚靠在门后发呆的小扫帚,摸着它的茎肘,感恩父亲无言的舐犊厚爱。
乡愁是爷爷粗糙的大手,一边牵着你,一边拎着锄头。
乡愁是奶奶手中的筷子,一口萝卜头,一口棒子面粥。
我们是空中的风筝,喜欢迎风招展,乐不思归。故乡是牵挂你的长线,我们翩翩起舞时忘记了起飞的原点,更忘了归途。但那根线始终不会把你松开,你飞到哪里,它牵挂到你哪里。。。。。。
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很多人侧重于襄阳的地理位置的要重性,却忽略了南宋曾经丢掉襄阳城,又被夺回这样的事实。丢了襄阳,是重大的损失,更大的损失是精华尽毁,失去希望。
所以还是我来回答吧,一个立志于地方史科谱的头条号。
一:窝阔台派兵攻占襄阳,此后襄阳城反复易手,最终成为废城这里强烈推荐头条号:信息素。他的宋元战争系列非常经典。
公元1234年,宋蒙联军灭金,公元1235年蒙古曲出就攻击襄阳,没打下来。1236年襄阳兵变,蒙古人轻松拿下襄阳。
此后有宋之杰收复襄阳(时间待查)、高达收复襄阳(1251年)和孟珙派刘全收复襄阳(1238年)的不同记载。
李曾伯的《襄樊铭》似乎是纪念高达收复襄阳而刻的碑铭,现在还在岘山脚下。
从记载来看,襄阳似乎是多次收复与丢失。
襄樊铭,纪念高达收复襄阳之功二:窝阔台占领襄阳和忽必烈占领襄阳有很大的区别从窝阔台到蒙哥,蒙古人换了三代领导人了。但对南方用兵的思路都差不多。大开大合,四面出击。
窝阔台时期,在四川,蒙古军劫掠了成都平原,并一直打到长江沿线才撤退。在湖广,蒙古人蹂躏了长江沿线诸城。在淮河流域,遇到硬茬,进展不大。
这时蒙古重在劫掠破坏,毕竟蒙古的精华都去西征了,南下攻宋的都是二流部队,面对处于小巅峰的南宋军队,只能劫掠为主。
到了蒙哥时期,开始以攻略武昌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一路走四川,一路从云南走湖南,还有一路从信阳方向南下,三路合围武昌。这种大开大合,史无前例。蒙古大草原的思维和农耕文明的思维真是大不同。
南宋此时实力处于巅峰。以孟珙为代表,杜杲、余玠、 夏贵、高达、刘整,一开始有点懵,但随后合理组织,收复了大量失地。贾似道这个大草包,对阵忽必烈,都能成功守住武昌,成功赚到人生最大笔军功。
孟珙收复京湖一带的做战图,时间在1238年前后总之:宋蒙战争能持续这么久,除了南宋君臣的同仇敌忾外,蒙古分兵,冒进,缺乏大后方也是原因之一。
三:襄阳之战,双方实力暴露无疑,一批老将失去了战斗的信心网文喜欢说:宋末第一大汉奸刘整,他极力谏言集中力量攻击襄阳。第二大汉奸吕文德,劝说了长江沿线的大量守军,使长江防线失去作用。
这些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也不好反驳。但是需要补充的是一点战略问题。
蒙古灭宋图当忽必烈听取刘整的建议,集中力量攻击襄阳时,实力差距已经很明显了。
范文虎、夏贵、高达多次救援襄阳,但是明显的实力不济。有一种打也打不过,耗也耗不起的感觉。
加上襄阳一丢,宜昌、江陵、武昌、黄州全部成了前线,即便他们都不投降,那众多小城和大面积的农村肯定是被蒙古占领了,几座孤城守住了,战略意义也不大了。
宋蒙交战区这和孟珙驰骋千里,收复荆湖和四川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信心,此时最缺的是信心,所以你看当年的抗蒙名将,高达在江陵,夏贵在庐州,张晏然在鄂州、陈奕在黄州,管景模在蕲州、钱真孙曹明在江州、范文虎在安庆,都投降了,原因在于真的看不到希望。
这才是南宋失去襄阳就立马不行了的真正原因。一战让大家认清彼此的实力。剩下的只有苟且偷生和以死报国两种选择了。
那么,当时的南宋还有机会保命么?京湖制置使的辖区,全部投到襄阳战争,或许还有点机会当时有位大臣就提议,我们全部a上去,集中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全部兵力,甚至老乡几个制置使的部分力量,全部放到襄阳去,不图击败蒙古,只要耗着,谁先撑不住,谁先败。
开上帝视角,蒙古确实后院失火,爆发海都之乱。但历史上襄阳之战已经接近尾声,改变不了襄阳失败的命运。
假如京湖制置使全部力量都押上,似乎还是有机会的。也算是唯一的机会吧。以我后世的眼光觉得有40%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