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交友,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
阿克苏交友，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
风流多情的乾隆一生共有三位皇后，最爱的是富察氏，最宠的是魏佳氏，而最讨厌的则是乌拉那拉氏，最悲惨的同样也是她。
乌拉那拉氏是满清的八大姓氏之一，要说这个家族是真的厉害，历史上总共出了三位皇后，可见非同一般。
第一位是皇太极的孝烈武皇后阿巴亥，努尔哈赤非常喜欢自己这个皇后，值得一说的是著名的摄政王多尔衮便是阿巴亥的儿子。
不过因为在皇太极去世之后参与到储争当中，最后被太子一党的王公大臣给强迫为努尔哈赤殉葬。
乌拉那拉的第二个皇后便是雍正帝的孝敬宪皇后，要说雍正的至爱那一定是这位孝敬宪皇后。
在雍正还是王爷的时候乌拉那拉氏便是他的嫡福晋，在之后的夺嫡斗争中乌拉那拉氏也是毫不犹豫的相信雍正并站在她身后。
相比较前两位乌拉那拉氏的皇后来说，第三任皇后就有些凄惨了，不仅没有受到皇帝的宠爱，还遭到皇帝的厌恶，这位便是乾隆的第二个皇后那拉氏。
那拉氏在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嫁给了乾隆，不过此时的乾隆已经有了嫡福晋富察氏，所以当时的那拉氏只是一个侧福晋。
当时虽说弘历是已经确定好的皇储，但那拉氏对皇后那个位置还是没有想法的，因为乾隆太喜欢他的嫡福晋富察氏了。
乾隆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富察氏封为皇后，这便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此时的那拉氏因为侧福晋的缘故，所以只封了一个娴妃的名号。
由于历史上对富察氏的记载并不多，但从只言片语中也可以了解到富察氏出身名门且教养极好，让乾隆帝对其甚是宠爱。
不过奈何命薄，在乾隆继位十三年后便撒手人寰，这让乾隆异常悲痛，下令全国上下为富察氏举行丧礼三年。
乾隆有多想念这位皇后呢？在富察氏去世之后乾隆作了很多思念富察氏的诗，并且因为富察氏是在济南病逝的，所以乾隆在之后下江南的途中便都是绕过济南。
对于富察氏的突然去世当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伤心的肯定是乾隆，而高兴的自然就是当时作为娴妃的那拉氏。
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不可一日无主，虽说在富察氏当皇后的时候那拉氏并不出众，但这毕竟是被富察氏遮盖住了光芒。
要说那拉氏比之富察氏是丝毫不差的，两人都是出身名门，也都是在乾隆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嫁给了他，一路伴随着他从王爷变成皇帝。
所以皇后富察氏的去世，最大的受益人便是那拉氏，当然这其中并没有所谓的阴谋论，因为当时那拉氏完全没有对富察氏动手的必要，也不敢有小动作。
但因为富察氏刚刚去世，所以伤心的乾隆并没有重新立后的打算，因为这样不就显得自己太过于薄情寡义了，不得不说多情风流的乾隆帝竟然有这么深情的一面，实在令人意外。
当皇帝不想操心立后的事，自然有其他人操心，别说是朝廷里面的王公大臣，就是太后也多次督促乾隆赶紧重新立后。
当时的候选人有身为娴妃的那拉氏还有令妃魏佳氏，虽说魏佳氏更得乾隆喜欢，但太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那拉氏。
因为魏佳氏是在乾隆继位的第九年进入后宫，而那拉氏则是一路从从宝亲王府走到了后宫，这一切都被太后看在眼中。
当时乾隆本就无心立后所以便听了太后的建议，而殊不知这便是孽缘的开始，而那拉氏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跟乾隆走上对立面。
由于富察氏刚刚去世，所以乾隆并没有直接封那拉氏为皇后，而是先立她为皇贵妃统领后宫之事，虽无皇后之名，但却有皇后之实。
在经过三年的丧期后那拉氏正式被乾隆封为了皇后掌管后宫之事，此时的那拉氏还是颇受乾隆喜爱的。
在封为皇后的一年半后。那拉氏终于为乾隆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乾隆赐名为永璂。
在那拉氏为乾隆生下孩子还是男孩那天乾隆有多高兴呢，先是连忙写了一首诗作纪念，随后又在呈上来的奏折中都批上了同喜。
可见当时夫妻双方的感情还是十分和睦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在永璂之后那拉氏又为乾隆生下一儿一女，算是稳居后宫之位。
但风调雨顺的背后是不是蕴藏着更大的爆发这谁也说不定，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这对火药桶终于爆炸了。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乾隆决定第四次南巡，那拉氏作为皇后自然是跟乾隆一块下南巡。
在决定南巡以至于在路途中都是非常正常的，在二月初十那天乾隆还给那拉氏举办她四十八岁的生日，看来并没有什么矛盾。
但在十几天后当乾隆一行人到达杭州的时候，乾隆在用晚膳时身边已然没有了皇后的身影，陪同的只有令妃魏佳氏等人。
也是当天福隆安收到了乾隆让他把皇后送回京城的命令，且必须要快一路加急，可见此时双方矛盾已经爆发。
在那拉氏回到京城后乾隆帝又下发了一道命令，先是裁减皇后宫中的人员数量，随后又削弱那拉氏的待遇并对她宫内进行彻底搜查，给出的理由是那拉氏中邪。
随后在乾隆回宫之后便彻底收回了象征皇后权力的物件，并且只让两个宫女服侍那拉氏，按照清朝的规矩，身份最低微的答应才是如此待遇，可见此时乾隆已经彻底对那拉氏心寒。
在那拉氏被强制送回京城的第二年便直接离世了，乾隆对待那拉氏的葬礼也是十分的敷衍。
按理说那拉氏虽然在后来惹了乾隆的不高兴，但毕竟还是皇后，而乾隆却以皇贵妃之礼下葬那拉氏，这个做法也引起了朝臣和百姓的不满。
最终乾隆迫于舆论压力所以只好说出实情，原来在南巡途中那拉氏突然割发要出家，这让乾隆非常不满。
在满清的规矩中有这样一条，女子只有在丈夫去世的时候才能减掉自己的头发，而当时乾隆健在，这无异于诅咒乾隆。
对于那拉氏剪发的理由乾隆给出的死那拉氏在当时突然想出家当尼姑，这句话别说是在现在，就是在当时都是漏洞百出。
那么那拉氏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剪掉头发呢，这件事在当时可谓是愈演愈烈，在民间更是有多种说法盛传。
一说是乾隆在江南又想纳妃，但却遭到了那拉氏的拒绝，最终见反对不过乾隆，所以只好通过剪发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也有说是当时那拉氏的年龄大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到了更年期，所以性格变幻无常，再加上当时乾隆十分宠爱魏佳氏，所以引起了那拉氏的不满。
不过魏佳氏在乾隆年间确实受宠，从进宫到最后去世，一直深受乾隆喜爱，并且还为乾隆生下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
也有人认为是乾隆迟迟不立那拉氏的儿子永璂为太子，所以让那拉氏心怀怨恨所以才出此下策。
类似的原因众说纷坛，而乾隆对此事也是闭口不言，凡是为那拉氏喊冤的大臣都遭到了乾隆的惩罚。
不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乾隆厌恶那拉氏倒是真的，在那拉氏去世之后虽说是以皇贵妃的待遇来进行丧事。
但其实真正的规格连普通妃嫔都比不上，那拉氏的葬礼前后不过花费二百多两银子，论规格比之低阶官员还不如，更不用说跟富察氏的葬礼相比较了。
乾隆的这些行为让人愈发好奇当时那拉氏到底做了什么，但乾隆就是当此事没发生过一样对当天的事情闭口不言，所以那拉氏为何断发的原因到现在还是谜团。
晚清为什么能够横空出世一个左宗棠？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屈辱岁月，然而就是这段屈辱岁月中也曾出现过一抹亮色：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从而成功保住了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左宗棠的功绩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也同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年内40位智慧名人中左宗棠就榜上有名。
在屈辱的晚清历史中为什么能横空出世一个左宗棠呢？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把国家发展完全归因于政府因素的误区。其实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我运行规律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活动才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用一位伟人的话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缺乏仁人志士：中国的近代史的确是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史，然而那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奋斗的时代。
屈辱的晚清时代能出现左宗棠这抹亮色看似是突然横空出世，然而左宗棠的成功绝不是上天的恩赐——即使如左宗棠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左宗棠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样板人物，然而在当年左宗棠也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左宗棠并不是生来就命中注定会成为民族英雄的，他的成功背后其实有着一段心路成长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曾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回顾左宗棠的一生不难发现：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能屡屡得到贵人相助。
左宗棠的家族在南宋时期从江西迁居湖南后世代居住在湖南长沙府湘阴东乡左家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公元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就出生在这里。左宗棠在4岁时开始随祖父读书。左宗棠5岁时随祖父和父亲迁到长沙贡院东街的左氏祠堂。左宗棠的父亲在这里开馆授徒，从此左宗棠兄弟三人就和父亲的弟子们一起学习。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一辈子都没能考取功名，所以一直对此引以为憾的左观澜相当重视三个儿子的教育。左宗棠的两个哥哥先后考中秀才。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左宗棠随父亲左观澜到省城长沙读书。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进京参加朝考名列二等，回乡后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年仅15岁的左宗棠就以长沙府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举人，然而不久之后左宗棠的母亲去世。左宗棠在悲痛之余只得回乡丁忧：丁忧期间的左宗棠广泛涉猎大量经世致用之书。当时的读书人普遍专注于科举考试要用的八股文章，然而左宗棠读书却读得很杂。
晚年的左宗棠回忆往事时曾提及当初看过的三部对自己后半生影响最大的著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圣武记》。《读史方舆纪要》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圣武记》是将清代初期军事扩张史实与中国地缘安全形势相结合的著作。左宗棠喜欢这些著作中对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的讲述。这些历史地理著作有助于培养左宗棠的战略思维，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读书人普遍醉心于功名，所以对这些科举不考的书根本没兴趣。据左宗棠回忆称：“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则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对这些嘲笑不以为意的左宗棠依然还是我行我素。魏源的《圣武记》在1844年才出版。当时的资讯传播速度可没我们今天这么快，加之又是一本科举不考的书，所以《圣武记》当时在社会上的流传范围相当狭窄。可就是这么一部冷门的书就被左宗棠大加赞赏。魏源一度成为当时左宗棠心目中的偶像。
不过对早期的左宗棠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魏源，而是曾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当时贺长龄与江苏巡抚陶澍（湖南安化人）共事，而魏源则受陶澍之托与贺长龄一起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魏源、贺长龄、陶澍等人都是当时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干家。1830年贺长龄回到长沙老家为母亲守孝丁忧。左宗棠听说这个主张经世致用的老乡回来后就常跑到贺家去借书。贺长龄和魏源一样也是一个注重实干的人，所以他一看左宗棠在自己家借的这些书也对这个年轻人开始感兴趣了。
一来二去交流下来之后贺长龄和左宗棠就成为了忘年交。贺长龄曾劝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存远大，万勿苟且小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正是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对自己这位弟子评价道：“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诱之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如果说在此之前左宗棠与顾祖禹、顾炎武、魏源等人是通过作品神交，那么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就是在现实中最早提携左宗棠的人。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可是官至总督巡抚的高官。左宗棠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自然会被别人高看一眼。年少中举、结识高官这样的经历使当时的左宗棠看起来似乎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谁也没想到左宗棠却在之后的连续三次会试中屡屡落第。左宗棠在府试中考取的举人功名还不足以使他跻身官场，要当官还必须在会试中考取进士身份才行。昔日年仅15岁的左宗棠就因为在府试中取得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而被誉为神童，然而就在作为迈入官场最后一步的会试中他却屡屡受挫。
其实左宗棠在会试中的屡屡落败并不令人意外：左宗棠确实是才华横溢之人，然而他的才能更多集中于历史、地理、军事、经济等实干事务方面，至于科举所考的八股文章反而并不见得是他的强项。其实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时成绩本来过关了，可发榜前主考官发现湖南方面上榜的人已大大超过名额，而湖北方面上榜的人却还不够，所以就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下之后改录湖北一人。从此以后左宗棠就放弃了科举之路，不过他的抱负并没随着科举的失利而丧失。
左宗棠一直认为：“读书最为要紧。所贵读书者乃为能明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举一路。如果品端优之君子不得科举亦尊贵”。别人读书是为升官发财求功名，而他左宗棠读书是为了求知识。左宗棠并不认为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当然他也并不排斥科举，否则他也不会去参考了。左宗棠科举失意后就回乡务农教书：这时的他有几十亩地，还管理着一个书院。按说左宗棠靠这些资源要维持生计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并没放弃报国建功的理想。
左宗棠回乡后自号“湘上农人”，对外以诸葛亮自比。尽管左宗棠自己并没放弃理想，不过在外人眼中这段时期的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就是在这段所谓的低谷时期左宗棠又遇到了一位贵人：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为自己的儿子上门提亲要娶左宗棠的女儿。陶澍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左宗棠是一个在乡务农教书的落榜举人。这样的身份落差在外人看来显然是门不当户不对，甚至就连陶澍的母亲也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然而陶澍坚持和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
和陶澍结亲不仅使外人对左宗棠高看一眼，而且也帮左宗棠拓宽了人脉圈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时期的著名人物或多或少都曾受过陶澍的提拔，所以左宗棠和陶澍结亲之后实际上也就和这些人产生了交集。陶澍和左宗棠定的是娃娃亲：当时陶澍的儿子和左宗棠的女儿都是小孩。陶澍不仅为儿子选择了左家的女儿，而且还聘请左宗棠教儿子陶桄读书。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为报答提拔知遇之恩一直悉心教导照料既是学生、又是女婿的陶桄。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担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想请左宗棠出山辅佐自己，结果左宗棠为照料陶桄就婉拒了林则徐的请求。1850年1月（阴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返乡时路过长沙就特意约左宗棠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见面。两人在这次会见中畅谈古今形势、品评历代人物：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为官时所了解的当地情况以及英、俄等对中国新疆领土的野心悉数告知左宗棠。当时林则徐留下一句话：“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后来林则徐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时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然而当时已年近四十的左宗棠却认为自己不大可能会有姜太公遇周文王的机会了。可就在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迫切需要启用人才抵抗太平军。在这种形势下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出山辅佐张亮基。正是在这段时间左宗棠真正学会了如何打仗。张亮基在左宗棠的辅佐下连打了好几个漂亮的胜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受命到长沙组织民兵。当时左宗棠作为湖南省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与曾国藩见过一面。
在这次会面中左宗棠的才智给曾国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也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当时左宗棠曾说过：“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由此可见当时左宗棠是把曾国藩引为相见恨晚的知己。从咸丰四年四月起继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左宗棠这个幕僚依然颇为倚重。才华横溢的左宗棠处理事务井井有条，所以骆秉章对这位幕僚很是信任。到后来骆秉章甚至直接把衙门的很多公文直接交给左宗棠处理。
左宗棠实际上是以幕僚身份参与了很多军政事务的决策。恰逢当时湖南永州的总兵樊燮被人举报。骆秉章就把樊燮传唤到巡抚衙门问讯。这天樊燮来面见巡抚骆秉章，骆秉章却让他直接去左宗棠的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见了左宗棠作揖行礼，谁知左宗棠竟要他下跪请安。樊燮好歹是个三品武官，所以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跪一个幕僚师爷吧？樊燮的想法如果从朝廷体制来看也没错，然而当时长沙官府的大小官员见了左宗棠确实是要请安的。
这一是看在巡抚大人的面子上，二是大家对左宗棠的才能也是由衷佩服的。在永州为官的樊燮不知道长沙官场还有这样的惯例，所以他当然不肯向左宗棠这个幕僚师爷下跪请安。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左宗棠骂了一句“滚出去”，然后直接把樊燮给轰出去了。对此怀恨在心的樊燮直接向咸丰皇帝写信指控左宗棠把持政务、欺凌官员。可想而知一个幕僚师爷居然能架空衙门政务、公然凌驾于朝廷命官之上这种事传到咸丰皇帝耳朵中时会是何等反应。
接到指控的咸丰皇帝立即下旨要求湖广总督官文彻查此事。咸丰皇帝表示：如果一旦查明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以立即就地正法。身为湖广总督的官文当时正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政见不和，所以左宗棠此时的处境可谓是危险万分。事发后骆秉章以及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立即设法展开了营救左宗棠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也四处请人找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左宗棠解困。左宗棠脱困后曾国藩又保举左宗棠给自己当助手。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用在左宗棠身上还是比较贴切的：左宗棠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成功吸引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左宗棠这样一个并无正式官职的幕僚师爷却能令当时已是朝廷大员的曾国藩、骆秉章、郭嵩焘、潘祖荫、胡林翼等人共同出面担保。当时潘祖荫甚至上奏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对左宗棠产生兴趣的咸丰皇帝特意向参与营救左宗棠行动的郭嵩焘询问过左宗棠的详细情况，而郭嵩焘则趁机大力向皇帝推荐左宗棠。
当时咸丰皇帝问郭嵩焘是如何认识左宗棠的，郭嵩焘回答：“自小相识”。咸丰皇帝又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回答：“左宗棠才干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咸丰皇帝再问：“左宗棠多少岁？”郭嵩焘回答：“四十七岁”。咸丰皇帝接着说道：“再过几年就五十岁了。到时就精力衰微了。为何不趁这两年身体尚可时出来任事？”郭嵩焘回答：“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情刚烈不能随同，所以不敢出山。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湖南四路征剿以及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咸丰皇帝又问：“听说他想参加会试？”郭嵩焘回答：“确有此语”。咸丰皇帝说道：“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如确有才，也须出来办事才好”。郭嵩焘赶紧接过话头说：“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这实际上就是在向皇帝推荐左宗棠。由此可见左宗棠能被朝廷委以重任一方面是因为同僚、同乡的鼎力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朝廷正值用人之际的客观形势使然。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由左宗棠率领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4年3月左宗棠率部攻陷杭州后控制了浙江全境。左宗棠凭借这样的战功受封一等恪靖伯、官至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攻陷杭州之后制造了一艘小轮船，由此开始了中国建设近代化新式海军的历程。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上疏奏请开办船厂。当时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国家建都于燕（北京），津（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我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而无暇议及。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由此可见这时的左宗棠已敏锐意识到建设新式海军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已意识到日本在未来会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在建设新式海军这一问题上左宗棠坚持认为不能靠买，而是要建立能自主生产的军工体系。左宗棠认为要建设新式海军不仅要办造船厂，还要办培养海军人才的学堂。清政府在左宗棠的倡议下在福州马尾设立了下辖军舰制造、海军和工程技术教育、舰队编练管理等职能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除了开办铁厂和船厂之外还设立了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船政学堂。
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等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海军人才几乎都是由左宗棠倡议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1866年9月左宗棠赴陕甘平叛前推荐沈葆桢接替自己管理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用七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地区的捻军和回民叛乱。左宗棠在平叛后又推动甘肃与陕西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从而使甘肃考生免受赴陕乡试之苦。左宗棠还通过推行西北茶政改革促进当地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地区回民叛乱的影响下新疆各地豪强趁机割据一方、各自为王。当时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争取外援。1865年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入侵新疆。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越过天山攻陷北疆的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盆地等地。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在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
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塞防和海防大讨论。左宗棠在这场大讨论中一针见血指出了新疆作为国家西部屏藩的战略意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1875年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而且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
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如何将好不容易筹措到的粮草和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呢？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前期的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就该动兵马了。
左宗棠在肃州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
在扫清敌方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叛军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随后左宗棠命刘锦堂部驻守乌鲁木齐：一方面防止阿古柏军北犯；一方面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同时左宗棠又命金顺部挥军西进：一时间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皆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进攻玛纳斯南城，然而一个多月后仍未能攻克玛纳斯南城。这时刘锦堂、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部增援会攻该城，最终清军于11月6日攻克该城。
至此天山北路被阿古柏占领的地区已全部收复。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所以刘锦堂部就地筹措军粮并为来年进军南疆进行休整。清军休整期间英国作为阿古柏的幕后支持者试图阻挠清军前进：当时英国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随即又表示愿出面调停清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冲突。英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属国政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总理衙门则把英方的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
左宗棠回复道：“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地与之亦可，何以索我膏腴之地以市恩？”俄国作为与英国在中亚角逐的老对手也在这时跳了出来。俄国人在这时施展了典型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鼓励阿古柏继续与左宗棠的平叛大军对抗，另一方面又利用阿古柏的窘境迫使其签订《俄阿边界条约》，从而将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划入俄国。俄国其实想的是在日后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阿古柏在英、俄两大列强的支持下调重兵在达坂城、吐鲁番设立了两道防线。
同时阿古柏自己则坐镇喀喇沙尔（今焉耆）做垂死挣扎。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刘锦棠部于4月19日攻破达坂城，击毙和俘虏敌军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部队则直捣托克逊。驻守在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这时张、徐两部也已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
至此清军在半个月内连克两道防线、歼敌万余。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时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这时新疆各族农牧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敌人：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纷纷为清军指引带路，主动配合清政府的军事部署。
在新疆当地各族农牧民的配合下清军的南进行动十分顺利。到了这年9月英国再次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这一无理要求。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
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尽管阿古柏政权已然覆灭，然而这时新疆全境并未完全收复。这是因为此时伊犁地区仍被沙皇俄国所占据。沙俄其实更希望清军和阿古柏叛军斗到两败俱伤。战争期间沙俄在清政府和阿古柏之间大搞两面派手法，从而得以通过1876年1月《俄阿边界条约》从阿古柏占领区获得大片土地。沙俄并不打算还回已到手的土地。
1878年1月2日和阗（和田）光复后乱军首领之一的白彦虎与阿古柏次子伯克·胡里逃入俄国境内。沙俄政府公然为这些人提供政治庇护。沙俄此举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些人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沙俄方面不仅拒绝将白彦虎等人引渡给清政府，还特许白彦虎的部队5年内不纳粮、20年内不抽丁。沙俄政府甚至时不时放他们过来抢掠边境。据《戡定新疆记》记载：（白彦虎部）抢粮饷、劫商旅、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肆意骚扰。沙俄方面这么做其实就是不想归还伊犁地区。
当初沙俄出兵占领伊犁时曾假惺惺地表示：“这不是占领你们国土，只是不忍心看到这里如此混乱而已。等乱事平定之后我们再把伊犁归还你们”。其实沙俄的真实意图是指望清军和阿古柏叛军斗到两败俱伤。这样沙俄就能继续赖在伊犁地区，久而久之也就造成了既成事实。然而沙俄方面没料到左宗棠的平叛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按说左宗棠平定南疆的阿古柏叛军后沙俄就该把北疆的伊犁地区归还中国，然而对领土有着执念的沙俄又岂能甘心就这么把伊犁还给中国？
在此之前还没哪个国家能迫使沙俄把已到手的土地吐出来的。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可不像阿古柏这样的割据势力一般好对付。显然仅靠以刘锦棠部为核心的入疆作战的军队是不足以驱逐俄军的，于是左宗棠一方面命入疆清军向伊犁靠近以对盘踞于此的俄军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留守在甘肃境内的西征军进行整编调动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沙俄在占领伊犁之初就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派出谈判的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
这份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中国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英国正与俄国围绕中国新疆、西藏以及邻近的中亚、波斯等地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所以英国担心俄国在中国获得太多利益会使其在与自己的地缘博弈中占据优势。
时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敏锐发觉身边的英国人几乎都在抱怨中国对俄国让步太多。清政府面对这样一份令国内民怨沸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到底不敢认账，于是改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曾纪泽赴俄后一方面援引国际法据理力争，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倘若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曾纪泽确定了外松内紧的谈判原则：所谓外松是指在外在形式方面尽可能创造相对缓和的谈判局面，所谓内紧是指利用左宗棠刚取得的军事胜利的余威作为威慑与俄方据理力争。
左宗棠为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工作而特意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并将自己的驻地由肃州迁往哈密。左宗棠以此向外界展示了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当时俄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与英、法的矛盾分歧较大，国内也在1880年后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运动，俄国的财政也无法负担和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沙俄最终决定与曾纪泽重新签订条约。中国因此得以成功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也废除了沙俄在松花江流域行船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左宗棠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劼刚（曾纪泽的字号）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条约签订后俄国仍得以占据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在本质上这仍是一次不平等条约。然而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成功迫使列强把已吞并的中国土地又吐了出来，所以当条约公布时美、英、法等国的舆论均一片沸腾。
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人马士对左宗棠和曾纪泽评价道：“左宗棠用铁和血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用和平的方式收回了伊犁。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准备作战——正如他的对手也做好了准备。正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外交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准备好有效地使用武力”。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提议新疆设省。
战争胜利后左宗棠又于1878年（光绪四年）再度提议。1878年末左宗棠就新疆设省一事第三次上奏。 1880年（光绪六年）5月左宗棠提出了新疆建省的第一个具体方案：拟设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苏，伊犁将军仍旧，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将全疆划分为五道，道以下各设府、厅、州通县。由于当时伊犁尚未收复，所以新疆设省一事被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左宗棠通过设置过渡性机构“善后局”、改革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等为新疆建省进行了筹备工作。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交还伊犁后左宗棠第五次奏请新疆建省。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制订了新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以下设府、厅、州、县。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甘肃新疆巡抚”、“甘肃新疆布政使”各一人。次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上奏。至此新疆正式改设为省。
新疆设省之时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正遭到法国的入侵。左宗棠认为法国一旦侵占越南后会以越南为跳板对中国边境构成威胁，所以他上奏朝廷分析利弊得失并请求赴边督军。朝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就没同意让他亲赴前线。中法马尾海战爆发后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1884年（光绪十年）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后积极布防，还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道奏折。
左宗棠弥留之际对朝廷提出两大请求：一是专设海防大臣，二是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后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也被正式设为一个行省。 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享年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故。 左宗棠临终之际口授遗折时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接着又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九）左宗棠被追赠太傅、谥号“文襄”。
清朝的张格尔之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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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初七,宣宗登基仅 10 天,来自西北边疆的奏报传来一个消息:张格尔叛乱。这一事件成了宣宗多年来寝食难安的重大问题。
一、张格尔叛乱的复杂背景自乾隆朝平定回部后,天山南北置官设治,形势稳定,保持了 70 余年的安定局面。然而,由于清朝官吏的苛剥和搜刮,激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大和卓博罗尼都叛清被杀后,他的儿子萨木克潜逃浩罕,后生三子,其中次子即张格尔。
作为和卓的后代,张格尔的玛赫杜米家族长期统治着天山南麓广大地区,在政治上和宗教界对当地维吾尔族人民有广泛影响。长大成人的张格尔时时企图恢复失去的“天堂”,在浩罕上层集团的支持下,不断骚扰边境,制造事端,并利用当地人民对清朝官吏的不满,煽动反清 。
当时,英国殖民势力已渗透到浩罕地区,与浩罕贵族一道怂恿张格尔重返南疆,与清朝对抗,企图乘乱渔利, 驻南疆的清朝官员及属吏贪得无厌,而伯克借他们之名,大肆勒索分肥,其至强迫维吾尔族少女轮流陪宿。这些不法行为构成 广激起民愤的又一原因。
张格尔得知南疆的民怨,以为时机已到,遂于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午)八月,率 300 余人骚扰边卡。但被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清军击败 。宣宗接到的奏报即奏此事件。
让宣宗恼火的是,在随后的事件处理中所暴露出的地方将吏不法问题 。他在上谕中明确告诫官员不要乱杀,防止激成更严重的对抗,可不久他就得到参赞大臣斌静将俘虏 80 余人一概处死的消息 经调查,得知部分事实真相:斌静腐败荒淫,专恣暴虐。次年二月,宣宗将斌静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
宣宗以为惩办了不法官员,便可平息众怒,却忽视了张格尔叛乱的更为复杂的背景。
遭到沉重打击的张格尔不甘失败,道光五年(1825 年),他北投布鲁特,募集人马,内派奸细,多次骚扰沿边村寨。是年九月,领队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出境剿捕,结果妄杀布鲁特游牧民妇孺 100多人。 此事激怒了布鲁特首领汰列克,率兵 2000 人追袭清军,将 200 多名清军全部围杀于山谷之中。此事件后,张格尔立即抓住时机,迅速扩张实力,事态急速恶化。
宣宗得报,马上派大学士长龄代替庆祥镇守伊犁,庆祥为参赞大臣,加强喀什噶尔的防务。 他告诫前线将士:最好能擒获首逆张格尔,不要轻易出击、冒昧轻进。
道光六年(1826年)夏,张格尔纠集了安集延、布鲁特等 500余人,由 开齐山路进南疆,先到距喀什噶尔 80 余里的阿尔图什,祭拜其先社的坟墓,然后,以墓地为大本营,鼓动当地民众造反。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得报,命舒尔哈善,乌凌阿率兵 1000 余人围攻,先们小胜,张格尔竟突围逃脱。10 余日之间,各城均参与版乱 浩罕首领穆罕默德·阿里汗与张格尔约定,如助西四城一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成功,“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喝尔酬其劳",也亲率军队万余人侵入南疆,攻打喀什噶尔、 遭到清军顽强抵抗,乌凌阿 、穆克登布等将领先后战死。
激战中,张格尔见清军防守实力不强,便不守诺言,不理睬浩罕首领 。而浩罕军在攻城中损失惨重,撤围退兵,其中有二三千人被张格尔说服,收为自己的亲兵,继续对喀什噶尔展开攻击。两个月后,城中弹尽粮绝,终被张格尔攻破,庆祥自杀。随后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一城同时陷落。
二、清廷对张格尔叛乱的征缴在喀什噶尔激战之时,宣宗才知事态的严重,下令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统领陕甘兵 500 人,迅速赶往哈密;又令山东巡抚武隆阿率吉林、黑龙江骑兵 3000 人前往,受扬威将军长龄节制,赶往阿克苏 。共集中军队约达 3 万余人。
当清军大队人马日夜西进之时,西四城已全部陷落,张格尔宣称自己为“赛义德·张格尔苏丹”,为当地的统治者,同时设官分职,恢复了和卓统治。为扩大战争,巩固其统治,他一面派军队东进,准备攻取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一面肆意征敛抢杀当地居民,激起了他们普遍的不满和反抗。
对于前方的消息,宣宗知道得既不详细,也不及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他的为政原则和想象发出指示。他不断向前线下发谕令,一再要求将领们注意擒贼先擒王,认为只有擒杀张格尔,才能尽快半息这场战乱,避免卷土重来。他指示大军多张贴布告,许诺有将张格尔缚获军前者,封以王爵,赏银 10万两。
当西四城失守消息传来之后,他才感到似一时难以收复,立即谕令长龄相机行事,“可停则停,可缓则缓”,注意节约军费开支。同时,他亲门操持对前线转输军用物资:粮食、兵器、马匹、军服及一位军需,源源运往西北。
八月，张格尔叛军与清军为争夺战略要地阿克苏展开激战。
阿克苏位于南疆中部核心地带,是控制整个南疆的关键。 清军如能保住阿克苏并迅速集结该地,既可阻遏叛军东进,又可以此为根据地,向西展开渐次争夺,最后收复西四城失地。因此,双方在阿克苏的争夺成了一场重要的战事。
占领西四城后,张格尔叛乱势力迅速东移,很快接近阿克苏,并将阿克苏南部的都齐特,洋阿里克,浑巴什、柯尔坪、萨雅里克等地占据,阿克苏受到严重威胁。当时,清朝增援部队尚在组建集结,为确保阿克苏的安全,办事大臣长清命参将王鸿仪率兵 600 人前往堵截,结果战败,全军覆没。
叛军兵锋直抵距阿克苏仅 40 里的浑巴什河一带。尽管长清续派兵力暂时抵住了叛军,但双方在浑巴什河两岸展开了频繁的攻守战。在阿克苏形势最紧张之时,长清不得不令马队驰骋扬尘,以“疑兵”来阻止叛军的进攻。
八月下旬,清军大队援兵陆续赶到,配合围攻,终于保住了阿克苏。道光六年(1826 年)冬,清军取得了攻取柯尔坪(今柯坪)的重大胜利,歼敌 3000 余人。道光七年初,清廷计划在清军集聚阿克苏后,分两路西进。主力出中路台站,一直攻击前行;偏师自巴什雅哈玛山迂回,直抵巴尔曷山草地,邀截叛军的逃窜,并与主力形成夹击之势。在大军出发之前,长龄经过认真分析,决意改变这一攻击计划。
他认为,乌什边外路险难行,加上邻近的布鲁特部民情况不明,孤军深入,一旦发生意外,后果难料，而阿克苏、库车,乌什等战略要地,又不能不分兵留驻。如此,兵愈分,势愈单弱,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他决定以步骑2.2 万人,全力出中路 。二月初六日大军西进。
军行半月，一路顺利,只是军粮告急,以至于宰杀疲驼羸马允军粮。 二十三日中午,大军抵洋阿尔巴特,遇叛军 2 万余人,一场激战开始 ，长龄审时度势,将全军一分为三,以杨遇春将右军,武隆阿将左军,他自督中军前击。 沙岗上下,喊杀震天,在清军全力猛攻之下,叛军纷纷逃散,连追 30 余里。计歼叛军万余人,生擒3000 余人,获全部粮草牲畜,清军士气大振。
二十五日,清军进抵沙布都尔,此处“多树苇,决水成沮洳,贼数万临渠横列” ，长龄仍将全军分三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涉水向前攻击。然后,由骑兵自两翼迂回包抄,直刺叛军。叛军纷纷逃窜,被清军追杀过浑河40里。随后,清军又杀退叛军援兵。据统计,此战消灭叛军达四五万人。数日后,清军进抵喀什噶尔的重要门户阿克瓦巴特。
张格尔自知成败在此一举,他投入叛军10余万人,准备与清军决战。二十八日清晨,清军展开攻击,枪炮齐发,并施放喷筒,藤牌兵穿着虎衣、虎帽杀入敌阵,叛军马队受惊,立即陷人混乱。清军两翼骑兵自后掩杀,奋力追击,直抵洋达玛河,歼灭叛军二三万人,活捉 2000 余人。次日,清军进至喀什噶尔附近的浑河北岸。
在南岸,叛军列阵 20 余里,挖壕三道,筑土冈一道,准备拼死背城一战。 双方对垒之后,互施炮火,未立即进攻。当天夜里,天气突变,大风“撼木扬沙”,天昏地暗。
长龄发现叛军占据有利地形,又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认为为防叛军乘风沙来突袭,应后撤 10 里,等待天气回转。杨芳则认为时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战,难持久。于是,清军派骑兵 1000 人绕自下游过河,以牵制叛军。
长龄、杨遇春等率大队转向上游,于上风处渡河,潜逼叛军营垒,突发炮火攻击,一时炮火连同风沙,山扑叛军。 叛军毫无防备,阵势大乱,自相践踏,惊慌而逃。天明时分,清军全线渡河,风止沙落,直抵喀什噶尔。当天下午收复被旧据半年之久的喀什噶尔城 ，张格尔虽已逃脱,但他的妻子、侄儿被活捉。 这次战斗歼叛军 6 万余人,活捉 4000 多人。
从 三月初到 三月末,清军略事休整,便分路继续收复失地。
一月之中,接连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田等地,并又消灭叛军数千人 。至此,南疆重归平定。
三、善后及活捉张格尔南疆将如何管理,是平定后必须考虑的。
道光七年(1827年) 五月, 长龄在奏折中建议:将回疆参赞大臣和帮办大臣的驻地,由咯什噶尔东移至阿克苏,仍总理回疆八城事务,节制满汉官兵。西部其他三城原设官员一并裁撤,因张格尔未获,形势未稳,西四城仍以 800 驻兵镇守。
一应西四城事,暂设大阿奇木(维吾尔族官吏)一,小阿奇木二,分别管理。一两年后,根据情况酌量撤军,再决定能否实行土司制度。武隆阿在奏报中也是这样想法,对于这种“捐西守东”之策,宣宗并未赞同。他要求尽快捉拿张格尔。
九月,又命直隶总督那彦成以钦差大臣赴回疆,料理善后事宜。
在此期间,张格尔仍在到处流窜,但他慑于清军兵威,浩罕及厄鲁特各部都不愿支持和接济,处境日益艰难。年底,当长龄侦知张格尔有纠众再次入侵的动向,便派遣黑山派回众大造舆论,说清兵已经撤走,喀什噶尔回民都期待张格尔回来。张格尔信以为真,十二月二十七日率骑步兵 500 余人从开齐山旧路进入哨卡,后起疑心逃跑时,被清将杨芳率队猛追,其部属在喀尔铁盖山被清军斩杀殆尽,张格尔终于在山顶被生擒。
道光八年(1828 年)五月,张格尔被押送至京师。十二日,宣宗在午门 举行“受俘”仪式。两天后,宣宗在圆明园廓然殿廷讯,命将张格尔“寸磔枭示”。并下令勒碑太学及喀尔铁盖山,以纪念此次战事。
那彦成全回疆后,按宣宗指示全面整顿新疆:北路六城由乌鲁木齐都统专辖,南路八城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专辖,两路均归伊犁将军统辖。 并加强对各城属官的管辖、监督和选任。所有处理日常事务的章京等官,一律从京师拣选。严格各城各级伯克(维吾尔族官吏)的选补和回避制度。增加了官员养廉,准许携带准属,配备一定的属役,裁禁各种陋规,加强防务,训练戍卒等。
同时,决定新疆南北断绝与浩罕的贸易,其他国家和部落只要按章交税，并不为浩罕转卖代销,均可正常贸易;寓居新疆不足 10 年者,律遣返;居住 10年以上,行为端正者,则可永远居住,等等。
至此,平息张格尔叛乱才算胜利结束。此次战争,调动4万余众军队,仅军费就花费掉 1200 余万两,前后达 7 年之久。反映了清廷对边疆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的削弱,也使本已日益紧迫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虽说是发生在道光初年,事实上,仍然是乾隆朝大小和卓问题的后遗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张格尔勾结境外势力,在西北重新燃起战火,攻城夺地,自建政权,完全是分裂中国的罪恶行为。张格尔的“反清”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反清斗争是性质不同的。
宣宗决策予以坚决镇压,直至活捉张格尔,平息战乱,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统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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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康熙要亲自征讨他？
康熙皇帝，是中国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在他前后长达六十一年的帝王生涯中，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亲征准噶尔，全国领土得以统一与扩张，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水平显著，满汉矛盾逐渐消弭，这使得其也收获了非常高的历史评价。
而在康熙一生的对内、对外战争中，康熙皇帝都是坐镇京师运筹帷幄，唯独在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三次决战中，均选择了御驾亲征。而康熙皇帝之所以如此重视噶尔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噶尔丹和他的准噶尔汗国是他一生中所面对最为强大而又危险的敌人，并且对大清王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噶尔丹并不是一般的“人”，他最初的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温萨活佛四世。当时的藏区与蒙古地区，笃信藏传佛教，包括清朝统治者本身，也是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而当时藏传佛教中，影响力最大、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四大宗派”中的格鲁派，其宗教领袖为即统领前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统领后藏地区的班禅额尔德尼、统领青海内蒙的章嘉呼图克图、以及统领外蒙地区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噶尔丹全家就是虔诚的格鲁派教徒，并且与四世班禅额尔德尼老师的三世温萨活佛关系密切。而三世温萨活佛在临终前，特别指明将要转世于当时尚未出生的噶尔丹，就这样，噶尔丹在出生之后马上就成为了四世温萨活佛，并且在此之后长达十年的西藏求学经历中，不仅建立与五世达赖喇嘛以及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友好关系，同时为自己在藏传佛教教众中，树立了非常崇高的影响力和地位。
康熙九年（1670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哥哥僧格被杀，僧格的旧部纷纷背叛离去，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此时的噶尔丹利用自己活佛的身份和影响力，马上稳定了局面，特别是他率领着身边仅有的二十名护卫，直接追上了准备投奔车臣汗的部队，带头冲入几万大军中，直接招降了这支部队，进而重新将准噶尔部归于一统，自己则开始担任准噶尔部首领并且辞去了佛职。
然而，噶尔丹作为“活佛”的影响力依旧非常明显，他先是借助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完成了对漠西蒙古诸部的统一，建立了准噶尔汗国，随后又吞并了南疆的叶尔羌汗国，统一了新疆。
在这之后，噶尔丹开始利用自己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了漠北蒙古诸部中，特别是他不断指责、批评漠北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对其进行打击、排挤，以削弱其影响力，更是持续性的挑唆漠北蒙古两大部落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漠北蒙古的分裂以及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战争。而噶尔丹先是暗中支持札萨克图汗，随后又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直接攻打土谢图汗，进而降服了整个漠北蒙古。
至此，噶尔丹建立了一个控制领土和影响力范围达当时大半个中国的庞大国家，实力极为强大，更重要的是，噶尔丹更是坐拥着“活佛”身份，这让不少信仰佛教的清朝官兵有着巨大的敬畏之心，在“活佛”面前，必然只会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而康熙只能依靠自己“天子”、“皇帝”的身份去震慑噶尔丹，才能平抑士兵心中的平衡，进而才能真正打赢这场与准噶尔部的战争。
与此同时，噶尔丹的实力也是康熙一生之中所面对的对手中，最为强悍的。首先是控制领土上，前文中也说到了，此时的噶尔丹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
在完全控制了漠北蒙古诸部之后，噶尔丹已经控制了今天的新疆和外蒙地区，以及内蒙与中亚的部分地区，同时由于当时的藏区实际统治者第巴桑结嘉措是噶尔丹的“同学”兼挚友，选择支持噶尔丹，并且受到噶尔丹的保护，包括今天西藏、青海、甘肃南部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区也被划入了噶尔丹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使得噶尔丹实际控制的范围达到了超过700平方公里。
而此时的清朝实际控制的领土也仅仅是明朝留下的两京一十三省的地区以及清朝入关前的东北与漠南蒙古地区，面积也是700多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此时的噶尔丹已经是与康熙分庭抗争的局面。
其次，噶尔丹得到了沙皇俄国的大力支持，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
清军入关后，沙皇俄国趁着东北空虚，占领大片土地，康熙不得已，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两次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成功打退了俄国侵略者，并且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式与沙皇俄国签署了《尼布楚条约》。
在《尼布楚条约》中，清朝已经就领土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沙皇俄国仍不满足，积极扶持噶尔丹，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财物、粮草等战略物资，同时，更是为其军队装备了当时先进的大炮和滑膛枪，使噶尔丹在与蒙古诸部的对战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噶尔丹也将矛头继续对准大清王朝。
再次，噶尔丹一直以来都将自己先人创下的基业当做自己的目标。
漠西蒙古，也叫卫拉特蒙古，这个“卫拉特”就是明朝时候“瓦剌”的谐音，而噶尔丹就是当年短暂统一蒙古各部，并且在“土木堡之变”中打败五十万明军、俘获明英宗，进而进攻北京、迫使明朝开展“北京保卫战”的瓦拉首领也先的后人。
噶尔丹一直以也先，以及蒙古族的另一位伟大首领成吉思汗为榜样，因而他也有着强烈的进攻欲望，也希望建立大一统的蒙古王朝，这都使得他始终对于清朝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正是因为噶尔丹以及他领导的准噶尔汗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对大清王朝构成的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康熙也必须要高度重视他这个对手的存在。
一年之前清军与噶尔丹的首次交锋以清军全军覆没收场，此时的康熙已然是没有退路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乌尔会河之战，可以说是大清王朝和准噶尔汗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较量，噶尔丹亲率两万多人的精锐骑兵部队长驱直入，清朝大将阿尔尼率两万清军主力前往迎战阻击，结果是噶尔丹大获全胜，几乎是将阿尔尼的部队打了个全军覆没。噶尔丹的准噶尔骑兵本就战斗力强悍，加上沙皇俄国暗中提供的火炮、滑膛枪械等先进武器，着实让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清军难以招架。就这样，噶尔丹继续前行，一路势不可挡。
此时噶尔丹的兵锋距离北京仅仅只有不到一千公里，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对于康熙而言已经是没有退路，战败就以为他也要经历一次“北京保卫战”，甚至是要经历“靖康之耻”，这对于康熙来说是一场输不起也不能输的战争，而他也选择了御驾亲征。
最终，经过康熙三次御驾亲征，终于彻底击败了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决定康熙与噶尔丹，大清王朝与准噶尔汗国命运的乌兰布通之战打响。康熙调集五万军队，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统领的三万大军，出古北口，一路是由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统领的两万大军，出喜峰口，两路大军起头并进，企图对噶尔丹形成夹击之势。同时，康熙又调盛京与吉林将军麾下一万主力部队，从东向西，协同两路大军战斗。而康熙皇帝在两路主力出发后，殿后随行，然而行军途中，康熙皇帝得了风寒，遂“从诸臣之请”回朝养病，重新任命福全为主帅，提辖一切军务。而乌兰布通之战以清军惨胜告终，康熙的大国舅佟国纲战死，噶尔丹率残部逃走。
六年之后，康熙皇帝先发制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分三路大军主动出击奔向噶尔丹而来。康熙皇帝本人御驾亲征，统领中路大军直面噶尔丹。噶尔丹的部队面对康熙是一触即溃，清军大获全胜，噶尔丹仅率数十人逃离，从此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了。
一年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得知噶尔丹逃窜到了宁夏地区，随即再一次带兵亲征，渡过黄河，直扑噶尔丹而来。这个时候的噶尔丹已经是众叛亲离，在绝望中，噶尔丹选择了服毒自尽，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康熙也就此消灭了他一生之中最为强大，同时也是对于大清王朝威胁最大的敌人和对手。
而在噶尔丹去世后准噶尔汗国在与大清短暂和平了二十年后，在噶尔丹的继任者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人的带领下继续与清朝对峙，最终经过康雍乾三代帝王近70年的努力，最终灭掉了准噶尔汗国，同时也将自噶尔丹时期开始的准噶尔问题彻底解决。
互联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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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隐蔽性也使其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兴风作浪之地。因其投入成本低、高回报，不少犯罪分子将侵害对象瞄准到网络上。例如传播病毒、黑客入侵、通过银行和信用卡盗窃、诈骗等。
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但有些信息和思想是需要注意的，特别是对青少年。年轻人正是塑造世界观、人生观的时候，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资讯如果不能加以辨别难免会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崇洋媚外的思想。最近网络上兴起的声讨“娘炮”现象，便是因为人们开始注意到男生女性化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
总体上说，互联网的好处是无可估量的，试想没有互联网，我们敢叫地球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