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精髓是什么?

2023-11-06 06:54:06 34阅读

1、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精髓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精髓，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一）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e68a84e799bee5baa631333339653734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

（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

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

2、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指中国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具有影响，可以继承，并得到不断创新发展，有益于下代的优秀道德遗产。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的总和。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它也是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结晶。

3、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这足以看出，中国人都是吃货，饮食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

1、风味多样，中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2、四季，因为地大物博，四季分明，所以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3、品味情趣，这点可谓是到达极致，也不难看出中国的文人墨客大多都是吃货，菜品取名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送上两张盗图

叫花鸡

狮子头

4、药膳，吃货是可以从任何事情中得到启发的，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中医更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所以，药膳也应孕而生了。

5、技艺，除了选料精良外，归根究底饮食的好坏还是以技艺来体现的，常用的技法有：炒、爆、炸、烹、溜、煎、贴、烩、扒、烧、炖、焖、氽、煮、酱、卤、蒸、烤、拌、炝、熏，以及甜菜的拔丝、蜜汁、挂霜等

但这些技法最终要提现在菜品上，色、香、味、俱全，酸、甜、苦辣、咸，尽显人生百态

4、叶圣陶的教育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旨在“做人”--这是教育的宗旨、目标。叶氏认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那是不正确的。读书，读教科书，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受教育，学做人，手段不止于读书，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问题上，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说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种做法。叶氏说:“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什么是叶氏心目中的“够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何所为而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现代社会，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知”也能“行”。叶氏说:“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这如何要得?”有知识，也有本领，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在现代社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一个“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做人，怎么做法?叶氏认为，在校学生说起来是在学做人，实际上，“学”的过程也必须是“做”的过程。不能说，学生时代只是未来做人的“准备”阶段;否则，就意味着做学生与做人是一前一后的两回事，决无这个道理。叶氏说:“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将来固然重要，现在却是通向将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同样重要。现在学会做一个够格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学，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所以，叶氏十分强调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过程中，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决不能仅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上能说，必须行动上真正能做才行。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那么做人是人人必须学会的，否则要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须是受教育者的全体，而不是少数个别“超群”人物。叶氏在40年代就曾大声疾呼:“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人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他在呼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时候，又强调:“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多数”还不够，必须是全体。这对那种以为普通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思想是严肃的否定。第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叶氏教育理论的闪光点，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且是在强调“养成”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学会做人，质言之，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叶氏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这“真能”的标志是什么?叶氏的观点是:要习惯成自然。叶氏说:“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氏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以之。习惯，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得益;坏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累，甚至还会殃及旁人、贻害社会。叶氏认为，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想怎样就怎样，不上任何规矩，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一切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够格”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另外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别国。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叶氏认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小”抓起。从“早”抓起，就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步。叶氏说:“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受用。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所谓从“小”抓起，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这样，才能在对待大事、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叶氏在抗战期间论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时，曾对“立身为公”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学生在校读书，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叶氏说:“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这样看来，在叶氏心目中，养成习惯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第三，贵在“自得”--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叶氏确认，实施教育的关键既在养成种种好的习惯，那么习惯的养成必须靠受教育者自己尝试着去做，尝试着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习惯的养成靠自励，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无济于事的，至少是劳多而功少的。对于教育，叶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说:“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所谓“不需要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了自我教育的本领。在叶氏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自学能力的人，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则，算不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叶氏进一步强调说:“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叶氏曾经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学能力的重要。从知识的广度上看，在现代社会要做个“够格”的现代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尽。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为例子教给学生;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必须由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掌握，去扩充。从知识的深度上看，人类的知识财富，其积累主要不是机械相加，而是发展演进。因此，受教育者对于现成的知识，决不可“光知守而不知变”;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才是。这种发现、改革、创新，是别人不能代庖的;必须在自学过程中逐步到达这样的境地。要培养自学能力，教者就必须在“导”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善教者必须首先是个善导者。叶氏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学生对于教师，养成了种种依赖的习惯，这是教育的失败。要理解一个问题，依赖教师的讲述;要记录知识的要点，依赖教师的板书;要知道章句的错失，依赖教师的批改;再进一步，检查自己学得怎样，依赖教师的测试;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勿使放纵，依赖教师的管教。这样下去，离校以后他还能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吗?所以叶氏竭力主张，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这“时时不忘放手”，正是叶氏形象表述的一条教育原则。坚信教育的原则在“自求得之”，还须充分认识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内在潜力。叶氏说:“善于启发的老师都把学生看成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学生，即使是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木头，他总有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某种基础，善教者无非是善于利用这种基础，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凭借自己原有的潜力去获取新知识，锻炼新本领。而拙于教者，总是过低地估计学生的学习潜力，在学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还在喋喋不休，以致学生听而生厌、昏昏欲睡。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实施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确定的。叶氏说:“方法问题，我以为总不宜定于一(定于一相当于近年来流行的‘一刀切’)。”而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其目标都应该是“达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学生培育成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他们的前辈的新的一代”。第四，效在“直观”--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纸上得来总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教育即读书这种陈腐观念，造成了学校教育单纯地、片面地重视书本知识的偏颇。而叶氏则主张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须重视直观。叶氏提出的“直观”，决不仅仅是指课堂教学中运用图片或其他直观教具。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叶氏认为，学校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因此，学校应该为学生设置种种环境，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学习做人。早在任教于吴县甪直高小的时候，叶氏就同吴宾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学校里开辟“生生农场”、开办“利群书店”，还设置“百览室”“音乐室”“篆刻室”，组织戏剧队、演讲队等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早早地去接触生活，锻炼生活能力。在30年代，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病，尖锐地指出:国语科光读书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直到现在，他对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教育必须重视直观，而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从学校范围内说，有条件的要开辟动植矿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实习工场、种植园地之类;从学校范围之外说，要组织学生到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天文馆、地质馆、科技馆、图书馆去参观学习;再扩大言之，工厂参观，农村访问，社会调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所以，叶氏的“直观”论，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的简要而朴素的表述。叶氏的“直观”教育，不仅指直接接触各种事、各种物，而且还指直接接触各种人。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所以，叶氏强调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多接触品行端正的人，接触足以为人楷模的人，使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叶氏说:“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从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会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十分重要的直观。叶氏强调“直观”的效能，是同他坚信教育的实践性、感染性和综合性直接联系着的。教育不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够实地去做，这就非直接去接触事物不可;教育不仅要诉诸人的理智，更要诉诸人的情感，要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而这种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触有关的人、有关的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萌发，才能激起波澜;教育不仅要传授某项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真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须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而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触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叶氏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但我相信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观察、研究、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二叶圣陶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丰富、深厚的基础。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叶氏是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勇猛地抨击当时的封建旧教育的战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为起点的。而他的抨击、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旧式教育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反科学、反民主的腐朽本质上。对于旧时代一些先哲和学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他决不妄加否定，相反，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民族教育的精华，他总是精辟地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这里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了然于胸。叶氏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精华的吸取和改造。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叶氏一贯主张教育要注重启发，要引导学生举一而反三。在最近为陈侠《论教育规律及其他》一书作序时，他还强调:“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叶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倾注全力反复加以申说的，并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予以解释，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学习必须求得自身真得实益的道理。叶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为己’”的文章，精辟地解释了荀子的“为己”说:“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叶氏认为，如果认定“为己”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抛弃死读书的做法，而要把印在书本上的各种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和能”，要“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无疑是叶氏教育理论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础。在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上，叶氏也是弃所当弃，取所当取，决不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孔子提倡“温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后世的书塾学馆，也大都强调要温理旧课。叶氏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他认为，通过温故，“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决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再如古代学文讲究“吟诵”，叶氏深以为然，认为“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对吟诵的科学依据作了透彻的说明。但他也注意到了传统吟诵法在运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其二是实行“强记”，这种“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所以叶氏认为，光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而忽视吟诵，是一种偏向;光注重吟诵，而忽视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也是一种偏向。“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可见，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以及教育实践的经验，叶氏都十分珍视，并且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从而有选择地予以吸取。这种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创造精神，是叶氏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