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交友网,明朝为什么要设立西厂?

1、北镇交友网，明朝为什么要设立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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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广西大藤峡瑶族人,最初以幼男入禁中,因为年少黠谲,深受明宪宗宠爱,得掌御马监。后来,妖人李子龙“以左道惑众",宦官鲍石、郑忠与之相结,“夤缘入内府”,经常引到万岁山观望,“谋不轨",事被锦衣卫官校发现,“伏诛”。时为成化十二年(1476年)。这个事件的发生,引起明宪宗的极大不安,他“锐欲知外事”,于是命令汪直易服化妆,带校尉一、二人,不断“密出伺察”。

第二年正月,正式成立一个特务机构,“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由于原来已有一个以“东厂”为名的以宦官掌管的特务机构,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便起名“西厂”,以与东厂相区别。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其速捕朝臣,“初不俟奏请”,有先下狱而后奏闻者,有旋执旋释,竟不奏闻者下至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以捕妖言图官赏”,其旗校“多为赝书诱愚民而后捕之,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

一、西厂的权势熏天

西厂成立后屡兴大狱,不到半年就有好几起。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二月有杨晔之狱。杨晔是建宁卫指挥,故少师杨荣的曾孙,与其父杨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师,匿于姊夫董玙处。董玙找到汪直的心腹锦衣百户韦瑛求情,韦瑛表面许诺,暗地里却报告汪直。

汪直立即把杨晔和董玙逮捕,用称为“琶”的一种锦衣卫特有的酷刑拷讯。杨晔“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因不胜其苦,妄言寄金于叔父兵部主事士伟处。汪直不奏闻朝廷,即捕士伟下狱,“并掠其妻孥。狱具,晔死狱中,泰论斩,士伟等皆谪官”。

借这个案件,汪直还“诬左右大臣”多得杨晔的贿赂,除大学士商辂外,并及刑部尚书董方、都御史李宾等。同年四月，有掌太医院事左通政方贤、太医院判蒋宗武、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狱。韦瑛向方贤索取药品,方贤未给,韦瑛大怒,派人“恣检其家,得片脑沉香,以为盗之官库”,又搜出“御墨及龙凤瓷器,俱以违法论”,因将之执下西厂狱,并株连而及蒋宗武,齐下狱。乐章、张廷纲出使安南回国,厂校执之,鞠其受馈遗有迹”,因革职“冠带闲住”。

武清,于广四勘事归,至通州,厂校谓其有所赍载,不俟奏”执之下狱后讯鞫无验而释放,“竟不以闻”刘福丁母忧服除,“有构之于直者,遂执系厂狱”,不久以查无事实获释。黄本自云、贵清军刷卷还,汪直令韦瑛搜查得象笏一个,执送锦衣卫,革职为民。”

二、大兴诏狱犯众怒而罢黜

汪直利用西厂罗织人罪,数起大狱,搞得政治空气极为紧张,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反对,这导致西厂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一度被罢。

当时大学土商辂在要求罢西厂的奏疏中指出:“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分事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这个奏疏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但明宪宗看过后,竞大发雷霆,说什么“一内竖辄危天下乎?”让太监怀恩传旨严加斥责。

商辂据理力争,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

商辂的这番话感动了怀恩,他不再斥责商辂,而是将其所说如实报告了明宪宗。明宪宗大概对这番道理无法驳倒,只好听从其建议,下令罢西厂,令汪直回御马监,把韦瑛调边卫,遣散诸旗校。

三、复开西厂

不过,明宪宗并非真心接受商辂的意见。当时西厂虽革,但犹密召汪直伺察外间动静,并且让他寻觅会耍笔杆的人作助手。有人推荐锦衣副千户吴绶,遂于罢西厂的当月,令其“同在镇抚司问刑”。太监黄赐、陈祖生曾在司礼监任职,位在汪直之上,汪直对他们很记恨。

西厂被罢后,汪直诬称商辂奏疏为“黄赐、陈祖生意”,目的是“为杨晔报复”。明宪宗即将他们出之南京。御史戴缙,品质很坏,“险躁干进”,以九年秩满不得迁而着急,这时得知明宪宗对西厂念念不忘的本心,遂上书“盛称(汪)直功”,请复西厂。

明宪宗看后,正中下怀,于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十五日下令复开西厂。大学士商辂因西厂终于恢复,知事不可为,于是上疏坚决要求致仕。明宪宗也乐得他离开,在恢复西厂的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他的辞呈。

另外,与汪直有矛盾的刑部尚书董方、都御史李宾等人也先后被迫去职。汪直的权势随之更大,“士大夫益俯首事(注)直,无敢与抗者”。势焰之凶,甚至可使人假冒汪直之名,横行各地。成化十四年七月江西人杨福路过南京,有人说他相貌酷似汪直,他就诈称自己是汪直,进行诈骗,“自芜湖乘传给廪,历常、苏,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威福大张”,最后到了福州,才被镇守太监卢胜所识破,“执问如律”。

西厂重开之后,与汪直勾结在一起、充当其帮凶的主要是王越和陈钺。王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因而在朝臣中相处不谐。汪直势盛之后,他通过结识韦瑛而与汪直拉上了关系,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二月,遂升任兵部尚书。

而陈钺也靠结交汪直而擢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成化十五年秋,汪直受命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

各边都御史畏惧汪直,“服囊鞬,迎谒,供张百里外”。汪直到辽东,陈钺“郊迎浦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汪直对他更加喜欢。兵部侍郎马文升恰好奉命在辽东,“直至,不为礼”,对陈钺也很怠慢。陈钺、汪直于是对之进行陷害,终于使之丢官谪戍。

汪直“年少喜兵”,陈钺给他出主意征伐伏当加,以“立边功自固”。汪直即用抚宁侯朱永做总兵官,自任监军出兵征伐伏当加。师还,(朱)永封保国公，（陈）钺晋右都御史,(汪)直加禄米”。

王越看到陈钺用协助汪直出征的办法得到了好处,也起而效法,劝汪直出征,汪直用其谋,“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让明宪宗下令朱永与王越”西讨,(汪)直为监军”结果王越得封威宁伯，汪直再加禄米。汪直的出征,招致了边境的不安宁。“

“伏当加寇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杀掠甚众”。辽东巡按强珍上表弹劾陈钺,汪直袒护陈钺,竟将强珍谪戍。“于是恶(汪)直者,指王越、陈钺为“二钺”。

四、汪直失宠与永罢西厂

汪直炙手可热的势焰,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终于导致了他的倒台。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工俳优”,一天于宫中扮作醉汉撒泼骂街,有人告诉他皇帝来了,他谩骂如故,而告诉他汪太监来了,他马上撒腿避走,并口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他又曾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持两钺来到明宪宗面前,旁人问他,他便说“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为何钺,答以¨王越、陈钺也”。明宪宗听后哈哈大笑,而笑后则渐渐注意到汪直权势过大和仇怨者众的情形。

这时又发生了汪直、尚铭争功的事件,使汪直处境更为不利。尚铭是主管东厂的太监,最初因依附汪直而进用。正当汪直忙于出征的时候,有盗西内物者,明宪宗命厂校侦缉,东厂捕得上报,尚铭得到奖赏。汪直怨恨尚铭抢功,口称“铭敢负我!”尚铭自知捅了马蜂窝,“惧将倾已”,遂决定先发制人。

以前汪直“时或泄禁中语于(王)越”,王越传之他人,尚铭有所耳闻,因将之奏上,并“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明宪宗于是开始疏远汪直。成化十七年(1481年)秋,汪直和王越受命往宣府御敌,敌退,汪直请班师,不得获准,反被徙镇大同。汪直既久镇在外,其宠更衰,给事、御史们交章奏其苛扰,请仍罢西厂。

成化十八年三月,西厂最终被罢。成化十九年六月,调汪直南京御马监;八月,降为奉御,其党羽亦先后罢黜。汪直利用西厂当权用事的历史,遂告结束。

刘瑾专权的时候，一度复设西厂，由谷大用掌西厂，但随着刘瑾为加强特务统治在东西二厂之外,刘瑾又立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其为害社会,“尤为酷烈”。西厂已没有成化年间的权势熏天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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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真的有天才存在吗？

客观的讲，天才是存在的，但也是有条件的。否则天才弄不好，也会变成废才。

华为天才少年张霁

什么是天才呢？天才与遗传和环境两者有关。天赋潜力能否开花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机会和训练。

《论语.季氏》所讲的“生而知之者”，即天才是天生的说法是片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里不论有几个孩子，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五个，如果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全家所有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这是规律，全国各地，不胜枚举。据说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不几，都是一流人物，国际知名。

梁启超和家人

智力测试、专才资优测试表明，天才可以靠后天努力补偿的，也要有努力动机、意志力、毅力方面的脑功能发达才可以。大多数天才受文化、成长背景、经验影响。他们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勤俭、谨慎、博爱、健康、学业、事业、情感、创造力和推理判断力等等，都有超乎常人的表现，但不一定都成为名人、伟人。

所以我认为，天才有先天和后天两个因素组成，一方面先天感觉敏锐、富有激情；另一方面自然成长，并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大量知识。天才这种后天因素是在自由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古今中外名人和名家都对天才讲过十分中肯的话:

天才的十分之一是灵感，十分之九是血汗。(列夫.托尔斯泰)

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爱迪生)

我是个拙笨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梅兰芳)

天才出自勤奋。(高尔基)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鲁迅)

没有伟大的愿望，就没有伟大的天才。(巴尔扎克)

无论哪一行，都需要职业技能。天才总应该伴随着那种导向一个目标的有头脑的不间断的练习，没有这一点，甚至连最幸运的才能，也会无影无踪地消失。(德拉克罗瓦)

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歌德)

不间断的努力

多么精辟的阐释！

关于天才，北宋有个著名的方仲永的故事，发人深省。方仲永无师自通，提笔写诗，名声鹊起。听说乡下有个能指物作诗的5岁神童，城里人为一睹风采，纷纷邀请方仲永的父亲进城作客，并愿意出钱求诗。同龄人王安石隨父亲探亲在家乡遇见方仲永。王安石也是"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的神童。对他来说，方仲永的大名如雷贯耳。但试探让仲永写几首诗，便觉得仲永并不似传说的那么厉害，大失所望。又过七年回乡下老家探亲，听说仲永已回乡务农。于是三年后，想起方仲永的遭遇，他写下著名的《伤仲永》一文。

故事讲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聪颖的神童回归到普通农民天才殒落的故事，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王安石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露出端倪。

我们现代人对天才的看法绝对不能陷于唯心主义的泥沼，步方仲永的后尘。我们惋惜仲永，是因为他荒废了学业，靠小聪明过日子。当代青少年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使有先天的潜能，也要进行后天努力和奋斗，争取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世界冠军王适娴

3、你家有哪些风俗习惯？

三月三是中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时在农历三月初三。 古称上巳(sì)节，是一个纪念黄帝的节日。相传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农历三月三日，也是道教神仙真武大帝的寿诞。真武大帝全称“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玄武，真武真君。生于上古轩辕之世，农历三月三日。不少专家倡议将轩辕黄帝诞辰三月三日、上巳节设立“中华圣诞节”，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三月三也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壮族人称“窝埠坡”或“窝坡”，原意为到垌外、田间去唱歌，所以也称“歌圩节”也有称是为纪念刘三姐，因此也叫“歌仙会”。

三月三是广西法定假日：

武鸣“三月三”歌圩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壮文化品牌，成为一张亮丽的壮民族名片。

4、明朝后期大将李成梁是不是千古罪人？

“南戚北李”，即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两位边关名将，曾经使逐渐没落的大明王朝，一度又是威风八面。

应该说，当时李成梁的威名要远远胜过戚继光，甚至就连大清帝国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都曾经在李成梁手下打过杂。

李成梁(1526年-1615年)，字汝契，号引城，辽东铁岭(今辽宁铁岭)人，明朝后期与戚继光齐名的名将。

众所周知，在大明王朝的后期，一直都是文贪武懦，边备废弛。

但在李成梁坐镇辽东的30多年间，他率领辽东铁骑先后对蒙古、后金等强敌取得了十次大捷，并建立了著名的宽甸六堡，聚民六万四千余户，开疆拓土近千里。这也难怪满清在修《明史》时，也不得不承认"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万历初年，正值大明王朝的边备废弛之时，当朝首辅张居正启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

张居正不愧是位名相，确是有知人之明，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李成梁不负众望，多次击败了蒙古铁骑的犯边，确保了大明王朝东北边境的安定。

李成梁于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元年(1573年)、万历三年(1575年)、万历四年(1576年)、万历五年(1577年)、万历六年(1578年)，七次击退了蒙古诸部的入侵，论功被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成工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因为家中贫困，他直到40岁才以生员的身份世袭了军职，堪称是大器晚成。

从军后的李成梁显示出了他的大将之才，因为他屡建战功，由起初的参将很快就进升为协守辽阳的副总兵官， 隆庆四年(1570年)，李成梁被提拔为辽东都督佥事，出镇广宁。

在此后的十年间，蒙古、女真各部辽东，明朝执掌辽东的三员主将相继战死，最后是李成梁抵挡住了蒙古、女真各部的轮番攻击，没有让“土木堡”的悲剧再次上演。

在击退了蒙古诸部的入侵不久，逐渐强大起来的建州女真又不断入侵辽东。

李成梁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之外，他还修筑了著名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人的最前哨。

六堡筑成之后，李成梁又在此开了马市和木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朝与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矛盾，另一方面，开市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令李成梁能够有钱装备起了当时明朝最精锐的军队——辽东铁骑，但此举也最终成为了言官们弹劾他贪污腐化的铁证。

万历二年(1574年)，建州女真纠集了蒙古土默特、泰宁诸部，大举进犯辽东重镇辽阳、沈阳。

此时执掌辽东的李成梁大败女真、蒙古联军，此役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李成梁俘虏，后来这兄弟俩在李成梁家中充当了仆役，所以，努尔哈赤一直对李成梁敬若神明，直到李成梁死了之后，努尔哈赤才敢下什么“七大恨”的造反。当然，也有人称李成梁为“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当时就将努尔哈赤给砍了。

随着地位与声望的如日中天，李成梁不出所料的遭到了言官们的弹劾，最终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被罢官。

但在李成梁被罢官后十年之间，辽东地区的边备是千疮百孔，不断遭到了蒙古、后金等游牧民族的肆虐，十年之间八易主帅，朝廷被迫再次启用李成梁。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已年近八旬的李成梁重新执掌辽东大局，然而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李成梁又遭罢官，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病逝于北京。在李成梁死后不到三年，曾经对他敬若神明的努尔哈赤，正式对大明宣战。

李成梁不但成为了国之栋梁，而且他有九个儿子也是令人望尘莫及：长子李如松，次子李如柏，三子李如桢，四子李如樟，五子李如梅，六子李如梓，七子李如梧，八子李如桂，九子李如楠。

李成梁自称是陇西李氏之后，陇西李氏是名门望族、武将世家，与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并称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

陇西李氏涌现过诸如秦国名将李信，西汉飞将军李广等名将，到了隋朝时期，陇西李氏已是权倾朝野，当李渊灭隋建立大唐帝国之后，李姓更是被奉为国姓，所以才有了"言李者称陇西"的说法。

5、在北征蒙古部落回归途中将朵颜三卫剿灭？

明成祖朱棣和朵颜三卫之间的纠葛，真是剪不断理还乱，靖难之役时用尽心思将“利刃”一般的朵颜三卫，从宁王朱权手里收归己用。而朵颜三卫也不负朱棣的期待，为他攻城拔镇立下了汗马功劳。

只是终究是情意错付了，朱棣将朵颜三卫看作自己的私兵、所向披靡的“核弹头”，可朵颜三卫的指挥同志们却身在曹营心在汉，逮住机会就想挥锄头，大挖明朝的墙角。

结果1422年，朱棣三征蒙古部落时，搂草打兔子就将朵颜三卫打得溃不成军。不过哪怕撕破脸走到这步田地，朱棣面对朵颜三卫残部和家眷的求饶，依旧抬手，没有赶尽杀绝。

但不知是朱棣那傲气的宽宥太过刺眼，亦或是朵颜三卫骨子里把亲疏拎得很清，还是经过数年时间的养精蓄锐，联合瓦剌和鞑靼发起的“土木堡之变”，还是给了大明迎头痛击。

那么到底是朵颜三卫不满于朱棣的回报，或是朱棣恩将仇报对朵颜三卫卸磨杀驴呢？

首先得从朵颜三卫的定义来看，其也叫兀良哈三卫，追根溯源是成吉思汗给亲属们的封地，许多年的繁衍生息，成长为三支能征善战的骑兵。

——大致盘桓在东临大兴安岭、北至黑龙江流域，南到西拉木伦河一带。

洪武二十年，因冯胜、傅友德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打服了纳哈楚和蓝玉，蒙古草原格局因此发生了变化，两年后失去庇护的部落被明朝廷招安，给封了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因朵颜在其中实力相对较强，所以统称为朵颜三卫。

而“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编制制度，五六百人为一卫，归五军都督府管辖，朵颜三卫就经朱元璋的筹划分给了宁王朱权。

朱权是第十七子，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自小就十分聪慧，爱好涉猎广泛，对道家学术、古琴、茶文化乃至占星和戏曲都有很深的研究，颇有点大明达芬奇的感觉。

或许是眼界打开了，他对朱允炆和朱棣的争权夺利不太感冒，本想做好“端水大师”谁也不沾，维持好自己的一方安宁就够了，毕竟谁当皇帝，都不碍根正苗红朱元璋十七子的身份与地位。

可朱棣却想争取到朱权的支持，他不太体面地采取了先示弱，再强硬的手法，明面上一人单枪匹马进城拉着朱权的手哭诉，背地里却许诺笼络住了朵颜三卫，用绑架的方式强迫朱权站了边。

朵颜三卫跟着朱棣对抗建文帝后，果真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很快就到论功行赏的环节了。

朱棣心中打起了小算盘，按说朱权自13岁受封宁王，就管辖着东连辽左、西接宣府的大宁——此地十分重要，相当于大明的一扇屏障，进能极快的时间支援应天府，退则可以牵制蒙古一带，防止外族的偷袭。

而朱权虽说本不愿意帮助朱棣攻打建文帝，可一番软硬兼施也答应了，本该理所应当还把大宁封给朱权。

但朱棣首先认为朱权有威望且学识渊博，既在大明的血亲体系里有很重的号召力，大家都很信服他，又觉得外族因钦佩朱权的六艺精湛，也听朱权的管辖。

朱棣担忧自己的事会在朱权身上重演，所以意外地将大宁要地封给了朵颜三卫。

朱棣此时把朵颜三卫当作“工具人”，若踏实认真地为自己做事，给点好处也不担心他们做大，假如有了反心，收拾起来也远比亲兄弟之间便利许多。

乍一开始，朱棣跟朵颜三卫的关系经营得不错，一方谦逊地摆出了臣服的姿态，该朝贡就朝贡，令人挑不出问题，另一方则大肆封赏，让朵颜三卫的实力逐年壮大。

可好景不长，朵颜三卫的态度就变得暧昧起来，开始跟鞑靼和瓦剌暗通款曲款，不仅默许其进大明境内抢夺马匹和财物，还帮助刺探军情干起了间谍的事。

朱棣斥责朵颜三卫，他们就立刻认错上贡，可嘴上是服软了，手底下该挥锄头挖大明墙角也不耽误。

永乐七年，朱棣派使者跟鞑靼修好，结果直肠子的鞑靼以为自己跟朵颜三卫已经结盟，不能两头顾，就直接把使者给杀了。

两军哪怕正在交战都不能斩杀来使，这是成百上千年的规矩，朱棣当然勃然大怒，立刻让丘福带十万大军攻打鞑靼，谁知道却全军覆没，就连丘福都战死了。

朱棣再不轻敌，亲率大军进攻鞑靼，却惊奇地发现朵颜三卫的将领竟然在鞑靼大军里任了高位，他一下子就明白朵颜三卫已经里通外敌。

但毕竟只是些许将领，朵颜三卫在洪武年间也有反叛又回归的旧例，因此只是严厉斥责朵颜三卫，希望他们可以谨言慎行。

永乐十八年，朱棣三征漠北，却刚到地方，敌方阿鲁台就早已跑了。朱棣笃定肯定是朵颜三卫又通风报信，新仇旧恨一起算账，回头就把朵颜三卫主力给端了。

从朱棣跟朵颜三卫的经年纠葛来看，朱棣并不存在“恩将仇报”这码事，首先朵颜三卫并没有给朱棣大恩，支持他攻打建文帝，也是为了日后的封赏富贵所卖命，大宁要地的所属权，早在笼络朵颜三卫时就当作筹码谈妥了。

再则，朵颜三卫本在宁王的监督下起不了小心思，随着朱棣让其独掌大权，朵颜三卫即有让鞑靼和瓦剌示好的资本，也因独处边境线势力薄弱，只能跟瓦剌和鞑靼维持良好交情。

毕竟站在朵颜三卫的角度来看，他们从血缘上跟鞑靼和瓦剌会更亲一些，“反明复元”的念头就算蓬勃生长也并不奇怪。

或许朱棣心底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若朱权在大宁，就算没有反心，踏实搞精神建设，想削藩收走封地也不容易。

可换成外族朵颜三卫就不一样了，但凡逮住个错处，就能正大光明把大宁交给放心的人管理。

所以才给予了朵颜三卫充足的自由，既是试探，也是任其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