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征婚网,民国四大才子是哪四个人?

2023-08-21 20:40:06 4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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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将文采出众的人称之为才子,但文人相轻,或为名、或为利,文人之间多有攀比,这时就有好事者将其中最为博学多才者排出名次,也就有了“几大才子”的称呼。

在现代,因为影视或者文学作品的影响,提到“四大才子”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明代时期,以唐寅(唐伯虎)为首的江南四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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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南四大才子(影视剧照)

他们四人每个都是当时最为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在各自领域里对于后世的文化传承影响颇多,更有诸多传世名作流传至今,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墨宝来一窥古代风情。

但其实“四大才子”并不是唐伯虎四人的专属称号,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几大才子”,甚至有时人们还会将同一地址不同时代的人一起并列。

例如“彭城四刘”,刘安、刘向、刘孝绰、刘知几四人,他们虽然不属于同一时代,但因为同属徐州人,且都开创过中国(世界)第一的记录,所以也有人将他们并列为“徐州四大才子”

而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仔细了解下“民国四大才子”,看看这四位民国最杰出的文化人,都曾做过哪些让人议论纷纷的事情。

第一位才子——徐志摩图|徐志摩

徐志摩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硖石镇,因为自小就在家里的私塾读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底,14岁时进入杭州府中学堂,并在学校校刊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作品。

从杭州中学堂毕业后,徐志摩又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于1918年赴美留学,在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之后又奔赴英国,在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

这段绵长的学习生涯,为徐志摩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同时在剑桥留学期间,徐志摩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其中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这两年留学生涯,让他奠定了自己浪漫主义诗风。

徐志摩作为新月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新月派的成立和发展,徐志摩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新月派盟主”。

图|徐志摩

他的代表作品《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直到现在依然被人们广为流传,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志摩二字是他父亲后来为他改的,关于改名一事还有个趣闻,传说徐志摩小时候曾被一个叫志恢的和尚摩过头,那和尚称徐志摩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徐父就将他的名字改为志摩。

徐志摩虽然在文学上成就斐然,但在感情之路却坎坷颇多,有人说徐志摩天生就是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他对感情生活充满了个人理想主义,但小编却觉得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徐志摩在18岁时就与第一任妻子张幼仪结婚,因为是父母包办婚姻,徐志摩对于这件婚事很不满意,如果不是为了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愿望,徐志摩连理都不想理自己的妻子。

图|张幼仪

在徐志摩眼里,张幼仪只是个没文化的乡下人,配不上自己,所以就连张幼仪怀孕时,他也置之不理,反而要跟她离婚,在离婚被拒绝后,徐志摩居然直接出国了。

更过分的是,徐志摩不顾国内怀孕的妻子,却在国外同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林徽因好上了,在很多人眼里,他同林徽因的这段充满理想主义的恋情是让人羡慕和向往的。

但大家想象下,他跟林徽因恋爱时,他的妻子张幼仪正怀着孕,正是需要他的安慰与支持,他却在国外与别的女人谈情说爱,就连张幼仪产子之时,徐志摩明明知道,却也不管不顾,好像张幼仪给他生的孩子,有辱他的身份一样。

图|林徽因

在徐志摩同林徽因的恋情结束后,刚刚回国的徐志摩又同好友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好上了,人家是朋友妻、不可欺,到他这就成了朋友妻、不客气,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二人走到了一起,但徐志摩在感情方面的人品让小编属实不敢“恭维”。

第二位才子——戴望舒

戴望舒是我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他的诗以忧郁情思为基础,诗中用传统、古典的表现形式,来诠释现代爱情的唯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当时大受欢迎,被人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领袖”。

同样作为才子,戴望舒的感情经历也并不幸福,但他不像徐志摩是因为看不上张幼仪而移情别恋,戴望舒在感情经历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曾先后两次以死相逼,妄图留住爱情。

图|戴望舒

戴望舒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在大革命失败后,戴望舒到施蛰存家避难,在看到施绛年的第一眼,戴望舒就爱上了这个小自己五岁的女人。

自此,戴望舒就开始疯狂追求施绛年,可惜郎有情妾却无意,施绛年性格开朗活泼,而戴望舒的性格却忧郁内向,双方性格不合,在加上戴望舒小时候得过天花,导致脸上坑坑洼洼,颜值属实有点低,这让施绛年有点看不上他。

但戴望舒虽然性格内向,可面对爱情时却是疯狂大胆的,看施绛年对自己爱答不理,戴望舒就以跳楼相逼,让施绛年接受自己,并同意了自己求婚。

但戴望舒不知道,此时的施绛年已经喜欢上了别人,答应他的求婚也只是权宜之计,在二人订婚后,施绛年就以为了保证婚后的经济条件,让戴望舒出国完成自己的学业。

图|作品《雨巷》

兴高采烈出国的戴望舒,不久后就收到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的消息,顿时也顾不上学业了,连忙赶回了上海,在证实了施绛年确实已经移情别恋后,戴望舒终于死心,在当众打了施绛年一巴掌后,直接解除了婚约,结束了自己八年的苦恋。

在结束了同施绛年的恋情后,戴望舒沉浸在伤痛中,好友穆时英为了让他尽快从失恋中走出来,就将自己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

正值青春年华的穆丽娟顿时吸引了戴望舒的注意,而穆丽娟也对他的才华非常仰慕,二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本该充斥着温馨幸福,但戴望舒完全不懂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在家只知道忙于写作,完全忽视了妻子,当穆丽娟提出离婚时,戴望舒才终于醒悟过来,可惜为时已晚。

图|穆丽娟

他曾尝试再次以死相逼,希望能留住戴丽娟,可惜这次却失败了,最终只能无奈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结束了这段婚姻。

相比于在文学上的天赋,戴望舒在感情方面实在没什么悟性,根本不懂得如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爱情,只知道用以死相逼的方式去作出挽留,但感情既然已经出现裂痕,就不是这些激烈手段可以修补的。

第三位才子——邵洵美

邵洵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唯美”诗人,在现代文学史里,他的作品与大部分五四青年作家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

在当年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时代,像邵洵美这种一味吟风弄月的作家,自然与其他作家格格不入,但他的作品虽然过于追求唯美,可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是当时最为才华横溢的文化人之一。

图|邵洵美

在当时,邵洵美和徐志摩因为都是美男子,在加上都文采斐然,就被大家称为“诗坛双璧”,后来二人也真的成为了好朋友,但关于二人之间的相识,其实还有一段堪称奇妙的经历。

邵洵美赴英国剑桥留学期间,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摊卖旧书的老人家,每次邵洵美去买书时,老人家都问他是不是姓“Hsu”(徐的英文发音),老人说有个要翻译《拜伦全集》的中国人跟他长得非常像。

邵洵美知道老人说的是徐志摩,他在国外认识的张道藩、徐悲鸿等朋友,也经常说他跟徐志摩长得特别像,因此,邵洵美对于这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中国诗人就非常好奇。

有趣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在逛街时遇到了徐志摩,两人一见面,徐志摩就热情地拉着邵洵美的手,调侃道:“弟弟,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图|邵洵美与徐志摩

原来徐志摩早就知道了邵洵美的存在,一直通过朋友四处打听,想见见这个面熟的“弟弟”,但没想到两人居然能在街上直接偶遇,不得不说生活中充满了巧合。

第四位才子——郁达夫

郁达夫是中国著名现代作家,他的首部作品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在当时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郁达夫是自传体小说的开创者,他以自身经历为创作素材,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毫不掩饰地写进作品之中,这种充满抒情浪漫的写作形式非常受当时的青年作家们追捧,甚至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浪漫派的潮流。

而郁达夫除了文人的身份外,他还是一名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日烈士,在他的文章之中充满着浓烈的抗日精神,他本人更是在全国各处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图|郁达夫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主笔期间,曾同时编著四五种刊物,连续发表了400多篇有关抗日的言论,他在刊物上将国内形势和政治形势仔细分析,并呼吁人民一起参加抗日。

这些论文造成了非常轰动的效果,许多海外华侨看到后纷纷出手支援国内抗日,更有华侨直接被文章激励,回到国内参与抗日战争。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新加坡被日军攻陷,当时参加“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

郁达夫为了掩饰身份,就化名赵镰,在当地开了一家名为“赵豫记”的酒厂,同时暗地里向外放出自己精通日语的消息,希望引起日军的注意。

果然,日军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强迫郁达夫给他们当翻译,郁达夫的目的本就如此,就直接答应了下来,并在当翻译期间,利用权利暗中救助这些文坛界的同胞。

郁达夫给日本人当了七个月翻译,在这期间,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反而先安排胡愈之等国内文艺界同胞先行离开印尼,而他自己则因为汉奸的告密,被日军发现并杀死。

图|郁达夫

以上就是关于“民国四大才子”的内容,有的人备受争议,有的人让人敬仰,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文学才子,对于近代文坛产生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配得上“四大才子”这个美名。

青楼出身的民国女画家潘玉良因何出国且终生未归?

潘玉良,从青楼女子到画坛巨匠,海外漂泊40年屡欲回国,深爱的丈夫潘赞化至死都没让她回来,这是为什么?

她,曾是芜湖怡春院一名雏妓,17岁那年,遇上芜湖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在商界的欢迎宴会上,一曲琵琶弹奏,打动了潘大人一颗怜悯的心,命运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转折。

新婚之夜,她为表感激之情,改名潘玉良。从此,奔向未知的命运。

十里春风,三分明月,芜湖自古为江南名城,有着道不尽的繁华富丽。烟水悠悠,天际香浮,怡春院坐落在有名的迎春坊里。

张玉良身世坎坷,幼年失去了父母姐姐,14岁时被无良的舅舅卖入青楼。

可是张玉良并不是天生的美人坯子,没有一笑倾城之容,小眼睛、厚嘴唇,平凡至极。而她却多番逃跑不成又想尽一切的办法,想一死了之,无论是跳河、上吊、喝药……都让老鸨救了回来。

老鸨算是服气了,敬她是一个刚烈的女子之余,还发现她有一副好嗓子,便请专人训练,悟性极高的张玉良成了一名清倌艺人。

这,是张玉良的出身,也注定了她的辛苦。而世俗的偏见,则时时要撕扯她身世的伤疤。

就在17岁的一天,张玉良总算遇到了生命中的甜。

那一天,豆蔻年华的她被人引出,微抱双手至右侧腰间轻轻欠身施过礼,遂坐于正对酒席的凳上,抱着琵琶,粉面半遮,转轴拨弦三两声,红唇慢启,珠圆玉润,一曲《扬州慢》古调在厅内婉转回荡: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使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凄怨悠远的曲子,在推杯换盏的大厅內久久萦回,如怨如诉,句句凄婉。它深深的打动了一个人!

作为一名反封建反压迫运动的风云人物,潘赞化的侠骨柔情被唤醒,看着这个优雅沉静的女孩,他决心要为眼前这个女孩做点什么,帮她改变一下命运。

曲终人散,潘大人已是生出满心怜爱,决心实施援救,首先替女孩赎身。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刮得满城风雨,对立者纷纷指责这位身高体魁、仪表堂堂的海关监督大人狎妓,以此来要挟他!

然而潘大人不吃这一套,照常按章办事,该罚的罚,毫不手软;另外他干脆将这个身世坎坷惹人怜爱的小妹收为二房,以断众人口实。

为此,潘赞化还举行了婚礼,莫逆之交陈独秀专程到场证婚!而张玉良早已感动得一塌糊涂,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玉良改姓,易张为潘,以示新生活的开始。

从遇到潘赞化那一刻起,潘玉良的人生仿佛开了挂,一往无前。

不久,潘赞化专门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习潘玉良文字,希望她日后也能像秦淮八艳柳如是、李香君们那般知书识礼,玩得起诗文。

先生每天上午授三小时课,下午做练习。潘玉良一颗七窍玲珑心,一点就通,学习起来无比轻松,长进令老师感到惊奇。

历史之精彩,常因偶然而充满了戏剧色彩。

一墙之隔的邻居,竟然是上海美术专科色彩教授洪野先生,一位书画界高人。潘玉良隔窗就能看到他调色作画,潘玉良闲着无事,从书店买了一套画谱,每天依葫芦画瓢,渐渐喜欢上画画。

机会就是这么不期而至的。大概连潘玉良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机会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及时。她当时只是喜欢画画,但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但对于内行人,她的天赋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潘玉良的又一次人生机遇。虽是开始,但却起了指向性的作用。

从此,读书之余,潘玉良就跟洪野学画。很快,她对色彩和线条的感觉更加敏感,在老师的教授下,很快学会一些基本的绘画技法,为她以后学画打下良好的基础。

而潘赞化不但没有阻止,还在他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潘玉良很快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四年学成毕业,潘玉良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安徽省官费津贴,出洋留学!

潘玉良在法国留学的日子相当难熬,许多人都放弃了,因为国内政局持续恶化,家里都没有办法往国外寄钱。潘玉良也不例外,当时潘赞化丢掉了海关监管之职,陷于困顿之中,自身难保的他,已经无力顾及远在他乡的潘玉良。

而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终于彻底断了,潘玉良常常饿着肚子上课。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她在画展上的一幅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得5000奖金,这对她当然是雪中送炭。现状逼迫她,不得不学会自立,握着这一笔钱让她的梦想得以延续。

即将毕业时,潘玉良与刘海粟在异国重逢,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刘校长再次向她抛出橄榄枝,聘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游学9年,潘玉良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自己心爱的人身边,她忍不住激动了。

多少个日夜,她做梦也想回到祖国,回到丈夫的身边。可午夜梦回,伴随她的依然是孤灯一盏。然后,她只有无数次地展开丈夫的来信,一遍遍地读着,无语泪流……如今,这个机会终于真的来临了,她怎么能不为之激动流泪呢?

当轮船靠岸,丈夫潘赞化一步跨进船舱,二人紧紧相拥……

接着,潘玉良要在中国画坛大展拳脚,回国两个月后,她在上海举办第一次画展,名为“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200多副画作让上海画界为之轰动。

几年来,潘玉良的多次画展都收到国人的喜爱与好评,但一些负面的评价也让潘玉良深感无奈与痛心,因为总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擅长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1936年,她举办个人的第五次美展。不想,她的一幅油画《人力壮士》却意外地遭到人为破坏,还有人在上面写了一句:“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极具侮辱性。此言一出,引起不小轰动,让潘玉良陷入受人非议的尴尬之中。甚至有人说她是“婊子画家”, “出卖色相,沽名钓誉”……种种言论,让潘玉良的自尊大受伤害。

就在这个当口,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她自然受到排挤。由于当时的舆论对潘玉良不利,这位大夫人就利用此,在潘赞化面前对潘玉良的出身大作文章,想把她从潘家排挤出去。

遭到如此待遇,潘玉良不恨别人,不怪丈夫,甚至不恨大夫人,她只恨自己——恨自己的出身。可是,自己的出身不由自己掌握。

潘玉良咬紧牙关,狠狠地下了个决定:你们不欢迎我,那好,我走开。但是,在未来的一天,我一定要证明自己,证明给你们看——我是一个真正的画家,绝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

好在,丈夫理解自己。这让她感到心里安慰。但是,她不能因此为难和连累了他。

就这样,为了不让潘赞化为难,为了证明自己,潘玉良再度踏上前往巴黎的邮轮。这一走,就是40年,从此再未踏上祖国的土地,再没见到心爱的丈夫……

在巴黎,潘玉良有时去大学作画、雕塑;有时,她到郊外写生。在国外,没有人对她白眼相向,议论纷纷。她自由地作画,并以作画维持生计——此时,她已经完全获得了自由和独立。

1938年,南京陷落,潘玉良与潘赞化失去联系。她痛苦万分。此时,虽然多年的追求者王守义向她示爱,但她坚持忠诚于自己的恩人和丈夫潘赞化,所以婉言谢绝。她说:“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他的身边。”

祖国这边正是战火纷飞,潘玉良与丈夫相隔却难以相见,只能在思念中努力作画;祖国这边正是一团乌烟瘴气,一团局势乱象时,潘玉良在海外的声名正达到高峰。

但是,纵使在国外如何成功,她心里还是牵挂着国内的丈夫,关注着国内的发展。

此时,潘玉良收到潘赞化的信,向她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

她越看越激动,当下就回信。

接下来,因为准备画展,潘玉良又投入到忙碌中。后来,潘赞化的信越来越少,文字也越来越少,而且是三言两语的客套话:“汇款收到了,家中还好”、“谢谢你支持”、“望善自保重”等之类。

直到1952年,潘玉良才又收到潘赞化的信,他在信中要潘玉良与刘海粟划清界限,同时还在信中委婉拒绝了她提出的回国的想法:

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天气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潘玉良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潘赞化措词的用心,就是不宜回国,不要回来!

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战栗。深爱却不能相聚 ,就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折磨!

后来,后来就没了音信。

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潘玉良满心期待回国,但此时又收到潘赞化去世的消息。归国梦又一次破碎了。

原来,潘赞化1940年,55岁的他返回安徽桐城老家,潜心教育工作,为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1947年迁居安庆。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9年病逝于安庆,终年75岁。

几十年遥遥相望,期盼团圆,如今却阴阳两隔,再无缘相见。人世沧桑,令人叹息。再回故土也已毫无意义。

写在最后:

潘赞化发现潘玉良善良忠诚,才华横溢,倾尽所有成就她,潘赞化成就了潘玉良,潘玉良还她一颗完完整整的真心。

而且最伟大的爱情,从来不是互相占有,而是让对方感觉到爱,却没有被爱的负担,勇往直前,没有顾虑,不用回头。

另外,现实的潘玉良并无李嘉欣般的美丽,却成就了耀眼的自己!加油,共勉!

民国女画家潘玉良是如何从妓妾到名画家的?

2012年台湾罗芙奥春季拍卖会中,一位民国女画家的彩墨画《浴后四美姿》以113.732万美元的高价成交。然而这并不是她的极限记录,这位女画家的最高拍卖纪录是2005年由香港佳得士拍出的《自画像》,成交价为1021.8万元人民币。

从2000年以来,她的画作屡次创下拍卖纪录,如果按照拍卖市场的均价来计算,这位女画家的四千多幅作品拍卖总价可达数亿美元,这让她和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赵无极等著名男画家一起成为拍卖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位才华横溢,作品受万人追捧的女画家,就是被人称为“中国画魂”的潘玉良。

跳出火坑

从古至今,中国的顶级画家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历来还没有什么著名的女画家名载史册。但在民国历史上,却有一位号称“中国画魂”的女画家留下了多彩的艺术烙印,她就是学贯中西的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陈秀清,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典型的江南城市。潘玉良出身穷人家庭,幼年时就父母双亡,8岁时不得不和舅舅一起生活。

不幸的是,她的舅舅是个无赖,嗜酒好赌,并没有什么心思好好照顾这个小孩。13岁时,她的舅舅欠了一屁股债无力偿还,只好把潘玉良安徽芜湖的妓院。

不幸中的万幸,潘玉良营养不良,发育的较晚,再加上长相实在普通甚至有点丑,所以还能在那大火坑中勉强度日。当时妓女离开妓院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存钱,然后为自己赎身;二是得遇贵人愿意为其赎身。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相貌平平的潘玉良运气还不错,很快就等到了愿意帮助她的贵人。

1913年,新任盐督潘赞化到芜湖上任,当地的盐商为了迎接父母官大操大办,请了一批妓女作陪,潘玉良就是众多唱小曲的女童之一。

潘赞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徐锡麟组织的安庆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兽医专业。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回到国内,投奔革命党出身的安徽督军柏文蔚,被任命为芜湖盐督。

官场初哥潘赞化是个有着新思维的青年,对老一套的官场习俗深恶痛疾,虽然参加了盐商组织的接见宴,却抱着一种勉强敷衍的态度,并不与人攀谈。

那一天,潘玉良一反常态在宴会上唱起了京剧中的黑头唱腔,这让原本无心应酬的潘赞化觉得有点意思,不禁夸奖了几句。谁知盐商们会错了意,以为盐督大人别有口味,酒宴结束后,直接将潘玉良用一顶小轿送到潘府。

潘赞化只不过随口一说罢了,哪还会想起那个相貌平平的女子,回去就因为酒醉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一醒来,发现潘玉良已经到了府中,顿时大吃一惊,命令仆人立即将潘玉良送回去,没想到潘玉良跪倒在地,请求不要送她回去。

在听完潘玉良的哭诉后,潘赞化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最终决定为其赎身。潘玉良得知后,再次跪倒在潘赞化面前,表示愿意做牛做马,一生伺候潘赞化。潘赞化却告诉潘玉良,他已在老家成亲,如果再娶潘玉良的话,也只能做妾了。

潘玉良只求有人能帮她跳出火坑,就已感恩戴德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挑三拣四,当即表示不在乎,潘赞化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没有感情,只凭欲望纳妾,那同野兽没什么区别。

不过无父无母的潘玉良显然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潘赞化就将她留在身边当了侍女。谁知朝夕相处下居然日久生情,潘赞化觉得潘玉良生性善良、待人真诚,而潘玉良觉得潘赞化虽然官衔很高,却没有任何恶习,只喜好书法、绘画,另外,潘赞化身材高大魁梧、举止潇洒、言谈高雅,又有恩于她,很快就俘获了她的芳心。

一年后,潘赞化决定正式纳潘玉良为妾,而证婚人赫然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绘画天才

然而感情上有了寄托,潘赞化的仕途却开始走了下坡路。由于为官清廉,执法严格,他被芜湖商人团体所嫉恨。在袁世凯安排军阀政客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后,潘赞化也被解职,随后寓居上海。

这段时间,潘赞化无所事事,他发现潘玉良对绘画很有兴趣,就传授了她一些基础知识。没想到,潘玉良在绘画方面才华横溢,不久居然就超过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见此情景,潘赞化拿出大笔钱款供潘玉良学习深造,由于潘玉良文化程度低,他还专门找了一些家庭老师给其系统地补充文化知识和绘画技巧,并在1918年送潘玉良参加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考试。潘玉良果然不负重望,以素描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此后几年中,潘玉良天生的才华在高等学样专业技能的培训中“发酵”,她师从当时著名的画家朱屺瞻、王济远,绘画水平突飞猛进。

潘玉良性格豪爽,经常跟男同学一起出去绘画,甚至游玩。有一些知情人偷偷告诉潘赞化,潘赞化却不以为意,认为妻子性格直爽,这些都是正常交往。

有如此豁达大度的丈夫,再加上让人醉心的学习生活,这段生活成了潘玉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艺术家往往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思想的一类人,潘玉良也不例外。她胆子奇大,什么都敢尝试,特别是时人眼中“大逆不道”的人体绘画。可当时中国民风保守,根本无法理解人体绘画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1917年,潘玉良的老师、著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举办了人体绘画展,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抨击其为“艺术叛徒”和“教育界之蟊贼”。

1926年,北洋政府正式禁上海美专进行人体写生,直系军阀孙传芳还下令通缉刘海粟。迫于压力,模特们纷纷离开,潘玉良也失去了绘画的对象,只得罢笔。

不过胆大的潘玉良并未就此死心,一次在女浴室洗澡时,她灵机一动,决定偷画那些来洗澡的妇女们。可没等她画上几笔,就被别人抓了正着,一群妇女围拢过来,发现画纸上都是裸体女人,气得就要围殴她。还好旁边一个老太太劝解,说她是学美术的学生,几个妇女才没动手,但将画纸撕了个粉碎。

潘玉良带着画笔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也去浴室偷画了。

可这还不算完,“画心”难耐的潘玉良决定把自己当做模特,她脱掉衣服,对着镜子一笔一画地画起来,完成了几副人体绘画。

无巧不成书,正好赶上潘赞化从云南赶到上海来探望潘玉良,没曾想一进门就看到几幅裸体画,就询问潘玉良模特是哪里来的。

潘玉良只好实话实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潘赞化大发雷霆,大声斥责她太过分了。她上学、留学、学习新思想,甚至跟男同学外出他都能接受,但绝对不能容许自己妻子的人体绘画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出。

潘玉良看到这种情况,只得作罢,由此夫妻二人产生了隔阂。不久,潘玉良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老师刘海粟,刘建议她留学欧洲,到西方绘画艺术的发源地看看。

1923年,潘玉良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仰-布佛莱、西蒙等大家学画。1925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她前往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的优势在于,她并非完全学习西洋绘画,而是在画作中加入中国元素,算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再加上她极为扎实的欧洲绘画功底,超乎常人的绘画天分,让她的很多作品后来都成为划时代的名作。

情感纠葛

在绘画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潘玉良,在个人感情上却出现了危机。

她的丈夫潘赞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心想与旧时代的陈规作斗争。1915年,潘赞化就只身前往云南,进入蔡锷将军的护国军,参加了著名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病死,护国胜利后,潘赞化又被北洋政府压制,多年间辗转各地担任中低级官职,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并没有享受多少家庭的温暖。

此外,潘赞化原配夫人和潘玉良的冲突也逐渐出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出身旧式家庭,对这个出身风尘的妾室并不满意,但由于三人分居三地,一时矛盾还不明显。

处于缓和关系的考虑,潘玉良建议潘赞化将儿子潘牟接到上海上学,由自己照顾。潘赞化采纳了她的意见,将儿子交予潘玉良教养。

善良的潘玉良倒也非常尽职,对潘牟照顾有加。潘牟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数日昏迷不醒,医生都让家属准备后事,潘玉良衣不解带地护理了一周,最终将潘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但由于丈夫分居、爱子别离让潘赞化的原配夫人苦闷异常,她不顾潘赞化的反对,也跟着来到上海生活。这样一来潘家一下就热闹起来了。

由于潘玉良知书达理,年纪又轻,潘赞化对潘玉良也更为偏爱,这让原配夫人自然很不满,口角也就在所难免。长此以往,矛盾越来越多,最后,潘玉良向丈夫提出前往国外留学。

虽然不舍她离开,但潘赞化认为潘玉良素有大志,不能因为自己埋没她的才华,最终同意了潘玉良的请求,这才有了她的旅欧之行。

世俗偏见

1928年底,潘玉良学成回国。由于她的名气很大,第二年就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次年,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深长徐悲鸿聘请她为油画教授。此后的十年是潘玉良创作的黄金时期,可惜她却为社会所不容,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化《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得以绽露笑脸。

当时,日本人刚刚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亡我中华之心昭然若揭,这幅极具象征意味,代表中国人不屈的意志的画,被一位官员以1000大洋的天价收购。

没想到的是,画展结束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了“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字样,这让潘玉良很爱打击。其实早在上海美专学习之时,潘玉良已经遭受过这种待遇。

一位女同学知道她曾做过妓女,就找校长要求退学,名曰:“誓不与妓女同校”。而在潘玉良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期间,一些同僚看不惯她的作风,私下说一些“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的诋毁语言。一次,一个和潘玉良有矛盾的男教师借酒装疯,当面骂了一名“婊子”,被潘玉良当声打了一个耳光。

除了对潘玉良的出身嘲讽以外,一些别有居心的人还认为她背后有“枪手”,理由是女人不可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第四次画展时,她把自己的一些得意作品当众展出。

可在画展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挑衅性地问道:“潘女士,听说你的这些画都是他人代表,你每个月还向人支付润笔费,是否确有其事?”

当时全场都安静了,一些人面带讥笑地准备看她出丑。可从容中迫的她也不多说什么,她走到一个在临摹的学生面前,把画板、油彩错过来,对着玻璃窗子开始画自己的自画像。刷刷刷,几分钟就子一幅素描,潘玉良将其展示给记者欣赏,台下顿时赂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代笔的谣言终于不攻自破了。

寓居海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潘赞化投身其中,为抗战多方宣传。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时局又乱,潘玉良只好和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住在一起,两方矛盾再次激化。

此时的潘玉良只好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旅居,由此在国外居住了四十年,一直以卖画为生。当时的留学生回忆: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值得称道的是,潘玉良的旅居生活并不宽裕,但她却将在欧洲卖画得到的钱款,捐往国内,支持抗战事业;她还发表公开讲许,谴责一些汉奸文人所宣扬的“艺术远离现实”的谬论;还强烈要求收回被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创作名为《屠杀》的画作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累累罪行......种种诸如此类的行为证明她是一位爱国的艺术家,田汉先生就曾经撰文高度评价了潘玉良的爱国行为。

抗战胜利后,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已经过世,潘赞化孤身返回桐城老家,潜心教育工作,成为当地中学的一名老师。得知以上消息后,潘玉良打算回国和丈夫团聚。然而没等她启程,内战爆发了,身处异乡的潘玉良和潘赞化推动了联系,只好暂时停止了归国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潘玉良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暂时中断(法国也派军队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潘玉良再次失去了返乡的机会。

1959年,潘赞化病逝于安徽老家,潘玉良在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彻底打消了回国的想法。此后几十年,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终日在卧室进行绘画创作。

可由于潘玉良的画作和欧洲传统绘画有所区别,并不被欧洲主流艺术界所接受,所以她的作品成交量很少,潘玉良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靠友人接济和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度日。

即使如此,勤奋的潘玉良也没有放弃作画。此时她的画风已经完全成熟,后人评价她的作品“不论气度、修养,还是技术,在中国早期女性西画家中,无人可比,在男性西画家中,也数上乘水准。”

她的画风基本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为基础,再融合自己的人生感受和才情,画作不妩媚、不纤柔,用笔干脆利落,用色主观大胆,但又非常漂亮。面对她的画总让人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情绪,她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色彩里表露无遗,天生一副艺术家的气质。

1977年,潘玉良病逝于法国。临终之前,她交代给友人三个遗愿:第一,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第二,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第三,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友人按照她的嘱托将她的四千多幅作品交给了中国驻法大使馆。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

潘玉良一生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至少她的作品在她身后被世人所肯定,而她一心追求艺术的故事也始终被人们所牢记。

PS:199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潘玉良个人的经历拍摄了电影《画魂》,该片参加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单元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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