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在书法学问思想上?
诸城交友,在书法学问思想上?
作者:史遇春
每个人,一生都在变化;但是,要说起那些在一生中影响个人发展和成就的变化来,就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讲清楚、说明白的,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简要精炼地概括出来的。
做名人的好处,就是有很多人研究他、讨论他,帮他总结一生的行事,当然,也会评定他一生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
曾国藩自己的撰述,就已经够人学习了。但是,一些人还嫌不够,还会继续挖掘别人对曾国藩的记述。
这里,就通过清代笔记中的记载,看一看曾国藩一生之中三个方面的三大变化。
本文出自清人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一生三变》一节。
曾国藩的一生,在各个方面都有变化。这里主要讲述他在书法、学问、思想方面的变化。这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变化,又大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故而,又称之为“三变”。
第一、曾国藩在书法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书法,最初,他学习的是柳诚悬(公权)。
柳公权,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其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其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2、中年开始,曾国藩的书法又学习黄山谷(庭坚)。
黄庭坚,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谓;与张耒、晁补之、秦观游学苏轼门下,合称“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书法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3、到了晚年,曾国藩的书法,又学李北海(邕)。
李邕,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字泰和,汉族,广陵江都(今扬州江都区)人;唐代书法家;其父李善,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他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括州”、“李北海”;行书碑法大家,书法风格奇伟倜傥;李后主(煜)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传世碑刻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
另外,晚年时,曾国藩的书法,除学习李北海之外,还参学刘石庵(墉)。
刘墉 (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高宗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清仁宗嘉庆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清;书法造诣深厚,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永瑆、翁方纲、铁保);清代徐珂说:“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纸本墨迹,故宫博物院藏;其字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其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
所以,看曾国藩晚年的书法,其挺拔稳健之中,让人觉得,又富含妩媚之态。
第二、曾国藩在学问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学问,最初致力于翰林词赋。
清代沿用明朝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
翰林之官,以编修国史、记载言行、讲解经史、草拟文件为主要工作,所以,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词赋之学,最见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词赋。
曾国藩最初的学问,功夫用在翰林词赋上,就我浅见,这是属于职务性质的学问、属于技术性质的学问。
而且,词赋之学,在正统儒家看来,算是末学。
2、后来,曾国藩与唐镜海(鉴)太常(太常寺属于五寺之一,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太常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交游。受到唐镜海的影响,曾国藩专心研究儒家先贤的语录。
唐鉴(公元1778年~公元1861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己巳洪莹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与清朝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称;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他对曾国藩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有深刻的影响;著有《朱子年谱考异》、《学案小识》、《畿辅水利备览》等。
对于儒家先贤语录的用心,主要是在修身上下功夫,这是儒家的门径。
这也是从职务性质、技术性质的学问向人生哲学、修身处世、心理层面、精神高度的上升。
3、之后,曾国藩的学问,又用在了六书之学上。这一时期,曾文正博览乾嘉学派的训诂书籍,但是,对于宋人的注经,他不以为然。
六书之学,是研究六书理论的学问,为东汉许慎所创;唐李阳冰刊刻《说文》,多以臆测;宋王安石著《字说》,随意穿凿;鉴于李、王二氏的失败教训,自宋代郑樵始,许多学者力倡并从事六书理论研究。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该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因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也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该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第三,曾国藩在思想上的三变
1、曾文正的思想,在他做京官的时候,主要以程朱为依归。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至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传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学说。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在南宋并没有多少优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定为官学以后,始得兴盛。程朱理学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影响也颇大。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平民化、以及民间的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2、在曾国藩出来办理团练、处理军务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是申韩。
申韩,是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称申韩之学。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之一,古代大家和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其是道家的分支。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遂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这一时期,曾国藩曾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意在表达自己的刚直。
3、清文宗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军中时,家中亲亡,丁外艰。收到讣报之后,他马上奔丧,返回原籍。因为此事,朝中议论纷纷,大概是说人臣不能以私废公,官员们对此颇不以为然。此时,左恪靖(宗棠)还在骆文忠(秉章)的幕府之中,对于曾国藩的行为,左宗棠横加指责、随口诋毁,一时间,众议哗然,随之应和。因为这件事情,曾国藩心中也很内疚,他思虑过度,得下了严重的失眠病。后来,笔记作者欧阳兆熊推荐曹镜初(耀湘)为曾国藩诊疗。曹镜初在给曾国藩治疗的过程中,曾对他说,岐黄之术医治的只是身体的病痛;要治疗心病,可以学一学黄老之术。曹镜初对曾国藩的规劝,大约也就是在要求他能够“无为”,如此,心结才能开解,才能达到从根本上疗疾养生的目的。
“黄老”,也称黄老学说或黄老教派,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老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黄帝、老子的思想,并兼采阴阳、法、儒、墨诸家观点,形成一家之言。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是汉初的统治思想,即“休养生息”。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未受黄老之术影响之前,曾国藩在写信给胡文忠(林翼)时,只要说到左宗棠,他往往都会破口大骂。曾国藩还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提到,说是自己和左宗棠的关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还说自己永远也不要再和左宗棠说话了。
咸丰八年(公元1857年),朝廷下旨,曾国藩被夺情〔中国古代礼俗制度中,官员遭父母之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理应守丧之时,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起用,支援浙江。他刚到浙江省不久,就集一联:
敬胜怠,义胜欲;
知其雄,守其雌。
上联,据《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里说,这是周武王甫登位向大臣问道时,姜太公回答给他的提问所提到的句子。
姜太公所言,出于《丹书》,其辞如下:
“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也就是说:
恭敬胜过懈怠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仁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仁义就凶险。凡是办事情不努力就会出偏差,凡是办事情不恭敬就会歪邪,歪邪偏差就会毁灭,恭敬认真就会永世长存。
下联,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
知雄守雌,正是处于最为恰切、最为稳妥地对全面情况的把握的状态。老子不仅提倡“知雄”,关键还在于“守雌”。“知雄”不是仗势欺人或“得理不饶人”,而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守雌”不是被动地“任人欺凌”,而是处后、守柔、含藏、内敛。知雄守雌,是谦退到不能再退、放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与“懦弱”仅有一纸之隔。谓内心虽然坚强,外表却要柔弱,与人无争。这是古代道家所谓“和光同尘”的处世态度,也是道家提倡的一种韬晦自处的处世哲学。
集成此联后,曾文正还嘱托左宗棠书写成篆体,以此联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传达自己处世的主张。
由此,曾国藩与左宗棠又和好如初,情谊笃深,从此以后,两人也不念旧恶了。
曾国藩这一次出山之后,为人处事,他全都以柔道运行,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功业显著,也未见他有半点沾沾自喜之色。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对笔记作者欧阳兆熊说:
“有朝一日我故去了,如果有人为我写墓志铭,铭文我都已经想好了,那就是:
不信书,信运气;
公之言,告万世。”
所以,在曾文正去世之后,笔记作者欧阳兆熊给他挽联如下:
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此联的下联,后面几句,就是对曾文正晚年思想境界与处世哲学的概括。欧阳兆熊觉得,自己的这个总结,大概可以写出曾文正的心思、心事。
曾文正自己也曾经说过:
“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取向。
这里,再补充一下文中的相关资料。
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字晓岑(小芩),号匏叟,湘潭县锦石人,生卒年不详;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中举人;家庭富庶,性情豪爽,仗义疏财,颇能周济贫儒;爱文学,工诗联,与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李续宾、罗汝怀等相友善,与吴熙之父吴棠交谊颇深;道光年间,名重全县,然论事持议常多偏颇,不为时局所用;其与曾国藩岳父欧阳凝祉系本家,与曾氏妻弟欧阳牧云、欧阳凌云往来密切,数次医好曾国藩之病,故与曾国藩深交,关系亲密,时有诗词唱和,书信往来,曾国藩家书中常提及的“小芩”即是;后在湘潭城内开设医药局,延请众多中医师,专为百姓治病;曾自费出版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对晚清时伤寒论的推广多有贡献。
金安清。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
曹耀湘。
曹耀湘,字镜初,湖南长沙人,清朝末年学者、诗人,在先秦诸子、诗歌、楚辞、经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骆秉章。
骆秉章(公元1793年~公元1866年),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自少勤学,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后被授为编修,迁移为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被任为湖南巡抚,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着;清文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以守长沙有功而复职,并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北巡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实授湖南巡抚,任上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四川总督;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之后,石达开请求和谈,佯称答应,将石达开俘虏,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衔;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公元1885年),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清德宗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胡林翼。
胡林翼(公元1812年~公元1861年),汉族,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清宣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抚鄂期间,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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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不是状元?
苏轼不是状元,苏轼是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高中的进士第二名及第,同榜的第一名状元是建安的章衡,眉山苏轼为榜眼,同榜的进士有名的还有曾巩、章敦、苏辙、张璪、张师道、邓文约等。
人物生平:
1、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佳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2、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的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3、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4、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5、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信件内的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求情,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6、东山再起: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7、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与疾病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
8、流落儋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9、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你赞同艾滋病人结婚吗?
告诉另一半你得了艾滋病,再来商量你们结婚的事。
如果对方同意,那么这样的婚姻,没谁有资格反对!这是值得支持和肯定的。毕竟,爱在很多时候,胜过一切。
至于,婚后是不是能孕育生命,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在,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已经可以获得较大比例的阻断,此前的说法是阻断成功率在97%左右。
但如果感染者是男方,要孩子的事儿估计就难度不小了。
据说,国外有一种“洗精术”,可以通过人工受精或者试管婴儿,帮助这样的家庭繁育下一代。但这个技术,目前在国内尚未听说。
据说,可以男女双方同时服用药物,减少病毒载量,降低传播能力,但这事儿一般人估计也没胆量去尝试。
艾滋病人结婚,目前所知的情况是那种【契约婚姻】多些——男方是男男同性恋者,女方是感染者。二人并不行夫妻之实,只是对外对公众家人有个交代。
这样的婚姻,其实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有助于树立这对夫妻的自信,让他们携手面对生活,但其实参杂着太多无奈!
所以,还是要提高洁身自好的意识,并落实到行动上。杜绝不安全的性行为,减少并尽量克制婚前性行为,虽然这是难事一桩。
您认为呢?孔子的知名弟子有哪些?
孔子的知名弟子有哪些,请谈谈?孔门弟子三千,当中有七十二贤人,又以十大弟子最有名。十大弟子按特长归为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四科里,德行旨在培养君主,言语旨在培养外交家(周代意义上的往来诸侯之间的),政事旨在培养总理宰相一类,文学则旨在培养学术礼仪。
1 .颜渊,名回,字子渊,是孔子首席大弟子。颜渊很好学,悟性很高,孔子说他“闻一以知十”,跟另一个弟子子贡说,觉得自己都比不上颜渊。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孔子曾对颜渊的德行大加赞赏。一竹筐饭,一瓜瓢水,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他却依然很快乐。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渊穷困的时候快乐,通达的时候也能快乐。当时天下大乱,颜渊仍然可以把握个人的快乐。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传承,在颜渊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他认为颜渊做到了“近仁”,对颜渊期许很高,希望颜渊可以传他的道统。
可惜颜渊身体不好,比孔子早两年过世了。他逝于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时。他比孔子小三十岁,得年四十一岁。
颜渊过世的时候,孔子情绪失控,哭得非常伤心。《论语》中用了一句话:子哭之恸。孔子一向教导学生喜怒哀乐都要适当,他的失控令学生不解,孔子回答,如果不为这样的学生哭得伤心,要为谁哭得伤心呢?
《论语·先进》中还有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意思就是天要亡我。
颜渊的英年早逝,确实令人遗憾。孔子过世后,其弟子分为八派,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号,到最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战国时代中期,孟子出现了。孟子是最能够发挥孔子思想的人,这也要怪孔子的学生,他们不太喜欢著述传世。
闵子骞,生于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卒于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比孔子小15岁。名损,字子骞,尊称闵子。
闵子骞以孝闻名后世,是“二十四孝”中的一位。闵子骞幼年时母亲过世,父亲娶了后母,又生了两个弟弟。到冬天的时候,父亲叫他拉车,他拉不动,父亲鞭打他,打下去之后衣服裂开,里面露出稻草。父亲非常生气,后母的两个儿子穿着棉袄,闵子骞的棉袄里却是稻草。于是父亲就想休了后母。闵子骞说了一句千古之后仍令人感动的话:“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亲在的话,只有他一个人会寒冷;母亲一旦离开,三个儿子连他在内都会很孤单。如此孝顺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德行当然颇有可观之处。《论语 · 先进》中,孔子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都不质疑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什么意思呢?一般人说自己家人好,别人听了都会打折扣,但只有闵子骞不会,任何人都知道他很孝顺,所以他家人说他的好话,大家都接受。
闵子骞终生不愿出任官职,直到50岁时去世。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做官上有洁癖——不好的上级长官要他做官,他不做。当时鲁国的政治势力分为四大部分,最有权力的是季氏,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他宁愿离开鲁国,也不愿做官。居然有人怕做官,还要逃掉。这与闵子骞的个性有关。他认为季氏本身不好,不忠于鲁君,也不能够巩固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帮季氏,对鲁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次,鲁国国君想要扩建仓库,闵子骞就说何必扩建呢?仓库扩建代表要增加税收,还不如照顾百姓,何必急着让国家增加一些税收或是一些财物呢?所以孔子听到闵子骞的话,就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 · 先进》闵子骞这个人不说则已,一说就可以击中要害,他说一个国家需要照顾百姓,而不是扩充国库。有关闵子骞的故事在《论语》中就这么几段,如果真的要把他当作一个专题介绍,就要找很多稗官野史等材料来说,还不一定可靠。
冉伯牛,名冉耕,字伯牛。冉伯牛在《论语》里只出场了一次,出场就是病得很严重。孔子去看他的时候,没有进房间,从窗户拉他的手(这大概是一种传染病,不能接触)。孔子拉他的手之后就说,我们要失去这位同学了,这么好的人得了这么坏的病,这是命啊!
仲弓,名冉雍,字仲弓,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有弟子三千,只公开推荐一位学生,说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
古代能有资格面向南方的,只有三种人:第一是天子,第二是诸侯,第三是诸侯国的正卿,也就是所谓的相国或宰相。
孔子认为德行好的人,从政做官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一定要靠德行,让人与人都有共同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善,这样社会才能够永续经营。
仲弓的成长背景并不好,据说他的父亲是非常平凡的人,有人说卑微贫贱。但孔子认为贫贱不是问题,他也说自己小时候非常贫贱,在社会上地位很低。
仲弓的口才并不好,于是就有人说仲弓“仁而不佞”,有仁德,但是口才不好。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则不以为然。
仲弓后来做官,孔子也大力推荐他当季氏的家臣。
仲弓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也是因材施教。一个学生越杰出,孔子的回答越精彩。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仲弓的可用材料同样很少。后世对仲弓的评价特别高。荀子说过一句话:“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他认为圣人中能够得势的,是舜和禹;圣人不能得势的,是孔子和仲弓。荀子把仲弓与孔子并列,一定有他的原因,他应该是看到很多材料,所以认可仲弓的各种杰出表现。孟子掌握了孔子的核心思想——仁,而荀子认为自己掌握到核心——礼,很可能是仲弓在礼方面的表现得到了荀子称道。
宰我,原名宰予,字子我,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孔子说过一句话:“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前半句说的就是宰我,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话说得很好听就认为他是一个人才,那你恐怕就看错了。
宰我会向孔子提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宰我大概常常听老师谈到要做一个仁者,要行仁。有一次,他故意问孔子:“老师,假设有一个仁者,别人告诉他,井中有仁可取,他会不会跳下去呢?”宰我很聪明,故意提这样的问题。孔子就不太高兴了,他说:“对一个君子来说,你可以让他过去,却不能让他跳井;你可以欺骗他井中有仁可取,却不能诬赖他分辨不了道理。怎么可以把君子看得这么笨呢?”宰我问的是仁者,孔子回答的是君子。而君子是仁智并用、仁智并举的。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宰我不但缺乏诚意,而且他提的问题是故意设个陷阱来嘲笑人家。孔子自然对他不满意。
在古代白天睡觉是很严重的事情,古代没有电灯,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休息充分,白天就不应该睡觉了。除非生病,要不然就一定要认真地读书。宰我白天跑去睡觉,孔子知道了,骂得很难听。由于宰予,孔子改变了对别人的看法。孔子可能以前也会轻信人言,遇到口才很好的宰予,发现有些人光说不练,言行不一。由此,从“听其言而信其行”转变为“听其言而观其行”。
宰我喜欢思考,喜欢辩论,论据充分,孔子有时都难以招架。他曾向孔子问三年之丧。
宰我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为期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礼一定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荒废。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取火用的燧木已经轮换了一遍,服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丧期不到三年就吃稻米,穿锦缎,对你来说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做吧!君子服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感到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宁,所以不那样做。现在你心安,就那样去做。”
宰我出去了,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生下来三年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怀抱之爱吗?”
在孔子眼里,宰我是个“坏学生”,也是他最头痛的学生。《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予后来当了临淄大夫,又说其参与齐国权臣田常作乱而被杀。
虽然宰予经常让孔子脑袋疼,但是孔子也是很认可宰我的才华的。《孔丛子 · 记义》中,想请孔子来做官,孔子就先派宰我过去。宰我的口才很好,知道老师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宰我就跟楚昭王谈了各种理想,楚昭王很满意,送给孔子好几辆华丽贵重的马车,宰我这次非常明理靠谱,他说:“我们老师要的不是马车,我们老师关心的是理想能不能实现,关心的是老百姓能不能得到照顾,如果你真的用我们老师为官,我们高兴得很,他就是走路来也愿意,你不用给他豪华的马车。”在这里,宰予的形象高大了不少。他向孔子报告后,孔子也称赞了他。
孟子在书中特别记录了宰我对老师的称赞。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就是说,以我对老师的观察,他的杰出远远超过了尧舜。孔子都不敢这样讲,孔子、孟子都称尧舜了不起,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圣贤,内圣外王都做到了。但是宰我,居然说老师贤于尧舜,远远超过尧舜。这话是太夸张了。但是其实有些道理的。
尧舜时代还是原始社会,很落后,规模也不大,尧舜能做的事情有限。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情况,致力于恢复周礼,让天下重回安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抱负!
子贡,原名,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与宰我同列言语科。他俩斗嘴肯定很有意思,可能宰我会赢吧!因为他排在子贡前面。关于子贡,在此不做赘言。
冉有,原名冉求,字子有,小孔子二十九岁。说到冉有,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他是孔子在中年时代所收的弟子。冉有是有本事的人,在政事科里,他列第一,子路列第二。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冉有确实是很特别的。孔子曾用一个字来评价他——艺,多才多艺。
关于冉有,我们读中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季氏将伐颛臾》,主角之一就是冉有。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大意是讲鲁国权臣季氏准备攻打鲁国的属国颛臾。冉有和子路同为季氏家臣,孔子希望他们能够劝阻季氏。他们说,劝阻不了。孔子很难过,说你们替别人做事,要帮助别人走上正道。如果不能帮助你的老板把事做好,那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做官能够发挥理想,要用正道来服侍你的长官,做不到的话就辞职,这是孔子的态度。在孔子眼里,冉有这个学生,才干没有问题,但是他比较懦弱。
另外,冉有的性格也比较内向。有次师生几人周游列国到了卫国,时逢蒯聩父子争国,冉有想知道老师愿不愿意在卫国做官,他个性内向,怕老师不高兴,不敢自己问,于是就去问子贡。孔子那么有原则的人,自然不会认同卫国目前的局面,当然是不愿意了。
由于冉有性格内向懦弱,他做事很多时候是顺从长官的意思,没有魄力和长官抗衡。所以,孔子对他越来越失望。有一次就更加严重了,几乎令师生关系破裂了。
季氏原本就很有钱,冉有成为他的家臣之后,还帮他增加税收,让季氏的财富继续增加。孔子知道了非常生气,说冉有不再是我们的同道,叫学生们敲锣打鼓去批评老同学,这是非常伤感情的做法了。
官场是很复杂诡秘的。一个人做学生的时候可能很纯洁,从政之后有更多的考虑,变化自然难免。
季氏子弟中曾有人请教孔子,子路与冉有这两人能不能算是大臣。
孔子说,这两个人不能算大臣,只能算是具臣。也就是说,这两人只是有专业能力的臣子,你可以把实际事务交给他们,比如冉有负责财政、子路负责军事;但是这两人不能算是大臣。因为大臣的标准是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过,孔子认为,冉有与子路也不是唯命是从的人,遇到上级杀父亲与杀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的。
子路(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年),本名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人。他只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
子路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典型的不良少年,好勇擅斗,很喜欢跟别人比武决斗。当他成为孔子学生之后,很忠诚地保护老师,没有人再敢公开责难孔子了。子路非常率真,什么话都敢讲。在学生之中,敢给孔子摆脸色、敢对孔子生气、敢跟孔子吵架,表现自己不满的人,只有子路一个。在《论语》里面,至少有四次,子路对老师直言抗议,认为老师做的有问题。
最有名的当然是“子见南子”这一段。大致情况是卫灵公夫人南子想见孔子。子路护师心切,担心名声不好的南子会利用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见南子。孔子认为国君夫人按照礼数请自己,不见有失礼仪,就去见了南子,果然遭到了利用。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就是南子蹭国际著名学者孔子的热度,抬高自己的身价。孔子回去之后,子路非常不高兴,对老师说:“您果然被利用了。”孔子便发誓说:“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让天来厌弃我吧!让天来厌弃我吧!”你看,面对子路,孔子也要为自己辩解。子路这样的学生可以随时从他的角度提供意见,对孔子而言就像好朋友一样。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一段孔子让颜渊、子路谈自己志向的事。颜渊的志向是“无伐善,无施劳”,而子路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把自己的车子以、马匹、衣服、棉袍与朋友一起用,坏了都没有一点遗憾。子路的回答,说明他非常重视朋友的情义,远远超过财物的价值。当时棉袍、车马都是很贵重的东西,子路说用坏了没关系,因为是朋友,他对朋友特别讲道义。
子路的死是个惨剧。他死于卫国内乱,还被剁成了肉酱。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当时卫国国君卫出公姬辄是前任国君卫灵公之孙,太子姬蒯聩之子。蒯聩得罪南子,逃到了晋国。灵公死后,姬辄继位。晋国想乘机侵犯卫国,送回蒯聩,于是卫国抵抗晋国,阻止蒯聩回国。蒯聩有个姐姐,叫作伯姬,她胁迫儿子孔俚弑啥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是孔俚的属下,他听到消息后,进城去见蒯聩,蒯聩让手下击落了子路的冠缨。
子路道:“君子死,冠不免。”君子即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他在系好帽缨的过程中被人砍成肉酱。
子路由勇士成长为君子,但最终也由于君子做派丢掉了性命,很有戏剧性。当子路惨死的消息传到孔子耳朵里,他伤心欲绝,再一次说天要亡我吧!这跟颜渊过世后的情形类似。
子游,原名言偃,字子游,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子游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他很重要。
子游列名文学科,周代文学代表文献方面的知识,即古代的经典。精通文学者,能从文献中得到启发,自然会高尚其志,目光远大。子游就能做到这一点。
孔子大约是颜控(孔子是天秤座的),他不喜欢长得难看的子羽,对这个学生态度冷淡,子羽就退学,自己钻研学问去了。
但是子游很欣赏子羽。他在鲁国为官,在武城当过县长,有一次孔子问他:“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他走路时不抄近路,如果不是公事,也从不到我屋里来。”这说明子羽为人端方,是个正人君子。子游能够发现老师忽略的学生,可见眼光很独到。
子游《诗经》《尚书》都学得很好,他在武城当县长的时候就教老百姓唱《诗经》。因为孔子教导过他,《诗经》是要用来治国的。孔子听到歌声,笑话子游大材小用,就像杀鸡用了牛刀。
孔子其实很开心,并非责怪子游,而是幽默地调侃。这话让子游听到以后,他就跑来抗议了。他说,老师,您不是教过我们,做官的人学习人生道理,就是要爱护百姓。而老百姓学习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这里并非是说愚民。而是指一个人受过教育之后,不会只看个人眼前的利益,而会关心群体更大的需要、更大的利益。
子游即使身为一个小小的县长,还是让老百姓一起来学《诗经》,让老百姓也懂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孔子其实很喜欢学生的做法,子游抗议之后,孔子说:“各位同学,子游说得对,我前面是和他开玩笑的。”
因为子游是个胸襟开阔,并且懂得兴诗书礼乐而教化百姓的人,孔子认为值得和他讲天下大大道理。孔子就和子游畅谈了有关大同、小康的世界,到今天留下来的文献,还足以令我们向往。
子夏,原名卜商,字子夏,卫国人,比孔子小四十四岁。他跟子游一样,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所收的学生。
“仕而优而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就是子夏说的。他对教书有什么心得呢?首先他是很好的学生,晚年则是很好的老师,曾教过一个国君,魏文侯。他是孔子学生里面比较有成就的一位。
子夏的书读得非常好,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就会请教子夏。孔子有两个学生,司马牛和樊迟,资质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努力,有时候听不懂孔子的回答,也不敢再去问老师,就会向子夏请教。子夏的书读得很好,学问功底非常扎实,能够根据老师的回答去发挥自己的心得。
子夏曾启发孔子,礼如绘事后素。
对绘事后素,可能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解读。但这件事是子夏一生的荣幸。
子夏作为一个好老师,曾教出很多杰出的弟子,像田子方、 、吴起等,但他们并非都是延续儒家思想的弟子。相对来说, 子夏教书比较保守。有一段他与子游的辩论,我们可以看一下。
子游认为,子夏教的学生,对洒水、扫地、接待宾客、进退礼仪方面的事,还可以胜任,不过这些只是末节而已;而做人的根本道理却没有学会,怎么可以呢?这话传到子夏耳中,子夏就替自己辩护,他说,只有圣人才能本末兼顾,而一般人当然要慢慢地从基本的礼仪做起。最基本的没学好,就立刻讲一些大道理, 难免会好高骛远。当然这是子夏为自己的辩解,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来,子夏是有一套教学方法的。
后来,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先是反问:“子夏说了些什么?”这位学生回答:“子夏说:‘值得交往的,才与他交往; 不值得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君子尊敬才德卓越的人,也接纳一般大众;称赞行善的人,也同情未能行善的人。我若是才德卓越,对什么人不能接纳?我若是才德不卓越,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
从这两个人的对照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点上,子张确实是比子夏高明,子夏过于保守了。子夏交朋友的时候,能交的就交, 不能交的就不理对方;而子张是“尊贤而容众”,杰出的人要包容众人。如果别人已经很好了,你跟他交往,他也不见得需要你; 但是别人很差的时候,正好需要你做朋友来指导。相对来说,子张说的话是比较有格局的,而子夏因为太保守,格局显得有些小了。但是,子夏的交友之道可能更符合现代人的思维。
除了孔门十大弟子之外,孔子有名的学生还有公冶长和南宫适,孔子对这两人评价很高,认为他们是君子,并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异母兄孟皮的女儿,也就是侄女嫁给了南宫适。据说公冶长会鸟语,南宫适则是个高富帅。
孔子的学生中还有好几对是父子档,比如颜渊和他的父亲颜路,还有曾点(曾皙)和曾参。曾氏父子性格迥异,曾点潇洒,曾参老实。
孔子曾和学生们谈论志向,子路想当军事家,冉有想做政治家,公西华(他和冉有很要好)想搞外交,曾点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好浪漫呀!曾参资质鲁钝,但是非常勤勉,而且纯孝敦厚,讲究慎独,日后居然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代表,可以传《大学》、作《孝经》,把孔子的思想发挥得很好。
后来,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子路和冉有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此说一下公西华。
公西华名公西赤,字子华,又称公西华。在孔子弟子中,公西华以长于祭祀之礼、宾客之礼著称,且善于交际,曾“乘肥马,衣轻裘”,为孔子出使齐国。孔子对他的评价是:“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子很认可公西华的外交才能。公西华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孔子在一生最为艰险的阶段,就是自称“丧家犬”被困在陈、蔡两国之间的早些时候,他在陈国收过一个学生,叫作颛孙师,字子张。子张小孔子四十八岁,作为孔子晚年的学生,他在孔子身边非常活跃。整部 《论语》按照篇章来计算,出现最多的是子路,然后是子贡,接着恐怕就是子张了,他出现的次数和颜渊差不多。子张个性激进孤傲,孔子说“师也辟”,“辟”通“孤僻”。子张虽然孤傲,但却志向高远,希望积极入世,进而造福百姓。
前面提到的子羽,就是澹台灭明。他是一个热爱学习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地学习、钻研, 成了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澹台灭明后来到楚国传学,收了三百个弟子。据说把孔子的学说传到南方的,他是第一人。
两位差生当中的司马牛资料很少,只知道是宋国人,一说名耕,另一说名犁,《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提到过他,说他“多言而躁”。另一位樊迟呢,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他很有求知欲望,三次向孔子请教“仁”,还问“智”“崇德、修慝、辨惑”等。大概由于他天资不够,所以孔子只给他讲最基本的道理。谁能想到日后樊迟居然也跻身七十二贤之列,他继承孔子兴办私学,在儒家学派广受推崇的各个朝代享有较高礼遇。唐代追赠“樊伯”,宋代追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说到山东,自然会想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
一山一水一圣人!山是五岳之首的泰山,水是九曲十八弯的母亲河黄河,圣人是誉满全球的孔圣人。
山东物产丰富地域辽阔,古时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所以也称齐鲁大地。论历史人文风景名胜,都数不胜数。
省会济南开埠两千多年,隋唐时期就有记载,大明湖虽不及西湖面积大,但盛名远扬不输西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正是大明湖最好的写照,天气晴好时,湖边可见佛山倒影的盛景。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诗圣杜甫这句诗就刻在大明湖西南门上,有心路过皆可见。济南也算是钟灵毓秀之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词人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令多少男人汗颜😅而作为文能歌赋诗词,武能征战沙场挑灯看剑的辛弃疾,也是着实令人钦佩的墨客骚人。
趵突泉更是被乾隆爷钦点为“天下第一泉”并大笔一挥御笔亲题!还珠格格里乾隆皇帝正是在大明湖畔曲水亭边偶遇了夏雨荷。虽无史可考,却有据可查。
千佛山又名历山,相传上古虞舜帝为民时,曾躬耕于历山之下,故亦名舜山或舜耕山。
如果一一列举实是难事,只济南能说个三天三夜!
孟子故里的邹县也是文化之邦。
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及潍县的萝卜皮!威海超美的海岸线,蓬莱仙境,牟氏庄园,成山头风景区,真是处处有风景,地地好风光[赞]还有红色根据地沂蒙山区。
山东除了山水宜人之外,还有就是好客的山东人。都知道山东人厚道、实诚、不欺人,还能路见不平一声吼,助人为乐不图虚名。
山东出美人,林青霞祖籍山东莱阳县,巩俐济南姑娘,还有金晨等等等等,最著名的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了!
都不知道山东还缺什么?谁来补充一下?我先喝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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