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在书法学问思想上?

2023-07-27 04:24:04 42阅读

1、诸城交友，在书法学问思想上？

作者：史遇春

每个人，一生都在变化；但是，要说起那些在一生中影响个人发展和成就的变化来，就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讲清楚、说明白的，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简要精炼地概括出来的。

诸城交友,在书法学问思想上?

做名人的好处，就是有很多人研究他、讨论他，帮他总结一生的行事，当然，也会评定他一生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

曾国藩自己的撰述，就已经够人学习了。但是，一些人还嫌不够，还会继续挖掘别人对曾国藩的记述。

这里，就通过清代笔记中的记载，看一看曾国藩一生之中三个方面的三大变化。

本文出自清人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一生三变》一节。

曾国藩的一生，在各个方面都有变化。这里主要讲述他在书法、学问、思想方面的变化。这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变化，又大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故而，又称之为“三变”。

第一、曾国藩在书法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书法，最初，他学习的是柳诚悬（公权）。

柳公权，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其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其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2、中年开始，曾国藩的书法又学习黄山谷（庭坚）。

黄庭坚，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谓；与张耒、晁补之、秦观游学苏轼门下，合称“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书法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3、到了晚年，曾国藩的书法，又学李北海（邕）。

李邕，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字泰和，汉族，广陵江都（今扬州江都区）人；唐代书法家；其父李善，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他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括州”、“李北海”；行书碑法大家，书法风格奇伟倜傥；李后主（煜）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传世碑刻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

另外，晚年时，曾国藩的书法，除学习李北海之外，还参学刘石庵（墉）。

刘墉（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高宗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清仁宗嘉庆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清；书法造诣深厚，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永瑆、翁方纲、铁保）；清代徐珂说：“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纸本墨迹，故宫博物院藏；其字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其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

所以，看曾国藩晚年的书法，其挺拔稳健之中，让人觉得，又富含妩媚之态。

第二、曾国藩在学问上的三变

1、曾国藩的学问，最初致力于翰林词赋。

清代沿用明朝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

翰林之官，以编修国史、记载言行、讲解经史、草拟文件为主要工作，所以，对文字的要求比较高。词赋之学，最见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词赋。

曾国藩最初的学问，功夫用在翰林词赋上，就我浅见，这是属于职务性质的学问、属于技术性质的学问。

而且，词赋之学，在正统儒家看来，算是末学。

2、后来，曾国藩与唐镜海（鉴）太常（太常寺属于五寺之一，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太常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交游。受到唐镜海的影响，曾国藩专心研究儒家先贤的语录。

唐鉴（公元1778年～公元1861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己巳洪莹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与清朝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称；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他对曾国藩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有深刻的影响；著有《朱子年谱考异》、《学案小识》、《畿辅水利备览》等。

对于儒家先贤语录的用心，主要是在修身上下功夫，这是儒家的门径。

这也是从职务性质、技术性质的学问向人生哲学、修身处世、心理层面、精神高度的上升。

3、之后，曾国藩的学问，又用在了六书之学上。这一时期，曾文正博览乾嘉学派的训诂书籍，但是，对于宋人的注经，他不以为然。

六书之学，是研究六书理论的学问，为东汉许慎所创；唐李阳冰刊刻《说文》，多以臆测；宋王安石著《字说》，随意穿凿；鉴于李、王二氏的失败教训，自宋代郑樵始，许多学者力倡并从事六书理论研究。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该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因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也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该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第三，曾国藩在思想上的三变

1、曾文正的思想，在他做京官的时候，主要以程朱为依归。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至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传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学说。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在南宋并没有多少优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定为官学以后，始得兴盛。程朱理学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影响也颇大。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平民化、以及民间的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2、在曾国藩出来办理团练、处理军务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是申韩。

申韩，是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称申韩之学。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其为“九流”之一，古代大家和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其是道家的分支。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遂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这一时期，曾国藩曾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意在表达自己的刚直。

3、清文宗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军中时，家中亲亡，丁外艰。收到讣报之后，他马上奔丧，返回原籍。因为此事，朝中议论纷纷，大概是说人臣不能以私废公，官员们对此颇不以为然。此时，左恪靖（宗棠）还在骆文忠（秉章）的幕府之中，对于曾国藩的行为，左宗棠横加指责、随口诋毁，一时间，众议哗然，随之应和。因为这件事情，曾国藩心中也很内疚，他思虑过度，得下了严重的失眠病。后来，笔记作者欧阳兆熊推荐曹镜初（耀湘）为曾国藩诊疗。曹镜初在给曾国藩治疗的过程中，曾对他说，岐黄之术医治的只是身体的病痛；要治疗心病，可以学一学黄老之术。曹镜初对曾国藩的规劝，大约也就是在要求他能够“无为”，如此，心结才能开解，才能达到从根本上疗疾养生的目的。

“黄老”，也称黄老学说或黄老教派，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老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黄帝、老子的思想，并兼采阴阳、法、儒、墨诸家观点，形成一家之言。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是汉初的统治思想，即“休养生息”。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未受黄老之术影响之前，曾国藩在写信给胡文忠（林翼）时，只要说到左宗棠，他往往都会破口大骂。曾国藩还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提到，说是自己和左宗棠的关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还说自己永远也不要再和左宗棠说话了。

咸丰八年（公元1857年），朝廷下旨，曾国藩被夺情〔中国古代礼俗制度中，官员遭父母之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理应守丧之时，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起用，支援浙江。他刚到浙江省不久，就集一联：

敬胜怠，义胜欲；

知其雄，守其雌。

上联，据《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里说，这是周武王甫登位向大臣问道时，姜太公回答给他的提问所提到的句子。

姜太公所言，出于《丹书》，其辞如下：

“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也就是说：

恭敬胜过懈怠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会灭亡；仁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仁义就凶险。凡是办事情不努力就会出偏差，凡是办事情不恭敬就会歪邪，歪邪偏差就会毁灭，恭敬认真就会永世长存。

下联，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

知雄守雌，正是处于最为恰切、最为稳妥地对全面情况的把握的状态。老子不仅提倡“知雄”，关键还在于“守雌”。“知雄”不是仗势欺人或“得理不饶人”，而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守雌”不是被动地“任人欺凌”，而是处后、守柔、含藏、内敛。知雄守雌，是谦退到不能再退、放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与“懦弱”仅有一纸之隔。谓内心虽然坚强，外表却要柔弱，与人无争。这是古代道家所谓“和光同尘”的处世态度，也是道家提倡的一种韬晦自处的处世哲学。

集成此联后，曾文正还嘱托左宗棠书写成篆体，以此联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传达自己处世的主张。

由此，曾国藩与左宗棠又和好如初，情谊笃深，从此以后，两人也不念旧恶了。

曾国藩这一次出山之后，为人处事，他全都以柔道运行，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功业显著，也未见他有半点沾沾自喜之色。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对笔记作者欧阳兆熊说：

“有朝一日我故去了，如果有人为我写墓志铭，铭文我都已经想好了，那就是：

不信书，信运气；

公之言，告万世。”

所以，在曾文正去世之后，笔记作者欧阳兆熊给他挽联如下：

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此联的下联，后面几句，就是对曾文正晚年思想境界与处世哲学的概括。欧阳兆熊觉得，自己的这个总结，大概可以写出曾文正的心思、心事。

曾文正自己也曾经说过：

“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取向。

这里，再补充一下文中的相关资料。

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字晓岑（小芩），号匏叟，湘潭县锦石人，生卒年不详；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中举人；家庭富庶，性情豪爽，仗义疏财，颇能周济贫儒；爱文学，工诗联，与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李续宾、罗汝怀等相友善，与吴熙之父吴棠交谊颇深；道光年间，名重全县，然论事持议常多偏颇，不为时局所用；其与曾国藩岳父欧阳凝祉系本家，与曾氏妻弟欧阳牧云、欧阳凌云往来密切，数次医好曾国藩之病，故与曾国藩深交，关系亲密，时有诗词唱和，书信往来，曾国藩家书中常提及的“小芩”即是；后在湘潭城内开设医药局，延请众多中医师，专为百姓治病；曾自费出版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对晚清时伤寒论的推广多有贡献。

金安清。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

曹耀湘。

曹耀湘，字镜初，湖南长沙人，清朝末年学者、诗人，在先秦诸子、诗歌、楚辞、经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骆秉章。

骆秉章（公元1793年～公元1866年），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自少勤学，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后被授为编修，迁移为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被任为湖南巡抚，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着；清文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以守长沙有功而复职，并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北巡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实授湖南巡抚，任上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四川总督；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之后，石达开请求和谈，佯称答应，将石达开俘虏，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衔；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公元1885年），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清德宗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胡林翼。

胡林翼（公元1812年～公元1861年），汉族，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清宣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抚鄂期间，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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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轼是不是状元？

苏轼不是状元，苏轼是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高中的进士第二名及第，同榜的第一名状元是建安的章衡，眉山苏轼为榜眼，同榜的进士有名的还有曾巩、章敦、苏辙、张璪、张师道、邓文约等。

人物生平：

1、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佳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2、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的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3、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4、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5、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信件内的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求情，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6、东山再起：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7、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与疾病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

8、流落儋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9、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3、你赞同艾滋病人结婚吗？

告诉另一半你得了艾滋病，再来商量你们结婚的事。

如果对方同意，那么这样的婚姻，没谁有资格反对！这是值得支持和肯定的。毕竟，爱在很多时候，胜过一切。

至于，婚后是不是能孕育生命，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在，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已经可以获得较大比例的阻断，此前的说法是阻断成功率在97%左右。

但如果感染者是男方，要孩子的事儿估计就难度不小了。

据说，国外有一种“洗精术”，可以通过人工受精或者试管婴儿，帮助这样的家庭繁育下一代。但这个技术，目前在国内尚未听说。

据说，可以男女双方同时服用药物，减少病毒载量，降低传播能力，但这事儿一般人估计也没胆量去尝试。

艾滋病人结婚，目前所知的情况是那种【契约婚姻】多些——男方是男男同性恋者，女方是感染者。

二人并不行夫妻之实，只是对外对公众家人有个交代。

这样的婚姻，其实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有助于树立这对夫妻的自信，让他们携手面对生活，但其实参杂着太多无奈！

所以，还是要提高洁身自好的意识，并落实到行动上。杜绝不安全的性行为，减少并尽量克制婚前性行为，虽然这是难事一桩。

您认为呢？

4、孔子的知名弟子有哪些？

孔子的知名弟子有哪些，请谈谈？孔门弟子三千，当中有七十二贤人，又以十大弟子最有名。十大弟子按特长归为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四科里，德行旨在培养君主，言语旨在培养外交家（周代意义上的往来诸侯之间的），政事旨在培养总理宰相一类，文学则旨在培养学术礼仪。

1 .颜渊，名回，字子渊，是孔子首席大弟子。颜渊很好学，悟性很高，孔子说他“闻一以知十”，跟另一个弟子子贡说，觉得自己都比不上颜渊。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孔子曾对颜渊的德行大加赞赏。一竹筐饭，一瓜瓢水，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他却依然很快乐。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渊穷困的时候快乐，通达的时候也能快乐。当时天下大乱，颜渊仍然可以把握个人的快乐。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传承，在颜渊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他认为颜渊做到了“近仁”，对颜渊期许很高，希望颜渊可以传他的道统。

可惜颜渊身体不好，比孔子早两年过世了。他逝于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时。他比孔子小三十岁，得年四十一岁。

颜渊过世的时候，孔子情绪失控，哭得非常伤心。《论语》中用了一句话：子哭之恸。孔子一向教导学生喜怒哀乐都要适当，他的失控令学生不解，孔子回答，如果不为这样的学生哭得伤心，要为谁哭得伤心呢？

《论语·先进》中还有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意思就是天要亡我。

颜渊的英年早逝，确实令人遗憾。孔子过世后，其弟子分为八派，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号，到最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战国时代中期，孟子出现了。孟子是最能够发挥孔子思想的人，这也要怪孔子的学生，他们不太喜欢著述传世。

闵子骞，生于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卒于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比孔子小15岁。名损，字子骞，尊称闵子。

闵子骞以孝闻名后世，是“二十四孝”中的一位。闵子骞幼年时母亲过世，父亲娶了后母，又生了两个弟弟。到冬天的时候，父亲叫他拉车，他拉不动，父亲鞭打他，打下去之后衣服裂开，里面露出稻草。父亲非常生气，后母的两个儿子穿着棉袄，闵子骞的棉袄里却是稻草。于是父亲就想休了后母。闵子骞说了一句千古之后仍令人感动的话：“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亲在的话，只有他一个人会寒冷；母亲一旦离开，三个儿子连他在内都会很孤单。如此孝顺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德行当然颇有可观之处。《论语 · 先进》中，孔子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都不质疑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什么意思呢？一般人说自己家人好，别人听了都会打折扣，但只有闵子骞不会，任何人都知道他很孝顺，所以他家人说他的好话，大家都接受。

闵子骞终生不愿出任官职，直到50岁时去世。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做官上有洁癖——不好的上级长官要他做官，他不做。当时鲁国的政治势力分为四大部分，最有权力的是季氏，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他宁愿离开鲁国，也不愿做官。居然有人怕做官，还要逃掉。这与闵子骞的个性有关。他认为季氏本身不好，不忠于鲁君，也不能够巩固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帮季氏，对鲁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次，鲁国国君想要扩建仓库，闵子骞就说何必扩建呢？仓库扩建代表要增加税收，还不如照顾百姓，何必急着让国家增加一些税收或是一些财物呢？所以孔子听到闵子骞的话，就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 · 先进》闵子骞这个人不说则已，一说就可以击中要害，他说一个国家需要照顾百姓，而不是扩充国库。有关闵子骞的故事在《论语》中就这么几段，如果真的要把他当作一个专题介绍，就要找很多稗官野史等材料来说，还不一定可靠。

冉伯牛，名冉耕，字伯牛。冉伯牛在《论语》里只出场了一次，出场就是病得很严重。孔子去看他的时候，没有进房间，从窗户拉他的手（这大概是一种传染病，不能接触）。孔子拉他的手之后就说，我们要失去这位同学了，这么好的人得了这么坏的病，这是命啊！

仲弓，名冉雍，字仲弓，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有弟子三千，只公开推荐一位学生，说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

古代能有资格面向南方的，只有三种人：第一是天子，第二是诸侯，第三是诸侯国的正卿，也就是所谓的相国或宰相。

孔子认为德行好的人，从政做官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一定要靠德行，让人与人都有共同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善，这样社会才能够永续经营。

仲弓的成长背景并不好，据说他的父亲是非常平凡的人，有人说卑微贫贱。但孔子认为贫贱不是问题，他也说自己小时候非常贫贱，在社会上地位很低。

仲弓的口才并不好，于是就有人说仲弓“仁而不佞”，有仁德，但是口才不好。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则不以为然。

仲弓后来做官，孔子也大力推荐他当季氏的家臣。

仲弓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也是因材施教。一个学生越杰出，孔子的回答越精彩。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仲弓的可用材料同样很少。后世对仲弓的评价特别高。荀子说过一句话：“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他认为圣人中能够得势的，是舜和禹；圣人不能得势的，是孔子和仲弓。荀子把仲弓与孔子并列，一定有他的原因，他应该是看到很多材料，所以认可仲弓的各种杰出表现。孟子掌握了孔子的核心思想——仁，而荀子认为自己掌握到核心——礼，很可能是仲弓在礼方面的表现得到了荀子称道。

宰我，原名宰予，字子我，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孔子说过一句话：“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前半句说的就是宰我，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话说得很好听就认为他是一个人才，那你恐怕就看错了。

宰我会向孔子提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宰我大概常常听老师谈到要做一个仁者，要行仁。有一次，他故意问孔子：“老师，假设有一个仁者，别人告诉他，井中有仁可取，他会不会跳下去呢？”宰我很聪明，故意提这样的问题。孔子就不太高兴了，他说：“对一个君子来说，你可以让他过去，却不能让他跳井；你可以欺骗他井中有仁可取，却不能诬赖他分辨不了道理。怎么可以把君子看得这么笨呢？”宰我问的是仁者，孔子回答的是君子。而君子是仁智并用、仁智并举的。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宰我不但缺乏诚意，而且他提的问题是故意设个陷阱来嘲笑人家。孔子自然对他不满意。

在古代白天睡觉是很严重的事情，古代没有电灯，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休息充分，白天就不应该睡觉了。除非生病，要不然就一定要认真地读书。宰我白天跑去睡觉，孔子知道了，骂得很难听。由于宰予，孔子改变了对别人的看法。孔子可能以前也会轻信人言，遇到口才很好的宰予，发现有些人光说不练，言行不一。由此，从“听其言而信其行”转变为“听其言而观其行”。

宰我喜欢思考，喜欢辩论，论据充分，孔子有时都难以招架。他曾向孔子问三年之丧。

宰我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为期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礼一定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荒废。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取火用的燧木已经轮换了一遍，服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丧期不到三年就吃稻米，穿锦缎，对你来说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做吧！君子服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感到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宁，所以不那样做。现在你心安，就那样去做。”

宰我出去了，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生下来三年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怀抱之爱吗？”

在孔子眼里，宰我是个“坏学生”，也是他最头痛的学生。《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予后来当了临淄大夫，又说其参与齐国权臣田常作乱而被杀。

虽然宰予经常让孔子脑袋疼，但是孔子也是很认可宰我的才华的。《孔丛子 · 记义》中，想请孔子来做官，孔子就先派宰我过去。宰我的口才很好，知道老师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宰我就跟楚昭王谈了各种理想，楚昭王很满意，送给孔子好几辆华丽贵重的马车，宰我这次非常明理靠谱，他说：“我们老师要的不是马车，我们老师关心的是理想能不能实现，关心的是老百姓能不能得到照顾，如果你真的用我们老师为官，我们高兴得很，他就是走路来也愿意，你不用给他豪华的马车。”在这里，宰予的形象高大了不少。他向孔子报告后，孔子也称赞了他。

孟子在书中特别记录了宰我对老师的称赞。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就是说，以我对老师的观察，他的杰出远远超过了尧舜。孔子都不敢这样讲，孔子、孟子都称尧舜了不起，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圣贤，内圣外王都做到了。但是宰我，居然说老师贤于尧舜，远远超过尧舜。这话是太夸张了。但是其实有些道理的。

尧舜时代还是原始社会，很落后，规模也不大，尧舜能做的事情有限。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情况，致力于恢复周礼，让天下重回安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抱负！

子贡，原名，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与宰我同列言语科。他俩斗嘴肯定很有意思，可能宰我会赢吧！因为他排在子贡前面。关于子贡，在此不做赘言。

冉有，原名冉求，字子有，小孔子二十九岁。说到冉有，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他是孔子在中年时代所收的弟子。冉有是有本事的人，在政事科里，他列第一，子路列第二。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冉有确实是很特别的。孔子曾用一个字来评价他——艺，多才多艺。

关于冉有，我们读中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季氏将伐颛臾》，主角之一就是冉有。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大意是讲鲁国权臣季氏准备攻打鲁国的属国颛臾。冉有和子路同为季氏家臣，孔子希望他们能够劝阻季氏。他们说，劝阻不了。孔子很难过，说你们替别人做事，要帮助别人走上正道。如果不能帮助你的老板把事做好，那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做官能够发挥理想，要用正道来服侍你的长官，做不到的话就辞职，这是孔子的态度。在孔子眼里，冉有这个学生，才干没有问题，但是他比较懦弱。

另外，冉有的性格也比较内向。有次师生几人周游列国到了卫国，时逢蒯聩父子争国，冉有想知道老师愿不愿意在卫国做官，他个性内向，怕老师不高兴，不敢自己问，于是就去问子贡。孔子那么有原则的人，自然不会认同卫国目前的局面，当然是不愿意了。

由于冉有性格内向懦弱，他做事很多时候是顺从长官的意思，没有魄力和长官抗衡。所以，孔子对他越来越失望。有一次就更加严重了，几乎令师生关系破裂了。

季氏原本就很有钱，冉有成为他的家臣之后，还帮他增加税收，让季氏的财富继续增加。孔子知道了非常生气，说冉有不再是我们的同道，叫学生们敲锣打鼓去批评老同学，这是非常伤感情的做法了。

官场是很复杂诡秘的。一个人做学生的时候可能很纯洁，从政之后有更多的考虑，变化自然难免。

季氏子弟中曾有人请教孔子，子路与冉有这两人能不能算是大臣。

孔子说，这两个人不能算大臣，只能算是具臣。也就是说，这两人只是有专业能力的臣子，你可以把实际事务交给他们，比如冉有负责财政、子路负责军事；但是这两人不能算是大臣。因为大臣的标准是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过，孔子认为，冉有与子路也不是唯命是从的人，遇到上级杀父亲与杀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的。

子路（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年），本名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人。他只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

子路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典型的不良少年，好勇擅斗，很喜欢跟别人比武决斗。当他成为孔子学生之后，很忠诚地保护老师，没有人再敢公开责难孔子了。子路非常率真，什么话都敢讲。在学生之中，敢给孔子摆脸色、敢对孔子生气、敢跟孔子吵架，表现自己不满的人，只有子路一个。在《论语》里面，至少有四次，子路对老师直言抗议，认为老师做的有问题。

最有名的当然是“子见南子”这一段。大致情况是卫灵公夫人南子想见孔子。子路护师心切，担心名声不好的南子会利用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见南子。孔子认为国君夫人按照礼数请自己，不见有失礼仪，就去见了南子，果然遭到了利用。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就是南子蹭国际著名学者孔子的热度，抬高自己的身价。孔子回去之后，子路非常不高兴，对老师说：“您果然被利用了。”孔子便发誓说：“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让天来厌弃我吧！让天来厌弃我吧！”你看，面对子路，孔子也要为自己辩解。子路这样的学生可以随时从他的角度提供意见，对孔子而言就像好朋友一样。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一段孔子让颜渊、子路谈自己志向的事。颜渊的志向是“无伐善，无施劳”，而子路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把自己的车子以、马匹、衣服、棉袍与朋友一起用，坏了都没有一点遗憾。子路的回答，说明他非常重视朋友的情义，远远超过财物的价值。当时棉袍、车马都是很贵重的东西，子路说用坏了没关系，因为是朋友，他对朋友特别讲道义。

子路的死是个惨剧。他死于卫国内乱，还被剁成了肉酱。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当时卫国国君卫出公姬辄是前任国君卫灵公之孙，太子姬蒯聩之子。蒯聩得罪南子，逃到了晋国。灵公死后，姬辄继位。晋国想乘机侵犯卫国，送回蒯聩，于是卫国抵抗晋国，阻止蒯聩回国。蒯聩有个姐姐，叫作伯姬，她胁迫儿子孔俚弑啥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是孔俚的属下，他听到消息后，进城去见蒯聩，蒯聩让手下击落了子路的冠缨。

子路道：“君子死，冠不免。”君子即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他在系好帽缨的过程中被人砍成肉酱。

子路由勇士成长为君子，但最终也由于君子做派丢掉了性命，很有戏剧性。当子路惨死的消息传到孔子耳朵里，他伤心欲绝，再一次说天要亡我吧！这跟颜渊过世后的情形类似。

子游，原名言偃，字子游，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子游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他很重要。

子游列名文学科，周代文学代表文献方面的知识，即古代的经典。精通文学者，能从文献中得到启发，自然会高尚其志，目光远大。子游就能做到这一点。

孔子大约是颜控（孔子是天秤座的），他不喜欢长得难看的子羽，对这个学生态度冷淡，子羽就退学，自己钻研学问去了。

但是子游很欣赏子羽。他在鲁国为官，在武城当过县长，有一次孔子问他：“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他走路时不抄近路，如果不是公事，也从不到我屋里来。”这说明子羽为人端方，是个正人君子。子游能够发现老师忽略的学生，可见眼光很独到。

子游《诗经》《尚书》都学得很好，他在武城当县长的时候就教老百姓唱《诗经》。因为孔子教导过他，《诗经》是要用来治国的。孔子听到歌声，笑话子游大材小用，就像杀鸡用了牛刀。

孔子其实很开心，并非责怪子游，而是幽默地调侃。这话让子游听到以后，他就跑来抗议了。他说，老师，您不是教过我们，做官的人学习人生道理，就是要爱护百姓。而老百姓学习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这里并非是说愚民。而是指一个人受过教育之后，不会只看个人眼前的利益，而会关心群体更大的需要、更大的利益。

子游即使身为一个小小的县长，还是让老百姓一起来学《诗经》，让老百姓也懂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孔子其实很喜欢学生的做法，子游抗议之后，孔子说：“各位同学，子游说得对，我前面是和他开玩笑的。”

因为子游是个胸襟开阔，并且懂得兴诗书礼乐而教化百姓的人，孔子认为值得和他讲天下大大道理。孔子就和子游畅谈了有关大同、小康的世界，到今天留下来的文献，还足以令我们向往。

子夏，原名卜商，字子夏，卫国人，比孔子小四十四岁。他跟子游一样，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所收的学生。

“仕而优而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就是子夏说的。他对教书有什么心得呢？首先他是很好的学生，晚年则是很好的老师，曾教过一个国君，魏文侯。他是孔子学生里面比较有成就的一位。

子夏的书读得非常好，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就会请教子夏。孔子有两个学生，司马牛和樊迟，资质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努力，有时候听不懂孔子的回答，也不敢再去问老师，就会向子夏请教。子夏的书读得很好，学问功底非常扎实，能够根据老师的回答去发挥自己的心得。

子夏曾启发孔子，礼如绘事后素。

对绘事后素，可能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解读。但这件事是子夏一生的荣幸。

子夏作为一个好老师，曾教出很多杰出的弟子，像田子方、、吴起等，但他们并非都是延续儒家思想的弟子。相对来说，子夏教书比较保守。有一段他与子游的辩论，我们可以看一下。

子游认为，子夏教的学生，对洒水、扫地、接待宾客、进退礼仪方面的事，还可以胜任，不过这些只是末节而已；而做人的根本道理却没有学会，怎么可以呢？这话传到子夏耳中，子夏就替自己辩护，他说，只有圣人才能本末兼顾，而一般人当然要慢慢地从基本的礼仪做起。最基本的没学好，就立刻讲一些大道理，难免会好高骛远。当然这是子夏为自己的辩解，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来，子夏是有一套教学方法的。

后来，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先是反问：“子夏说了些什么？”这位学生回答：“子夏说：‘值得交往的，才与他交往；不值得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君子尊敬才德卓越的人，也接纳一般大众；称赞行善的人，也同情未能行善的人。我若是才德卓越，对什么人不能接纳？我若是才德不卓越，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

从这两个人的对照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点上，子张确实是比子夏高明，子夏过于保守了。子夏交朋友的时候，能交的就交，不能交的就不理对方；而子张是“尊贤而容众”，杰出的人要包容众人。如果别人已经很好了，你跟他交往，他也不见得需要你；但是别人很差的时候，正好需要你做朋友来指导。相对来说，子张说的话是比较有格局的，而子夏因为太保守，格局显得有些小了。但是，子夏的交友之道可能更符合现代人的思维。

除了孔门十大弟子之外，孔子有名的学生还有公冶长和南宫适，孔子对这两人评价很高，认为他们是君子，并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异母兄孟皮的女儿，也就是侄女嫁给了南宫适。据说公冶长会鸟语，南宫适则是个高富帅。

孔子的学生中还有好几对是父子档，比如颜渊和他的父亲颜路，还有曾点（曾皙）和曾参。曾氏父子性格迥异，曾点潇洒，曾参老实。

孔子曾和学生们谈论志向，子路想当军事家，冉有想做政治家，公西华（他和冉有很要好）想搞外交，曾点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好浪漫呀！曾参资质鲁钝，但是非常勤勉，而且纯孝敦厚，讲究慎独，日后居然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代表，可以传《大学》、作《孝经》，把孔子的思想发挥得很好。

后来，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子路和冉有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此说一下公西华。

公西华名公西赤，字子华，又称公西华。在孔子弟子中，公西华以长于祭祀之礼、宾客之礼著称，且善于交际，曾“乘肥马，衣轻裘”，为孔子出使齐国。孔子对他的评价是：“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子很认可公西华的外交才能。公西华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孔子在一生最为艰险的阶段，就是自称“丧家犬”被困在陈、蔡两国之间的早些时候，他在陈国收过一个学生，叫作颛孙师，字子张。子张小孔子四十八岁，作为孔子晚年的学生，他在孔子身边非常活跃。整部《论语》按照篇章来计算，出现最多的是子路，然后是子贡，接着恐怕就是子张了，他出现的次数和颜渊差不多。子张个性激进孤傲，孔子说“师也辟”，“辟”通“孤僻”。子张虽然孤傲，但却志向高远，希望积极入世，进而造福百姓。

前面提到的子羽，就是澹台灭明。他是一个热爱学习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地学习、钻研，成了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澹台灭明后来到楚国传学，收了三百个弟子。据说把孔子的学说传到南方的，他是第一人。

两位差生当中的司马牛资料很少，只知道是宋国人，一说名耕，另一说名犁，《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提到过他，说他“多言而躁”。另一位樊迟呢，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他很有求知欲望，三次向孔子请教“仁”，还问“智”“崇德、修慝、辨惑”等。大概由于他天资不够，所以孔子只给他讲最基本的道理。谁能想到日后樊迟居然也跻身七十二贤之列，他继承孔子兴办私学，在儒家学派广受推崇的各个朝代享有较高礼遇。唐代追赠“樊伯”，宋代追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