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梁交友,戴笠的八大金刚都是谁?
铜梁交友，戴笠的八大金刚都是谁？
让小编给讲解一下把：
军统只有10人团（主要有唐纵、张炎元、黄雍、周伟龙、马策、郑锡麟、梁干乔、徐亮、胡天秋和王天木）一说并没有什么8大金刚。
10人团那是指1928年戴笠刚刚开始涉足情报圈，成立了负责秘密情报搜集的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信小组”，这个小组最初只有十个人，所以被称为“十人团”。十人团就是后来军统庞大特务帝国最初的萌芽。十人团的办公地点就在南京鸡鹅巷53号，这是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小楼，房屋面积比较小，所以军统规模扩大之后，局本部就迁往四条巷和洪公祠，鸡鹅巷53号就只作为戴笠处理机要事务的办公地点。由于从联络组开始有了固定的编制和经费，戴笠得以能够招揽了一批人专职进行情报搜集，当然这十个人后来也有变动，有的离开了，如黄雍去了中央军校，马策去了参谋本部，郑锡麟去了中央警官学校；同时又有新的人加入进来，如刘恢先和裴西度。所以这个十人团的名单也有多种版本，但不管具体名单怎样变动，这个十来号人的小团队就是戴笠起家的班底。1932年戴笠出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特务处就在十人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再到1938年扩编为军统，这些人只要还在军统的，都是身居要职的核心骨干。当然，在十人团中也不会有排序，彼此之间更不会以排序相称。
先说下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是国民党军统局内赫赫有名的干将，他们职务相近年龄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
1：沈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员），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也是军统里面结局最好的一位。
2：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12月—1973年1月22日），男，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1935年随“班禅行辕”到西藏工作至1945年。曾先后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成都经检大队大队长等职。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机关报《挺进报》组织，1948年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蓥山起义，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1949年12月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病死。
3：周养浩
周养浩（1910—1990），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民国时期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息烽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国民党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1975年他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由于当时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并发路费，他和其他共10人要求回台湾和家人团聚，在香港滞留140天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允许。其中一人自杀，三人回大陆，两人留香港，周养浩和其他三人去美国投亲，1990年在美国去世。
再来说下军统4大杀手（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
沈醉我们在这里就不介绍了，就说剩下的3个
4：陈恭澍
陈恭澍，出生于1907年，河北宁河人。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中国国民党军统特务。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军校，而且一考即中，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的，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等职，先后策划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张啸林、傅筱庵、汪精卫等汉奸，一度令汉奸日寇闻风丧胆，号称军统第一杀手。1941年10月在上海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为保全性命被迫投降，暗中却与军统局长戴笠取得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上海当局以汉奸罪为名逮捕，两年后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但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5：赵理君
赵理君（1905年—1942年），四川蒲江人，黄埔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是戴笠的心腹爱将，江湖人称追命太岁。
赵理君早年曾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党早期投身武装斗争的一员。1924年，赵理君中学毕业，在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师。1927年，赵理君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继续教书。1928年任县民团局教练，兼任大足中学军事教练；同年，张希铭也到足中住教，创建中共大足地方组织──县第一个党支部，赵理君与他取得组织联系，协同张希铭开辟党的工作，介绍郑凌灿等人入党。在此期间赵理君入党。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后潜赴成都。1931年叛离共产党，后奔走南京投靠军统。赵理君此人，一手拿粉笔，一手拿手枪，也可称允文允武。1932年洪公祠特训班毕业以后，赵理君一直盘踞在上海，并在上海成为一名“行动”专家，1933年在复兴社特务处任情报官、调查组长、侦缉队长、复兴社特务处组织科中校科员，专门从事一些罪恶勾当。先后杀害杨杏佛、史量才等爱国人士，血债累累。而后变本加厉，竟因私人恩怨杀害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案发后居功自傲，有恃无恐。但没过多久，便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6:王天木
王天木（1891年—1995年），原名王仁锵，化名郑士松，东北人。早年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工作，加入军统后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王天木，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后在西北军当参议，还在河南收编过土匪。1915年任浙江高等监察厅厅长、驻外使馆秘。后经吴俊升之子吴泰勋介绍，结识戴笠，成为特务处骨干分子。他身体适中，五官端正，喜欢穿西装、高领白衬衣、丝质花领带和方头皮鞋，有绅士派头。1932年任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首任站长，与陈恭澍、赵理君、沈醉并称军统四大杀手。抗日战争前华北平津保各地的情报组织，由王天木负责。在他的领导下，成就突出。
1949年，陈恭澍赴台生活，晚年写了回忆录《英雄无名》，揭露了许多军统的内幕，其中包括四大杀手之一王天木当汉奸的真相，在陈恭澍看来，王天木是个双面间谍。
至于被陈恭澍认为是双面间谍的王天木，倒是有些像那么回事，王天木曾在1939年被“76号”抓获，三周后又安然无恙的释放了，从此被军统猜忌下令除掉。
后来外表上看王天木迫不得已投降日军，为“76号”效命，抓捕了不少军统特务，可是在日军投降后，王天木并未受到惩处，后来赴台生活，依然未受惩罚，不免让人有各种猜测。
小编就介绍到这里了，在军统四大杀手中，上述三人的下场都不及沈醉好，他也是四大杀手中唯一留在大陆的一个，沈醉是湖南湘潭人，曾是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处长，最高职位是中将游击司令。
他不仅被称为“军统四大杀手”，还与周养浩，徐远举三人并称“军统三剑客”，1949年12月9日，云南主席卢汉起义，把沈醉给扣押了起来，还来沈醉也想通了，就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了。沈醉帮助抓捕了许多潜伏的特务，不过当时他身份是战犯，一直到1980年，查明他在起义通电上签名了，于是他成了起义将领，受到优待，还当过政协委员，于199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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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时候你和哪个省的战友最投缘？
部队是讲“五湖四海”的，不搞个人小圈圈。但从感情上来说，一般的人会和讲同一种语系的人比较投缘的，但也不是绝对如此。当兵的时候，我似乎与河南省藉的战友比较投缘，也许我的先祖是从河南许昌一路南迁至广东有关，是广东的客家人，身上还有河南人的基因吧！
老钟我刚当兵时就没有特别投缘的的战友。我刚当兵时，我那个连队和我同一个县的老乡都没有，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兵最多。
我是广东客家人，连里也不少广东兵，但大部分是粤东和粤西的兵，语系和客家话相差甚远，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
刚入伍时，不少四川、广西的客家人知道我是广东客家人，训练之余都用客家话和我拉家常，都自认是我老乡。我听到客家话就觉得亲切。
连长有一次到新兵班和我拉家常说，整个连队就你没有同县的老乡，会不会觉得孤单，我说不会呀，我觉得大家对我都特别关照的。
事实也是这样，当时营房不宽裕，战士们睡觉都一个挨一个睡，我的左右都是河南兵，所以平时和他俩说话就多，相对投缘吧！
也许我客家人的先祖是从河南南迁广东的，所以与广东原住民分别，被称为客家人。因此，我仍有河南人的基因，与河南藉的战友比较说得来。
我病了，他们照顾我，他们病了，我照顾他们。平时交流比较多，谈各自家乡的情况，谈自己的理想，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因此，新兵的时候，与来自河南的战友比较投缘。
要说投缘是大学毕业后的那段缘了。我太太从地方大学毕业分来部队，我是从军校毕业分来这个部队，由于都是学外语的，平时交接班，别的场合碰到，都会用外语打声招乎。
男女之间更是很少在一起，如果都是独身，值班之余都会一帮人在营区范围内散步。好像没有和哪一位比较投缘。我是情“呆子”，28岁了还不知道要谈恋爱。
直到有一天，收到我现在太太的一封简短约会信，见了面，她问我喜欢她不？我还有点措手不及，只是点了点头，直到她握住我的手，我才明白该恋爱了。
这是我在部队得到的最大的缘，在恋爱中，互相交流感情，才觉得互相原来如此投缘。我是农家子弟，她是某边防师师长女儿，我都有点不敢高攀，一开始连想都不敢想。交往时间长了，才觉得并不是高不可攀，最终我们结婚了。
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对同事，对部属，我都坚持搞“五湖四海”，不会对任何人有偏见。我的部属就常跟人说，我的X长啊，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他就高兴。话传回我耳朵里，我觉得是部下对我最大的嘉奖。
在部队，大家都是战友，同吃一锅饭，同哼一首歌，战友之间情深意长。特别是战时，这种情，这种意更能体现出来。我在别的文章里说过，我的命是湖南的一位老班长救的。
老钟认为，所谓投缘，是互相有共同的理想，在工作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一生的军旅生涯，多次变换岗位，与我投缘的人还是蛮多的，有上级首长，有同事，有部下，还有无数的战友。这是老钟的观点，大家以为呢？你从小长到大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我是一个生长在贵州铜仁大山里的苗族小伙，对于20多年前农村到现在的变化，那可是太大了，但我记得的时候，我家门前公路都已经通车了的，是一条凹凸不平的泥巴石头路，偶尔会有些拖拉机，柴油车路过，我们一群小孩很好奇，都会经常在路边看车，会追去很远，对于我们的少数民族房子到现在没变化过什么，木房子依然比较多，那时我家比较穷，姊妹多，买不起电视机，哥哥姐姐去看电视的时候，总是叫他们背着我去邻居叔叔家看电视剧，黑白电视机，整个村的很多人都会在一家为围着一起看电视，说说笑笑，非常热闹。没有手机，没有电话，读书非常艰苦，操场是泥巴的，都是我们老师与同学一起共同挖出来的的。如今我们的农村村村通公路都修了水泥路，家家都有了彩电电视也有移动互联网，非常方便，很多家庭已买上了小轿车，虽然现在生活条件比较好，但还是喜欢童年的家乡，热闹的童年味，真难忘，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