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风尚堂,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有无促进作用
杭州风尚堂，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有无促进作用？
科举制对整个历史的进步当然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的政治进步上，还表现在社会的经济进步上，更表现在社会的思想文化和教育的进步上。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是生产力的提高，但生产关系的发展也能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会加速，中国历史的进步也会加速。因为科举制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科举制的出现是改善了中国的生产关系，使之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是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的，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的。总之，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的进步促进作用一直持续且到现在。
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有哪些促进作用呢？这种进步性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促进进步的第一方面表现在政治上：科举制的出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政权制度，稳定了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选拔官员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一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拔好的官员，要稳定社会秩序就必须选择有责任心的官员。中国历史上的选拔制度有很多，例如西汉的察举制，是以才能和品德选拔官员；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以门第选拔官员。然而，这些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选拔出来的官员，实际上是削弱了中央集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为了削弱地方权力和门阀士族的势力，隋炀帝在隋文帝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以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虽然科举制不能确定被选拔出的官员的品德和才能，但科举制的确把选拔官员的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了中央。中央权威的增加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稳定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前提。
战乱和分裂只能阻碍历史和社会的进步，稳定可统一才能促进历史的进步。科举制当然是有缺点的，但科举制相较于其他选拔方式是公平的。相对公平的制度会造就相对公平的社会，社会的公平性是会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的。
促进进步的第二方面表现在经济上：科举制推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为科举制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的进步一定会促进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小农经济的发展需要什么？需要土地私有制的维持，需要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需要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生产工具的改进。谁能做到这一切？是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文化的人？当然是有文化的人才能做到这一切。无论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王祯的《农书》；无论是汉朝的耧车，还是唐朝的曲辕犁；无论是宋朝引进的占城稻，还是明朝引进的玉米和甘薯；都需要有文化的人才能把它转化为生产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的进步与发展，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科举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发展，科举制给人们注入了奋进的内在动力。一个有奋进精神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是活力的社会，一个人才辈出的社会不仅会推动小农经济的发展，还会推动商品经济的繁荣，还会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经济发展模式越先进，中国社会就越能进步，就越能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
无论何时，文化程度高的社会总比文化程度比较低的社会发展的快一些。纵观历史，隋唐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慢一些，隋唐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快一些。原因在哪儿？科举制的进步和发展。
促进进步的第三方面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科举制的进步，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思想的解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会推动历史和社会走出愚昧，走向文明。科举制越发展，中国的教育体系就越完善；教育体系要完善，中国社会培养的人才就越多。社会整体文化程度的提升，必然会推动文学艺术的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汉赋的影响力远不如唐诗宋词的影响力。为什么？因为创作汉赋的人才少，创作唐诗宋词的人才多。司马相如之流，是远不如李白和杜甫的，是不能与苏轼及李清照相比较的。
教育范围的扩大，使社会的识字率提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提升。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走向开放，开放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出现思想自由的要求。在宋朝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市民就要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在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后，社会的等级秩序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于是，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封建社会出现了近代思想的一丝曙光。
思想解放的社会是会出现文学艺术的繁荣的，文学艺术繁荣的社会是走出的愚昧的，走出了愚昧的社会是文明的。
促进进步的第四方面表现在教育上：科举制最大的作用是扩大了社会上受教育的人群范围，推动了社会的上层与社会的下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受教育的人群增多，不仅意味着中国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还意味着中国有更高的发展潜力。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的最大作用就是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就是扩大了社会上受教育的人群范围。无论是进行艺术创作还是进行科学研究，都需要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精彩绝艳的个人当然能促进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但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受教育的人群基数的扩大。三个臭皮匠赶个诸葛亮，若有千千万万的臭皮匠，得有多少才华无双的诸葛亮。
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之一是上层与下层交流的不通畅。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层与下层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其交流是压迫式的，这种压迫不仅体现在权力上，还体现在文化层次上。在古代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是有权力的贵族还掌握着文化。在权力和文化的双层不平等下，社会是无法正常交流的。科举制是下层人民也掌握了文化，这就开通了上层与下层交流的最重要通道，这就是上层和下层加速了交流与融合。
一个交融的社会会形成力量的合力，合力大的社会发展的速度自然要快一些，合力大的中国社会必然会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科举制是转变和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力量，而中国力量的强大必然会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
总而言之，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是有极强的促进作用的。可以说，中国历史的进步依赖于科举制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科举制不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可有可无的因素，科举制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必需因素。现在的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于科举制，以分数的多少来选拔人才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公平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外国的文官选拔制度还是中国的公务员考试，都是脱胎于科举制。中国的科举制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还一直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与进步。
百家争鸣产生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百家争鸣的出现基于一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
一、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二、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即诸子学说 和老百姓家训）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出现原因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修”（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山东有哪些地方特色的习俗？
山东民俗文化之简介：
山东民俗文化由古至今，因移民、交通、外出谋职等原因，不断发生地域之间的交流，表现于民俗演变，形成了吸收与开放兼有的态势。因移民而带来的民俗文化对山东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明初推行”移民宽乡”的民是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至山东、德州、滨州、聊城、泰安、菏泽、济宁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由滨州一带东迁。这样，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条地。山西民俗影响山东，如塞食力不生火做饭，普西北规县居延（分泥玩具等民间艺术品，至今与枣强风格相近。明初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还有许多市地有移民至山东各地，民俗也各异。
元、明、清三代繁盛一时的京杭大运河沿岸的码头城镇，如山东地段的德州、临清、聊城（东昌）、济宁等，受南北漕运影响，风俗与山东其他地区多有不同。这些城镇中大多都有一个竹竿巷，集中了江南常见的竹编店铺，街面上开设的茶馆，其铺面格局，卖茶、饮茶大致相同。济宁的玉堂酱园由苏州沿运河迁入，其产品至今保持着江南风格，并且仍用”姑苏老店”的招牌。外出谋职带来民俗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当数历史上的山东人下关东，或称“国关东"。山东人闯关东”：一种是家在山东，但大半生在东北做生意，俗称”住地场”。他们将山东的风俗带去东北，又将东北的习俗携回山东。长期的交流使两地的民俗文化有了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一些内容相同的民间故事，如秃尾巴老李和人参的故事等，在山东与东北同样广泛流传。山东风俗受东北影响以胶东最为突出。
山东剪纸
山东民间需纸从造型风格上大数可分两：一要是的海湾区城粗着表效的风格，与黄河流城其他省传的剪纸一原相承；一奏则是更有特点的山东股东沿海地区以孩为，孩面结合的精巧型剪纸，它似乎与山东以代画像石细微素得的风格一脉相承，以其花样密集的装饰手段，使单纯爽快的外型更饱满丰富。
山东吕剧
博兴县是吕剧的发祥地。吕剧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杂曲小调逐步演变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吕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蕴涵着浓郁的乡村气息，许多优秀剧目生动地反映出齐鲁民俗风情，内容健康活泼，戏词风趣诙谐，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因而雅俗共赏，不仅在我国北方流行甚广，而且风靡全国，成为亿万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著名地方戏曲。市、县吕剧团历年演出的剧自主要有：传统戏《后娘打孩子》《三打四劝》、《李怀玉借妻》《王定保借当》、《借年》、《井台会》《小姑贤》、等近20出，现代戏《李二嫂改嫁》、《小二黑结婚》《中秋之夜》、《沂河两岸》、《都愿意》、《半边天》、《隔墙姐妹》、《王邪招亲》等。
山东秧歌
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从分布情况看，以鲁西、鲁北和胶东半岛流传最盛。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不同种类的秧歌约有30多种，秧歌的总体风格相对统一。表现形式大致分为地秧歌、寸秧歌、跷秧歌三种，其中跷秧歌历史最久、分布最广，表演形式简单。寸秧歌象征四十年代以前女人的小脚，四十年代以后逐渐消失，大部分转化为地秧歌。地秧歌表演形式丰富，群众参与范围广，角色扮演可分老中青少等，一般是高路与秧歌融为一体对应表演，并能扮演历代英雄人物及体现民俗风情的片断。其中最主要的有“鼓了秧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被称为山东“三大秧歌”、“山东三大民间舞蹈”。其总体风格男性粗扩豪放尽现阳刚之气、女性妩媚柔韧富有含蓄之美。
鼓子秧歌
是滨州民间的传统舞蹈，起源于阳信、惠民一带，居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滨州民间流传甚广，惠民县更是将其发扬光大，创造出了“大鼓子秧歌”。鼓子秧歌的主要伴奏乐器是大鼓和大锣。主要以大鼓的节奏划分为“三点子”、“五点子”、“七点子”秧歌。舞姿粗矿豪放，节奏强劲，场面宏伟壮观。充分表现了滨州劳动人民强健的体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堪称民间艺苑的奇葩。
祭海
是沿海地区的渔民在出海时祈求神抵保佑的典祭活动。青岛地区沿海渔民历来有祭海的习俗，他们多在海边立龙王庙，并尊龙王敖广为“海神”。青岛即墨周戈庄的祭海活动相传源于明末。清明节前，春汛来临，气候转暖，渔民在出海前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到龙王庙祭神，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海上平安。笔者因从事民俗博物馆工作，在设计条海风俗陈列的方案前期曾到过周戈庄采访，征集有关祭海方面的文字资料及实物资料，但年岁己久，那种原始的祭典方式已不复存在，特别是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更为缺乏。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渔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渔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祭海不再是一种迷信的祭典活动，而是作为一种风俗沿袭至今；祭海的形式、内容也由单纯的祭神变成了欢送渔民出海、预祝渔业丰收的盛大节日——“上网节”。青岛地区历史悠久，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里，发展着经济和文化。青岛由于三面环海，先民们大都靠海洋生物作为食物，便对海洋的利用有了自然的认识，在海边或近海进行采贝、捕鱼等活动。这就是早期的渔业活动和海上活动，它们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海洋文化。
鲁西斗鸡
古称唤鸡，俗称咬鸡，是我国特有的观赏型珍贵鸡种。其体态雄健，肌肉发达，动作敏捷，生性善斗，厮头时啃咬、爪蹬、翅打并用，具有宁死不屈的性格，据史料记载，菏泽斗鸡已有二千三百年的历史。
渤海大鼓
是沾化县河家村鼓书艺人魏尊昌在西河大鼓的基础上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将东路大鼓、京剧、河北梆子等戏曲、曲艺的旋律融于其中，为滨州特有。渤海大鼓唱腔高亢委婉，朴实俏丽，刚柔相济，声情并茂，尤以演唱“三国段”最为著名。渤海大鼓旋律千变万化，根据表现内容的需要，唱腔时而挺拔激越，跌宕起伏，时而婉转缠绵如流水行云，听起来韵味无穷，绕梁三日。渤海大鼓的声誉不径而走，在华夏曲坛独树一帜。
淄博打铁花
元宵之日，在山东淄博地区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感受到欢乐浪潮的冲击。打铁花是淄博地区独特而古朴的民间娱乐，据说产生于元朝。那时，这里的治铁业特别昌盛，铁水熔化之后，金星四溅，这触发了人们的创作灵感，于是一项神奇而又壮观的民间活动-一打铁花便产生出来了。打铁花有很高的技术性，打花者无不使出浑身的绝招，打它个满天开花。
菏泽斗羊
相传起源于三国时期。一次曹操被袁绍打败，退兵曹州，人疲马惫，士气低沉。曹操正无计可施，忽见两羊相抵，十分威武，他精神为之一振，即召部下观赏。只感染得群情激昂，士气大振，曹兵随之反戈一击，大败袁绍。在曹操的倡导下，曹州兴起斗羊活动。斗羊通常有“自由式”和“规范式”两种，自由式在裁判吹哨之后，两只羊放开，彼此用力撞抵，不管几个回合，直到一方败下阵来为一局。“规范式”是彼此拉开，一头一头的抵，直到一方抵败为一局画般当局量胜特泽斗羊，在全国难树一帜，自1984年以来，菏泽已举办过七次全国性斗羊大赛。亚运会期间，被定为晋京表演项目。1991年12月，参加在广州举办的“中华百绝”博览会上表演，被列为《中华百绝》之一，深受国内外游人赞赏。
曹州灯会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上，菏泽城内的主要街道上都要张灯结彩，点花放炮，举行规模盛大的彩灯会。届时只见人们扶老携幼，倾城而出，游弋于繁花彩带的灯海之中，指指点点，啧啧称称赞，观灯猜迷，欢歌笑语，这便是传统的曹州彩灯会盛况。一首民歌赞道：“正月十五月儿明，观灯进了曹州，步步霞光步步彩，犹入云霞仙境中。”曹州彩灯会始盛于清乾隆年间，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会首，进行筹备。花灯名目繁多，大体分静灯，动灯，“消息灯”三种。各种彩灯，做工精细，雅俗共赏。且色彩强烈，条纹粗犷。或静或动，意味无穷，显示出鲁西南一带人民的生活情趣和性格特征。
潍坊风筝
中国风筝有悠久的历史，据说汉朝大将韩信曾利用风筝进行测量。梁武帝时曾利用风筝传信，但未成功。南北朝有人背着风筝从高处跳下而没有跌死。唐朝的张不被围困时曾利用风筝传信求救兵，取得了成功。这些说明，中国风筝的历史至少有2000多年了。中国从唐朝开始，风筝逐渐变成玩具。到了晚唐，风筝上已有用丝条或竹笛作成的响器，风吹声鸣，因而有了“风筝”的名字。也有人说“风筝”这名字起源于五代，从李邺用纸糊风筝，并在它上面装竹笛开始。中国到了宋朝，风筝己有很大发展，品种增加，性能提高与人民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如“武林；日事”中记有/少年郎竟放纸鸯，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为负/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苏汉臣的“百子图”中也都有放风筝的场面。明朝画家徐渭写过很多与风筝有关的诗，如“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鸯。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春天。”又如：“我亦曾经放霉喜，今年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到了清朝，玩风筝之风更盛。传说慈禧叫大监跑到天津找“风筝魏”给他扎过一个“寿星老骑仙鹤”风筝玩。现在故宫里还藏着三只傅仪玩过的大风筝。
泰山岱下民俗
许愿还愿：这一民俗是泰山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古俗。据民国时的泰安县志载：“泰山为五岳首，而圣田之庙在焉，既有求而必应，亦无感之不通。上山祈愿一般在山顶碧霞祠向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祈诉”。“贪者求富，疾者求安，耕者求岁，贾者求息，祈生者求年，未子者求嗣。”并向元君许下承诺。一旦实现就必须要还愿，既落实所许之承诺，若没达到目的，就再次祈求，最终满意后再行还愿。
香社：香社是民间进香的自发组织，由本村或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组成。有社首，或叫会首，规模大、历史长的香社称“老会”，是其它香会的领袖单位。
石敢当：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甚至国外都有源于泰山的石敢当信仰。将写有“泰山石敢当”的石碑或石人，立于路、桥要冲或者砌于房屋墙壁内，起避妖邪、压灾殃的作用。据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有此风俗。
节令习俗：泰山脚下，除了我国传统的节日，如春节、元宵、端午、乞巧（七月初七）、中秋、重阳等节外，还有天观节和浴佛节。天赐节源于宋真宗封禅泰山。公元1008年，旧历六月六日天降天书于泰山，于是宋真宗大举封禅，为感谢上天，不仅在岱庙修建天观殿，而且定六月六日为天见节。此节现已延习成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看望双亲的节日，或晒衣、晒书的日子。浴佛节为四月八日，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是日，用水灌浴佛像。
东岳大帝诞辰：东岳大帝的诞辰日为三月二十八日，自宋朝始，每年此时立泰山庙会，以祭东岳大帝。地点在东岳庙即俗庙。除祭祈活动外，增加了经济活动，服务于八方朝拜者。
泰山庙会：元君的生日为四月十八日，与东岳大帝生日较近。至晚清两代碧霞元君的信仰影响超过了东岳大帝。因此，庙会往往时间较长，加进了祭碧霞元君的内容。“文革”期间，泰山庙会一度取消。现在的泰山庙会会期在5月6日至12日，庙公内容除正常的宗教活动外，主要是商贸活动、旅游观光、文化娱乐。届时，八方人士纷至香来。近来，国外客商和游客不断增加。
喊阿姨是什么亲戚？
一般在我们四川老家这边，喊阿姨是一种尊称，是一种礼貌，并不一定与自己或者家里有什么亲戚关系，像我们小辈一般称邻居、同学的妈妈、街上遇到认识的中年女性这类我们都喊的是阿姨，一般知道阿姨前面姓什么的，我们就叫李阿姨、刘阿姨这种，比较亲贴，这样叫也比较有礼貌、不尴尬。当然其它地方叫阿姨有的确实是亲戚关系。
家谱怎么编写？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这里就简要说一下。基本流程是：成立小组，解决资金等问题——确定族谱编写格式，正式编纂族谱——散谱、查谱——定期续谱。在叙述的过程中，以上海图书馆藏的光绪十九年（1893）修的《龙溪盛氏为例》（民国盛宣怀家族）为例。
家谱在编写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首先就是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家谱委员会，下设若干小组，然后确定什么时候编写，在哪儿编写，大概要多久，哪些人编，资金怎么筹集使用，如何采访等等。
以资金为例，资金来源是要是捐款和均摊，一般都将这两种个方式相结合。捐献主要是由家族中资金比较充足或者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进行捐款；均摊则比较简单，就是每户都要缴纳一定的款项，不同的宗族采取不同的方式，有的按照家庭进行，有的按照人丁捐款，通常都采取第二种。资金的使用主要是采访费用、印刷费用。
解决了后顾之忧，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就是编写族谱。
修谱人以族长为主，兼及其他族人，里面族人身份有很多，可能有年长者、官员、学者、退休的老师、大学生、以及热衷于宗族事务的其他族人等。除了自家修谱以外，还有外姓修谱的情况。
修谱人
到具体的家谱编纂，要提前明确家谱的样式。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包括两部分，即世系和非世系。
世系是最主要的部分，世系多采用欧式或者苏氏，又或者将二者结合。
世系，欧苏二体的结合，也是很多家谱采用的方式
非世系的部分包括序、凡例、家规、家训、字派、祠堂坟墓图、传记等。不同家族内容可能相差很大，有的家族非世系部分仅数页乃至数十页，可能不及世系的三分之一，而有的则多达几部，几乎与世系相当。
“序”包括新序和旧序，新序是新修谱是编纂的，旧序是以前修谱时所做的序，一般新序在旧序之前。
序言
“凡例”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谱例”、“例言”等多种称呼，与地方之中“凡例”类似。
“家训”“家规”约定族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果违反了相应的规约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在家训、家规中言明。
凡例
“字派”，规定宗族字辈，一般会对字派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解说。
“传记”是记录家族成员事迹的传记，入传者多是给家族带来荣誉之人，既可以是为官一方官员，也可以是有义举、善举的族人，还可以是一些节妇、烈女等等。
“祠堂坟墓图”是家谱中为数不多的图，包括祠堂、墓地。
家谱撰修之后，除了部分藏在祠堂以外，大部分会编上字号，分发给各个支系，也叫散谱，散谱还有一个重大仪式，族人相应的也要有一个接谱仪式。
发谱字号
各个支系接谱之后，在特定的时期，还要将家谱带到祠堂进行检查，如果保管不严，出现破损等，还会受到惩罚。同时也会有“晒谱”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