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交友,你如何看待军恋?
舟山交友，你如何看待军恋？
军恋是苦涩的，要能耐得住寂寞才行；
军恋是实际的，缺少浪漫，不能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军恋是无情的，不能长相厮守，只能千里姻缘一线牵；
军恋是无私的，不能自私自利为了自己；
军恋又是伟大的，不仅乐意付出而且也乐意奉献。
能经得起以上的考验，那么，军恋就是幸福的，军恋就是神圣的，军恋又是非常值得赞美的。因为军人是忠诚的，是老实的，是可靠的，也是让人最放心的，更是敢于当担的。
历史上的嘉庆皇帝是怎样的人？
嘉庆皇帝在位25年，在反腐和勤政上有雍正遗风。他曾踌躇满志，有理想报负，想要扭转乾坤，振兴大清，为此长期处在劳累、伤神、苦思、忧郁和烦躁之中，作为一代帝王，他虽没有完成大清中兴的伟业，没有修复帝国的千疮百孔，但从个人品行上，确算得上是一位有道明君。
大清王朝历史上最无争议的一次权力交接，发生在乾隆皇帝与嘉庆皇帝之间，因为这一次权力交接是在乾隆皇帝在世之时完成的。乾隆六十年过后的第一天正月初一，老皇帝将那象征皇权的印玺交给了儿爱新觉罗·颙琰。丛这一天起，大清王朝改元乾隆为嘉庆。
虽然王朝改元，皇位易主，但是这一切都仅停留在表面，权力实际上依旧被太上皇，也就是乾隆皇帝紧紧攥在手中。不久朝野上下就都明白了，所谓的嘉庆元年，其实就是乾隆六十一年。乾隆皇帝应该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幸福的太上皇了。
时间很快来到嘉庆四年春节。年前太上皇偶感风寒，并无大碍，正月初一还接受了嘉庆皇帝等王工大臣的拜年礼。可是，年初二老皇帝就高烧不退，奄奄一息出现器官衰竭之症状。初三，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皇帝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九。乾隆皇帝的驾崩，标志着乾隆王朝的彻底谢幕。大清将迎来新朝，虽然这位皇帝已经在位三年有余。
不得不说，嘉庆皇帝真正掌权之后的首次亮相是“惊艳”的。为什要用“惊艳”这个词？是因为嘉庆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就收拾了历史上第一大贪官，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和珅。过程十分迅速，在乾隆皇帝去世的第二天，嘉庆皇帝以要求和珅专心治丧为由，解除了和珅一切职务。
紧接着，刘墉等一些老臣开始上书揭露和珅罪状。正月十三，和珅被拟定二十条大罪状下了大狱。就乾隆皇帝去世之后十五天，和珅一尺白绫在狱中自裁。显然，对于如何收拾这位，在乾隆朝被称为“二皇上”的超级权臣和珅，嘉庆皇帝已是酝酿已久，而且经过了深思熟虑，出其不意将其拿下，将打倒和珅给朝廷可能带来的各种隐患风险降为最低。嘉庆皇帝这一手，确实干得漂亮。
嘉庆皇帝这一个亮相，朝野上下对这位新掌权的嘉庆皇帝更是啧啧称奇，刮目相看。王工大臣对于嘉庆皇帝韬光养晦和城府之深感慨不已，更对收拾和珅之政治手腕拍案叫绝，佩服地五体投地。很多官员相信，在这样一位勤政英明的君主带领之下，大清王朝一定能够重振雄风，再现康乾盛世。
掌权之后的嘉庆皇帝真是踌躇满志，更是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由于父亲乾隆皇帝后期执政时期，个人的骄奢淫逸，沉浸在盛世虚荣之下沉迷于享乐。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之下，大清王朝官员迅速腐化，仅十年之间，就将大清政体朝政搞得四维不张，几代人努力奋斗而来的康乾盛世，被迅速掏空。
乾隆末年之时，大清王朝已经真正是，看似华丽外表之下，一片荒凉。然而，白莲教起义事件更是尴尬地捅破了康乾盛世外表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揭掉了康乾盛世虚伪表象最后的遮羞布。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清王朝为了平定这场人民起义，竟然耗用国帑六千万两白银之多，经过了七年时间，起义势头反而更加迅猛。大清王朝朝政之废弛，由此可见一斑。
嘉庆皇帝很清楚，这场撼动朝纲的起义，之所以迟迟不得平定，正是因为有以和珅为首的一群贪官污吏，他们欺上瞒下，将剿灭白莲教当做了中饱私囊的途径。他们虚报战功，克扣军饷，一线士兵根本拿不到应得的饷银，士兵的士气之低，可想而知。所以，嘉庆皇帝乘铲除和珅之胜机，继续追击缉拿贪官，使得国家的支出真正用到平定地方起义之中。经过嘉庆皇帝的不懈努力，平定白莲教的战事势头总算是有所扭转。嘉庆七年，剿灭白莲教的捷报终于到来，当嘉庆皇帝在朝堂之上阅读捷报之时，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流满面。“白莲教”这块压在嘉庆皇帝心头之上的重石，总算是被搬了出去。
那么，在这样一位看似积极向上的英明君主之带领下，大清王朝的颓势是否真的被扭转呢？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究竟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固步自封。
嘉庆皇帝为了重振朝纲，惩治贪腐的力度不可为不严厉，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无论嘉庆皇帝如何惩治，贪腐的势头有增无减。更让皇帝感觉打脸的是，亲自树立的清廉标兵，没过两年就因贪污成了阶下囚。
嘉庆皇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得当？他痛定思痛，认为解决大清王朝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应该用以身作则的方式，教育官员们洁身自好，改过自新。于是嘉庆皇帝写了大量具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下发给官员们阅读学习，妄图能够感化官员们，放弃贪腐念头。实际上，大清王朝的官员们，并不缺少教育，缺少的是制度上的改革。
除了贪腐问题，大清王朝此时更是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急需要制度上的突破。仅举一例以概之，此时的大清王朝，面对着史无前例的人口压力，致使大量劳动力过剩，再加之官员们的层层盘剥，受到生活所迫的普通百姓急需要生活来源。如果此时利用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大力发展采矿、工商业等其他产业，想必大清王朝定会发生翻天覆地之巨变，英国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功案例。
面对着社会迫切的转型与体制改革的急需，嘉庆皇帝是怎么做的呢？嘉庆皇帝认为，社会政体制度，列祖列宗已经制定的很完美了，之所以我们当下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严格地遵守祖宗成法。所以解决贪腐的问题，制度上绝不能改革，只能以皇帝的监察和思想教育为主。
社会人口再怎么膨胀，也绝不能发展其他产业，都要在家安分守己的种地。嘉庆皇帝的理论依据是，只要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勤勤恳恳的务农，是不会存在温饱问题的。此外，发展其他产业，如采矿等，会有出现百姓聚集的问题，统治者始终担心百姓“聚众”，认为这是造反的温床，所以发展其他产业，更是被嘉庆皇帝所不允许。
话说到此，大家应该明白了，面对着江河日下的局面，其实嘉庆皇帝是什么也没做，而且还想出了一大堆的借口与理由自欺欺人而已。
倘若嘉庆皇帝真的会学习和总结自己先祖的光辉历史，他应该会发现，从自己的曾祖到父皇，之所以能够创造康乾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敢于否定先人，及时纠正前人执政时期的一些致命错误，这才是盛世创造和延续之根本。很显然，嘉庆皇帝没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即使每天苦读先祖实录，也无法总结出什么有见地的结论。他能做到的就是照搬照抄，机械地死搬硬套而已。所以，晚年的嘉庆皇帝，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怎会如此”、“这如何了得”之类的无奈言词。一位一辈子兢兢业业的皇帝，最后竟然是如此的无可奈何，真是让人唏嘘。
嘉庆的悲剧在于：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没有从自身找责任，也没有从制度挖根源。其结果是，滋生百官腐败、和珅现象的制度土壤没有被铲除，因而这种现象也就无法根除。嘉庆在25年的皇帝生涯中，虽一件一件地解决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乾隆朝盛世下的危机，到嘉庆朝更加深重。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则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
为何只坚持十几年就被清朝灭掉？
这个问题有点尴尬。你真的是想多了。
一：史可法遇事犹豫软弱，无经国济世之才弘光政权的灭亡，史可法不是主要责任人，但是说弘光朝的各种雷，都是史可法埋下的，似乎也不为过。什么雷呢？
第一个是福王和潞王谁当皇帝的问题，埋下了最大的雷。这事多说复杂了就有点搅，我说尽量简单点，
谁来当我大明朝的皇帝？南京附近有两个王备选。福王，名字好听，也跟崇祯血缘最近。潞王这个名字一般，离崇祯的血缘也远。所以立福王很合理。
但是东林党不干，因为东林党跟老福王有仇。这是上一辈人的恩怨了。当时的东林党极力打击老福王，支持太子继承皇位，成为明朝倒数第三个皇帝。
当年极力打击老福王，不让老福王继承大统，现在又把老福王的儿子捧为皇帝，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他们想迎潞王，潞王虽然血缘远点，但东林党不嫌弃。你说这东林党，净不干好事。
史可法是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是南京权力最大的人，最有权力决定谁继续大统。他面对这样的局面，脑洞大开，这两个王我都不立，我把广西的桂王迎来当皇帝。广西到南京，一千多公里呢，等桂王来南京，黄花菜都凉了，
果不其然，南京方面迟迟不出结果，老太监卢九德和总兵高杰、黄得功等人商量，准备拥立福王。当时的高杰、黄得功的上级是凤阳总督马士英。马士英虽为上级，但也要了解手下人的意愿，既然大家支持福王，那支持福王的头功不能让给手下，所以马士英先下手为强，直接宣布拥立福王。
福王先当监国，再当皇帝。拥立的头功是马士英，拥立的基础是准北四镇的军人，所以他们得到皇帝的封赏，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了。这其中的雷可就多了去了。
首先是军人干政，明代军人地位很低，向来是听文官的，但是现在变了，我淮北四镇靠拥立皇帝，成功封伯爵，比臭读书的级别高多了，而且有实权，那谁来听臭读书的，自己想干啥干啥。
其次是军人内斗。淮北四镇关系还不错，但长江上游还有个左良玉啊，他当军官大杀农民军的时候，这淮北四镇都还是小人物呢，肯定瞧不起四镇，自己偏偏又没拥戴之功，封赏太少，所以左良玉要跟斗
再次东林党继续攻击福王的合法性。东林党不敢跟福王玩明的，那就玩阴的，各种造谣。说福王是假的啊，又说太子逃到南京了，又说什么福王妃逃到南京了。各种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左良玉敢出兵南京，这些乌烟瘴气的事，就是最好的借口。
这些雷，是弘光朝廷灭亡的内因。这些雷，都是史可法遇事不果断导致的，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第二个是督师江北，把江北防务搞得一团糟。史可法呆在南京，不受弘光帝的喜爱，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史可法决定督师北伐，恢复大明朝的旧疆。这江北四镇有了地盘，都想过点好日子，不想打仗了。史可法督师江北，注定是个尴尬。好在四镇中最强的高杰，为人老实，愿意听史可法的。那就命高杰北伐吧。可惜高杰一时大意丢了性命。
这时候关键问题来了，高杰妻子邢氏请史可法收高杰儿子为义子，以便服众。这是收服人心，掌握实权的好机会啊。史可法要真有诸葛亮的本事，那就带着义子，亲率大军北伐收复江山啊。然而并没有。史可法觉得高杰是草寇出身，不好，不愿意收义子，让太监高起潜收了高杰儿子做义子。
我当兵的，我还是兴平伯世子，拜个太监当义父？连这点骨气都没有么？所以军心受到巨大打击，此后再无北上的军事行动，清军南下，他们就降清了。跟着清军走，我们好歹是军人，跟着大明走，我们是太监的儿子，该怎么选，不用别人教了。
史可法也从高杰驻地徐州回到了白洋口（江苏宿迁），安心守扬州一带了。可是扬州他也没守好，基本上是一天就陷落。要知道江阴的阎应元，凭借的都是百姓、义勇和一座县城，都坚持了八十多天。史可法用的可是正规军、高城墙，都没坚持多久。所以读南明史，对史可法批判很多。
史可法绝无经国济世之才。
二：李定国武可安邦，可惜缺少一个好领导。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是老大，李定国是老二。按说孙可望在农民军时期也是很能打的。到了云南之后，孙可望似乎更愿意玩政治，而且是急着抢班夺权那种，毫无政治智慧，对外战争更是一团糟。
李定国看起来比较老实，打仗稳。在孙可望的掣肘之下，也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真是南明军功第一，天下人望尽归之。
李定国赶走孙可望，迎回永历帝后，对永历还算尊重，但是他压制了张献忠旧部中的其它几位老将。原因不好说，可能是李定国担心另一个孙可望的出现，威胁自己的安全。
在李定国解决内部矛盾之后，转身一看，清军已经做好集结，大军压境，李定国也无力回天了。
我们站在后世的眼光看李定国，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缺的不是能力，他缺的是一个好领导，缺一个稳定的后方。
我们换个角度想，让李定国自己当领导，自己治理云南，自己出兵平定天下，会怎么样呢？只能说老天没给他这个机会。打击孙可望，解决内部矛盾，没多久清军就大军压境，老天没给李定国自我发展的机会。
三：南明朝廷最缺的不是人才，而是领导核心。很多人会问，南宋的皇帝也挺弱，还四处逃窜，连南京都不敢呆，呆到杭州，为什么还有中兴四大名臣，一百多年的时光。为什么南明就不行呢？南明的史可法以、李定国就不能力挽狂澜呢？
其实这关键的差距在于领导核心。这也有两个层次。
首先说中央的核心。宋高宗赵构是毫无疑问的正统，全国唯一，另无分号。所有的官员、士兵都要听他的。当时的宋军，要么投降北方，要么听赵构的，二选一。南明就不同了。先是福王、潞王、桂王之争。后来又是鲁监国和隆王帝（唐王）之争，永历和绍武之争，郑成功不听永历调遣等，一直是多核心的状态。这种多核心的政权，导致了大量的内耗，白白便宜了满清。
再说地方权力构架南宋初期，中兴四名将，都是北方来的，他们在南方毫无根基，只能打着中央的旗号，靠保卫南宋来争取政治资本。所以只要赵构不倒，大家就会听中央的，甚至在没有中央消息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抵抗金人，在保卫南宋的战争中磨练出这四大名将。
南明就不同了。武昌的左良玉和淮北四镇，都是在长期的镇压农民起义崛起的部队，在南明朝廷之前已经攒到了政治资本，也控制了地方，根基深厚，自成一派。南明的皇帝都要靠军镇来拥立。地方个各自为政，相互看不顺眼，以安家保命为目标，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
南明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力的核心。从后世的眼光看，南明的机会在哪里呢？要么弘光帝有李世民的打仗能力。要么史可法有曹操那样的政治能力。
先说弘光，他要是懂打仗，亲临一线指挥，管你什么伯、什么侯，再大的官都要听指挥，再根据战场表现提拔年轻有为的军官，南明的固疾自然可以解决，保住半壁江山不是问题。阎应元、李定国、李成栋、金声桓、郑成功都会有个合理的岗位，也会涌现一批中兴名将的。
再说史可法，他要是有曹操的手腕，先控制住福王、潞王，防止别人生事，并迅速立一个他中意的皇帝。然后整理军队，北上打几仗，提高自己的声望，那半臂江上也是有机会的。
可惜他们都是草包，到李定国时，机会已经不多了。
哪个省份的人最有钱？
怎么了？是想把沿海最有钱的省份买下来？是想到沿海最有钱的省份去居住？是想嫁给沿海最有钱的有钱人？还是想和沿海最有钱的人交朋友？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了参与讨论这种话题，我专门请教了生产队里一名资深地理专家，他给我阅览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我才弄明白了到底有几个沿海省份。
从地图上看，中国的沿海省份，有广东，浙江，福建，山东，江苏，辽宁六个省份，还有广西自治区和上海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当然海南和台湾算不上沿海省份，因为那是完整的岛屿，属于四面环水。这些地方由于水路方便，交通运输方面比较便利，又处在开放的前沿，是改革的首要阵地，较内陆来说经济都要发达。
但具体哪个省份有钱的人最多，很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是广东有钱人最多，我也是这样认为。必定广东作为制造业方面的先前阵地，那里的人也是属于淘到致富路上第一桶金的人。其中的中山，东莞，番禺，佛山等二线开放城市，都远比有出内陆省会城市经济要发达，更别说拥有广州和深圳两座特大支撑城市，更是让广东的经济空前腾飞，所以可以说相比之下是广东的有钱人最多。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仅仅是屈辱吗？
1840—1842年、1856—1860年，英法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野蛮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更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两次战争均以中国战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引起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1、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7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1844年7月，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2、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1．促使中国近代新经济因素的产生
(1)工业化的起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从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开始进行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生产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工业。在它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发展。
(2)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促进了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内部条件。19世纪40—60年代开始，外商企业和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刺激和诱导作用，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东南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开始出现商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新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2．中国近代新阶级力量的逐渐出现
(1)近代无产阶级的产生。
自然经济的解体导致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成为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来源。同时，外商企业、洋务派企业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40、50年代，中国近代无产阶级产生。
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决定了它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具有先进性的阶级。但在当时，由于无产阶级刚刚产生，数量少，政治上还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未能形成一支阶级力量，它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并未能体现，在民主革命中也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2)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19世纪60、7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来源于旧的社会阶级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主张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要求，并为之努力和斗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革命阶级。但在革命斗争中，其阶级局限性决定其无法彻底实现这些主张，无法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3．中国近代新思潮的萌生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
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19世纪50年代末，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歼在《资政新编》中首次提出了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早期维新思想。
社会思潮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形势和中国现状的思考，为中国人探索救国之路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但由于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初步形成的时期，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刚刚产生，尚不足以为这些思想的实践提供实现的基础，因此这些思考在当时仅限于思想领域内而未能付诸实践。
总之，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