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交友网,九世纪唐朝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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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李党争”的根源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华州参军李宗闵、伊阙县尉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些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非常欣赏,于是把李宗闵和牛僧孺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颇为嘉许。
然而,尽管他们的大胆言论获得了天子和主考官的赞赏,可是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在李吉甫看来,这些人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打脸自己。李吉甫愤然而起,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明说这些考生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足以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皇帝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当朝宰辅,当然不可能为此跟宰相闹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不仅名落孙山,而且从此被划如了朝廷的黑名单。
到了穆宗即位后的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好不容易入朝当了中书舍人,可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却不忘旧怨,处心积虑地对穆宗施加影响,再度把李宗闵贬出朝廷,外放为剑州刺史。
李宗闵从此对李氏父子恨之入骨。他发誓只要有一天东山再起,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
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李德裕遭宰相李逢吉排挤,被贬为浙西观察使,而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声清廉被擢为宰相。李宗闵随之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此后敬宗即位,李宗闵又升任吏部侍郎。
到了文宗即位后的太和三年(829年)八月,由于文宗急欲起用年富力强的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便向文宗推荐了李德裕。文宗随即征召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眼看老对手大有入相之势,李宗闵顿感不妙,马上展开活动,暗中贿赂当权宦官,不断对文宗施加压力,终于赶在对手之前当上了宰相,随后便将刚刚回朝的李德裕外放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正月,李宗闵又举荐数年前因不满敬宗昏庸而主动去职的牛僧孺回朝复相。
就这样,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李、牛二人终于翻身,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大权在握之后,李宗闵和牛僧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把一大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贬出朝廷,与此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这个强势崛起的阵营中,史称“牛党”(牛僧孺、李宗闽之党)。
一场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就此拉开序幕。继而变成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政治灾难!
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并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详细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二、再度交锋太和五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这一年,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军队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
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皇皇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了。
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彻底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与此同时,李党成员也纷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极度不安,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数日后,文宗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诸贤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含责备的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就更是如此,他感到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辞职。随后的日子里,牛僧孺主动上表请辞,文宗当即批准,把他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
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外的。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六月,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辞相时隔仅仅半年。
太和八年八月,文宗准备任命一个曾因犯罪被流放的朝臣李训为谏官,让他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断然反对。文宗不悦,把脸转向了新任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想用眼色暗示他,王涯已经脱口而出:“可以。”天子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脸上顿时阴霾密布。就在片刻之前,王涯还在义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拟劝谏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见皇帝心意已决,而且考虑到李训背后还站着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变卦。
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随后便让李训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虽然有所让步,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让步,用不了多久,李训必定会青云直上。道理很简单,李训背后的靠山不仅仅是当今天子,更重要的是还有大宦官王守澄。在当时的大唐帝国,这样的人不发迹,什么人才能发迹?
此时此刻,王守澄、李训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李相较,李宗闵才是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这种孤傲清高、不识时务的人应最好趁早从他们眼前消失。
经过这次面折廷争,李德裕在文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这件事最终决定了李德裕及其党人的再次出局,同时也决定了李宗闵及其党人的东山再起。
不久,在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几天后,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李德裕一走,朝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和政治洗牌。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党争,文宗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三、皇权压制太和九年,文宗终于下定决心,起用新人李训和郑注,大力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
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随后甘露之变爆发,朝政大权被宦官集团一手把持。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年仅32岁的文宗驾崩,权宦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湟(后改名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李德裕的执政能力无疑远远强过文宗末期的那些宰相,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
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他说:“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以为宰相,罢黜奸邪欺君之辈,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定不移,何须担忧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他李德裕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作斗争的人,无非就是暗示皇帝,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李德裕,天下就会海晏河清、太平立至!
其实李德裕心里比谁都清楚,要说在官场上混的人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那根本就是扯淡。远的不必说,单说他此次的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刘钦义,现任枢密使。因为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言行一致并不代表高尚,而只能代表幼稚。玩了一辈子政治的李德裕,当然不会犯这种幼稚病。会昌三年(845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卒,其侄子刘稹秘不发丧,掌管了军政大权,同时逼迫监军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请立为留后。武宗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宰相们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并力主征伐。武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马合攻昭义。
战争打响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沼、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刘稹旋即被手下大将郭谊刺杀,昭义宣告平定。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他找了一个现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头上。这个罪名就是——串通刘从谏谋反。
在昭义平定一个月之后,李德裕就开始实施第一步打击。他对天子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其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非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今日之大患,致使朝廷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昭义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但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捏造证据。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书信,阅后便当即焚毁。”随后,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最后,李德裕把这些证据上呈给了天子。武宗勃然大怒,随后便将牛僧孺和李宗闵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岭南。
会昌四年冬天,当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四、尘埃落定可是,李德裕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刚刚30出头的武宗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所以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武宗从会昌五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这一年秋天,武宗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而且身上的许多器官也都出了毛病。
会昌六年正月初三,天子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要求入官觐见天子,却被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一口拒绝。
李德裕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时任左军中尉的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已经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数日后,唐武宗李炎驾崩,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荆南节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只是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随着李德裕在一夜之间垮台,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很快就会到来。
这一年八月,宣宗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崔珙在一天之内全部调回。五位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可惜,李宗闵未及北上便死在了贬所,不久后牛僧孺也因病亡故。
而李德裕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后来的几年中,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偏远荒凉的崖州。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63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一次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随着牛、李二党党魁的相继离世,曾经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落下了帷幕。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一场自掘坟墓的王朝悲剧终于尘埃落定!
李白有后人吗?
李白的后人应该是没有了,或者是找不到了,所以后人今何在应该是没有了。
李白去世的时候,享年62岁。一代大诗人,居然身后凄惨。李白死后55年,即公元817年。李白之前有个朋友叫做范文,范文的孙子范传正是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把坟墓迁葬到当涂的谢公山。据范传正这个人说,李白有一个儿子叫做李伯禽,在德宗贞元八年死去,没有做过官。德宗贞元八年就是公元792年,比李白晚死30年。李伯禽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李白的孙子,范传正去做了拜访,结果他的领居告诉范传正,这个人已经离开了12年,不知所踪。考虑到当时战乱频繁,恐怕是凶多吉少。
范传正了解到,李伯禽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李白的孙女,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生活很苦。这些农民没有什么文化。
到了武宗会昌三年,即公元843年,诗人裵敬到了当涂,他也是李白的粉丝,特意去拜访李白的坟墓。据守墓人毕元宥说,李白的两个孙女已经五六年没去扫墓了,怀疑是她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或者已经去世了。
目前,自认为李白后裔的人有很多,但都没有真凭实据。因为,李伯禽的儿子不知所踪,历史上无法确认他有没有后代。
有人知道全真始祖吕洞宾的故事吗?
感谢邀请有声主播欧杨林海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欧杨林海播讲完本的小说《我的武侠世界后宫之旅》中主角穿越到了神雕世界时和妻子小龙女一起大闹全真教!
书中就有关于吕洞宾就是全真道教祖师的说法!
吕洞宾,道教主流全真派祖师。[1]名喦("喦”或作“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河东蒲州河中府(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现在,山西运城市芮城的永乐宫(丘处机奉元代皇帝御旨兴建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吕洞宾是道教中的大宗师。目前道教全真派北派(王重阳真人的全真教)、南派(张紫阳真人)、东派(陆潜虚)、西派(李涵虚),还有隐于民间的道门教外别传,皆自谓源于吕祖。原为儒生,40岁遇郑火龙真人传剑术,64岁遇钟离权传丹法,道成之后,普度众生,世间多有传说,被尊为剑祖剑仙(天下剑仙之首)。[1]华轩居士据《全真诠绎》记载,于北宋期间应八仙之首铁拐李邀在著名仙苑石笋山聚会时列入八仙(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之列。
中文名
吕洞宾/吕岩
外文名
Lv Dongbin
别名
吕岩、吕祖、吕祖师、吕仙祖、无心昌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招贤里(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
人物关系
铁拐李
好友
快速
导航
历史大事记吕祖宝诰吕祖作品历史遗迹
简介
吕仙,名岩,字洞宾。蒲州永乐县人。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四月十四生,传说异香满室,有白鹤飞入帐中不见,自幼聪颖,十岁便能文,十五岁就能武,精通百家经籍,在襁褓时,马祖见到就说:“此儿骨相不凡,自市风尘物处。他时遇卢则居,见钟则扣,留心记取。”
曾在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中了进士,当过地方官吏。后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与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
他道号纯阳子,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中国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
他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在飞升之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到了金代,因吕洞宾信奉道教,于是将“祠”改成了“观”。
元朝初年,忽必烈得知吕洞宾信奉的道教在群众中颇为流传,于是打算利用宗教和吕洞宾的声望巩固自己的统治,随后派国师丘处机管领道教,拆毁“吕公观”,大兴土木,修建了“永乐宫”。从修建大殿到绘完几座殿堂的壁画,历时110年,几乎与整个元朝共始终。
后来吕洞宾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授天遁剑法。六十四岁时,游长安,在酒肆遇见一位羽士青衣白袍,在墙壁上题诗,吕洞宾见他状貌奇古,诗意飘逸,问他姓名。羽士说:「我是云房先生。居于终南山鹤岭,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吕洞宾凡心未已,没有答应。这位云房先生就是「钟离权」。到了晚上,钟离权和吕洞宾一同留宿在酒肆中。云房先生独自为他做饭,这时吕洞宾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状元及第,官场得意,子孙满堂,极尽荣华。
吕洞宾
忽然获重罪,家产被没收,妻离子散,到老后孑然一身,穷苦潦倒,独自站在风雪中发抖,刚要叹息,突然梦醒,钟离权的饭还没熟,于是钟离权题诗一首「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吕洞宾惊道:「难道先生知道我的梦 」钟离权道:「你刚才的梦,生沉万态,荣辱千端,五十岁如一刹那呀 ! 得到的不值得欢喜,失去的也不值得悲,人生就像一场梦。」于是吕洞宾下决心和钟离权学道,并经「十试」的考验,钟离权授他道法。
民间称他为“孚佑帝君”、“吕纯阳”、“纯阳夫子”、“恩主公”、“仙公”、“吕祖”等,道家则称他为“妙道天尊”,为民间传说的八仙之一。吕洞宾也是“五文昌”之一,常与关公、朱衣夫子、魁星及文昌帝君合祀。元时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是为“孚佑帝君”之由来。
五代以后,时局大乱,人民饱受流徙之苦,他经常现身于世,拯救贫苦百姓。他的剑术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对北宋教理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道教全真教奉其为北五祖之一,世称“吕祖”、“纯阳祖师”。
共8张
吕洞宾
《宋史.陈抟传》记载:“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快,倾刻数百里,以为神仙,皆数来砖斋中,人咸异之。”吕洞宾兴趣广泛,虚心好学,广参贤达,博览群书,融汇贯通,勤于笔耕,留下丰富的著作。他不仅是道教祖师,而且是个诗人,所以受到后人广泛的敬仰。
共4张
合并图册
与少阳帝君、正阳帝君、大道帝君、辅极帝君同列道教五祖之一,奉祀吕洞宾的吕祖庙、吕祖阁却成千上万遍布各地,历史最为悠久的吕祖仙师庙,是建于元朝时山西芮城永乐宫的纯阳殿。
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在山西芮城县城北三公里的龙泉村东侧。据道书记载,这里是吕洞宾的诞生地。吕洞宾死后,乡里人将其故居改为吕公祠。到了金末,随着吕洞宾神话故事的传流,信奉者越来越众,祠堂增修门庑,扩充成道观。到了元代,道教极受朝廷宠信,祖师吕洞宾也身价陡增,于是升观为宫,从此成为四海闻名的道教圣地。
农历四月十四日为吕祖先师诞辰。
万教中内道独尊,上古原是天地根。生人生仙生世界,立玄化胡定乾坤。
历史大事记
火龙传剑记
(丙寅(846)四十九岁)
吕先生会昌中,功名失意,遂游江州至庐山,遇葛仙公弟子火龙真人,姓郑名思远,号小祝融,世称神医。欲人有疾则书符诵祝,立见消融,与上古祝融氏相累,真人见吕祖骨相清灵,游心世外,即传以内丹炼己之诀。制成通天灵剑(即天遁剑法)。并诗曰:“万里诛妖电光绕,白龙一片空中矫。昔持此剑斩邪魔,今赠君家断烦恼。”
临别嘱曰:“子可居此山,以完玉炼,他日闻钟声响处,乃得闻金炼之诀。”遂去。[1]
罗浮访仙记
(丁丑(857)六十岁)
大中十一年,吕祖游罗浮山,访轩辕集,集,罗浮道士也。得桐君之传,修炼罗浮山中数百岁,容颜不衰。吕祖往访之,适集被召入朝,独自盘桓山内,忽遇马仙来游,相得甚欢。马名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遇魏伯阳,伯阳传以大道,以大中十年归家,借竹杖化形而去,十一年春,在紫橦白日飞神。既而访罗浮山,得见吕祖之面,曰大仙伯也。
轩辕还山,行过石桥,见石楼有二人下迎,一是马自然,携竹杖挂酒瓢,一位裹青巾,衣黄衫麻鞋皂条,背剑执拂,如功曹使者。集问之,自然代答,曰:“吕先生有出尘之志,度世之心。”集愕然曰:“得见何晚也?”聚首言心。临别作诗赠轩辕而去。[1]
黄粱美梦
(己卯(859)六十二岁)
咸通初,吕祖奉亲命入长安赴试,至酒肆中,浩然叹曰:“何日得第以慰亲心?何日得道以慰我心?”旁有一道翁,闻而笑曰:“郎君有出世志耶?”观其人,青巾、白袍、长须、秀目,手携紫杖,腰悬大瓢,书一绝句于壁,曰:“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吕祖大惊,窥其状貌奇古,诗情飘逸,因揖问姓氏,道翁曰:“复姓钟离,名权,字云房。”吕祖再拜延坐,云房曰:“子可吟一绝,予欲观之。”吕祖遂书其后,云:“生日儒家遇太平,悬缨重滞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
云房见诗暗喜,因同憩肆中,云房自起执炊。
永乐宫纯阳本行壁画(钟离权传道吕祖)
吕祖忽困倦枕案假寐,梦以举子赴京,进士及第,始自州县,而擢郎署,台谏给舍,翰苑秘阁,及诸清要无不备历,升而复黜,黜而复升,前后两妻,富贵家女,婚嫁早毕,孙甥振振,簪笏满门几四十年。又独相十年,权势熏炙,忽被重罪籍没家资,妻孥分散,流于岭表,一身孑然,穷苦憔悴,立马风雪中,方兴浩叹,恍然梦觉。
云房在旁微笑,曰:“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吕祖竦:“翁知我梦耶?”云房曰:“子适来升沈万态荣悴多端,五十年间一顷耳,得不足喜,丧何足悲,且有大觉,而后知此人世一大梦也。”
吕祖感悟,知功名皆幻境,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愿求度世术。”云房故辞曰:“子骨节未完,志行未坚,若欲度世,须更数世可也。”吕祖叩头乞度,誓修现在良因。云房曰:“子尚有数年尘缘,犹未了也。”翩然别去。
吕祖如有所失,不得已,强赴春闱,名书雁塔。吕祖哑然曰:“又入黄粱梦耶?慎勿至立马风雪时也。”
唐代禅宗有什么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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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禅宗,我这里来详细说说:
一、禅宗的起源
1.禅的意思
禅宗创始于北朝,正式形成于唐高宗、武则天之际,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便成为中土佛教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教派了。“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谓之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宗密《禅源诸铨集都序》)
因为这一宗的开山祖达磨重视禅法,曾面壁九年,故而称这一宗为禅宗。由于这一宗强调即心即佛,因此亦称“心宗”。又此宗初以《楞伽经》为传法的标记,所以又曾称之为“楞伽宗”。
2.禅宗与达磨
天竺的大小乘佛教,都重视禅定的宗教修养工夫,但在五天竺,并没有形成像禅宗那样的教派。中土的禅宗僧侣,为了说他们这一教派是佛教的最上乘,于是伪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说佛快死去前,在涅槃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只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对摩诃迦叶说:“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传授于汝,汝当护持!……无令断绝。”(《景德传灯录》卷一)这就是契机,这就是禅宗以心传心的起源传说。
后来禅宗僧侣又伪造出在天竺从佛到菩提达磨的二十八祖的世系来。菩提达磨,南天竺人,南天竺是大乘龙树中观宗的发祥地,因此达磨的教理,可能偏近于空宗。他从海道由南天竺来到中土,在南朝的首都建康见过梁武帝,梁武帝对他夸耀自己如何崇佛,并问他:“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磨说:“并无功德”,“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历代法宝记》)
梁武帝听了大不高兴,达磨也认为机缘不契,就渡江去北魏了。关于达磨见梁武帝的事情,有人怀疑是禅宗伪造的,但在敦煌发现的古写本《六祖坛经》中,已经谈到,可见就是捏造也捏造得很早,不过后来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书中,把这一事加以夸大渲染罢了。
达磨到了北魏,住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人谓之壁观婆罗门。所谓“壁观”,主要是“安心”。《续高僧传·习禅篇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称:“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当时一般僧侣认为达磨的禅定,是旧禅法的异端,因此“多生讥谤”。时有僧人慧可,曾从达磨“从学六载”《续高僧传·习禅篇·齐邺中释僧可传》曾记载他向达磨求法,他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磨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说:“觅心了不可得。”达磨说:“我与汝安心竟。”这些话都是契机。达磨临死前,把他从天竺带来的金缕僧伽梨衣(袈裟)一领,交付给慧可,所谓“内传心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景德传灯录》卷三),“以为法信”《历代法宝记》)。
另外,达磨还把从建康带来的《楞伽经》四卷授予慧可。后来禅宗尊奉达磨为中土禅宗的第一世祖。据传说,达磨也是被另一教派僧徒下毒毒死的。唐释道宜著《续高僧传》,有《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好像达磨是死在邺城的,但嵩山少林寺后来有达磨塔,那么达磨是死在少林寺,葬在嵩山少室,并没有随东魏迁都去邺城。
3.唐以前的禅宗世系
早期的禅宗,不是一个大教派,有些资料缺乏就无法考定了。达磨的弟子慧可(二祖),在东魏北齐之际,居于北齐的首都邺城,唐释道宣《续高僧传》称之为《齐邺中释僧可》。他也被其他教派所排挤,称之谓“魔语”。《景德传灯录》称他是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为管城县(今河南郑州)县令翟仲侃所杀,时年一百零七岁。我认为慧可的年寿和死于开皇中,疑问也很多,像隋文帝统治年代一个一百零七岁的禅僧,被县令处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件。
释道宣在《续高僧传》里不记载这件事,大概也认为这传说需要进一步证实。慧可传僧璨(三祖,死于隋大业二年,即公元608年),僧璨住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皖公山(今潜山西)。僧璨传道信(四祖,公元580至651年),住蕲州黄梅县之破头山(亦称双峰)。道信传法融及弘忍。
法融(公元594至657年)住建业牛头山(今江苏南京南),称“牛头禅”。弘忍(五祖,公元601至674年)仍居蕲州破头山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禅宗在法融、弘忍时期,广收门徒,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但真正发扬光大这一教派的,还是弘忍的弟子慧能(六祖)。
二、禅宗的光大
1.慧能的身世
慧能(公元638至713年),俗姓卢,本籍范阳。父行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附录法海(慧能弟子)所著《六祖大师缘记外纪》中,称“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治新兴,今广东新兴)”。《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称:“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按武德三年,唐的势力还没有到达岭南。
这时岭南还是萧铣控制的地区,到唐武德四年,唐击败萧铣,才在岭南确立统治权。很可能慧能的父亲卢行瑫曾参加了萧铣的反隋活动,萧铣失败,所以卢行瑫也就被降为新州百姓了。慧能三岁丧父,随母由新州移居南海(今广东广州),生活“艰辛贫乏”,既长,不识书字,“于市卖柴”。
二十四岁那一年,到蕲州黄梅东山寺去见弘忍。弘忍问他:“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猎尞,若为(如何的意思)堪作佛!”慧能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猎尞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就叫慧能到槽厂去“破柴、踏碓”,人称为“卢行者”(带发修行而不是正式的和尚称行者)。
八个多月以后,有一天,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走廊墙壁上写了一首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看了,说神秀“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过了两天,慧能也听到了神秀的偈语,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景德传灯录》卷三)这天晚上,慧能就请人替他在神秀偈旁,也写了一偈,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二天弘忍看到了,大为欣赏。当时也不作声,用鞋把慧能的偈擦了,晚上叫慧能来到僧房,密授衣法。并恐怕其他门徒因妒忌而杀害他,所以叫他即时回返岭南。
弘忍自己把橹送他到九江驿,慧能请弘忍坐了,他来摇橹,弘忍说“合是吾渡汝!”慧能答:“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均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些都是带有机讥讽性的语言。
2.禅宗的南、北宗的
慧能去岭南后,后称南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弘忍死后,居荆州江陵当阳山度门寺,称为北宗。在开始,禅宗仍以北宗为正统,这一宗在神秀时期,势力正是全盛。神秀,《宋高僧传·习禅篇·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称他“少览经史,博综多闻”,是一个以“义学沙门”姿态出现的僧侣。又称“四海缁徒(指僧侣),向风而靡”,可见他声誉很高。武则天还召他到东都内道场讲经。当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他死后,张说为他作《大通禅师碑》,在碑文中,称他为“两京法主,三帝(则天、中宗、睿宗)国师”,所以当时他的门徒们尊他为禅宗的六祖。
神秀的门徒普寂,以少林寺为北宗的根据地,也显赫一时。普寂在开元二十七年死后谥为大慧禅师,门徒尊之为七祖。神秀另徒义福,居长安慈恩寺,开元二十年死后,谥为大智禅师。一门三国师,禅宗北统在神秀、普寂时代,可以说已经非常兴盛了。
但后来,南宗慧能系的势力,向北发展,取代了禅宗的正统地位,北宗就逐渐衰落下来了。慧能回到岭南之后,有时住在渔村里,有时又参加猎人的队伍,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天,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寓止廊庑间,暮夜,风飏刹幡,闻二僧对论”(《景德传灯录》卷五),“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寺主印宗听了他的一套主观唯心主义论点,大为心折,并知悉慧能是传授弘忍衣法的人,于是为慧能落发剃度。慧能后来居曹溪(今广东韶关东南)之宝林寺,传布禅宗的顿悟学说,历三四十年之久。禅宗教派在他传布之下,发展得非常迅速。
他有许多门徒,其中著名者有洛阳荷泽寺僧神会、衡岳般若寺僧怀让、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僧行思等。其中神会对禅宗南统的发展,影响较大。
在神秀、慧能时期,禅门还以北宗为禅宗正统,到了神会居洛阳,南北二宗开始争夺禅宗的正统地位。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无遮大会时,正式宣称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慧能亲受弘忍衣法,因此禅宗的正统应该是南宗。
开始北宗的势力还强大,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击。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经济困难,出卖“度牒”,以供军用,这时神会年龄已经很高,就在洛阳帮政府推销度牒。《宋高僧传·习禅篇·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称:“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这样,唐政府就转而扶植南宗,此后南宗便成为禅宗的正统,慧能也就成为禅宗的“六祖”了。禅宗从达磨以来,内传心印,外付法衣(金缕袈裟),祖师爷的心法是由一个僧侣指定另一个僧侣来继承的,这对教派的大发展是不利的。
到了慧能时期,南宗在曹溪讲禅学,一时高材生辈出,其门徒著名者有四十三人之多。为了符合当时禅宗南宗的发展形势,就废止了传袈裟这个制度,因此南宗就没有七祖,所谓“先祖人传一人,后代放任千灯千照”(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确实也只有这样做,南宗发展的速度才更快。这件金缕袈裟的下落呢?唐肃宗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曾宣旨取进宫内道场去供养,后来又退还给曹溪寺,但它除了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外,已经没有实际的以传法信内容了。
三、禅宗光大的原因
禅宗顿悟学说,当时风靡一时,这不能当作偶然的现象,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唐代武则天以后至唐玄宗以迄唐德宗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很大变化,即世族地主经济逐渐衰落下来了,均田制已日趋崩溃了,庶族地主经济开始占统治地位,土地的买卖进一步合法化了。阶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阶级矛盾更日益尖锐起来。
在这样情况下,过去为世族地主服务的一套佛教神学,也必须相应地要有所改变,以适应庶族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禅宗正是这种应运而生的教派。在世族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在均田制度尚未崩溃的时候,中土的佛教,一方面有它的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一方面它又受着当时天竺佛教界那种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的影响,无论哪一种教派,都形成极端烦琐的学风。
如天台宗的智颛,一解释“止观”两字,摇笔便是几十万言;三论宗的吉藏,也不甘落后,解释他的四重两谛,又是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法相宗的玄奘,去五天竺取经的时候,正是五天竺大乘瑜伽宗唯识哲学很抬头的时候,所以玄奘在翻译《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仅分析心法就分到六百六十法,玄奘自己在《成唯识论》中,还根据《百法明门论》,把宇宙万有,分之为百法,约之为五位,这种烦琐的分析,分析得愈细腻,也就愈益支离破碎;后来华严宗出来,它综合中土大乘空、有二宗的说法,形成了自己的教派,在它的教义里,固然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由于它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经院哲学那种烦琐学风的深刻影响,所以这一派的论师法藏,也是著作等身,并不输于上述几个教派的大师。
宗教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如果要别人读了几十万言、几百万言,才明了他所要介绍的佛教教义,那末这一思想武器,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庶族地主阶级本身利益来讲,就必须另扶植一种麻醉药性比较猛烈的佛教教派,来帮助他们巩固统治。禅宗的出现,正适应了封建社会内部新的统治阶级的需要。
从禅宗的本身发展来讲,这一教派,虽然创始于北朝,它一开始,强调简单的禅法壁观,看轻切文字魔障,强调直指本心,使人们已经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在当时弥漫的烦琐学风侵袭之下,禅宗的内部也无例外,不能不受当时烦琐学风的影响,因此如北宗神秀,著《五方便论》,就反映了烦琐学风在禅宗内也在滋长起来这一倾向。南宗慧能师徒一出来,不但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甚至把禅定也扫而空了,它用最简明的语言,教人顿悟,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这对当时佛教流于烦琐的学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从此,禅宗的南宗奠定了在佛教界的有利地位,会昌灭佛之后,中土佛教的各种教派都衰微不振了,只有禅宗的势力席卷全国,成为五代宋元明时代中士佛教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教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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