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同上一堂课,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同上一堂课，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啊，总有那么一刹那，瞬间长大. 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你自己，不离不弃的也只有你自己。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小时候，爸妈外出做生意，差不多一周回家一次，所以我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晚上一个人不敢睡，打开的电视机陪伴了我数不清的夜晚；因为贪玩，忘记锁家门，回来后发现门开着，以为家里进小偷，吓得不敢进屋，哪怕进屋也躲进衣柜，或是床底下不敢出来;还有一次是偶然听到别人讲话，说谁谁家入室盗窃杀人了，那段时间吓得我每次回家掏钥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都不敢睁眼睛，生怕看到什么恐怖的画面，为此，我还在内心模拟过如果遇到劫匪怎么办，要假装顺从，然后趁机逃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担心的那些事大多是不会发生的，也佩服小小年纪得我内心戏真是十足。
不知道你是否曾有过这样一种经历，下雨天，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静听雨滴落地的声音，然后你睡着了，等你醒来，窗外的雨还在下，周围阴冷的空气，你还是一个人，然后低下头，抱抱自己...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可是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她不懂那叫孤独，她只知道要坚强，不许哭鼻子…
好像有太多的记忆，太多讲不完的，你可能会问我当时怕不怕，换做是你，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每天都是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家的温存，当然害怕啊，可是即便害怕，你连找个给予你拥抱的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怕，我可以自己。你看，小小的我当时就那么好强了，也难怪现在。
可是，我从来没有和父母提起过这些，我怕他们愧疚，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他们在努力的为我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即便那时没有花太多时间陪我，可是我真的能懂他们的不容易，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疼爱，我爱我温馨的家，我爱我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小时候，我总是重复的做同样一个梦，梦里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而且是那种云里雾里的模糊，看不到尽头，路的两边种满了高大的树，我如此渺小，站在路的中央，身边没有人，只有我自己。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从未停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梦我依旧记得，梦境里的一切更像是发生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解梦，也许那条路就真实存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但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路，真的是我一个人在走。我从未停下来，也坚信，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你可以孤独，一点都不可悲。你要做的，就是悄无声息的一点点长大，只有足够强大，才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挂断和妈妈的通话，收拾行囊，回家，妈妈做的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刘一：为自己鼓掌
刘一出生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个小镇。大约两周岁的时候，母亲张建丽发现，孩子虽然会叫妈妈，但几乎不说话。心细的张建丽带刘一去看医生。医生说，孩子得的是“孤独症”，同时告诉她：“多和孩子交流，过两三年就好了。”可张建丽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尽管她想方设法多和孩子说话，但刘一出门时埋着头，不愿意看别处，也不爱和人交流。他讨厌变化，作息时间、生活用品不变，喜欢走相同路线。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会被电视里的情节吓得大哭不止，或者试图把电视机摔倒在地上。等到上幼儿园，张建丽发现儿子已经无法接受普通教育。“他对教室里的一切都很好奇，上课的时候根本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老师的指令。”张建丽给刘一换过六七所幼儿园，很多时候，“刚去一两天，人家就劝退了，他们说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不听话’。”
孤独症患者刘一在作画
张建丽在刘一的病情上受到误导并不奇怪。直到1982年，中国才出现第一份有关孤独症的报告。南京脑科医院陶国泰教授在报告中描述了4例孤独症，证明该疾病在中国真实存在。刘一出生时，中国有能力对孤独症进行诊断的医院，以及提供干预治疗机构数量依然非常有限。
什么是孤独症？医学界对于孤独症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起初人们认为孤独症是父母不良养育方式的结果，后来研究者相信它是一种心理疾病，但这些假说均已被推翻。男孩女孩的孤独症发病率一般都是4：1，而同卵双胞胎的孤独症发病率远高于异卵双胞胎的发病率。这些都表明是病理基因而不是后天环境导致了孤独症的发生。今天，脑研究的进步让我们对孤独症有了进一步了解。一些脑成像研究发现，孤独症涉及小脑、大脑以及脑边缘区域功能组织广泛性的功能障碍和变异，而这些缺陷明显造成了多种认知行为方面的不足。
事实上，今天医学界依然无法回答关于孤独症的许多问题——孤独症到底何时发病（是在怀孕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基因相关；还有哪些因素被证明会影响孤独症的发病——但医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孤独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广泛发育障碍。 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这份权威性的指导手册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诊断设立了两个核心标准：社会交流和社会交往缺陷；局限、重复的行为方式、兴趣或活动。
这样的疾病在困扰多少孩子和家庭？刘一出生于2000年。他出生的第二年，全国六省市（江苏、吉林、河南、贵州、甘肃、天津）对孤独症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孤独症发病率是千分之一。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数字一直被沿用至今。但事实上，与张建丽有同样困惑的母亲比人们想象得要多的多。国际医学界普遍认为，孤独症的全球发病率在1%左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正在牵头进行我国的孤独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儿童保健科主任徐秀认为：“中国的发病率可能比1%少一点，但也少不了多少。”
为了让刘一能够接受普通教育，张建丽辞掉了工作，开始了陪读生涯，但这样的坚持，最终也没能让刘一上完小学一年级。张建丽走投无路，只能把刘一送到当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可这个权益之计，让做母亲的很不甘心。张建丽发现，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没有针对孤独症学生的干预办法。在针对孤独症的许多干预方法中，国际医学界公认的是应用行为分析（ABA）训练。应用行为分析基于对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假设：人做出某种行为必然是因为预期出现某种结果。例如，孤独症的孩子通常不会关注人，不知道如何向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ABA会告诉家长，如果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家长应该拿给他——但是只有当孩子看着他们的时候才可以放手。一些孩子很快能够知道，关注人是他们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唯一途径。张建丽的另一个担忧是，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的主体是智力障碍人士，文化课程也不受重视，而刘一虽然有交流和行为上的障碍，但从小学东西都快。孤独症和智力障碍并没有直接关系，大概有30%的孤独者孩子能在标准化智力检测中达到和普通孩子一样的水准。张建丽觉得，再这样下去，“把孩子耽误了”。
2010年，张建丽下了决心，她在距离老家千里之外的上海物色了一所有孤独症教育的特殊学校。她花一个月一百块钱的租金在上海郊区租了间10平方米房子。这个上海的家，“伸手能摸到屋顶”，潮湿到能长绿毛。可是回顾这七年，张建丽心里有一个字：“值！”
除了在学校里接受应用行为分析等康复训练，刘一还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张建丽记得，孩子从小就喜欢变幻的图像。电视里放天气预报，他就站在电视前看，还会临摹上面的图标。张建丽给他纸和笔，他就在上面信手画各式各样的图案。在老家的特殊教育学校，也有老师和张建丽提过，孩子的画画得好。在上海，刘一终于有机会在学校里学画画。为了让孩子学得更多，2013年，张建丽又把刘一送到了无障碍艺途。
刘一在老师的引导下画画
刘一对于画画的热爱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美国畜牧机械专家天宝·格兰丁（Temple Grandin)是一名高功能孤独症患者。在自传《浮出水面：贴上孤独症标签》一书里，格兰丁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刘一一样，她从小语言发育迟缓，同样的，她对于图像也异常敏感。格兰丁无法理解抽象的概念，她把自己称作视觉思考者，在大脑中有“归类成不同概念的图片文件夹”。医学研究也证明了格兰丁的独特。她的大脑中，负责联系运动和视觉的神经束是普通人的十倍，而描述图像和描述听到的内容的神经束却是正常大脑的十分之一。
画画对刘一来说是爱好，也是疗愈。艺术疗愈虽然并不是一种被循证医学证明的治疗手段，但孤独症患者的个体差异很大，这也是一种普遍的尝试。来上海三年以后，张建丽开始看见孩子的成长：好动的刘一变得坐得住了；在地铁上，撞了人，他知道说“对不起”了。在上课时，画完画以后，老师让大家轮流上台讲讲自己的作品，每当这个时候，沉默寡言的孩子总能说挺多。张建丽发现，画画给了孩子巨大的自信和交流的动力。有一次参加电视台的活动，主持人夸一个男孩是艺术家，站在边上的刘一出人意料的接过话茬：“我也很好。”他甚至还给自己鼓起了掌。
8月29日，腾讯公益与WABC无障碍艺途合作出品的“小朋友画廊”H5在微信朋友圈热传，掀起了互联网上对孤独症的新一轮关注。根据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提供的数据，“小朋友画廊”吸引了百万微信用户的参与，其中女性占所有人群的比例达到64%。18岁到30岁之间的微信用户对这个慈善项目的参与热情最高，超过捐款总人数的80%。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都有用户参加了捐款。其中广东省、北京市、江、浙、沪是参与最为积极的地区，广东省的参与者人数达到了总人数的约30%。
这次H5总共使用了 36幅画，来自25 位“小朋友”。这些画的作者最小11岁，最大37 岁。刘一这回有两幅作品入选，一幅叫《奇妙十二夜》，画的是12生肖。另一幅叫《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刘一说，那是好人在惩办坏人。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梵高
孤独症的全称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谱系”这个词意味着，虽然这一疾病的患者都具有刻板动作、对秩序的嗜好和社交障碍等同样的表现，但他们的功能水平极为不同，像是分布在一个从零分到十分的轴上。天宝·格兰丁事业有成，完全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但她依然无法真正理解普通人的情感，需要通过阅读报章上的人际交往分析文章来学习理解周围的社会。格兰丁承认自己无法融入人际关系的家长里短和“情感羁绊”。她只有基于共同兴趣的朋友，谈论工程和动物行为。闲聊使她感到厌倦，社交上的暗示让她无法理解。“就像生活在一场戏里，你要学习在特殊场合如何表现，”她说：“你同人们打招呼、握手，并请他们喝咖啡。”
天宝·格兰丁位于孤独症谱系中最靠近10分的那个位置。国内外的临床观察和医学研究显示，尽管孤独症患者确实有影视作品中喜欢刻画的罕见“天才”，但只有约30%人能在标准化智力检测中达到和普通孩子一样的水准。大概有1/4或者1/5的孩子从来没有言语，一辈子不会说话；大量孩子只能使用重复言语，对语言的理解力十分有限。对于绝大多数能力远不如格兰丁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更为艰苦的终身训练和学习。
9月9日，我到北京工作室观摩了一堂两个小时的绘画课。老师告诉我，有两种类型的绘画课。一种课堂针对功能更好的一些的学员，这些学员像刘一一样，能够和老师交流，独立完成创作。他们大约占学员总数1/3。更普遍的情况是，学员需要在家长一对一的陪伴下绘画。在这类课堂上，是否完成一幅美妙的作品并不重要。
这天来上课的有6名学员都是由母亲陪着来的，他们中最大的26岁，但在这个教室里，他们都被称作“孩子”。老师给这堂课制定的主题是“雨”。一开始，她先和母亲们分享一些雨天的图片。让母亲和孩子一起从这些图片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一幅。老师启发孩子们观察照片里的细节：“朦朦胧胧的所有东西都有倒影。”“雨天有一种梦境的感觉。”开始画画以后，一位母亲跑来问老师怎么才能调出图片中积水的颜色。老师建议她问问孩子，看孩子看到了什么。14岁的男孩仔细看了一会儿：“绿色。”“你看，他是可以看出来绿色的。”老师扭头对家长说。她又问男孩：“偏蓝还是偏紫？”男孩想了想：“偏蓝。”老师对这个回答很满意。课堂进行到一半，老师开始问每个孩子画面上画的是什么。一个学员指着画面上一个形状模糊的色块：汽车。学员的母亲有点尴尬，但老师说：“挺好！”
绘画课堂
“绘画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首先需要对外部世界有自己的观察，然后再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出来，而这些孩子恰恰欠缺这样的能力。我们让孩子观察图片，阐述自己画了些什么，都是在试图建立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连接。比方说，很多孩子对情绪没有识别能力。我们就教他们画人脸。老师拿出准备好的卡片——嘴的形状，还有眼睛的形状——告诉孩子们什么样是开心，什么是难过，然后我们让孩子观察母亲，在母亲脸上去识别不同的表情，最后再让他们试着画出来，”老师解释说，“有些孩子刚来的时候，只能在纸上涂抹颜色，对形状没有认识，慢慢的，他们开始能够有意识地描绘形状。有一个18岁的女孩，一次和她妈妈出门，突然开口说树是什么颜色，山是什么颜色，把她妈妈高兴坏了。”
这些在寻常人眼里不值一提的“进步”需要都极大的耐心去获得。课堂上，一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生了气，摔了桌上的颜料罐子。课程不到一半，绝大多数孩子开始四处走动，不再关心桌上的画纸。妈妈们议论说，上午她们带孩子参加了一个特殊人群的运动会，会场上人多声杂，孩子们的情绪都比较“躁”。
北京社区的一堂课
普通人很难理解孤独症患者的情绪，这常常导致他们在公共场合遭到排斥。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他们调查的孤独症儿童中, 无论年龄或智商水平如何，有90% 的个体对2- 3 项的感知觉刺激存在异常反应。埃伦·诺特波姆（Ellen Notbohm）在《孤独症孩子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中解释儿子布莱斯的感知觉缺陷：“你的大脑完全有能力同时筛选过滤成千上万个感觉信息的输入（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嗅到的，等等），而他却不能。这种信息拥堵发生在大脑的干路上，它所激起的烦躁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永远拥堵的交通路段带给人们的恼怒。缺乏足够的表达手段，需求和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就是恼怒和沮丧。”
对于那些视觉过于敏感的孩子来说，明亮的光线和物体，反光的表面，视野中物品的数量太多，物体运动速度太快或者运动速度不规则……这些都可能导致他们视觉感知上的失真与混乱。天宝·格兰丁回忆自己儿时：“有时候我坐在车里视觉收到刺激，看着繁忙的交通，我唯一能摆脱紧张状态的方式就是以头撞玻璃窗，要多猛有多猛。”
孤独症患者的听觉也可能过度敏感。如果背景声音太多，格兰丁就会听不到别人的指令，因为她无法从背景噪声中区分出对面人说的话。小时候，别人耳朵里的空调嗡嗡声，是她不堪忍受的重负，能让她“发疯”。吸尘器和割草机的声音都让她猝不及防。学校铃声给她的感觉就像牙钻钻到牙齿。汽车快速驶过的声音像是能触发脑子里的什么东西。无法言表的感觉让她“不得不做出反应”。很多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自我伤害，不是以头撞墙就是掐自己，这样做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把我拉回到现实里来”。
谁能做出改变？
《孤独症孩子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一书的作者埃伦·诺特波姆（Ellen Notbohm）记得儿子布莱斯确诊时，儿科医生曾这样问过她：谁有能力做出改变？你能吗？……许多孤独症孩子背后可能都有坚强可敬，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的父母，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这并不足够。
国际上，衡量一个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往往以他／她是否能够进入主流社会为标准。所谓进入主流社会，在教育阶段即是进入普通班级接受融合教育。在美国雪城大学教授、教育学家道格拉斯·比克伦（Douglas Biklen)认为，这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融入社会的基础，是增强大众对该群体的了解，改变社会对孤独症群体的认知。在苗世明看来，之所以说此次“小朋友画廊”H5的传播是“现象级”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众筹的不是钱，是关注度。”很多可能从来没有关心过孤独症和其他精神智力障碍人群、甚至从来没有参与互联网公益的人都参与了进来。这种参与与其说是“募捐钱款”，用“吸引关注”来形容更加贴切，每一元的购画行为，都可以说是一次对孤独症患者的目光聚焦，孤独症人群这才真正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当下主要是谁在关注他们？根据腾讯社交洞察所提供的大数据分析，相对于腾讯社交用户的总体特征而言，关注孤独症话题的人群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
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孤独症话题的关注者中，绝大多数持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本科学历约占58%，硕士及博士学历约占12%。
他们多位于经济较发达地区。从人群常驻省市来看，仅广东省一省便占据了关注者总人数的16%，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等沿海地区分别占总人数的8%、7%、5%。此外，从常驻城市来看，超一线、一、二线城市关注者的占比明显名列前茅。
他们多为高收入群体。在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职场白领、企业高管，资产状况相对良好。
他们关注的话题也有显著的特点：他们对社会问题更加关心，视野更加宽阔，关心教育问题的用户比例远远高于腾讯社交用户总体的关注度，更有七成以上的人关注医疗健康话题。
可见，中产阶级是关注孤独症的主要力量。参考腾讯社交大数据，他们也是关注弱势群体的主要力量。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同时有精力、也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支持公益。
对比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提供的关于“小朋友画廊”一元购画参与者的数据，年龄的差异格外值得探讨。腾讯社交洞察数据表明，孤独症的关注者年龄大部分在18-35岁之间，而此次捐款参与者年龄相对集中在18-30岁，且在总人群中的比例相比前者高出近一倍。除此之外，在孤独症的关注人群中，36岁以上人群所占比例约为总用户数的27%，而在捐款的参与者中，36岁以上人群仅占总参与者的约7%。
数据说明，活动扩大了孤独症关注者人群，触动了与孤独症既有关注者外的另一群人——他们主要是活跃在社交平台的年轻群体。其中缘由或许和这次活动的性质密切相关：“小朋友画廊”以朋友圈为阵地，用一元购画、晒画这种低成本的形式，激发了社交用户的分享冲动。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小朋友画廊”更多的是一次借助社交网络的成功营销，还是一次真正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公益行为？此次捐款的人群中，有多少人会保持公益的行动力？
也许更多人会认为这并没有那么重要，无论如何，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这次活动向孤独症和其他精神智力障碍人群捐出了善款，使得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入，互联网公益事业正探索着更多新的方式。对此，腾讯公益方面表示，中国互联网推动公益的最大效用，是让公益人人可及，让公益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互联网使得“指尖公益”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科技让公益的门槛降至最低，不断驱动着新型公益项目和新型公益组织。
互联网公益的前景是乐观的，这个过程促成本未关注公益的人群向关注人群的转变，促成关注人群向行动人群的转变。但回到衡量一个孤独症儿童的康复的标准——他/她是否能够进入主流社会，仅仅依靠筹款是不够的，更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医疗结构的配合。
刘一已经17岁了，上海特殊教育学校的学习一年后就要结束。他今后的路怎么走？张建丽还没答案。针对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康复和支持服务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2011年，世界最大的孤独症研究和宣传公益组织“孤独症之声” 宣布，未来10年，美国将有50万孤独症患者进入成年社会。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科贾美香医生30余年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中，还未有一例中国孤独症患者能真正脱离家里独立生活。
苗世明看到了让更多人关注孤独症的可能性，也看到了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和医疗机构、组织的参与：“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政策倡导的工作，把政府相关部门、协会、医学领域的专家们组织到一个公共论坛上，大家来说说我们到底能够为这些孩子做什么？当我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筹款募捐上，而是讨论有多少所学校能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有多少医院能为他们提供支持的时候，问题才真正走到了解决的关口。”
“我的梦／希望自己有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疼爱自己的他（她）／一个自己的小窝／一个健康可爱的娃娃／再有一辆自己的小车子／养一只雪白的小狗狗，小日子就像一朵温馨的花……”。
或许，这样的梦想对常人而言再普通不过。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集体吟诵着这首诗，努力伸手去触及这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他们孤独、自闭、交流困难、阅读障碍；他们多动，生活难以自理，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就是被人们称作“星星的孩子”的孤独症患者。
4月2日是第十个“世界自闭症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个群体。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携手多家单位共同主办世界自闭症日十年盛典
家长：我们闭眼后他们怎么办？
李宏（化名）是一名自闭症儿童的父亲，他的儿子玥玥确诊患有自闭症已经三年多了。 李宏说，除了不理睬人，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难控制。“他经常半夜哭闹，而且无法制止，这一闹就是四五个小时。”在儿子哭闹时，李宏就抱着儿子躲到厕所里，但不久还是会听到邻居敲击墙壁的声音。
对于斌斌的母亲李萍而言，每一个夜晚都是难眠之夜。斌斌也总是在半夜醒来哭闹，李萍只好陪着孩子一起玩。有时斌斌甚至一边哭一边咬自己的手，有次他把自己的手咬掉了一块肉，弄得床单、被子、脸上都是血。每每遇到这种状况，李萍总是感到异常绝望，每当斌斌安静地睡去时，她总会握着孩子的手，哭上半天。“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好，什么时候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对李萍来说都是一种奢侈。
家有自闭症患儿的辛酸，别人无法体会，但李萍却学会了苦中作乐。她从斌斌3岁起就为他建立了成长记录本，记录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哪怕很小的一点进步都能让李萍欣喜万分。“3年学会了说话，1年学会了自己系鞋带……”李萍说，从第一页一下子翻到最后一页看，斌斌每页的进步其实都凝聚着很多汗水和泪水。
“看到别的孩子喊妈妈时，我多么希望斌斌也能叫我一声‘妈妈’”。5年前，斌斌在北京参加自闭症患儿培训班发出“a”音，让李萍看到了一丝希望。又经过了1年的时间，斌斌终于学会了喊“妈妈”，虽然在他发出这两个字的音时，并不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
说了这么多事，其实李萍想表达的是：万一哪天她和斌斌爸爸都去世了，斌斌怎么办？“其实我们现在非常两难——想生第二胎，这样等我们不在了，斌斌还能有个血亲，替我们全心照顾斌斌；但要了二胎，就不能用全部的精力照顾斌斌，对斌斌和出生的孩子都不公平。”李萍说，“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比他多活一天。”
比孩子多活一天，让孩子受到自己的庇护，是多位孤独症家长的愿望，“如果我的孩子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交换”，孤独症患者毕思宁的父亲这么说。
一个人负重前行，一个家庭负重前行，不如大家一起携手同行。如何解决大龄孤独症孩子家长的后顾之忧，需要政策的有力支持，需要社会爱心人士一起努力。
别让孩子错过最佳干预期
孤独症也称自闭症，它不属于精神病，是一种起病于三岁前，因脑部功能障碍引起的导致显著社交、沟通和行为方面困难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疾病。”自闭症患儿在感知、情感、思维、动作、学习等方面存在困难和障碍。目前，病因尚无定论，尚无药物可以根治。经过早期教育干预和矫正，许多患者能够融入社会。
“有一个现象值得担忧，一些家长讳疾忌医,不愿面对现实,耽误孩子的最佳康复时机。”专家强调，“6岁以前是自闭症的最佳干预时机，别抱着侥幸心理，延误孩子治疗。
各位对这次疫情持哪些看法？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状肺炎的传染性胜过SARS，但目前的致命性弱于SARS，未来病毒变异后会怎么样很难预料。
政府在人流量最大的春节假期切断交通是极其明智的做法，这也是对经济影响最小的做法。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交通切断应当持续下去。民众应当鼎力支持，身体力行。
目前暴露出的医疗人员、医疗设备和医疗场所严重不足的问题，疫区外群众情绪非常激动，希望伸手支援。全国各地医疗人员已经开始驰援疫区；新的专门医院正在建设中，但所需时日，现在应该腾出更多的医院和床位；而对于遍布朋友圈的医疗物资短缺求援，民众的支援非常暖心，但杯水车薪。
医疗设备，特别是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资源集中在医疗系统和设备生产商及经销商。目前最应当做的是：1. 建立全国性的资源调配中心，收集库存信息和医院物资缺口，统一调配；2. 用疫情前价格收购社会库存；3. 安排工厂加班生产短缺的物资；4. 向国外求援紧缺物资；5. 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设备经销商应当安排人员返回岗位，配合政府的资源调配。
冬春交际流感盛行，我们看到疫区医院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肺炎患者应属少数，而得感冒的人应该占了多数。大家不应当见了这样的场面就认为肺炎感染人数远超过官方公布人数，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另外，鉴别肺炎耗时耗力，很难迅速将感染者分离出来。如此拥挤的环境，也加大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首先祝各位和家人新年快乐！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状肺炎的传染性胜过SARS，但目前的致命性弱于SARS，未来病毒变异后会怎么样很难预料。
政府在人流量最大的春节假期切断交通是极其明智的做法，这也是对经济影响最小的做法。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交通切断应当持续下去。民众应当鼎力支持，身体力行。
目前暴露出的医疗人员、医疗设备和医疗场所严重不足的问题，疫区外群众情绪非常激动，希望伸手支援。全国各地医疗人员已经开始驰援疫区；新的专门医院正在建设中，但所需时日，现在应该腾出更多的医院和床位；而对于遍布朋友圈的医疗物资短缺求援，民众的支援非常暖心，但杯水车薪。
医疗设备，特别是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资源集中在医疗系统和设备生产商及经销商。目前最应当做的是：1. 建立全国性的资源调配中心，收集库存信息和医院物资缺口，统一调配；2. 用疫情前价格收购社会库存；3. 安排工厂加班生产短缺的物资；4. 向国外求援紧缺物资；5. 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设备经销商应当安排人员返回岗位，配合政府的资源调配。
冬春交际流感盛行，我们看到疫区医院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肺炎患者应属少数，而得感冒的人应该占了多数。大家不应当见了这样的场面就认为肺炎感染人数远超过官方公布人数，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另外，鉴别肺炎耗时耗力，很难迅速将感染者分离出来。如此拥挤的环境，也加大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央视开学第一课2021播出了吗？
播出了。
中央电视台2021《开学第一课》已于2021年9月1日晚20:00播出
2021年《开学第一课》以理想照亮未来为主题，聚焦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脱贫攻坚模范、抗疫先进人物、时代楷模、英雄航天员、空中梯队代表、00后奥运健儿、中青年艺术工作者和青少年代表走上讲台，通过云课堂方式和各地中小学生共上一堂课，生动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故事。
2023秋季同上一堂课什么时间直播？
2023年中国教育电视台同上一堂课直播时间+观看入口+节目内容
2023年2月20日上午9：00-11：00，让我们打开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CETV1）、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以及中国教育电视台视频号观看直播，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微博、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今日头条、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平台的官方账号同步收看。
你还记得家里的第一台收音机吗？
我是收音机评论译介，我来回答！
我家的第一台收音机其实就是我于1999年春天购买的、属于自己的第一台收音机——德生R1212A收音机，机器外观见下图：
那时，我在外地读书，听上一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说，买一台收音机听英语广播，练习英语听力。哇，是不是很熟悉的借口？类似的情况有：买一台电脑学编程、买一个Ipad来学习等。当时，也对这个神秘的小匣子充满了好奇。
说来天公作美，正好当时我得了人生的第一笔奖学金，200元。于是在一个周末怀揣着200元来到了长春百货大楼。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收音机柜台的售货员给我介绍了两个机器，一个是R1212A，另一个是印有超级短波王字样的R9700。基于三方面的因素，我购买了R1212A，首先，它用2节5号电池，外形小巧，而9700用3节，更耗电，更大一些。其次，1212A卖114元，而9700卖145元，感觉买1212A更实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售货员说这个小收音机波段多。听到这句话，我想当然地认为，1212A接收的电话更多，所以，下定决心，购买了这款机器。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时的自己真傻，其实，收音机性能好不好与收音机的波段多少没有必然联系。
记得当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盒，并认真填写了《用户调查表》，然后到邮局寄出！那时德生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用户数据库，令人惋惜的是，多年后我向德生客服经理询问数据库中有没有我的名字，他告诉我：查无此人!或许当年的信件邮丢了，或者出现了其他意外！
这款收音机给我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比如，我用它在每晚11点听VOA的special English节目，现在new dynamic english的节目前奏音乐依然记忆犹新。又如，我用它听每晚10点整的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的电视节目伴音，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再如，我用它聆听长春某个广播电台播放的赖世雄初级和中级美语，还有惊悚刺激的青雪故事……
令我痛心疾首的是：2005年大学毕业时，这个收音机被别人偷走了，我的青春记忆啊！上文中的1212A的照片是自己于2010年重新购买的1212A。
这就是我家中的第一台收音机的故事，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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