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交友,鬼谷子的老师是谁?

1、涡阳交友，鬼谷子的老师是谁？

当然是老子了！鬼谷子，姓王名诩，他的师父就是老子。鬼谷子是位难得的奇才，精通百家学问，是兵法集大成者，也是纵横家的鼻祖。春秋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孙膑及庞涓，都是他的弟子。因为有通天彻地之才，鬼谷子被民间称为王禅老祖！安徽涡阳老子故里，曾因孔子拜礼于老子，故涡阳老子庙（太清宫）高于孔子庙！涡阳是老子出生的地方，（修成于河南鹿邑）出生时九龙喷泉，九龙从天而降形成现在的九口井，（九口井经考古挖掘保存完好）

2、有种说法是梁武帝饿死在了寺庙？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皇帝啊！一想到这俩字，一般人都会觉得这吃顿饭没有一百八十几个碟都不好意思开饭的。

咋说呢？您说的这是慈禧，也就她喜欢这么干。

再说人啊，一个肚子就那么大，能撑几碗粥。好了，咱接着说，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个皇帝，被饿死的皇帝还就这么一个。

当然说道这里估计有小伙伴会提到赵武灵王，要俺说这应该不算，毕竟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唯一的王应该是周天子，而且皇帝这个称谓是打秦始皇开始的。

不管咋说身为大领导居然被饿死了，这也算是一景。那么身为大领导被饿死的，历史上也就这俩人。

咱说也可惜，不管是赵武灵王还是这梁武帝，那都算是有能力，有所作为的人，结果……（摇头！）

其实这二位能走到被饿死的地步，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脑子糊涂了呗。

梁武帝这人是南北朝时期梁国的开国皇帝。

大家伙也知道南北朝时期这算是咱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就一个字乱，草莽英雄不少，脑壳长反骨的反骨仔他也不少。

那么梁武帝年轻的时候，那可是左手抓笔杆子，右手能操刀的人，文武全才啊，那会还有个排名叫竟陵八友，这梁武帝就是这八个里头排第一的那个。

对了，忘记说了，这里插一句梁武帝叫萧衍，就这个姓氏您要是往上数的话，就能数到萧何的头上，就是汉朝和刘邦一块起家的萧何，没想到吧！

咱接着说事。

梁武帝年轻的时候，他们这个萧家建立的是南齐，您要是往近了数，梁武帝的父亲是南齐皇帝齐高帝的族弟。

所以梁武帝的家事也显赫，也就是说梁武帝在南齐这个环境中，那也是顺风顺水的，再加上梁武帝本人能文能武的，所以这战功啥的就有了。

最后的地位居然就是南齐三朝元老的身份，说不好听的，就这家事就这资历，除了皇帝就属他大了。

所以有功劳那就赏吧，到了最后这都到了赏无可赏的地步，各种超规格的荣誉可就来了，什么加九锡，上朝可以配刀剑，见了皇帝可不拜啥的。

作为现代人都知道，这人臣走到这份上，不反都不行了。其实也对，佩戴刀剑这不算啥，您要是搁历史上皇帝给大臣加九锡的，就这大臣的目光一准瞅的是皇帝宝座，下一步就是篡位，这都是规律，大夫把脉那是号的死死的。

历史也给了梁武帝机会，那会萧家的皇帝他也乱，齐武帝死后，就因为推举皇帝这事，还死了人，闹来闹去的就是两帮子大臣都想在皇帝上任这事给自己扩充实力。

最后大臣王融被弄死了，另一派的萧鸾占了上风，而梁武帝和这萧鸾算是一伙的，这不就扶持了皇太孙上去。

结果这皇太孙吃啊，喝啊那是手到擒来啊，好事不干缺德事干了不少，和庶母通那个啥，至于政务啥的一脑门的浆糊，全丢给了萧鸾，别人劝解他还不听。

就这桥段，大家伙也明白，萧鸾不弄他这都过意不去不是。

咋整？废了他！这就是萧鸾的最后的决定。

于是弄回一个萧昭文当皇帝，至于那个皇太孙皇帝，直接就给杀了。

至于这萧昭文，其实大家伙也明白这就是个过渡，做皇帝也就七十五天，同样被萧鸾给杀了。

那么连杀俩皇帝，接着当然是萧鸾自己当皇帝了。

所以南齐这段时间是相当混乱的。

而萧鸾也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在位有就五年而已，上来他的儿子萧宝卷，治国那是没有一点脑子，还特别的残暴，给他当大臣一万头驮羊从大臣们心头涌过，大臣们让这货给杀的，哭都不敢哭，心里摸泪。

那么梁武帝作为当时一个有能力的人，一大帮子的人聚集到了他的麾下。

那不用问，抽他丫萧宝卷的，于是萧宝卷被围在了京城里头了。

俺说你都到这份上了，好好的联合大臣们守城，也许就能撑过去了。

咱前头不就说了，这家伙治国就是一脑门浆糊，还听那帮子坑不死他的小人，拿起屠刀还在砍大臣。

这下好了，带兵的大臣一摸自己的脖子，感情这地哪天也的开条缝，这那成啊，于是萧宝卷的脑瓜子让人给剁了下来，送给了梁武帝。

那么南齐拿下了，梁武帝到也没有着急忙乎的称帝，而是又扶持上去一个。

一看到这里大家伙其实也明白，这同样也是个过渡而已。

梁武帝现在大臣们的心是笼络住了，这不还有民心不是。

弄了一个行中水，为天子的谶语，行中水，不就是萧衍的衍字吗？架秧子起哄，这民间一传开，得咧，这局势算是造出来了。

顺理成章的梁武帝就做了皇帝，当然那个被扶持上去的，吞金自杀了，当然也是被逼的，毕竟没人愿意这么干。

开始的梁武帝还是不错的，一件衣服都能穿三年，一个被子盖两年，通宵达旦的工作，这朝堂也是一片清明，老百姓过的也有滋有味的。

这挺好的，这要是走下去，那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指不定就出现了。

要知道梁武帝可是活了八十六岁，就这岁数没几个皇帝能比的了。

这人老了思维就跟不上去了，就没有了锐意进取，开始沉迷于佛教。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梁武帝。

而梁武帝打43岁时就开始禁欲，就这架势您别说九头牛了，四百八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先后四次出家，朝廷光把他从和尚庙里赎出来就花了四亿两白银，一次一亿，您就说吧，就这架势，全国老百姓不干别的了，全跑去当和尚了。

这能有个好？

最后侯景之乱就开始了。

侯景这人那是脑壳长了密密麻麻反骨的人，一看这架势不反都没道理，结果就是梁武帝被困在了皇宫净居殿，说来也有意思，就这侯景在见到梁武帝之后，还有些害怕，所以就没有杀他，而是将梁武帝给困了起来，所以从这里您也能看的出来八十多岁的梁武帝的威严还是有的，这其实就是能力，只是后来他不用，胡闹去了。

最后梁武帝就被活活的饿死了。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3、徐树铮是如何与张作霖分赃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就是秦皇岛劫械案，下面我就讲一下关于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1、督办参战事务处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进行，南北战争的烽烟不断,各派军阀尤其是直皖军阀间的比权量力、明争暗斗,则又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外部条件。段祺瑞皖系军阀的两支嫡系军队参战军和西北军,正是这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形式宣布与德、奥两国“立于战争状态”,根据事先与协约国方面达成的协议,中国参战后无需派军队赴欧洲作战;同时,段祺瑞等也根本无意于出兵欧洲,而只想挥师南下,以武力统一南方护法各省。

于是,当时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对内战而不宣、对外宣而不战的奇特现象。

但及至 11 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欧洲战场形势顿起变化,远东格局也因日俄同盟瓦解而为之一变,中国的参战随之也开始面临新的形势。当时,直、皖两派正因对西南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闹得不可开交。

主战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由于直系军阀的抵制,致使“武力统一”政策受挫而被迫于 11 月 22 日辞职下野；而主和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因皖系军阀旋即策动十二省区督军代表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一致要求主战而陷于极为狼狈的境地。参战前景的扑朔迷离,北京政府中“参战失策”的风声四起,使冯国璋不能不“有点心惊胆战”;而直皖矛盾的日趋激化,更使他寝食难安。

为了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不利处境,12月 18 日,冯国璋又重新启用段祺瑞,任命他担任参战督办,全权负责有关参战的各项事务。冯的动机不外有二:一是将参战难题留给段祺瑞,“因为段一向主张参战,令段负责,既可卸过又可卸责”;二是借此打破僵局,缓和直皖两派的矛盾。

但冯并不想让段插手内政,而是要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对外军事问题上,因此,对军事又特意作了如下分工:“对内军事由总统府参陆办公署专职办理,对外军事交参战督办统管。

从表面上看,参战督办的权力有限,但段祺瑞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命。这是因为,段对这一职位有他自己的看法:第一,参战督办看似权力不大,但由于他不隶属于内阁,而参战事务又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这就使得他实际上拥有可随意向内阁各部下达指令的权力,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插手外交,取得外援。这些权力的灵活运用,就可把内阁玩于股掌之上,从而轻易地达到左右政局的目的。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参战督办的合法身份,以编练参战军为幌子,将发展自己嫡系军队的计划顺利付诸实施。正因为此,参战督办任命令一下,段祺瑞便立即走马上任。

3月1日,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段祺瑞依据组织令规定,任命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长；并聘各部总长为参赞,各部次长为参议。参战处成立后,段祺瑞等便着手进行组建参战军的准备工作。

2、参战军的编练

在参战处成立之前,日本方面以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威胁到远东为借口,向中国提出了签订中日两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

段祺瑞作为参战督办,主持并亲自参与了与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在日本提供饷械帮助中国编练参战军等条件的诱惑下,段全然置国家的领土主权于不顾,从一开始就对日本方面的提议表现出极大兴趣。

2月 26 日,他在会见总统府日籍顾问坂西利八郎时,曾明确表白其在此问题上的态度道:“我所担任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致对日军予以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应无任何障碍。”

而已被段祺瑞内定为督办参战处参谋长的靳云鹏更是奉命就参战军的军费与武器供应等问题,与日本方面负责谈判的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进行了具体磋商。

参战处成立后,特别是 3月 23 日段祺瑞重新出掌内阁后,中日两国更加快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秘密谈判的步伐,并终于于 5 月 16 日、19 日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协定”签订后,日本方面即根据段祺瑞等人的要求,以共同防敌需要为名,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来华,并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和军费援助,开始帮助段祺瑞编练参战军。

8 月,成立参战军训练处,负责处理参战军的指挥、训练、经理、卫生和补给等方面事宜,地点设在北京定安门外黄寺,由参战处参谋长靳云鹏兼任督练。不久,又成立了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和参战军军士教导团,“目的是通过训练造成师生关系,以便成为与段祺瑞有直接关系的派系势力”。

军官教导团团长为陈文运,地址设在北京定安门外黄寺,抽调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中比较优秀且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加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即分派到参战军各部担任初级军官。

军士教导团团长为曲同丰,地址设在北京北苑,由接近皖系的北洋各师选调优秀军士前来受训,共编为六个营,人数约三千二百人,时间也是三个月,受训结束后即分拨到参战军各部充当军士。两个教导团的教育科目以精神讲话为主,“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参战军和个人发展前途等思想”。

12 月,两个教导团的训练工作结束,随即派人分赴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新兵,筹备扩编成师。在对新招募来的三万余名士兵经过短时间的编队、训练后,1919 年1 月参战军终于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即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参战军是通过大量的日本借款编练起来的,其中依据两国《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宗旨而于 1918 年 9 月 28 日订立的参战借款,更是纯为编练参战军即借款合同中所谓的能与日本方面“完全协同动作之国防军队” 的目的而商洽成交的。

关于此项借款订立的内幕情况,作为借款中方当事人的章宗祥事后在《东京之二年》一文中如是回忆道:“此议(指参战借款问题)起于七年三月,订约于九月,而实行付款则在十一月底参战军具体成立之时。”初始商议时,因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和外务省方面主张与四国银行团商办,“因是迁延数月,未有成议”。其时参战军亟待成立,需款孔急,“乃以参战督办名义,直接与日本陆军大臣商办”。

编练三师,每师约合四百万元,再加教育各机关经费,约共需一千四百万元,合日金约二千万元。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得到中国方面的声明与计划书后,“答言前订军事协定时,本有实行后通融军费之言,中国现既急需,自当尽力,当即与大藏大臣接洽办理”,并赶在寺内内阁届满卸任的前一天即 9月 28 日由朝鲜银行出面,与中国签订了一千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合同。

由于当时段祺瑞也即将下野,日本方面“深虑此款移作别用,因又附约声明本借款应交付于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所属之经理主任”；其后付款,也是“每次由参战军训练处督练及军需课长会同署名盖印,始能领取”。日本对参战军军费上的大力相助,于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参战军使用的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购自日本”。参战军训练处所直辖的炮兵营不但一切兵器装备均来自日本,而且“就连马匹也使用日本的”。参战军第一师全师使用的武器除山炮是日本六式山炮外,其余“全部是日本三八式",相当精良。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北京政府曾以陆军部名义先后于1917年12月30日和1918年7月31日两次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总额为三千二百多万日元的军械借款。两次借款都是以军械形式交付。

这些军械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样式先进,当是参战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

此外,参战军在训练上也完全是采用日本式的训练方式。如参战军训练处下设的参战军教导团,“内分步兵、炮兵、工兵和劈刺等科,课目和教育方式完全按照日本各专门学校办理”。

参战军第一师将全年的训练分为三期:自第一周至第十四周为第一期,完成连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实弹基本射击和劈刺体操的基本动作；自第十五周至第三十八周为第二期,完成营、团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营以下的对抗演习和射击、劈刺的应用动作;自第三十九周至第五十周为第三期,除补习第一、二两期的课目外,主要课目有连、营攻防对抗演习,团、旅、师的野营演习,班、连基本战斗射击和炮兵联合战斗射击。

除上述术科外,每天另有两小时的学科,课目为精神讲话和典范令的讲解。这一整套训练方式也“完全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方式实施的”。

为了把参战军训练成日本陆军式的劲旅,段祺瑞等还效法“日本当时用德人梅尔格之例”,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坂西利八郎为首领的参战军顾问团,并聘请了一百多名日本的军事人员担任参战军各部的教官,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训练工作。

据当时有人调查,仅参战处聘用的日本顾问和教官就有总参议坂西利八郎,副官获原秋藏,交通教练所所长近藤金房、要塞教练所所长下原信城、军需教练所所长鱼住一郎等二三十人”。在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下,参战军很快在北洋军队中崭露头角,成为在装备、待遇和车官素质等方面“皆为全国之冠”,因而令人刮目相看的“王牌军”。

参战军刚组建编练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1919 年1月参战军编练成立后不久,巴黎和会召开,“和平”成了世界潮流的主流,“参战”名义显已不合时宜。

段祺瑞等遂将参战军改称国防军,后又改称边防军,他自己也由参战督办摇身变为边防督办。2月下旬,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也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就如何实现南北和平统一问题进行会谈。

虎视眈眈的参战军(边防军)的存在对南北和平统一的实现来说,无疑既是障碍,又是隐患,因此,和会一开始,应否取消这一支军队的问题就立刻成了南北双方代表拼命力争的焦点。但段祺瑞视参战军(边防军)为自己的命根子,根本不容他人打它的主意。

从维护自身权势地位的目的出发,他不但不同意取消参战军(边防军),反而又让徐树铮另行编练了四个混成旅约二万余人的西北边防军,以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嫡系军事势力。

西北军的缘起可追溯到 1918 年 2 月发生的秦皇岛截械事件。

2 月 23 日,徐树铮等为胁迫冯国璋主战,运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秦皇岛截劫了北京政府陆军部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械,并引奉军入关强行进驻津京一带。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了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

徐随即利用所截军械,组建了五个旅的后备军,准备应援已先期开赴湘南前线的张景惠、孙烈臣所部奉军。

这五个旅是:奉军补充第一旅(驻河南信阳),旅长王永泉;奉军补充第二旅(驻洛阳),旅长于珍;奉军补充第三旅(驻洛阳),旅长李如璋;奉军补充第四旅(驻洛阳),旅长宋邦翰;奉军补充炮兵旅(驻河北廊坊),旅长宋子扬。

后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事发,与张作霖关系破裂,遂辞去奉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参战处参谋长。其所建五个旅的军队则经段祺瑞出面斡旋,与张作霖达成以下解决办法:“除以一步旅移驻岳州训练预备加入战线外,余均划入参战处,半以防边,半以援川。”

徐树铮与奉系分道扬镳后,开始全力经营西北。当时,外蒙地区的局势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由于沙俄政权的倾覆,“实际上完全听从俄国之指挥” 的外蒙自治政府失去了靠山;而原沙俄军官谢米诺夫则在中国西北边境纠集了一帮匪兵,企图把中国的内外蒙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独立的蒙古国,并不断派兵袭扰蒙边。

外蒙统治集团一方面 一致拒绝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向北京政府紧急求援;同时其内部黄、黑两派即掌权的刺嘛派与失势的王公派之间又存在严重的矛盾,王公派为夺回执政权,表示愿意撤销自治。

北京政府于是决定以外蒙撤治为突破口,趁势收复外蒙。身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对这一自己职责范围内之事不敢大意,深知“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傥入俄人彀中,国事将不堪言”而自己作为边防督办,将更是无法向国人交代,因而嘱徐树铮“条陈边务,冀谋挽救”。

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徐树铮早就注意到外蒙地区局势的变化,认为正是自己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因而慨然应命。1918年 10月 20日,徐“奉令设西北边防筹备处,筹备新队”。他遂即派员到河南淮阳、商水、西华、上蔡、新郑、舞阳、襄城、禹县、沈邱等处及安徽涡阳、蒙城、太和、凤台、寿、毫等县招募新兵。

并对已划归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重新加以整编,除原驻信阳的第一旅改编为第二十四混成旅由旅长王永泉带往福建应援闽浙联军外,余皆归入新编之军,组建成共有四个混成旅的西北边防军,即边防军第一混成旅(驻兖州),旅长宋邦翰;边防军第二混成旅(驻天津),旅长宋子扬;边防军第三混成旅(驻库伦),旅长褚其祥;边防军第四混成旅(驻洛阳),旅长张鼎勋。

1920 年 2 月,又成立了边防军第五混成旅(驻南京),旅长李如璋。1919 年6月13日,北京政府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又命其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手拥重兵的徐树铮于是在西北蒙疆找到了新的政治出路,也为皖系军阀开辟了一块新的地盘。

参战军和西北军两支皖系军阀嫡系军队的建立,使段祺瑞手中除安福国会之外,又多了一张王牌,凭借这文武两张王牌,段虽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但仍能轻易地操纵内阁、左右政局,继续实行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直到 1920 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战败,这两支军队才与皖系军阀的统治一起,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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