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交友,最早的江西人从哪里来的?

1、江西交友，最早的江西人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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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商代,百越族群就在江西大地上生息,创造了江西最早的文明。而在此后的三千年多年中,江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并得到逐渐开发,成为古代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域。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原华夏一汉民族和江西地区土著民族的交往、斗争、消长和融合的过程。

土著和少数民族在江西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民族的历史同样构成了江西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和内容。

远古江西居民的族属,限于资料,今天已难明了。而对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民族,上世纪蒙文通先生提出可分为华夏、东夷和三苗三大集团,其后徐旭生先生复加申论,此后学者多宗之。然此说并不全面,上古中国地域内,大的民族集团如西北之氐羌、西南诸夷、北方之草原民族,特别是东南的百越民族等并未被涵盖在内。此三者,只是五帝时期在中原一带争夺攻战之最激烈者,其反映的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致情形。

三大集团中,三苗偏居南方。三苗的中心,一般认为在河南南部的南阳盆地和湖北江汉平原。因为地接中原,所以三苗成为与华夏族争夺中原的对手。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仍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处,而被称为南蛮或荆蛮。

《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侍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之。"以往因为人们认为彭蠡是鄱阳湖的古称,故历来学者多据此认为“三苗之居”当在今洞庭湖、鄱阳湖之间的湖南和江西北部。

在江西的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在江西地区并无明显存留,三苗不是江西主体居民应可断定。

五帝时期的江西居民,当主要是古越族人。《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现在确知,商周以来沿海岸线从苏南、浙江、皖南、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东南部以至越南北部,居民主体乃是百越民系。而且学术界公认,几何印纹陶文化是百越民族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其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形成于相当中原的商周时期,衰落于战国至秦汉,这与古越族的形成、发展和消失的历史过程大致相符。

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江西正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由此可以判定,江西地区当时属百越所居当无问题。只是商周以前,古越人群究竟应径称为百越还是称为古先越人,学者间存有不同说法,但这显然不是原则分歧。

有学者认为百越可能与三苗有关系,但从商周时期的情况看,百越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东部、华南和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而三苗的后裔-南蛮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及西南地区。同时,其语言属于不同系统,风俗习惯也有显著差异,在考古学文化上也各有代表。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百越与三苗属于不同族系。

新近的染色体DNA遗传标记调查亦显示,汉、藏缅、苗瑶系民族,与侗傣语系各民族、台湾原住民和南岛语系民族一系有明显区别,而后者是百越民族的后裔。不过,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结合历年考古发现认为,三苗文化的南端可至江西西北的修水。

在上古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人群迁徙靡常的历史条件下,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有部分三苗系人群进入江西地区与百越杂处。商代吴城遗址城壕中出土的被砍下的人头骨,经DNA鉴定疑为苗瑶系人群。鉴于其可能属于战俘杀祭,则其与吴城居民为不同族属。

上古江西居民主体是越人,但百越既号为“百越”,正如《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各有种姓”,说明成分复杂,并非单一民族而是民族和部落的集群。考古学家李伯谦曾根据器物类型,把印纹陶分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和粤东闽南区等七个分区,这也证明其组成复杂,有明显的地域差距。

从考古发现来看,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江西地区的文化形态虽有其一致性,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系统:

早在新石器时代,赣江、鄱阳湖两岸业已形成文化差异,其东部地区是社山头文化,西部地区是樊城堆文化的分布区。至商代,赣鄱以东为万年文化,以西为吴城文化。万年文化与浙江的高祭台类型、马桥文化和闽北的黄土仑类型青铜文化连成一片,成为没有受以鬲、假腹豆、深腹盆等为代表的商文化影响的区域。

吴城文化与湘江、洞庭湖以东地区具有文化共性,普遍使用有段石锛、马鞍形陶刀、马鞍形石刀做生产工具,流行印纹陶,铸造大型肖形青铜器,使用大型铙作打击乐器,等等。万年文化和吴城文化构成了江西青铜文化的二元主体。这一现象说明,赣鄱地区的古越族,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支系。

另外,赣江上游地区不仅地理上自成单元,而且其文化特征与吴城文化和万年文化均存在着较大差别,但陶器的主流是南方印纹陶流行的器种,并且某些特征表现出与广东石峡文化相近。这似乎表明,这里的古居民和岭南有着密切关系而为另外一支越人。

不少学者认为,江西之地的古越族,赣鄱以西当属扬越,以东则可能属于于越。赣鄱以东的古越人为于越族群,此说有一定的文献依据。《文选·吴都赋》李善注引《汉书音义》: “于,南方越名也。”《汉书·货殖传》师古注引孟康曰:“于(干)越,南方越别名也。”其地一般认为分布于以今江西余干为中心的赣东北地区,和万年文化的分布区大致相合。《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韦昭《汉书注》:“干越,今余干县越之别名。”鉴于余干历来有干越的古迹或地名遗留,如干越渡、干越亭等,古代这一带为干越活动区似可信。著名的商代鹰潭角山遗址和春秋战国时期鹰潭崖墓,均当属于干越。

但扬越之说似尚难定论。“扬越”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史记·楚世家》:“(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这一记载原意很清楚,楚由西向东而伐,随之设三王治三地,句亶王治庸,鄂王治鄂,越章王治扬粤(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一带,鄂在今湖北武昌(一说鄂州),扬粤(越)地不详,但一定是在鄂地之西的江汉平原中部的一个小国,与江西无干。

在早期古文献里,“扬越”的记载以《史记》最为集中。而《史记》中的“扬越”主要是指湘南、岭南直至今越南北部地区的“百越”。如《吴起列传》记载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而《蔡泽列传》作“南收扬越,北并陈蔡”。《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傍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又《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太史公自序》:“汉既平中国,而(赵)佗能集扬越以保南藩。”战国秦汉时期其他文献的记载,也大致如是。可见当时的“扬越”,和江西地区也难说有确切关系。

六朝以来,人们逐渐习用“扬越”称呼长江中下游地区。如:

“王叡南征…兵无血刃,扬越为墟。"《晋书·武帝纪》

“晋室播迁,来宅扬越。"《宋书·朱龄石毛修之傅弘之传》史臣曰。

“晋室播迁,南据扬越。”《史通·表历篇》

这些文献中所提到的“扬越”,均指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故地,即今苏南、杭州湾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及中游部分地区。其所以称“扬越",是因为这里正是禹贡九州的扬州之地。此扬越与江西地区关系同样不大。

因此,“扬越”在古文献中不是一个单一概念,“扬越,作为一个泛称,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要根据上下文所指来确定其准确意义。"而无论何种含义,都尚难确凿地和江西某支古越族联系起来。即便依照《史记》湖湘南部属于扬越的范围而近于江西,且吴城文化和湘江、洞庭湖以东考古文化确有一些共性但也仍不足以证明吴城古越人应称为“扬越”。

因为《史记》中“扬越”又称“百越”,并非某一越族的专指,且如此之大地域上的越人实在难以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族体,何况印纹陶的分区湘、赣明明是不同的。故赣鄱以西地区的古越人究竟何属,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商周以来,中原文明的影响日益增大。赣江中游的吴城、大洋洲和牛头城诸遗址的发现证明,其时当地已经形成了政治权力中心和方国实体。这一方国,当是土著越族在中原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到西周中、晚期,江西各地的考古文化面貌开始渐趋一致,这说明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赣鄱地区土著越人族群之间也逐渐趋于融合。

约7世纪中期,楚国势力入赣,此后吴、越势力先后由东方进入江西。楚威王时(公元前339一公元前328年)“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江西之地从此尽为楚人所有。吴、越和楚在江西确立统治,自然要建立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但数量很少,只有番、艾和上赣等几个地名见诸文字。因此诸国在赣的统治,必然只是一种点状的控制。对居住于江西广大地域上的土著越人来说,在逐渐从属于外来统治者统治的同时,实际上仍然有着广阔的生存和保持传统的空间。

秦统一中国,江西之地被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并成为秦王朝攻取岭南和闽越的前沿。秦在江西设番、艾、余汗、南壄、庐陵、安平、新淦等县,属九江郡。以江西如此广大的地域,仅仅只有7县,平均每县控制之地达2万多平方公里,因而秦王朝对江西的控制也只能是点状的,在寥寥无几的县城之外的广袤地域,还是行政管辖未及的“隙地”,尚有众多土著居住。

所以,才会有秦末众多越人随番君吴芮起义反秦。当然,随着新县治的设立和秦军民的屯戌,土著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使部分越人逐渐模糊了族属,而与汉人混同起来。这两种现象的并存,正是秦汉时期江西地方历史的基调。

西汉初年置豫章郡,江西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确立为一个较完整的行政管辖区。二百年后,至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2年),全都有18县,67462户351965口。至公元140年时,有户406496,口1668906,较前分别增长了5.02倍和3.74倍,占扬州和全国的比重也大幅度上升。这些不仅反映了西汉以来江西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地方控制程度的不断加强,因为如此大量的人口增长应不仅仅是自然增殖的结果,也与很多土著成为编户齐民直接相关。

东汉末由豫章分出庐陵、鄱阳二郡,辖县升至26个,既是国家对江西地方控制显著强化的表现,也必然进一步促进土著人民的编户化和汉化。

西汉时期赣地仍有大量越人居住。《汉书·两粤传》载,长沙王吴芮所辖“其半蛮夷”。长沙国辖地包括赣西安成(今安福一带),《汉书·严助传》:武帝时南海王反,“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南海王系越王族,辖境大约在今闽西南、粤北和赣东南一带,上淦一说在今玉山县东,一说在今新淦,均与赣境相关。此外当时余干以东,尚属闽越统治范围。

史称:"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积食粮,延入伐材治舰。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集聚,虽有百越奈边城何? "今都阳白沙、武林和余干一带,即为汉闽分界。直至闽越被灭,这种情况才被改变。

西汉中期以后,江西越人的记载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越人的消失。汉末东吴时期山越在江西多个地方的暴动,足见越人在江西分布之广和人数之众。

两汉国家对江西的控制仍然不是绵密无漏的,山区的越族许多仍未被纳入统治体制之内。当然,江西毕竟与相邻的南越、闽越、瓯越不同,其已经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境内越人的势力和影响远不能与诸越相提并论。当诸越被西汉王朝逐步削平,江西土著越人更加速了同化过程。及至汉末三国时期随着东吴对山越的大举镇压和搜括,这一过程达到了其顶点。

山越是汉末至隋唐时,对分布在苏、浙、皖、赣、闽、粤等地山区越人的通称。《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二年(169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贪击破之"。

《资治通鉴》是年条下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寇扰都县,盖至此始。"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在叙述丹阳山越时说,其地“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这一记载典型地说明了多数山越居于深山,置身化外的特点,但也揭示了山越中其实也含有一些通逃脱籍的汉人。

东汉后期以迄东吴,半个多世纪里江南发生了一系列山越暴动。史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在江西,暴动主要集中在赣北、赣东北和赣中地区,波及鄱阳、寻阳、余干、乐安(今乐平)、上饶、西安(今武宁)、建昌(今奉新)、海昏、临川、南城、宜春等十余县。暴动的人数,动辄上万人,数万人,甚至数万家,累计人数竟达三四十万之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皓宝鼎二年(267年)诏:“立(安成)都以镇山越"。

汉末东吴时期突然产生如此众多的山越反抗,是因为长期以来,两汉国家虽然努力增殖户口赋税和发展农业生产,但因控制力有限而并没有对广大山区越人采取强力行动,同化是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双方遂得以相安无事。而东吴统治者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帅之赴役”,断然以武力夺其资产直至驱出山外成为编户,纳税服役,从而导致了激烈的反抗和战争。

在秦汉四百多年的基础上,东吴对山越的镇压和搜括,终于使江西地区的越人基本完成了汉化过程。故晋代以后,江西山越的记载再也未见。江西地区山越的汉化过程,较浙江、安徽等地的步伐更快,那里关于山越的记载一直延续到南朝和唐代。

东吴以后,江西历史进程中民族因素的影响明显降低。战国秦汉时期赣地几次大的事件,如秦击南越、吴芮反秦、汉攻闽越、汉末东吴山越叛乱等无不有着浓厚的少数民族(越族)背景,此后则不然。如南朝“南川土豪”集团迅速崛起,成为梁陈间政治、军事史上的一大事件。

《陈书》卷三十五《史臣后论》: “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以为大。”其中,除南昌熊县朗外,临川周敷、南城周迪、南康蔡路养、新昊(奉新)余孝顷等,均属山区酋豪,余孝顷且号称“洞主",正所谓“岩穴之长”,但在各种史料中他们已无越族或其他民族的色彩。

古老的越族虽然消失了,却又有被称为俚、僚、苗、瑶等的少数民族出现在江西特别是边缘山区。

《隋书·南蛮传》概括南朝到隋时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形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寮、曰㐌,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此说当然不全,说诸蛮都是百越后裔也不准确。大体上六朝以来,福建、岭南和湖南及以西的广大地域上,由百越后裔发展而来的俚、僚诸蛮,由苗蛮后商发展而来的苗、瑶诸蛮,均广见于史籍。而江西自东吴以来虽已不是非汉民族主要聚居区,但在周边山区还有越族后裔存在,另一方面闽广湖南诸蛮族因地理之便,进入江西的亦不在少。

南朝时期江西境内有苗系蛮族居住。其时荆、雍二州蛮族最多,寻阳沿江一带亦有居之,称“缘江蛮”或“寻阳蛮”,刘宋以来,屡屡起事。《隋书·地理志》:“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表明其与汉人已近乎同化,但山区情况则不尽然。南朝在蛮族地区特设左郡左县,以加强治理。宋、齐江州有阳唐左县,地在今黄梅县境,可与《隋书》相印证。但梁陈不再设置,说明其确已逐渐同化。

在江西南部山区,则有俚僚进入。俚僚系岭南骆越后裔,六朝时期广泛分布在岭南各地。当时岭南俚僚多有迁徙湖南、四川者,史书中亦曾有俚僚军队屯住大庾岭的记载,故应有部分俚僚进入江西南部。刘宋永初二年(421年)·南康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揭阳蛮大约即是由粤北揭阳一带迁入俚僚的一支。唐代吉州有俚僚分布,当亦六朝时期迁入者。六朝以至隋唐,岭南、湖南一带蛮族的陆续进入,对未来一千多年江西地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赣南还有一种被称为“山都木客”的居民值得注意。“山都木客”分布在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浙江、湖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尤以闽粤赣交界地区最为活跃。在各种史料中其颇为神怪,近似鬼魅猿猱,江西地区早期方志如《庐陵异物记》、《南康记》等记载甚多。

仔细分析这些记载,山都木客实为人类。其居于深山密林间,有树居也有室居,少与他人接触,身材高矮不一,能劳动,精理木器,有语言和婚丧习俗,使用乐器,善歌舞等。这说明六朝时期江西南部深山还有少量蛮野之民存在,他们当是古代越族原住民的后裔,只是文明程度很低罢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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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出了哪些名人？

江苏历史上名人辈出，灿若繁星，以下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伟大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有突出贡献。

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历任沛县泗水亭长、 沛公、汉王。秦时因释放刑徒而亡匿芒砀山中。陈胜起事后不久，集合县中约三千子弟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称沛公， 不久投奔项梁。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军进驻霸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 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鸿门宴后封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 楚汉战争前期，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后， 统一天下。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于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登基后一面消灭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姓诸侯王， 又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另一面建章立制并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 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不仅安抚了人民，也促成了汉朝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 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高祖十二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公元前195去世，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 。毛泽东对刘邦的评价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代表人物（兵家四势：兵形势、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武将之一，古人对其有“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评价。

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苏州）起义，项梁阵亡后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于巨鹿之战击破章邯、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秦亡后称西楚霸王，实行分封制，封灭秦功臣及六国贵族为王。 而后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兵进攻项羽，项羽与其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期间虽然屡屡大破刘邦，但项羽始终无法有固定的后方补给，粮草殆尽，又猜疑亚父范增，最后反被刘邦所灭。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壁南），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边自刎而死。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汉族，淮阴(原江苏省淮阴县，今淮阴区)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

早年家贫，常从人寄食。秦末参加反秦斗争投奔项羽，后经夏侯婴推荐，拜治粟都尉，未得重用。萧何向刘邦保举韩信，于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对刘邦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举兵东向，三秦可以夺取。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作了部署，很快占取了关中。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平定了魏国，又背水一战击败代、赵。之后，他又北上降服了燕国。汉四年，韩信被拜为相国，率兵击齐，攻下临淄，并在潍水全歼龙且率领援齐的二十万楚军。于是，刘邦遣张良立韩信为齐王，次年十月，又命韩信会师垓下，围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汉朝建立后解除兵权，徙为楚王。被人告发谋反贬为淮阴侯，后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借口韩信谋反将其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刘邦评价曰：“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作为统帅，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军事理论家，他与张良整兵书，并著有兵法三篇 。

萧何(？-前193年)，汉族，西汉初年政治家、宰相，西汉开国功臣之一。沛丰人，早年任秦沛县县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史称“萧相国”。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汉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刘邦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刘邦死后，他辅佐汉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辛未去世，谥号“文终侯”。

顾恺之(348年- 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汉族，晋陵无锡人(今江苏省无锡市)。杰出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博学多才，擅诗赋、书法，尤善绘画。

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画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斫琴图》等堪称珍品。

艺术家、书画家还有张旭、米芾、唐寅、文征明、祝枝山和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出生于建康(今南京)，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方面。他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由他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对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其主要著作有《安边论》《缀术》《述异记》《历议》等。

科学家有沈括、徐光启、徐霞客等；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 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施耐庵（约1296年-约1370年），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苏州，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市大丰区），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6岁高中进士。36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1岁或72岁迁兴化，旋迁白驹场、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74岁。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吴承恩（约1500年-1583年），男，字汝忠，号射阳。汉族，淮安府山阳县 人。祖籍安徽 ，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 《西游记》的作者。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殊途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关外祖籍辽宁铁岭，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

文学家还有刘勰、李煜（南唐后主）、秦观、范成大、吴敬梓、冯梦龙、刘鄂等；

还有思想家顾炎武等；

著名实业家有张謇、荣宗敬、荣德生、刘国钧等，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创始人。

近代和当代著名的科学家有华罗庚、周培源、茅以升、钱伟长等，

文化名人有柳亚子、朱自清、叶圣陶等，著名书画家有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钱松喦、林散之等；

著名表演艺术家有赵丹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都是江苏籍。

当然还有我们最尊敬的周总理......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大学，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曾参与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并指挥长征，西安事变中，他代表中共中央与中国国民党签订合约，共同对日作战。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1952年7月12日，周恩来针对美国空军F-86喷气式战斗机8架，侵袭中国东北部安东领空，杀死杀伤和平居民49人之事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飞机侵略中国领空挑衅行为。1974年6月1日，病情日益加重的周恩来作了第一次大手术，从此住在305医院，直至1976年逝世。

3、你能说出一个藏在你心里多年的秘密吗？

我瞒着老公，偷偷借了10000元给他最恨的那个人。

平时只要我一提他前妻，他立马就跟我翻脸，不是因为怕我吃醋，也不是因为还爱着她，恰恰相反是因为前妻伤了他的心，已经深入骨髓。

他们两个是初中同学，算是早恋吧，毕业之后两个人一起去广东打工，然后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在一起相处了十几年，又是两小无猜，按理说这感情应该很稳定。

但恰恰那年老公生病了，只能在老家休养，他妻子就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挣钱，可是仅半年没在一起，他前妻就移情别恋，也不顾家里生病的他和孩子，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也是我们那里的人。

年底就吵着要离婚，老公也是个骨气的人，这样的女人太自私，无情，不值得爱，也不值得伤心。 从此没有了爱，只有怨和恨。

老公那年带着孩子在家开起了小货车，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

他的前妻并没有跟那个男人结婚，因为他母亲不同意，娶个比自己儿子大的二婚女人。

就这样两个人一直处于同居状态好几年，他妻子对我的养子也并不关心，逢年过节的电话也打得少，衣服也没买过。

后来人老珠黄，被那个年轻男人甩了。

她又跟了好几个男人，但都是无疾而终，没有人愿意真正的娶她，就是玩玩而已。

老公每次听到他的前妻堕落成那样，就痛心，好歹也是夫妻一场，这样不把自己当一回事，怎么样也是孩子她妈。

有一次我养子哭着对我说：“妈妈，你能借点钱给我亲妈妈吗？” 我问怎么啦？ 他说他的亲妈到学校找他，让他跟爸爸说给点钱让她去治病。

前妻的娘家人对她也是恨铁不成钢，她的嫂子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现在又生病在娘家呆着，这日子更是过得如履薄冰。

更别指望拿出钱给她去看病了。

我本想拒绝，可是养子哭得很伤心，说他妈妈就快要死了，我让他去跟爸爸说一声，只要他同意，我就没意见。

养子说：“我一提，爸爸就要打我，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养子哭得那么伤心，最后我偷偷拿了10000元私房钱给她前妻。

半年之后，他前妻还是去世了。

这笔钱也就一笔勾销，唯一的好处是我的养子从那后，对我特别的孝顺，尊敬。

想想也是值。

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善良，就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太伤心。当一个孩子有求于我时，我不忍去拒绝他的善良。

他也知道妈妈从小就抛弃了他，但他从心底仍然爱着自己的妈妈，这或许就是母子连心。

小孩尚且都懂得宽恕，身为大人更应如此，我算是替老公积善行德。但我还是不敢告诉他，他对于过去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图片来源于网络）

4、南昌相亲的地方有哪些？

南昌相亲的地方有：1.八一公园相亲角：位于八一广场附近，是南昌最火爆的相亲角之一，这里有很多父母来为自己的子女找对象，因此竞争也很大，需要有一定的耐心。2.南昌市婚姻介绍所：这是一个官方的相亲机构，他们会提供一些相亲活动，但是收费比较高，而且成功率不是特别高。3.南昌百花洲相亲角：这个相亲角位于东湖边上，周围有很多餐厅和咖啡馆，环境比较优美，适合安静的交友。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相亲活动，比如相亲会、相亲网站等，但是需要注意，相亲也需要谨慎，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和平台。

5、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在宋神宗赵顼统治期间，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之所以发生，主要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是谁？乌台诗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乌台诗案中的诗又是哪首诗呢？

上面说到，乌台诗案的发生，主要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苏轼，苏轼家的基因是真好，一家之中出了三个著名的词人，还都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第一个便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第二个是苏轼他自己，第三个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一生的经历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形容，不过难得的是，苏轼并没有受到这些复杂经历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宽容大度，爱好美食的品性。

苏轼第一次进京考试时，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独自一个去考试，苏轼是和父亲苏洵，还有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考试的，当时担任主考官的人，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另外还有一个小试官梅尧臣， 梅尧臣虽然没有欧阳修和苏轼有名，但是也是当时在文坛上排的上的人物，这两位考官，都致力于诗文的革新，苏轼考卷内容的文风是洒脱豪迈的，这种文风在当时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文风令欧阳修和梅尧臣眼前一亮。

尤其是欧阳修对苏轼更是十分赏识，称赞他以后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因为有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使得苏轼很快便声名鹊起，每当苏轼有新作品发布的时候，必定传遍京城，连带着他的父亲苏洵也一起名满京城。

正当父亲苏洵和儿子苏轼在京城想要大展身手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京城大展身手，急匆匆的赶回家乡，因为苏轼和苏辙的母亲因病去世了。

父亲苏洵在接到妻子去世的消息后，连忙带着两个儿子，赶回家乡奔丧，按照制度，苏轼和苏辙作为儿子，需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很快守孝期满，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再次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皆都考中，苏轼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苏辙则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而父亲苏洵与两个儿子不同，他是由当时的宰相韩琦推荐，被朝廷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后来又成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不过苏洵只当了五年的官，后来因病去世了。

父亲苏洵的去世，也暂时中断了两个儿子的仕途，苏轼和苏辙需要处理父亲苏洵的丧事，之后扶着灵柩返回家乡，守孝三年，这短短的三年，朝中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苏轼和苏辙在回到朝中的时候，朝中的环境已经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因为此时在朝廷中出任宰相的人，变成了革新派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同样也是一个正面人物，只不过与当时的欧阳修和苏轼，以及苏辙这三人的政见不合。

欧阳修就是因为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挤，只能暂时从朝中退出，回到家中休养，苏辙经过实际调查后，看到宰相王安石所实行的青苗法，并不可行，于是便给宰相王安石写信，竭力劝阻宰相王安石停止青苗法的实行。

宰相王安石此时实行变法的势头正猛，加上也急于证明变法的成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因此王安石在看到苏辙写给他的信后，十分生气，于是就把苏辙贬到了河南府做官。

苏辙和苏轼的兄弟之情实在是令人羡慕，看到弟弟苏辙贬官之后，苏轼自然气不过，后来苏轼向宋神宗赵顼谈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中的弊病，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是向着宰相王安石这边的。

苏轼谈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中的弊病，自然是招来了朝中其他大臣的攻击，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宰相王安石，因为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挤，在京城肯定是混不下去了。

于是苏轼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将自己外放，苏轼的这一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苏轼之后，前往杭州任职，出任杭州通判一职，之后苏轼又被先后调往密州，徐州和湖州，出任知州一职位。

苏轼在地方任职时，勤于政务，革新除弊，获得了百姓的称赞，同时也做出了政绩，苏轼在湖州最初担任知州时，给宋神宗赵顼上了一封湖州谢表，本来这就是一份普普通通，带有一些个人色彩的谢表，由于被朝廷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利用其中的文字，并加以曲解。

给苏轼带来了麻烦，由此也正式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朝中的大臣们不光在苏轼的这一篇文章里挑苏轼的毛病，从苏轼很多的作品中挑出很多文字，借机污蔑苏轼藐视朝廷，对当今皇上不忠。

宋神宗赵顼在看到此情况后，自然十分生气，于是命御史台的吏卒逮捕，仅仅才担任三个月的湖州知州苏轼，押往京城，此案牵连的人数达到十多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弟弟苏辙。

御史台周围因为高大的树木，引得乌鸦经常在此驻足停留，因此也被称为乌台，加上苏轼被挑毛病的大部分都是他的诗词，而苏轼又是被御史台的人所告发并且逮捕的，因此这个事件，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之后的一段时光是在牢狱之中度过的，这段时光也是苏轼人生中最为低谷的时期，弟弟苏辙虽然受到牵连，但是没有入狱，只是被贬到黄州团练副使，弟弟苏辙一直向宋神宗赵顼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苏轼苏轼赎罪。

不过此时的宋神宗赵顼因为苏轼的事情，还在气头上，因此并没有准苏辙的请求，反倒还将苏辙贬为筠州盐酒税，五年不能升官和调任，不过乌台诗案并没有因此结束。

乌台诗案从审理到判决历经三年，大理寺在审理此案时，发现御史台在审理此案时有很多不妥之处，审理此案的大理寺官员，认为苏轼虽然有错，但罪不致死，应当轻判，而且大理寺还对此案给出了合情合理的判词，让御史台的人挑不出有什么错误之处，只能就此作罢。

最终因为大理寺的在乌台诗案中的轻判，影响了宋神宗赵顼对此案的态度，使得最终苏轼免于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也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自此乌台诗案就此结束。

苏轼也因为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此得以跟弟弟苏辙团聚，苏辙和苏轼兄弟二人相聚后，一起游览了周围地区的大江大河，苏辙并没有因为受到哥哥苏轼的牵连而怨恨哥哥，反倒还因为能与哥哥苏轼共患难，而感到高兴，这样深的兄弟之情，真是令人羡慕。

苏轼也正是因为有弟弟苏辙的陪伴，才会能够宽容大度，爱好美食的品性，不过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文风有所改变，过去的文风时豪放且率真的，带有很多的个人色彩。

而在乌台诗案后，苏轼的文风变得含蓄而内敛。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虽然在仕途上几经沉浮，苏轼与苏辙均都相伴不弃，彼此作为对方的依靠，两人最终结局都是善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