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交友,太守刺史和州牧哪个官职更大?
新野交友，太守刺史和州牧哪个官职更大？
其实三者的区别就如同题主所写的那种顺序，即州牧→刺史→太守。那么这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如此划分呢？这里容我详细道来。
太守太守原为郡守，《汉书.卷十九上》记载“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改郡守为“太守”。太守就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掌全郡大小事务，包括治民、进贤、决讼、检奸等，并拥有任命所属掾史的权力。
“刺史”一职是武帝在元封五年(前106年)所设，在当时武帝觉察到负责监察各郡的监御史有玩忽职守，并有和各郡郡守互相勾结的嫌疑，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先是将监御史废除，然后全新设立“刺史”官职。
元封五年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即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州、司州等十三州，然后在每州设十三个监察区，每个监察区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在州各郡国。《汉仪》载“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也就是说武帝时期的“刺史”就是替代监御史来负责监察各郡的监察官员。它的职责就是“奉诏六条察州”，即一察地方士族是否强占民田，横行乡里、二察郡守是否以权谋私、三察郡守是否鱼肉百姓，实施暴政、四察郡守是否任人唯亲、五察郡守家属是否鱼肉乡里，仗势欺人、六察郡守是否有和地方乡绅相互勾结鱼肉百姓。
可以说终之西汉刺史的职权并无多大的改变，它始终都是作为一个监察官而存在着。但是到了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刺史的职权开始越变越大，先是原各州无隶属于自己的官衙变成了有固定的办公场地，然后开始逐渐的在地方上有了领兵的特权，更甚者从光武帝开始，刺史不再向丞相、御史大夫等三公负责，他只需向皇帝直接负责，奏事也可跳过三公直接向皇帝汇报。
之后直到灵帝中平五年，刘焉向朝廷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于是灵帝决定将地方上的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然后将其任命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随着部分刺史变州牧，并成为一州的实际掌控者，那些原本还不是州牧的刺史，虽没有朝廷明令其为一州的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在地方刺史俨然也成为了一州的最高领导。
后到魏蜀吴时期，刺史被习惯性的加封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或假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等称号，然后开始名正言顺的在地方上行使作为最高军政长官的权力。
州牧“州牧”第一次出现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前8）十二年，汉成帝“罢部刺史，更置州牧”，当然此时的州牧职责并未变，依然是监察十三州的郡国，不过俸禄倒是从六百石变成二千石。但是在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哀帝又“罢州牧，复刺史。”。可以说自武帝创“刺史”以来，刺史的官职名就重复的来回变更，不过职权却无多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直到王莽的新朝开始有了变化，在当时王莽改州刺史为州牧，并在8年正月开始授予州牧男爵的爵位，并改十三州为九州。而之后州牧并成为了九州各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然后原属于州牧的监察之权也交由牧副监负责。不过州牧作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仅仅只维持15年就随着新朝的灭亡而宣告终结。
在东汉建立后，州牧又改为州刺史，职权也重新变成了监察各州郡。而直到灵帝中平五年，刘焉再次建议州刺史重新改为州牧，然后赋予执掌一州最高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灵帝也同意如此做。最终州牧开始正式成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直至三国时期随着群雄割据，州牧逐渐成为了虚衔，而同刺史一样，只有加封将军称号的才有实权，不然就如同《通典.职官》所说“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
那么太守、刺史和州牧谁最大呢？简单的说就是州牧比刺史大，而刺史比太守大。首先刺史、州牧比太守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当时最开始刺史只是六百石的官员，而太守确是二千石的官员，不过在当时刺史的职责就是监视着太守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刺史掌控着太守的生死。
后到东汉时期，刺史的职权就更大，不但变成了二千石的官员，而且在各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官衙，同时刺史也由本属于御史大夫管辖的监察官，变成了皇帝直属，奏事也无需经过三公可直接向皇帝奏报，也正是成为如此在东汉时期甚至经常出现太守也害怕刺史而解印弃官的时期。而州牧跟太守比，那就更加毋庸置疑了，毕竟州牧到东汉末年乃是执掌一州军政大清的官员，而作为一郡的太守 ，州牧可就是太守的直属上司了。
可以说这里不好比的就是州刺史和州牧，毕竟州刺史和州牧曾相互使用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州刺史就是州牧，而州牧就是州刺史。那么这该如何比较呢？其实只能说在东汉灵帝之前，州刺史和州牧无法正确的比较，但是自刘焉提议重新设州牧，并可执掌一州的军政事务那刻起，州牧就开始超越刺史。
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刘焉当时就建议从州刺史当中挑选一部分资深的刺史去担任州刺史，比如据《资治通鉴》记载“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邪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诏拜谦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州牧的地位和权力是大于刺史的。
当然以上的比较只是对于相对较为和平的时期相互做比较的。实际上在东汉末年至三国那段乱世，太守不一定就比刺史和州牧的地位低，州牧也不一定就要比太守和刺史的地位高。比如当年的冀州牧韩馥就被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给占了冀州，再比如西凉太守马腾就敢杀了凉州刺史耿鄙。所以说在那段乱世，其实太守、刺史、州牧没有什么绝对的大小之分，在那个时候谁的实力强谁就是最大的。
诸葛亮武功很少为什么叫武功侯？
《三國演義》中，刘备在诸葛亮、庞統、法正及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人的帮助下，从当初的草鞋匠，逆袭成了蜀汉之主，使魏蜀吴三分天下。其中，诸葛亮功劳最大，后被刘备封为丞相（百官之首）。
夷陵之戰，因刘备用兵失策，全军覆没，几乎丧失了蜀国所有的精兵良将，使蜀成了三國中最弱的一国。
刘备死后，诸葛亮兢兢業業辅佐智商偏低的刘禅二十多年，兴利除弊，平定南蛮，六次北伐，使曹魏、东吴不敢对蜀进兵。可以说夷陵一战后，如果没有诸葛亮，蜀國早就亡国了。因此，诸葛亮死后，蜀后主刘禅为纪念他的功勋，追封诸葛亮为武功侯（后世称诸葛亮为“武侯”）。
刘表幼子投降曹操去青州被于禁杀死？
公元208年，刘表病逝，他的幼子刘琮继承荆州。不久，曹操率领大军讨伐尚未归附朝廷的荆州及依附荆州的刘备。刘琮举全州投降曹操，被封为青州刺史，他在上任途中被于禁所杀，这在演义中很有必要。根据《三国演义》中相关内容，结合自己的见解，简要分析如下。
首先，曹操素有杀一方诸侯的传统，当然不会放过刘琮。曹操虽然爱才，那是针对投奔自己的部将和谋士，对于投降自己的一方诸侯，不一定容得下。如吕布白门楼乞降仍然殒命、袁谭投降曹操夹击袁尚后被其乱军所杀。投奔曹操的一方诸侯，大都是迫不得已，暂时臣服，一旦遇到机会，轻则扬长而去，重则反咬一口。
如刘备颠沛流离，投奔过曹操、吕布，依附袁绍、刘表等，与曹操、吕布反目成仇，欺瞒袁绍不辞而别，蚕食刘表的荆州。曹操收留走投无路的刘备，却被其反咬一口，骗走了五万大军和徐州。《三国演义》中记载：
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总督五万人马，又差朱灵、路昭二人同行。此后，曹操吃一堑长一智，力求稳妥，斩草除根。面对实力并未受损的荆州牧刘琮的投降，曹操怕其反叛自己，再次割据荆州。因此，曹操是有可能为了彻底解决荆州问题而斩杀刘琮和蔡夫人的。至于荆州的其余文武大员，曹操用高官厚禄，即可笼络人心。
如曹操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为关内侯，后还重用不愿归附的文聘大将。曹操只要斩杀荆州名正言顺的主人刘琮，稍加时日，便可完全掌握荆州，放心大胆地使用荆州的能人异士。
其次，罗贯中为了突出曹操的奸雄形象，先诓骗刘琮，再斩草除根。曹操先诓骗蔡瑁、张允，诺让刘琮永镇荆、襄，将其骗到樊城，夺取荆州的印绶兵符，绝口不提允诺之事，而是让刘琮速速去青州上任。
刘琮表达自己不想当官只想守护父母的意愿，而曹操以关心的口吻劝其赴青州上任，怕其在荆州被害。古代历来重视诚信，刻画的曹操说变就变，丝毫不守信诺，俨然一副奸雄形象。《三国演义》中记载：
琮闻命大惊，辞曰：“琮不愿为官，愿守父母乡土。” 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被人图害。”再次真实历史：曹操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杀害已经投降自己的刘琮。《三国志》中记载：刘琮是荆州牧刘表次子，他的母亲也不是蔡夫人，而是娶蔡夫人的侄女为妻。刘琮已经娶妻，说明已经长大了，并不是孩子，有能力执掌荆州。
刘表宠幸继室蔡夫人，连带着也宠幸刘琮远离长子刘琦。刘表临终前，和蔡夫人商量立刘琮为继承人，以蔡瑁、张允为其党羽。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琮是刘表的接班人，并不是蔡夫人和蔡瑁篡改遗嘱的。刘琦不得刘表的宠幸，依从诸葛亮的计策请求出镇江夏。
刘表去世不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讨伐荆州。面对曹操大军压境，荆州本地士族如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游说刘琮归降曹操。刘琮本想继承父亲遗志，与众将保境安民，无奈大势已去，只得投降曹操。曹操以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三国志》中记载：
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中记载：刘琮不但在青州活得有滋有味，后来还被曹操向汉献帝保奏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刘琮升任为谏议大夫之后的事情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刘琮没有被曹操所杀，有可能寿终正寝的。《魏武故事》中记载：
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汉朝，刘邦先后剪除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异姓王，后汉武帝“推恩令”将刘姓诸侯国分化瓦解。此后，只有汉室皇帝血脉浓郁之人才可能被封为王。如刘表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仅仅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假节，封成武侯。像刘琮也只能继承他的父亲刘表的爵位，距离封王差的太远了。因此，刘琮“归附”汉献帝，也不可能被封王。
你们怎么看待刘琮投降曹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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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是什么样的人？
谢邀！
主人公是位列战国四大公子之首的信陵君魏无忌。信陵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耳，清高绝世，才气纵横，风姿千年仅见。其言其事，晓木虽千载之后读之，仍为之心潮澎湃，倾心仰慕，以晚生千年竟未能一睹公子姿容为憾。其余所谓三公子，平原、孟尝皆是所谓因人成事之辈，其才实不足观；春申君则是典型的少时英果，老时了了的糊涂蛋。此三子者，其才、其德、其品皆去信陵君远甚，之所以并称四大公子，无非因其好养士而已。然此三人皆空负好士之名，而实无爱士之心，其与信陵君并列，纯属拔高其名而有损信陵君之清誉。晓木少时读《史记》，至“信陵君列传”时，不禁为之拍案叫绝，击节赞叹：“此真英物也，既非膏粱纨袴之风流公子，亦非循规蹈矩之俗世腐儒，与纵横四海之汉高，王霸兼用之汉宣实乃同一种人。”待读至篇末，见 “高祖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长祀公子。为公子置守冢五家，岁以四时奉祀公子。”之处时，不禁为之会心一笑，刘季真称得上公子之知音尔。信陵君魏无忌真可称得上是人如其名，名如其人。钓客以为，其名既为无忌，便应是一率性洒脱，随心所欲之人。可过去知道的名叫无忌之人，只有一个《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却是一瞻前顾后、小心谨慎、不敢稍有逾矩之辈，真是令人倒足了胃口。信陵君最为后人称道的便是他那份不为俗礼所困，不拘俗世眼光的那份自信、从容与洒脱。信陵君之优点一为好士。赵胜、田文、黄歇之辈亦皆好士，可他们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宛如豢养奴仆般的养士，而只有信陵君真正做到了倾心交接，平等相待的爱士。公子之好结交，与汉高祖刘邦相若，可又略有不同。刘邦乃一乡间无赖，吃喝嫖赌之徒，与樊哙、周勃、灌婴这些屠狗、织席、贩缯之辈结交乃是理所应当。而公子以贵为王弟之尊，而与贫寒若守门之侯嬴、屠狗之朱亥；落拓如博徒之毛公、卖浆之薛公之徒相交为友，混迹于赌场酒肆之间而不以为耻，完全不顾街巷传闻，坊间物议，真乃清高绝俗，鹤立鸡群之人。（礼俗又岂是为若信陵君般洒脱之人所设。）以朱亥之勇、侯嬴之智、毛公薛公之远见卓识，得一者即足以安天下，而信陵君竟能四者兼得，真是羡煞天下英雄，亦是公子能够真正倾心下士之故。若后世之刘玄德于困居新野之时尚能三顾茅庐，求贤孔明，一旦占据荆州，便傲然自得，倨见庞统，其去信陵君何止千里。后世宋明衰亡之季，内外交困之时，其君常常慨叹以天下之大，而竟无一可用之才。殊不知，以中华之大，人物之胜，何朝何代无有其二三雄才？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世之英才，也许正居于庙堂之高，也许正处于山野之远，也许正游走于坊间里巷之间，甚至正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只是无人相识罢了。济世之材常有，而若信陵君不拘一格、求贤若渴之人则不常有也。信陵君之优点二为纳谏。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赵王为报大恩，欲以五城封之。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少年成名，立此大功，骄矜亦在所难免。）门客劝说道：“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论大是精妙，与鲁迅先生遗嘱中所说：“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你应许给别人的事物不可不当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能原谅。区别在于聪明人犯一次错误，别人一提醒，立刻意识到，此生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蠢人即使犯一百次同样的错误，别人提醒他一千次，下次他还是照犯不误。公子留赵十年，秦军日夜攻魏。魏王遣使往请公子，公子不肯归。毛公、薛公说之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跟聪明人说话的一个好处就是聪明人听得懂话，能立刻反应过来。没等他们说完，信陵君立刻就明白了，“为啥赵国对我这么好，真是因为我当年救过赵国？政客从来都是往前看的而不会往后看。为啥天下诸侯这么尊敬我，天底下比我有本事的人多了。还不是因为我后台硬，有个有本事的哥，以后他们不一定什么时候有求的着魏国的地方，所以才对我这么客气。还在赵国呆着干啥，赶快回家救大哥去吧。” 公子的这一优点亦与汉高祖相同。当年刘邦被项羽围于荥阳，韩信却忙着要在齐地称王。刘邦大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在底下偷偷踹了刘邦一脚。刘邦立刻醒悟：“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柏杨先生曾说：“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刘邦是个办大事的人。”若是碰上个二百五，还不立刻破口大骂：“你踢我干啥？我说的不对吗？”有时候，事情的对错根本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能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信陵君的缺点一是重义。当年信陵君因为被平原君所指责，在未能说动魏王的情况下，竟欲率三千门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就像侯嬴说的：“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信陵君的这一举动，若以士的角度，固称得上是慷慨节义之举。可信陵君贵为魏国公子，若从一贵族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则纯属毫无意义的鲁莽幼稚之举。正如一位斯巴达元老曾经说过的：“人与人之间交往以信义为重，国与国之间交往以利益为重。”国家之间的政治完全与感情、理想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无关，而只有利益的冷酷算计与精明考量，谁若将感情和利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而信陵君此时的行为，完全不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为，更像是一个被义气冲昏了头脑的匹夫。当然我们可以为他开脱说那是因为年少无知的原因，但考虑到在战国时群雄兼并、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公卿子弟普遍早熟的状况，（例如秦相甘罗12岁就曾出使赵国，）信陵君在心智方面的确显得过于晚熟了。信陵君的缺点二是重情。当年侯嬴让他杀死晋鄙，夺取兵权。在如此危急存亡的紧要时刻，他竟然因为不忍杀晋鄙而伤心落泪，在侯嬴面前彻底暴露出他性格软弱的一面。妇人之仁乃为政领军者之大忌。大敌当前，心中纵有千般苦楚，万般不忍，也要先忍一时，解决当务之急，待除去了眼前之患后，尽可以去嚎啕大哭。像信陵君这般心地善良，性格软弱之人根本不适合领兵，更不适合搞政治。我若是侯嬴，光被他这么一哭，就要开始担心关键时刻他能否狠下心肠，顺利完成任务了。不过好在信陵君还有个下士的优点，有侯嬴朱亥这班人来辅佐他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信陵君归国后执上将军印，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直扣函谷关，而秦军不敢出。当此之时，信陵君兵锋所向，威震天下，俨然已成为东方六国抗秦的盟主，成为了六国复兴，重整山河的新希望，其势可谓盛矣。只可惜，“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信陵君的成就和威名很快就招来了他那个懦弱无能的兄长的猜疑和妒忌，中了秦人反间计的魏安釐王迅速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信陵君与我后面要讨论的主人公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王爷们大多是一些精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谦谦君子，而饱经忧患，看尽世态炎凉的信陵君本不是那种木讷憨直，不知身临险境的愚执之辈。凭着他的智慧与阅历，他早就练成了看破人间冷暖，洞悉人心险恶的本领。“众人皆醉我独醒”，可就是这种看破与清醒带给他的只有比那些不知死之将至的愚忠之人更大的痛苦与凄凉。也许这就是信陵君身上最大的悲剧。身处猜忌之位的信陵君面前只有三条路可走。上策是擒杀魏王，取而代之，重振魏国，北联劲赵，西却强秦，五霸之业岂足道哉？下策是一如既往，不管不问，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做比干关龙逄一样的忠臣。只可惜，选上策公子不够狠，下不了手；选下策公子不够愚，又不甘心。于是，他能选择的就只剩下最后一条道路，即纵情酒色，以去嫌疑。于是，战国末年最为伟大的英雄，关东六国最后的希望，一代豪杰信陵君就这样在酒色中慢性自杀，或者说在自个折腾中憋屈死了。信陵君死后，秦国不断蚕食魏国，终于在18年后掳魏王，屠大梁，东方六国尽次而灭。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若信陵君之雄才大略，风云叱吒之材而终不见用，卒以忧死，而如魏安釐王之嫉贤妒能之辈却得居上位。魏之亡，岂枉哉？我始终在思考，信陵君如汉高祖一般乃是不拘小节，洒脱不羁的率性之人。为何他空有汉高祖不拘礼俗、睥睨世人之表，而却无汉高祖刚果雄毅，英武决断之实呢？若论行事老辣狠戾，更是不及高祖之万一。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事风格和最终不同的命运。汉高祖乃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流氓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目标明确，只求富贵，不计毁誉。而信陵君却是生于钟鼎之家的王孙公子，虽是其中的异类，可他毕竟抹杀不掉自己的出身，他的贵族气质早已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血脉之中。虽然他可以混迹在茶楼赌馆、娼寮酒肆之间，与贩夫走卒之辈、市井无赖之徒厮混，甚至与他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但没有人会真正把他当做平民中的一员。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也许永远无法理解贫贱之人心中的苦痛，永远不知道贫屋陋巷之中人们会为了一张席子、一个馒头而大打出手甚至拔刀相向的血腥与残酷。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也许命中注定性格中要多一丝单纯，多一丝同情，而少一丝算计，少一丝钻营。也许他的理智已经告诉他做什么是对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可到最后他还是克服不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丝柔软，那一丝善良。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明朝将领卢象升死后？
公元1639年1月，卢象升战死的消息传到京师。整个朝堂为之震动，此时明朝失去了手里最后一张好牌。
随后发生的事情更让人震惊，三郡之民为之痛哭流涕，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南明福王主政时期，又特意为他建祠立庙。卢象升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还特意为卢象升追赠谥号，称颂其一生功绩，并为其的死感到惋惜。
那么卢象升到底有何能耐，他的死竟然让天下都为之震动呢？
首先，卢象升很得人心，军民都很拥戴他，他在民间的声望极高卢象升作为明朝末期的著名将领，令人有些意外的是，他其实是个文官，乃是正牌进士出身。只不过当时时局动荡，作为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他才学习兵法、练习武艺，以图精忠报国。
别看他瘦瘦弱弱的，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但是他平时习武用的竟是一柄重达140斤的大刀。能使用这种武器，可见卢象升臂力惊人，说他是天生神力也不为过。
而他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是在公元1629年。
当时发生了“己巳之变”，清军绕开宁锦防线，借道蒙古直逼京师。得到消息的崇祯皇帝慌忙下令各地勤王，时任大名知府的卢象升也带着自己招募的一万士卒赶往北京城。
因为勤王有功，就在第二年，卢象升升任右参政兼副使，负责整顿大名、顺德、广平三地的军备。
也正是在这时候，卢象升的军事才能才逐渐展露出来。
在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不断，导致义军、流寇四起，这些人的数量竟然远超官军。而且官军的战斗力也很低下，往往作战稍微不利，就有人开始逃跑，这些士兵一看有人带头，立刻都跟着逃跑，最终导致官军溃败。
这种情况在卢象升担任大名知府的时候就见识过不少，此次上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务。
竟真的让他将三地毫无战斗力的军队给练成了一支精锐之师，号称“天雄军”，这支部队可是和“关宁铁骑”齐名的劲旅。
有一次，高迎祥率领十几万义军袭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迎战。仅凭两千天雄军，就击退了高迎祥的上万重装骑兵。
高迎祥本来只是想劫掠财物的，一看自己的王牌都不是对手，立马认怂撤了。
那么卢象升是如何练出这么一支劲旅的呢？实际上，这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虽然整顿军纪，勤于操练自然少不了，但是用处并不大。
不过卢象升是读书人，二十三史他可没少读。因此卢象升选择效仿古代名将。
平时，士卒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那时候朝廷财政难以为继，时常拖欠粮饷。有一次军队断粮了，他竟和士卒们一道三天滴水未进。
这样的做派，与当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说别的，他的号令，士卒们更愿意听。
但是光这样是练不出劲旅，打不了胜仗。更重要的还是他每次出战都身先士卒。士卒们老是逃跑，与当时的将领都喜欢在后方督战，让他们冲在前面有关。
到了卢象升这里，根本没这事，他总是一马当先，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和敌军玩命。他的战马被砍死不知道多少匹了，他身上也不知道受了多少刀伤、箭伤，但是他都毫不畏惧，一往无前。
有一次他在陡峭的山崖上追击流寇，流寇在山上埋伏了一支伏兵，顿时箭如雨下。卢象升的马夫当场被射死，卢象升本人也脑袋上中了一箭。
这种情况，一般人早就撤退了。但是卢象升反而越战越勇，不要命地冲，沿路砍杀遇到的每一个流寇。
正所谓将是军中胆，在他的感染下，天雄军将士个个悍不畏死，发疯地往前冲。吓得流寇顾不上那么多，丢下武器、辎重，远遁而去。
此后，在义军、流寇中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卢象升此人就是个活阎王，谁遇到他都是死路一条。
此后流寇们只要听说率领官军的是卢象升，立马掉头就走，不敢和这个疯子拼命。
卢象升正是靠着体恤士卒，以及悍不畏死、身先士卒，才将天雄军打造成了一支劲旅。
至此，卢象升军心尽得，将士们都愿意为他用命，个个都悍不畏死。
除此之外，卢象升还很关注民生，勤于政务，处处替百姓着想。他在哪里，哪里的百姓就能得一时太平，安居乐业。
卢象升在临清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当地粮食产量低，而朝廷收税要求缴纳粮食。使得当地百姓不得不卖了东西挣到银子，再用银子去买粮食。
一些黑心商贩会在临近纳粮的时候，刻意抬高粮价，牟取暴利。这些粮商都是有背景的，卢象升拿他们没办法，干脆直接上书，说明当地情况，将缴纳的粮食改成了银两，为百姓们除去了一个包袱。
而他在大名任官的时候更加勤勉，长期997工作,。每天加班那是常态，但是无论多晚睡，他都会一大早起来，处理政务。
在那个时代，官员们只关注两件事，一个是应对各地义军、流寇，另一件事就是收取税赋。至于百姓过得好不好，他们没空管。
然而卢象升不一样，他很关注百姓的疾苦。时常有百姓到知府衙门去告状，他都耐心接待。他曾经特意为了17桩冤案，跑到京城去为百姓伸冤。最终使得这些百姓免于受罚。
由于卢象升在地方上治理匪患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朝廷调他出任宣大总督，负责对抗清军事宜。
在他到任之前，宣府、大同一带武备废弛，防线形同虚设，明朝军队普遍畏战，百姓整天担惊受怕、朝不保夕。
卢象升到任后，不仅整顿宣府、大同的军备，整军备战，积极练兵。同时还努力恢复民生。
他一边保境安民，为百姓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局面。一边组织人手大力开垦田地，种植粮食。不仅百姓能够吃饱饭，士卒的粮草也能自行解决，减少朝廷的负担。
不仅如此，每年当地还能储备一些粮食，最后竟然积累了足足二十万石粮食。即使被围城，城里的军民也能坚持很久。
要知道，宣大一线可是与清军交战的前线了，他能在忙于军务的同时顾及到民生，这一点就是那些武将们做不到的。
也正是因为他勤于政务，处处为百姓着想，使得他每到任一地，都能获得极高的声望，百姓都对他感恩戴德。
他所做的这一切，使得他在民间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其次，崇祯皇帝对他也信任有加，他在朝堂上的名声也很好一般来说，一个臣子民心军心尽得，那么遭到皇帝的猜忌是必然的。更何况崇祯皇帝本身就是个猜疑心很重的人，袁崇焕的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哪一天卢象升步了袁崇焕的后尘，人们一点也不奇怪。
然而神奇的是，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那是相当的信任，毫无猜忌之心。崇祯皇帝曾经三次授予其尚方宝剑。
喜欢看戏或者看古装片的人对这柄宝剑应该不陌生，它虽然没有戏曲里说的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是实打实的如朕亲临，可以先斩后奏。
第一次赐给卢象升尚方宝剑，还是他在地方上处理匪患的时候。
由于流寇到处流动作战，需要各地督抚协同作战，因此崇祯皇帝让卢象升处理陕西、陕西等地的流寇，并赐予他尚方宝剑，让他便于节制、号令地方官员，使他们协同作战，早日消灭流寇。
第二次赐给卢象升尚方宝剑，则是在清军第二次进犯京师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己巳之变的时候，是袁崇焕统领勤王大军和清军作战，保卫京师的。然而就在清军退却后，袁崇焕便被多疑的崇祯皇帝下狱处死了。
到了秦军第二次进犯京师，虽然崇祯皇帝依然召集了各地军队勤王，但是谁来统领大军成了问题。要知道，能坐到这个位置的人，不仅要能力出众，作战经验丰富，还要是个让崇祯皇帝放心的人。
毕竟一个人统领数十万大军，稍有差池，这皇帝的位置可能就要换人了。
最终，崇祯皇帝选择了卢象升，并赐予他尚方宝剑，让他负责京师的防务。这足以说明在所有臣子中，他最信任的人便是卢象升了。
第三次赐予卢象升尚方宝剑，情况和第二次类似。
有一有二就有三，清军摸到京师已经熟门熟路了。好在崇祯皇帝也习惯了，召集勤王大军，授予卢象升尚方宝剑，让他统领大军包围京师。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崇祯皇帝对卢象升如此信任呢？因为他是个孤臣。
大臣如果要威胁到皇权，那么必须要拉帮结派，一个人是做不到的。皇帝最忌惮的也不是大臣权利太大，而是结党营私。
毕竟大臣的权利都是朝廷授予的，随时可以收回。但是一旦大臣拉帮结派，那么就很容易将皇帝给架空了。
我们来看看卢象升是怎么做的。
他初入仕途的时候，正是魏忠贤权倾朝野的时候。卢象升作为一个标准文官，自然是看不上魏忠贤的。
因此他平日里没少骂魏忠贤、说他的坏话。
于是，耿直的卢象升被魏忠贤一党给赶出朝堂，到地方上去任官，
卢象升在山东按察使任上的时候，各地官员都忙着给魏忠贤立生祠，意图讨好他，换得加官进爵。卢象升的上级，山东巡抚李精白想拉着卢象升一起为魏忠贤立生祠，结果被卢象升断然拒绝了。
当时，除了魏忠贤一派，还有与其对抗的东林党一派，地方官吏往往也会拉帮结派，自成一方势力。
结果这些人都被卢象升骂过。他曾经特意上书朝廷，提议清流少妄议军事，不懂就不要瞎逼逼。又说那些地方官吏，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求援，自己治下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处理，大家都忙，没空管你。
崇祯皇帝一看到卢象升的奏疏，心里那叫一个高兴，明摆了这卢象升既不是魏忠贤一派的，也不是东林党一派的，在地方上也不喜欢拉帮结派，这样的大臣他当然可以安心任用了。
别看他骂过那些清流，这些清流整天没事可做，就是和人对骂，这属于工作内容，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再说了，卢象升属于文官群体，他立功越多，文官们觉得越有面子，加上文官掌兵，那可是儒帅，这可是文官最推崇的将领类型了。
总之，皇帝信任他，文官推崇他，因此卢象升在朝堂上的名声那是好得不得了。
最后，卢象升的死过于悲壮按理说，卢象升在地方和朝廷上都这么有人气，应该可以毫无阻碍的大展宏图，复兴大明才对。
不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终究有些人和卢象升合不来，想要给他穿小鞋、使绊子。
卢象升在主持宣大军务的时候，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声称大学士杨嗣昌和监军宦官高起潜主张与清军议和。
卢象升征战一生，是个妥妥的主战派，自然强烈反对此事。
此时崇祯皇帝已经有了议和的心思，实在是大明的财政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无力同时应对内忧外患了。
为此，崇祯皇帝特意召回卢象升，询问他对关外形势的看法。实际上是在试探卢象升的态度。
卢象升当场表示，原意为国尽忠、战死沙场。崇祯皇帝一看，只得推说议和只是杨嗣昌和高起潜的意见，这事情卢象升可以和他们再商量下。
卢象升闻言，真的去和杨嗣昌、高起潜理论了，可惜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都没能说服对方。
由于他和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政见不合，卢象升已经被杨嗣昌当做了眼中钉，必须要除去。
这时候，崇祯皇帝又玩起了骚操作。他一边默许杨嗣昌等人议和，一边又派人犒劳卢象升的军队。赐给他一百匹御马，一千匹战马，还有五百根铁鞭。
崇祯皇帝此举应该是想安抚卢象升，毕竟议和后还指着他带兵消灭给地流寇、义军。
结果卢象升误会了，以为这是崇祯皇帝支持他主战的表现，于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虽然卢象升号称总督天下兵马，但是在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阻扰下，他真正能调动的还是宣大防线的军队，其人数也仅有两万人。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卢象升手下原本统领三总兵的军队。结果大同总兵王朴找了个借口带着军队跑了，这下卢象升手下仅有两总兵一万多人了。
此时清军来袭，卢象升知道仅凭手下这点兵力无法守住宣大一线。于是他决心主动出击，吸引清军，以此来争取时间让百姓撤离。
和清军在野外交战，那是必死无疑，但凡有点胜算，卢象升就不会这么做。
公元1639年1月14日，卢象升率军进驻巨鹿的贾庄。而闻讯的高起潜则率领关宁铁骑在不远处驻扎。
清军如期而至，明军人数处于劣势，且战斗力远不如清军，卢象升数次派人向高起潜求援，但是高起潜不为所动。
与清军酣战两日后，卢象升军中弹尽粮绝。于是卢象升率领明军冲入清军阵中，展开了白刃战。
最终，卢象升及其手下明军将领悉数战死，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即使清军也很少见过。
见到卢象升战败，高起潜吓得赶紧带着关宁铁骑开溜了。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杨嗣昌特意派人去查看卢象升到底死了没。想要给他安个畏战之罪。可惜没能如愿，因为卢象升真的战死沙场了。
于是他又想让负责查看的人捏造卢象升没有事的假口供，奈何此人宁死不从，他不愿意毁了卢象升的好名声。
当卢象升战死的噩耗传到京师后，天下震动，不仅朝堂众人为之大惊失色，就连三郡百姓都为此嚎头大哭。
还是因为杨嗣昌从中作梗，卢象升在死后80天才得以下葬。卢象升的妻子、弟弟多次向朝廷请求抚恤，都因为杨嗣昌的原因没能获准。
直到杨嗣昌死后，卢象升才得以被追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南明福王主政时期，又为他建祠立庙。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又为他追赠谥号。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卢象升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太多希望。他的死意味着希望破灭，这才有了后来的天下震动。
卢象升虽然最后战死沙场，没能挽救大明的危局。不过这并不妨碍后人瞻仰他，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这样的人杰，即使死了，他的精神依然影响着无数华夏男儿。即使到了现代，也值得我们铭记、学习。
卢象升已死，卢象升还活在华夏健儿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