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交友,中英之间的跪拜之争只是礼仪之争吗?

2023-10-22 12:00:04 24阅读

民权交友,中英之间的跪拜之争只是礼仪之争吗?

乾隆58年,一艘艘大船,从广州北上到天津口。每艘船上的礼品都是由使者们精心挑选的,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北京,来朝见当时的大皇帝乾隆,来为乾隆皇帝贺80大寿。那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部分,马嘎尔尼访华的经过是什么?当时的欧洲涌现一股中国热,当时的欧洲人崇拜中国,觉得中国太神秘,在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向往,当时的英国对于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也充满着着好奇,从马嘎尔尼的态度来看,他是一个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所以英国对这次访华可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特意的征求过在意大利学习的两位中国教徒,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给乾隆皇帝的贡品中,有代表着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先进的产品,蒸汽机和棉纺机等。代表着当时天文界最先进的七政仪等等。可谓是把自己的家底都给搬出来了。所以说英国人带着一种交朋友的态度来了,就像现在你去一位有钱人家去做客,好像是说你很有钱,我现在也不错,但是中国方面是如何做的呢?当时按惯例,外国进贡一般是由广州上岸,但是英国人请求在天津上岸,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但是乾隆皇帝同意了,可见当时清朝对于英国的进贡是很重视的。当时乾隆皇帝下旨,让英吉利国贡使入境不动声色,排列队伍,妥为照料。这是当时乾隆皇帝的态度。咱们再看看当时地方官的态度,有史料记载,总兵马瑀和知县张雨田摆席招待英国人,还派遣人送猪,羊,米,面等物品。从中可以看到,清朝人对于对待英国人是以国宾相待,放到现代好像也没有如此贵重的礼仪。这本来是两国相处的好好的,那为什么出现了两国不欢而散的结果。第二部分,马嘎尔尼的礼仪之争从马嘎尔尼使团北上到天津,一直到朝见乾隆皇帝,这其中并没有出现差错,那哪一部出现错了呢?这还得说两国的外交礼仪不一样,马戛尔尼拒绝下跪开始,那我们就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乾隆皇帝认为这些英吉利人是来朝贡中国自先秦到清中叶后期都认为中原是天下共主,四边的国家和民族,都是番邦和夷,你来中国朝贡,你就得按中国的礼法来进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在当时的中国人潜意识里,这是理所应当的。而当时的英国人确认为我们是两个主权国家,不存在你高我低的情况,这是因为英国人经过思想启蒙,宗教改革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人已经形成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而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王朝顶峰时期,中央皇权集中达到了顶峰,中国依然遵循着儒家伦理观。由于文化的冲突,礼仪的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就是两波人闹得不开心,乾隆皇帝大怒,下令驱逐。第三方面,我认为英国人提出的要求太过于过分,才导致了皇帝禁止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是一场东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欧洲经过大航海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了全球的经济贸易一体化,马戛尔尼访华是当时经济贸易的一种产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马嘎尔尼访华是带着目的性的,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发展,英国人的目光自然被吸到到东方,当时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人口达到四亿,拥有着如此巨大的市场,英国人想和中国做生意,他们想要赚钱当时马嘎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第一条,第二条还算正常,允许英国商人到宁波,舟山,天津贸易,并且在北京设立商馆,这其实并不过分。但是接下来的几条就比较过分了,马嘎尔尼要求清政府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存放货物。在广州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国商人自由来往,中国政府不加禁止,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很离谱?中国当时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几项要求严重的侵犯了清朝的主权,那乾隆皇帝是当然不干,要将英国人赶走,因为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他回到欧洲便大肆抹黑中国,说中国人无知,中国政府腐朽,中国的社会落后等等。总结

马嘎尔尼访问中国,当时的清朝是以贵宾相待,却因为文化冲突和维护主权等问题而导致两国不欢而散,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契机,从而为之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祸端。

民权交友,中英之间的跪拜之争只是礼仪之争吗?

中国最早什么时候重视礼仪?

孟子最先提出。

1、 礼仪的萌芽时期(公元前5万年-公元前1万年)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在长达1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历史中,人类逐渐开化。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知道打扮自己。他们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而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2、礼仪的草创时期(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22世纪)

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不仅能制作精细的磨光石器,并且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在其后数千年岁月里,原始礼仪渐具雏形。例如在今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生活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半坡村人的公共墓地。墓地中坑位排列有序,死者的身份有所区别,有带殉葬品的仰身葬,还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等,此外,仰韶文化时期的其他遗址及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而长辈坐上席,晚辈坐下席;男子坐左边,女子坐右边等礼仪日趋明确。

3、礼仪的形成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中国由金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金属器的使用,使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除消费外有了剩余并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出现阶级对立,原始社会由此解体。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5 世纪的夏代,开始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向早期奴隶社会过渡。在此期间,尊神活动升温。

在原始社会,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们不理解一些自然现象。他们猜想,照耀大地的太阳是神,风有风神,河有河神……因此,他们敬畏“天神”,祭祀“天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礼仪包含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礼的繁体字“礼”,左边代表神,右边是向神进贡的祭物。因此,汉代学者许慎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以殷墟为中心展开活动的殷人,在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活跃在华夏大地。他们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古都——地处现河南安阳的殷都,而他们在婚礼习俗上的建树,被其尊神、信鬼的狂热所掩盖。

殷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周朝,对礼仪建树颇多。特别是周武王的兄弟、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对周代礼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他制作礼乐,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等统统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式之中。全面介绍周朝制度的《周礼》,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周礼》(又名《周官》),本为一官职表,后经整理,成为讲述周朝典章制度的书。《周礼》原有6篇,详介六类官名及其职权,现存5篇,第六篇用《考工记》弥补。六官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天官主管宫事、财货等;地官主管教育、市政等;春官主管五礼、乐舞等;夏官主管军旅、边防等;秋官主管刑法、外交等;冬官主管土木建筑等。

春官主管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是周朝礼仪制度的重要方面。吉礼,指祭祀的典礼;凶礼,主要指丧葬礼仪;宾礼,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觐及诸侯之间的会盟等礼节;军礼,主要包括阅兵、出师等仪式;嘉礼,包括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等。由此可见,许多基本礼仪在商末周初已基本形成。此外,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在周代大体定型的《诗经》,也有一些涉及礼仪的内容。

在西周,青铜礼器是个人身份的表征。礼器的多寡代表身份地位高低,形制的大小显示权力等级。当时,贵族佩带成组饰玉为风气。而相见礼和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等“六礼”)成为定式,流行民间。此外,尊老爱幼等礼仪,也已明显确立。

4、礼仪的发展、变革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前221年,东周时期)

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承继西周的东周王朝已无力全面恪守传统礼制,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在此期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论。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历史文化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订的《仪礼》,详细记录了战国以前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仪礼》与前述《周礼》和孔门后学编的《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要求人们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倡导的“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互相关心,彼此尊重。总之,孔子较系统地阐述了礼及礼仪的本质与功能,把礼仪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是战国时期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道”、“仁政”的学说和民贵君轻说,主张“以德服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他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讲究“修身”和培养“浩然之气”等。

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年)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他主张“隆礼”、“重法”,提倡礼法并重。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荀子指出:“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荀子还提出,不仅要有礼治,还要有法治。只有尊崇礼,法制完备,国家才能安宁。荀子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倡导学而至善。

5、礼仪的强化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796年)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终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秦朝制定的集权制度,成为后来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的基础。

西汉初期,叔孙通协助汉高帝刘邦制定了朝礼之仪,突出发展了礼的仪式和礼节(3、《宰相刘罗锅》)。而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天人感应”之说。(《汉书•董仲舒传》)他把儒家礼仪具体概况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礼教成为定制。

汉代时,孔门后学编撰的《礼记》问世。《礼记》共计49篇,包罗宏富。其中,有讲述古代风俗的《曲礼》(第1篇);有谈论古代饮食居住进化概况的《礼运》(第9篇);有记录家庭礼仪的《内则》(第12篇);有记载服饰制度的《玉澡》(第13篇);有论述师生关系的《学记》(第18篇);还有教导人们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第42篇)等。总之,《礼记》堪称集上古礼仪之大成,上承奴隶社会、下启封建社会的礼仪汇集,是封建时代礼仪的主要源泉。

盛唐时期,《礼记》由“记”上升为“经”,成为“礼经”三书之一(另外两本为《周礼》和《仪礼》)。(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

宋代时,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道学、佛学思想的理学,程颐兄弟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二程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的间。”(《二程遗书》卷五)“礼即是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进一步指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朱子文集•未垂拱奏礼•二》)朱熹的论述使二程“天理”说更加严密、精致。

家庭礼仪研究硕果累累,是宋代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在大量家庭礼仪著作中,以撰《资治通鉴》而名垂青史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的《涑水家仪》和以《四书集注》名扬天下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的《朱子家礼》最著名。

明代时,交友之礼更加完善,而忠、孝、节、义等礼仪日趋繁多。

6、 礼仪的衰落时期(公元1796-1911年)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且使其复杂化,导致一些礼仪显得虚浮、烦琐。例如清代的品官相见礼,当品级低者向品级高者行拜礼时,动辄一跪三叩,重则三跪九叩。(《大清会典》)。清代后期,清王朝政权腐败,民不聊生。古代礼仪盛极而衰。而伴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礼仪传入中国,北洋新军时期的陆军便采用西方军队的举手礼等,以代替不合时宜的打千礼等。

7、 现代礼仪时期(公元1911-1949年,民国时期)

1911年末,清王朝土崩瓦解,当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先生(公元1866—1925年)火速赶回祖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和战友们破旧立新,用民权代替君权,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俗,剪辫子、禁缠足等,从而正式拉开现代礼仪的帷幕。

民国期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握手礼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民间。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领导的苏区、解放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及移风易俗,进而谱写了现代礼仪的新篇章。

8、当代礼仪时期(1949年-至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礼仪建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礼仪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礼仪革新阶段(1949——1966年)

1949年至1966年,是中国当代礼仪发展史上的革新阶段。此间,摒弃了昔日束缚人们的“神权天命”、“愚忠愚孝”以及严重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确立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和男女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而尊老爱幼、讲究信义、以诚待人、先人后己、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精华,则得到继承和发扬。

(2) 礼仪退化阶段(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国家遭受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也给礼仪带来一场“浩劫”。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被当作“封资修”货色扫进垃圾堆。礼仪受到摧残,社会风气逆转。

(3)礼仪复兴阶段(1977年-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中国的礼仪建设进入新的全面复兴时期。从推行文明礼貌用语到积极树立行业新风,从开展“18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到制定市民文明公约,各行各业的礼仪规范纷纷出台,岗位培训、礼仪教育日趋红火,讲文明、重礼貌蔚然成风。《公共关系报》、《现代交际》等一批涉及礼仪的报刊应运而出,《中国应用礼仪大全》、《称谓大辞典》、《外国习俗与礼仪》等介绍、研究礼仪的图书、辞典、教材不断问世。广阔的华夏大地上再度兴起礼仪文化热,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又掀起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高潮。

中国最早的礼制?

孟子最先提出。

1、 礼仪的萌芽时期(公元前5万年-公元前1万年)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在长达1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历史中,人类逐渐开化。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知道打扮自己。他们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而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2、礼仪的草创时期(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22世纪)

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不仅能制作精细的磨光石器,并且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在其后数千年岁月里,原始礼仪渐具雏形。例如在今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生活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半坡村人的公共墓地。墓地中坑位排列有序,死者的身份有所区别,有带殉葬品的仰身葬,还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等,此外,仰韶文化时期的其他遗址及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而长辈坐上席,晚辈坐下席;男子坐左边,女子坐右边等礼仪日趋明确。

3、礼仪的形成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中国由金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金属器的使用,使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除消费外有了剩余并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出现阶级对立,原始社会由此解体。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5 世纪的夏代,开始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向早期奴隶社会过渡。在此期间,尊神活动升温。

在原始社会,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们不理解一些自然现象。他们猜想,照耀大地的太阳是神,风有风神,河有河神……因此,他们敬畏“天神”,祭祀“天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礼仪包含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礼的繁体字“礼”,左边代表神,右边是向神进贡的祭物。因此,汉代学者许慎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以殷墟为中心展开活动的殷人,在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活跃在华夏大地。他们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古都——地处现河南安阳的殷都,而他们在婚礼习俗上的建树,被其尊神、信鬼的狂热所掩盖。

殷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周朝,对礼仪建树颇多。特别是周武王的兄弟、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对周代礼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他制作礼乐,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等统统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式之中。全面介绍周朝制度的《周礼》,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周礼》(又名《周官》),本为一官职表,后经整理,成为讲述周朝典章制度的书。《周礼》原有6篇,详介六类官名及其职权,现存5篇,第六篇用《考工记》弥补。六官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天官主管宫事、财货等;地官主管教育、市政等;春官主管五礼、乐舞等;夏官主管军旅、边防等;秋官主管刑法、外交等;冬官主管土木建筑等。

春官主管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是周朝礼仪制度的重要方面。吉礼,指祭祀的典礼;凶礼,主要指丧葬礼仪;宾礼,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觐及诸侯之间的会盟等礼节;军礼,主要包括阅兵、出师等仪式;嘉礼,包括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等。由此可见,许多基本礼仪在商末周初已基本形成。此外,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在周代大体定型的《诗经》,也有一些涉及礼仪的内容。

在西周,青铜礼器是个人身份的表征。礼器的多寡代表身份地位高低,形制的大小显示权力等级。当时,贵族佩带成组饰玉为风气。而相见礼和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等“六礼”)成为定式,流行民间。此外,尊老爱幼等礼仪,也已明显确立。

4、礼仪的发展、变革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前221年,东周时期)

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承继西周的东周王朝已无力全面恪守传统礼制,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在此期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论。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历史文化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订的《仪礼》,详细记录了战国以前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仪礼》与前述《周礼》和孔门后学编的《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要求人们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倡导的“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互相关心,彼此尊重。总之,孔子较系统地阐述了礼及礼仪的本质与功能,把礼仪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是战国时期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道”、“仁政”的学说和民贵君轻说,主张“以德服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他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讲究“修身”和培养“浩然之气”等。

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年)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他主张“隆礼”、“重法”,提倡礼法并重。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荀子指出:“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荀子还提出,不仅要有礼治,还要有法治。只有尊崇礼,法制完备,国家才能安宁。荀子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倡导学而至善。

5、礼仪的强化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796年)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终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秦朝制定的集权制度,成为后来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的基础。

西汉初期,叔孙通协助汉高帝刘邦制定了朝礼之仪,突出发展了礼的仪式和礼节(3、《宰相刘罗锅》)。而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天人感应”之说。(《汉书•董仲舒传》)他把儒家礼仪具体概况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礼教成为定制。

汉代时,孔门后学编撰的《礼记》问世。《礼记》共计49篇,包罗宏富。其中,有讲述古代风俗的《曲礼》(第1篇);有谈论古代饮食居住进化概况的《礼运》(第9篇);有记录家庭礼仪的《内则》(第12篇);有记载服饰制度的《玉澡》(第13篇);有论述师生关系的《学记》(第18篇);还有教导人们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第42篇)等。总之,《礼记》堪称集上古礼仪之大成,上承奴隶社会、下启封建社会的礼仪汇集,是封建时代礼仪的主要源泉。

盛唐时期,《礼记》由“记”上升为“经”,成为“礼经”三书之一(另外两本为《周礼》和《仪礼》)。(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

宋代时,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道学、佛学思想的理学,程颐兄弟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二程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的间。”(《二程遗书》卷五)“礼即是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进一步指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朱子文集•未垂拱奏礼•二》)朱熹的论述使二程“天理”说更加严密、精致。

家庭礼仪研究硕果累累,是宋代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在大量家庭礼仪著作中,以撰《资治通鉴》而名垂青史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的《涑水家仪》和以《四书集注》名扬天下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的《朱子家礼》最著名。

明代时,交友之礼更加完善,而忠、孝、节、义等礼仪日趋繁多。

6、 礼仪的衰落时期(公元1796-1911年)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且使其复杂化,导致一些礼仪显得虚浮、烦琐。例如清代的品官相见礼,当品级低者向品级高者行拜礼时,动辄一跪三叩,重则三跪九叩。(《大清会典》)。清代后期,清王朝政权腐败,民不聊生。古代礼仪盛极而衰。而伴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礼仪传入中国,北洋新军时期的陆军便采用西方军队的举手礼等,以代替不合时宜的打千礼等。

7、 现代礼仪时期(公元1911-1949年,民国时期)

1911年末,清王朝土崩瓦解,当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先生(公元1866—1925年)火速赶回祖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和战友们破旧立新,用民权代替君权,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俗,剪辫子、禁缠足等,从而正式拉开现代礼仪的帷幕。

民国期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握手礼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民间。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领导的苏区、解放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及移风易俗,进而谱写了现代礼仪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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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看这个电视的时候,被虐了眼泪哗哗流,小时候的恩熙和俊熙一家四口真的好幸福,可是幸福却那么短暂,在一次输血中,俊熙发现原来妹妹恩熙不是自己的亲妹妹,后面恩熙和芯爱各自回到自己的亲身父母生边了,后来俊熙一家要去美国了,在看到俊熙一家出国的时候,恩熙在追着车子跑的那情节特别感人。最爱恩熙的俊熙从此离开了恩熙,

长大后的恩熙和哥哥俊熙相认的那刻也是很感人的,可惜的是,再见时心上人哥哥已经有了未婚妻,恩熙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爱情。哥哥俊熙也是,明明爱的是恩熙,却因为未婚妻,不能爱,也不能和恩熙在一起。

直到恩熙患癌症后,俊熙才不顾一起的要陪在恩熙身边,陪走完剩下剩下的日子,可那时却已经晚了,后来恩熙去世了,俊熙再也没有恩熙了。真是生死恋啊!

中国当时的各方势力是怎样的?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

随即,国内的势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极为复杂。

早已成型的四个势力

清帝逊位前后,各省保持相当独立性,几乎可以自成一派。

各实权人物,按照其政治主张,已分为四个政治派别。

1、保皇派。

该派死忠于清帝。

比如:陕甘总督长庚。

在清帝逊位前,曾主张清帝摆脱袁世凯,迁都西安,重整河山!

又比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在清帝逊位前,曾有宗室主张引赵尔巽入京“诛袁”,又主张清帝退入东北,维系社稷。

此外,张勋等掌握军权的人物,也是死忠于大清的。

2、北洋系。

该派是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军政集团。

袁世凯复出后,虽然他已掌握大权,但其基本实力,只有北洋六镇10万余人。其牢牢掌握的地盘,只有冯国璋的直隶和张镇芳的河南。

虽其军队素质最强,但兵力、地盘、财政都有限。

3、同盟会。

该派致力于推翻清朝,以同盟会为核心。

这是推翻清朝的革命导师,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领袖。

南方20余万民军、独立的17省皆奉同盟会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中心。

4、立宪派、旧官僚。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旧官僚则是原本立场不明,但被形势裹挟着参加起义的官僚。

二者本不应归入一类。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原本拥护君主,却又被裹挟着加入起义的,因此,他们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立场、行为方式颇为类似。

比如:湖北都督黎元洪、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湖南都督谭延闿等人。

总体上,各派虽有强弱之分,但各派都有很深的根基和一定的实力。

随着清帝逊位,彼此的势力迅速发生了变化。

保皇派:被袁世凯吞掉一半,搁置一半

清帝退位诏书明确表示:以袁世凯负责组建新政府。

对于保皇派来说,这无异于古代的禅位诏书。

虽然当时袁世凯尚未成为大总统,但清帝退位诏书的明确指示,使袁世凯已经拥有了接管相关地区的合法性。

由此,赵尔巽、长庚等实力总督,接受了新政府的命令,并陆续交出军队,退出了政坛。

尽管这些地方很长时间内仍然保持了独立性,但是,他们按照大清留下的财政制度,继续向新政府缴纳赋税,使北洋系的实力得以大增。

大清宗室,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等人,则转入地下,企图策动复辟。

但是,总体上,保皇派已经不能成势。

当初保皇党的军队,有的成为北洋武装,如禁卫军;有的虽然仍然保持独立,但至少不再与袁世凯为敌。

当初保皇党的地盘,虽然一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有的地方陆续为北洋系所掌握,如陕西,有的虽然保持半独立,但成为了袁世凯的支持者,如东北。

立宪派、旧官僚:成为袁世凯的依附者

立宪派、旧官僚本来就跟革命党玩不到一块去,而且,他们与袁世凯历史上关系一直很密切(除了康有为)。

辛亥革命时,他们顺应大势,联合革命党,加入了反清的浪潮。

由于立宪派、旧官僚多有比较丰富的实务经验,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因此,在许多省份,他们成了都督。

但是,在反清时,同盟会影响下的新军是最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往往对军队的实际影响力不如革命党。

在清帝逊位后,无论是出于巩固自己利益的需要,还是他们原本的政治立场,他们都逐渐转向与袁世凯联合。

在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中,如定都北京还是南京等问题上,他们多支持袁世凯的立场。

更有甚者,一些旧官僚还联合袁世凯,打击本地的革命党势力。

比如:湖北黎元洪。

他原本是被革命党拿枪逼着担任都督的。

因此,尽管他担任都督,但湖北革命党掌握着主要权力。

黎元洪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打击革命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掌控权力,并联合袁世凯,诱杀了起义元勋张振武等人,排斥革命党。

黎元洪倒向北洋,对当时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湖北新军的势力,仅次于北洋,也是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最强的一支。

随着黎元洪倒向北洋,湖北军逐渐为北洋所掌握,湖北都督到后来甚至成了直系冯国璋“长江三督”之一。

这也注定了:后来二次革命时,革命军的势力比辛亥年要弱得多。

此后,很长时间内,立宪派、旧官僚们,都成了袁世凯的依附者,直到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彻底失去制衡,一些立宪派才开始反抗袁世凯。

革命党:分裂、削弱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的实力是很强的。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由各起义派别组成,但是,革命党左右了局势。

当时,起义新军,多是由革命党人所领导,而在南方各省,同盟会也掌握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可以说,当时的革命军虽无力北伐与北洋争锋,但在南方各省,革命党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但是,革命党松散的组织和持续的内斗,使其力量迅速分裂、削弱。

首先,松散的组织关系,使许多地方的同盟会武装在袁世凯、孙中山之间纵横捭阖。

比如:山西阎锡山。他一方面联络孙中山,试图抵抗袁世凯,另一方面,又讨好袁世凯,其目的,就是为实现其对山西的控制。

同时,革命党的内斗,使其力量削弱,逐渐失去了部分军队、地区的领导权。

比如湖北。

湖北是首义之地,其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

但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虽属于同盟会,但一直为孙中山、黄兴所轻视。

南京联合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没有给与湖北革命党人足够的席位和政治地位。

孙武等人极为不满,号召湖北革命党不承认南京政府,并与黎元洪一起排斥拥护南京的革命党人。

结果,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不断内讧,黎元洪得以控制湖北军政大权,并逐渐倒向袁世凯。

此外,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也发展到“视如仇敌”。

上海、广东,同盟会与光复会相互暗杀、排挤。结果,两派分裂,势同水火。

在清帝逊位后,立宪派、旧官僚多倒向袁世凯,革命党内部分裂,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无力与袁世凯争锋。

孙中山在让出总统之位时,曾提出3个条件:1、袁世凯要来南京就任;2、定都南京;3、袁世凯需服从约法。

当然,这3个条件,是束缚不了老江湖袁世凯的。

在政府北上后,黄兴仍为南方留守,名义上仍掌握南方各军,保存了一定的武装力量。

北洋系

北洋系是当时最强的一支,而且仍然在迅速膨胀。

他们原本拥有北洋六镇10万余人,并掌握了直隶、河南。

军队指挥统一,战力强悍,但兵力不足,地盘虽好,但不大。

清帝逊位后,袁世凯接管了大清尚留的资产。

大清当初的赋税系统,被袁世凯完整的继承了下来,财力大涨。

山东等地,直接纳入北洋势力范围,而陕西等地,也在1914年前后,逐渐被北洋所掌握。

相关地区的新军、巡防营,逐渐为北洋军所掌握。

同时,北洋军也得到了逐渐扩充,到1913年二次革命前,北洋的新式陆军已经由11万扩充到22万,翻了一番,加上巡防旧营及归附的张作霖等部,兵力达30余万!

同时,在刺杀宋教仁之前,袁世凯的声望如日中天。

无论是立宪派,还是洋人,乃至革命党人,都认为袁世凯是唯一可以安定国家的人物。

昙花一现的曙光

清帝逊位,百废待兴,民国一度出现了曙光。

1912、1913年时,北洋虽强,但尚受到各派制衡。

相互制衡之下,国家一度出现曙光。

1912年冬,第一次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国会选举,议会政治已渐渐展开。

1912、1913年时,新闻高度自由。

当时的报纸,天天都有骂袁世凯的文章,不但批评他的政策,还翻他历史旧账,人身攻击。

而且,当时的袁世凯,还不敢大肆倡导尊孔读经,学术氛围非常自由,学校数量爆增,尤其是政法学校大量增加。

而在实业上,民国毕竟是资产阶级政权,实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历史上最接近西式民主的时刻。

然而···这注定是昙花一现。

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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