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交友,为什么李秀成在安庆之战中表现消极?

1、江阴交友，为什么李秀成在安庆之战中表现消极？

李秀成于金田起事之初就投奔洪秀全，时年已二十八岁。 太平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韦事件，东王、北王先后被杀，其后石达开领兵出走，太平朝中一时无人。经查选，得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李世贤等人。李秀成被封为地官副丞相，后因招得张洛行、龚得树的数十万捻军，即被封为合天侯，任副掌帅之职，陈玉成为正掌帅。

这段时间是太平天国危难动摇之际，洪秀全经天京事变后，不再信任外臣，朝政由安福二王及蒙得恩把持，朝纲涣散，政以贿成。李秀成在数年后的供状中说，那时诸将各有散意，“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李秀成因上书洪秀全，提出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罢安福王、重用翼王等十余条，触怒权佞，竟被革去爵位，后因陈玉成、杨辅清等上书陈说，才得以复爵。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洪秀全对李秀成似乎信任有加，不但不再重用安福王，而且朝政悉归李秀成一人。用李秀成的话说：“主信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

其实对洪秀全乃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当时清将和春、张国梁军攻破秣陵关，进逼天京；而湘军将领李续宾攻破九江，移兵三河。天京形势危急，而满朝之中，除李秀成已无所倚靠。

太平七年，李秀成离京赴安徽指挥战事，适逢陈玉成由麻田败回，亦不约而至。于是共同商定破江北大营、解天京城围之策，众将“各誓一心，订约会战”。李秀成与陈玉成军大败清军，德兴阿、胜保仅以身免，清将李续宾战死。遂破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

天京城围既解，经天京事变、已成惊弓之鸟的洪秀全对立下大功的李秀成的猜忌也必然地表现出来。就在李秀成镇守浦口之时，洪秀全派人送来一幅黄缎，上亲书“万古忠义”四字，并封李秀成为忠王。然而这一表面盛举背后的事实却令李秀成深感不安。原来李秀成有一旧日部将李昭寿投降了清朝，并寄书李秀成约其反，恰逢洪秀全派来侍卫勘营，书误入其手。

洪秀全乃“尽封中关船只，断秀成兵，不使回京”。林绍章知道此事后，夜赴天王宫，劝洪秀全：“天京所恃以为长城者，秀成耳，今置诸绝地而断其后路，秀成败，天京亡无日矣。”并以合家十余口保李秀成不反。如此方有封忠王一事，实为安其心，防其变。

约此时期，有一个人来到天朝，使李秀成处境更加艰难。此人就是游历欧美归来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此前洪秀全虽然心里对异姓甚多猜忌，但安福二王实在是两个草包，同姓实在无可用之人，所以朝政上不得不完全依赖李秀成。

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大喜过望，立封为干王，位在安福王上，使与朝政。洪仁玕确实有些才干，然而刚愎自用、妒贤忌能，与安福王及邱王洪仁政号为洪氏四王，排斥异己，而李秀成则首当其冲。

举两个例子：太平九年，李秀成攻苏州，城将陷，洪仁玕忌李秀成之功，令其移师转攻湖北；又洪仁玕曾打算以降将、常胜军统领白齐文任军事，李秀成劝道：“白齐文浮华不可恃，实无战才。”洪仁玕遂怒斥李秀成通敌，欲诛之。

此二事都幸得陈玉成从中斡旋，才不至酿成恶果。而陈玉成之所以能为，是因其妻乃洪仁玕的妹妹。故陈玉成死后，李秀成叹道：“英王死，吾无以自解于干王矣。”

太平九年正月，和春、张国梁军攻陷浦口，天京城内不得食，再度危急。李秀成见围天京之清兵的粮饷都源自苏杭，遂以轻兵从间道攻杭州。和春急分兵与张玉良救之。

李秀成闻之，急领兵西向，与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各部会合，攻克溧阳，又佯攻苏常，清援军都调至常州。李秀成乃率众至天京城下，一举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退守丹阳，临行时顿足叹道：“八年心力，不图败于李秀成之手！”

然而在李秀成立此大功之后，洪秀全不但未有任何褒奖，反而下诏令李秀成一月之内攻取苏常。李的部下多心怀怨愤，李秀成声泪俱下，加以劝止。

李秀成在后来的供状中叹道：“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颇见无可奈何之意。于是领兵南下，在丹阳大败张国梁军，张国梁战死，和春也卒于军中。又于高桥败张玉良军，遂克常州，苏州守将李文炳亦率众五、六万降。

同年六月，曾国藩湘军围攻安庆，李秀成回天京议事。这时洪秀全采纳了李秀成旧日提出的令京中百官出资购贮粮食的建议。李秀成初提此建议时，洪秀全怒责其怕死，然而经历了数番围困，洪秀全乃不得不从之。

可是这一条建议又毁在安福王手里。安福王既主其事，以为有利可图，就广印洪氏帖，贩粮者须持此帖才能入天京，而一张所谓“上帖”竟贵至数千金，终于使商贩裹足不前。李秀成上奏请求废除洪氏帖，洪秀全不听。

李秀成后来在供状中谈及此事，叹道：“今日之国破，实洪姓之自害也。”一气之下，径回苏州专心经营。

李秀成既难容于洪氏兄弟，苦心经营苏州也有为自己谋安身处的意思。所以是年底洪仁玕命陈玉成、李秀成兵分北南两路，溯江攻武昌，以解湘军安庆之围，李也就不大积极。

当陈玉成已兵临武昌城下时，李秀成尚未出江西，后闻陈玉成从武昌撤兵，遂停止西进，反兵向浙江。对于此次西征的失败，后世多有责备李秀成者。李秀成确有私心，但客观地讲，洪仁玕这一围魏救赵之计的失败，其责倒也不尽在李秀成，这一计策本身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攻武昌意在解安庆之围，然而如果安庆之围不解，则攻武昌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在皖北和苏南战场的压力下，太平军不可能抽出重兵长时间驻守武昌孤城。曾国藩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不为所动。这样一来，陈、李如果继续攻打武昌，则被削弱的皖北和苏南战场形势于太平天国将更加不利。

综上所述，李秀成在安庆之战中表现的是很消极，这里有私心不假，但更多的原因，正如他所说的：“实洪姓之自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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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何只坚持十几年就被清朝灭掉？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后，在南方相继建立的几个南明政权,延续了近 20 年，几度出现较好的局面。但是，几个南明小朝廷最终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覆亡了，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政治上，几个南明政权实际上仍然是腐朽的明王朝的继续。

几个小朝廷的统治者, 无不过着奢侈淫逸、贪婪腐朽的生活。他们虽然以恢复中原，恢复故土相号召，但都没有采取任何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积蓄力量，长期抗战的积极政策。既不能把人民群众的抗清力量调动起来，也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更提个出能够动员和鼓舞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清的纲领和口号。

几个南明统治集团之间，不是协同配合，互为声援，而是闹出一幕又一幕的互相排斥、互争帝统的丑剧。在其各自内部, 又是奸佞当道，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内讧迭起。朝廷中虽然出现过一些识大体、顾大局的将领，并在抗清斗争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并不掌握实权，不能掌握和控制形势。因此,南明各政权，虽有一定力量，并一度有所发展，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第二，在军事上，既没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

南明各政权中，一些主战的将领曾提出过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但由于南明小朝廷的反动腐败，都没能实行。相反，一些错误的主张，因为迎合了朝廷苟安妥协、退让逃跑的思想，反而得到了皇帝的采纳。

在兵力对比上，清军自西安“转旆东征”时，兵力也不过 20 万左右，而南明的官军、义军众达五六十万，加上农民军则超过百万。但是，许多将领割地一方，拥兵自保，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这就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反而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

第三，南明各政权对农民军的限制、打击、分化、腐蚀的反动政策，削弱和破坏了抗清联合阵线的力量。

弘光政权以农民军为敌，对清统治者退让妥协，到头来被清军所消灭。隆武、永历政权，虽接受了农民军联合抗清的主张，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未能推进这种有利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小朝廷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对农民军怀疑、防范、限制，力图捆绑住农民车的手脚，即使像何腾蛟这样抗清比较坚决的名将，也不肯信任和重用大顺军。

有的南明将领，甚至袭击和围堵大顺军，使双方无法继续合作下去。永历政权自两广向云贵转移的过程中, 大西军余部已成为抗清联合阵线的主力，但地主、官僚、大小将领不甘心长期与农民军合作，竟然分化、拉拢和腐蚀农民军领袖，利用农民军内部的裂痕，进行挑拨离间。从而使抗清联合阵线遭到削弱和破坏，导致南明的最后败亡。

定鼎中原，完成“一统之业”，是满族贵族的既定方针。

具有远见卓识的摄政王多尔衮，从确立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满汉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首先镇压农民军，然后消灭南明抗清势力，进而统一全国的军事战略，并贯彻始终，这是清军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而在作战指导上，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机动和集中兵力。

正确地运用机动，不但可以出敌不意和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可以弥补兵力不足。清军以骑兵为主，进入中原以后，尤其利于大规模机动作战。在入关以后的十几年征战中，清军采取的作战样式基本是快速进攻和追击，很少有防御作战的例子。在实施快速机动作战中，清军作战指导上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兵力。每战都是集中兵力，打击一个目标,不冒两面作战的危险。清军在北京立足后，有两个作战对象，一是大顺军，一是南明军队。

多尔衮毫不犹豫地先进攻山西、陕西的大顺军，而只以少数兵力沿山东、河北缓慢南进，牵制南明军队，甚至以和谈麻痹南明。待大顺军基本被击溃后，立即集中兵力进攻南明，从而既避免了两面作战，又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第二个特点是多路进攻，迂回包围。不论是进攻农民军，还是经略山东、河南、江南，进军西南、西北，均取多路进攻部署。对扬州、南昌、福州、广州、桂林、贵阳、昆明等城的攻取，都成功地运用了包围战法。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有利战机。如占领湖南、两广后，面对云贵有战斗力的几十万农民军，没有轻率冒进，而是待孙可望与李定国自相残杀，永历政权内讧，抗清联合阵线削弱后，才大举西进，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彻底消灭。

第二，用政治诱降配合军事打击。

满汉地主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因此，清统治者对农民军和各地义师、广大民众，始终采取军事镇压，乃至残酷屠杀的方针。而对南明则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竭力采取政治诱降手段，笼络、招抚汉族地主官僚，以瓦解地主阶级中的抗清力量，打击南明政权。

如：弘光政权的主力刘泽清、刘良佐、左梦庚、李成栋等人所率几十万军队不战而降；隆武政权的郑芝龙，在洪承畴的招抚下，打开仙霞岭关卡，让清军顺利进入福建，自己亦率 8 万明军降清；南方各省的许多地方武装，也绝大多数投降清军，并成为清王朝镇压抗清斗争的武装力量。

第三，重用降清的汉军汉将。

清统治者为了弥补八旗兵兵力不足，将大批降清的明军编为“绿营兵”，并由明降将继续指挥，在战斗中打头阵。早年降清的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等都封为王，率军战斗在南半个中国的各个战场，一直充当镇压抗清斗争的急先锋。

洪承畴更受到清统治者特别的信任和重用，在北京期间令其主军机要务，指挥镇压大顺农民军；又先后坐镇江南、湖广、云贵，经略南方，破例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在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满族将领难以起到的作用。没有这些降清的汉军汉将，清统治者是很难打败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反抗，统一全国的。

三、南明人才之辩

明史学者顾诚认为在南明历史上，最有可能振兴南明的有三个人，两文一武，文官有：张煌言、堵胤锡，武官有：李定国。遗憾的是两个吐血而死（堵胤锡、李定国），一个受刑而亡（张煌言）。从崇祯自缢到第一次、第二次反清浪潮，南明有无数次机会复盘。倘若能用好这三人，即便不能恢复河山，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

1、该用的人未重用

堵胤锡在南明史上声名不显，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打压。其实，堵胤锡是南明史上最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政治眼光和魄力远在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之上。

南京城破时，堵胤锡正巡抚湖广。李自成的侄儿李锦败逃至澧州，拥兵三十万之众，声称要与明军会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堵胤锡说：“胤锡说：“国家新造，势不能剿，应当招抚。事成乃吾国家之福，不成即吾毕命之日。”于是单骑前往，与李锦会面，讲明忠孝大义，主张联合抗清，情意恳切，李锦伏地痛哭，表示愿从调遣。

事实证明，堵胤锡的策略是正确的，大西车残部、夔东十三家成为后来的抗清主力。1648年，堵胤锡率农民军收复衡州和湘潭，斩杀清兵无数。可惜，因连年征战，堵胤锡积劳成疾，望阙再拜后吐血身亡。

张煌言，是南明史上最悲情的一位英雄，同时，他也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弘光政权覆灭后，南明残余势力四分五裂，江淮沦陷，隆武政权在郑氏扶持下退守福建。杭州城破，二十五岁的张煌言随鲁王据守舟山，这一守就是十九年。舟山数次陷于敌手，张煌言没有放弃，只要一有机会，就指挥水师入长江作战，曾一度与郑成功水师夹攻南京，局势一片大好。

在这场战役中，张煌言表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他以三入长江作战的经验向郑成功建言：先占据崇明岛作为根据地，可惜郑成功并未采纳；张煌言攻入瓜州，再次建议进攻镇江，但郑成功进军缓慢，结果错失良机，导致大败，郑军损兵折将，黯然退回福建。郑军一撤，张煌言部就遭到数路清军围攻，张煌言仅率数百人突围而出，隐藏在东海海岛上准备再图大事。不久后，张煌言因叛徒出卖被俘，不屈被杀。

李定国，本是大西军首领张献忠义子。张献忠死后，李定国率余部败逃至贵州，及时调整战略，由反明变为联明。李定国以昆明为根据地，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日夜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1652年，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接连取得桂林、湘桂、衡州三次大捷，两蹶名王，收复故土三千里，天下为之震动，清廷甚至想要放弃西南七省，与大西军议和。

然而就在此时，爆发孙立内讧，孙可望投敌，广西、湖南再次沦陷，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取得的大好局面被破坏殆尽。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出西南地图，并告知大西军虚实。清军分数路进攻云南，永历帝逃至缅甸，李定国在磨盘山血战后亦退出云南。在他四十二岁生日那天，传来永历帝被绞杀的消息，李定国号呼抢地，双目血泪，数日后病逝，死前嘱咐道：“宁死荒外，勿降也！”

2、所谓的“名臣”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

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

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总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之一。他自崇祯十二年玛垴山战役之后长期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弘光登极的时候，他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他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左良玉早已成为一个拥兵割据的军阀，勇于虐民，怯于大战。他的统兵东下主要是避免同李自成率领南下的大顺军作战，假借伪太子“密诏”赴南京“救驾”显然是一派谎言，离开武昌时就大肆屠戮，对弘光朝廷任命的巡抚、总督等方面大员任意拘留，心目中既无朝廷，也无百姓。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孙可望自始至终也就是个谋求利益的小人，他为谋封秦王，击杀南明大学士三十人，并与大将李定国不合，导致内讧。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打李定国，因部将倒戈不敌李定国。孙可望向清军投降，引清兵入四川、贵州，加速了南明永历朝廷的覆灭。

至于郑成功，顶着民族英雄的光环，确实有些名不副实，南明封他为“国姓爷”，康熙把他说成民族英雄！基于以上两个王朝的吹捧，他也就成了民族英雄，被我们大书特书。其实去看看史书郑成功所作所为：曾与清朝谈判投降，但是由于自己开的条件过高，清朝不能接受而告吹。李定国两次邀请他夹击广东他虚予委蛇，根本原因还是想割据自雄，导致李定国收复广东的计划失败。等到清军大举入滇，永历朝廷危在旦夕的时候才入长江攻南京，目的也是要自立为王。然而南京之役也是虎头蛇尾，说到底还是私心太重。

南京战役显示了他的兵力相当强盛，当顺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郑成功如果真心拥戴永历朝廷，亲率主力会师夹攻，江南必下无疑。可是他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经很难招架的时候，他才大举进攻南京。

换句话说，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决不肯出兵配合作战；他自以为最聪明的战略是西线明军败退已远，又还牵制着清军主力时大举出兵收取江南是最佳方案；相对于清廷权威集中，用兵总能着眼于全局，则是最坏的战略。

总之，郑成功的设想和举措同李定国、张煌言很不一致，以往的史学家常把郑成功同李定国、张煌言描绘成志同道合，究其实际却是志不同、道不合。

南明之未能中兴，关键正在于许多实力集团的首脑视本集团的利害高于抗清大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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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上有哪些被后人严重误解的人物？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被严重误解的人，主要是因为我国史学家记载历史的时候，带有个人观点，总是不客观。就司马迁的《史记》而言，虽然记录了很重要的历史，但是个人倾向太重，对自己喜好的人物大加颂扬，却对不喜好的人物猛力贬低；虽然这有利于思想和文化的传承，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反馈历史。

在历史上被误解很深的一个人就是秦始皇，他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残暴不仁的暴君；如果是这样一个君主，根本不可能统一国家，这都是史学家杜撰的。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就反映了当时的法律是极为宽松的，而不是非常严格的；这两个人为了造反，甚至利用一些巫术蛊惑民众。

在传说中，秦朝是一个执行严刑峻法的国家，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没犯大罪的话法律是相当宽松的，至少比清朝和明朝宽松得多。不过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些法律已经难以忍受了，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就是靠原始的道德观念管理社会。

秦朝是第1个进入法治社会的国家，所以当时的人们感觉秦朝实行的是严刑峻法，实际上秦朝并没有真正的实行严刑峻法。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整个社会在依靠传统道德运转；春秋时期运转的还不错，到了战国时期就运转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代法治才会起作用，也就是民众的思想生变，导致相互征战，从而需要法律来管控社会。

从后来出土的秦国竹简所记录的法律条文来看是非常宽松的，可见司马迁所说的完全是伪历史。

秦始皇的伟大之处在于，在一个道德崩溃的年代，能够建立起一套维护整个社会体制运行的法治，让整个国家完成统一，让民众避免受到战祸。到了汉朝有了儒家思想，便又开始使用道德来引领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国思想道德和文化的统一，是在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完成的，原始社会的纯道德体制已经在战国时期分崩离析。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焚书坑儒。秦始皇并没有杀掉一些儒家思想的人，而是杀了一些巫师，这些人利用巫术来蛊惑民众，传播封建迷信思想。

在秦朝时期，秦始皇并没有杀死功臣，而是论功行赏。至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思想，也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主张对主子忠诚，并以此相报。这种思想在秦国还没有开始，因此秦国并没有杀死有功之臣。

秦朝时那些有功的大将都被派往边远的地区开疆拓土，其实就是元朝的翻版；如果秦始皇不死的话，真的有可能发展成像元朝一样的帝国，然后执行分国度管理。

秦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扩张的太快，内部的反抗势力太强。当时秦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虽然在法治和社会层面统一了国家，但是在思想道德层面还没有统一，人们的思想还是完全不一致的。原来六国的人还秉承着原有的思想，在这个时候，秦国命令部队开始向北和向南扩张，导致内部空虚。

秦始皇活着时凭借其强大的威望去震慑六国的后人，而他死后便没有这种威信来震慑六国的后人了，加上当时的社会又缺乏有效的管控，所以才产生了如此多的农民起义军。

如果当时用戍边的军队来镇压起义民众，这些民众也不可能造反成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实行过度的严刑峻法，社会管理比较松散，才导致秦国的民众又重新组建起军队。

但是成吉思汗所实行的措施是完全不一样的，实乃非常严苛的蒙古法律，如果有一个地区出现一点儿问题，就很有可能对这个城池进行屠城，所以成吉思汗在占领其他国家的时候，都会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在元朝时期，根本没有能力去组织反抗。

对比元朝和秦朝可以发现，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扩张的如此之快，后来又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反叛，主要原因就是实行非常严苛的武力统治，导致这些地区失去了反抗的力量。秦朝和元朝都是短命的王朝，究其缘由，在于扩张势力太快，思想不能在短时间内统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人颂扬的成吉思汗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而人人指责的秦始皇反而是一个宽厚仁义的君主。

4、想学无锡话或者苏州话？

我到无锡地区20多年，听不懂，不会说。

吴方言里“讲张”“结棍”各是什么意思？后来看了有关书籍才知道，蛮有意思。

方言是文化。江阴东乡话与西乡话不同，有些话互相也不懂。宜兴话，江阴人听不懂，反之也听不懂。

苏州话糯，听苏州评弹感觉特别好听。江阴土话硬一些。无锡江阴常州一带唱锡剧，民间称滩簧，听起来还是婉转顾盼的。

5、历史上真实的潘金莲是怎样的？

答

人怕遇见损友，武大与潘金莲夫妇，他们俩本来过多平平常常的，普普通通的一对夫妻，武大是一个读书人，后来，考取功名，做了一个小官，带着夫人潘金莲到任上履职。

一个普通的官员，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和武大一起读书的几个朋友，说是到武大当官的地方来拜访武大，说白了就是“打秋风”，武大不好意思拒绝他们，但是潘金莲的过日子，为此没有给那几个人好脸色。

这几个读书人，没有在武大家获得他们想要的好处，回来的路上，越想越气，他们聚到一起，想如何报复武大两口子。

有的人，读书不行，但是歪脑子还是有的，坏水还不少，这几个想打武大秋风的人，他们就把潘金莲写的“出轨”害死亲夫，男的当然是武大了，他们加了一个郎字，写武大郎是三寸钉，女的潘金莲给他的戴绿帽子，他的还假装不知道，他们一路编故事，一路把这些写成文字，四处张贴，宾馆，码头，饭馆……。

那时候，民间文化缺乏，没有什么名誉维权意识，并且还是名誉权。对于这种人身的名誉诋毁，无迹可寻。

那时候的人，对于文字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就像对电视广告一样，看广告知疗效，为此，这些人心口相传，越传越广。

后来《水浒》传的作者，在搜索素材的时候，把这个故事，原封不动的给搬进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