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白银结婚风俗,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
甘肃白银结婚风俗，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
1402年，37岁的兵部尚书铁铉，被放进了滚烫的油锅烹炸，同时，其妻杨氏正在教坊司，被官兵们蹂躏，就连他4岁的女儿也被朱棣下令，卖进了妓院。
舍家纾难、以身殉国，这是铁铉自决定死守济南时，便一早想到的结果。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朱棣，一个靠造反起家的皇帝，竟会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反对者。
3年前，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起兵造反，建文帝朱允炆迅速调兵遣将，征集了一支50万人的队伍。
一个是偏安一隅、实力有限的藩王，一个是号令天下、兵强马壮的君主，这场实力悬殊的对决，终因一个人的出现，发生了反转。
这个人，就是三军统帅李景隆。
他是大明开国虎将李景隆的长子，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亲外甥，都说“虎父无犬子、国难显忠臣”，可李景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就是个“反例”。
郑村坝之战，李景隆率领50万大军，却被朱棣的一万多人打得屁滚尿流；
白沟河之战，李景隆增兵60万，却把一大半的军队和给养都“送给”了朱棣；
济南保卫战，李景隆手握十几万大军，却只身一人，连夜逃回了南京……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三军统帅都脚底抹油了，手下的将士谁还有心迎战杀敌？眼看，济南城就要成为朱棣的囊中之物，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出现了。
他，就是铁铉。
铁铉，字鼎石，回族人，在来到济南之前，他只是一个负责押送军粮的小官，连刀枪都没摸过。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愣是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成了让朱棣最头疼的敌人。
和李景隆擅长逃跑的特长不同，铁铉总是身先士卒、站在城头上亲自指挥战斗，而且处事有勇有谋、心理战打得那叫一个高明。
朱棣水淹济南城，铁铉就带着1000多人前去诈降，要不是朱棣的马快了半拍，朱棣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在这儿了；
朱棣炮轰济南城，铁铉就连夜命人做了十几个木牌，上面写着“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朱棣气的七窍生烟，可他明知铁铉在使诈，却无计可施，只能乖乖地下令停火、退兵。
济南保卫战的胜利，让铁铉一下子从一个运粮的小官升为山东布政使，不久，又晋升为兵部尚书，济南的百姓则亲切的尊铁铉为“城神”。
面对铁铉这块难啃的骨头，狡猾的朱棣选择了迂回，他绕过济南，直奔京师而去。
1402年初，朱棣兵临南京城，李景隆再一次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主动开门迎降，建文帝在大火中不知所踪、朱棣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大明王朝的第三任皇帝。
天下已经易主，可铁铉还在坚守着济南。朱棣没有一刻忘了他。
这一次，大军挥师北上，济南寡不敌众，很快被攻破，铁铉也被押往南京。
大殿上，铁铉骂声不绝，朱棣大怒，命人割下了他的耳朵和鼻子，煮熟后，塞到了他口中，还故意问道：“甘否？”
铁铉面不改色，答道：“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朱棣知道，对付这样的顽固分子，只杀他一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让他毁家灭族，世世蒙羞。
你越是把名声和气节看得重要，我越要毁灭给你看。
在诛灭了方孝孺十族之后，朱棣又下了一道残忍的命令：
铁铉被抄家、凌迟处死，还有文献记载，铁铉被朱棣下了油锅，血肉尽失之时，仅剩的骨架仍站于锅中，誓死不向朱棣臣服。
他年迈的双亲被流放海南，大儿子被充军河池，小儿子没为官奴，最后被折磨致死。
妻子杨氏被送往教坊司，成为官妓，日日被人糟践，就连年幼的女儿也未能幸免。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如果这些罪臣女眷不幸死在了教坊司，连个全尸也留不下来。
明朝进士宋端仪在《立闲斋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建文朝旧臣茅大芳，因不臣服于朱棣，被抄家处死，妻子张氏已经56岁了，仍被送往教坊司受辱，张氏不久去世，而后，尸体被拉去喂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如朱棣般心狠手辣，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皇帝治下，被抄家女眷们下场也是不同的。
除了上述被送往教坊司，成为官妓外，抄家女眷们还有以下七种下场：
1、满门抄斩这种刑罚一般只作用于犯有“谋逆罪”的官员及家眷。
比如，明朝的开国功臣李善长，因参与胡惟庸谋反案，1390年，被朱元璋下令满门抄斩，76岁的李善长，和妻妾子侄70余口人，被一起在闹市斩首。
尽管他手持免死铁券，也难逃抄家灭族的命运。
2、没入贱籍，成为官奴婢在最近热播的《梦华录》中，女主赵盼儿就是因为父罪，才被没入贱籍，成了“贱民”，即便她年长后，蒙恩脱籍，成了良民，但在社会上也备受歧视。
贱籍，是一种在士、农、工、商之外，比“商人”更低的社会等级，而且贱籍世袭，除非朝廷特赦，否则不能脱籍。
贱民只能从事像乐舞、乞丐、娼妓、媒婆、优伶等“特种行业”，除此之外，贱民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做官、不能和良民通婚、不能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权利。
被朱棣发往教坊司的那些犯官女眷，自她们进入教坊司的那一刻起，就自动归入了贱籍。
与其他朝代相比，唐朝统治者对待罪臣妻女的方式，要比其他朝代包容得多、开放得多。
在唐朝，罪臣的妻女，一般被“充入掖庭”，在掖庭里，这些女眷的身份虽然仍是官奴婢，但她们不仅不用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且还有机会，借助自己的才能或美貌获得更大的发展。
比如，巾帼宰相上官婉儿，就因才华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得以走出掖庭、在朝堂上大放光彩；
此外，唐肃宗的皇后吴氏、唐宣宗的生母郑氏、唐睿宗的妃子柳氏，都是被没入掖庭的“衣冠子女”。
“我闻宫嫔选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太平广记》
3、充军边疆充军，一般是把犯人发配到边远地区，强迫他们从事屯田或军伍劳动，这种刑罚虽轻于死刑，但重于流放。
对罪臣的女眷来说，她们充军边疆的用途主要是洗衣、做饭、缝补，但有时也会沦为军妓，供将士们消遣玩乐。
1457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大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的帮助下，发动夺门之变，废掉明代宗，成功复位。之后，曾拥立明代宗的名臣于谦，被石亨陷害、抄家问斩。
于谦死后，他的妻妾、家人全被充军边疆。
“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明史 ·于谦传》
4、流放边远苦寒之地和充军不同，流放只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任其自生至灭，流放的犯人不用强制服役。
但你千万别以为，流放的女犯人，就能少受点罪。
清朝时，最常见的流放地是宁古塔，《甄嬛传》中，甄嬛的母亲、妹妹和父亲甄远道，就在一次犯事后，被抄家流放到了宁古塔。
宁古塔这地方终年苦寒，一年四季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处在冰封之中，如果只是需要忍受恶劣的气候环境，人们就不会说出“宁赴黄泉路，不去宁古塔”这种话了。
对女犯人来说，比宁古塔的冰雪最可怕的，是“给披甲人为奴”。
披甲人，是为大清镇守边疆的旗人士兵，他们自认为古人一等，对赐给自己的女犯人，自然为所欲为，很多女犯人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5、集体变卖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贾府被抄家后，家里的女眷、丫鬟们被集体拉到市场上，挂牌出售。
在真实历史上，经受过这一遭遇的，是曹雪芹的舅老爷李煦家。
1722年，苏州织造李煦因亏空和亲近皇八子胤祀，被雍正抄家流放，此后，他的妻妾、儿女及家丁两百多口人在苏州闹市口，公开出售。
只是苏州人敬畏李家曾经的权势，无人敢买，见此情景，雍正随即下旨，将李家人运到北京崇文门外售卖。
结果可想而知，李家年轻貌美的妻妾，被富商权贵买回家，做奴做妾，次一等的被卖入妓院，据说，《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就是李煦的孙女。
6、开恩特赦在古代，抄家的力度和处罚的程度，往往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如果皇帝动了恻隐之心，犯官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雍正时，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家，虽然都因亏空被抄了家，但雍正念及孙奶妈、曹寅老爷子的功劳，只没收了曹家的财产，对曹家女眷并未做出实质性的惩罚。
甚至，还在北京崇文门外留了17间半房屋、三对奴仆，供曹家女眷和曹雪芹度日。
如果雍正狠一点，今天我们肯定是看不到《红楼梦》了。
7、自尽古代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其中女眷们的下场更是悲惨，轻则为奴为婢、重则为娼为妓。
所以，一些犯官女眷，为了不受侮辱、留一个清白之身，在抄家时，往往会选择自我了断。
乾隆驾崩后不久，嘉庆就迫不及待抄了“清朝首富”和珅的家，并公布了他的20条罪状，不久，和珅被勒令自尽，还没等皇帝的处置旨意下达，和珅的三房妾室也随之自杀身亡了。
总结：所谓抄家，抄的不止是家产，还有妻妾、儿女、所有的直系亲属在内的一切家庭附属物。
抄家造成的后果，也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
除了上述抄家后的处罚外，很多抄家官员，往往借抄家之名，挟私报复，因此酿成的悲剧也不在少数。
像明朝首辅张居正被抄家时，张家十几口人就被活活饿死在了家中。
更让人无奈的是，抄家的执法权不在大理寺、刑部、三法司等主管部门，而在皇帝一人手中，处罚轻重也全凭皇帝的心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北宋作为历史上抄家次数最少的朝代，实在是中华文明之光啊！
什么是苗银？
摄影_张律堂
苗银——每一件银饰，都是一首诗
头戴银冠，脖挂银项圈，胸前铺满银饰的苗女盛装形象，构成了绝大多数人心中的苗人印象。
姊妹节上身着盛装、佩戴银饰的苗族女子。摄影_秦刚
苗族人对于银饰的喜爱由来已久，记录苗族传世历史的苗族古歌中多次出现的“金银”相关内容就是明证。
黔东南苗族人对银饰的推崇，如今已发展到“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的地步。苗寨里的姑娘一身银饰盛装，饰品可达半人高。部件多可达数百件，重逾二三十斤。这一身繁复的盛装银饰，承载了丰富而生动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以全身最夺目的银饰——大银角为例，水牛角造型就蕴含了水牛在苗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银衣片
除了水牛角，蝴蝶妈妈传说里相关的人与物也是苗族银饰造型的重要素材。苗族古歌里说，世间万物的始祖蝴蝶妈妈由枫树心孕育出来后，水上的泡沫“游方”交合，生下12个蛋。后来经鹡宇鸟孵化，12个蛋中分别生出姜央、雷公、龙、虎、牛、象等12个兄弟。这段传说中的典型元素，如蝴蝶、龙、枫叶等，被广泛运用到苗族各类银饰中，成为苗族纹样和造型的创作源头。
银胸牌。黔东南银饰的瑞兽纹样中，龙纹、凤纹十分常见。摄影_李贵云
这些银饰经过几代苗族人的不断传承和丰富，成为苗族鲜明的服饰特征和民族标志。与此同时，随着与外界交流日益丰富，苗族银饰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呈现出时代性特征。例如各地苗族银饰上的八仙、罗汉、狮子滚绣球、二龙戏珠等纹样，都不同程度吸收了汉族银饰的特色和工艺。
该套盛装包括银角、银发簪、银头围、银耳环、银项圈、银压领、银手镯、银衣片、银腰吊坠
百鸟衣——承载着历史，吞吐着芳华
除了银饰，苗族的“百鸟衣”也是极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百鸟衣在历史上第一次一鸣惊人是唐朝的“卉服鸟章进长安”一事。而以“卉服鸟章”之名大放异彩的百鸟衣，能在大唐长安博得青眼，定然有它的道理。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百鸟衣究竟是怎么做成的。
缝制传统百鸟衣的底板不是普通材质，而是一整块上好的蚕丝板。在制作百鸟衣前，先要排丝，这是最费工时的步骤。苗族做蚕丝板不会像汉人做丝绸那样，让蚕先结成蚕茧，再缫丝、织丝绸。所谓排丝，就是找一块平整的木板，在上面画出经纬线，然后让正在吐丝的蚕按照经纬度在木板上边爬行边吐丝。蚕在爬行过程中吐的丝就自然而然在木板上“镀”成了一张蚕丝板。让蚕自己吐丝织绸，表面上看很“自动化”，其实是一件极端费工费时的事情，因为每一拨春蚕吐丝一次后，一个春天就过去了，要集齐能制作一件百鸟衣的蚕丝板，等上三四年算是少的。
“百鸟衣”之名，源自其纹饰中众多的鸟形图案。
经过数年的等待、准备，才真正进入更加繁琐的制作过程。丹寨百鸟衣多为长衫绣衣，由背、肩、袖口、前胸、后背、前后摆片和衣摆羽毛束等十数个部分拼合而成；衣上的图案和纹样采用苗族传统刺绣制作，融合平绣、堆绣、打籽绣、破线绣、钉线绣、辫绣、马尾绣等工艺，一绣经年，极尽复杂。
男子的“百鸟衣”上的图案却多为龙、蛇等。摄影 _陈沛亮
几年的时间，一个苗族姑娘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就这样凝聚在一件华美的百鸟衣上，所以，这样的华服自然不会是日常的消耗品。对于苗族人来说，百鸟衣是出席婚丧嫁娶等盛大活动时最重要的“礼服”，更是鼓藏节中参与祭祀活动的“鼓藏衣”，衣上的一花一鸟，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深意。
百鸟衣是苗族噶闹支系的节日盛装，只有在包括鼓藏节在内的重要节会时才会穿出来示人。摄影_李雪
酸汤——你回家吧，我在等你呢
很早以前，苗族人已经发现吃剩的食物放久了会变酸；淘米水放的时间长了，也能形成酸。最初酸的制作包括两种方式：淘米水加热，由霉根菌发酵而成；酿酒的时候，酒糟没发好，往里边不断添水，也能逐渐发酵、变酸。
围绕着酸，苗族人形成了一系列的酸食文化。酸菜：收青菜吃不完，就把它洗了，晾干，放在坛子里，变酸。腌鱼：吃不完的鱼，就在鱼肚里加点糯米，放在坛子里发酵；酸肉：直接把肉放在坛子里发酵……
白酸汤。摄影_陈沛亮
酸汤在苗族人生活中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填饱肚子，更体现在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祭祀祖先时，必须有酸汤鱼（有部分地区也会用酸汤煮猪头），而且不能放盐。只有酸汤煮的鱼和肉，才会保佑他们，不用酸汤，“挑剔的”老祖宗们是不认的。女孩出嫁时，嫁妆里会有两条煮熟的酸汤鱼，暗示繁衍子孙，也提醒姑娘不要忘了本，留有妈妈的酸汤，就要经常回家来；而男方，也必须用这两条酸汤鱼祭祀祖先，才表示祖先接受了这位姑娘。
摄影_赖鑫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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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静宁订婚有什么讲究？
甘肃静宁订婚的讲究比较多，南方必须来双数的人，意思是成双成对，拿来的礼物必须是至少六样或者八样东西，意思是逢六必顺，逢八必发，都是吉祥数字，给女方拿来的彩礼也是六万六或者八万八，女方这边也有回礼，六千或者八千，晚上必须吃一顿长面，意味着常来常往！
清末流行的典藏妻是什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典妻”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糟粕。顾名思义，典即“典当”之意，或卖或押，但与物品典当不同，收妻方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典妻方则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收益。虽然封建社会中男权为贵，但妻子毕竟是一个家庭单位的女主，不到万般无奈，又怎么能随意押出？所以此现象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调，即使是盛世，穷人间的典妻调配只不过是为满足典当双方的需求，即典妻方赚取利益，收妻方解决传宗接代的问题。
典妻形成因素“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汉书·贾捐之传》
典妻并非是清朝专属，在封建社会里，它是对婚配制度的一个补充，在今天看来，将妻子典当完全属于“贩卖人口”，但在封建社会，一纸婚约就将女子沦为丈夫的私产，怎么处置就在于丈夫的家庭决策。正所谓封建枷锁的“三从四德”，其中“三从”是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强调的就是男权主义。而“四德”之首便是妇徳，是对女子贞洁的道德约束，因此典妻是与该道德标准相违背的，历朝历代的法律没有支持典妻行为的。但也都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行为，原因很简单，典妻行为有伤风化的同时却能够带来人口的增加。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予。”——《礼记·内则篇》
典妻往往是由男方家庭的主动行为，古代婚姻中，男子娶妻的成本并不像今天，普通家庭虽然需要通过“三媒六聘”才能讨一个老婆。但女方会以嫁妆的形式来抬高女儿在男方家中的地位，而且在古代，女方的嫁妆往往是男方彩礼的十倍甚至数十倍。举个例子，男方订婚时要给予彩礼，假设价值100两银子，则女方出嫁时在彩礼的基础上增加至1000两以上，这些增加的东西，会跟着男方先下定的彩礼一同送至男方家，而且这些都属于男子私产，女子再无所有权，继承权也只有女子所生儿子所有，与其娘家也没任何关系，如《宋刑统·户婚》规定的“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理”。
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古代男子娶妻是能达成收益的，但并非上述举例那样丰厚，普通家庭的彩礼嫁妆是很微薄的，只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算赚了一笔。另外，女子对财产没有支配权，而且女子被视为男子的私产，这是典妻行为产生的两大内在因素，通过典妻赚钱是娶妻赚钱的延伸，二者皆有获利的性质。
“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唐律》
前文也提到了彩礼，一般家庭有能力拿出彩礼做一回“投资”已算不错了，若妻子不育，该当如何？那么可以按照“七出”的休妻规则休妻再娶，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纳妾。但这些都有一定限制，比如《大明律》规定的“凡男子年四十而无后嗣者，得纳妾”。由唐、明法律可以看出古代对女子的保护，年龄约束是在中年，且不说古代人的寿命长短，男子到了40多岁纳妾，50多岁休妻，还有多少机会生育子嗣呢？而且娶妻是要有彩礼投资的，纳妾也非影视剧中那么简单，古代纳妾也是有正规文书聘娶的，成本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所以这就激发了另一种模式——“借腹生子”。
也就是说有传宗接代需求的家庭，等不及子嗣繁育的问题，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又没有休妻纳妾等打算的，则寻求典妻家庭，借助典妻家庭的妻子，帮助自己繁育子嗣，这就形成了一个供需两全的“市场”。有句话叫“富人典业，贫子典妻”，典妻者往往是不务正业、受亲人犯罪连坐被查没家产、经营失败、丈夫生病失去经济来源、天灾致农耕绝产等原因，使生活产生了危机，无奈之下向有需求的家庭典妻，这种典妻往往是丈夫主持的。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公婆主持的典妻，比如男子受朝廷征召战死，赡养公婆的义务落在妻子身上。妻子则被典当出门，由公婆获取一定钱财，待契约到期，妻子再回公婆家照顾两位老人。再有一些丈夫早亡，公婆也不在的，娘家又不接受女子回家的，女子无依无靠时会主动寻求自典，为的只是有个活路。
“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元史·刑法志》
这种陋习在古代很少有法律明令静止，因为涉及人口繁衍，这是解决当政者的现实问题，毕竟人口就是税收和徭役的代表。但这种情况发展至宋元时期已经成风，所以从尤重风化的宋朝开始，就出台了一些法律干预，因无实际案例记载，所以这种干预的效果应该不佳，或者朝廷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状态。据清朝《清律辑注》记载“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从法律上默许了贫民的典妻行为，而又另行规定，约束富人借此淫乐，算是针对典妻行为的贫富区别对待。
典妻的形式典妻并不是随意的买卖行为，它确实扮演着古代婚姻制度的补充角色，因此在仪式上也是有讲究的，媒证、订约、送聘、迎娶这些环节都会遵守。“媒证”是指典委的中间人，相当于婚配制度中的“媒婆”、“证婚人”，在典妻签订契约时，媒证也是要在契约上画押的，否则典妻契被视为无效。这里的契约主要涵盖典妻的时间期限、租价、备往事宜。典、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租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两年；典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
典租的价格是按照妻子的年龄、约定期限来计算的，年轻则生育能力强，价格就高。不是任何人都具备典租条件的，契约中一般会约定生育子嗣，若不生育，则会退还一定租金。契约中还规定一些约束机制，如出典者在合同期内不得回原夫家中，但也有一些富人家中之妻较为凶悍，因此就在契约中约定到出典者原夫家中同房，此种称为“坐堂招夫”。
契约达成后，受典者会像娶妻一样，给予出典者下“彩礼”，但不会太过贵重，只是重于礼仪形式，比如一些新衣服、头饰等，富贵人家也有送金银的。然后再以“迎娶”的方式，将出典者抬回家，富者有花轿、贫者有骡车，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当于明媒正娶。若是想图个吉利，鞭炮、锣鼓、宴请宾客都不会少。古代的闽浙一带，受典者家里还会于祠堂上香，族人都会参与，如果认为这是给予出典者尊重那就错了，这种大操大办是为了生下的孩子有名有份！
“男子家贫，嫁卖妻子以自活，女家概不干涉。且卖至某姓，女家与某姓依然以亲戚相往来。其不讲礼教之过，有如此者”。——《琢县志》
典妻其实在汉代就有记载，之所以清代的典妻如此出名，就是因为朝廷在法律上开放了贫困人家的典妻行为，所以说典妻在清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清朝一些地方史志记载过很多典妻行为，大多数是记录贫困家庭的出典行为，这也是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清朝虽有康乾盛世，但正如英国马嘎尔尼访华回忆录所言，乾隆末期的百姓骨瘦嶙峋，每日无有荤食，只有绿叶食物，所谓盛世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盛世，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
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遇上饥荒年份，卖儿鬻女的现象都不为奇，更何况是典妻了？
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使两极分化严重，典妻行为可以说是财富两极分化的外在表现，穷人出典，富人受典，这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枷锁了，而是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征兆。因此典妻行为越是盛行，越是象征社会架构即将崩塌，清朝的典妻正说明了这一点。
大理彩礼为什么那么高？
大理彩礼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地域文化因素：大理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地方，其传统婚礼习俗中，彩礼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当地，彩礼被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和感谢，也是对女方家庭的认可和赞赏。因此，彩礼金额高低也成为了衡量男方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社会心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方家庭需要支付彩礼给女方家庭，以表达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和感谢。在一些地区，男方家庭认为支付高额彩礼可以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婚姻观念因素：在一些地区，婚姻被视为家族荣誉和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男方家庭会通过支付高额彩礼来展示自己的家族荣誉和传承能力，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彩礼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现代社会中，应该遵循合理、公平、合法的原则，不应该过分追求彩礼金额的高低，以免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