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征婚微信群,宋哲宗孟皇后为何被废?

1、东平征婚微信群，宋哲宗孟皇后为何被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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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孟皇后始末

孟皇后系宣仁高太后为宋哲宗所择之妻。无论孟皇后人品、才学如何,单是因高太后的操纵,从前面“绍述”活动可知,这桩婚事未必会成就幸福家庭。

元祐七年(1092)四月,孟氏与宋哲宗成婚,不几年,宋哲宗移情于刘婕妤。孟氏心中很是难过,却不知当如何是好。

孟氏生有一女,即福庆公主。宋哲宗也许对女儿并无反感,但没有很多关心。福庆公主于绍圣三年时病得很厉害,御药院的药没起什么明显作用,孟氏急得无所措手足。孟氏的姐姐从前给孟氏治好过很严重的病,因此经常出入后宫。

在福庆公主病危时,孟氏的姐姐提出要用道家用的符水给孩子治病。这是宫中一向禁止的,道家的符咒一向被认为是民间低级迷信活动,而且是邪门歪道,故不仅宫中禁止,一般稍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对此持排斥态度。

所以,孟氏见其姐拿出符箓,便大吃一惊,说:“姐姐难道不知道宫中规定严厉,不许用民间的旁门左道吗?”便让左右的人将符箓藏了起来。宋哲宗前来时,孟氏不敢隐瞒,据实以告。宋哲宗宽大地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孟氏当着宋哲宗的面将符箓烧掉,以示悔改。

但是,这种崇信邪道的风气却在后宫悄悄地流传起来。孟氏有个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和尼姑法端、供奉官王坚在一起,大肆行此左道。

其主要目的是要使宋哲宗重新回到孟氏身边,疏远刘婕妤。王坚按照听宣夫人燕氏的要求,用南方的枫木,为孟氏建祷祠,到民间去找什么驴驹、媚蛇雾、叩头虫之类的东西,让孟氏带着到宋哲宗的寝殿。

听宣夫人燕氏欢喜做字符,烧符取灰,放在茶中进给宋哲宗。宋哲宗不想喝茶,故幸而没喝进这种搀有纸灰的水。燕氏不罢休,她将这水洒在宋哲宗必然要走的御路上,以为会使宋哲宗到孟氏的寝殿中来。

更有甚者,燕氏命王坚绘了刘婕妤的像,然后用大针钉在心脏部位,还要用五月间痨病死者的骨灰撒在刘婕妤的寝殿里,盼她一死。后见无效,又取七家针和符咒之灰放在刘婕妤的房内。用尽各种厌魅方法诅咒刘婕妤,但都没有奏效。

刘婕妤发现了有人在用厌魅术诅咒她,就又哭又闹地去找宋哲宗。宋哲宗严肃查处。先是令皇城司内押班梁从政和御药院的苏珪审理。皇城司掌官城出入的禁令,凡守卫值班、宫门关闭的符节均由皇城司掌管。皇城司将宦官、宫妾近三十人捕来,鞭笞箠楚,刑法颇峻。后宫顿时变成地狱一般,告哀哭号之声不绝于耳,一番鞭笞之后,气息仅存,本已慘不忍睹,尚要厉声审问,故难以为答。

为使皇城司的审讯令人信服,还特从御史台调来了侍御史董教逸。董敦逸在做笔录时,见到这些气息奄奄的宫女实无口供,无法下笔,内侍郝随在一旁用言语威胁董敦逸。董敦逸为避免祸及自身,以屈打成招的奏牍呈上。

绍圣三年九月,孟氏被废,其责制是宋哲宗亲自到延和殿向各位执政大臣宣布的,词曰:“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嫻道,迨从究治,验佐甚明。狱辞具孚,覆案无爽。朕夙夜恻怛,寝食靡宁,难以私恩而屈大义。躬禀两宫慈训,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将来,何以母仪万邦、上承宗庙?……”

孟氏从此出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紫法名冲真。宋哲宗总算还关照所有日常起居供应要优厚。

孟氏被废,其父孟在的官职随之降黜。王坚、法端、听宣夫人燕氏皆处以极刑。宫女陈迎儿对刘婕妤妃曾有怨语,虽然没有牵连在咒符事件中,也要“杖脊逐之”。诏令宣布之后,许将、李清臣、曾布等人还有意缓解,说既然祷祠没建成,茶也没喝,是否不必处极典。

宋哲宗愤怒地说:“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说完,脸色都变了。李清臣等人只得唯而退。

孟氏被废之事,表面看来,由厌魅符箓之类的迷信活动引起,其实和“绍述”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章惇等人既然议论高太后有废立意图,必然使得宋哲宗对高太后的印象由原来的反感转化为仇视,高太后一手撮合的这桩婚姻,也就成了章惇等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

孟氏仅生一女,早夭。

二、孟氏的后半生

本来,孟氏已被高太后判断为“福相薄”,此话果然应验。

高太后还说过“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的预言,也丝毫不爽。孟氏被废后,是怎样度过后半生的呢?

一个女人,先是贵为国母,为天下淑仪,骤然被废,打入冷宫,在道观中忍耐余生,该是多么痛苦的精神折磨!现在留传下来的孟后画像,便是穿着素色绵衣,拢着朴素的发髻。

同时的皇后画像,俱是风冠霞帔,脸上贴着珠钿,豪华高贵的气派,虽已隔了上千年,依旧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孟氏以坚强的意志捱过了最初最痛苦的日子,经过这样的考验,她在应付以后的事变时,显然成熟了许多。

1.复立太后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向太后摄政,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即位,五月,向太后就提议恢复孟氏皇后的名分。正值有太学上舍生何大正上书,提出应当恢复孟氏的称号。

宋徽宗命三省议论此事。曾布、韩忠彦、李清臣、陈瓘等皆持肯定意见,于是准予复孟氏皇后称号,但究竟与后来宋哲宗所册立的刘皇后如何相称相别呢?曾布提出了这个问题,向太后认为可让孟氏住在西宫,名号为元佑皇后,刘皇后当称之为元符皇后;二人相见时,应让元符皇后先拜,元祐皇后答拜;并提议将来让元祐皇后(孟氏)护送宋哲宗的灵驾,元符(刘氏)皇后只是迎到宋哲宗的神主牌位就可以了。

向太后又对枢密院说:“当初宋哲宗立了刘氏为后不久就很后悔,认为身份、作派都不相称。”向太后还对曾布说:“孟氏出身士族,其母为王广渊之女。刚刚定婚时,高太后曾亲自教导她作皇后的种种礼节,甚至如何侧身走、倒退走以表敬意,都是太后亲自指点,刘氏无法与其相比。”

虽说孟氏有这么多优势,废而复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故此,向太后仍很担心,嘱咐曾布说:“这两个人都是有气性的人,于今上(即宋徽宗)都是叔嫂关系,以后若非大礼圣节宴会,不要让他们有频频见面的机会。”五月初十,孟氏以元祐皇后的身份回到宫中。

向太后听政之时,对绍圣时的逐臣渐次起复,朝中对宋哲宗时期党争不已的局面有所批判,第二年因此改元为“建中靖国”。就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思想渐渐发生变化,第二年又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尊崇宋神宗熙宁变革之意。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宋徽宗渐次冷淡了韩忠彦、陈瓘等人,也疏远了曾布,擢拔蔡京,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又近在眉睫了。

2.二次复废

崇宁元年(10)九月,原来和宋哲宗、刘皇后很接近的宦官郝随,找到机会向蔡京建议再废掉孟氏的皇后称号。而在这不久之前,侍御史龚夹上书指出,元祐皇后和元符皇后不应当并立在朝,真正应该废掉的是元符皇后刘氏。

当初,因复立元祐皇后孟后,太学生何大正被赐官,此时已夺。钱遹等人的奏疏上报,韩忠彦,曾布、李清臣等人被贬官职,李清臣贬到岭南雷州半岛。陈瓘被放逐到袁州、廉州、再到郴州,俱是当初元祐党人足迹所至的地方。

孟氏于崇宁元年(1102)十月再次被废,重返瑶华宫。其再废的制词中曰:“元祐皇后始缘失德,获罪先朝,退处道宫,殆将累岁,会逢变故,政事纷更,乃有奸言。上动朝听,姑从并后之议,庶用权时之宜,虽申私恩,已致公论。今台臣合奏,引义固争,宰辅佥同,抗争继上,咸以谓昨者复位,违先帝之初诏,又匪本朝之故常。……宗庙不可以从祀,陵寝不可以配拊,据今验古,皆所未安。”

加赐为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在这道责制中,将孟氏复立与政治形势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对向太后的听政,对当时大臣的言论,均予以否决。唯其还恐不彻底,又特别指出,不可以配享宋哲宗之庙,死后不可葬在宋哲宗的陵园内。

之所以蔡京一干人要对这么一名妇女如此认真,对其废立如此重视,就是数年来的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所致。正如陈瓘曾经指出的,绍圣以来,要路上的大臣以诋訾宣仁高太后为唯一,孟皇后系宜仁太后所立,万一孟皇后有听政参政之时,岂不是要恢复元祐政治吗?

其实,宋哲宗曾感到对孟皇后的废罢做得太过分了,心中颇悔,曾有过“章惇误我”的感慨。复立孟氏时,有人提到宋哲宗的悔悟。章惇,蔡卞虽然被逐,但蔡京担任了宰相,与章、蔡二人的行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元祐大臣的贬谪,严厉有加。

他对元祐皇后的再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推算起来,这时的孟氏,不过三十岁左右,本来正是大好青春之时,却已被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反复锤炼过了。

现在已无从考知孟氏在瑶华宫从此后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岁月,有过何样的生活,是否写过只言片语。当她接近六十岁时,她注定不会被历史遗忘,仍未能彻底离开政治生活的漩涡,她再一次走近政治生活的中心。这就是“靖康之耻”带来的变迁。

3.靖康之变中的孟太后

靖康之初,宋徽宗在内外交困、朝野呼声日高的情势下,将国柄交给了年轻的钦宗。在这样的情势下,汴京(今开封)的人心、治安并不稳定。

瑶华宫起火灾,孟氏急遽移居延宁宫,又被火灾。于是迁到大相国寺前的自己私宅内。这样的动荡刚刚结束,金兵又包围了汴京,国家的命运处于危难之中。

在紧急之中,宋钦宗与近臣商议再立孟氏为后,尊之为元祐太后。还没等形成决议,金兵已攻进了汴京。宋廷王室成员俱成俘虏,随金兵北迁,孟氏因为被废而幸运地留在了汴梁。

徽、钦二帝和王室的嫔妃公主们在北迁及后来的俘虏生活中,饱受了种种屈辱非人的待遇,而孟氏由于寄居在娘家的私宅中,免被俘虏,亦因其被废,金人没有强制她随同北归。

当宋徽宗、宋钦宗即将被迫北迁时,宋钦宗没有忘记他欲复立孟氏为后的愿望,他希望孟氏在重振宋廷朝纲方面为历史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在派人进城取衣物时,特秘密送孟氏一纸条,曰:“赵氏注孟子相度分付。”赵氏即指赵宋王朝。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宋廷将再生的希望寄托在一位废后的身上,如果宋哲宗地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样的感想。

张邦昌、康王赵构、金国这三方面不久都意识到了孟氏的重要政治作用,张邦昌和赵构都要孟氏垂帘听政。

张邦昌伪政权建立时,欲借孟氏的名义号召天下,所以先尊孟氏为宋太后,迎居在延福宫,接受百官的朝拜,胡舜陟等人又建言要孟氏参与政事,于是张邦昌请孟氏垂帘听政。恢复尊号元祐皇后。

诏书自颁布之日,获得广泛响应。在那种中原顿失君主的不安中,孟氏以皇后身份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具备一定的感召作用。张邦昌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极力敦促孟氏复出一事。孟氏于是回到禁中,在内宫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建炎元年(1127)四月,孟氏听说康王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就派李回、孟氏的侄子孟忠厚,拿着孟氏的手书,表示要迎接康王继承皇统。康王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宣和三年立为康王。

当金兵攻破汴京时,康王不在首都,他先在东平(今山东东平),又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当徽、钦二帝被俘往北方时,金人四处寻找康王,而康王身边聚集了大批宋官军及民间的义军,已成为众望所归。张邦昌只是进士出身的官员,非赵氏宗族,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以宋为旗号建立国家,所以他也在积极和康王赵构取得联系。

康王赵构的周围有了刘光世、韩世忠,朱胜非、宗泽等重要的将臣,有了建立帝位的基础。

建炎元年五月,康王赵构正式登坛受命,即帝位,是为宋高宗。他的生母韦贤妃此时随宋徽宗北迁途中,因之孟氏的地位尤为特殊、重要。

孟氏是宋徽宗的嫂子,也就是宋高宗的伯母。宋高宗宜布即位的那一天,孟氏撤帘,高宗尊之为元祐太后,尚书省指出,孟氏的祖父名孟元,避“元”字讳,故改称隆祐太后。

4.苗、刘兵变中的孟太后

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在扬州时,命苗傅等人护送孟氏先行抵达杭州。三年,北方抗金形势起伏颇大,宋高宗听从王渊之言,离开扬州,亦到达杭州。

在扬州时,宋高宗经常听信内侍之言,信任佞臣黄潜善、汪伯彦,抗金将领李纲、宗泽,许景衡相继受到排挤。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时,却有如此误国之人掌执相柄,引起很多人不满。苗傅与刘正彦的起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和刘正彦以手中有护卫军队和王钧甫、刘正彦所统部分,要挟宋高宗必先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继而逼迫宋高宗让位于儿子赵旉。赵旉母系潘贤妃。建炎三年赵旉尚不足二周岁。

苗傅等人请孟氏以皇太后垂帘听政,辅佐皇子,逼宋高宗逊位。宋高宗被逼无奈,只说:“朕当退避,须太后命。”

孟氏很明确地说:“今皇帝圣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已加窜逐,统制独不知邪?”苗傅仍坚持立皇子,孟氏说:“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小儿听政何以令天下?”坚决拒绝苗傅的要求。孟氏返回住所。宋高宗见事态一时难以平息,就派人告诉孟氏准备禅位。

孟氏遂以太后的身份听政。孟氏心知朱胜非、韩世忠、张浚等人忠心于宋高宗,表面上对苗傅等人曲加抚慰,使之不疑。

这时,宋高宗驻扎在显宁寺。苗傅还想要改元,刘正彦想要建都建康(今南京)。孟氏对朱胜非说:“如二事不应允,恐怕有新的变化。”不久,苗傅改元明受。张浚还作书假意褒奖苗傅等人有忠有义。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和儿子韩亮作为人质,在苗傅手中掌握着。

朱胜非以孟氏的名义对苗傅说:“太后欲让此二人慰抚韩世忠,其部人心一定安定。”孟氏秘密召见梁红玉,封之为安国夫人,让她迅速回到秀州(今浙江嘉兴),与韩世忠会回,尽快来勤王,清除起事的乱党。韩世忠得到太后的手书,火速进军,他身先士卒,横戈跃马在队伍最前面,准备以死报国。将士们气势高涨,苗傅等人不及发箭,已然溃散。

宋高宗执韩世忠之手涕泣不已。四月初一,孟氏下诏令,皇帝复位。宋高宗终于还宫,孟氏仍于前殿垂帘。初三,令恢复建炎年号。初四日,孟氏感到必须撤帘还政了,她说:“吾责塞矣。”于是再次出手札表示还政于宋高宗。宋高宗让朱胜非待到孟氏走出御殿后,就撒去帘帏。同日,尊孟氏为皇太后。

孟氏在事变中的沉着、明辨是非的态度,为自己贏得了稳固的政治地位,宋高宗充分认识到隆祐太后孟氏在朝政中的作用、号召力,在以后的岁月中,宋高宗一直对孟氏相当尊重。

苗傅、刘正彦的事变,仅仅维持了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中,风云数变,孟氏在前途不甚明晰的时势下,行事持重,经受住了考验。

5.金兵南侵时的孟太后

建炎三年(1129)七月,金兵分四路渡江进军,兀术为首的一路到建康(今南京)追击宋高宗,拔离速率领的一支从河南经湖北向南。

宋高宗闻知金兵的大举行动,急命刘珏、滕康护送孟氏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并派杨惟忠率兵万人担任保卫。并让刘珏、滕康临时知三省、枢密院事,凡四方奏议,吏部差遣、赏罚可随时处置,随时听取孟太后的旨意。

途中过落星寺(江西鄱阳湖附近)时,不慎船翻,宫人落水淹死十几名,孟氏幸免。建炎三年(12)闰八月中,孟氏抵达洪州。

金兵听说孟太后在洪州,拔离速立刻率部直奔洪州而来。十月,金兵先攻下黄州(今湖北黄冈),在大冶附近,金兵就用小木船和木筏渡过了长江。宋高宗听说金兵攻克黄州直指洪州时,曾急令刘光世到江州驻扎,以御金兵。

刘光世自恃有长江天险,整日饮酒,不问军政。金兵过江三天,竟然无人知晓。等到金兵已打到眼前,立刻就逃遁。金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趋洪州。

孟太后由刘珏、滕康护卫,急奔吉州。此时，孟氏身边的卫兵不满百人,无奈之中,又继续向南面的虔州(今江西赣州)进发。和孟太后同行的还有潘贤妃,这就是前面苗傅、刘彦正兵变时所立三岁皇太子的生母。孟太后和潘妃在随时可能被金兵俘虏或被害于兵乱之中的情形下,克服各种窘困,没有船,就雇来农夫扛肩舆硬是安全抵达了虔州。

孟氏一行人到虔州后,由于战争,府库一空,卫队的士兵就拿宋徽宗时候曾通用的小钱——沙钱到市面上去买东西,这种小钱早在政和年间已停止使用。当地群众称之为“上皇无道钱”,不肯用来买卖。

建炎四年正月,虔州的百姓和官军相搏杀,官军放火抢掠百姓财物整整三天。二月,虔州的市民、农民及部分乡兵,在当地豪绅陈新率领下,组成了数万人的起义队伍,包围了虔州,要消灭这些鱼肉百姓的官军。滕康,刘珏无可奈何。这时,杨惟忠的部下胡友率援兵赶到,才解了陈新的围城。孟氏、潘妃等人惊恐甫定。

建炎四年二月,各路金兵陆续北撤,宋廷的压力减轻了许多。三月宋高宗派卢益和御营都统制辛企宗到虔州迎孟太后东还。宋高宗对左右的人说:“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南京,爱朕不啻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惬朕朝夕慕念之意。”

孟氏于建炎四年八月从虔州回到绍兴,这是当时宋高宗行在之处。孟太后抵达绍兴时,宋高宗到行宫门外迎候,详细询问了孟氏在南逃过程中,所过诸州郡的情况。

从此,孟氏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绍兴五年(1135)春,孟氏的风眩症加重,宋高宗日夜守护在她身边。四月,孟氏在绍兴行宫的西殿去世。享年63岁。

宋高宗诏令用母后临朝之礼为孟氏下葬,先择地而葬,等到战争弭息,再归葬宋帝陵园。尊号为昭慈献烈皇太后,神主牌位作为皇后放在宋哲宗的祀室,地位在昭怀刘皇后之上。安葬地点在会稽上皇村。后来,又改孟氏的谥号为昭慈圣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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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岗寨46兄弟人物详细介绍？

大哥:魏征，字直成，又字玄成，又字伯策，瓦岗山丞相。

二哥：秦琼，字叔宝；兵器：虎头锫棱金装锏，虎头皂金枪，金纂提炉枪；坐骑：黄骠马，呼雷豹；职务瓦岗山元帅，人称“马踏黄河两岸，锏打三州六府，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

三哥：徐勣，字茂公，又字懋功，瓦岗山军师。

四哥：程咬金，字义贞，八卦宣花斧，铁甲枣骝驹，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五哥：单通，字雄信，金钉枣阳槊，闪电乌龙驹，瓦岗山 五虎上将，人称“赤发灵官”。

六哥：王宣，字君可，青龙刀，枣红马，瓦岗山 五虎上将，人称“大刀美髯公”。

七哥：尤通，字俊达，五股托天叉、日月朝天刀，瓦岗八彪之首，人称“铁面判官”。

八哥：王勇，字伯当，金背七星刀、弓箭，瓦岗山 五虎上将，人称“拼命三郎”。

九哥：谢科，字映登，金乌枪，后羿神弓，瓦岗五虎将，人称“神射将军”。

十哥：杜义，字文忠，玉顶红；北平府中军官，隋唐好汉，在贾家楼结义，人称“金眼雕”。

瓦岗寨四十六友

十一哥：史大奈，北平府人，绰号“大肚子天王”。

十二哥：张公瑾，北平旗牌长，人称“锦衣太保”。

十三哥：白显道，北平棋牌官，人称“霹雳火”。

十四哥：屈突通

十五哥：屈突盖

十六哥：尚青山

十七哥：夏玉山

十八哥：尉迟南

十九哥：尉迟北

二十哥：唐万仁

二十一哥：唐万义

二十二哥：贾闰甫，贾柳店掌柜。

二十三哥：柳周臣，贾柳店掌柜。

二十四哥：盛彦师，人称“百变仙”

二十五哥：丁天庆，人称“千手怪”，瓦岗八彪

二十六哥：黄天虎，人称“草上飞”

二十七哥：李成龙，人称“恶太岁”

二十八哥：侯君集，人称“小白猿”，瓦岗八彪

二十九哥：尚怀珠，人称“地里飞星”，瓦岗八彪

三十哥：任敬司

三十一哥：铁子健

三十二哥：金甲，字国俊，天堂县差人

三十三哥：童环，字佩之，天堂县差人

三十四哥：金城，磨盘山寨主，人称“小二郎”，瓦岗八彪

三十五哥：牛盖，磨盘山寨主，人称“赛展雄”，瓦岗八彪

三十六哥：齐彪，字国远，“空锤将”，瓦岗八彪

三十七哥：李豹，字如辉，“花枪将”，瓦岗八彪

三十八哥：鲁明星，人称“海鹞子”

三十九哥：鲁明月，人称“浪里蛟”

四十哥：樊虎，字建威，历城县马快

四十一哥：连明，字巨真，历城县马快

四十二哥：党仕杰

四十三哥：毛公遂

四十四哥：吕公旦

四十五哥：柴绍，字嗣昌。

四十六弟：罗成，字公然，五钩神飞亮银枪，闪电白龙驹。

3、宋朝的官制是什么样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宋朝的官制宋初是一变；到北宋中后期又是一变；到南宋再是一变。这里我分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时期三个部分进行回答：

1、中央官制

宋初沿后周旧制，以“中书”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亦称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为宰相和参知政事（副相）的议事与办公处，与枢密院（枢府、西府）合称“二府”，为宋代最高政治、军事机构。宋初也沿晚唐、五代旧制，以“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为宰相”。

宋初（直至元丰官制改革以前）的宰相职衔分为侍中、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等，但只有很少几个权位隆盛或德高望重的同平章事衔宰相，才能晋升为侍中衔宰相。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是北宋元丰官制改革前宰相的低级职衔，具有三省六部“丞、郎以上至三师”官称的官员才能担任宰相同平章事“差遣”职衔。初任宰相都是此衔，只有很少数的同平章事宰相升为侍中官衔的宰相。

宋初参知政事虽作为副相，但其职权、地位都比较低，不在政事堂办公，实际上只是宰相的助理。由于赵普擅权，宋太祖才于开宝六年（973年）六月决定提高参知政事的职权，与宰相轮流知印、押班、奏事，使之真正具有副相的职权。

宋初沿五代旧制，设枢密院、宣徽院。枢密院简称密院，也称枢府、西府，“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对峙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既夺兵部之权，又分宰相所管的军事权，宰相如不兼枢密使，则只管行政事务。

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使为副长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设签署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又设同签署枢密院事为末副长官。以后新任知、同知枢密院事，即不带枢密副使职衔，实际上是将枢密院正长官自枢密使降为知枢密院事。自此以后，设枢密使为长官，即以枢密副使或签署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设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则以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两套职衔不同时设置。从宋初起，枢密院长官逐渐以文官担任为主，实行“以文制武”。

宣徽院设宣徽南院使、北院使，地位在枢密副使之上。经常有枢密副使兼宣徽使，亦常有宣徽使兼枢密副使，宣徽使常是晋升枢密副使的阶梯。宣徽使缺时，有时亦以参知政事或三司使临时代职。宣徽院侵夺吏部、兵部及殿中省各一部分职权。

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此指六部中户部下的头司“户部司”）三司。宋初沿旧制设三司，号称计省，为最高财政机构，主要侵夺原户部、工部职权。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其他礼遇与参知政事、枢密使略同；副长官称三司副使。

2、地方官制

宋初承五代旧制，以各节度使辖区为“道”，也用以称地区，如湖南道。至宋太宗时期，地区才统称“路”。宋初路的转运使是作为出征军队的后勤供应官，及至征服一地，即转为运送物资回京，进而成为该地区的财政长官。

当后周原统治区内节度使掌管的财政权被剥夺以后，也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区设路，设转运使以掌握该区划内的财权，而节度使只是州的行政长官。在太宗末年以前的分合情况是：“京西分为两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东、西路；陕西分为河北、河南（原作西南）两路，又为陕府西北路；淮南分为两（原作西）路；江南分为东、西路；荆湖两路，或通置一使；两浙或为东北路，其西南路实兼福建；剑南初日西川，后分峡路，西川又分东、西，寻并之。”

至道三年（997年），才确定划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路，广南东、西十五路。其中荆湖南、北路的实际划分，是在咸平二年（999年）。咸平四年，又将西川路和峡路，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江南路到天禧二年（1018年，一作四年）又分为东、西两路。各路的辖区到太宗末年时已基本稳定，以后只是在原区域的基础上或分或合，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以上的路，称为转运使路，由于转运使司习称漕司，因而也称漕司路，是宋代路制的基础。以后还有提点刑狱司（宪司）路，北宋中叶又设提举常平司（仓司）路、安抚使司（帅司）路。

路级主要机构为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副使。直至淳化二年（991年）五月以前，路只是财政区划的地区名，转运使主要是“经度一路财赋”，基本上无其他职责。淳化二年（991年）五月，转运使开始增加司法权。同年九月前，御史中丞王化基又提出：“望令诸路转运使、副，兼采访之名，令觉察部内州、府、军、监长吏。”实是请求赋予转运使正式“监司”的职权。史称：“上（太宗）嘉纳其言”。

这在次年正月涉及转运使职权的诏书中得到证实，诏称：转运使“外分主计之司，虽曰转输，得兼按察，总览郡国，职任尤重，物情舒惨，靡不由之”。诏书还对转运使的其他职权作了叙述，“凡转运使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转运使的职权已超出原先只是“经度一路财赋”，而是具有掌握一路财政、司法和监察大权的重要地方官。“路”已初具后代“省”（行省）的雏形，所缺少的只是行政权。

路级机构除转运司（漕司）外，不久又设提点刑狱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实际是分转运司的职权。长官为提点刑狱，副长官为同提点刑狱。

宋代实行中央、州（府）、县三级行政制度，路级机构虽已具备了诸多职权，但没有行政权，并不直接统属州、府，州、府仍由中央直接统辖。府是特殊地位的州，宋初除首都东京开封、陪都西京河南（今河南洛阳）外，只有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凤翔（今陕西凤翔）等数府。京兆（今陕西西安）虽有府名，长官却称知永兴军，军为军事重要的州，北宋末才改称京兆知府，正式成为府。

府长官为府尹，缺尹时以他官任权知府事（知府）；州级军（通常为军事要地）长官称军使，亦常以他官任知军；州级监（通常为工矿区）长官为知监等，军、监一般只有一二县。知府、知州等遂逐渐成为主要的州级长官，州长官也不再以所在州的级别分高低，而以州长官所带的寄禄官称品级等第为区别。节度使至刺史系列不赴本任，而担任别州长官时，实已类同于其他文武官的寄禄官。

县通常都统于州、府及州级军监，只有三泉县（今陕西宁强西北）除外。三泉县原隶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曾是后蜀辖地，是关中入川的门户。乾德三年灭后蜀，五年五月诏令三泉直属中央，至道二年（996年）升为大安军(州级），并将兴元府的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划归大安军，但次年又废大安军为三泉县，仍旧直属中央（西县又归属兴元府），直至南宋初。

县级官员遂以知县或县令为长官，簿书佐官为主簿，治安佐官为县尉主管乡村治安，镇将和厢官（多数为吏，少数为官）主管城郭内治安，但小县只设其中的一部分。在次要的军事要地和工矿区设县级军、监，以军使及知军、知监为长官。

1、三省六部制的重设

宋神宗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在宋神宗的主导下，新官制修成，并首先以新官衔任命宰相和执政。五月初一，正式实行三省六部及寺、监制，除保留枢密院、学士院等外，废除原有中央各机构和官称。

宰相

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虚设而不任命。以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负责审核诏旨；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负责草拟诏旨，因而左相虽为首相，但实权则掌于次相即右相之手。还废除宰相所兼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的馆职。

执政

废参知政事，以三省次长官为执政，依次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共四员。

枢密院

保留原机构，改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元祐三年（1088年）增设签书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都属执政官。

三省的设置

新官制施行，“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旧‘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行，纷然无统纪”。同年六月，改依唐制，定为“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并规定中高级官员的任免，左、右相同议，以减少右相权重之弊。随后又进一步明确尚书省六部政事需要取旨的，皆报中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已取旨施行的也不能直接施行，而是送尚书省施行，经过一个多月调整，才改变了初行时的杂乱状况。

原“中书门下”的中厅（正厅），成为新宰相的办公处兼宰相、执政的议事处，称“三省都堂”，但仍常称之为中书、都堂或政事堂。

三省分治制度到元祐元年（1086年）时，已显现出效率不高的弊病，造成“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数月，远者逾年，未能决绝”，以后实际上形成事前宰、执共同商议决策后奏进，再以“三省同奉圣旨”名义行下的制度，实质上又恢复了官制改革前的“中书门下”制度。三省分治，将取旨、审核、施行分开，相互制约，事实上并不利于中央集权。

六部的重建

将诸多机构归并为六部，是此次官制改革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吏部。唐代吏部只管中、低级文官的任免、考核等，中、低级武官的任免、考核等归属兵部，这次统归吏部。

户部。元丰官制改革前，财政全归三司，三司不仅侵占户部和工部的职权，还侵占刑部、大理寺、将作监等机构的部分职权，尚书省职权的很大部分也为三司所侵。这次官制改革，将原三司所管日常财政事务归属户部尚书和左侍郎；原司农寺所管新法的财政事务归属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头司户部司因而分为左、右曹。

礼部。废原太常礼院，将其所夺礼部职权归还；科举事务亦归属礼部。礼部事务较少，从元祐时起，礼部子司的郎官时有省员而互兼。

兵部。因枢密院的保留，主要兵权不在兵部，兵部仅“掌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图”，可见兵部所管除仪仗、武举及地方兵外，主要作为军事后勤部。

刑部。熙宁时已将三司所属帐司、理欠司归属刑部的子司比部司，三司所属衙司归属刑部的子司都官司。此次官制改革，又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废并入刑部。

工部。主要职权原全为三司所夺，熙宁时将三司所管坑冶（矿冶）事务划归工部的子司虞部司，直到这次改官制才恢复了工部应有的职权。

2、北宋中后期新设路级机构

北宋中后期新设的路级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安抚使司，简称帅司；其次是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与北宋前期所设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合称帅、漕、宪、仓，是宋朝最主要的四个路级机构。安抚使习称帅臣。

安抚使司是北宋在北方、西北和广南常设的路级军事机构，类似后代的省军区。北宋前期的地方军事机构部署司、铃辖司，不仅辖区不定，而且是纯军事的统兵机构，类似于后代的驻军司令部。

北宋路级常设机构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提点刑狱）、仓（提举常平）四司，都是以转运司路为基础，但分合并不一致。除帅司路以首府长官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外，其他三司皆单独设置，并皆兼有监察知州等之责，因而有“监司”之称。四司中只有仓司与漕司路一致。

帅司路初设时，陕西（漕司）路设五帅司路、河北路设四帅司路、京东路设二帅司路。神宗时京东、河北、淮南路各分东西，京西分南北，陕西分永兴军、秦凤，共二十三路。而有的合两漕司路为一宪司路。

帅、漕、宪三路的首府即使在同一路，有时也不在一地，如北宋末年，京东西路漕司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睢阳）、宪司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而帅司则在郸州（今山东东平）等。本书除特别注明外，提及路的首府，通常是指漕（转运使）司路首府，即转运使司驻在地。

3、北宋末年官制改革

北宋徽宗时，还进行官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改变三师、三公及宰相官称等。

改变宰相官称的理由是，不应“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以及原有的三师、三公名号未正。遂于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将原称三师的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三公”，废三师之称；而以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少”，并将原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废除。

并称三公“为真相之任”，三少“为次相之任”。尚书令不设，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但设职而不任官。

另以太宰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少宰兼中书侍郎为次相，而蔡京、王浦先后以“三公”的太师、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太宰之上，称为“公相”，后又将三公改为荣誉衔。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废太宰、少宰，恢复左、右仆射为宰相官衔。

枢密院在徽宗时，又增设领枢密院事、权领枢密院事为长官之一。

1、宰执官称的改变与省并机构

南宋偏安江左，政简事省，庞杂的北宋行政制度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首先将中书省、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此后实际上只有尚书省和中书门下省两省，但行文及习惯仍称三省；宰相的官称也由尚书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左、右相，改为尚书左、右仆射各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相，以示左、右宰相通治三省（实际是二省）事，执政官也将门下、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省罢尚书左、右丞。在此前后还曾设“权知（及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则是临时性官衔，属执政官。

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将宰相的官称改为左、右丞相，同时取消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名，丞相官品升为正一品。开禧元年（1205年）四月，权臣韩侂胄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都在丞相之上。

南宋建立的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执政兼任；六月，命宰相兼任御营使，执政兼副使，总领南宋军队，枢密院有其名无其实。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恢复枢密院。

南宋建立之初，虽任命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只是作为执政的官衔，此后又成为枢密院正副长官。南宋的枢密院（包括此前的御营司）是最高军政、统军机构，北宋时的最高统军机构“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已成为皇帝的禁卫机构。

枢密院正长官常由宰相兼任，有时另设正长官处理枢密院事务。绍兴七年（1137年）增设枢密使、副使，以枢密使为正长官；诸副长官常与参知政事互兼。宁宗时起丞相兼枢密使成为制度。

尚书省六部的尚书、侍郎，除吏、户部外，常只设其中之一，通治部务。隆兴元年（1163年)，除户部四司因财政事务繁多未减外，对其他五部所属各司进行省并。吏部的司封司郎官兼领司勋司，实际只存三司。礼部下属四司，礼部司郎官兼领主客司，祠部司郎官兼领膳部司，实已并为二司；隆兴元年，又诏礼部司、祠部司只设一员郎官兼领，实际上礼部只剩下一司。

兵部职权本已为枢密院所夺，只管辖民兵、后勤、礼仪事务，建炎三年以兵部司郎官兼领职方司，驾部司郎官兼领库部司；隆兴元年又诏驾部司、兵部司只设一员郎官兼领，实际只存一司。刑部，建炎三年以比部郎官兼领司门司，实剩三司；隆兴元年又诏都官、比部两司只设一名郎官兼领，刑部实际上只剩下刑部司和都官司二司。

工部在高宗时只设尚书或侍郎一员，隆兴元年则规定尚书、侍郎各设一员；建炎三年以工部司郎官兼领虞部司、屯田司郎官兼领水部司；隆兴元年又诏工部司、屯田司共设一员郎官兼领，实际上四司合而为一司；但淳熙九年（1182年）屯田司独立，工部实际上剩下工部司和屯田司两司。各部司级长官郎官中通常只设郎中或员外郎一员，尤其是礼、兵、刑、工四部的司级长官各只有一员。

2、地方行政制度改变

南宋的地方政权机构，大体沿袭北宋。各路仍设置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除各路都设置外，还因军事需要设随军转运使以供应军需，如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任川陕宣抚处置使，赵开任随军转运使。

有时合数路设都转运使，如绍兴五年（1135年）任命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总领川蜀四路财政；而绍兴二年张公济任江、浙、荆湖、广南、福建都转运使，则是除四川四路外，都在其管辖之内。这些都是临时措施，正常的仍是由各路转运使主管本路财政。

诸路提点刑狱司也仍是路的常设机构，南宋初年为加强治安，各路曾普遍任命武官为提点刑狱，不久停止。乾道八年（1172年）起，提点刑狱司兼管本路的经、总制钱（杂税）的督责征收。在辖地辽阔而又荒僻的广南西路，嘉定十五年（1222年）起，除在路（漕司路）首府静江府（今广西桂林）设司外，还在南部的郁林州（今广西玉林）设司，广西提点刑狱官分时到两地办公，就近受理与督察狱讼案件。

各路的提举常平司情况比较复杂。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废罢提举常平司，次年八月又复设。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设立经制使司后，将常平司并入，长官称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同年九月废经制使司后，复设提举常平官附属于提点刑狱司。绍兴十五年，设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才又“合依旧法为监司”，通常只称常平司。

州、县级地方政权，南宋时变化较小。这里不再赘述，参看前面北宋时期州县制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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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位皇帝是谁？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南京建都的第一位皇帝应该要算孙权，下面我就南京建城史和孙吴建都南京的一些情况做一回答：

1、南京的地理因素

古人有言：“欲王西北，必居关中；欲营东南，必守建康”。这是对于南京重要历史地位的高度概括。而南京作为我国著名古都和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辉煌历程，正是开始于孙吴时期的建业。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北部顶端，它的后方有富饶的江南平原。北临长江，与广阔的江淮平原隔江对望。江南地区拥有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其地区经济在东汉以后持续发展，这为南京的兴起、发展提供了条件。

南京地区多山峰丘陵，其西部是皖南丘陵，东部是宁镇山脉东南部又有茅山山脉余支。宁镇山脉西段穿过南京境内。其中钟山是宁镇山脉今南京地区海拔最高处，也是本地区历史上最著名的山峰。钟山余脉大多处于今南京城区之内，与南京城市发展关系甚为密切，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脖子山、富贵山、覆舟山和鸡笼山等。主要岗地则有鼓楼岗、五台山和清凉山、此外，沿今南京市南部和西部还有雨花台、凤台山、冶山、四望山等。宁镇山脉西段北支，主要是栖霞山、乌龙山、燕子矶、直渎山、幕府山、狮子山，这一列山地，紧邻长江，历来为江防要地。

南京形势山环水绕，在其城市发展历程中，河流的作用甚为显著。长江和秦淮河是南京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长江将南京和中国的其他区域连接在一起，使这座城市拥有全国影响力。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南京，奠定了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南京城的北面有三道防线：

其一、长江南京段江面宽阔，直到唐代仍宽达40华里，在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古代，这无异于横亘在南北之间的一道天堑。

其二、长江以北是广阔的江淮平原，这是长江与黄河之间的缓冲地带，历代定都金陵的政权，尽管立足于江南，但仍力争保据淮南，如东晋、南朝前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及南唐政权。而一旦定都此地的王朝失去淮南，其形势则岌岌可危。

其三、燕子矶等山岭峭立在大江南岸，使军队难以从此处登岸，北方军队若要从正面渡江进攻，必须取道西面的采石，或者取道下游的镇江南京的地理形势不仅利于防守，也在于它的便于进攻。长江南京段北岸与其南岸地形正相反，是平坦的滩涂，故易于从江南渡江北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此地的纬度最高，距中原最近。南方军队一旦渡江北上，即可越过一马平川的江淮平原，直指黄河流域。

在我国历史上，长江以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些独立政权，其中不乏乘中原局势混乱之际，凭借相对复杂封闭的地形以求一时苟安者。然而、定都金陵者、大多有挥师北定中原之志。

金陵得天独厚的防守形势，历来为兵家所看重。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定都金陵的南方政权，凭借江淮平原、长江和沿江山地这二道防线长期与北方政权抗衡。故北方政权进攻江南之前，必须经过长期的人力、物力准备。

历代有志经营中原者，都高度重视金陵。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金陵地理形势道：

“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籍。金陵在东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

2、南京的历史沿革

金陵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引起南方诸侯国的重视。其时，吴、越、楚之间持续争霸战争，他们相继在位于“吴头楚尾”的金陵，占据岗地，建立城堡。

按照有关地方史籍的传统说法，金陵之见诸史籍始于春秋时期，当时其地属于吴国。今南京城西部朝天宫所在的冶山，古时又称冶城山，传说是吴王夫差炼剑之处。春秋末期，吴、越间的战争以越国的胜利而告终，越王句践遣范蠡在今南京的内秦淮河畔、中华门外长干里筑城，称越城，民间又称范蠡城，其遗址至清末仍依稀可寻。战国中期，越楚大战，越国战败、金陵归属楚国，楚国在此地设金陵邑，这是迄今可见的南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行政建制。南京的古称“金陵”就是来源于此。

对于先秦时期金陵历史的记载大多是后代的追述，故有许多史实模糊难定。地方志中一般将越灭吴的第二年，即周元王四年(前472)定为越城建立的年代，将楚越战争后，楚尽取吴故地的一年，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定为楚国建金陵邑的年代。

秦统一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同时又在今南京范围内析置丹阳、江乘两县。《史记》载秦始皇东巡.曾从江乘渡江。西汉初期，金陵先后属楚、荆、吴三王国，汉景帝时属江都，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金陵属扬州刺史部下辖的丹阳郡管辖，西汉的扬州刺史部设在寿春(即今安徽寿县)、丹阳郡治在宛陵(今安徽宣城)。西汉的今南京地区内设有五县，即秣陵、江乘、丹阳、胡孰、棠邑。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秣陵、丹阳、胡孰三县一度改为侯国。东汉金陵的行政设置大体沿袭西汉，但侯国中仅余一胡孰侯国，改写成湖熟。

从上述记载来看，有关金陵的先秦历史大多源自于传说，但是这些传说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金陵在先秦及秦代已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军事要地，春秋战国时代它是东南地区的吴、越、楚三国争夺的要地，并且这三个政权都相继在此地修筑军事堡垒；其二，金陵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南北交通要道，秦始皇巡视东南，往返都从这里渡江。

尽管如此，孙吴建立以前的金陵地区，只是分散的几个小县城。此时，江南最大的都市是春秋时代的吴国都城姑苏，即吴(今江苏苏州)。东汉末年，孙坚、孙策父子崛起于东南。孙吴政权草创初期，拥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郡，仍以吴为统治中心，其后，孙权又将政治中心迁至京(今江苏镇江)，在此地指挥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在此前后，孙权及其谋士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金陵。张纮在赤壁之战前就劝孙权移镇金陵，他说：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岗，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子所命，宜为都邑。”

据传，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刘备路过金陵详细观察地形，至京后，也劝孙权移都金陵、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说也是产生在此前后。当然，这些传说不尽可信，特别是根据赤壁之战前后形势来看，诸葛亮当时并未途经金陵。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战乱年代的政客谋士都高度重视金陵的战略地位。

赤璧之战后，孙权又与刘备争夺长江中游的控制权，移镇金陵已成必然之势。与金陵相比，吴的地理位置偏于东南而长江在金陵以下的江面宽阔，且波涛汹涌，不利行船。水军在孙吴立国过程中作用甚重，孙权认为此地大小江河交错，水道丰富，可以建造、训练大船，而这时孙吴正致力于建水军，故理当移镇此地。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孙权终于迁治金陵，将其地改名为“建业”，以示建帝王之业的雄心。同年，又在原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筑石头城，作为水军根据地。

这时，长江中游的激战正酣。孙权将建业交给建武将军吕范镇守，并任命他为丹阳太守、扬州牧。在此期间，随着战事的发展，孙权的统治中心不断迁移。他先后迁居陆口(今湖北蒲县北江边)和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北江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从公安迁鄂(今湖北鄂州市)，改名武昌，并受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孙权以武昌为政治中心达10年之久。吴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称帝，这年秋，才又迁都建业，这是我国古代王朝首次在金陵建都。

孙权建都建业的决策，是经过多年的酝酿以后才决定的。从继承父兄遗业至称帝，孙权的政治中心长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在长江中下游之间迁移，先后作过东吴政治中心的有吴、京、建业、公安和武昌五处，直至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后，孙权最终决定定都建业。

至孙权的孙子、吴后主孙皓时期(264~280)，西晋已经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东吴政权岌岌可危。但是孙皓却忽然决定要迁都武昌，并勒令长江下游人民逆流而上供应武昌都城的所需物资。这个决定遭到东吴朝野的广泛抵制。

孙吴是依靠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建立的政权，此时，江东世族强烈反对孙皓的迁都，而百姓又不堪忍受由迁都而陡然增加的财力、人力负担，起兵反抗。当时的孙吴盛行着一首歌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孙皓的迁都，终以失败而告终，吴宝鼎元年(266)，孙皓又还都建业。

西晋太康元年(280)，西晋龙骧将军王濬率水军攻至石头城下，孙皓出降，孙吴灭亡。西晋灭吴后、为抑制孙吴的残余影响，贬抑建业地位。西晋太康三年(282)，原建业县被分为建邺、秣陵两县，建邺管辖秦淮河下游以北地区，县治设在原建业都城宣阳门内，即今南京市淮海路以北；秣陵管辖秦淮河下游以南地区，县治在东汉时期的旧陵县治，即今江宁县秣陵镇。西晋还在孙吴建业辖区内设临江县，这就是南京的另一古称“江宁”的由来。西晋还恢复了湖熟县和江乘县。

西晋时期，金陵仍属丹阳郡，但丹阳郡范围有所缩小，只管辖上述秣陵、建邺、临江、湖熟、江乘、丹阳六县，以及今句容、溧阳、高淳、当涂和芜湖一带，而将今皖南的中部另设宣城郡。这是对原孙吴都城的辖区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三国时代及西晋初期，南北扬州刺史部并存，南扬州原属孙吴，北扬州先后属曹魏及西晋，治所在寿春。西晋统一南北后，将南北扬州合并，治所设在原建业城内，故在西晋时期，金陵仍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至西晋晚期的建兴元年(313)，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建邺为建康。这一名称被东晋、南朝沿用。

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此前、永嘉元年(307)，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已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驻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其时，中原再次陷入战乱，王导劝司马睿移驻建邺，以占据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渡江进驻建邺、王导等同行。

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即晋元帝。东晋时，为安置大批南渡人口，实行侨置州郡县制，江乘县境内设有琅琊、东海、东平、兰陵等侨郡，属侨徐州管辖，侨徐州治京口，后曾一度移住建康。东晋初以江宁县为琅琊王国，在建康宫城外设怀德县，安置来自原琅琊国的移民，怀德县后更名为费县，后又从江乘县分置临沂县，与东晋初所置费县、阳都、即丘同属琅琊郡管辖。

东晋时，建康地区还设魏郡、广川、高阳等侨郡，以及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等侨县，属扬州管辖。东晋时期，侨置郡县废立频繁，惟有琅琊郡一直保存到南朝梁时。刘裕废晋建宋后，建康境内的建康、袜陵、丹阳、江宁、湖熟五县属于丹阳郡管辖，费县、阳都、即丘、临沂四侨县以及缘江的江乘县属南琅琊郡管辖，后费县、阳都、即丘被废，南琅琊郡仅辖有临沂、江乘二县。

南朝齐因袭刘宋时期在建康的建置。南朝梁时，在秣陵县境内梁武帝的出生地同夏里置同夏县，又废湖熟县，更南琅琊郡名为琅琊郡，同时将原丹阳郡分为丹阳和南丹阳两郡。南丹阳郡在南朝陈时被并入丹阳郡，陈又废琅琊郡，改设建兴郡，属扬州，辖同夏、江乘、临沂、胡孰等县。

隋开皇九年(589)，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同年，隋于石头城置蒋州。隋大业年间(605~617)，隋朝将六朝时期的建康、秣陵、同夏三县并入江宁，废临沂、丹阳、湖熟三县，江宁县治迁至冶城附近。隋代又将扬州州治迁往江都，从此扬州成为江都的专称，而金陵则由统一的南方政权的国都降为普通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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