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交友,你因为什么喜欢上了旅行?

2023-09-20 04:14:03 29阅读

赤峰交友,你因为什么喜欢上了旅行?

是否喜欢旅游主要是人的个性兴趣与品味决定的,基本上与人的地位高低、财富的多少等没有多大关健性关系,我们常在旅游点看见有的旅客一边看手机一边对重要的景点一带而过,甚至看都没看就走了,顶多拍个照,有的人权高位重或财大气粗,按理有绝对的旅游资源和优势,但他们可能对旅游从来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等等,而相反有很多普通老百姓甚至生活过得结结巴巴的反而有的会定期想方没法地安排些那怕是非常简朴的旅行,有的甚至不惜变卖家产等,我曾在泰国大皇宫见过二个中国中年男子,大步快速穿过皇宫并大声嘟嚷“这有什么看头”,但他不知道泰皇宫精妙绝伦的程度不亚于中国顶级皇宫和寺庙,中国很多重要的宫寺建设期间常有泰国的宫寺方面的专家顾问,这都没看头,那肯定是只对怎赚钱感兴趣、对人妖有看头?旅游是种经历,是对三维空间的体验、感受、审视、评鉴,甚是对历史空间想象般的穿越,领悟启迪等等,单靠拍个照,走一走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但是有个基本共同点,文化积淀越厚、人文感悟水平越高及第六感越敏感的人多喜欢旅游,甚至深层次的游,甚至把旅游当作自己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

你家乡的方言中?

谢邀。

赤峰交友,你因为什么喜欢上了旅行?

我的家乡是河南开封,属于北方方言区,印象中“您”这个字通常的搭配是“您请好嘞”,单独用的不多。

家乡开封是旅游城市,古都,景色宜人。北宋都城汴梁,包大人您一定知道。

雕梁画栋美如画,热情好客开封人。

开封话是非常有特色的方言,第一次来您肯定听不懂。请看解析:

晚上——阂(he)上

师傅——老生儿(sheng)

昨天——昨(zuo)个

近日——延(yan)儿(发音是比较独特,介于三四声之间。

傻瓜——傻🦅(老鹰的象形)

缺心眼——不精喜(还是傻的意思)

挪一挪——往那边谷堆谷堆

皱了——苦楚(ku chu)

这人比较奇怪——这人咋嫩契丹啊(qi dan )

很多开封方言用普通话拼音来说,写不出合适的字,只能是形音啦

打字形容不来那个味,想听地道开封话品古都游,大开封欢迎您👏

清朝的科尔沁大草原是现在内蒙古的什么地方?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位于亚洲北部的草原地带曾先后被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所统治。“蒙古”一词最早和之前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突厥一样是指的操同一语系的部族联盟。我们今天所说的蒙古族其实是以成吉思汗的蒙古部同化草原上的塔塔儿、蔑儿乞、克烈、乃蛮等部族所形成的。11~12世纪草原上形成了蒙古、塔塔儿、蔑儿乞、克烈、乃蛮五雄并立的格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对小些的部落分布在这片草原,一时间草原上形成了诸部混战的复杂格局。

成吉思汗统一草原诸部后这些部落逐渐被冠以蒙古之名。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北伐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回漠北草原后脆弱的游牧经济不足以支撑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蒙古贵族对成吉思汗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的离心倾向开始日渐增长,于是蒙古各部逐渐宣布脱离黄金家族的大元政权而独立,蒙古草原重新回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诸部割据状态。在蒙古各部的割据混战过程中各部落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盟体系。

在明代蒙古诸部逐渐演化为两大部落联盟:位于草原西部的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所形成的联盟被称为瓦剌;位于草原东部的察哈尔、土默特、科尔沁、鄂尔多斯诸部所形成的联盟自称蒙古(明朝称其为鞑靼)。明朝人所谓的蒙古人是同时涵盖鞑靼人和瓦剌人的,然而以蒙古正统自居的鞑靼人却将瓦剌视为异族。事实上鞑靼才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在退回草原之初他们甚至沿袭了“元”这一国号(北元)。

瓦剌则起源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将他们称为“林木中人”,成吉思汗以及日后的蒙古大汗通过联姻来笼络他们。由此可见瓦剌并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属于被蒙古征服后所同化的部族。尽管后来瓦剌被起源于大兴安岭的蒙古本部同化后也冠以蒙古之名,不过在以蒙古正统自居的东部蒙古人眼中瓦剌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朝初期在出塞打击蒙古势力时为实现分化瓦解的目标就对瓦剌和鞑靼进行分别对待。

明朝所称的鞑靼人其实就是继承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正统的北元政权。只要北元政权仍在延续“元”这一国号就意味着并没放弃重返中原的意图,所以这对明朝而言是必须打击的大敌。相比之下瓦剌只是草原上一个从无显赫历史的籍籍无名的部族,和明朝也没北元政权那么大的积怨,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瓦剌属于明朝争取拉拢的对象。这一时期瓦剌也有意识将自己与黄金家族进行区分。

这样做一方面是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是向明朝示好。当然名义上瓦剌还是北元的藩属。随着瓦剌势力的日益做大就渐渐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了,这点明朝方面也感觉出来了。公元1410年北元政权遭到明成祖朱棣的重创,然而朱棣并没趁机彻底消灭北元,反而册封北元太保阿鲁台为大明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这么做的其实就是为牵制名义上为北元藩属、实际上独立存在且已然做大的瓦剌。朱棣的警惕是有道理的,因为瓦剌的崛起确实已呈现出明显的征兆。

截至14世纪初名义上作为北元藩属存在的瓦剌实际上已架空了北元的军政大权。公元1439年(北元岱总汗十五年、明英宗正统四年)瓦剌部首领脱欢去世,其子也先成为瓦剌部的新首领,同时继续保持着北元朝廷的军政大权。也先在北元朝廷的正式职务为中书右丞相、太师、淮王、瓦剌部总兵。明朝初期几代皇帝积极拉拢瓦剌部本意是想使其成为牵制北元朝廷的力量,然而瓦剌最终却架空了北元朝廷,从而成为明朝北部边疆新的大敌。

也先掌握北元朝政后先后把蒙古漠南、漠北、漠西以及原为明朝册封建立的东北兀良哈三卫、女真诸卫统一了起来。也先尽管不是出自成吉思汗嫡系,但他同样渴望像成吉思汗一样建立了一个辽阔的帝国。1449年也先率以瓦剌部为主的北元蒙古骑兵大举攻明。这成为了明英宗御驾亲征的导火索,然而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却在土木堡之战在成了瓦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后也先在北京城下败于于谦之手,因此未能实现他入主中原的既定目标,但俘虏明朝皇帝的战功已使他越发骄横起来。

此时放眼草原诸部再找不出能与也先抗衡的人物,而也先已不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地位。瓦剌部在名义上是北元的藩属,而也先的正式头衔也是北元太师,在也先看来这种身份地位与自己的实力是不相匹配的。这时的也先已盘算着“求大元皇帝并一统天下”,也就是说他想要篡夺北元的皇位并南下灭明。当时的北元岱总汗是也先的妹夫,长期以来这位名义上的北元最高统治者对也先都是言听计从。也先试探性地向岱总汗提出退位的要求:也先并没直接让岱总汗让位给自己,而是让岱总汗让位于太子。

太子是也先的外甥,同时一个幼君在也先看来也相对更容易控制,完全可以把他作为自己正式上位前的过渡人物。然而一向对也先言听计从的岱总汗这次却明确拒绝了也先的要求,而恼羞成怒的也先随即与岱总汗兵戎相见。战败的岱总汗逃到郭尔罗斯部,这个郭尔罗斯部的首领是岱总汗的前岳父。为什么说是前岳父呢?原来当初岱总汗为巴结也先就娶了也先的妹妹,同时休掉了自己的前妻,对此郭尔罗斯部可是一直怀恨在心,于是岱总汗就被自己的前岳父给杀了。

身为北元正统象征的岱总汗一死就让也先感觉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在公元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召集蒙古各部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这次大会上蒙古各部迫于也先的压力将其推举为蒙古大汗、北元皇帝,称“大元天圣大可汗”,定年号为“添元”。这在北元历史上是一次极具象征性意义的大事件:首先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汗(皇)位首次被非黄金家族的人占据;在此之前北元已由一个中国式王朝向游牧民族政权转型。这其中一个典型标志就是取消了元朝仿照中原汉制确立的年号制度。

截至也先上位之时北元取消年号已有65年之久,如今重新确立与中原相同的年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也先的野心。也先的野心就是篡夺北元的皇位并完成一统天下的夙愿,如今他已然登上北元的皇位,明朝也已转为战略守势,看起来也先正在向他的既定目标迈进,然而事态的后续发展却证明他其实是在加速走向覆亡。也先虽是一个有远达抱负理想的人,但却是一个缺乏战略思想的人,他急于求成的篡位之举恰恰给自己招来了祸端。

尽管身为成吉思汗嫡系的黄金家族退出中原已有百年,但草原蒙古人心中他们仍是蒙古民族的英雄和图腾,朴实的蒙古人民还无法接受被非黄金家族的人所统治。尽管岱总汗没他的祖先那样的文治武功,但因为拥有正宗的黄金家族血统就被蒙古人民所尊奉,相比之下也先的瓦剌部本来只是草原上一个籍籍无名的部落而已。也先本人过于维护自己和家族小团体的利益,以致于连他自己所属的瓦剌本部群众中都有不少他的反对者,更不用说那些身为黄金家族后裔的诸王了。

黄金家族诸王尽管此时正处于衰败期,不过人家手里还是有兵马的,尽管他们单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也先抗衡,可如果他们全部联合起来可就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意想不到的是率先对也先发起挑战的并非黄金家族的成员,而是另一位同样来自于瓦剌部的酋长。瓦剌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部落,而是由蒙古草原西部的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所形成的部落联盟。也先只是瓦剌诸部共同的盟主,在瓦剌诸部中他的实力最强,但在瓦剌这一部落联盟体系之下各部落仍有自己的酋长。

公元1455年瓦剌部中另一位强势人物阿剌率先起兵反对也先,黄金家族诸王闻讯也纷纷起兵讨伐也先,也先仓皇逃往永谢布部。虎落平阳的也先仍没改变他飞扬跋扈的毛病——他不是请求永谢布部出兵帮助他,而是几乎以下命令的口吻让永谢布部出兵,结果永谢布部首领一怒之下就把也先给杀了。也先死后他的子孙与黄金家族的后裔们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也先的两个儿子瓜分了也先的部众,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后裔毛里孩拥立岱总汗之子马儿古儿吉思为蒙古大汗。

瓦刺势力随后被驱逐到天山一带的西部地区。瓦刺势力的衰落为东部地区的鞑靼创造了复兴的天赐良机: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达延汗于公元1487年正式亲政后相继征服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鞑靼和瓦剌一样并不是统一的部落,而是由诸部族组成的部落联盟。达延汗统一鞑靼各部后分六万户以治之:自掌察哈尔、喀尔喀、乌梁海左翼三万户,而以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右翼三万户封与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达延汗所设6万户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联盟,而不是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机构。

1517年达延汗死后鞑靼各部又陷于分裂状态。达延汗之孙俺答汗在位时期重新强大起来的鞑靼部控制着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的大片地区。俺答汗将瓦剌势力驱赶到科布多,又对青海、西藏等地用兵,还曾一度击败过哈萨克汗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这是继当年也先围城之后蒙古势力第二次兵临北京城下。这次俺答汗并未进攻北京城,而是在城外掠夺一番之后就退兵了。

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汗仿汉制修建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并与明朝修好,随后双方开放了边境互市贸易。俺答汗死后鞑靼各部又重新陷入分裂状态。到了明末清初蒙古草原各部以大漠为中心分别形成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大漠以北的漠北蒙古、大漠以西的漠西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是根据地理方位对蒙古各部进行的一种划分,事实上在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这三部分之下都各自分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部落。

属于漠南蒙古的部落有科尔沁、札赉特、杜尔伯特、巴林、札噜特、奈曼、喀尔喀、茂明安、乌拉特、喀喇沁、乌珠穆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等。他们的分布地区东接盛京、黑龙江,西接伊犁东路,南至长城,北逾绝漠。这片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漠南蒙古诸部中实力最强的是察哈尔部,不过察哈尔内部却并不统一:组成察哈尔部的八个鄂托克统称为察哈尔八部,清代以后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鄂托克脱离察哈尔部成为了独立的蒙古部落。

16世纪中叶以后原驻牧于哈拉哈河两岸及克鲁伦河附近的东部蒙古本部中的喀尔喀部逐渐向漠北迁移形成为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三大部落。源自喀尔喀部的三大部落被称为喀尔喀蒙古。由于喀尔喀蒙古迁徙到了大漠以北,所以这三大部落又被称为漠北蒙古。漠北蒙古的分布地区大致相当于如今的蒙古国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等地。明末清初的漠北蒙古主要就是由喀尔喀部分化演变出来的三大部落,直到清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中分出赛音诺颜汗部。

漠西蒙古实际上就是由明代的瓦剌诸部演化而来。到了明末清初的史籍中一般将瓦剌称为卫拉特或厄鲁特,所以漠西蒙古有时也被称为卫拉特蒙古或厄鲁特蒙古。卫拉特主要由杜尔伯特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四大部落以及辉特等小部落共同构成。他们分布的地区东自阿尔泰山、西至伊犁河流域。这片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北的地区。长期以来卫拉特各部的盟主由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后来日益强大起来的准噶尔部迫使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徙到了伏尔加河流域。

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建立后就利用蒙古内部的分裂格局与科尔沁等部会盟、联姻。1593年蒙古科尔沁部明安和喀尔喀部劳萨与努尔哈赤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1619年明朝大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后金的现实使明朝和蒙古这对宿敌看到了新兴的后金的力量,于是作为当时的漠南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宗主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随即邀约了喀尔喀五部配合明朝协防铁岭,然而由蒙古和明朝组成的联军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就连蒙古军队的主将齐赛诺延都成为了女真人的俘虏。

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成为蒙古诸部中率先臣属于后金者。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这一时期后金对蒙古诸部采取政治安抚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与归附自己的蒙古部落进行会盟、联姻,而集中主要精力打击身为漠南蒙古各部盟主的察哈尔部。后来的孝庄太后和她的姑姑哲哲皇后以及姐姐宸妃海兰珠都是在这时嫁入后金宫廷的。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讨伐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彻底统一漠南蒙古诸部并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次年皇太极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清,他自己则由大汗改为皇帝,此举标志着皇太极正式以汉法构建自己的国家,应该说此时他已有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意图。1644年清王朝入关问鼎北京,就此建立起涵盖满、蒙、汉多民族大一统帝国。然而这一时期归附于清王朝的蒙古人主要是内蒙古(漠南蒙古诸部)。

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被征服的漠南蒙古诸部一直与清皇室保持着联姻关系,同时漠南蒙古诸部也被纳入了清朝盟旗制度管辖之下。相比之下外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西蒙古(漠西卫拉特蒙古)尽管名义上也臣服于清王朝,可实际上并没真正归顺入疆。当时的外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和车臣汗部这三大部落。尽管这三大部落同属漠北喀尔喀蒙古,不过彼此之间也是战乱不断。漠北喀尔喀蒙古比起漠南蒙古诸部距离北京城更远且毗邻俄罗斯边界。

这种独特的地缘区位使其同时受到漠南蒙古、准噶尔部、西藏格鲁派以及俄罗斯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清王朝对其的控制力度始终不及漠南诸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在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下归附清朝。两年后康熙率兵十万御驾亲征噶尔丹后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与外蒙古诸部进行会盟。外蒙古诸部在准噶尔部和东进的俄罗斯势力的双重压力下也希望得到清王朝的保护。康熙与外蒙古王公在多伦会盟后取“江河入海和万宗归一”之意在当地建立“汇宗寺”。

从此外蒙古通过条约的形式正式纳入清王朝的版图。在此之后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主要采取政治上的会盟以及推行喇嘛教等措施加以控制,从而使之成为防御沙俄的屏藩。有清一代很少实施专门针对喀尔喀部族的军事行动,而是以政治争取、宗教笼络作为控制漠北喀尔喀诸部的主要手段,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绥服模式。与此同时清朝通过在漠北地区推行黄教实现了对漠北喀尔喀诸部的精神统治。1733年清王朝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漠北蒙古。

漠西蒙古中的准噶尔部在驱逐土尔扈特部后又向东压迫杜尔伯特部,从而迫使其内附于清朝。日益强大起来的准噶尔部取代和硕特部成为了卫拉特各部的盟主,而老盟主和硕特部则被准噶尔部赶到了青海。准噶尔部又击败哈萨克人,翻过天山征服回部诸察合台汗及伊斯兰教派白山派与黑山派,此后飞兵拉萨凌摄西藏,终于建立起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全盛时期的准噶尔汗国疆域北接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上游,南到西藏阿里地区,西包巴尔喀什湖,东至蒙古萨彦岭及色愣格河流域。

这一时期的准噶尔汗国疆域面积达到了七百万平方公里。准噶尔部的强大已威胁到了清王朝西部疆域的安全,从而为从康熙到乾隆长达70余年清朝-准噶尔战争埋下了伏笔。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军才成功攻克伊犁并俘获准噶尔大汗绰罗斯·达瓦齐。此后准噶尔部的阿睦尔撒纳一度举兵叛乱,但于1757年被清军平定。至此准噶尔汗国彻底灭亡。1771年当初被准噶尔部逼迫西迁的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伊犁。清政府将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分别安置于今巴州区域和额济纳。

明清之际蒙古分为众多部落(蒙古语称为"艾马克"),部落首领为"部长"(鄂拓克)或"汗"。清王朝为笼络蒙古人共同压制汉人提出了所谓“满蒙一家”的旗号:有清一代皇室与蒙古王公之间的联姻从未间断,蒙语和满语、汉语一样是皇族宗室子弟必须学习的,从皇太极起每一代清朝皇帝都有一个蒙古式的大汗称号。皇太极的蒙古汗号是博格达彻辰汗、顺治是额耶尔札萨克汗、康熙是恩赫阿木古朗汗、雍正是纳伊拉尔图托布汗、乾隆是腾格里特古格奇汗......

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一直想方设法维持蒙古诸部的分裂局面,因为统治者担心蒙古诸部重新联合成为统一的武装力量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号称“满蒙一家”的清朝统治者要对准噶尔部赶尽杀绝的原因——因为准噶尔部的强大已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挑战。清王朝为了维持蒙古诸部的分裂局面就依照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对蒙古各部进行盟旗制改造: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也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封建主的世袭领地。盟作为旗的会盟组织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

清朝对蒙古的行政治理机构分为自治和官治两种类型:所谓官治类型是指由中央派遣驻扎蒙古各地的将军、都统、大臣等;自治类型是指盟旗制度下蒙古诸部的札萨克组织。清朝在蒙古各要地设置驻防将军大臣以监控和统辖各盟旗。清代蒙古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包括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等部。内属蒙古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员治理,这与内地州县的治理形式大体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这实际上处于一种半自治状态。

翻开今天的中国地图时只要把目光投向辽阔的内蒙古自治区就会发现一连串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地名:阿拉善盟、正蓝旗、陈巴尔虎旗、东乌珠穆沁旗......内蒙古自治区下辖的各次级行政区中既有和内地省份一样的市、县,也有充满自身地方民族特色的盟、旗。如今内蒙古的盟是一种地市级行政单位、旗则是县级行政单位。这与清代旨在分化监管蒙古各部的盟旗制已不是一回事,不过盟旗的名称的确来自于清代内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

明清时期众多的蒙古部落中最具知名度的可能就是察哈尔、准噶尔、土尔扈特、科尔沁四部。察哈尔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曾作为漠南蒙古各部的盟主在明、清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第三方角色;准噶尔部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与清王朝争锋长达70余年;土尔扈特部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从伏尔加河流域一路克服艰难险阻东归故国;科尔沁部之所以出名则是因为诞生了孝庄太后。事实上科尔沁部是蒙古各部中最先归附清朝的,所以也是与清朝皇室通婚最多的一个蒙古部落。

现在很多清宫剧中皇子阿哥的福晋都来自科尔沁部。这点基本上还是比较符合史实的。晚清时期的一代名将僧格林沁也出自科尔沁部。历史上科尔沁草原是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的领地:当时成吉思汗把合撒儿分封在今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流域呼伦贝尔大草原、外兴安岭一带的广袤土地。科尔沁草原地处内蒙古东部的大兴安岭南坡、松辽平原西端——即从大兴安岭到松辽平原。这一地区在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地图上包括整个兴安盟和通辽市的一部分地方。

科尔沁草原位于北纬42°5′~43°5′ 、东经117°30′~123°30′ ,地处西拉木伦河西岸和老哈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北邻呼伦贝尔草原、西接锡林郭勒草原的科尔沁草原面积约4.23 万平方公里。如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就耸立在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科尔沁位于日新月异的环渤海经济圈,处于华北、东北两大经济区的交汇地带,扼华北、东北之咽喉,联京津冀、黑吉辽之枢纽,因此素有"七省通衢"之美誉。科尔沁草原如今大部分已变为农耕地以及部分沙地。

手上有十几件明清时期的玉器?

1.地摊,各地古玩集市的地摊,能卖多少钱全靠你遇到的人跟你自己玉的品质。

2.古玩城古玩店老板,他们的货基本上都是收购来的,你得让利给他们。

3.文物商店也收购,价钱由品质决定,但也不会太高,别人也是做生意的。

4.典当行,有些典当行也收古玉,可以试试。

5.博物馆收购,如果你的玉符合他们的标准。

6.拍卖,如果品质高、有渠道,送拍还是靠谱的。

7.网上出售,挂网上,等人来买。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件事的原委我来说一下:

一、 政变的发生

1924年10月23日,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附近激战,吴佩孚亲自督战接二连三受挫之际,参战的直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与任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任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倒戈回京。

首先派兵接管全城防务,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并强迫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此即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

这场军事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冯玉祥(1880~1948 年),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其父为清末旧军小军官,从小随父在保定长大,16岁人淮军当兵,后转投北洋新建陆军,1909 年升为管带。1911 年参加滦州起义,事泄被撤职。

1912 年在其舅父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中任第二营营长,后升为警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又升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改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7 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

段祺瑞主政后,曾抵制其派往南方“援闽”“援湘”,并因 1918 年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而被段免职,后经曹锟再三保荐才被派驻常德兼任湘西镇守使,1920 年调驻河南,次年入陕西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

1922 年率部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赶走了赵倜而接任河南督军。同年 11 月调任陆军检阅使。

二、政变发生的原因

冯玉祥原属直系,是吴佩孚的部下,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吴,发动了北京政变,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

首先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冯与吴之间争权夺利发展为严重的利害冲突。

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战功而升任河南督军,但吴驻节洛阳,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对冯异常歧视并进行压制。冯初到河南时,只有第十一师1 个师的兵力,接着他便扩充了第七、第八和第二十五计 3 个混成旅。吴对冯实力的增长深怀疑忌,于是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让曹锟免去冯的河南督军,而由吴的亲信张福来取而代之,强迫冯出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这样一来,调驻北京南苑的冯玉祥即丧失了地盘,又失去了兵源和财源,就是从河南开拔时吴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的 20 万元饷项也没有兑现,致使冯部的饷项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冯玉祥深知吴的用意就是置他于绝境,使他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再有当年直系驱迫黎元洪下台之时,冯玉祥承旨发难,以重兵围困公府,逼黎退位,其后曹锟则正位总统,以言翊戴,冯实出力不少。而事后行赏,诸将尽得实惠,独冯为吴佩孚所扼,未得实利,而逼宫恶名,又归之冯。

因此,冯对曹锟心怀不满,对吴佩孚更是恨之入骨,而曹锟的军需处长李彦青对冯部的饷械多方克扣,也增加了冯除李而后快的决心。

其次从外部情况看,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前后,全国人民反对曹、吴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三,孙、段、张结成三角同盟联合反直,战前就派人与冯玉祥加强联系,冯亦不断地与孙中山以及奉系张作霖信使往还,冯还秘密地得到奉军的一些军事补给而同奉张达成互不交战的默契。除此之外,日本派遣黄郛对冯玉祥进行游说,对冯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以倒戈相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政变的过程

当时,冯玉祥的实力大体是:第十一师以及第七混成旅、第八混成旅、第二十五混成旅和骑兵、炮兵各一团,兵员大约有 2 万余人。第十一师师长一职由冯玉祥亲自兼任,而第十一师下辖的第二十一旅旅长为刘郁芬、第二十三旅旅长为鹿钟麟,第七混成旅旅长为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为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为宋哲元。这五个旅长时有“五虎将”之称。

其中,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京东的通县外,其余均驻在北京南苑。在吴佩孚以北京政府的名义声讨张作霖而揭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帷幕前后,冯玉祥部即着手备战。

为了发动这次政变,冯玉祥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为了补充兵源,就积极招募新兵,随后便在南苑进行集中训练,并以部将张维玺主其事。冯将其所属的部队集结在南苑,对兵员和武器进行一次总检查,多次对官兵进行训话,以提高战斗力。同时,特别是秘密地联络被吴佩孚认为是“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弄掉” 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以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的孙岳等人,与他们暗中达成协议,获得他们“竭尽力量相助”的允诺,相约待后见机行事,这就在直系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冯为首的潜在的反对曹、吴的力量。

而且冯特意事先向曹锟推荐任命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的职务,预作内应。对此,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一书中曾专章叙述“首都革命”的前后情况,他说:

“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暂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军分三路进攻,直军亦派三路迎敌,吴佩孚令冯玉祥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冯说:

“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境。但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

冯提到的胡笠僧,就是胡景翼,胡字笠僧,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 1922 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任胡为陕军第一师师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曾随冯军一起参战。而吴佩孚的这一安排,更坚定了冯倒戈相向的决心,加之这时段祺瑞又派人给冯送来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不赞成打内战,并希望冯玉祥对贿选政府有所自处。

随后,张作霖亦派代表见冯,告之“只要推倒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同时,张还出钱百万,以供联络冯之用费。冯当即对奉张代表表示: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倒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冯玉祥在与皖段、奉张暗中联络,又与胡及其部下岳维峻等人进行策划的同时,制定了两套计划:一是如果吴佩孚打赢了这场战争,冯等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拦截吴军,不让其回到关内来;一是吴佩孚若受挫吃了败仗,冯等则回师至京发动政变。

是时,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即秘密给胡景翼去信,让其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吴佩孚在前线作战的情报。当冯探知吴在前线作战失利的确讯后,立即抓住时机,命胡景翼马上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及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止吴佩孚的军队西归;同时,冯命其驻在密云的嫡系将领鹿钟麟率部日夜兼程返回北京,会同部将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一同入城;同时又命另一嫡系将领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京郊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以断吴佩孚的后路;另外还命令已抵达承德的部将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期班师。

10月22日,鹿钟麟到达北苑同冯军的兵站总监蒋鸿遇等相见,共同研究进京计划,决定当日晚 8 时即率部由北苑出发,12 时准时抵达北京安定门下。此时,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早已接到冯的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部队入城。23日,冯玉祥到了北苑,并同随后赶到的胡景翼、孙岳等人于次日召开会议,研究军事,政治问题,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以维持时局。

同时,议决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当即决定由冯玉祥出任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分任国民军第二、第三军军长,继续指挥对直军作战,并决定“曹锟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曹提出三个条件:

(1)下停战令;(2)免吴佩孚本兼各职;(3)请曹自动退位。

这时,国民军已经接管全城防务,并派兵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遣散了总统卫队,把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大总统曹锟被囚后,颜惠庆内阁于 24 日提出辞职,一时中枢无主,冯敦请颜留任未果,转而请王正廷组阁又未被接受,最后冯只好请老朋友时任颜内阁教育总长的黄郛出组摄政内阁。11 月 1日摄政内阁正式成立,由黄郛充任内阁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总长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郛(蒹)

海军总长陆军总长司法总长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

农商总长王迺斌

教育总长易培基

参谋总长李烈钧

这个内阁奉系要员只有王永江,因故张作霖非常不满,王亦不肯赴京就职。而各国驻京使团也不欢迎,致使黄郛宴请外交团,因外使拒绝赴宴而作罢。后冯玉祥、张作霖等几经协商,共同决定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于 11 月 25 日正式就职。

而老奸巨滑的段祺瑞当上执政以后,深知自己已无兵权,于是便凭借张作霖来扼制冯玉祥;假若没有冯军,段又必然受制于张,甚至能危及他的执政宝座,为此,他对冯略施抚慰手段,以满足冯保存实力和扩大地盘的心愿。就当时各派实力而言,在曹、吴被推倒之后,北方已无人能同张作霖的力量抗衡,这样,北京政权实际上就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四、溥仪被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做了一件轰动国内外而又名垂青史的大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他认为:“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溥仪(1906~1967年),为清朝逊帝。辛亥革命之际,袁世凯在挟制溥仪退位的过程中,曾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与清室议定了一个列有八款的优待条件,承诺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民国还要“以优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元的款项,仍由国库照拨不误,帝室“暂居宫禁”,嗣后移居颐和园,执事人等“照常留用”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等等。

因此,当时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内的清朝的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这个小朝廷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仍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是国中之国,以致于1917年7月,张勋、康有为等人在京城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把 12 岁的废帝溥仪拉出来再次登基。不过,时过境迁,复辟已不得人心,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中,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抓住时机,立即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使溥仪仅仅当了12天的皇帝,再次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冯玉祥早年就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异常不满,辛亥革命时他就参与策划滦州起义,后来又亲身参加讨伐张勋复辟,这次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吴的直系政权,控制了北京政局,于是他便提请黄郛摄政内阁讨论驱逐溥仪出宫的问题,以实现他的政治宿愿。

经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便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修改后的条件大体是:永远废除宣统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由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并特支 200 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溥仪即日移出禁宫,可自由选择居住,政府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保护;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所有。同时,决定由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名流李煜瀛(字石曾)前往故宫执行。

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协商,决定带领军警各 20 人,一齐到故宫执行任务。事先按鹿提出的两个步骤,即先由鹿出面迫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刻迁出故宫,然后由李煜瀛主持进行清室善后事宜。是日上午 9 时 ,由鹿钟麟携带摄政内阁阁揆黄郛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煜瀛由警备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后随载有军警的卡车两辆,直趋故宫神武门。先将守卫故宫的警察缴械,继又将清室警察卫队约 400 人全部缴械,令其听候改编,并到军机处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起来,令其派人传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自由行动。

随即传见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限其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去帝号,迁出故宫,派员移交各项公私物品。经过紧张的催促,并在国民军的威慑之下,绍英人告溥仪终于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即日迁出故宫,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亲王府。随后,鹿钟麟令警卫部队开进故宫负责守卫;李煜瀛也命预先准备的接收人员入宫开始执行接收工作。

溥仪被逐出宫的消息传出后,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对冯玉祥的这一革命行动既有严厉的谴责,也有热情的祝贺。北洋军阀、达官贵人大加非议,段祺瑞为此还致电冯玉祥,责备他“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而张作霖亦有同感。

对此,冯氏亲拟了电稿,针锋相对地予以严厉批驳,他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与此同时,英、日、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一事件也异常关注,纷纷向北京外交部进行探询。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件大快人心之举,并于驱逐溥仪的第二天,即 11月6日,北京城到处悬挂国旗,以示庆祝。

冯玉祥派兵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命其永远废除帝号的举动,是冯氏在北京政变之后做的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连根拔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也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竞之功。

为此,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予以极高的评价,并特致电冯玉祥,称“执事鱼日(6 日)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在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五、政变的评价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政治地位为之一变,军事力量大增,即从原来仅是直系一名师长,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从掌握一师的兵力进而扩充为拥有 6 师 8 万人的实力,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派胡景翼率兵进袭洛阳,取而占之。派孙岳率部赴保定,缴了曹锟嫡系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械。他派嫡系部队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冯部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在杨村附近与吴的残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吴部不支,全军覆没,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终使吴兵败南逃。

应当说,当时冯玉祥在军事、政治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从北京政变的全过程来看,政变不过是军阀内部变乱而进行的一次倒戈活动,绝谈不上是一次革命,这从政变的结局又把早已下台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捧为北京政府的首脑,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难怪孙中山说“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但是,对这次政变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应客观地予以充分肯定。

首先,它毕竟推翻了被全国人民唾弃的直系军阀曹、吴政权,从而使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更为孤立,使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处于分崩离析之状;

其次,他对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冯玉祥没有履行迎孙中山北上从政的诺言,然而他邀孙北上至京,就扩大了孙中山与革命的影响,对推动北伐的进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从而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第四,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对后来的北伐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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