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结婚证词正确读音,文字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民国的结婚证词正确读音，文字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接前文：《文字源流》专题 《文字属性》专题
基于《文字源流》、《文字属性》的专题讨论，重新审视所谓文字定义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关于文字的字词、关于文字之名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嬗变，关于文字的内涵和外延等等，都是清晰的。盖因近世文化思想之混乱，致使发生文字定义争论。就文字的定义问题，《文字定义》专题分为两篇文章做以论述：
《文字定义》专题之一：文字定义之淆乱
《文字定义》专题之二：文字之重新定义
《文字定义》专题之一：文字定义之淆乱
一、传统文字定义
前说書、契、名、文、字，皆为文字之名，作名词指称书写于简纸之文字；作动词指书写言事之行为。事本简明，古人通达，故先秦诸子不劳烦言赘语、析述深说。汉儒琐细，好作训释，故入汉以来，文字之诠释渐多。
汉刘熙《释名-释书契》：“書，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庶物，即万物；“紀，记也，记识之也”1；谓文字乃记录、识别万物者。著，明也、表也、标注也，即书写之义；谓书作动词，书写于简纸以便传留。
汉许慎《说文-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先说文字造作之法，次说文字取象万物之本质特征，以及文字相生相益之理。许氏又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说文字之功用：其为思想典籍之根本（经艺之本）、宪章制度之基础（王政之始）、文明传承之所藉（所以垂后）、文化赓续之所由（所以识古）。末句引《论语》，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字乃人类认知世界之本，故君子重文字、必正名。所谓“知天下之至赜（賾，深也）”，即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体系，文字为其统纪则条分缕析而不乱。《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2末句阐明了文字与世界的同一性和系统性。
唐《玉篇》“世谓苍颉作书，即黄帝史也；象形、指事、形声、转注、会意、假借，此造字之本也。书者著也，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所以明于万事、纪往知来也，书之如也。”说如许氏。“所以明于万事”，谓文字识别、命名万物之属性。
唐张怀瓘《书断》曰：“夫文字者，总而为言，包意以名事也。”3同样申说文字识别、命名万物之属性。
陈澧《东塾读书记》曰：“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未有文字，以声为事务之名；即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陈氏首句、末句皆言文字识别、命名万物之属性。中间数句，论语言与文字关系：人见事物，心必有意，达意之道，先为语言；因语言不足超逾时空，故达意以文字。
上举各时代之文字诠释，可知所论一脉相承。此外至少到晚清，研究文字的学者数以千百计，很少有人讨论文字为何物。也就是说，文字本来不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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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世定义之淆乱
晚清朝廷腐败，国民孱弱，列强入寇，瓜分豆剖。虽有民国新立，但颓势未改，不得平等于世界。遂致五四潮起，文化崩坏，新进留洋青年擅场，以西学压中学，以白话代文言，新说竞出，译风炽盛。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在说“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不数年索氏语言学传入中国，文字则成了语言的代表，文字为口语记录之定义，渐浮现于书刊。4又不数年则喧腾众口，成为学术主流意见，其速也如此。
前说这样的定义来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1916），他的基本意思是书写的语言符号Sign of Written Language是用以表记口语Spoken Language的，是口语的附庸。民国译者转译为“文字是口语的记录”，并且进而发展为“汉字是汉语的记录”，是极大的错误。此分说如下。
A.误将专论作泛论：索绪尔原书有一个郑重声明：“Our survey here will be restricted to the 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system in use today, of which the prototype is the Greek alphabet.5（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语符系统，特别只限于今仍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型的系统。）”这表明索氏划定了一个狭窄的对象目标，所有论说是对这一特定对象的专论。就其专论之对象而言，索氏之论不误。但希腊字母之语符系统，毕竟不代表所有语符，更不代表文字。译者没有前置索氏声明，将专论变泛论、将个别滥用为一般，犯有偷换概念的形式逻辑错误。
B.误将语言、语符作文字：索氏用词，语符、口语都是语言，Written Language和Spoken Language，都是 Language，是语言的不同形态而已。索氏轻薄语符、重视口语，其说语符表现口语，正如人脸照片表现人脸，人脸要比人脸照片丰富得多。索氏表达式相当于“语言表现语言”，或“语言记录语言”，这符合西语实际。但中国译者将Written Language译作文字时，即混淆了语言、语符和文字的不同概念。语言、语符和文字不是同一概念，语言是声音符号，语符是声音符号的书面化；文字是视觉符号，是客观对象的符号化。文字与语言、文字与语符，皆不可通译。强行通译、混用，就是指鹿为马。鹿、马之实各异，故其名各异、其字各异。名实相考，必求其实是，这是中国自春秋以来的强大学术传统。文字、语符、语言各有其实，必当各有其名。以中国文字之名指代希腊语符之实，此即当年一辈崇洋青年学养不足、见识昏乱之弊。
C.放大了索氏的局限性：索氏虽声明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但是既然要将语言上升为学术，应该对世界其他语言有一般性的理解。恰恰这方面的学养缺陷，被移译其书的中国学者放大了。实际较早或同时的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和弗洛伊德（1856-1939）等，都要比索绪尔博学、深刻得多。黑格尔早就指出：They （Chinese）have, as is well known, beside a spoken language, a writte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express, as ours does, individual sounds－does not present the spoken words to the eye, but represents the ideas themselves by signs.6（“中国除了口语之外，还有一种‘书写文字’，后者和我们的书语（语符）不同，它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即不是把口语音声记录下来，而是用符号来表示其观念本身。”）弗洛伊德则富有见地的指出“ these latter （Chinese writing）were originally designe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understood, no matter what ways or means they had to employ.7（中国文字原本为表达思想而设计，而不限于词性及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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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等对中国文字的了解，来源于莱布尼茨（1646-1716）等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黑格尔本人不能理解这些“伟大先驱”为什么如此称赞汉字超越口语的显著优点（great advantages），他认为不能忠实记录口语恰恰是汉字的缺点。8毕竟，黑格尔没有研究过中文。莱布尼茨晚年一直在探索，借鉴汉字直接关联客观对象以表义（represents an idea directly）的方式，为欧洲创制一套真正的文字（real character）。虽此念未果、壮志未酬，但他借鉴八卦二进制的研究成果，却奠定了现代计算器技术的基础。
D.定义缺乏证据：说“语符为口语之记录”，是符合事实的、有充分证据的。而移译作“文字为口语之记录”，或论作“汉字是口语之记录”，则民国以来之译者、论者，从未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证据。汉字在四千年时间里、在亚洲大陆及近海国家广泛使用，其间口语万千种且与时俱变，汉字在造字之初、孳乳之期，是如何记录口语的？是记录何时、何地之口语的？是以何种方式记录口语以成文字的？即便数量本身很少、用字频次很低的拟声字，也难以为证。这种不讲证据的治学方式，已经游离了中国传统治学精神，即名实相考、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严谨态度。盲从迷信之风，今仍炽盛，如有论者翻出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另作文字定义之证词。其人未知，所谓亚氏之书，皆千年以下之伪作，本身荒漫无据，遑可转为它事之证。
E.定义传误之滥觞：“文字是口语的记录”，最初只是对索氏的误译。滥用至“汉字是汉语的记录”时，其所引发的不仅是概念、定义的混乱，而且导致学术门类、学科分类方面的混乱。在这个定义下，文字是语言的附庸，索氏曾言：“语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描写口语”9，其所论也许适合西语西文，但并不适合中国文字和语言。民国新派学者对中西两方面学术并无真切研究，但却在中国迅速创制了语言学、文字学等概念，而将文字学置于语言学下，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有这些所谓现代化、科学化改造，都是以西语为蓝本，没有更多考虑中国文字的特质和历史，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在近世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大潮下，不少人将西方语符的定义套在中国文字上，将中国独有的、悠久的、体量庞大的文字之学（传统小学），放在历史短浅的语文学或语言学下，虽无理据但来势汹涌。
由移译定义之滥觞所致，极大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样貌，也随年复一年语文课的开设，极大的影响着现代国人的文字水平。
接前文：《文字定义》专题之一：文字定义之淆乱
文：默公
《文字定义》专题之二：文字之重新定义
近世关于文字定义的争论和混乱，是个很大的问题；古人对文字的阐释虽简明，但古人已不能起而言之；此外，今人也不习惯古来简明意会方式。这些情况，迫使我们有需要以今语形式重新详尽定义文字。此试说如下。
文字定义：
文字是对一般事物识别、命名的认知符号体系。文字是在语言、语符之上形成的形、音、义叠加的高级达意符号。文字是与广域文明同步孕生的，经由系统创制和历史积淀成熟的，经由普遍敎育和大量典籍存续的。
定义解释：
第一句为一般定义，定义文字的性质：
“文字是对一般事物识别、命名的认知符号体系。”
“事物”：是指客观对象，包括客观存在的物体、事情、状态、活动、过程、关联等。某些对象，纵然是存在于人类主体本身（如人类喜怒哀乐等情绪状态），一旦作为文字之对象，即外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
“一般事物”：是指区别于个别事物、具体事物的类属概念，如口字，初文取象于人之口喙，本义即人口。但一经创制，即被抽象为（引申为）一般的口（包括各类之口），而具体的口则是由文词描述的（如虎口、门口、山口）。
“识别”：是文字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一，文字基于对事物的基本认识，抽象出其可区别的特质、特性，使万物由以相别。如窗、門、戶三字，同指建筑之孔道，已区别于建筑的其他组件。但三者何别？窗指空气、光线进出之孔道，门户为人物进出之孔道。門、戶又何别？单扇曰户、双户曰门。茫茫宇宙、般般事物，其名物相别若此。
“命名”：文字是事物的名称，是人类给事物命名的工具和结果。有物必有形，有形必有名，有名必有字，故周秦以名言字。在文字符号系统里，这个名称虽是给定的，但却不是任意的、随机的。例如觚，从角瓜声，本为商周时期有角之仪礼酒器，其角为四、六、八不等。而至春秋无角亦称觚，故孔子叹曰“觚不觚！觚哉！觚哉！”1。因物有角，故字从角，今无角何能称觚？故夫子叹焉。名实相考，名必符实，必须有客观理据，否则需正乎其名。从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即多作名实之辩，毕竟文字、概念、范畴是思想的基础。到战国后期邓析、惠施、公孙龙等标帜名家、形名家，专作名实之辩，为中国文字学、逻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认知”：识别和命名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活动，并且只有经过复杂的认知过程，方能精准有效的识别和命名。从认识方法论角度说，汉字取象法及多重命名法，对文字符号形成有重要意义。取象法即象形、象事、象声、象意，撷取客观对象的特征、特质，以为文字之构造（四象与六书原理相同）。如前说書字，从聿从曰。聿象以手持笔，曰象口有所言；二者会意以笔言事，得書文字、文言之义。多重命名法是为对象命名的方法，通常考虑对象的类属关系，加以双重命名和多重命名。如鉤字，是对钩器的命名，从金表示材质，从勾表示器形，此为双重命名。此法到十八世纪被瑞典林奈重新“发明”，以两个拉丁文语词分表对象之种属关系以命名动植物等。
“认知符号”：这是对文字的定性。文字属于符号，符号为人工抽象之造作，用简明方式指代较复杂的对象（参看《說文敎本》上编符号导言）。文字是凝聚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符号。文字创制时即蕴含了对事物的丰富认知，如鹽字从鹵从監，卤在皿中（小篆）或灶中（楚简），凝聚了盐自卤水煮出的原料、工艺认识；監则象人俯视，鹽字从監凝聚了监视不同矿物析出点和结晶点的工艺认识（参见《說文敎本》上编鹽部鹵部）。每个文字符号形成以后，又变为认识的存储器，将后世不断丰富的认知装载其中，顺着本义不断引申凝聚。
“符号体系”：文字是客观世界的映像，是对客观事物识别和命名的认知符号，因世界是一个存在关联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体系，故而文字符号也是具有关联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符号体系。这就是文字与世界的近似性或模糊的同一性。我们学习文字重点，应在文字的关联性、整体性上（而不是记背笔划），这同时也是对世界形成总体性认识的过程。
第二句是补充定义，定义文字的功用：
“文字是在语言、语符之上形成的形、音、义叠加的高级达意符号。”
“达意符号”：从功能、功用角度说，语言、语符、文字，皆达意之具，人类藉以表达意思、转达意向，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此功能上，文字与语言、语符一样，同为表意符号。但达意还有另一种意义：与己达意、为自己厘清自己的意思，即心脑中的思考、思想、筹划、谋算等。在这个功能上，文字比语言、语符效能要高、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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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语符之上”：作达意之具的语言、语符、文字，是三种不同的符号形态：语言为音声符号，口耳相传，转瞬即逝；语符为记音符号，依附口语，相与流变；文字为事物之认知符号，映像世界，超越口语，自成文言。由此文字，古人可以垂后，今人可以识前。三种符号发育次第有序、步秩有阶。文言超越语言。
“形、音、义叠加符号”：人类迄今为止创造了各种符号：声音符号、语言符号、图像符号、数字符号、电子符号等等，一般都是单一符号。叠加符号，是指汉字区别于一般符号，为形、音、义三者叠加的符号。文字有形符，即书写形状，故视而可知、望而可识；有声符，即表音符号，故见之可读、听而可察。形符和声符又可单独或共同表义，义则为对象识别和命名之字义，故谓形、音、义叠加。这种叠加符号有效利用了人类多种感知器官，如字形用人眼目，字音用人口耳，字义用人心脑等。所以中国文字为人体感官共同运作之识别工具，是最复杂、最高级的符号系统。
第三句为文字产生及存续条件：
“文字是与广域文明同步孕生的，经由系统创制和历史积淀成熟的，经由普遍敎育和大量典籍存续的。”
“广域文明”：是指地域广大的文明系统，由于文字的产生需要复杂的条件和漫长的发育，所以狭小地域的文明，不足以支撑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存续。
“同步孕生”：是指文字与人类原始文明创造演化同步，是对初始创造之核心认知。如車字，藉轮而行故必有轮，藉厢而载故必有厢，今之汽车火车，仍不改其轮行厢载之要。占文字比例最大的名物字，都是随器物文明创造同步孕生的。文字是不可能到文明成熟后一次性造作的，否则必失其朴素之真。
“普遍敎育”、“大量典籍”：文字是不能脱离敎育和典籍孤立存在的，文字需要敎授和学习才能传承，需要典籍才有用例和意义。敎育是文字的传播工具，典籍是文字的承载工具。语言Spoken Language、语符Written Language 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在自然社会环境下，不需要凭借敎育和典籍存续。
“存续”：语言、语符、文字的存续期，是一个大时间尺度的概念。几十年、几百年算不上存续，至少应以千年为一个文字存续单位（存续期）。目前，人类历史上只有汉字的存在超过了一个存续期，经历了四个千年。但是汉语就不一样了，除了因文字制导保留了部分语辞外，语序、语法、语音、语调等，却未能超逾千年单位。幸而中国自公元前即有文字书、音韵书、训诂书传行于世，有专门学者专业从事研究，有广大读书人代代传习，所以上古、中古语音虽不可复现，但大略可知。这也就是前述普遍敎育和批量典籍对语言、文字存续的重要性。文字的可存续度，大致等于应用地域、应用人口、应用历史、应用典籍的乘积。
文字的产生和存续是有条件的，这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字十分重要。文字的产生有严苛条件限制的，是人类文明长期进化的产物。它不可能象语符那样在短期内创制。西方各国使用之语符，都是为立国之需要在短期内创制的，所谓一族一国、一语一文。今之朝韩、日本，在数年内将原来汉字注音符号（世宗字母、日本假名）改造作日文、韩文，也是为立国需要短期创制之语符。即便是最象文字的西夏文，其借用了汉字的造字之理和造字构件，但仍不符合文字产生条件，结果是皕年而亡，历史几乎扫平了其曾存在的痕迹。
以上对文字重新定义的八十字，未必是全面妥帖的，看上去比古人啰嗦。无奈，总不能让“文字是口语记录”这个错译而成的定义、这个指鹿为马的恶例，继续堂皇沿用，贻误子孙。让古老文明的汉字，去符合近世才有的西语定义；将积累悠久体系完备的文字之学，牢笼在浅近无根的西方语言学下，就等于让你祖宗长的和我孙子一样，这比指鹿为马还不讲理。故陆宗达晚年叹曰：“就让人感到别扭，对不上榫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发展历史，阐述这种历史时不可能、也用不着和其他国家相比附。”2又如唐兰先生晚年激愤地说“文字学永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文字学不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应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规律的，文字学是研究文字规律的，二者之间没有关系！”3在那个言必称希腊的时代，在美雨欧风强劲吹袭下，一辈老老实实做中国学问的学者，飘摇凄惶之状、挣扎吶喊之声，闻之令人心酸。
结语
实则，百年文字混乱，在历史上不过如白驹过隙。中国文字孕育之期四千年，通行之期四千年，历代字学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写就之典籍更浩如烟海、未可有穷。这个体量庞大的文明巨轮，以其远古洪荒之惯力滚滚向前。它将象以往一样，辗压一切废立更造的历史碌砾和褶皱，辗平一切变乱歧出的历史坎坑和断层。更何况，百代志士仁人继往续绝、光复旧物之精神，今犹在世；更何况，几辈生逢复兴崛起时代、不甘俯跪屈从之青年少年，将慨然出世。
注释：
1 语见《论语-雍也》。一说觚为书写之柧棱（见朱熹《四书集注》），非是。觚作木简乃后世借字，柧不关周礼，子不借字言觚。
2 陆宗达序朱星《中国语言学史》
3 《陆宗达文字学讲义》附录《唐兰先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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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是怎么死的？
戴笠是近代一位很牛逼的人物，他一手创立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前后为其效力的人多达三十万！他有四大超级绰号。
第一个绰号：杀人狂魔。戴笠的名字很有诗意，据说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但苇笠之下却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魔鬼。据悉，被戴笠盯上了的人，他和他的军统一出马几乎是在劫难逃。因此，世人到了谈“笠”色变的地步。1933年5月，刺杀了北洋军阀汉奸张敬尧；6月，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杏佛；1934年11月，刺杀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36年10月，刺杀斧头帮帮主、“暗杀大王”、抗日志士王亚樵……死在戴笠手中的人可谓数不胜数。第二个绰号：情报专家。戴笠不但以暗杀出名，而且学是精报专家。1928年二次北伐期间，戴笠为蒋介石搜集了大量的北洋军阀的军事机密，行踪遍及华北各地，令人叹为观止。到了抗战时期，戴笠最先收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在日军侵占广州时，他率先分析出日德将结盟的形势；1942年9月，他根据情报预测到日苏必将一战，因此密电建议“对美须速派大员”，进行联盟。最神奇的是，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夕，戴笠的情报网在鼓浪屿破译了日军的情报，并报给了美军海军部。只是可惜的是，当时目空一切的美国人竟然嗤之以鼻，结果遭到重创。
第三个绰号：“蒋介石的佩剑”。据悉，戴笠是唯一一个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见蒋介石的人，并且不需要任何人通报！
第四个绰号：最神秘的人。戴笠被美国杂志称为中国近代最神秘的人。
当然，就是这样一位牛的不能再牛的人物，也难逃劫难。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途经南京附近时，飞机撞在了岱山上，结果是4个字：机毁人亡。
戴笠死到底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人为？成了后人争议的焦点。
比如沈醉说戴笠当时想要顺道飞去上海看胡蝶，因为当时胡蝶回上海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然后和戴笠结婚，最终惨遭不测。同时，也有马汉三谋害戴笠的说法和蒋介石杀害戴笠的说法。
然而，真正还是随后展现出来。
1946年3月21日，军统少将沈醉专程来到了戴笠失事的现场，调查这一飞机坠毁事件。沈醉在现场和周边勘察后，得到了一个重大线索：一个鞘柄已经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九龙宝剑。
这柄宝剑的出现，为解开戴笠死因，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
原来，这柄九龙宝剑是当年军阀孙殿英盗取乾隆墓时得到的宝物，孙殿英将宝剑给了戴笠想让戴笠给蒋介石。而这戴笠拿到宝剑后，就将这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暂交给了马汉山保管。
1946年3月戴笠提审了汉奸、自称日本女间谍的川岛芳子以后，戴笠通过她和九龙宝剑得到了一个惊天秘密：马汉山曾经被日本人逮捕过，而且逮捕后，他出卖了军统！
川岛芳子还给了戴笠证据：马汉山卖了情报以后，把那把九龙宝剑送给日本人了。后来，这宝剑就在她手中。但她被捕前，宝剑又被马汉山搜走了。
戴笠自然知道川岛芳子再会撒谎，也编不出“九龙宝剑”来，因为知道这柄宝剑的人只几人而已。
因此，戴笠对于马汉山是叛徒有点信了，但老奸巨猾的他却并没有立马动手除掉马汉山，他而是向他索要回了九龙宝剑并预备带回交给蒋介石。
戴笠是准备将事情禀报头子蒋介石以后再做决议。
然而，马汉山眼见戴笠拿回了九龙宝剑，而且是在提审了川岛芳子以后，心知事情败露了，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戴笠与马汉山、陈仙洲、黄天迈等在天津机场话别后，马汉山就已下了干掉戴笠的决心。他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戴笠即将抵达的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1946年，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因此警卫并没有怀疑他，之后他便在专机上安放了炸弹。
随后，3月21日下午1时13分，当戴笠的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被引爆，失控的飞机一头栽到了岱山的山腰上……
戴笠死后两年零3个月后，军统毛人凤亲赴北京干了一件大事：秘密逮捕马汉三、刘玉珠等三人。并且很快秘密处决了马汉三、刘玉珠等人。
当然，“马汉山阴谋谋杀戴笠说” 虽然被采纳最多，但戴笠的死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目前还没有定论，还是一桩无头公案，真相有待专家们进一步破解。
一青年掌掴曾欺负自己的初中老师？
编者按：河南33岁男子20年后当街报复曾经教过他的教师已经被抓住了，真是大快人心。 他自己也发声说：“他自己有错，教师也有错，各分50%的责任”。
我也浏览了据说是他发在朋友圈的辩解文，大概一千多字，其中多数是自己的辩解，以及想寻求当年同班同学的证词。
谁对谁错，暂时不能定论，但是舆论一边倒的偏向打人的男子，足以说明现在社会的教育风气确实“雾霾重重”。这正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去探索造成这样的教育风气的本质原因的出发点。
退一步讨论，就算男子以前真的被其教师殴打，谩骂，侮辱，踢头部，扇耳光等等体罚是真实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令教师如此的粗暴呢？这个问题需要分析清楚。
20年，一切都已经变化，包括教师，学生（大多是80后），以及家长本身都已经已经变化得“面目全非”，20年前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理念跟现在的教育环境和理念也早已今非昔比。
从大的方面说，20年前的教育体制是传统的应试教育，第一部《教育法》在1985年起草，1995年才实施。可见，当时的教师还是以传统的封建时代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来教育学生，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观念，那时候被老师体罚的经历，80后体会最深刻。
况且，家长还非常的开明，学生在学校被老师体罚，回家要是被家长知道，还要再被打一次。当时家长的认为，一定是自己孩子在学校犯错误，才被教师体罚。所以，当时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也教师也没有没有“体罚”这一观念，家长和社会也都默认“体罚学生，是为了学生好”。
总而言之，当时的教师体罚学生被社会认可，也不会考虑体罚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小的方面说，学生被教师体罚的原因，固然有教师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学生本身的问题。无论怎样，一位教师无论品德多差，都不会去体罚一位勤学兼优的学生。
那位20年后还报复教师的男子，一定是在学校里很调皮，不遵守纪律，不写作业，甚至是挑战教师权威，就像我们熟称的“刺头学生”，这样的学生最令教师反感，这样的学生被体罚也很正常。
以上，我说的这些也仅仅是教师体罚学生现象的表面问题，并没有真正能够揭示是什么原因令教师体罚学生的真正本质。 据我猜测，导致教师体罚学生的本质原因为以下几点：
1，传统的教育应试教育理念的消极影响。2，教育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完善。3，教育体制特别是评价体系的不合理。4，职称制度的消极作用。5，家庭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风气影响。6，学生和教师本身的三观和素质问题。7，其他问题。
这里，我主要讨论的是，第四点“职称制度的消极影响”。如果说以前的教师是因为传统教育观念，和没有法律约束，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综合影响之下而体罚学生，那确实很正常，但是，因为职称的消极作用的影响不可忽略。
我们国家在1986年首次推行中小学职称评比制度，这个职称制度的施行是本意是为了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以及激励教师工作的一种荣誉制度，但后来职称制度和工资绩效奖金等结合后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在加上应试教育的考核评价的不合理，也就让教师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功利化的教育行为。
教师教书不是纯粹的为了学生学习到知识和文化，而是为了学生考得好成绩。学生考不好成绩，教师就不能评高级职称，也就没有相应的收入，工作热情也就被磨灭得消失殆尽，心情特别的烦躁。
再加上有些学生不遵守纪律，导致整个班级的成绩出现滑坡，他们也就成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眼里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教育教学中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加剧师生之间的矛盾，久而久之，那些不遵守班级纪律，经常屡教不改的学生就会被本已经为评职称而身影疲惫的教师体罚就不奇怪了。
可见，职称制度的不合理，教师考核评价的不合理等等因素加在一起是导致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无法消失的根本原因。教育改革除了需要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之外，还要取消职称制度，建立完善教育法，制定一个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只要解决这些消极因素，就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中，教师队伍的面貌，总体的师德师风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尚，也就不会再出现类似教师体罚学生，学生20年后报复教师这样本不该发生的事情了。
麟趾什么意思？
用诗歌来赞美《关雎》、《麟之趾》中所描写的爱情。
是民国年间结婚证上的证词。
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诗咏关雎，雅歌麟趾。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共盟鸳鸯之誓。此证！
《国风·周南·关雎》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首诗，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
《国风·周南·麟之趾》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赞美诸侯公子的诗歌。此诗以麒麟比人，祝贺人家多子多孙，且子孙品德高尚，如同麒麟。全诗三章，每章三句。三章回旋往复，反覆唱叹，通过视觉意象与听觉效果的交汇，营造出一种兴奋、热烈的诗情画意
晚清四大疑案之刺马案的真相是什么？
“刺马案”是指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元1870年8月22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返回督署的路上被刺客张汶祥所杀。
但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动机成迷，更重要的是他在刺杀得手后居然不逃跑，甘愿受死，故而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很多野史、民间传说都把这场刺杀案归结为马新贻的原罪，即他的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和结纳权贵得来的。
戏说他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只是在“剿匪”过程中被“匪徒”俘虏后，和“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然后通过一系列收复失地的演戏，欺瞒朝廷后爬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
只是他做了大官，飞黄腾达，不但把来投靠他的一群兄弟戏弄了一番，居然还欺凌了拜把兄弟的妻室，又诱杀了拜把兄弟。
而张文祥是马新贻的拜把兄弟之一，有幸逃离了被害的命运。为了报这口恶气才策划了惊天大案，刺杀马新贻！
当然，这种戏说只是民间好事者对朝廷隐晦的好奇，继而在茶前饭后的调侃！
汪郎认为马新贻被杀，根本不是什么背叛兄弟，诱奸兄弟妻室引发的血案，而是湘军集团对清廷任命非湘系或和湘系没有关联的两江总督人选的不满，继而收买张汶祥刺杀了马新贻，然后通过民间戏说的力量污蔑、歪曲马新贻的名声，保证湘系在两江的利益！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两江就被视为湘军的地盘。即使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也有能力攻克南京，但最终还是由湘军曾国荃完成了这项贪天之功！
在当时的士人眼里，只有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才能完成这最后的一脚凌门。 湘军攻克了南京后，曾国藩的威望就达到了顶峰。但是这对于清廷来说，数万能征善战的湘军威胁太大了，如果不撤裁如何睡得着！
等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捻军也被镇压下去以后，湘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何况两江对于清廷来说太重要了。洪秀全攻克南京就能和清廷划江而治，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信仰导致其和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相违背，引发了天下儒士的群起反对，清廷恐怕早已被推翻了（曾国藩出湘镇压太平军，不以保大清为口号，只以保儒家为口号）。
如今控制两江的是曾国藩，他本身就是一位大儒，加上他攻克南京后就更被视为拯救儒家的领袖。
最让慈禧担忧的是，清廷已经没有可以防卫汉族官僚突然发难的军事力量，因为咸丰时期的京畿守卫军统领僧格林沁已经战死在缴杀捻军的战场上，所以湘军的去留就成为慈禧太后的一块心病！ 她必须选一位和湘系没有任何直接利益，而且战功也很彪悍的官员插入两江，从而对湘军进行分权和监督的作用，这个人就是马新贻！
为什么不是李鸿章？因为此时的李鸿章还没有真正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慈禧的眼中，李鸿章的淮军虽然也能打，但他本人是曾国藩的学生，也是曾国藩扶持起来的，无论如何都和曾国藩脱离不了干系（在儒家道德体系下，师生的关系一般都是最牢固的政治同盟）。
马新贻的履历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他是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进士。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后，时任合肥知县的他就开始组建团练抵抗太平军！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马新贻又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攻打已经被太平军占据的庐州府巢湖县、盛家桥、三河镇、柘皋以及庐州府，以功升为庐州知府，赐花翎。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马新贻因为在庐州对抗陈玉成的太平军时战败，被朝廷革职留任，第二年就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去了。
而他再次出山时是在咸丰十年和十一年间（公元1860年~公元1861年）由钦差大臣袁甲三和巡抚翁同书相继保举、推荐下完成的。
也就是说马新贻根本不可能通过和“匪徒”结拜，以及通过和“匪徒”的演戏获取清廷的高官厚禄！ 他重新复出后，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跟随袁甲三在寿州吴山庙击败太平军后，因功加按察使衔，署理安徽布政使；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马新贻由安徽按察使正式升任安徽布政使。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马新贻改任浙江巡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安徽为官，而此前浙江属于湘系的势力范围（左宗棠刚收复浙江不久）！
所以马新贻从担任合肥知县镇压太平军开始，一直到出任浙江巡抚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都在安徽独立进行军事活动。无论是镇压太平军还是捻军都和曾国藩的湘系（包括李鸿章的淮系）没有任何瓜葛，顶多就是战场上存在一些重合而已！
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投靠湘系，因为他的荣誉都是清廷给的，所以他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清廷！
清廷卸磨杀驴的举动自然会遭到湘系的不满，因为清廷没有实现此前咸丰攻克南京封王的承诺，现在又对两江横插一脚，自然引发了曾家或者说湘系的反弹【汪郎认为应该是曾国荃主使，赵烈文策划，李鸿章参与其中（马新贻之前的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此时的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结果：
刺马案后，两江总督的人选大都是汉族官僚，虽然满族大员，如魁玉、裕禄也出任过两江，但时间很短。
此案后还加剧了汉族地方官僚和清廷中央的矛盾，加快了慈禧对湘军裁减和对湘系的打压，导致了依靠湘军兵力和财力建立和维持的东南海防日益废弛。
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1874 年日本侵入台湾，清王朝不得不已50万两白银才让日本撤军！
对此，李鸿章作出了详细的评价：
“若非马案，则裁（湘）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盛，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