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结婚证词的看法,为什么鲁迅林语堂等人对郭沫若的评价这么差?
民国时期结婚证词的看法，为什么鲁迅林语堂等人对郭沫若的评价这么差？
创造社早期还宣扬浪漫主义、为艺术的时候，就普遍不是很喜欢鲁迅。成仿吾就不太喜欢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那时候也读呐喊，觉得色调太黯淡，对鲁迅评价不高。只有郁达夫那时候高度的推崇鲁迅周作人。而且创造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大佬们，不以为然。对胡适的现代评论派还有鲁迅周作人参加的语丝派，尽管两派那时候互相攻击，创造社都不以为然，觉得两派都是垃圾。对于鲁迅，胡适，他们都瞧不上。郭沫若认为鲁迅与胡适一派的争吵，是垃圾之间的对决。郁达夫让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郭沫若也不屑一读。
1926年后，创造社开始左转。并且是激进左转，提倡革命文学。郭沫若开始研究马克思了。以无产阶级文学去观察鲁迅、叶圣陶这些老人儿，必然会觉得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而鲁迅的呐喊彷徨也确实不是无产阶级文学。本来1927年鲁迅跟创造社在广州想合作，但是创造社开始攻击鲁迅不革命，是封建思想，并且攻击叶圣陶和郁达夫也是小资产阶级。那时候郁达夫因为在广州批判国民政府内部的黑暗，郭沫若等人对他非常不满。郭沫若当时是拥护国民政府，而反对蒋介石。认为郁达夫这样做，是泼北伐冷水。于是郁达夫与郭沫若和创造社决裂，郁达夫于是跟鲁迅成为一派。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失败，逃亡日本。1928年，鲁迅和创造社还有大批文人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在上海，创造社对鲁迅进行全面攻击。主要是批判鲁迅不是无产阶级。代表没落的封建阶级，本质上不是革命文学，加上鲁迅本人确实是封建家族的落魄少爷出身。鲁迅和郁达夫批判创造社太霸道，唯我独革。也批判创造社太幼稚。郭沫若当时是创造社老大。主要分歧在于认为鲁迅的文学不够革命。但鲁迅还真好好学了马克思，加入了左联。实际上是合作了。但是左联内部其实并不尊重鲁迅，觉得他是外人。
鲁迅对于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历史学研究，比较钦佩。但是对于郭沫若的翻译，觉得不够忠实。
后来就是在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上分歧。国防文学是周扬提的，大众文学是胡风鲁迅冯雪峰提的，郭沫若是觉得这两个口号都不咋样，但他更支持国防文学，觉得大众文学不是组织钦定的口号，是胡风个人观点。后来也吵了半天，冯雪峰起草鲁迅修改后发表万言书，想用鲁迅茅盾郭沫若的威望去调和团结各方，专门写了一段鲁迅茅盾郭沫若三人团结的话，但也没太大效果。主要原因是鲁迅并不是党员，所以周扬他们轻视鲁迅。周扬觉得他代表党，冯雪峰觉得他代表党，于是炸了。最后，由于高层支持了冯雪峰，周扬的威信大为降低。
冯雪峰向来是把鲁迅抬得很高，文坛盟主的地位，得到高层认可所以这也就确定下来了，成为公认。然而鲁迅两个月后就死了。郭沫若当然要跟上高层的评价，于是从此表扬鲁迅。至于郭沫若内心觉得鲁迅文学怎么样，我的感觉，他内心恐怕也仍然是不觉得怎么样。
历史上至今没有破获且争议最大的暗杀事件是哪一件？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 10113条回答。
恐怕就是朱令案了。
朱令在身份证上的名字为朱令令，但比较熟悉的亲友和同学都将她称为朱令。
朱令出生在1973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生、学者。
由于家庭氛围比较好，加上基因遗传，朱令同姐姐两人都是学霸。
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朱家就像被诅咒一样，这一代两个女儿都遭遇横祸。
首先是1989年朱令姐姐和同学去野三坡郊游时失踪，后被发现坠崖而死。由于姐姐生前一切正常，不可能是自杀，又找不出他杀痕迹，最终定为失足坠崖的意外。
朱令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除了成绩好以外，朱令长相也属于中上，具有强健的身体，从小酷爱运动，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她还有很多艺术天赋，擅长钢琴和古琴，是清华大学民乐队并成为主力队员，1994年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
这样一个厉害的女孩子，在1994年莫名出了事。第一次发病1994年10月，身体一直非常健康的朱令，突然发生过两次暂时性失明，都花费数日才大体恢复。朱令为此在两所医院进行过检查，但没有查出原因。1994年11月24日，朱令突然爆发急病，腹部巨疼，不能吃饭，头发在几天内完全脱落，身体极为虚弱。但住院1个多月治疗期间，检查发现各项指标基本正常，一些基本食物中毒检测也是正常。1个多月后，朱令身体恢复了大半。第二次发病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清华大学开学。朱令回到学校以后，大家都发现了她的异常。首先是脸色非常苍白，其次是几乎成为光头（当时同学还以为是她比较前卫），因为胃痛几乎不去食堂吃饭，给人感觉身体很虚弱。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2月27日，也就是开学刚刚7天，朱令突然感到双腿剧痛，随后头晕目眩，昏迷过去。
这次发病很重，朱令很快就生病垂危。由于其他医院根本查不出病因，朱令父亲走投无路之下，将孩子送到全国最顶尖的协和医院。
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
不过，在90年代铊盐属于重点管制物品，全北京市能够接触到的不过一二百人，大学里面更是凤毛麟角。
朱令不具备接触铊盐的条件，甚至不知道铊盐是什么，由此被排除铊中毒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当时协和医院无法检测铊中毒，不能确诊。
此时朱令病情更是严重，已经出现面部扭曲、呼吸困难的垂危情况，到3月20日陷入中毒昏迷，被迫进行插管抢救。
但协和始终无法查出病因，无法对症治疗。此时一些医生已经怀疑可能是某种药物中毒，决定采用血浆置换疗法。
到4月18日，前后共7次，每次均在1400-2000毫升，总计达10000毫升血浆。这个治疗帮助朱令延长了生命，没有当场死去，但代价是患上了丙肝。
即便如此，朱令还是没有苏醒，而且随时可能死去。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翻译成英文，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
贝志诚在高中时曾经暗恋过朱令，应该就是他的初恋。虽然此时贝志诚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朱令（上了大学以后只在路上碰到过一次），还有了自己的女朋友，仍然还是有一些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贝志诚才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向全世界求救。
让贝志诚喜出望外的是，当天就有很多人回信，最终受到3000个回复。4月10日贝志诚刚刚发出电子邮件，当天美国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就做出诊断，认为这是铊中毒。后来还有全世界很多名医回复，其中三分之一的医生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
贝志诚当时只知道协和排除了铊中毒，于是一一回复。
不过外国的医生都很认死理，他们花费很大力气研发，发现协和根本没有鉴定铊中毒的能力。
为了救人一命，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国医生，反而推动中国人做事。
芬克博士回忆说，随着朱令病情的恶化，为了尽快明确诊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催促协和医院做铊中毒的筛查；当时除了动用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的人脉，直接传真相关的学术文章给协和医院，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医生奥尔迪斯博士还和时为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旧友们亲自沟通。
朱令父母知道这些情况后，不顾协和方面的阻拦，请来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做了铊中毒鉴定。结果是惊人的，“所有标本中均有很高的含铊量，高于健康人千百倍，从而铊中毒的诊断得到证实。”。陈震阳教授认为，朱令还不是一次中毒，而是两次。第一次中毒就是1994年11月24日，第二次则是1995年2月27日。由于朱令自己无法接触到管制物品铊盐，这肯定是被人故意投毒。投毒者在1994年11月24日第一次投毒，但由于不知道致死剂量是多少，投毒的剂量临界于死亡水平，加上朱令身体特别健壮，竟然顶过去了。但1995年2月27日第二次投毒，投毒者就下得非常重的剂量，超过致死剂量的好几倍，看来是一定要将朱令毒死。没想到朱令身体非常健康，加上协和置换血浆等措施也有些帮助，最终还是没有死亡。确定病因以后，协和方面根据外国医生的介绍采用了正确的疗法，终于将朱令救活了。1995年8月31日，朱令从长达5个月的昏迷中苏醒即便朱令没有死，却也生不如死：陈震阳教授认为“病人虽然开始苏醒，但由于中毒过重，昏迷时间太长，病人的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都受到严重破坏。”“患者症状有所改善，上肢已能活动，记忆力也有一定的恢复，能记忆起早些年如初中发生的一些事，也能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简单的表达一些问题。患者发病前会弹琴，但此时除了手还似乎能作一点弹奏的动作外，连琴弦也拨不响。舌头和嘴的肌肉配合不协调，无法用正确语言来表达她想要表达的内容。两腿肌力仅1～2级。视力减退，视神经部分萎缩。CT检查结果，整个大脑，小脑出现萎缩”朱令确实没死，可是却生不如死。由于中毒时间过长，朱令身体受到严重破坏，人也彻底残废，而且是重度残疾。朱令至此卧床不起，神志不清，形同痴呆，连呼吸都非常困难。公安部对案情说明这么写：……大脑、中枢神经、肺、肝均受严重损伤，脑组织萎缩，双目失明，四肢、语言及记忆功能丧失，处于重残瘫痪状态。目前朱令仍然依靠70多岁的父母照顾。由于年龄越来越大，朱令身体越来越差，即便是小的感冒也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甚至生命垂危，平时只能吃流质食物。如果朱令不是有父母的精心照顾，估计早就死了。她的母亲之前已经中风过一次，做过开颅手术。当时主治医生认为，朱令母亲不是由此死亡，就是成为植物人。没想到朱令母亲竟然奇迹般地醒过来，还恢复了生活能力。有人询问什么朱令母亲能够这么神奇的恢复，母亲说的话让人心酸：我要是死了，谁来照顾女儿？而朱令案件的本身还不在于受害者如此凄惨，而是在于随后案件的侦破。
陈震阳教授认为朱令根本接触不到铊盐，而全北京市也只有二百多人可以接触到这种危险的管制品。另外朱令又是两次中毒，中毒的剂量又有很大不同，基本可以确定是被人恶意投毒。因为铊盐无色无味，而且不进行专业铊中毒检测根本不能发现，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厉害毒药。投毒者显然是了解铊盐的，才会精心选择这种东西来投毒。那么，全北京只有这几个人可以接触铊盐，既然能够对朱令投毒必然同她有些矛盾，侦破投毒案应该是根本不难的。陈震阳教授说得没错，多年后根据朱令同学王一风回忆，当年清华大学一共有七个人可以接触到“铊”，分别是两名教师（李隆弟和童爱军）、三名女研究生（87级女生陈某、88级女生赵某、89级女生朱某）和两名本科学生。其中一个为90级男生吴某，另一个就是朱令的闺蜜孙维，“女研究生住在别的楼，男生根本无法进入女生宿舍，只有孙维可以近距离接触朱令的日常用品。”对此，孙维一家在随后几十年进行很多次辩解，认为清华对于药物管理并不严格。如果真的有人想要盗取铊盐，还是有办法的。但是，案发以后，身为高干子弟的孙维还是遭到了警方的怀疑。第一，她是可以堂而皇之接触铊盐，而且非常了解铊盐的特性，后者尤其重要。因为铊盐在当年属于非常稀罕的东西，连首都北京都只有一个教授可以检验。换句话说，在当时用铊盐投毒害人，几乎不可能被发现，投毒者是非常高明且精通化学知识的；第二，她同朱令关系不错，但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女性下毒的对象往往都是关系不错的其他女性。闺蜜同仇人只有一层窗户纸，不然为什么说要防火防盗防闺蜜；第三，孙维和朱令以及另外两个女孩，住在同一宿舍。而在朱令第二次中毒的时候，由于她身体不适，除了听课以外都在宿舍内，想要对她下毒并不容易。根据下毒的情况判断，第二次投毒的剂量很大，投毒者需要将半罐可乐那么多的毒液，倒入朱令的饮食中。这种投毒还要锁定朱令这一个人，投毒难度极大，也非常容易被发现，只有非常熟悉朱令日常生活的人，才可以做到；第四，在4月28日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后，清华大学决定报警时，在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一起“失窃案”，朱令的私人用品丢失，包括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其中一个不锈钢杯子据说放在孙维的箱子里（搁在床下），已经被彻底清洗过。多年后孙维解释为：朱令一直不在怕杯子脏了，所以就给洗了，然后怕落灰所以放到自己箱子里保管。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照常理来说，这种案件侦察难度并不大，因为嫌疑人范围实在太小了。没想到，侦察却非常困难，甚至奇怪。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查。警方在石家庄找到孙维所在课题组购买铊发票，并在1995年夏秋时分到朱令父亲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
1995年底，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只剩一层窗户纸”；
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有关领导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
199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1997年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将孙维从实验室带到公安局讯问。在被持续讯问8小时后，孙维在讯问笔录上签字，随后十四处通知孙维家人接孙维回家。这是公安部门对孙维进行的首次及唯一一次讯问。如果案件不能侦破，这也是可以理解，毕竟确实有很多案件就是破不了。随后还有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案情尤其是侦破情况始终没有公布，甚至对朱令家属也是如此。便该案1998年8月25日以无果的结论结案后，警方也并未向社会公布结案的消息。2006年，已经退休的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主要负责该案件的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的李树森，在2006年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他表示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纪律的要求，只能说抱歉，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朱令家人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对此申请发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2013年还有过类似申请，结果不明。
孙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改名为孙释颜，更换了身份证，在10多年前就拿到绿卡，移民美国。由于她是案件的第一嫌疑人，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案件从90年代一直发酵到今天，一些网友甚至对其进行人肉搜索，找出孙维的家人、住址、所在单位等个人信息，还有朱令和孙维所在班级的同学列表。很多网友认为她就是蛇蝎心肠，仅仅因为嫉妒闺蜜就连续两次下死手，一定要把朱令置于死地。孙维是不是凶手？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么多年，孙维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在2005年年底，孙维以“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社区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一文。其中写道，“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发帖的同时，孙维还拉了几个同班同学出来帮着说话。没想到一个黑客随后破译了邮箱，盗取了所有的邮件公之于众。里面有一些孙维指示这些同学如何说话、如何应对舆论、如何拒绝记者采访的内容。孙维另外一些同学，则对这几个同学站台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全班同学根本就不知情，甚至一些情况都是多年后从网上才知道的。没有人能够确定孙维是凶手或者不是凶手，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维护他，更不应该说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最后用贝志诚的一句话结束吧：现实不是童话故事，我也不会期望凶手会忏悔！当初陈寿把刘备三顾草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定名为草庐对？
谁说陈寿曾命名”草庐对“了？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策”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策”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既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西晋陈寿《诸葛氏集》目录篇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明嘉靖王士骐《諸葛忠武侯全書》的“隆中对”内容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的“隆中对”内容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崇祯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的“隆中对”内容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南阳卧龙岗方面所谓“‘草庐对’之名是陈寿在《诸葛氏集》中的命名”显然是子虚乌有！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策”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目前所知道的最早为该“对策”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南宋淳熙时期的文人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
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骆问礼则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略”。在他的诗《冬日漫兴次周通政与鹿韵》中有“曝日小亭边，神游太古前。懒因闲愈习，事与俗相沿。诸葛隆中略，欧阳颖上田。蹉跎俱负却，黙看鸟飞还。”
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 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诗中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墉在他的诗《读三国志二首和韵》中有“隆中策已劳三顾，函谷封难效一丸。”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诗中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略”。
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尝读诸葛隆中语嘅然太息天启……”
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桂超万在他的诗《同九弟子谷曁吴铁香登南岳四首》中有“何人怀抱隆中略，出润苍生与尔同。”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略”。
清道光十二进士李星沅在他的诗《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诵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云。汉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龙破壁將軍垒，桧栢春山帝子坟。咫尺庙堂瞻未得，成都车马日纷纷。” 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诗中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策”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策。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的记载可能出现在元代。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饶介字介之号芥叟……诸体书纸高尺许,长丈余.第一段临右军,第二段临章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第四段仿颜平原正书写陈寿作武侯赞……”
同一时代的还有明末至康熙年间的吴升的《大观录》中有“<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末仿颜平原正书陈寿武侯传赞……”此后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清康熙刑部侍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而同一进期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江村销夏录》
明、清文人顾复、吴升、高士奇和卞永誉分别在各自的书里同时记载《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的第三段为“诸葛武侯隆中对”。可见“诸葛武侯隆中对”一语就是元朝饶介在书写“四家书”时对该内容的命名。由此可知，”隆中对“一词应该最晚在元代就已成为该”对策“公认的命名了。此后“隆中对”一词就被广泛使用。
明崇祯年间的文人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清康熙文渊阁学士李光地《榕村语录》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清康熙礼部侍郎蔡世远《古文雅正》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清雍正雷宏《读书偶记》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
清乾隆元年进士蔡新在《缉斋文集》中云“……三代以后，若贾谊治安策、诸葛亮隆中对以及陆贽李纲之奏议，韩范司马之论……”
清乾隆年间林良铨在《林睡庐诗选》里有“<诸葛武侯次梁枞伯韵>‘长吟梁父拟躬耕，鼎足图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梦觉，秋来原上骨寒生。星臺风起吴江冷，斗帐灯光汉月明。余恨不随炎气尽，惠陵终古杜鹃声。’隆中对千古奇文，此诗又属千古奇句。”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舒位在《瓶水斋诗集》中有“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此诸葛隆中对照烈语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韫玉在《独学庐稿》中收有文章<读诸葛武侯隆中对>曰“诸葛孔明在隆中时，早定三分之业，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变……”<与潘公子论文书>曰“武侯一生以管仲乐毅自比，未尝自命为王佐也。其隆中对曰伯业可成，未尝以王业许先主也。其以曹操为不可与争锋，其以孙权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韩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清嘉庆四年进士陈寿祺在《左海文集》中云“......诸葛武侯隆中对策了如指掌其后事业莫不合符......”
清嘉庆七年进士梁章鉅在《退庵随笔》中云：“……若说文人则何以独载杜子美,若论资治又何以不载隆中对乎……”清嘉庆十六年内阁学士斌良在他的诗《沔县拜汉相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业隆中对，两表忠诚汉上留。”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说“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清嘉庆汤鹏《浮邱子》
清嘉庆年间李祖陶在《国朝文録续编》中云“自古一代开轫之君，云龙风虎翘首攀附。盖莫不有才略过人之士首定大计决策数言，为他日奏绩，收功之左劵。淮阴侯登坛发策，楚汉大势了如指掌；诸葛武侯隆中对，三分鼎足之业已定于三顾草庐之中…..”
清道光二年进士黄恩彤在《鉴评别録》中云“……朴此策颇似诸葛之隆中对于天下大势如示诸掌……”清咸丰年间朱琦在《怡志堂诗初编》中有<同王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不然隆中对数语已可了,胡为许驰驱付托重元老……”清咸丰年间刘景伯在《蜀龟鉴》中有“论曰凡事豫则立。抚军此议与武侯隆中对、王朴平南策皆见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于巴蜀也宜哉。”清咸丰年间左宗植的诗《隆中谒武侯草庐二十四韵》有：“太息隆中对，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门颠。感慨兼怀古，沈吟一泫然。”清光绪二年进士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对，一样伤心白帝城。”清光绪年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又有读隆中对，有怀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阴南郑登坛日，诸葛隆中定策时。’”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有“昔贾太傅之陈政事疏，诸葛武侯之隆中对，范文正之上宰相书，文信国公之殿试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在《虚受堂诗存》中有诗<五丈原>云“当年隆中对，侯也实国章。世局定三分，筹略何精详。”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而以“草庐”命名该“对答”的最早记载可能出现在清康熙年间。
清康熙时，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南阳知府朱璘《诸葛丞相集》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礼部尚书张伯行《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清嘉庆年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
除了以上书籍使用“草庐对”外，其它使用“草庐对”的材料几乎查不到。
从以上史料对比可以看出，陈寿根本没有把该“对策”单独成篇，自然也不可能对其命名。而以“隆中”命名该“对策”最早可能出现于元代，不但历史远远早于清代中期才命名的“草庐对” ，而且被接受程度、使用范围也远远大于“草庐对”！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 大“对策”最正确的名称！
现在的恋爱和以前的恋爱有什么很重要的区别和变化？
从前，没有手机，他们的思念都写在信上。从前，没有钻戒，他们的爱用细水长流来证明。从前到如今，他们诚诚恳恳，一生只爱一个人，这是老一辈人的爱情。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中华民国结婚证词，这是我们眼中最真实美好的爱情那个年代的爱情，牵了手就是一辈子。
老一辈人的爱情故事，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那个年代，没有鲜花，没有巧克力，也没有钻戒，但是却是最真切的爱情。
那时候最动人的情话或许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现在人的爱情家庭观，真的是很现代，二个人可以在婚前同居，也可以试婚，通过互相了解的过程，来选择是分是合？女人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主动选择自己幸福的主动者.这比从前有了本质的区别，二个人在生活费用方面全部平均制，各人负担各人的部分，不谈什么一生一世，只求现在快乐，合谐就好，将来的事，让将来去做主.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一架而分手，也可以维系亲密的私人关系，而去选择做个快乐的单身贵族，甚至有很多的人，可以在一起吃很多的苦，可是却不能一起面对富裕的生活，不是第三者满天飞，便是婚外情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这就是现代人们感情解放的一切表象，社会变得多元，人的选择也可以变得多元和容易，责任不再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好是坏的标准，自由，快乐，合谐才是每个人身上最重要的元素，而这些就像是人身上的刺，是不能碰的，一碰人们便撤了，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和选择。
我个人推崇老一辈人的爱情，极其讨厌现代的爱情观，但也是各有各的好。（喜欢关注）
南京市区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吗？
到南京，建议到1912看看。
和北京的南锣鼓巷、后海及三里屯一样，1912也是一条酒吧街。它位于南京市长江路与太平北路交汇处，由17幢民国建筑及共和、博爱、新世纪和太平洋4个街心广场组成。总面积并不大，只有3万多平方米。这片青砖与红砖相间的建筑群，风格古朴精巧。
在南京老城区，道路两旁大都种植着能让人想起许多美丽传说的梧桐树，而不像北京的道路两旁，大都种植的是挺俗气的杨树。梧桐树灰白的树干上斑驳着绿绿的苔藓，绿叶大气的为条条道路架起绿色的走廊。
1912是南京的一个街区。公元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民国时期是南京历史上最繁华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当时南京城内聚集着显赫的政界要人和学术大家，孙中山先生正是在1912年1月1日在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怀旧情结，成为与总统府毗邻的民国时期建筑群所承载的时尚消费的最佳理念。2004年“1912”酒吧街甫一面世，既一夜成名。
民国成立之初，崇尚西学的国民（革命）党人在建筑风格上中西合璧，形成了南京建筑风格所具有的强烈的折中风格和包容的胸怀。
折中主义从某种角度讲，也是综合主义。
我去1912，是在一个绵绵细雨的上午。我撑着伞走在1912，透过颤抖着的叶，寻觅着过往的痕迹。在博爱广场，我看到周遭建筑中，那拱形门洞，花格窗棂，无言的诉说着哥特的神秘和巴洛克的华丽。过新世纪广场往右拐，就是泰煌料理，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泰国料理的饭店，主推海鲜活鲍拼盘和泰式冬阴功底锅。据说，他们最拿手的鲍鱼燕翅加工工艺之复杂，令人瞠目。而这里的装修及建筑风格，则尽显东南亚风格并带有明显的殖民时期色彩。我来的时候是上午，不是这里大多数酒吧的营业时间，所以街道上有些冷清，露出一丝颓废之美。
我是在茶客老站用的餐，这是一家茶餐厅，外装修是不中不洋的折中（综合）主义风格。里面的环境挺小资的，沙发软软的，坐着很舒服。这里有很多盆栽，星星般的灯光明暗适中，用餐环境温馨。
这里的民国时期建筑是折中（综合）主义的，源自香港的茶餐厅也是中西餐折中（综合）主义的，我也就综合着“瞎”点“瞎”吃了。我点的台式炸香肠、台式三杯鸡、卡布基诺穆斯蛋糕和一支小瓶红酒。
炸香肠很油很香，一点都不腻。三杯鸡肉质细腻，老嫩适中，味道很棒。蛋糕乳香浓郁口感细腻也不错。
而这小瓶红酒让我觉得挺舒服，因为若点大瓶，肯定喝不了浪费，点其他的白酒，未免浓烈。小瓶红酒恰到好处。这是一支智利卡塔维红酒，品质还不错。智利红酒相较于法国、美国及澳洲，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瓶红酒口感顺滑微涩，比较丰满，单宁的味道感觉还可以。
小雨还下着……正是南京梅雨季，坐在这里小酌，可以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