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结婚证词图片,杭州女子失踪案作案人是否跟南大碎尸案有关?
民国结婚证词图片，杭州女子失踪案作案人是否跟南大碎尸案有关？
杭州女子失踪案作案人许某某到底和当年的南大碎尸案有无关联？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下面直接开始推理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南京1·19案简介——受害人刁某某是南京大学一名大学生，1996年1月19日在南京市华侨路被一名清洁工发现一袋装满碎块的肉片（2000片），随后被警方证实袋子里装的正是失踪9天的南京大学学生刁某某，随后南京警方调动大量警力侦查，一直到现在此案还未告破！（坊间有传闻说凶手是两人，也有的说凶手身上有枪支，还有人说凶手是食人魔，众说纷纭，都未得到警方的证实）
一、时间；南大失踪案发生在1996年，也就是24年前，那时的许某某31岁，他已经结婚，正在杭州开养鸭屠宰场。从时间上来看，1996年的许某某正忙于宰鸭卖鸭生意，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在那一年有没有去过南京。所以从时间上来讲不成立！
二、地点；杭州和南京相隔不到250公里，当年火车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如果许某某作案的话，必须是1996年如果南京。而他去南京的最大可能是卖鸭子，因为南京有道菜很有名，叫“盐水鸭”！从地点这个角度推理，有这个可能性，前提是他去过南京卖鸭子。
三、作案手法；许某某杀害来女士的作案手法很残暴，具体细节警方没有透露，只是说明被害人被分尸。而南大碎尸案也是被分尸，且曝光了细节（太过于残忍，2000片带过，不详细介绍）。许某某是宰鸭子出身，刀工片鸭肉应该是很娴熟，因此从作案手法上来看，杭州碎尸案和南大碎尸案比较吻合。作案手法这一点是成立的！
四、作案动机；杭州案是许某某和来女士为了争夺财产导致，但是南大碎尸案被害者刁某某和许某某并不认识，反而是十几年前许某某前妻闺蜜女儿被杀案件和南大碎尸案在作案动机上有点类似，都是无缘无故被杀！且都是学生，但是有又没有证据证明许某某前妻闺蜜女儿案是许某某所为。所以南大碎尸案作案动机对比杭州碎尸案暂时不成立。
五、作案工具；这一点貌似就很雷同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杭州来女士被害案是被分尸，虽然警方没有确切说明怎么个过程，相信明眼人都清楚是很小块的那种（细节不详细说明），所以作案工具肯定就是刀！而当年的南大碎尸案也是如此，作案工具也是刀！加上许某某有过宰鸭经历，宰鸭片鸭必然是用刀！作案工具这一点可以说许某某是符合的。
六、案后表现；许某某在杀害妻子来女士后没有逃跑，选择了冷静应对！南大碎尸案由于没有任何线索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去向，可以肯定的是要么逃跑了，要么躲起来了，总之没有查到任何线索。两件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表现似乎也不能成立！
总结：本次推理杭州案作案者许某某是否和当年南大碎尸案有关的一切观点均属作者个人观点，大部分内容来自各大媒体的调查所得，本人秉承客观的推理方式推出以上观点，杭州案作案者许某某和南大碎尸案总体来说有小部分共同点，大部分都是没有确凿证据来论证！（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一起分析讨论）
二姓联姻是两个姓吗？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是民国时期结婚证上的证词,意为不同姓氏的两家联姻,在一起缔结婚约,结成良缘,是得称的匹配。
民国结婚证原文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此文译为：
两个不同姓氏的家庭因婚姻相联，缔结了婚约，一段良缘结成，才子佳人天生一对。今日桃花盛开，风光烂漫，正是适宜婚嫁的好时节。预料他们的子孙后代，会像藤蔓上连绵不断的瓜果，昌盛非凡。在此，郑重地将白头之约写于笺纸上，好比红叶题诗，将这段姻缘在鸳鸯谱上记载明确。此证。
至今依旧扑朔迷离的事件？
寻找彭加木！
彭加木是何许人也？对于今天 的90后、00后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然而对于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它却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的科学家，在酶、纤维状蛋白质、动植物病毒等方面有突出的研究。
【彭加木】
1980 年 6 月 17 日， 他率领科学考察队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 突然神秘失踪，这在当时直接 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抢救彭加木的生命，澄清社会上一些不切实际的传闻， 从 1980 年 6 月至这年年底， 中央调动了部队、直升机， 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搜寻行动，但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最终也没能找到彭加木！
罗布泊，一口令人心悸的黑棺材罗布泊，中国最为神秘的地方。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西起塔里木河下游，东至甘肃河西走廊，南邻阿尔金山， 北到库鲁克山， 总面积达 9.7 万平方公里， 跨越新疆、甘肃两省地界。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中， 对罗布泊有这样的记载:
【罗布泊】
“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山海经》
所谓“泑”， 即“水色黑也”。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罗布泊和楼兰古国， 一直都是中外科学家探险和考察的热点地区。罗布泊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不仅没有人烟，就连生物也难以生存。因此探险家们把罗布泊比喻为，横卧在新疆东南部一口令人心悸的黑棺材。
1949 年，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在罗布泊上空失踪，直到9 年以后，这架飞机的残骸才在罗布泊被发现，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1950 年， 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名警卫员， 骑马冲出重围后，突然神秘失踪。32 年之后，前去探险的 地质队在罗布泊南岸发现了他的尸体， 但对于其死因却始终不得而知！
1976 年，新疆地矿局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 给野外作业的工作人员运送物资， 但驶进罗布泊后不久，汽车和车上的三个人却神秘失踪; 7 天之后， 当地的驻军用直升机找到了三具尸体，他们的表情全都惊恐万分。
1979 年，云南第九地质队 28 人在罗布泊遇险， 地质队员濒于死亡, 靠喝小便维持生命， 这种现象一直维持了三天，才被当地驻军派直升机把 这28 人救回。
1980 年，新疆石油管理局野外队的三名队员在罗布泊遇险，直升机在一条直线上，每相隔 10 公里， 发现了这三个人的尸体。
1995 年， 米兰农场一个职工， 开着吉普车带领两个亲属去罗布泊探宝，三个人神秘失踪。两年后，探险家发现两具尸体， 另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吉普车完好无损，油箱里有汽油，车上也有水， 出事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些所有罗布泊的失踪事件中，我国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留下一张纸条后，便从此人间蒸发！
彭加木三进罗布泊考察彭加木第一次进罗布泊，为我国原子弹的建设，寻找稀有资源1964年5日至 3 月 30 日， 彭加木带领着几个科学工作者在环罗布泊一周，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三条河流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的研究， 在这次调查中，彭加木认为罗布泊是一块宝地，因为这里很可能有“重水”资源。
什么是“重水”了？，“重水”是制造核能源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我国面临苏联的“核讹诈”，中苏关系的破裂时期，我国为了储备核能源，不得不花大量的外汇拿去购买“重水”。彭加木在当时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顾不上患癌症的身体，主动请缨为国家搜寻天然“重水”资源。
再进罗布泊，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并纠正了一些外国探险者的谬误第二次考察是 1979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30 日，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中日两国电视台组成《丝绸之路》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节目组聘请了彭加木为顾问。
【实验中的彭加木】
彭加木先期到罗布泊进行了细致的科学考察。他说:“我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罗布泊的发言权。”
这一次考察，彭加木取得了许多的科研成果， 并且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科学考察结束后， 他又为中日两国摄制组找到了从古墓地， 兴地山进入楼兰的道路， 还重走了从楼兰环绕罗布泊到达若羌的丝绸之路中段。
三进罗布泊，彭加木却再也没能走出来彭加木第三次进罗布泊考察，是1980年5月3日至6月17日。
1980年5月3日，彭加木第三次进入罗布泊。这一次的考察，彭加木组织了一支十人的科考队，但 5 月 3 日却又正好是星期六， 很多考察队员的家都在乌鲁木齐， 队里的一些队员希望在5 月 5 日星期一出发， 这样可以在乌鲁木齐跟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
因为这次考察，要一、两个月都不能回家， 很多人希望在星期天安排好家里的事情。
而彭加木的家不在乌鲁木齐，他没有考虑到队员们的合理要求，还是坚持在 5 月3 日一早出发。
因为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又是此次科考队的队长， 队员们也都服从了他的决定。于是， 科考队一行十人乘一辆大卡车、两辆越野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罗布泊进发。6 月 7 日， 科考队成功纵穿罗布泊到了南疆的一个小镇———米兰休息。
按照原计划， 考察工作到此结束，全队应该沿着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
但这时的彭加木又提出，不走平坦的南疆柏油公路，走罗布泊东线继续考察: 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落瓦塞、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开元、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
这是原来考察计划中没有的，许多科考队员都没有跟家中打招呼，有的队员已经安排了其它工作。
因为彭加木是这次科考队的最高领导，队员们还是服从了他的决定。
但是, 在科考中，汽车的汽油供应以，及汽车轮胎的磨损和其它机械损耗， 是按着行驶公里数计算的。
在艰难崎岖的罗布泊行驶，和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驶，对汽车耗油，轮胎、机械的损耗，是 不能同日而语。在得知彭加木改变科考原定计划后， 司机们曾经向彭提出这个问题，而彭以他是副院长不管行政而没有予以解决。
正是由于临时决定东进考察， 而且准备工作不足， 所以导致了科考队到达库木库都克时缺水、缺油等一系列情况的发生。
情况紧急，导致科考队不得不在 6 月 16 日夜里 10 点 10 分， 由彭加木亲自草拟向新疆罗布泊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发出了求救电报，报告内容为:
我们今天十二点，到达库木库都克地区西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我们缺油和水, 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五百公斤，在 18 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 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求救电报内容】
长 江马兰驻军基地的领导收到求救电报后，立马 觉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随即 向上级有关领导请示，上级同意用飞机调运急救物资。
在彭加木给马兰基地发出求救的电报后，他又对大家说，我们要尽量自己去找水， 这样可以给国家节省许多的费用， 用飞机运水太昂贵了，他建议开车去找水井。
然而，从库木库都克，到羊塔克库都克，再到克孜勒塔格。 当时计算了一下，这一线路来回路程有足足 240 公里，需要一桶汽油， 而当时科考队所剩汽油已经十分紧张。
队员们劝他，等与部队联系后再作决定。6 月 17 日上午 9 时， 科考队在吃早饭的时候，彭加木又提出要向东去找水井， 如果找到水井，就通知部队不要再派飞机运送水了。
有的队员提出等部队直升机送水， 彭加木还和几个队员争执几句，说完他就离开了帐篷， 去他平时坐的越野车里，前去查阅地图。
上午 11: 30 分，科考队收到驻军部队的回电，等把电码转译出来，已经快 12 点了。
科考队副队长汪文先拿了电文走出帐篷，到彭加木的越野车里发现彭加木并没有在车里，汪文先以为彭加木去大小便了，就回到帐篷里等彭加木。
12: 30 分，司机王万轩去越野车里拿衣服， 在越野车里发现彭加木的地图册中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有一半露在外面， 他抽出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加木在临走时，带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等野外工具。因为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四十五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
当天夜里 10: 00，科考队员在附近的沙丘上，用红柳枯枝点起两堆火，每隔一小时打三发信号弹， 信号弹可以打 100 米高， 周围 15 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
司机王万轩还把越野车开上沙丘， 朝东方向开亮大灯，他们期望彭加木看到火光、信号弹、汽车灯光， 会朝着宿营地方向走来。
然而到了凌晨 2: 00， 仍不见彭加木回来， 科考队不得不把“彭副院长 17 日 10 时一人外出未回。”这一重要情况告知驻军部队，并请驻军部队转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与此同时，科考队员开始寻找彭加木的行动。彭加木留下的纸条是:“我往东去找水井。”
然而， 科考队员们乘车沿着他的脚印搜寻的时候， 却发现彭加木向东只走了 3 公里， 又朝北走去; 朝北走了一阵，又掉头向西，走了一个 7.8 公里的酷似“马蹄形”的找水路线。更为奇怪的是，搜寻他的科考队员走到 7.8公里处， 彭加木的脚印突然消失， 光天化日之下竟再也找不到了。
还有传闻说， 在彭加木脚印消失的地方， 最后只发现了他的左脚脚印，右脚脚印无影无踪……
6 月 18 日， 科考队员们继续搜寻彭加木。这一天，驻军部队派直升机送来了 500 公斤水。科考队成员——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行政处的保卫干事陈百录，还登上直升机超低空搜寻了近一个小时， 依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身影。
6 月 19 日， 直升机又冒着危险、打破禁令，给科考队送来了三桶汽油。有了汽油，科考队员开车又向东北搜寻。
在 10 公里外的一个芦苇包上， 科考队员马仁文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大约下午 4 点，他在一个长着芦苇的土包上发现有人坐过的痕迹， 坐印很清楚。
旁边的脚印与昨天和前天发现的相同，都是彭加木穿的 42 号翻毛皮鞋的脚印。他还发现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夹在芦苇杆儿上，拿过糖纸一看，是青岛食品厂生产的。
他清楚记得，这奶油糖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休整时候买的，由此证明，彭加木肯定在这里休息过!这一发现,，令科考队员们为之兴奋， 他们沿着脚印继续找了十几公里，但依然没有发现！
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彭加木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1980年6月20日，当时国家主管科技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 对新华社的报道作出了重要批示， 要求要千方百计搜寻彭加木。
6 月 23 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在新华社国内的动态上，作了重要批示，方毅、李昌同志: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华主席】
6 月 23 日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开始了。
当地部队首长，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迅速成立了“找彭领导小组”。时间紧迫，经与各方协商， 决定用大型直升机紧急运送先遣部队到彭加木失踪地投入搜寻， 后续部队分乘 7 辆汽车，并配备电台 3 部，步话机 3 部， 昼夜兼程赶往罗布泊。
当地驻军部队和地方政府共出动 136 人次，空军部队也出动直升机 多次。地面人员在出事地点 30 公里范围内反复搜寻，直升机则距离地面30米进行低空搜索， 范围扩大到了 60 公里。
机上搜索人员在空中飞行4 个多小时，可以清楚看见地上突然跳出的野兔，还有一丛丛的芦苇和红柳……然而。 这样被称之为“耕耘式”的搜寻， 还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影。
当时参与搜救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要是彭加木穿着红衣服， 哪怕戴一顶红帽子就好了。”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 红颜色最为显眼，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
可当年的科考队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穿的都是蓝灰色的工作服， 远远望去和地面的颜色很难分辨。这次搜寻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艰苦的 7个昼夜里，没有任何人报告过有关彭加木下落的一丝一毫的消息。
在阴云笼罩，在罗布泊和所有搜寻人员心里的沉重气氛中， 负责搜救的采访指挥者解放军参谋长朱平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们不得不沉痛地宣布，我们最初的判断有所失误，第一次搜寻和第二次搜寻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彭加木队长失踪已经整整 10 天，我们再也不敢做任何乐观的假设了。如果彭加木队长还活着， 他现在只能在这片死亡地带之外; 因此，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一阶段的搜寻工作， 并请上级组织第三阶段的搜索，重点应该是东边具有生存条件的大范围地区。
朱参谋长所说的“我们最初的判断有所失误”，是指人们都认为:“彭加木不会走远， 肯定就在附近。”既然搜寻不到活着的彭加木， 也应该能搜寻到彭加木的遗体和遗物。这是第三次搜寻的重点目标。
彭加木离开大本营时，身背一个铝水壶，装有两公斤水， 还背一架照相机，携带一个地质铁榔头、一个罗盘、一把匕首、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灰背包，手上戴一块“上海牌”手表。
1980 年 7 月 7 日，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又展开了。这次搜寻分三路三支小分队， 分别从敦煌、八一泉、库木库都克三个地点同时出发。
这次制定的搜寻方针是:
地面搜索为主，空中搜索为辅，搜索范围加大。
在这次搜寻中，有人提出了“动用警犬搜寻”的建议。
经过研究之后，此建议最终被采纳。
接着，分别从上海、南京、烟台警犬训练基地，选拔有丰富经验的6 名警官， 携带 6 条在平时破案中屡建战功的优秀警犬， 分乘火车、飞机、汽车, 聚会到罗泊。
本指望这些嗅觉比人灵敏一万倍的警犬，在搜寻中有重大突破。没想到，来到这如同火炉一样
酷热的罗布泊，6 条警犬有的拒绝下车， 有的水土不服，有的萎靡不振， 有的脚被扎伤。强迫它们搜寻，结果全都是三条腿走路。
警犬们智商不低， 它们懂得把一条腿悬在空中散热， 等哪条腿受不了了再换一换。 日这一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结束，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了这次搜寻的情况:
此次行动出动 181 人、48 辆汽车，飞机搜寻 29架次， 飞机运送物资和人员 40 架次，空中搜索达100 多小时，搜寻范围 4000 多平方公里，历时近一个月。但是， 没有发现彭加木的遗体和任何遗物。彭加木失踪虽然仍是个难解之谜， 但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则已经断定，搜寻彭加木的行动也告一段落。
1980年，彭加木在罗布泊神秘失踪，至今已经40年了，彭院长的尸体仍然不知下落，彭加木失踪之谜，不知何时才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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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死后葬到了哪里？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两天后，他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对于如何安葬，周总理做出了指示：1.由爱新觉罗家族决定；2.家属可以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者寄存骨灰。同时，周总理还亲切地问溥仪的家人：“需不需要建设一座坟墓？
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任主人，他的身后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他死后会葬在哪里呢？
2.他的家人是怎么回答总理的问题的？
3.他的家人又会以什么方式安葬他呢？
4.第一次安葬完，家人为什么又要将他迁葬呢？
下面，三悟频道和大家一起回顾这段充满辛酸、惊喜、悲剧和曲折的安葬、迁葬故事，尤其迁葬事宜很具有戏剧性。
一、一个价值5元的骨灰盒是他的归宿，“北京八宝山公墓”是他的“第一站”溥仪的一生是值得同情的，不仅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死后亦是如此。
他去世时，正赶上特殊时期，在那个年代，大环境的氛围不允许为他开追悼会。
因此，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和弟弟溥杰及其爱新觉罗家族婉拒了“特赦建造漂亮坟墓”的好意，表示坚决拥护新中国的规定，所以，就在溥仪去世两日后，他们选择了“火化”。
在当时的环境下，别说贵重的物品了，就连一个高档的骨灰盒，也难以买到。
于是，溥仪的妻子李淑贤用5元钱买了一只十分普通的小骨灰盒，将溥仪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这只小骨灰盒里。
火化后的第二天，经过溥仪家人们的商议，将他的骨灰安放在了“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李淑贤认为，将溥仪的骨灰盒安放在这里，溥仪就能与人民大众在一起，这样，溥仪就不会感到寂寞。
不过，安放在这里的骨灰盒有很多，一排一排的摆在了木架上，差不多有两层楼那么高，好在，溥仪的骨灰盒正好安放在了骨灰堂大厅的中央，这个位置，李淑贤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八宝山人民骨灰堂不会只安放溥仪一个人的骨灰盒，还会安放其他人的骨灰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骨灰盒越来越多，溥仪的骨灰盒存放期也快到期了，李淑贤非常担心、同时也不忍心自己丈夫的骨灰盒有一天会被深深埋没在角落里，所以，她对此事犯了愁。
就在她一筹莫展时，一件“好事”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身边，暂时消解了她心中的担心。
二、时隔13年，一场“迟到”的追悼会；“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他的“第二站”1980年5月29日下午，在政协礼堂，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并为溥仪更换了一只高档的大骨灰盒，与此同时，与溥仪一起补办追悼会的还有“王耀武”和“廖耀湘”。
溥仪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副室，这一间房间比人民骨灰堂的面积更大，而且，这里种满了绿树鲜花，环境比较优美安静，空气也比较清新。
同时，溥仪生前的同事杜聿明也“住”在这里，所以，溥仪可以与他做邻居，并不会太寂寞。
以上几点，让溥仪的妻子李淑贤非常满意，也比较放心。
但是，十几年之后，李淑贤已到了古稀之年，此时的她，心事越来越严重，她不断裁思：“我和丈夫溥仪没有儿女，我百年以后，谁来照顾溥仪的骨灰盒呢”？
三、溥仪的骨灰盒何去何从？香港富商“张总”的出现，让李淑贤看到了希望一日夫妻百日恩，作为溥仪的第5任妻子，李淑贤对溥仪也算是尽了夫妻之情。
对于自己百年后，谁来照顾溥仪的骨灰，李淑贤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所以，她就打算购买一块坟地，先把溥仪和谭玉龄的骨灰安葬进去，将来再将自己安葬进去，而这里提到的谭玉龄就是溥仪一生之中最爱的女人。
可是，这个愿望一直难以实现，直到一位香港富商的出现，才让李淑贤看到了希望，这位香港富商就是“张总”。
张总通过熟人找到了李淑贤，耐心地与李淑贤商量起为溥仪迁葬的事情。
他告诉李淑贤：“李阿姨，我在河北易县创办了华龙皇家陵园，占地面积300亩，就在光绪皇帝的崇陵北面，这个地方山青水绿、柏翠松苍，非常适合安葬，您可以考虑将溥仪先生的骨灰安葬在这里。”
张总提到的光绪皇帝的崇陵，就是在清西陵内，至于他说的华龙皇家陵园，其实并不在清西陵内，只是和清西陵挨着，而且，华龙皇家陵园是一座人民性的陵园，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选址，即便是一位普通老百姓。
其实，在溥仪死后，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找过李淑贤谈过此事，甚至，还有人表示愿意赠送墓地，可是，都被李淑贤婉拒了，她认为这样做并不合适。
因此，对于张总的提议，李淑贤起初并没有在意。
可是，面对李淑贤的无动于衷，张总并没有灰心，他继续耐心地解释道：“李阿姨，清西陵先后安葬了雍正、嘉庆、道光和光绪，如果溥仪先生能安葬在华龙皇家陵园，他就可以和他的父亲光绪挨着了；而且，李阿姨，您放心，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
李淑贤听到这里，就问张总：“溥仪与你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你为什么愿意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你建设的陵园？”
张总听后，不急不慢，侃侃而谈，他从溥仪的历史地位、影响、经历等角度，向李淑贤表达出自己对溥仪各种不幸的同情，并一再表示自己会承担全部费用。
但是，这些“场面话”还是没能完全打动李淑贤，直到李淑贤问清楚最后一个问题，她才有了一些动心。
李淑贤问道：“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面对这个问题，其他富商可能会说“没有好处”、“我只是一片好心”等虚伪的话，可是，张总不同，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经营陵园的，当然希望提高陵园的知名度，如果溥仪先生能安葬在我的陵园里，将来肯定会给我带来一些收益”，说完，他又补上一句：“即便将来没有收益，我也觉得很值得。”
张总此话说得很直白，一点儿也不虚伪，而且丝毫没有唱高调的意思，这让李淑贤增加了好感，尤其是信任感。
李淑贤听后，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她对张总说道：“如果你张总说做这件事完全是为我李淑贤好，那我就不信了；你现在说做这件事对你的事业有好处，我倒觉得挺符合情理，而且，我也能完全理解了。”
说完，李淑贤又转移了一下目光，像是在回首往事，说道：“我嫁给溥仪，他死了，我就开始守寡；这一守也有20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就有这个骨灰盒。如果我把他交给了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接着，李淑贤又将目光转移到张总身上，继续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就算初步商定，但是，具体办法还要容我再想一想，再看一看。”
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的双方洽谈还会远吗？
四、张总用“99.5平米的实施方案”彻底打动了李淑贤两人初次见面后，双方都有了初步意向，暂且不说李淑贤，我们先说张总。
站在张总的角度，既然李淑贤有了初步意向，张总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于是，他带着老婆和孩子趁过年的机会来到李淑贤家为李淑贤拜年。
双方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就进入了正题。
张总说道：“是历史给了我一次机会，我要为溥仪先生安排好最后一件大事，我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做好、做细，既要对得起历史，又要对得起将来”，言语之中，透漏出慷慨激昂的信心和决心。
说完，他又说道：“李阿姨满意，就代表溥仪先生满意，所以，有什么要求，李阿姨尽管提出来。”
李淑贤听后，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的要求并不高，你们陵园的墓地建设标准是1.5平方米，溥仪的墓地要大一些，不能少于6个平方米；我和谭玉龄的墓地不能少于3个平方米，然后，再立个碑就行了，还有，最好种上一些绿植。”
“好，李阿姨，您尽管放心，我肯定做得比这还要多”，张总听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接着，张总向李淑贤介绍华龙皇家陵园的墓穴标准：“华龙皇家陵园的墓穴标准共分3类：一是骨灰区，占地面积分为1.5、2.0、2.5和3.0四个标准；二是棺柩区，建设标准为占地5平米；三为自选区，占地不小于12平米。”
说完，张总直接说道：“我想把溥仪先生、谭玉龄女士和您的墓穴建在自选区的正中央，占地99.5平方米，您猜这99.5平米代表什么意思？”
李淑贤听后，摇了摇头。
“故宫的房屋是9999.5间，咱们这个99.5平米就是借鉴这9999.5而来的”，张总解释道。
李淑贤没有想到张总会想得这么周全，心里非常赞成这个方案。
五、李淑贤为溥仪选择墓葬位置，“这一天天气不错，位置选得非常好”就这样，双方你情我愿，洽谈得非常顺利，接下来，就要确定安葬溥仪的具体位置。
1995年1月15日，张总带着李淑贤来到了清西陵，这一天本来就是三九天，按常理来说，应该非常冷才对，可是，这一天却非常暖和，风和日丽的，大家都说这是好日子。
李淑贤跟着张总来到自选区，向周围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自选区的中央距光绪的崇陵宝顶也就只有三四百米，如果溥仪安葬在这个位置，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父亲；而且这个地方地势开阔、较为平坦，实则一处安葬宝地。
李淑贤选定了位于自选区中央的这块地方，张总便安排工作人员用石灰撒上了标记，自此，长期悬在李淑贤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顺利落地了。
墓穴地址就这样选定了，接下来，就要签订为溥仪修建陵墓的协议书和委托书，这样才显得正式，这样才会对双方负责。
只见委托书中写道：“溥仪先生是我的丈夫，已于1967年病故；现今我年事已高，且溥仪先生无子女，依据溥仪先生遗愿，经过与华龙皇家陵园张总协商，同意张总全权办理溥仪先生骨灰在华龙皇家陵园内安葬事宜……”
看过后，李淑贤便拿起笔在委托书下面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字时，她的手有点儿抖，那是因为她太激动了，我们无法想象她在写字时，她的脑海中会浮出多少过去的事情，这恐怕只有李淑贤本人知道。
签字以后，一位在场的风水师要走了她签字所用的那支笔，虽然这支笔不值钱，但是，它记下了一个庄严的时刻。
之后，张总、李淑贤一行人又在墓穴位置取下了破土的第一揪土，这一揪土要在骨灰安葬时，放入墓穴；同时，双方约定10天后举办迁葬仪式。
六、迁葬时，遇到了一个小插曲，本以为会有曲折，没想到变成一个“小惊喜”1995年1月26日，本来是为溥仪迁葬的日子，但是，就在前一天，法院给李淑贤下达了一个通知，说是要为《我的前半生》判决著作权。
这下忙坏了李淑贤，是放弃出庭？还是延迟迁葬事宜？
不，李淑贤坚决不放弃出庭，同时，她也不愿意延迟迁葬。
她和张总商定，为溥仪迁葬的事情按照原计划进行，自己先去出庭，开庭时，迁葬车队就在法院门口等待。
好在这场官司打赢了，李淑贤的心情是十分的激动，在场的人也都为她感到高兴，出来法院门口，她就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车辆向华龙皇家陵园赶去。
她没有想到出庭的“小插曲”变成了一个“小惊喜”，想必，在另一个世界的溥仪也感到十分高兴。
两个小时后，李淑贤与张总一行来到了华龙皇家陵园，这里早已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李淑贤下车后，双手捧着溥仪的骨灰盒放在铺着黄绸子的灵台上，迁葬安陵仪式正式开始。
这时，张总请李淑贤发言，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李淑贤说道：“今天我很高兴，溥仪有了一个安葬之处，感谢张总，感谢在场的所有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的前半生》判决，我们胜诉了，我想，这也是对我丈夫最好的安慰。”
说罢，李淑贤以及在场的人为溥仪深深地行了“鞠躬礼”，然后，在张总和张太太的搀扶下，李淑贤双手捧着骨灰盒走向了一百多米以外的墓穴。
来到墓穴旁，张总对李淑贤说：“这个就是您10天前选定的位置，您看，底部是混凝土，周围是岩石，用钢筋和水泥浇筑在一起，这样不易发潮，也非常安全，您看，您还有什么意见？”
说完，张总顿了顿，等待着李淑贤回答，此时，李淑贤心情太凝重了，她已回答不出来。
这时，张总又说：“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现在就把骨灰盒放进去吧，我们让溥仪先生早点儿安息。”
李淑贤便把骨灰盒交给了刚刚跳下一人多深墓穴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郑重地接过骨灰盒后，轻轻放入铺着黄绸缎的水泥棺内，并特意解开包裹骨灰盒的黄缎布，确认好面南背北的方向，再次包好，然后盖上棺盖，窝好钢筋，再浇筑混凝土封死。
就这样，溥仪的迁葬事宜暂告一段落。
后记：后来，溥仪迁葬到华龙皇家陵园一事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激起了激烈的讨论，同时，华龙皇家陵园、张总、李淑贤及其养子之间又发生了很多不愉快，这些都是后话。
不过，文中提到的溥仪的最爱谭玉龄也确实迁葬到了这里，另外，在这里还为溥仪的另外一任妻子“婉容”修建了衣冠冢，但是，李淑贤百年后，却没有葬到这里。
在被苏联关押的五年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准备逃往日本之际，被苏联远东军在沈阳机场俘虏， 随后被押送往俄国远东的一个偏远小镇，在苏联度过了五年的时间，一个天之骄子皇帝沦为阶下囚，是不是万人嫌弃，一副凄惨样子呢，让我来为大家揭秘被关押的监狱里，溥仪过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生活呢？为何他多次向苏联提出同一个要求？
1.出逃日本 ，在机场被俘虏。
1945年8月9日，苏联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有效配合下，长驱直入日本扶持的“伪满洲”首都—长春。兵临城下，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未曾想过扶持傀儡皇帝的“满洲国”伪政权，即将土崩瓦解。大期将至，山田让傀儡皇帝逃出东北，再转到日本，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坐火车出逃，就在这个过程他们听到了日本已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们随即当场宣布退位，历时十三年5个月的“满洲国"寿终正寝。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立即前往沈阳，从沈阳飞往日本，并且要求带上少数的随行人员，于是溥仪带上了自己的弟弟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随身侍卫和一个御医，17日，他们飞往沈阳中转候机时就被苏联那些手持冲锋枪的士兵迅速缴械，逮捕了溥仪，被捕当时吉冈安直用俄语跟苏联方沟通过，可否放了溥仪一行人，让他们去日本，这个请求当场就被否决了，但是就溥仪怎么处理的问题，苏军克拉夫钦向上级报告后得到回复：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溥仪一行人转移至苏联，要求要确保溥仪一行人的人身安全。
随后苏军翻译官按照首长的指示找溥仪谈话，他告诉溥仪了将其送往苏联的原因是远东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中国政局还没有稳定，国共两党存在分歧，等大中国形势稳定后再送他们回来。就这样，溥仪一行人就转移至俄罗斯远东后贝加尔地区的赤塔市。
2.阶下囚的VVVIP待遇。
俘虏溥仪在苏联的第一站监狱是30号——疗养院，在这里，他得到了苏联方一百多名狙击手连的安保，这个狙击手连还是原保卫苏联远东部队司令部总指挥的连队呢，如果他不是伪满洲的皇帝，怎会得此“殊荣”，他刚到疗养院的时候，疗养院还特地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就连当地的公安局的局长并没有把溥仪当做战犯来对待，还特地邀请溥仪到他的别墅参加宴会，美味佳肴款待。
平日的一日四餐食物丰富，早餐有面包，咖啡，点心，茶等，午餐一般两菜一汤，还有下午茶，晚餐一般是以西餐为主，这在当时处于经济困难的前苏，溥仪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帝王般的享受了，不仅如此，还为溥仪安排了单间，安装了有线广播，收听音乐，还可以随意到附近山上、河边、树林散步，跟人聊天，得知溥仪会弹钢琴，还为他搬来一台钢琴。
3。继续VIP 的生活
1945年十月中旬，溥仪一行人被押解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无惧第45号特别羁押所，与日本战犯关押在一起，虽然这里的条件没有疗养院好，但是也非常舒适，这里也随之成为了溥仪皇帝在俄罗斯的带有地下室的两层“行宫”。
溥仪一行人被安排居住在一楼，其他的日本战犯被关在二楼。地下室是餐厅，每天溥仪一行人都是被优先安排吃饭，可是溥仪的餐都是由自己的侄子拿了以后送到房间去吃，他本人不需到餐厅用餐，这也大概是苏方考虑到溥仪的人身安全后决定的。参照国际惯例，凡将官以上的俘虏，每个月都发送30卢布的零用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补贴，伯力市的国营食品店的人会过来卖一些香烟，糖果之类的物品，大部分人会选择花掉这笔钱，每人每月还得十包香烟，不会抽烟的人会用烟当游戏赌注。
只有溥仪，他不参与这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天念经。
4，高级战犯溥仪
玛丽娜是主要负责溥仪一行人的起居的服务人员，她说溥仪不用像其他人一样参加劳动，可以在有人监督下，在墙内散步，健身，喝茶，与苏联工作人员聊天，溥仪的生活起居都有3个侄子和随侍伺候，溥仪在他们面前还是一副“皇帝”的样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平时与被押人员一起学习时，他不仅坐在特殊位置上，每次学习还得由他说开始才能开始学习，但是在苏联人面前他却表现得十分谦和，服从，毫无架子，也不表现出皇帝的威严。
玛丽娜还说“这个中国皇帝的到来，苏联人都好奇，想看看这些东方皇帝和沙皇有啥不一样的，但是戒备森严的监狱让大伙望而却步。溥仪作为高级战犯 ，在开庭前，苏联方为了防止溥仪生病或者出意外，即使是晚上也对溥仪严加看管，如果溥仪说梦话或惊醒，苏联方都要安排医生为其检查、诊治，生怕影响他能正常回忆或书写揭发日军的出庭证词，他们对溥仪真的是做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地步，苏方工作人员每天都细心照顾着溥仪，天天期待着他能早点出庭作证，他们也能早日解脱。
5.多次请求留在苏联
在东京审判中溥仪作为高级战犯出庭，长达8天的出庭作证是史上最长的出庭时间，出庭结束的溥仪时刻都在揣摩自己的命运，如果被中方带回中国必死无疑，回到苏联的溥仪，感到前途未卜，每天都在猜测和恐惧中度过。
溥仪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政府，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但是苏方并没有同意他的申请，与此同时，一同关押在第45号特别监狱的原伪满洲国大臣、将军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提出回国的请求信，与溥仪强烈留在苏联的态度形成鲜明比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会谈中，毛泽东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经过两方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于1950年8月3日在中国黑龙江绥芬河车站移交伪满洲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伪满洲国政府官员共计58人与他们的随身物品。被苏联关押的五年时间里，他并没有因为是阶下囚的身份而被欺凌，反倒是因为需要出国际法庭的高级战犯而被优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