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证词古文,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失踪事件?
结婚证词古文，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失踪事件？
来聊一个细思极恐的失踪事件——北京五中分校地理老师任铁生失踪案，这件案子比国外那些有名的失踪案更烧脑、更诡异，因为该案“线索”不少，但这些留下来的“线索”本身就极不合常理，真的可以说是线索越多案子越复杂…甚至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版的《狼溪》。
任铁生，1952年6月出生于山西介休，身高1米73，失踪前任教于北京五中分校，是一位和蔼可亲、极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他身体健康酷爱户外运动，更是有着30年的登山经验，算是一个“老驴友”了，但2008年9月30日凌晨5点，任铁生老师身穿紫红色T恤，黑短裤，身背蓝色双肩包从位于北京东四六条45号的家中出发前往门头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29日），任铁生告诉妻子说自己去第二天要去爬山，但并没有说目的地，只是告诉她自己去门头沟，晚上就会回来，因为国庆期间正好是任铁生老师89岁母亲的生日，作为一个大孝子，他无论如何都会赶回来为母亲祝寿。可是晚上9点后，家人第一次拨打任铁生电话却发现手机已经关机，起初妻子还以为或许是山上信号不好，可能过一会就能打通了，但直到10月1日凌晨，任铁生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家人渡过了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晚…
10月1日上午10点，任铁生依旧没有归来，妻子当即选择报警并在网站上发布了求救信息，同时在朋友的建议下还向北京市“绿野户外搜救队”寻求帮助。收到求助信息后，绿野搜救队立即展开了分析并号召队员第二天上山寻找（该搜救队为民间公益机构，成员大都是北京市区的户外探险爱好者，有着丰富的搜救经验）。
10月2日8时许，搜救队队长带领十余位队员向门头沟进发，因为并不知道任铁生的行进路线，他们只能按照普通登山爱好者的习惯性路线猜测失踪地可能为郎儿峪——雁翅地带。就在他们即将对这条路线展开大规模搜救时，北京警方传来了好消息：通过电信部门的帮助查到在9月30日早上7点20分任铁生的手机号码在妙峰山镇政府附近和远在外地的弟弟曾有过联系；10月1日下午4点多，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禅房基站接收到任铁生手机最后一次信号。
得此消息，搜救队员信心满满，决定围绕禅房村展开救援活动。可是一天过去了，他们没有在禅房附近找到任何线索，于是10月3日，搜救队决定扩大范围并增加救援人员，围绕着禅房对整个妙峰山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搜山，可一天的忙碌过后他们依然没有发现任铁生老师的任何线索…
其实到这我觉得就已经出现“反常”现象了，先看一下下面的这张地图：
从妙峰山镇政府到禅房村的路线就是图中红线所示，红色箭头表示深入过妙峰山。
先假设他没有深入过妙峰山腹地，只是沿着红线从妙峰山镇政府直奔禅房，整条线路步行的话最快也需要个大概6小时，来回就是需要12个小时。注意他7点半还在妙峰山镇政府附近打了电话，来回需要12个小时那他如果要按原计划时间返回的话只能是从镇政府出发走到禅房吃个饭就立马返回…这叫登山？所以他一定是进入了妙峰山腹地后就决定返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三岔路口”迷了路。
但入果真是在此时就“迷路”的话又有一个疑问了，从图中可以看到禅房的方向和回家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在西北边，一个是在东南边。作为一个有着30年登山经验的资深“驴友”、一个有着40年教龄的地理老师，迷路你不至于迷方向吧？从妙峰山腹地到禅房只有这一条路（禅涧路），这条路也是929路公交车路线，你告诉我一条路怎么个“迷”法？而如果不沿这条路走直接在妙峰山腹地处穿过树林也不可能，因为那里地势极其险峻，树林茂密，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稍不留神就掉下山谷，搜救队带着设备都举步维艰，何况一个没有带任何工具的人？
再说了，不管是否“迷路”，为什么将近一天之后的10月1日下午4点手机信号还显示在禅房？他不想家？
我上面说的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理解吧？简单来说就是要么时间上有问题，要么方向上有问题，以及逻辑上有问题。所以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感觉哪里不对劲…
10月4日，基于手机信号最后消失在禅房附近的事实，搜救队决定对禅房村进行重点搜索。下午2点58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有队员在禅房至琅洞之间的山间小道旁发现一处只有前半截的不完整鞋印，脚尖朝着山下，鞋号为44码！
通过与任铁生家属的核对后他们认为该鞋印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失踪的任铁生老师所留！
根据鞋印方向来判断，搜救队员们认为任铁生老师在离开禅房之后顺着山坡往（琅洞）西南方向的碳厂西沟——张家山方向行进的，于是他们便顺着鞋印的方向也穿过密林朝着碳厂西沟——张家山方向搜寻。可一天过去了，他们又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哪怕第二枚鞋印也没有发现…
实际上这里又出现更大的“反常”现象了…他就算是迷路了可禅房有村民啊？不能问一下或者求救一下么？反正所有村民都表示没有见到过他…（因此之前的问题也就更奇怪了，按理他应该在禅房待了挺久，居然不见人？）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不像是要回家啊？他回家的方向是东南，这是往西南，难道又是迷路且迷方向了？不对！因为他走的那个路线基本就“不能穿过”，搜救队员都需要披荆斩棘砍掉茂密的灌木丛才能艰难前行，而他们是在一条山路小道旁边发现鞋印的，那他当时一定也走在那条小道上的对吧？所以他为什么走在比较正常的小道上会突然改向转而走险路？是出于哪种考虑迫使他选择“不走寻常路”的？
（根据当年公布的搜救视频来看下图红色箭头也就是推测的任铁生老师下山路线完全可以说是“荆棘密布”）
10月5日，永定消防中队和北京市各大户外登山俱乐部的爱好者也加入搜救行列，任铁生弟弟以及其他亲属也赶赴北京协同参与搜救，这支联合搜救团队人数扩大到70人，消防中队更是出动了搜救犬，对琅洞——碳厂西村这条推测路线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可是依然没有发现哪怕第二枚鞋印，甚至连搜救犬都没有闻到任何气味…
有没有可能是跌入哪个断崖或者山谷呢？基本上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因为搜救队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几乎搜遍了所有的崖底、谷底均无任何建树。
此时很多人开始怀疑：到底任铁生老师有没有去过妙峰山、有没有去过禅房？如果真有走那条（出现鞋印的）路线，不可能搜救犬闻不到任何气味啊？
也就在这时，北京警方传来消息称任铁生的手机在西地铁站开机了！
这条消息传来之后立即让搜救队眼前一亮，他们认为任铁生老师的手机可能在登山之前就已丢失了，或许被谁捡到之后带到禅房村？至于那个鞋印或许就是其他“驴友”留下的？更换了思路以后搜救队准备从妙峰山镇政府处开始重新调查，而恰巧这个时候一位小摊贩告诉队员们说之前见过任铁生老师，他曾在30日早上询问自己哪里核桃多，她告诉任铁生——王平镇！
获此重要信息后搜救队员立即调转方向赶赴王平镇开展工作，一位村民告诉他们，非常记得任铁生在村路口问过他铁驼山如何走。这条消息更是令搜救队喜出望外，看来之前确实是猜错方向了，任铁生老师的失踪位置应该是铁驼山而不是妙峰山！
事不宜迟，搜救队立即上山开始在铁驼山寻找任铁生。
就在通往铁驼山的山路上搜救队员看到许多用裁剪下来的报纸纸条标记的路标，从山脚一直标记到距离山顶50米处，并且他们发现这些被裁成20几条的报纸条均来自于《北京青年报》9月25日D版，而任铁生家正好有订阅该报纸！
前往核对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任铁生老师家9月25日的那份《北京青年报》D版正好有缺失，自此，搜救队确认这些路标就是任铁生老师所留！
确定了任铁生去过铁驼山，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去哪了？他是否还活着？根据搜救队员提供的消息来看，当时的铁驼山是绝对饿不死人的，无毒野果都能把人给吃撑…搜遍了他沿路所做的标记路线后并没有发现他，那么他就有可能在其他的下山路线上失踪的。而从铁驼山下山共有四条路线：
顺着他沿路做标记的路线下山；往滴水岩方向下山后到滴水岩村；往潭柘寺方向下山后到潭柘寺；往圈门方向下山后直接打车回家。不过搜救队员很快就把圈门方向的路线给否定了，同时上山路线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滴水岩和潭柘寺这两个方向了。
10月9日，100多人组成的搜救队浩浩荡荡地沿着滴水岩和潭柘寺方向分组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下午两点，其中一个小组在【铁驼山峰顶朝南距滴水岩方向3公里处】发现一个宿营点，该宿营点的搭建非常专业，更重要的是搜救队员还在此处一个树枝上发现一张用北京五中答题卡写下的纸条，答题卡的背面写有这么一段话：
五中分校退休教师任铁生，9.30日登上铁驼山，归程中迷路，在此处山上住一夜，10月1日12点开始顺山梁向东北方向十字道村移动，以备万一留此条，爱给路过的一切人。任铁生，10.1午12点。
除此之外搜救队还找到好几张使用过的面巾纸，像是有人排泄过后遗留下来的…
这基本上可以断定此处就是任铁生老师宿营地，并且根据家属的鉴定，该字条也确实为任铁生老师笔迹，并无任何反常迹象，应该为他心平气和之下所写。
【关于这张纸条的解读网上非常多，可我觉得吧…非常离谱…捕风捉影的过分解读痕迹太过明显了，纸条肯定有很多疑问，但是没有那么多。不过或许很多人感兴趣，所以我也一并贴出来吧，左边是“原件”，右边是网友的解读。注，实际上“原件”的字体颜色深浅是一样的，只是反光导致落款时间和姓名看上去颜色较浅。其他的问题最后来说】
10月10日，在一队搜救队往滴水岩方向向下搜查后距离山顶不到200米的一个悬崖沟底，他们发现一堆白骨，白骨上方还有一条灰色长裤。这突如其来的尸骸让搜救队员大惊失色，不过根据裤子上生锈的纽扣以及白骨状态来看该尸骸距2008年时代久远，绝对不可能是任铁生老师的。这让大家稍微放松了些，可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找到任铁生老师的信念，因为此时距离他的失踪已经过去10天了，即便一时半会不会饿死，可当时的气温较低，而且没有足够的水源，如果任铁生还活着，他已经无法再继续拖下去了…
10月12日，搜救队伍再次于铁驼山南侧山包上找到一具白骨，已移交警方，从尸体身着衣物来看应该为一名年轻女性。
但自10月9日发现任铁生宿营地以及字条之后搜救队就再也没有获得过什么有用线索，于是在10月27日，大规模的搜救活动被迫停止，因为距离任铁生老师失踪已经过去了28天，如果他还在山上的话存活几率已经非常渺茫了…
可搜救活动虽然停止，但是白骨的出现却没有停下的脚步：
2014年8月28日，民间救援队称在铁驼山一个偏僻山洞中发现数具白骨，当地村民说日本兵当年枪杀中国人之后就将尸体扔到这里；
2016年1月17日，一名“驴友”在潭柘寺附近一垂直高度达40米的山洞内发现两具白骨，其中一具年代久远，但另外一具死于8年前（2016年的“8年前”也就是2008年），可是警方认为这并非任铁生老师…
截至今日，任铁生老师依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2009年曾有神秘人打电话报警称看到任铁生身上空无一物在山上游荡，可警方立即派出警员在铁驼山搜查4个小时却没有任何发现，顺着报警电话回拨过去对方也不愿意再谈论此事，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这件案子可能真没那么简单的：
首先，2008年10月1日确实在禅房收到了任铁生的手机信号，后来有“辟谣”说是电信公司“误报”，但实际情况是电信公司确实收到了信号，没有误报，当时“辟谣”只是说禅房收到手机信号是因为任铁生手机丢了或者被盗了，并没有“辟谣”收到信号这个事实。那问题就来了：真有那么巧么？而且以我的观点来看，如果手机掉了，他一定会在字条上提一下的！再说他手机掉了为什么还坚持上山？
第二，同理禅房到琅洞的那个鞋印真就那么巧也是别的“驴友”留下的？花纹、鞋码都是一样的？据我所知事发前几天当地下了雨，就算之前留下了鞋印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而且平常就非常少人在那经过，当地许多村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么留下鞋印应该也就刚好是9月30或者10月1日，未免太巧了吧？一个同时间、同鞋码、同花纹、同样迷路的“驴友”？手机信号刚好也在这里出现过…
第三，发现纸条的宿营地距离任铁生自己制作的最近一处上山路标只有60多米，宿营地在一个“十字路口”，视野算是那个山坡上最好的了。几乎就是近在咫尺的距离他为什么要朝着“反方向”下山呢？注意从字条的内容来看他即便迷了路也一定没有迷失方向！
第四，就是纸条上的内容问题，比如“爱给路过的一切人”语句不通也特别突兀；比如落款日期有涂改；比如两次特意点明10月1日中午12点这个时间点以及行动方向问题；
第五，如此大规模的搜山（在铁驼山总参与搜救人次超过1500人，单次最大规模搜救人数超过200人）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件衣服、一块尸骨更没有看到活人实在有点不合理。
综上，我和很多网友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他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失踪，而是遭遇了人为的意外。
可我又和许多网友的看法不一致，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任铁生在铁驼山被歹人抢劫、挟持甚至杀害后拿着他的手机（还有可能穿着鞋）于10月1日下午4点到禅房附近留下“线索”以误导警方，所以很多人都把目光锁定在十字道村、赵家庄、滴水岩附近…
但为什么不可能是他自己出现在这两个地方并且真正遇害点就是禅房——张家山或者该处以北、以西呢？因为在时间上来说往返于两地是完全行得通的！
他30号从妙峰山镇横穿109国道到王平镇后绕经北峪村再沿着山路上到铁驼山，并且沿路做下记号，下山时确实迷了路但是没有迷失方向，于是决定当晚在山上过夜第二天中午再出发返回，可是这个时候（1号中午12点前）凶手出现，所以在他留下字条之后被对方胁迫走出山。宿营地距离十字道村、赵家庄平均不过3.5公里，两个小时无论如何也走得过去，他一定是在12点前就出事，所以走到十字道村最多2点。此时假如凶手有交通工具如面包车，将其带到王平镇沿着国道朝西北方向也就是张家山——禅房方向走，顶多1个小时，禅房基站的覆盖面积是10公里，换句话说只要在国道以北特别是到达张家山位置后信号捕捉显示就在禅房！在时间上来算是绝对充裕的，何况还有说确切的手机最后信号显示时间是4点20分以后？只要在十字道村有交通工具，从宿营地出发开始算运到禅房基站信号能够捕捉的范围顶多3点20分，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富余呢。
而那个鞋印之所以会朝山下走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想要逃跑，可是被凶手发现并抓了回来。
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手机丢失后还坚持上山并且在字条中没有提到这事。因为写字条前（10月1日中午12点）根本就没丢手机，之所以打不通是因为铁驼山确实没信号；
也解释了为什么禅房到琅洞的位置会出现花纹、鞋码、时间点完全巧合的“疑似任铁生鞋印”，并且还解释了为什么他放着正常的山道不走非要走“不寻常之路”。因为那个鞋印是在逃跑时留下的，并且之后再没发现鞋印是因为没有跑成功；
更解释了为什么在铁驼山范围内没有发现搏斗痕迹并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为在他留下那个鞋印想要逃跑之前人身并没有受到伤害只是被胁迫，而他如果遇害了，遇害点不在铁驼山范围而是在张家山——禅房以北或者以西。
总之不管这个猜测对不对，任铁生老师一定是遇到了人为造成的意外而不是自己迷路导致的失踪，当然普遍的观点、即认为有人拿着他的手机甚至穿着他的鞋去禅房迷惑警方也是有可能的（但好像有点多此一举了，因为最后还出现在西地铁站，那里是公主坟，最大的二手手机交易市场，直接拿到那里去卖不行么）。
这就是中国版的《狼溪》啊？或者《隔山有眼》？在这块地方（铁驼山到禅房）存在着一个杀人恶魔，2013年4月，台商董某在安家庄清水涧登山时失踪，至今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哦，这位台商年龄60岁，只比任铁生老师失踪时小了1岁（当年的报道上说任铁生失踪时是61岁）…
如何看待唐爽接受采访回应律师费的问题？
近日，关于周立波案重要人员唐爽，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唐爽回应了律师费问题，说到费用不是周某帮交的3.5万美金，而且2.5万自己交和转账证据。
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感觉越来越复杂了，原本起初周立波的无罪释放回国，或许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就该这么过去了。
然而，周立波在回国后的接受采访，以及微博上发的一些内容却引发负责周前律师莫虎的不满，随着莫虎在微博上发的“严正声明”，疑似正准备起诉周。再到，唐爽突然倒戈，微博指责周立波。
从这次的采访中得知，唐爽出来说周立波，主要原因，还是对周立波所称的3.5万律师费用不实，唐爽却说，这是他自己交的2.5万和转账记录。
关于这件事，确实有点扑朔迷离，到底谁在撒谎，谁的话语更真实呢？
从唐爽的采访中，有时又觉得不像在撒谎，而有时提到其他事情，从他言语和眼神，却也透露了另一层面。虽说看完他的采访，感觉有点真实，不过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而已，到底真假，真的很难辨别。
而周立波夫妇在接受采访时，同样说的很真实一般，有时看完瞬间又相信某一方了。不过，两人的采访对比却相差甚远，他们都有各自的言辞，都站在各自的立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让大家相信自己最大化。
如今，具体谁是谁非，确实很难用双眼辨别，不跟风，不造谣，唯有等待最终真相如何。
你觉得呢？（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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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究竟有没有篡位？
一直以来，人们对雍正皇帝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残害兄弟，阴险、残暴、狡诈到了极点，有人则认为他勤于政业，体恤民情，是一位难得的有道之君，若没有他便难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且不论历史评价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雍正的情商是极高的。在清初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他能够巧妙地周旋于父子兄弟之间，不但保得了自身周全，又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逐一击败对手，最终赢得了天下，足见其卓尔不群的一面。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对于皇位的竞争是异常惨烈的。以皇长子胤提为首的“大千岁党”、以皇太子胤礽为首的“太子党”、以八阿哥胤为首的“八爷党”均对皇储之位虎视眈眈。胤禛最初只是“太子党”中的一员，与皇十三子胤祥共为胤礽的左膀右臂。论势力他不及广交朝臣的皇八子胤禩，论受宠程度，他因“喜怒不定”，又母亲乌雅氏德妃生他时只是一名宫女，远不及子凭母贵、集万千宠爱与一身的太子胤初。那么，胤禛又何以在险滩密布、步步暗礁的储位之争中保住自己，最终脱颖而出、君临天下呢？
其原因就在于，胤禛深韬晦之邃，深藏争权之心，以不争为争、以退为进，最终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青睐，得以得偿所愿，继承大统。
在众皇子为争夺皇太子之位闹得不可开交时，胤禛却似乎悠闲于局外，没有明火执仗地参与其中，而且还替众兄弟仗义执言，这些都被康熙看在眼中，特传谕旨表彰:
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真是伟人。胤禛在这场诸皇子争夺皇太子之争中不显山、不露水，以不争之争的斗争策略取得了成功。一方面，胤禛赢得了康熙的信任，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密切了和康熙的私人感情。康熙一高兴，把离畅春园很近的园苑赐给了胤禛，这就是后世享有盛名的圆明园，康熙秋猎热河，建避暑山庄，将其近侧的狮子园也赏给胤禛。
另一方面，胤禛在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之争中，使其他皇子们认为他实力不够，对他不以为意，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使他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笼络了年羹尧、邬思道、戴铎等一班谋士武将，实力大增。结果，康熙在病重之际，把权力交给了胤禛，胤禛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雍正皇帝。雍正的不争，并不是什么也不争，而是弃其小者，争其大者；弃其近者，争其远者。所以，不争是相对的，争则是绝对的。所谓“不争”，是指小处不争，小名不争，小利不争；倘若是大处、大名、大利，也许就另当别论了。从“九王夺嫡”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雍正在“不争而争”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策略:1.克制自己
康熙评价雍正“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很显然，这不是赞扬之词，而是父亲对于儿子的一种批评。雍正知道若想得到父亲的进一步信任，首先就要改掉自己的毛病。于是，他一直克制自己，“潜心礼佛”，从而使康熙对他有了极大的改观。
2.反其道行之
太子首度被废，众阿哥纷纷落井下石，唯有雍正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疏通废太子与康熙的感情。于是，康熙对雍正颇为赞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真是伟人。
3.示敌以弱
雍正一直给对手一个假象—自己起初只是太子的一名拥护者，而后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根本无法参与皇储之位的争夺。从而使对手放松对他的警惕。而另一方面，他则在培植自己的党羽，十三阿哥、隆科多、年羹尧、戴铎都在雍正登基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人以诗描绘农家插秧时的情景—“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剖其深意，这俨然是对雍正“以退为进”这一策略的妙笔诠释。
“不争”似乎有悖进化规律，然而其背后有更深层的道理。“争与不争”的辩证法，透露着一个天机:不争而争、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胜，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表面谦退与世无争，实则静观其变，以静制动，这正是雍正的过人之处。
真的会天诛地灭吗？
赞同！人不为己，念wéi，阳平，第二声，意味着修为、修养。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传达的意思，和通常理解的截然相反。看似一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言，实际是一句提醒自己修为的警示。
《道德经》也提倡“无为而无不为”，阳明心学提倡“灭人欲而存天理”。按我们逻辑接受习惯，把这个“为”区别为大我之为和小我之为。小我之为姑且理解为人欲、贪欲，贪嗔痴慢疑，去掉这些，复得一颗本心，大我之心。
那么这样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一个为他人着想，万物一体的胸怀和格局就出来了。你心中装下多少人，就能办多大的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伟人们在一开始就具备这种大我作为的鸿鹄之志。
由此，人不为己，不去修为自己，清理掉那些让自己格局越来越小的习性，很容易误入歧途，自私自利、计较、对比、嫉妒愤恨、不平不满，这些情绪都在不知不觉中吞噬我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轮回循环，不符合大道规律，自然是天诛地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助者天助之。人不为（wéi）己天诛地灭，我如上面这样理解，以敦促自己去精进。浅薄之见，以期和相同相似理解的朋友们共勉。
当初陈寿把刘备三顾草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定名为草庐对？
谁说陈寿曾命名”草庐对“了？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策”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策”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既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西晋陈寿《诸葛氏集》目录篇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明嘉靖王士骐《諸葛忠武侯全書》的“隆中对”内容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的“隆中对”内容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崇祯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的“隆中对”内容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南阳卧龙岗方面所谓“‘草庐对’之名是陈寿在《诸葛氏集》中的命名”显然是子虚乌有！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策”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目前所知道的最早为该“对策”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南宋淳熙时期的文人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
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骆问礼则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略”。在他的诗《冬日漫兴次周通政与鹿韵》中有“曝日小亭边，神游太古前。懒因闲愈习，事与俗相沿。诸葛隆中略，欧阳颖上田。蹉跎俱负却，黙看鸟飞还。”
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 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诗中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墉在他的诗《读三国志二首和韵》中有“隆中策已劳三顾，函谷封难效一丸。”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诗中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略”。
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尝读诸葛隆中语嘅然太息天启……”
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桂超万在他的诗《同九弟子谷曁吴铁香登南岳四首》中有“何人怀抱隆中略，出润苍生与尔同。”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略”。
清道光十二进士李星沅在他的诗《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诵出師文，慷概高歌泣暮云。汉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龙破壁將軍垒，桧栢春山帝子坟。咫尺庙堂瞻未得，成都车马日纷纷。” 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诗中也将该“对策”命名为“隆中策”。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策”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策。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的记载可能出现在元代。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饶介字介之号芥叟……诸体书纸高尺许,长丈余.第一段临右军,第二段临章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第四段仿颜平原正书写陈寿作武侯赞……”
同一时代的还有明末至康熙年间的吴升的《大观录》中有“<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末仿颜平原正书陈寿武侯传赞……”此后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清康熙刑部侍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而同一进期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江村销夏录》
明、清文人顾复、吴升、高士奇和卞永誉分别在各自的书里同时记载《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的第三段为“诸葛武侯隆中对”。可见“诸葛武侯隆中对”一语就是元朝饶介在书写“四家书”时对该内容的命名。由此可知，”隆中对“一词应该最晚在元代就已成为该”对策“公认的命名了。此后“隆中对”一词就被广泛使用。
明崇祯年间的文人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清康熙文渊阁学士李光地《榕村语录》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清康熙礼部侍郎蔡世远《古文雅正》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清雍正雷宏《读书偶记》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
清乾隆元年进士蔡新在《缉斋文集》中云“……三代以后，若贾谊治安策、诸葛亮隆中对以及陆贽李纲之奏议，韩范司马之论……”
清乾隆年间林良铨在《林睡庐诗选》里有“<诸葛武侯次梁枞伯韵>‘长吟梁父拟躬耕，鼎足图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梦觉，秋来原上骨寒生。星臺风起吴江冷，斗帐灯光汉月明。余恨不随炎气尽，惠陵终古杜鹃声。’隆中对千古奇文，此诗又属千古奇句。”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舒位在《瓶水斋诗集》中有“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此诸葛隆中对照烈语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韫玉在《独学庐稿》中收有文章<读诸葛武侯隆中对>曰“诸葛孔明在隆中时，早定三分之业，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变……”<与潘公子论文书>曰“武侯一生以管仲乐毅自比，未尝自命为王佐也。其隆中对曰伯业可成，未尝以王业许先主也。其以曹操为不可与争锋，其以孙权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韩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清嘉庆四年进士陈寿祺在《左海文集》中云“......诸葛武侯隆中对策了如指掌其后事业莫不合符......”
清嘉庆七年进士梁章鉅在《退庵随笔》中云：“……若说文人则何以独载杜子美,若论资治又何以不载隆中对乎……”清嘉庆十六年内阁学士斌良在他的诗《沔县拜汉相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业隆中对，两表忠诚汉上留。”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说“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清嘉庆汤鹏《浮邱子》
清嘉庆年间李祖陶在《国朝文録续编》中云“自古一代开轫之君，云龙风虎翘首攀附。盖莫不有才略过人之士首定大计决策数言，为他日奏绩，收功之左劵。淮阴侯登坛发策，楚汉大势了如指掌；诸葛武侯隆中对，三分鼎足之业已定于三顾草庐之中…..”
清道光二年进士黄恩彤在《鉴评别録》中云“……朴此策颇似诸葛之隆中对于天下大势如示诸掌……”清咸丰年间朱琦在《怡志堂诗初编》中有<同王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不然隆中对数语已可了,胡为许驰驱付托重元老……”清咸丰年间刘景伯在《蜀龟鉴》中有“论曰凡事豫则立。抚军此议与武侯隆中对、王朴平南策皆见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于巴蜀也宜哉。”清咸丰年间左宗植的诗《隆中谒武侯草庐二十四韵》有：“太息隆中对，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门颠。感慨兼怀古，沈吟一泫然。”清光绪二年进士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对，一样伤心白帝城。”清光绪年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又有读隆中对，有怀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阴南郑登坛日，诸葛隆中定策时。’”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有“昔贾太傅之陈政事疏，诸葛武侯之隆中对，范文正之上宰相书，文信国公之殿试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在《虚受堂诗存》中有诗<五丈原>云“当年隆中对，侯也实国章。世局定三分，筹略何精详。”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而以“草庐”命名该“对答”的最早记载可能出现在清康熙年间。
清康熙时，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南阳知府朱璘《诸葛丞相集》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礼部尚书张伯行《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清嘉庆年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
除了以上书籍使用“草庐对”外，其它使用“草庐对”的材料几乎查不到。
从以上史料对比可以看出，陈寿根本没有把该“对策”单独成篇，自然也不可能对其命名。而以“隆中”命名该“对策”最早可能出现于元代，不但历史远远早于清代中期才命名的“草庐对” ，而且被接受程度、使用范围也远远大于“草庐对”！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 大“对策”最正确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