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交友,福建哪个城市最好旅游?
漳州交友，福建哪个城市最好旅游？
说起福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网上很火
的广东人吃福建人的梗，福建表示，和无所不吃的广东相邻所以怪我咯？事实上，福建和广东的关系其实还处的挺好的，福建分闽西，闽中，闽南三股力量，广东分广府，客家，潮汕，三股力量，但是基本上网上找不到两省人民互黑的帖子的，福建拥有全国最曲折的海岸线，最优秀的山地森林资源，最优质的江河水质，所以自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旅游的话大家一般想到的是以厦漳泉为代表的闽南地区，殊不知八闽大地好玩的地方比比皆是，今天重点推荐一下闽西的城市三明，希望对题主有所帮助。
三明这个城市很不 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算是见识到什么 是南方的山水之城。三明依山傍水，沙溪横 穿三明市，进三明的路如同进山般的感觉， 整座城市有一种嵌在山里的感觉，再加上市 区内穿市而过的沙溪（沙溪不是小溪，是 河），仿佛室外桃园的感觉。 一说到三 明，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沙县小吃，对！ 沙县是三明市下辖的一个县，但是你不要因 为它是一个县城就小看它哦，人家现在可是 有机场的！因为小吃修了机场的，我想除了 沙县，也没谁了，根据沙县小吃办的数据， 全国的沙县小吃已超过2万家，年营业额接 近70亿元。不过，这么多店面并不都是沙县 人开的，因为利润可观，不仅沙县周边的人 纷纷入行，也有不少外地人来学习手艺，开 起了沙县小吃。所以说，你在全国各地看到 的吃豆人的标志，但是它不一定是正宗的 哦！
我们熟悉的沙县小吃，标配往往是以下四样，蒸饺，炖罐，馄饨，拌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馄饨和拌面了，这是我在厦门的沙县小吃点的，如果没去到沙县，没尝到真正的沙县小吃之前，这样的出品还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沙县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沙县小吃，是没有蒸饺的！沙县人只吃烧卖，而且分甜咸两种，他们的烧卖又和北方的糯米烧卖和羊肉烧卖有很大的不同，主料是粉丝，搭配笋丁，肉丁，香菇等等，皮很薄，晶莹剔透，口感又不失Q弹，特别好吃
除了烧卖，我们来看看正宗的沙县扁肉，老店的扁肉做法，至今传承着纯手工，肉馅是木棍一下一下捶打出来，直至打成肉蓉，汤头用的是猪头骨和猪龙骨熬成的清汤，煮好盛入碗中再撒上葱花，从清汤到扁肉，满口鲜美爽滑。
再说拌面，花生酱是沙县拌面的灵魂，好的拌面花生酱酱香浓郁，面条劲道，他们用的是碱面，讲究水宽下面，入水几秒钟面条就浮起来，这样才能保证面条的韧性
沙县盛产芋子，所以芋饺也很有名气，煮熟的芋子捣烂，和着木薯粉，揉成半透明的皮坯；芋饺皮本身无味，但非常软弹，包入猪肉丁、葱、香菇、笋干还有红菇，煮出来外韧内软，咸香软糯，滑得一筷子夹不起来，唯一的缺点是不小心就会吃太饱（嗝~）
除了这些，我还在街头的小店里盲点了汤 粉，猪血汤，活肉，豆干等等，每一次吃都 重新刷新了我对沙县的认知，我滴妈呀，这 也太好吃了，这里简直算得上吃货的天堂，听本地人讲，沙县的传统小吃有两百多种，要想全部吃遍，估计呆个三五天是不可能的了。
临走时，拍了几张沙溪的照片
如果你有兴趣来到三明，一定要来沙县，尝尝不一样的扁肉、拌面、烧卖和芋饺，那是商业化浪潮之外，尚含着满满温情的传统味道。
除了沙县，三明还有很多风景优美的自然景观，例如大金湖，格式栲等等，大金湖在泰宁，属于丹霞地貌，湖水很清澈，门票也不贵，可以坐竹筏欣赏两岸的美景，较有看点的是水上赤壁，绝壁上寸草不生，唯有赤色血砂倒映于碧水，斐绿叠丹，甚是夺目。乘坐游船游览大金湖，会有一些岸上景点，这些景点是不走回头路的。所以一路上看到的都只有一次。再讲讲悬空的甘露寺，当时自己走在上面的时候心中其实一直不踏实，紧靠一根珠子要撑起整座寺庙，更别说这么多的旅客。虽然每次有限进入人数。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技艺高超。
出了大金湖，还有格式栲森林公园，格式栲位于三元区，以栲树为主，在亚热带地区，这种单一树种的天然纯林非常少见，地上掉落很像板栗的栲果（其实也是可以吃的）。
栲林中有一些小楼阁，登高望远满目的郁郁葱葱。夏天在树林里走很阴凉，虽然说蝉鸣聒噪，但是有蝉的存在才是更自然的。春天的时候栲花盛开，整个格氏栲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跟雪一样。不得不说三明的山林资源特别的优秀，保护的也特别好，听当地的农家乐老板说，格式栲往深处走的话，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出没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明一些简单的介绍，当然，要想体会各个城市不同的风俗，风景，还是要楼主自己切身去感受的，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主页有更多旅游方面的内容，欢迎关注。
中国历史上最玩命的刺客是谁？
说起我国历史上最玩命，最出名的刺客，非民族英雄王亚樵莫属！
1889年2月14，于安徽合肥磨店乡，出生了一个婴儿，取名王亚樵。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等等诸多威震天下的名头。
杀手之王王亚樵：
1921年，饱受三民主义思想熏陶的王亚樵，从余诚格手中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号召皖籍工人加入，一时间同乡者云集蚁附，高达十万之众。
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遭到老板恶意拖欠工资，工人前去索要，反被毒打。王亚樵闻知，怒火中烧，当即去铁匠铺打造了一百把斧头，率领百名大汉手提百把利斧，冲进那老板的家里，吓得那老板屁滚尿流，当即结清工资。这就是令反动派、日寇、汉奸都闻风丧胆的斧头帮雏形。上海滩中，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亦对斧头帮畏惧三分。
杜月笙：
刺杀徐国梁1923年，南方国民党决定讨伐曹锟，吴佩孚。派王亚樵联络皖系军阀卢永祥出兵，卢永祥提议，先击杀苏督齐燮元的亲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于是，11月10日下午，王亚樵率领十来个斧头帮成员，等候徐国梁从温泉浴室洗澡出来时，用手枪射杀了他。
暗杀张秋白1927年，国内局势混乱，各派势力群起反蒋，尤其以王亚樵更为激进。
1928年秋，王亚樵准备刺杀投靠了蒋介石的安徽军阀陈调元，探知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于南京梅溪山庄午餐邀请陈调元。王亚樵遂率领斧头帮众冲进梅溪山庄，无奈陈调元不在现场，愤怒的王亚樵顺手击杀了同样坏事做尽的张秋白。吓得陈调元哭着喊着请求调离安徽。
刺杀赵铁桥1929年，王亚樵暗中联络非蒋介石嫡系部队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及部下彭建国四人起义攻击蒋介石。史称三路军讨蒋。可惜，密谋期间，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随即把方振武骗至南京扣押，并派军攻击其余两路军。那两路军被攻击兵败。三路军讨蒋失败。
密议：
王亚樵深恨赵铁桥。恰巧，与赵铁桥有仇的李国杰收买王亚樵，要做了赵铁桥。于是王亚樵派斧头帮骨干，在招商局门口当众射杀了赵铁桥。
庐山刺蒋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激烈，蒋介石直接软禁胡汉民，胡汉民家属林焕廷出20万大洋向王亚樵买蒋介石的人头。
王亚樵本来就想杀蒋，遂派华克之、陈成等混上庐山伺机刺杀蒋介石。可惜，蒋介石侍卫过于警惕，发现了蛛丝马迹，导致陈成用手枪在远距离对蒋介石射击，没有射中。刺客陈成被侍卫乱枪打死。
蒋介石：
庐山刺蒋后，蒋介石伪称“下野”。汪精卫亦随着下野。
警告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去上海休养，居住在号称能罩着他的杜月笙家中。
张学良：
王亚樵在杜月笙门前放了枚没有引信的炸弹，并让杜月笙警告张学良：要么立刻滚回东北去，拉起兵马，与小日本决一死战；若怕战，亦滚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若怕死又不敢战，那么交出全部财产，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选一，否则，死！
张学良恐惧万分，杜月笙也惧怕不已，劝张学良离开了上海。
怒刺日寇军官白川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纷纷捐钱捐物，援助爱国将领马占山抗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亦纷纷组织义勇军抗战。1月28日，十万日寇突袭上海，妄想24小时内占领上海。19路军愤然反击，王亚樵亦组织3000人的抗日义勇军援助19路军。
蒋介石畏惧日寇，筹划与日寇停战，日寇见上海军民反击犀利，短时间内无法突破，遂和蒋介石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在“天长节”这天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在中国的土地庆祝侵略胜利，令上海军民愤慨无比，陈铭枢怀着愤恨偷偷来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捣毁“庆祝大会”。
由于日寇特务密布，又不准中国大陆人参加。王亚樵遂联络朝鲜人金九密议。金九派尹奉吉穿和服，带装有炸弹的热水瓶进入会场。等到日寇首领白川义则、重光葵等10余名大鱼登台时，炸弹定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又丢了手榴弹上去炸。当场炸死白川义则、炸伤重光葵等10余名日寇大鱼。消息传出，上海人民弹冠相庆。
日酋白川义则：
蒋介石亦拍手叫好，得知是王亚樵策划的刺杀日酋行动，他派人把4万大洋送给王亚樵，要拉拢他。可惜王亚樵收了大洋，却对蒋介石不假辞色。蒋介石前后拉拢了三次都不得，遂恨王亚樵。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舆论纷纷谴责，并由“国联”派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调查。
敷衍的调查过后，发表谈话，偏袒日寇。王亚樵愤怒的派人锄杀李顿，可惜刺杀人因刺杀时间未到，私自跑去抢劫银庄，并被抓获。不但刺杀失败，还供出了刺蒋，刺宋案的主谋就是王亚樵。
恐惧愤恨交加之下，蒋介石悬赏百万大洋买王亚樵的人头。当时给红军著名将领的悬赏才不过区区十万大洋。
刺杀汪精卫1935年，王亚樵、李济深、陈铭枢在香港密议，伺机再次暗杀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媚日卖国。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杀手孙凤鸣因无法看到，狡猾借故离场的蒋介石。遂拔枪对准汉奸汪精卫，高呼：“打倒卖国贼”！连连愤怒射击，汉奸汪精卫身中三枪，在日本医院不治而死。
汉奸汪精卫：
刺杀唐有壬蒋介石的亲信唐有壬正在主持媚日谈判，王亚樵决定刺杀这个狗腿子，1935年12月25日下午，外出归来的唐有壬被射杀于住处门前。连连遇刺死亡的国民党内部人人自危。蒋介石恐惧疯狂之下，命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他戴笠死。
戴笠：
梧州遇难戴笠得到死命令，火速跑去香港捉王亚樵，却无法找到王亚樵踪影。他分析王亚樵侠肝义胆的特点，追踪到王亚樵隐居在广西梧州，遂收买了王亚樵手下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利用余婉君引诱王亚樵现身，王亚樵不疑有它，赴约进余婉君的住处。王亚樵被埋伏好的十几个特务轮番射击搏杀，身中五枪三刀，当场死亡。特务残忍的剥下王亚樵的脸皮，并顺手把余婉君灭了口。
梧州：
王亚樵好友郑抱真、徒弟许志远，买棺收殓他的尸体，安葬于梧州倪庄。可怜一代民族英雄，非死于抗日战场，而是死于自己人之手。
若论最出名，最玩命的刺客，除了王亚樵，谁人敢当？
清世祖顺治最后到底是出家还是驾崩了？
1661年正月初六刚过完年，孝庄太后正在经历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她唯一的儿子年仅24岁的儿子福临病逝。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关于顺治帝生病的记载，顺治帝突然病逝，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养尊处优的皇上怎么会突然病逝呢？
顺治帝究竟披上的是袈裟还是寿纱？
若顺治帝真的是病逝，那么五台山上的和尚又是谁呢？
顺治帝的死又跟郑成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看《康熙王朝》的时候顺治帝因为董鄂妃之死悲痛欲绝而看破红尘，不顾孝庄太后阻拦毅然决然出家，玄烨年仅8岁登基，等到玄烨除掉鳌拜后顺治帝病入膏肓玄烨前去探望多年未见的父亲顺治帝。
当然这只是影视剧中的情节，史书中记载的是：
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帝生病，而仅仅五天后，顺治帝在养心殿病逝。
从发病到病逝时间很快，只有几天的时间，在《清世祖实录》中记载了关于顺治帝从发病到治病，一直到病逝的全过程：
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顺治帝初二开始发病，到了初六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到了初七的凌晨骤然去世，而关于顺治帝的病因是只字未提。
一国之君的死向来是朝廷大事，为何关于病因只字未提呢？
顺治帝只有24岁，正值盛年，之前也没有任何关于顺治帝生病的记载，怎么会突然撒手人寰呢？
顺治帝“留下的”遗照确实让人怀疑顺治帝初七凌晨病逝，初六的时候曾召大学士王熙进入养心殿面谕遗诏，在遗诏中顺治帝历数了自己的14大罪行，比如：
早早病逝无法继续尽孝；
与自己的亲友隔阂；
过分的宠信汉臣
......
显然是罪己诏，而不是遗诏，作为一位弥留之际的君王为何会如何贬低自己呢？
很显然并不符合顺治帝弥留之际的心境，所以很多人怀疑顺治帝的遗诏并非顺治帝本人拟的，而是孝庄太后的意思。
顺治帝对自己“过错”的忏悔，其实就是孝庄太后对顺治帝在世时的不满；这不免更加让人怀疑顺治帝并非是病逝？
顺治帝真的是死于天花吗？清史学家孟森认为：顺治帝确实是死于天花而不是出家为僧。
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世宗出家事实考》这本书中有相关的论证，而孟森论证的证据来源就是顺治帝的宠臣大学士王熙，王熙撰写的一本书叫《年谱》。
在王熙的《年谱》中很详细地记载了顺治帝以及王熙从正月初一到初八的活动：
元旦因不行庆贺礼，王熙黎明的时候进入殿内，恭请顺治帝圣安，顺治帝赐茶；
初二的时候王熙入宫请安，一大早去的，到了晚上才走；
初三的时候王熙又被召入养心殿，顺治帝坐在御榻上，身体稍微有些不舒服；
初六三更天的时候，王熙被顺治帝召入养心殿，顺治帝告诉王熙自己得了天花，命不久矣，然后让王熙拟遗诏；
王熙哽咽着答应，就在顺治帝的病床前开始拟招。随后因为担心顺治帝身体扛不住便告诉顺治帝出去拟旨，等拟好了再呈进来，顺治帝答应了，王熙便退到了乾清门下西园屏内。
先先后后进出三次，才最终定好遗诏。
到了凌晨顺治帝病逝。
王熙是顺治帝的宠臣，而且顺治帝在病逝前一直在身边伺后，如此看来王熙在《年谱》中的记载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宸在他的作品《青集》中也提到了顺治帝病逝一事：
“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现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出。一中贵问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一空。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在初二的时候顺治帝前往悯忠寺观看代替自己出家的吴良辅出家为僧，到了初四的时候，大臣们向顺治帝问安还不知道皇上得病的事情。
到了初五的时候前往宫里问安，宫里已经贴了很多悬神的对联，跟大臣们一打听很是惊慌；
到了初七顺治帝突然病逝；
民间传闻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
大学士王熙与兵部侍郎张宸都是亲历者，他们二人都说顺治帝是病逝于宫中，确实为顺治帝因天花病逝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
至于为何史书中不记载顺治帝的死因，是因为天花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治不了的病，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所以才不敢提。
至于遗诏中顺治帝的《罪己诏》：顺治帝曾信奉基督教，可能会形成自我忏悔、感恩所得的一个性格。顺治帝因为自己没能为当前的困境想出解决的办法，而自我忏悔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清世祖实录》中：
1659年正月清军讨伐搞定李定国，顺治帝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拒绝了贺礼；
1660年顺治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的时候，对自己17年为帝的经历进行了总结，而且全部都是自谴的意思，并拒绝了朝廷官员给自己的贺表。
另外顺治帝林中留有遗命：
“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如善果、隆安法喜有素，可胜此任;若森和尚不日能至，法次长於两寺，可转命也。”在四月十七的时候茆溪森和尚也赶到了京城，在景山寿皇殿为顺治帝遗体进行火化。
这件事情是茆溪森和尚的徒弟，在茆溪森和尚去世后编纂的记载。
如此看来，顺治帝死于天花似乎是接近于历史真相的。
但是若顺治帝得了天花，就会神志模糊，怎么还会口授遗诏呢？
若是顺治帝真的是死于天花，为何会在初二的时候还回去观看吴良辅出家呢？
王熙在最后也说了四个字“惧不敢载”，在顺治帝病逝一事上究竟是害怕什么而遮遮掩掩呢？
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顺治帝压根没死于天花，而是去了五台山当和尚。
而孝庄太后为了朝廷的名声，只能是说顺治帝病逝了，让年仅8岁的玄烨登基。
五台山上的和尚究竟是不是顺治帝呢？要说顺治帝信佛，是有家族渊源的：
太祖努尔哈赤脖子上就带有念珠，并且在赫图阿拉城修有佛寺；
皇太极迁都到盛京以后，修建了实胜寺；
顺治帝生母孝庄太后是蒙古科尔沁人，从小就信佛。
受到家族的影响，顺治帝信佛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顺治帝与佛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顺治帝年仅14岁时认识一位法师，相谈甚欢，自此以后顺治帝更加迷恋佛法；
1657年顺治帝在海会寺与高僧韩璞聪促膝长谈，之后又与很多的高僧来往很是亲密，后来顺治帝让玉林法师为自己取名为“行痴”。
顺治帝在这些法师面前自称为弟子，顺治帝还自己作了出家偈，说出了自己对出家为僧的愿望。
顺治帝在与玉林等高僧相谈时，曾提到：“若不是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而去。”
不过玉林极力劝谏顺治以朝政为重，不可冲动。
“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作为少年天子，为何会如此迷恋佛法，想要遁入空门呢？
顺治帝年仅6岁登基，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多方势力平衡的结果，并不是凭借自身贤德登上的皇位。在位18年的时间，前8年一直都是摄政王多尔衮说了算，1648年多尔衮更是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自称为顺治的“皇父”。
顺治帝年幼只能是任人摆布，可以说一直到多尔衮病逝一直都是活在摄政王的阴影之中的，经常需要担惊受怕，而经常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母亲孝庄。
如此生活对顺治帝的性格养成确实有影响。
而且即便是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帝与自己的母亲孝庄之间并没有那么融洽，尤其是选妃选皇后的问题上母子之间的嫌隙很大。
待顺治亲政以后，每天都有大量的朝政要处理，而且作为大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确实肩上背负了太多的担子。
据说顺治帝曾对高僧木陈说：“我睡觉的时候只能独自入眠，不能与人一起睡；在临睡觉之前必须要所有人都出去，若是感觉到旁边有一丝的气息都睡不着；睡早了也睡不早，必须要到半夜实在是困极了才会睡着。”
可见顺治帝很是苦闷，只有潜心于佛法才能让他暂时躲避苦闷、回归自我。
而董鄂妃之死让这位少年天子直接崩溃了，痛不欲生，亲自为爱妃守灵。
甚至顾不得作为皇上的尊严，大哭大闹，寻死觅活，必须要要人一直守在身边才可以。顺治帝为董鄂妃做了很多逾越贵妃规矩的事情，但觉得还不够，让承乾宫里的太监宫女30多人全部殉葬。
不仅如此顺治帝近乎丧失理智，不关心朝政，还吵嚷着要出家，在两个月内先后38次前去高僧的馆舍谈论佛法，完完全全沉迷于佛法的世界。
在董鄂妃去世两个月以后顺治帝曾决定放弃皇位，出家为僧，并让茆溪森和尚为自己剃度。
顺治帝这一举动确实吓坏了孝庄太后，急忙召玉林大师入宫，玉林大师大骂自己的弟子茆溪森，并且极力地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继续做皇帝。
在玉林的规劝下，还有孝庄太后要烧死茆溪森和尚的压力下，顺治帝决定不出家，蓄发还俗。
不过以上说法都是出自僧人之口，清朝的正史中没有记载。
那么，五台山上的特殊僧人究竟是谁呢？
《起居注》记载：康熙登基以后孝庄曾多次带着康熙前往五台山礼佛，礼佛完全可以在京城，为何要舍近求远前去五台山呢？
所以就有人怀疑孝庄跟康熙是借着礼佛的名义前往五台山探望顺治帝。
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大的可信度，孝庄太后本身就潜心佛法，而五台山又是佛教名山，前往五台山许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五台山流传的关于顺治帝出家的故事可能是为了更出名而编造出来的。
顺治帝是被郑成功杀的吗？郑成功的郑万龄在整理祖上遗书的时候发现了郑成功戎马一生的记载，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有下属密报郑成功，在高崎之战中顺治帝被炮火击中而死，清廷不敢将此事对外公布。
还有一段是这样说的：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投降清廷，多次给自己的儿子郑成功写信希望儿子能投降清廷但都失败了，顺治帝并没有怪罪郑志龙。
在顺治帝在厦门被炮火击中后，与郑志龙有仇的大臣苏克萨哈对康熙说：“郑成功可以炮击我们的先帝，难道我们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
康熙听从苏克萨哈的建议，将郑志龙处死。
不过此种说法还是有很多疑点的：
顺治究竟有没有御驾亲征？
郑成功确实有说打死了清将领达素，但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帝；
其次南明大臣给永历帝的奏报中，也未提到顺治帝一事。
清军与郑成功对战是在5月份，而新皇帝康熙即位是在正月，前后相隔这么长时间确实说不过去
说到最后顺治帝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出家为僧了呢？
确实还没有有利的证据能够说明，我们也只能从现行的史料中推测一些信息。
大家如何评价看待李叔同的一生？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送别道尽了人生悲欢离合，流传至今。有一个人，偶然间的一弹一奏便有了这首音乐经典，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幼名成蹊，字叔同，排列第三，又称李三郎。一个从小含着金钥匙出身，多才多艺的风流才子，为什么后来成了苦修律宗的高僧？一个曾在爱情上说“姻缘前定”的痴情男子，为什么后来绝情抛离爱妻？
李叔同的一生究竟有这怎样的传奇故事？
记得电影《一轮明月》里曾有这么一个片段，李叔同母亲死的时候，他不顾家中人反对，强烈要求将侧室的母亲的棺材从正门外抬进来，并坚持母亲的丧礼自己主持。他的这一做法在家族中眼里是大不道行为，李家长辈更是直言李家会败在他手上。
李叔同在母亲丧礼上弹唱的《梦》，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最初外人眼中的“胡闹”成为，变成了对李叔同深深的认可与尊敬。一句“叔同，我死的时候，你能把这首歌也给我弹一遍，好吗？”足以证明一切。
正如他曾说的“母亲死后，自己如游丝飞絮，了无牵挂”，25岁的时候，他留下天津的妻儿只身一人去日本学习油画和音乐。如果说李叔同的才华是在母亲丧礼上崭露头角的话，那在日本留学期间，应该是大进步，大发展的时期。
他曾在日本创办春柳社团，宗旨是“开通民智，鼓舞精神”，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通过戏剧抒发出来。《茶花女》在日本的演出，使春柳社名声大振。春柳社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李叔同创办的春柳社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他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遇到了自己最爱的日本妻子，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的姻缘是前世就定下来的”。他带妻子参加文人聚会，也带妻子泛舟游于西湖之上，他们的爱情羡煞旁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后，同样的西湖水上，变成了一个悲情女人求教一个佛门僧人的的对话。她问：“弘一法师，请问爱是什么；他说，爱就是慈悲。”曾经的神仙伴侣也终以李叔同出家而告终。他抛妻弃子的行为也许会被人说不负责任，但他的一句：“我是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和尚”，并且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节操，又让人不忍指责。他是伟大的，对待人生他是认真的。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他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比如在美术课上，他是第一位将西方裸体课教学引进中国的人；他最早介绍将石膏模型用法用于西话教学；他也是最早撰写《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的音乐才子。在任教期间，他培育出了一大批有才的人，像漫画先驱者丰子恺，著名音乐家刘质平，曾是中国美院院长的潘天寿，美学界奠基人之一的吴梦非等。
有着旷世奇才的他，在人生的第38个年头又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断发出家。从此，一袭袈裟切断了他与世俗的联系，世间少了一位才子，佛家多了一位高僧。他自认自己罪孽深重，非酷刑不足以灭孽障。于是在有着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中，选择了最难研修，最不受重视，对人要求最苛刻的律宗。律宗在泯灭了八百多年后，因他出现了律宗中兴。他创作的《三宝歌》《云梦》《观心》等也在佛教之中广为流传。
1942年的秋天，63岁的弘一法师沐浴更衣后，保持吉祥卧姿，念着“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圆寂于福建泉州寺。63岁的人生，繁华似锦地登场，跌宕起伏的过往，雨落无声的悄然回归，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赵朴初先生曾在诗中这样评价李叔同，“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纵观李叔同的一生，他出生于富贵之家，多才多艺，出家前对我国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出家后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他的一生确实如一轮明月永远照耀着天心。
参考资料：
《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传》
明朝的倭寇之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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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说法：“明朝倭寇之乱其实是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较量！”
一、宁波争贡事件
日本在明朝建立后，就派遣人朝贡明王朝，但是由于洪武后期，日本“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具体是指左丞相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归廷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朝贡的幌子,配合胡作庸发动叛乱。
其实这是子虚乌有之事,吴晗《胡惟庸党案考》列举大量史实,证明纯系捏造。但是这在当时是皇帝钦定的结论,因此对于日本的朝贡影响巨大,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
明成祖即位后,朝贡恢复正常,对于日本的朝贡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永乐元年(413)管此事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向他报告,日本朝贡使节到宁波,宜派官员前往稽查，防止运载违禁兵器,私与民间交易。他回复说:“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赉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此后,他一再重申不必拘泥于禁令。
日本的朝贡贸易,也叫做勘合贸易或贡舶贸易,由浙江市舶司掌管。日本使节进入中国,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在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的嘉宾馆歇脚。安远驿的门口匾额上写道:浙江市舶提举司安远驿”,两旁的关坊,东曰“观国之光”,西曰“怀远以德”。
嘉宾馆规模不小、中间有三间厅堂,周围有三十六间井屋,厅堂后面有三间川堂、三间后堂,后堂的左面是厨房,右面是土地神祠。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倭夷入贡,处正副使臣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
日本船队到达后,一面与附近的中国商人进行小额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便携带国书、贡物以及夹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吏的护送下前往京师,下榻京师会同馆。
在向皇帝提交国书,贡献方物以后,夹带的货物方可在会同馆附近出售,先由政府有关部门购买,然后才可由商人购买,并允许日本商人买进非违禁的货物,随船回国。
据日本学者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将近半个世纪内,日本的遣明使节所率领的勘合贸易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使得朝贡贸易发生危机,因而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这时日本的朝贡贸易的经营权已经脱离足利义持将军之手,落入了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家族的掌控之中。遣明船一向有幕府船、大名船、相国寺船、三十三间堂船之分,随着大寺社势力的消退,细川氏、大内氏作为遣明船的主力登场。细川氏是所谓“坍商人”——濑户内海东部沿岸一带的商人;大内氏是所谓“博多商人”——从濑户内海西部到北九州沿岸一带的商人。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内义兴与细川高国发生了争夺勘合贸易主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正德六年(1511)第十五批遣明船,是由大内义兴主宰的,引起细川高国的不满。嘉靖二年(1523)第十六批遣明船,也由大内义兴派遣。
大内义兴于室町后期的1494年继承“家督”,成为周防、长门、丰前、筑前、安芸、石见等地的“守护”,是日本战国时期西国的大名之雄。以他为后援的正使谦道宗设率领三艘船舶驶向宁波。
细川高国为了与之抗衡,凭借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派出另一艘遣明船。细川高国是“官领”细川政元的养子,1508年成为“官领”,长期掌握室町幕府的实权。以他为后援的正使鸾冈瑞佐、副使宋素卿率领一艘船舶驶向宁波。
先后抵达宁波的大内船、细川船发生了正面冲突,不仅互相大打出手,而且烧毁了市舶司的招待所——嘉宾堂,袭击了武器库,殃及沿途民众。
引起宁波争贡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同一时期派出了两批遣明船;深层原因则是,足利幕府权力的弱化,遣明船的派遣成为仅凭经济实力的竞争。
宁波争贡事件的影响极坏,给明朝中央政府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抓住了一个口实。
兵部给事中夏言对于浙江地方官对宁波争贡事件的处理,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是“迁就议拟”“亦主故常”,一如既往地开一眼闭一眼。他敦请皇上派遣“风力近臣”前往复查,并且推而广之,对于从山东一直到广东的沿海衙门,进行彻底勘查。
鉴于此次由市舶司引发事件的严重性,是否断绝日本的朝贡,请皇上指示有关部门大臣讨论决定。皇帝当即批示“差风力给事中一员往。其余事宜兵部议处以闻。”接到浙江巡按御史关于宁波争贡事件的报告后,皇帝下旨:“切责巡视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预防,临事不能擒剿,姑夺俸。令镇巡官即督所属,调兵追捕,并核失事情罪以闻。其人贡当否事宜,下礼部议报。”
皇帝再次提及日本“入贡当否”,命主管此事的礼部提出处理意见。夏言坚决主张“祸起于市舶”，礼部采纳他的意见,敦请皇帝“罢市舶”，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的朝贡渠道。
这一决定过于草率,操之过急,最高当局显然对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的发展状况,所知甚少,武断地以为“祸起于市舶”,堵塞正常渠道,刺激了走私贸易的迅猛泛滥,成为嘉靖倭患的一个诱因。
兵科给事中夏言强调“祸起于市舶”,意思是祸患起源于宁波市舶司,似是而非。当时人纷纷指出,应当罢斥的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而是掌管市舶司的太监。
因为争贡事件除了日本方面的因素,浙江市舶司的市舶太监赖恩处置不当,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长期从事贸易中介业,为人奸狡,用重金贿赂市舶太监赖恩。
市舶司破例,在检查贸易物品时,把先期到达的大内氏船舶推迟,后到的细川氏船舶反而提前。在招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赖恩故意把细川氏使节坐在大内氏使节的上座。双方仇杀时,赖恩有意偏袒宋素卿,喑中资助兵器,致使械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从嘉靖二年(1523浙江市舶司关闭后,日本的朝贡停止了十七年。
二、倭寇之乱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关闭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尖锐地凸显出来,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的弹压他们都配备武装。
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蒙上了“倭寇”的色彩。这是“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当时人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罢市舶,则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诇,海上无宁日矣”。
参与“平倭”的谭纶说得非常深刻：
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填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贼也。
谭纶的话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禁罢”,海禁愈趋严厉,沿海民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由海上走私而转化为“盗贼”。这是值得注意的大背景。
关闭市舶司,中止日本与中国的朝贡贸易的结果,断绝了官方贸易,民间走私贸易乘机取而代之。沿海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生丝、丝织品、棉布、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
海禁愈严,价格愈贵,铤而走险者愈多。《筹海图编》记载了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情况,非常有意思:
丝,所以为织绢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六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锦绣,优人剧戏用,衣服不用。红线,编之以缀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匿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瓷器,择花样而用之。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价银二十金以为常。
你看,如此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此高额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面对如此汹涌的潮流,堵塞不如疏导。
三、倭寇中人员成分与倭乱与海禁的关系
学者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经纪人,是货物贸易的中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他借助闽广海商的实力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王直以后,日本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
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嘉靖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
原因是复杂的,不外乎这样几点: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即所谓“真倭”,正如《明史·日本传》所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
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保护自己。曾经参与胡宗宪平倭的幕僚茅坤指出:海寇每船约二百人,首领大都为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由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王直等人每攻掠一地,必放出风声,诡称为“岛夷”所为,以致明朝官方不明真相,误以为日本海盗入侵。
其三,明朝的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当作“真倭”上报。因为官方规定,搞斩“真倭贼首”一名,可以连升三级获赏银一百五十两;擒斩“真倭从贼”一名,可以升一级或赏银五十两。
无怪乎当时人要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既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奸豪,也有破产的勇悍人群。海禁愈严,断绝了他们的生计,祸乱愈发严重。
对于这一点,明代学者的《皇明四夷考》,从政治腐败入手予以分析:
“近年宠络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向导。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图饱暖且夕,强者奋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忤疯(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疯(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即伏地叩头乞余生不听，而其妻子宗族、田庐、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谁何,浙东大坏。”
而一些靠海而生的商人和渔民不得已转为海盗，明白了海商转而为盗的背景,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的犀利目光,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入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其次，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再次，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第四，归根结底,“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
事实已经证明,用军事围剿来解决倭患并不成功,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
平倭总督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的无奈之举。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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