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交友,为何泉州漳州海外侨胞数量相差如此巨大?
漳州交友，为何泉州漳州海外侨胞数量相差如此巨大？
有意思的泉州与漳州之别
历史因素：自古代以来泉州的对外开放程度一直高于漳州！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成就了泉州人一直具有的走出去闯天下的冒险文化基因！地理因素：1、从土地的农业角度看，漳州平原的良好气候和肥沃土地，成就了漳州以农业农耕为主的传统，农业上的衣食无忧，让漳州人多了一分安逸的同时，也就造成了缺少走出去冒险的精神；泉州则因为土地条件没有漳州好，使得泉州在传统农业仍占主体的情况下，更多的人走上了打渔、外贸、做生意等道路。
2、从港口的商业角度看，在大部分时间里，泉州众多的港口和沿海线，让泉州人有着更多的走出去和迎进来的魄力和选择，泉州是一个典型的对外港口城市，而漳州却变成了一个沿海的内陆型城市，漳州城的驻地与泉州城的位置就形成了天然的巨大差别，泉州向外、漳州向内的惯性这这么形成了！
3、从人口的承载角度看，泉州的人口密度呈现出山海不均的情况，山区土地少、沿海人口多，造成了泉州的人口密度远高于漳州，在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泉州人们的生存竞争压力远远的超过漳州，这也是迫使更多的泉州人选择走上了，背井离乡远赴重洋到台港澳和东南亚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
文化因素：1、泉州的传统宗族观念比漳州强，泉州人走出去闯天下成功之后，不仅会把赚的财富带回乡里，而且会带动更多亲友勇创海外，这种宗族的地域团结抱团的商帮式传统，在浙江的温州、广东的潮汕等地区都有类似的经验和特点！
漳州确实有点尴尬：夹在泉州与潮汕之间，却走了不一样的道路！泉州、潮汕都是著名的侨乡！
2、泉州的迷信思想比漳州严重，泉州人的迷信其实并非迷信本身，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素就是对“敢闯敢打敢拼”的出走去冒险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撑，这也是为什么妈祖信仰在海峡两岸、东南亚得到广泛信奉的根本原因，凡是走出去的人都会坚定认神佛会给自己庇佑的，从而不畏惧大海的凶险、异域他乡的艰难困苦，成为泉州侨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3、泉州的江湖氛围比漳州浓厚，极端的江湖义气确实不好，但是泉州人在闯南洋、做生意、交朋友等方面，却因为有着中国传统的江湖义气而让人信服，泉州人总体的豪爽、大气、豁达、亲和等等，成了中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等地区对泉州人普遍较为认可的重要因素，“爱拼才会赢”和猜拳拼酒等就是最真意的写照！
4、泉州的闽南语调比漳州粗犷，同样的闽南话为什么会形成较为明显的泉州腔与漳州腔之别，这里面的实际上就是地域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方言语言的表达特点就是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差异的重要原因，语言润物无声的效果，一个人是否敢于闯天下就与思想观念紧密相关，泉州闽南话的重腔、吵杂或许比漳州闽南话的轻柔、清晰更具有外向性，这个特点是需要用心体会才是明白的，否则肯定会有很多评论提出反驳甚至骂人！
整个明代坐镇云南200多年的沐王府是个什么来头？
沐王府，在明朝历史上绝对是颇为“传奇”的存在，虽然历代沐王府的主人都不是明朝的皇室宗亲，更不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但是整个沐王府却能坐镇云南，拱卫大明王朝的“南大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可谓是“与大明同寿”。
虽然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朝廷中央与沐王府治下的云南地方不相和谐的“小插曲”，但整体来说沐王府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对于大明王朝自始至终的忠诚，特别是沐王府为延续明朝的国祚与保全皇室血脉奋战到了最后一刻，这份忠心与品格也赢得了后世的赞誉与称颂。
沐王府的第一任主人沐英，用战功和忠诚开创了家族基业。“沐王府”，虽然名为王府，但是真正能称得上“王”的，只有沐王府的第一任主人沐英一人。
沐英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早亡，独自流浪到了濠州城，后被朱元璋发现，就此成为了朱元璋的义子，并改姓为“朱”。此时的沐英只有8岁，并且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尚未出生，于是，朱元璋和其原配妻子马皇后对沐英视如己出，不仅让其读书识字，还让其跟随大军出征，培养其行军打仗的能力。而沐英也在朱元璋的悉心培养与教导下，在军中不断崭露头角，其作战勇猛，立功无数，成为朱元璋非常重要的帮手，为朱元璋最终一统天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明洪武九年（1376年），沐英被朱元璋册封为为“西平侯”，赐丹书铁券。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沐英与傅友德、蓝玉率兵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这之后，沐英等人又平定了云南地区的叛乱，彻底稳定住了云南局势。
随着朱元璋将傅有德和蓝玉召回，沐英就此开始镇守云南，而除了平定云南地方土司的多次叛乱，维持云南稳定外，他还在积极组织了云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大力发展国计民生。
沐英命令军队在云南大搞屯田，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鼓励百姓种植，这也使得云南地区的屯田总数达到了百万余亩，粮食产量高速增长，云南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生活条件就此得到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沐英还积极组织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建设道路，鼓励商业贸易发展，同时，他还大兴教育，鼓励办学，增设府学、州学、县学达几十所。
可以说，沐英主政云南的十年时间里，云南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他本人也在云南百姓以及少数民族部落中，拥有着极高的声望，就连此时的缅甸、越南地区也都是深知其威名。
沐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并且与南京远隔万水千山，可朱元璋非但没有对他产生过任何猜疑，也没有像对待其他一些功臣那样加害于他，反而是自始至终都对其信任有加，以至于朱元璋不止一次的公开表示，沐英镇守云南可以让他高枕无忧。
而之所以会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沐英对于朱元璋的那份绝对忠诚，让朱元璋倍感欣慰，甚至是有些颇为感动。
洪武十五年（1382年），对于沐英有着养育之恩的马皇后去世，这让沐英“心痛如绞，口吐鲜血”，一再上疏表达自己的哀痛心情，就连朱元璋都为之动容。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离世，不仅让朱元璋深受打击，就连沐英听闻这位与自己从小相伴长大、关系亲密的兄弟和未来国之储君离世，也同样是心痛不已，悲伤欲绝，并就此开始卧床不起，两个月后便因为伤心过度，便与世长辞了。
沐英去世后，他的灵柩被运送到了南京，朱元璋亲自前往迎接，并对其予以了厚葬，同时追封沐英为“黔宁王”，赠谥号为“昭靖”，配享太庙。
在这之后，沐英长子沐春袭承了“西平侯”的爵位，并接替他的父亲继续镇守云南，到了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时期，沐氏家族又被晋封为“黔国公”的家族爵位，如此世袭罔替。
此后，沐英的后世子孙虽然依旧住在“沐王府”，但是除他之外，都只是享有“黔国公”的爵位，再无一人被封王爵，因而他也成为了“沐王府”历代主人中，唯一的“王”。
沐王府虽然世守云南，但依旧受到了朝廷中央的极大节制。沐英之子沐春去世后，他的弟弟沐晟成为了“西平侯”。而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沐晟便遭到了岷王朱楩的弹劾，称其暗中与建文帝朱允炆有过往来，并且整个沐氏家族世守云南，手握重兵，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应该对其进行制裁。
不过，朱棣虽然对于沐晟也是颇有微词，但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少了沐王府的镇守，其他人确实是难以胜任，于是便驳回了朱楩的弹劾，继续让其镇守云南。
“初，岷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归籓，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贻书岷王，称其父功，毋督过。”
在这之后，由于沐晟在平定安南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朱棣又将其晋封为“黔国公”，沐王府的声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或许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既然沐王府有着如此权势和地位，同时又握有重兵，可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沐王府有过任何谋反的举动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沐王府虽然世守云南，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朝廷中央的节制的。
明正统五年（1440年），明英宗向云南地区派驻了巡抚，并且在云南地区建立了“三司系统”，可以说这样一来，就此改变了此前沐王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沐王府的任何行为，特别是用兵的举措都要受到朝廷的监督与限制。再加上一直以来，历代“黔国公”都是由皇帝亲自册封的，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朝廷中央对于云南沐王府的控制。
其次，沐王府在云南，但是沐氏家族的陵寝却在南京。
前文中也说到了，沐英去世后，灵柩就被拉到南京安葬，而历代的沐王府主人去世后，也是按照极高的礼仪，葬在了南京，这也就使得沐家后人有了很深的忌惮。不仅如此，如同其他藩王之子被安排在京城为“人质”一样，沐王府中也有人被扣在了京城为质，从而也就让其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再次，就是沐王府确实对大明王朝是忠心可鉴的。
沐英十世孙沐启元袭承黔国公的爵位后，骄横跋扈、轻狂不法，甚至纵容家奴残害百姓，而就在当地官员准备惩治沐王府涉事家奴的时候，沐启元居然调集兵马，用火炮对准巡按公署，气焰极为嚣张。于是，沐启元的母亲宋氏将其毒死，并主动上疏向朝廷请罪，就这样她的另外一个儿子沐天波成为了新的黔国公。而这位沐天波虽然也曾有过对抗朝廷，拒不交饷的一幕，但在正统明朝灭亡后，也是他始终扶保这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纵观沐王府镇守云南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尽管朝廷中央也与其有过一些小的摩擦，但总体而言，双方的关系还是非常的融洽，实际上，这也是制度和人心共同作用的结果。
沐王府的最后一任主人沐天波，用生命践行着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崇祯元年（1628年），其母宋氏毒杀了孙沐启后，年仅十岁的沐天波袭承了“黔国公”的爵位，成为了沐王府的最后一任主人。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与此同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开始觊觎云南，不断袭扰云南边境，而云南内部也出现了地方土司叛乱，沐天波就在“沙定洲叛乱”中险些丧命，并被赶出了沐王府。
最终，沐天波在孙可望等人帮助下，重新恢复了对于云南的控制，并且顺利归附了南明永历政权，开始全力扶保永历皇帝朱由榔。
起初的时候，李定国“两厥名王”，大败清军，收复大片故土，从而让人们看到了明朝“复国”的希望。可伴随着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反目成仇、倒戈相向，以及后来孙可望的主动向清军投降，永历政权的军队开始节节败退，永历皇帝朱由榔只能狼狈的越过国界，逃到缅甸境内，而沐天波也依旧跟随在朱由榔的身边，寸步不离。
然而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时候，“咒水之难”爆发了。
此时在缅甸国内，莽白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缅甸国王，而已经率兵进入缅甸境内的吴三桂也不断向莽白施压。于是，莽白向永历皇帝朱由榔捎来口信，让他过河同饮咒水以盟誓相约友好，朱由榔等人看出了这就是一桩“鸿门宴”，便安排了沐天波代为前往。果然，当沐天波到刚刚到达对岸便遭到了重重包围，与此同时，朱由榔的驻地也遭遇到了危难。
在此情形下，沐天波奋力抵抗，希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重新与朱由榔会合，但终因寡不敌众，在奋力击杀九名缅甸官兵后，力战而亡。随他一同过河前往的幼子沐忠亮也同样遇难，父子二人就此客死在了异国他乡。
至于永历皇帝朱由榔，也在被莽白擒获后交给了吴三桂。康熙元年（1662年），朱由榔在云南昆明的篦子坡，被弓弦直接勒死，其余家眷也被尽皆屠戮，大明王朝的皇族血脉最终断绝。
对于沐天波舍生忘死，忠肝义胆的举动，清初学者邵廷采有着这样的评价：
“跋涉从亡，流离异域，不屈以死，见危授命，斯亦无愧其祖宗矣。邵廷采的评价真是中肯，沐天波忠贞不二，不屈而死，真的无愧于他的列祖列宗，无愧于大明百姓，无愧于汉家衣冠。”
而这不仅仅是对沐天波本人的极高赞誉，同时也是对为大明王朝镇守云南两百多年的沐王府所给予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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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成功的战略决策与战争准备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明平国公郑芝龙长子。因受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倚重，授总统使、招讨大将军，赐姓朱，名成功，人称“国姓爷"。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郑成功曾苦苦劝阻，不果，遂率部至南澳(今属广东)，起兵抗清。他以福建厦门、金门为基地屡创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清军。他屡拒清廷招降，并乘机加紧整军备战。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与原南明鲁王朱以海、将领张煌言合师北上，入长江，破瓜州，克镇江，围南京，连占数十州、县。
在大好形势下，郑成功骄傲轻敌，屯兵坚城，无所作为，终为清军所败。七月，仓促退守金门、厦门一带。郑成功深感金门、厦门为“弹丸之地”，粮饷来源困难，出战又有内顾之忧，而抗清是长期的斗争，不能不作长久立足的打算，所以产生了收复台湾的想法。
当年十二月，郑成功召集诸将议决：“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并着手进行准备。
在郑成功对收复台湾进行酝酿决策的过程中，何廷斌(一称何斌)起了重要作用。何廷斌，福建南安人，原为郑芝龙部下，因不愿随郑芝龙受清朝招抚，留在台湾，后来当了通事(翻译)，取得了荷兰驻台总督撰一的信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
何廷斌长期居住在台湾，对荷兰殖民者蹂躏台湾各族人民的暴行极为愤慨。顺治十四年，他随同荷兰人到厦门与郑成功谈判贸易问题，便暗中把台湾人民受荷兰侵略者欺凌和不断进行反抗的情形，以及荷兰人在台的兵力部署情况，告诉了郑成功，并力劝郑成功早日收复台湾。
郑成功委托他在台湾代收来往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船贸易税。何廷斌回台湾后，秘密办理此事，但不幸于清顺治十六年春事情败露，“突然被剥夺了职务和待遇，不久便因债主的追索而破产”，于是，“他逃到郑爷那里去，由其引荐给国姓爷”。
何廷斌抵厦门后，把在台湾绘好的标有台湾的水系、港道及荷兰的兵力分布、炮台设置状况的地图交给郑成功，再次建议他收复台湾，并表达了愿做向导的愿望。何廷斌的情报，成为郑成功决策的重要依据。何廷斌的爱国行动，代表着台湾各族人民渴望解放的共同感望和要求。
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年)的金、厦海战，郑成功虽然取胜，但军粮问题仍未解决。这时，从海上西援李定国的军队班师，人数大增，军粮供应更加困难。次年正月，李定国出师战败，孙可望降清，永历帝逃往缅甸，“成功闻之，叹息，而心愈烦”。
郑成功感到，收复台湾已不容踌躇，于是召集诸侯伯、提镇、参军等文武官员，再次讨论进军台湾问题，他认为，形势紧迫，“附近无可措足，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
于是，郑成功作出“亲征”台湾的重大决策。这是郑成功战略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也是一个十分英明而大胆的决策。这对结束祖国的分裂局面，维护祖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郑成功在酝酿、讨论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在物资上、精神上作了周密充分的准备。
1、筹备粮饷
郑军所用粮饷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从闽、粤、浙沿海征集或购买。
郑成功除略地取粮外，还往各县派征。据统计，自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至顺治十八年四月，郑成功出动兵力征粮共达24次之多。每次大县不下10万，中县不下5万。清朝官员说：“海逆十余万，饷官数千员”，到处征粮措饷。
顺治十七年，杨鹏举在密陈奏疏中说：“臣闻上年海逆未犯镇江之先，贼计奸狡，密令奸细假扮商人，各处汆米，贮于江口等处，以及金山寺中。海船一到，即便运去。”可见郑成功克服了清政府“迁海”政策所带来的困难，从福建、浙江等地筹集到大量的军粮。
二是从海外进口一些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
顺治十八年，荷兰人樊·吕克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在此新修的两艘大帆船，主要装载着米、干食品、硝石、硫磺、铅、锡等，也驶回中国沿海。"同年七月，荷兰从巴达维亚派出的增援舰队在中国海域截获的一只厦门大帆船，从上边劫夺走了50拉斯特(合50多吨)大米。
这说明，郑成功还经常从东南亚进口大米及其他作战物资。
三是何廷斌在台湾秘密筹集税款。
据统计，何廷斌共从荷兰人手中得到银数十万两，对缓解郑成功军队的供给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2、练兵造船
郑军分陆师和水师，以及亲军和独立营，其数量在收复台湾之前约有70余镇，总兵力约24万人左右。陆师又分步兵、骑兵和炮兵，并编有大刀队、弓箭手、盾牌队等。此外，尚有民众武装数万。
郑成功为了收复台湾，特别重视修造船舰，组建水师。他说：“我所致力者，全赖水师。"铜山(今福建东山)是郑军造船的主要场所。战船大者为水艇、犁艏，次者为沙船、水底烦、先锋船等。船设二层，都是帆船。较大的战船，也有用竹帘作帆的。当时往来于大海的多是大青头(因船多饰以青色而得名)载重3000~4000担，长约10丈，宽2.5丈，高1.5丈，吃水8尺，其构造和性能适于作战。
在军器制造方面，有不同类型的铳、炮。有一种“副龙烦”炮，长1.36米，重165斤，铜铸。顺治十七年郑成功指挥水师于青屿、海门水域与清军作战时，曾用“副龙烦”炮击败清军。还有一种炮，镌有“大明永历乙未年铜炮”铭文，也是郑成功制造的。
郑成功训练部队十分严格。他治兵以“胆勇为上，束兵次之"。郑成功认为，只要达到将勇兵锐，，部队的其他素质也就容易养成。为了进行战场纪律的训练，在练兵场用绳索划地为战界，退越绳索者杀；畏缩不前或无令后退者杀；无令轻战者虽胜亦杀。经过训练的水师“舳舯陈列，进退以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跃上下，矫捷如飞”。
3、侦察敌情
早在顺治十四年，何廷斌首次来厦门时，郑成功即向他布置了秘密搜集情报和勘测航路的任务。何廷斌回台湾后，将了解到的荷军兵力配备、设防、航路等情报绘成地图，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厦门送给郑成功。此外，郑成功还经常通过台湾渔民和俘虏了解台湾的情况。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郑成功即作了如下部署：郭仪、蔡禄二镇率军前往铜山协守；参军蔡协吉协助郑泰留守金门；洪元佑、杨宽等守南日、围头一带，接连金门，以防清军乘虚袭取；洪旭、黄廷等辅佐郑经守厦门，调度各岛；郑成功率领马信、刘国轩、杨英等从厦门移师金门，“候理船只，进平台湾”。
东征舰队分为两个梯队：郑成功亲率文武官亲军、右武卫、左右虎卫、提督、骁骑镇、左先锋、中冲、后冲镇等为第一梯队，共有战舰120艘，部队2.5万人(一说战舰350艘，兵士4万人)，克期先行。
第二梯队由黄安等指挥，共有战舰20余艘，部众6000人。其作战方针是：首先收复澎湖，作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于台江实施登陆作战，并切断台湾城与赤嵌城两地荷军的联系，分别予以围歼，再收复台湾全岛。
二、作战经过1、横渡台湾海峡，占领澎湖群岛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二月，郑成功率师在金门“祭江”，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三月初十日，一切准备就绪，船舰将士集结于料罗湾，候风进发。二十三日午刻，天时霁静，郑成功亲自率领第一梯队自金门料罗湾放洋，向东挺进二十四日晨，船队已横越台湾海峡，陆续到达澎湖群岛，郑成功驻山内屿。
次日，郑成功到各岛巡视，认为澎湖在军事上很重要，遂令张在等四将领留守，自己率军继续东征。澎湖到台湾虽只有52海里，顺风只要四更半可达，但若遇上逆风，就十分困难。
二十七日郑成功军驶抵柑桔屿(今东吉屿、西吉屿)海面时，突然刮起暴风，只好返回澎湖。因大风不止，郑军携带的粮食已所剩无几。岛上百姓主要靠捕鱼为生，他们把自己仅有的蕃薯、大麦、黍稷等都捐献出来，合共百余石，亦不足大军一餐之用。如果无限期地停驻澎湖候风，不仅会影响军心，更重要的是不能按预定日期开进鹿耳门港。
根据郑成功事先调查，要按照何廷斌探测的港路进入鹿耳门，必须利用每月初一日或十六日的大潮，如错过时机，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在此情况下，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进行强渡。指挥中军船队的将领蔡翼和陈广等鉴于风大浪险，力劝郑成功不要贸然从事，请求暂缓开航。郑成功果断地说：“冰坚可渡，天意有在。不然，.官兵岂堪坐困斯岛受饿也。”于是，他下令立即起开船。
三十日晚一更时分，郑成功留下陈广、林福、张在等率兵3000人、船12只驻守澎湖，自率船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成功坐驾(指挥船)竖起帅旗，旁列五方，中悬龙纛。发炮三声，金鼓震天。令洪暄引港船先面东而去，诸提镇照序鱼贯”他们同风浪搏斗了半夜，于四月初一日拂晓，航抵鹿耳门港外。
郑成功先换乘小船由鹿耳门登上北线尾，踏勘地形，并派出精良的潜水健儿进入台江内海，侦察荷军情况。
2、巧渡鹿耳门，登陆禾索港
荷军据点台湾城、赤嵌城，位于今台南市。当时这里海岸曲折，两城之间有一个内港，叫做台江(亦称大员湾)。台江西南面有七座山屿相连，叫做七鲲身。每座山屿相距一里多，彼此“毗连环护”。
一鲲身北面隔海有北线尾小岛，其间海面叫大员港(又称台湾港或安平港)。北线尾北侧为鹿耳门港。荷兰人筑的城堡台湾城在台江西侧的一鲲身，赤嵌城在台江的东侧，互为犄角。
从外海进入台江有两条航路：一条是大员港，叫南航道，在北线尾与一鲲身之间；一条是北航道，在北线尾与鹿耳门屿之间，即“鹿耳门航道”。南航道口宽水深，船易驶入，但港口有敌舰防守，陆上有重炮瞰制，必须经过战斗才能通过。北航道水浅道窄，只能通行小舟，大船必须在涨潮时才能通过。
1627年荷军曾在北线尾岛北端建有热堡，1656年在一次台风中倒塌后便不再派军防守。荷军认为，凭此“天险"，只要用舰船封锁南航道海口，与台湾城、赤嵌城的炮台相配合，就可阻止郑军登陆。
郑成功之所以选择在鹿耳门港突入，一是掌握了该地的潮汛规律，即初一、十六两日大潮时，水位要比平时高五六尺，大小船只均可驶入。郑成功从澎湖冒风浪而进，正是为了在初一日大潮时渡鹿耳门。
二是何廷斌早已探测了从鹿耳门到赤嵌城的港路。所以，郑成功实施登陆作战路线、地点的确都是正确的。
四月初一日中午，鹿耳门海潮果然大涨，郑成功密令“何斌坐斗头，按图迂回”而进。郑军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后立即分兵两路：一路登上北线尾，一路驶入台江，准备在禾寮港(今台南市禾寮港街)登陆。
台湾城上的荷军原以为中国船队必从南航道驶入，忙于用大炮拦截，未料到郑成功却躲开了火力，船队从鹿耳门驶入台江在大炮射程之外。荷兰侵略者面对浩浩荡荡的郑军船队，“骇为兵自天降”，顿时束手无策。
郑军船队沿着预先测度好的港路鱼贯而入，切断了台湾城与赤嵌城荷军的联系，迅速于禾寮港登陆，并立即在台江沿岸建立起滩头阵地，准备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在北线尾登陆的一支郑军，由宣毅前镇陈泽督率，扎于鹿耳门，以牵制荷兰侵略军兵船，兼防北线尾。
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见祖国的大军到达，争先恐后地“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根据荷兰方面记载，郑军的登陆行动得到中国居民中2.5万名壮丁的帮助。南北路土社高山族群众闻讯接踵而至，“男妇壶浆，迎者塞道”，表现了台湾人民热烈欢迎祖国军队收复台湾的爱国热情。
正是由于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援，郑军不但顺利登陆，而且为分割包围盘踞台湾之敌创造了条件。
3、水陆战台江，迫降赤嵌城
郑军胜利登陆，包围赤嵌城荷军，并割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之间的联系。当时，坐镇赤嵌城的荷军司令官描难实叮属下兵力约400人，龟缩在台湾城中的荷兰侵略军长官揆一属下约有1100多人，战舰和小船各两只。荷军兵力虽弱，但气焰嚣张。
揆一妄图凭借其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分兵三路向郑军实施反扑：一路令战舰向停泊在台江的中国船只进攻，一路由贝德尔上尉(又名拔鬼子)率兵240人抵抗从北线尾登陆的郑军，一路由阿尔多普上尉率兵200名乘船增援赤嵌城。
郑军从禾寮港登陆扎营后，即逍到赤嵌城荷军炮击。同时，荷军又放火焚烧马厩、粟仓。郑成功“恐被焚毁粮粟"，派杨英等率军前往看守堵御，“由是各街米粟，看守完全，无敢侵扰”。
接着，郑成功调整了部署：令左虎卫王大雄、右虎卫陈蟒率领铳船控制鹿耳门海口，以便接应第二梯队登陆；令宣毅前镇陈泽率兵防守北线尾一带，以保障主力侧后安全，并置台湾城荷军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另派兵一部监视台江江面，切断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为从海、陆两面打败荷兰侵略军的反扑作好了准备。
四月初三日，在北路发生了北线尾陆战。北线尾是一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沙洲，南端与台湾城相对，北端临鹿耳门航道。荷军贝德尔上尉趁郑军刚刚登陆，率领240名士兵，乘船沿台江岸边急驶北线尾，上岸后即分两路向郑军反扑。贝德尔指挥荷军以12人为一排，琉开战斗队形放排枪，逼近郑军。
陈泽率大部兵力从正面迎击，另以七八百人过回到敌军侧后，夹击荷军。荷兰文献记载：郑军“箭如骤雨，连天空似乎都昏黑起来”。贝德尔发现自己腹背受敌，手足无措。他所指挥的荷军士兵的勇气，这时则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郑军乘胜猛攻，将荷军“一鼓而歼”。“夷将拔鬼子战死阵中，余夷被杀殆尽”。
南路增援赤嵌城的荷军，也被郑军战败。这支200人组成的援军由阿尔多普上尉率领，乘船沿台江南岸驶往赤嵌城，企图为描难实叮解围。郑成功发现后，立即出动“铁人”军还击。他们双手挥舞大刀(荷兰人称为“豆腐刀”)，奋勇向荷军砍去。
200名荷军士兵只有60名爬上岸，当即被“铁人”消灭掉。阿尔多普率残部逃回台湾城。阿尔多普出援失败，赤嵌城守敌越发着急。描难实叮派人前往台湾城，要求揆一再派百余人援救赤嵌城。评议会研究，台湾城的处境危险，兵力不足，“如果再派出一支援军，则用以保卫热兰遮城堡及其周围地区的全部后备军将不足五百名。而这支队伍又是由战斗力最弱、最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所组成的，……所以决定拒绝普罗文查要塞司令的请求"。
荷兰海军以仅有的两艘战舰和两艘小艇阻击郑军。荷军战舰船体较大，设备先进。其船“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
郑成功以60艘大型帆船(每船配置两门大炮)包围荷兰战舰，荷舰“赫克托”号首先开炮，其他战舰也跟着开火，郑军水师在镇将陈广及陈冲的指挥下，个个奋勇争先。经激烈战斗，“赫克托”号被击沉。其他敌舰企图逃跑，又被郑军船舰紧紧包围。郑军用五六只大帆船尾追“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展开接舷战、肉搏战。英勇的郑军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爬上“斯·格拉弗兰”号，砍断船索，又用铁链扣住敌舰船头斜桅，放火焚烧。
“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受重创挣脱逃跑，通信船“马利亚”号战败后逃往巴达维亚。荷军海、陆三路作战均告失败，赤嵌城和台湾城已成为两座孤立的城堡，相互间的联系完全断绝。荷方承认，当时赤嵌城守军“力量单薄，处境危急”，“热兰遮城堡也由于地势关系，难以坚守、热兰遮市区更是完全处于敌军的包围和控制之下”。
郑成功随即加紧对赤嵌城的包围。该城周围45丈，高3丈6尺，城墙上有4座炮楼。四月初三日，郑军的士兵在赤嵌城外抓到描难实叮的弟弟和弟媳。郑成功对他们讲明利害，令其回城，劝说描难实叮投降。接着，又派部将杨朝栋和翻译吴迈、李仲前往劝降，表示绝对不会加害他们，并允许荷兰人带走自己的财产。四月初四日(5月2日)，赤嵌城的水源被台湾人民切断。
描难实叮见援兵无望，孤城难守，不得不挂白旗投降。这样，郑成功在登陆后第四天，就收复了赤嵌城。
4、围困海上堡垒，荷军献城投降
台湾城是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城堡坚固，防御设施完整。城周长227.6丈，高3丈多，分3层下层深入地下丈多，“城垣用糖水调灰垒砖、坚坪于石”。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数十尊。荷军炮火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通道。城内荷军尚有870人，凭城堡继续顽抗。
但是赤嵌城被郑军占领之后，台湾城已是一座孤城，城内缺粮、缺水，荷军处境十分困难；加之当时南贸易风季节刚刚开始，要等待6个月进入北贸易风季节后，才能将台湾的有关情况告知巴达维亚，然后再等6个月才能利用下一次南贸易风季节取得巴达维亚的援助，防守更加困难。
郑成功在迫降赤嵌城后，为了牵制台湾城荷军，即派兵前往七鲲身设伏。他命令黄昭：“尔可带铳手五百名、连环烦二百门，分作三队，前往鲲身尾，列阵以待。”命令杨祥：“尔可带藤牌手五百名，从鬼子埔后绕过鲲身之左，横冲截杀。”又命令萧拱宸：“尔整椐仔船二十只，看彼队伍将过七鲲身，欲与我们交锋，随即摇旗呐喊驾驶，作过去攻城状。彼兵见之，自然慌乱，不敢恋战，破之必矣”。
荷军行至七鲲身，还没来得及列阵对垒，即被杨祥率领的藤牌军冲垮，死伤过半，其余士卒狼狈退守台湾城。郑成功令士兵立栅，设炮台，加强对七鲲身的防守，同时令杨英、何廷斌以粟6000石、糖3000余担补给军队。
自四月初以来，双方一直进行着零星战斗。郑成功一方面积极准备攻城，一方面又于四月十二日和二十二日两次写信给揆一，令其投降。又调集28门大炮，于二十四日凌晨摧毁了台湾城大部胸墙。荷军于城上集中枪炮还击，并出城抢夺郑军大炮，被郑军弓箭手击退。
郑成功鉴于台湾城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得手，为了减少伤亡，进一步作好准备，决定采取“围困俟其自降”的方针。
他一方面派提督马信率兵扎营台湾街围困荷军，一方面把各镇兵分驻各地屯垦。同时，郑成功还到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四大社(新港、目加溜湾、肖垅、麻豆，均在今台南县)进行巡视，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五月初二日，郑军第二梯队6000人在黄安、刘俊、颜望宗胡靖、陈瑞、陈璋等人率领下，乘船20艘抵达台湾。郑军的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后，从五月初五日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六月初郑成功又三次写信劝揆一投降。揆一仍幻想巴达维亚会派兵增援，拒绝投降。
五月二十八日，荷兰殖民当局得到荷军在赤嵌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后，即匆忙拼凑了700名士兵、10艘战舰，由雅科布·考乌率领，经过38天航行，于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到达台湾海面。他们见郑军战船阵容雄壮，踌躇不前，加之风浪很大，在海上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5艘战船在台湾城附近海面停泊。
其中“厄克”号触礁沉没，船上士兵被郑军俘虏。郑成功从俘虏口中得知荷兰援军兵力情况后，加紧进行围城和打援部署。
闰七月二十一日，驻台湾荷军当局决定：用增援的舰船和士兵，把郑军逐出台湾城市区，并击毁停泊在赤嵌楼附近航道上的郑军船只，以摆脱被围困境。其兵力部署是：以两艘战船迁回到市区侧后江面，摧毁郑军炮位；出动步兵三四百名进攻市区；另派三艘战船、两条双桅船和15只小艇，袭击附近海面的10余艘郑军战船，以进行牵制。评议会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要求对郑军“决不饶恕船上任何人，见人就杀，不留一个”。
荷军分水、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海上，荷舰企图迂回郑军侧后，焚烧船只，反被郑军包围。郑水军隐蔽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万炮齐发。经过一小时激战，击毁荷舰两艘，俘获小艇三艘，使荷兰援军“损失了一个艇长，一个尉官，一个护旗军曹和一百二十八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
荷军其余舰船逃往巴达维亚。陆上，荷军的进攻同样遭到失败。此后，荷军再也不敢轻易与郑军交战。
台湾城荷军被围数月，军粮得不到补给，加之血痢、坏血症、水肿等疾病流行，因而士气低落，不愿再战。十月，撰一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企图与清军勾结，夹击郑成功军。揆一的使者到福建后，清军要求荷兰人先派战舰帮助他们攻打厦门，然后再解荷军之围。
一无可奈何，只好派雅科布·考乌率领漂泊在海上的三艘战舰、两只小艇前去攻袭厦门。考乌心存畏惧，中途转舵驶往暹罗(今泰国)，以后又逃回巴达维亚。于是，荷军勾结清军夹击郑军的企图完全落空，士气更加低落，不少士兵为求活命，陆续向郑军投降。
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清晨，郑成功下令炮轰乌特利支圆堡。在两个小时内，郑军发射炮弹2500发，在该堡南部打开了一个缺口，当天占领了该堡。郑军居高临下，立即利用此堡改建炮台，向台湾城猛烈轰击。荷军困守孤城，岌岌可危，揆一在城上督战，看到城防已被突破，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派通事李仲入城劝降。
李仲对揆一说：
“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此处离尔国遥远，安能久乎?藩主动柔远之念，不忍加害，开尔一面：凡仓库不许擅用；其余尔等珍宝珠银私积，悉听载归。如若执迷不悟，明日环山海，悉用油薪磺柴积垒齐攻。船毁城破，悔之莫及。”
荷兰殖民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形势及对策。台湾城被围已近9个月，荷军死伤1600余人，能参加战斗的士兵仅剩600余人，且已弹尽援绝，疾疫流行，“形势已完全绝望”。
评议会认为：“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可怕的命运将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而这样坚持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处。”揆一走投无路，只得同意由评议会出面同郑成功谈判。经过五六天的会谈，揆一“愿罢兵约降，请乞归国"。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荷军交出了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名荷兰军民，最后由揆一率领乘船撤离台湾。
至此，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宝岛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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