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交友网,皇太极为什么要出兵攻打朝鲜?
北镇交友网，皇太极为什么要出兵攻打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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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太极时期后金先后两次征伐朝鲜，下面我就两次征伐朝鲜进行回答：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就结成了友好相处的关系。
朝鲜自从公元 14 世纪末建立李氏王朝以来,与明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不断。由于朝鲜的战略地位重要,明和清都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关系。明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廷出兵协助朝鲜打败了日本的侵略,从此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努尔哈赤兴起后,明廷在发动的萨尔浒等战役中,曾征调朝鲜军队前来助战。
后金势力进人辽河以东地区后,当其势力向西发展时,朝鲜又成为后金的后顾之忧。控制或征服朝鲜,成为后金对明作战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皇太极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先征服蒙古,再征服朝鲜,最后用全力进攻明。
一、第一次征伐朝鲜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为了缓解进攻明廷时的后顾之忧,准备用武力来迫使朝鲜就范。他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 、多铎、岳托、硕托等统兵征朝鲜。临行前,皇太极对诸贝勒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应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 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既“问罪"朝鲜,又征剿毛文龙。
此时,毛文龙率兵驻在朝鲜之皮岛。皮岛也称东江镇(今朝鲜湾之椵岛）， 他大批招集流徙的辽民,“前后数十万口"。 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积极支援毛文龙,如拨给辽东汉民土地耕种,并供给大量粮食,以解决军民的生计。
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势力大增,对后金构成很大的威胁。明廷因此升毛文龙为东江镇总兵官,加都督衔。朝鲜国王李倧向毛文龙表示:“寡人与贵镇,事同一家,心肝相照,唇齿相须。”朝鲜与明廷关系之深可见一斑。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于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巨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皇太极即位后,下决心解决多年的后顾之忧。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三日，阿敏等率大军渡鸭绿江，直逼朝鲜边城义州城下。这天夜里，阿敏派济尔哈朗率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由于毛文龙移驻皮岛，未能捉住，而将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杀后金军入朝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薄弱，足以取胜。而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因此，阿敏将主攻目标转向朝鲜。
于是留大臣8人、兵8000人驻守义州十日，阿敏率大军与济尔哈朗等会合，继续东进，并致书朝鲜国。书云：“汝国有四条罪责：天可汗宾天，不即送使致吊；宣川之役，一不杀戮，不即送使致谢；文龙，我之大仇，而容接内地，给饷护恤；辽民，我之赤子，而招亡纳叛，一不送还。吾甚恨之。”十八日，后金军攻取朝鲜郭山城，招降临盘、宣川、定川等城。
于是，阿敏率大军继续深入，渡江抵安州城下，并于二十一日黎明开始攻安州城。朝鲜军队孤立无援，安州城陷落。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兴等将领引火药自焚。后金军的损失也很大，在安州休整4天。
二十五日，大军起行，第二天进抵平壤。平壤城内守兵不满万人，后金兵尚未到，其将官如“鸟惊鱼骇，望风先溃”。因此，如入无人之境，唾手而得平壤。当天，后金兵渡过大同江，于二十七日驻军中和地方。
同一天，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姜弘立之子姜畴、朴兰英之子朴露持朝鲜国王李倧国书，至后金营中投书议和。可是阿敏对议和不感兴趣。二月一日，后金兵占黄州后，阿敏才向朝鲜方面“遣差胁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给文龙，三日借兵一万，助伐南朝”。二月七日，后金兵至平山驻营。八日，朝鲜使臣进昌臣到平山营中拜见阿敏说：“吾王闻贝勒至，特遣我来，凡有所言，我身任之。今我国自愿认罪，贵国必欲如何定议，请驻兵于此。”阿敏听了此话，仍不满足，还要向汉城进兵。
岳托、济尔哈朗等坚决不同意进兵汉城，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有召开八旗大臣会议解决。会上七旗大臣都同意与朝鲜议和，阿敏在众贝勒、大臣的压力下，只好接受诸将领的意见。
三月初三日,阿敏派总兵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为代表,乘船到江华岛,与朝鲜国王李倧及其大臣举行会盟。后金国在“盟誓”中,要求朝鲜国王李倧承担的议和条件是:
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勿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
这个誓言,即所谓“平壤之盟”。盟誓完全按后金习俗,即“刑白马、乌牛,焚香,设酒肉骨血土,各一器”。双方代表焚香,宣读誓词。誓毕,将誓词烧掉,器皿里的祭品埋入土里。盟誓之后,库尔缠率20人先回沈阳向皇太极报捷。而阿敏却违反纪律,命令八旗将士分路掠夺 3 日,获大批人畜财物,退出境外。
后金此次用兵朝鲜的军事目的,主要是企图以武力迫使朝鲜切断与明廷的关系,使朝鲜在后金与明的交战中倾向后金,或采取中立的态度。朝鲜方面,在后金人侵之时,幻想明廷的援助,虽战败,但不愿屈服于后金。
同时,后金当时主要进攻目标是明廷,不可能倾全力于朝鲜,和议既成,就急速回师。所以后金此次进军朝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平壤之盟”的性质是一种“兄弟之盟”,事后朝鲜并没有认真履行议和条件。朝鲜仍然与明廷保持密切关系,而且积极备战,对后金要求遣还逃人一事,推托不办，对后金要求的 3000 石粮食,也打了折扣,“一千发卖市上,二千用以相遗”。
对于朝鲜与明断绝关系一事,朝鲜国王李倧公开向后金表示:“贵国既欲议和息兵,甚为美意,故孤亦喜而许之。但念敝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 天聪七年(1633 年),后金与朝鲜的矛盾日益尖锐。是年十一月,后金在致朝鲜国王李倧书中列举了朝鲜违约的十件大事。其中有朝鲜“助兵于明”,朝鲜民人“越境采参”,停止互市,新筑城防等。
二、清与朝鲜关系的持续恶化至天聪十年(1636 年)，后金与朝鲜的关系最后破裂,是由于皇太极称帝,促使双方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是年二月,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各部王公贝勒联名上书皇太极称帝,皇太极命内外诸贝勒“宜令朝鲜国上知之 "皇太极想借上尊号之机,采取外交手段,迫使朝鲜向后金称臣。于是皇太极借吊朝鲜王妃逝世之便,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率领包括蒙古王公在内的 170 余人的庞大代表团赴朝鲜,并带去以后金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的名义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
信中说:“我等谨遵上谕,遣使相闻。王可即遣亲近子弟来此,共为陈奏。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 二月十六日,英俄尔岱等人率使团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义州,向朝鲜义州府尹李浚说明此次来朝的意图。即因“我国既获大元,又得玉玺,西达(蒙古)诸王子愿上大号,欲与贵国议处”。义州府尹李浚立即将此事飞报朝鲜国王。
对拥戴皇太极上尊号一事,李朝一片哗然。反对派掌令洪翼汉说:“臣闻今者龙胡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
朝鲜国王李倧进退两难,没有主见,只是根据多数廷臣的主张,决定不接见来使,不接受来书,不派人去后金“劝进”。
二十四日,后金使团一到汉城,就被监视起来,昼夜防守。馆学儒生其至提出“焚虏书,斩虏使,以明大义”。使团一出门,朝鲜百姓怒目而视,有些儿童拾起石块,争相投向使团成员,显然,朝鲜举国上下已掀起仇后金的浪潮。英俄尔岱大怒,率使团不辞而别。
朝鲜方面既不阻拦,也不欢送,只是派人追上使团,将朝鲜国王写给皇太极的信交使团带回。同时,朝鲜国王“又以书三封,谕其边臣固守边疆”。此谕旨被英俄尔岱截获,三月十日回到沈阳,一并交给皇太极。
朝鲜国王李倧得知后金使团气愤而归,又截获了他给边臣的谕旨,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二是遣使道歉。
三月中旬,朝鲜国王命参议罗德宪、参判李廓等人到后金致歉,在给皇太极的书中解释说:“寡人有疾,不即相见,不料贵使发怒径去,殊未知其故也”，最后请求见谅。
四月十一日,皇太极举行盛大的登基典礼,从这时起,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当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也参加了上尊号大典,但是在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礼时,惟独他们二人不参拜,不行大礼。在旁边的八旗贝勒等“殴捽(李)廓等,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曲腰,以示不屈之意”。皇太极也被朝鲜使臣的态度所激怒,气愤地说:朝鲜使臣如此无礼,“皆朝鲜国王有意构怨,欲朕先起衅端,戮其使臣,然后加朕以背弃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
在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归国时,皇太极修书一封带给李倧。朝鲜使臣在离境不远的通远堡,便私拆信件，大为震惊,其书中写你我之国,责备詈骂,毫无兄弟相敬之意,视如奴隶,我国大(人)臣何忍观之,是自辱其君父也,虽万死犹有余辜”。所以决意将信留下,“伏乞谅查”。
朝鲜使臣回归不久,李倧派使臣送给皇太极一封信,皇太极拒绝收纳,说“你们国王既然不看朕的信,朕何必看你们国王的信呢”,原封不动将信退回。此前皇太极曾要求朝鲜国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也遭到朝鲜的拒绝。表明两国的关系已彻底破裂。 阜太极这才下决心“举大军以临尔境”,亲征朝鲜。
三、第二次征伐朝鲜皇太极为了征朝鲜,积极作出征前的准备。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笃恭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宣布将统大军亲征朝鲜,并且发布上谕说：
尔等简阅甲士,每牛录各选骑兵五十人,步兵十人,护军七人,共甲三十二副。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统汉军,每甲士一人,箭十五枝,甲士二人备长枪一杆。二牛录备云梯一,挨牌一,穴城之斧、钻、锹、镢俱全。马匹各烙印系牌。一应器械,各书号记。携半月行粮,于二十九日来会。
二十五日,皇太极率诸王贝勒祭告太庙,并告征朝鲜之由。二十九日,皇太极又传谕朝鲜军民说“朕因是特起义兵,声罪致讨,原非欲加害尔等也,亦尔之君臣,贻祸于尔等耳。尔等但安居乐业,慎毋轻动,如妄自窜走,恐遇我兵见害,凡拒敌者必诛,奔逃者则俘之,倾心归顺者,秋毫无犯,更加恩养。谕尔有众,咸使闻知 。”
十二月初一日,奉召的蒙古各部率兵应约会于沈阳,加上八旗兵,号称 10 万。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沈阳。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多罗安平贝勒多铎等随皇太极出征。
二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往征朝鲜。行至沙河堡东冈,皇太极命多尔衮 、豪格分统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及外藩蒙古左翼兵,从宽甸路入长山口,以牵制朝鲜东北诸道的兵力。初三日,又派户部承政马福塔、前锋大臣苏萨等率兵 300 人,扮作商人,日夜兼程,作为前锋往围朝鲜都城。接着又派多铎等率领护军千人,增援马福塔等。
初九日,皇太极率大军到达镇江城附近驻营。翌日,渡过鸭绿江 ,攻陷义州。接着,清军势如破竹,十二日攻占郭山,城内守军“惧我兵威,知不能敌”,“皆稽首请降”。十三日,下定州。并命多铎等选精骑,往攻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带,以切断明军对朝鲜的增援。
正当清军渡过鸭绿江,向朝鲜京城推进时,朝鲜境内陷入一片混乱。十二日,从义州府尹林庆业的状启得知:“贼兵弥漫,是夕贼兵，分路渡江,倍道亟进”。十三日,又得报告,清军已接近平壤。于是,朝鲜京城“上下慌忙,莫知所措,城中恟惧,出门者相继”。十四日,国王李倧派人把宗室嫔妃送往江华岛,午后,李倧带领大臣出京城南门前往江华岛时,得报清军“数百铁骑已到弘济院,而以一枝兵遮阳川江,以截江都之路”。李倧只好退回城内。此时城内“上下遑遑,都城士女哭声载路”。
李倧急忙召集群臣,问道:“事急矣,将奈何?”可是,大臣们一个个“慌忙罔措,不知所对”。国王李倧率众从水沟门逃往南汉山城。随后清军即于十五日领兵围此城。十六日,多铎 ,岳托率军相继到达南汉山城,“环绕围之”。
二十九日,皇太极率大军到达南汉山城,在西门外驻营。崇德二年(1637 年)正月初一,皇太极环视南汉山城的布防形势,以此城易守难攻,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胁迫朝鲜国王李倧投降。随后的几路勤王之师均被击败。朝鲜君臣见救援无望,蜷缩孤城,智穷力竭,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投降。
二十二日,多尔衮等人率清军至江华岛渡口。二十三日,占领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及群臣妻子家口等。二十四日,皇太极遣使通告朝鲜国王,清军已攻占江华岛,宗室嫔妃及文武门官的妻子都已被俘获。
三十日,朝鲜国王李倧身着青衣,带领诸子及群臣,“献上明国所给敕印,自南汉山城来朝见”。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二日,皇太极先行班师,命多尔衮、多铎率军携所俘获随后回国。
借此机会,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 ,耿仲明、尚可喜部,携红衣大炮往攻明在辽东沿海设防的皮岛。至四月,击败明兵,擒获岛帅沈世魁,就地处死。至次年二月,沈世魁从子沈志祥率余众向清军投降,计将士及百姓共2500 余人。皇太极优礼相待,后封沈志祥为续顺公。
征朝鲜之役历时整整两个月,彻底征服了朝鲜。清廷给予朝鲜的条款与前次“平壤之盟”的条款,其性质明显不同。“平壤之盟"对朝鲜来说毕竟是“兄弟之盟”,具有一些对等的性质。这次清廷所提条款,完全将朝鲜降至清属国的地位,是“君臣之盟” 。
这次战役对清与朝双方以及明廷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政治上清与朝鲜由先前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经济上朝鲜每年要向清廷进贡,而且进贡的数量惊人,给朝鲜带来极大的负担;军事上,朝鲜由清廷的敌手变为助手,从根本上解除了朝鲜同明的藩属关系,也除掉了清廷的后顾之忧,且从朝鲜获得了人力和物资以参加对明的战争。总之,这次战争达到了既征服了朝鲜,又削弱了明廷,为清西向伐明铺平了道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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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锦宁广义什么意思？
“宁蹲三年大狱，不交锦宁广义”
注解：锦宁广义，即“辽西四市县”。（1）锦，锦州、锦县（今凌海市）；宁，宁远州（今兴城市）；广，广宁（今北镇市）；义，义州（今义县）。
释义：辽西锦宁广义四市县的人狡诈奸猾不仁义，宁可蹲三年大狱去受苦，也不要结交他们。
渊源：从前有个关里的铁匠，每年夏季推着独轮车，装着火炉跟打铁家什，前来辽西锦宁广义四市县，走街串乡干打铁营生，制些刀、镐、钩、耙等农具，一来二去便跟辽西锦宁广义很多当地人交上朋友。
以后不知何故这位铁匠被捕入大狱，县官严刑逼供，叫他交出各地的近友，并说如不交代将从严处刑三年，铁匠怎么也不肯连累朋友，便对县官说：“我宁可蹲三年大狱，也不交出锦宁广义的朋友”。
后来，此话传来传去，被误传为：“宁蹲三年大狱，不交锦宁广义”。以讹传讹，广泛流传开来，实在是锦宁广义的一大冤案。
雍正皇帝是怎么对待他家人的？
家族保全，仅二子从死，或许死前还向皇宫所在的方向跪下磕几个响头，既是感谢也是告别，这大概就是年羹尧人生最后时间里的内心感受了。
年羹尧，于公于私，对于雍正来说都是“大关系”。
暂且不论亲戚渊源，年家在大清的地位就不低，当年努尔哈赤讨伐大明的时候，辽东有一名叫做“年有升”的武将投靠了大清，不说立了多大的功劳，但最起码是从龙之功，后来大清入关，年有升的儿子年仲隆又通过了大清置办的“科举”入朝为官，可以说是大清最早的一批进士。
而年仲隆，正是年遐龄的父亲，因为家族乃是“从龙功臣”的缘故，且父祖都有一定地位，年遐龄的起步就很高，康熙三十一年，年遐龄官升湖广巡抚，此时的年家跟雍正还扯不上任何亲戚关系，所以说，年家也是靠的实力的家族。
年遐龄是个大官，儿子也不赖，他最出色的儿子，正是年羹尧。
年羹尧在康熙三十九年成为进士，这一年，还有一个人物成为进士，那就是有着“大清三帝秘书”之称的三朝老臣张廷玉，不过张廷玉在前期和年羹尧比，暂时还比不上，因为自己的能力、才华，加上家庭背景的帮助，年羹尧在康熙四十九年成为“四川巡抚”，这时候的年羹尧，刚过而立之年。
三十出头当上一方封疆大吏，年羹尧不得不让官场高度重视，而年羹尧也十分感激康熙给他的机会，不过康熙确实不是因为关系让年羹尧上位的，这个年羹尧，的确是很有能力。
也是在年羹尧成为四川巡抚的一年前，雍正被康熙册封为“和硕雍亲王”，按照大清的祖规，皇子成为亲王后，有资格管理一部分“佐领”，刚好汉军镶白旗就有一部分被雍正划走，而这里面，正有年家所在的范围，就这样，年家开始隶属于雍亲王府。
或许是康熙觉得年家的人才辈出，于是安排了年家年遐龄之女和四子雍亲王的联姻，于是年羹尧的妹妹，在康熙五十年被康熙做主许配给了雍正做侧福晋，而雍正没有因为这是政治联姻排斥年氏，反而是很疼爱年氏。
虽然雍正自己在九子夺嫡的时候没有刻意经营关系，可是靠着年家的地位以及年家和雍正的关系，让年羹尧成为了雍正的“亲密战友”，在九子夺嫡的最终阶段，年羹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以四川军政极度腐败，难以协助西北作战的清军后援为由，请求康熙给予他一个临时的“四川总督”身份，而康熙在得到了年羹尧的要求以及回报之后，立即同意，让年羹尧升为四川总督，负责西北大军的“粮饷供应”，以及肃清内部的贪腐问题。
从客观角度来说，年羹尧这一次“要官”，必然是真的有反贪的心思在里面的，不然的话，年羹尧不可能用这一种理由要官，也是年羹尧这一次的“动机”，让雍正觉得年羹尧也是一个有原则、清廉的官，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尽人意。
一个汉人在不惑之年成为一个顶级的封疆大吏，总督，身份权力远远高于巡抚，更别说年羹尧这么年轻，基于这个因素，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交际就不会差，而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年羹尧的作用更是“史无前例”地展现出来了。
首先，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驾崩，而康熙在驾崩前，留下的遗诏是让皇四子雍亲王即位，可此时的朝堂中，十四爷党声势更大，而且十四爷胤禵还在西北担任抚远大将军，带着数十万兵马和准噶尔周旋，这朝廷内外庞大的力量若是处理不好，江山便危险。
相比朝堂十四爷党的威胁，西北大军的威胁更甚，但也是这个时候，年羹尧牢牢在四川“把控”住了胤禵的粮饷命脉，让胤禵不敢轻举妄动，而康熙安排年羹尧担任这个四川总督，让十四爷党众人觉得，是不是就有这层考虑在其中，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胤禵。
除了牵制胤禵，让胤禵只能乖乖地返京以外，西北和准噶尔的对峙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坐镇，于是当胤禵回去北京之后，年羹尧便被雍正安排为新的抚远大将军，让年羹尧代替原来的胤禵和西北对峙。
这一个岗位，可不是什么关系户能担任的，需要的能力和胆识也是要异于常人，所以年羹尧的能力毋庸置疑。
所以对于雍正来说，年羹尧是重要的，就算是于“公”而言，这种关系也是雍正需要好好维护的，所以雍正即位后，继续加大年羹尧的权柄，年羹尧也没有辜负雍正的期待，在雍正二年平定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之乱，彻底将青海版图纳入，年羹尧也因此得封“一等公”。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年羹尧因为自己开始腾飞，他的三个儿子也同样被提拔，家人也被厚待。
于“私”而言，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极其宠爱的一个妃子，因为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曾生下一子（早夭），所以在不久后，年氏被封为贵妃，一个汉人出身的女子能到贵妃这个位置，在清朝是不多见的，可见雍正对年氏的疼爱。
常言道爱屋及乌，年氏受宠爱，自然也受到了雍正的关注和照顾，虽然说不上让年家“横着走”、“肆意妄为”，但是雍正确实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优待了年家人，比如年妃和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他就被雍正任命为广东巡抚，而雍正岳父年遐龄，就算是退休了，都还加了一品尚书衔，雍正二年还加了太傅衔。
这些都是年妃被雍正宠爱换来的，甚至年羹尧被雍正快速提拔，未免没有年妃在其中的作用，不过年羹尧的能力也确实是强，就算是提拔，那也不算徇私枉法。
当雍正以为自己可以和年羹尧成为“亲密战友”的时候，年羹尧却变了。
雍正当皇帝后，他的主要目标便是“反贪”，之所以要反贪，正是为了拯救这个垂危的帝国，而雍正其实希望年羹尧在西北西南也帮他一把，就像是田文镜去河南反贪一样，可年羹尧不仅没帮雍正，反而还“反着来”，带着头贪腐。
年羹尧一边在自己的总督之位上贪腐，一边又对在北京的雍正“发号施令”，因为年羹尧的地位很高，西北的安定倚仗于他，所以朝中一些官员就“求官”求到了年羹尧头上，这其中无非就是钱权交易，可是年羹尧很猖狂，他把自己受到了好处的，要运作的“官员名单”直接给雍正，让雍正按照他的安排来。
这便是著名的“年选”，更可恨的是，雍正还不得不给面子他。
于是经过雍正的多次“劝解”、“训斥”，年羹尧都决定不改，甚至还隐隐有着拿西北西南的权柄来跟雍正“唱反调”的意味，于是雍正知道年羹尧不可留了，一旦让年羹尧如此下去，雍正的反贪工作根本进行不了，如果不能够大义灭亲，谈何肃清天下魑魅魍魉。
不过不满归不满，雍正却还是要“等”。
具体等什么呢？那就是等年妃去世。
其实年妃在儿子早夭后身体就不好了，雍正三年十一月，年妃病重，雍正有意“效仿”康熙当年为佟佳氏“祈福”的方法，加封年妃为“皇贵妃”，希望年妃能因此保住性命，可惜的是，年妃终究迈不过这个坎，撒手人寰，在年妃去世后，雍正也不再对年羹尧客气，直接对年羹尧“动手”：
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僣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
年妃在雍正三年十一月下旬去世，还没过一个月，在十二月中上旬的时候，年羹尧就被雍正的“雷霆行动”逮捕了，而且雍正逮捕年羹尧的罪名很充分，整整九十二个大罪，其中有关贪腐、卖官鬻爵的罪名就占了大半，可以说是把雍正的“逆鳞”都给拔下来了，都不是触碰那么简单了。
而雍正也说了，年羹尧的“亲属”，都要连坐。
年羹尧最让雍正痛恨的罪名就是贪腐，当年年羹尧以整治四川军政的拳拳之心向康熙索要四川总督，可是当雍正将年羹尧提拔到川陕总督的位置之后，年羹尧反而以总督、抚远大将军之职进行贪污，这怎么让雍正不心痛、不心寒。
比如其中的一项“进贡罪”：
西安、甘肃、山西、四川效力人员，每员勒银四千两。
再比如其中的一项买卖官职罪：
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奏随往陕西。
最重要的是，当年因为西南西北都有战事，所以康熙、雍正都允许年羹尧在四川自行“调用”一省或者数省的税款，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战争所需要的支出，这个经济大权放到了年羹尧的手里，让年羹尧差点把这一大部分地区都给雍正制造出“独立”的假象了，雍正是又怕又怒。
所以年羹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雍正将他下狱，而年羹尧倒台，对朝堂形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年羹尧是大官，还是雍正最爱的年妃的兄长，他的倒台释放了很多的信号，大家也翘首以待，看看年家是不是会因为年羹尧受牵连，全部倒台。
可事实上，除了年羹尧的二子以外，年家人几乎没有杀身之祸。
年羹尧在史书上有名姓记载的儿子，仅有“三个”，分别是长子年熙、次子年富、三子年斌，但年羹尧具体有几个儿子，其余的又分别叫什么名字，历史没有记载，但据说年羹尧的儿子不少，超过了双手之数。
年熙作为年羹尧和第一任夫人“纳兰氏”所生之子，地位很高，而且雍正对年熙也是非常照顾，年熙考过举人，也被雍正安排到浙江担任监察御史，后来年熙身体病重，雍正让人给年熙算命，得出来的理由是年熙和年羹尧这对父子的“命数相冲”，于是雍正便让年熙过继到隆科多的名下，避过灾难。
可惜年熙最终还是在雍正二年去世了，但雍正对年熙的照顾是不得不说的。
而年富则是没这么好运了，或许因为年富受到年羹尧的恩惠最多，甚至还参与进了一些贪腐案，所以年富在年羹尧被赐死之后，也被雍正下令斩首了。
至于年斌，雍正则是把他发配贵州充军，并没有杀掉他。
年羹尧最亲密的人除了儿子，便就是妻子和小妾了。
根据清朝的一些史料记载，年羹尧的妻妾不在少数，也超过了双手之数，其中还包括了一个蒙古小妾，而年羹尧的其他庶子，就是这些小妾生下来的，不过那些小妾和庶子倒是不值一提，或许年羹尧也根本没怎么重视他们，所以他们可能被放过了，也被史书一笔带过。
而年羹尧的第一任妻子纳兰氏早年去世，年羹尧又娶了大清的宗室女“觉罗氏”为妻，因为觉罗氏本就是旗人，加上对于年羹尧犯罪的事情涉及不深，所以下场倒是不严重，可被充入掖庭那是无可避免的了。
总的来说，雍正没有对年羹尧的妻儿赶尽杀绝，都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置他们，或许雍正是念有一份情谊在里面，也或许是雍正纯粹就是公事公办，没有重判也没有轻判，所以年羹尧在下狱之后，愿意老老实实而不是骂人闹腾。
只不过年羹尧出事，家里人多多少少都要象征性地受到一些牵连。
比如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就被摘掉了“太傅”衔，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就被革去了广东巡抚的职位。
可关于这两个人，雍正又怎么可能“公事公办”，首先抛开年羹尧和他们的关系，年遐龄和年希尧本身也是雍正的岳父和大舅哥，也就是说，雍正和他俩本就是亲戚，而且两人确实跟年羹尧贪腐没什么沾边，年遐龄退休了，年希尧人在南方的广东，八杆子打不着，于是雍正便定下基调：
“年羮尧刚愎残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听从，向来视如草芥，年遐龄、年希尧皆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职免罪。”
雍正的意思是，这对父子是老实人，可说到底也是年羹尧的父兄，都说子不教父之过，而且长兄也如父，于情于理，这两位年羹尧的长辈都要被惩戒一下。
所以年遐龄被惩戒之后，很快便恢复了“太傅”之衔，雍正对待年遐龄还是跟以前一样，而年希尧则是在不久之后成为正二品内务府总管，相比广东巡抚的职位来说，这也不算差的，说白了，雍正对他们两人的惩戒就是“走走过场”。
只要年遐龄和年希尧不受影响，其实年家就不算倒，对于雍正的这一系列处置，年羹尧也不应该有什么怨气了，因此年羹尧最后没有闹得很难看，甚至还有可能跪谢雍正没有大肆牵连他的家人，而后自己毅然自尽。
关于年羹尧一事的处理，既能体现雍正的“大义灭亲”，也能说明雍正的“手段妥当”，其实保持好这个尺度是不简单的，而雍正还是这样去做了，他不怕失去年羹尧这个左膀右臂，更怕的是年羹尧失去控制。
总的来说，年羹尧在大清那些数不尽的抄家大官中，下场算是特别好的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他的那七个拜把子兄弟？
1928年6月4日凌晨沈阳一声巨响，一代枭雄张作霖就被秘密抬进了沈阳大帅府，最终因抢救无效直接身亡。
1928年4月，北伐军在阎锡山等人加入的情况下再度进行二次北伐，此次北伐针对的主要目标便是位于北京的东北王张作霖。
在北伐军的进攻下，纵然张作霖有数十万的军队但还是节节败退，这种情况令他是苦不堪言随时准备撤退。
张作霖本想跟南京政府罢手言和，但就算张作霖亲自派人前往南京政府商议，但此时就是没有成功，就好像北伐军是吃定了他一样。
万般无奈之下张作霖只好考虑离开北京返回自己的东北大本营，于是他在6月2日宣布自己会退出京城前往东北，至此北伐军算是才停止了脚步，但另一伙势力却又盯上了张作霖。
这伙势力便是曾经将张作霖扶持起来的日方，当初郭松龄叛奉算是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紧急情况之下张作霖只好跟日方签订和约从而得到日方的救助拿下郭松龄。
但在事后张作霖却耍赖了，本来合约上是要张作霖同意他们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厂和修建铁路，但张作霖却是翻脸不认人拒绝日方这一系列要求。
并且为了保证自身在日方中的地位，张作霖没少给日方政府送钱，这就导致原本白纸黑字的合约就变成了一笔坏账，这让日方对此恶心的同时又毫无办法。
于是在一次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便指出张作霖是东北和奉军的主心骨，只要把张作霖杀了那东北就如同掌中之物一般。
此举得到了日方高级官员的一致赞同，当即决定趁着张作霖被北伐军打压准备回东北之际下手，直接将张作霖谋杀在半路了。
张作霖在动身之前也曾听说有人故意询问自己的情报，于是将自己出行的时间变换了三次，这才选择在6月3日晚上动身离开北京。
殊不知日方早就掌握了情报并在半路设下了埋伏，在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张作霖所乘火车已经来到了沈阳的皇姑屯车站附近。
紧接着一声巨响，事先就埋好的炸药转瞬即发，张作霖所乘坐的火车被高高炸起，就这一下车上死伤无数，而张作霖此时也并未身亡只是重伤。
幸好奉天省长及时赶到将张作霖送回了沈阳大帅府，但由于伤势太过于严重导致上午九点直接去世，一代枭雄和东北王就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人世。
大帅府为了封锁消息直接连丧事都没有举办，对外宣称则是张作霖受伤但也都是小伤并无大碍。
为了探清真实情况，日方是派出了一个又一个间谍，但这些人在五夫人的周旋下均不知实情，直到张学良从外地返回才开始公布丧事，日方得知被骗虽然气愤但却也无奈。
我们都知道张作霖生前有七个结拜兄弟，这七个人跟他一块出生入死这才把张作霖给推到了东北王这个位置，虽说其中有能力者不少，但张作霖却能稳稳压制。
现如今张作霖突然去世，负责接替的张学良虽说颇有能力，但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张作霖的几个老兄弟对此是怎么做的呢？
马龙潭
结义的八人中在当时马龙潭无论是年龄还是能力，他都是稳居于老大这个位置的，对马龙潭当老大其他人是心服口服。
不过在1920年的时候张作霖就已经把马龙潭的军职给解除了，一方面是马龙潭确实年龄大了，一方面是马龙潭更适合当个文将。
自张作霖去世后马龙潭就一直呆在自己那个四平的一亩三分地上没怎么闹事，但他不闹事架不住别人找事。
在“九一八”事变过后日方希望马龙潭帮助他们收买人心，但马龙潭对此是直接拒绝，并且为了拒绝直接一头撞在了床头，日方这才就此作罢。
吴俊升
早前马龙潭和冯德麟都在奉天的时候，吴俊升便跟他们两个还有张作霖合称为奉天的四大军事重要人物，可见这位还是一个实权派。
相比较马龙潭和冯德麟来说吴俊升就要幸运的多了，在他们二人相继下野后吴俊升反而是继续在张作霖身边并得以重用。
不幸的是在张作霖回东北的时候吴俊升跟他一同前往，最终张作霖身受重伤被运回沈阳，而吴俊升则是当场死亡，实在是令人可惜。
冯德麟
要说奉天城内的传奇人物，那张作霖占一个，另一个则必定是冯德麟，这两个老兄弟可谓是结识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
自从两人同被封为师长但张作霖坐镇奉天而冯德麟坐镇北镇的时候，两人之间的争斗便开始了，冯德麟一心想要超过张作霖成为那东北第一把手。
不过在经过种种事件后冯德麟便被迫下野，此后不再插手军政而是转身研究实业，不幸的是在张作霖出事前两年，冯德麟便因病去世在北镇与世长辞。
虽说两人斗了大半辈子，但在冯德麟的身后事上张作霖还是没有半点含糊，直接让冯德麟风光大葬这也是尽释前嫌了。
汤玉麟
要说这汤玉麟为何会跟张作霖等人结识，其实也算是误打误撞了，早年汤玉麟是做拉车生意的，因拉车过程中遭遇抢劫所以被迫落草为寇。
成为土匪没多久后汤玉麟就打出了名气，并在机缘巧合下救了张作霖一命，此后两人便结为生死兄弟，因汤玉麟勇猛异常所以便有绰号二虎。
在张作霖去世后汤玉麟奉命镇守热河并任热河省省长，值得一说的是后面日方想要威逼利诱拉拢汤玉麟，但却统统被其拒绝，也算是一条好汉。
张景惠
结拜的八个兄弟中也并不是都愿意一心对外，就比如这个张景惠，在张作霖去世后没多久便加入到了日方的队伍当中。
老帅去世少帅张学良执掌军政大权，因为张景惠跟张学良向来不和，所以在张学良执掌大权后张景惠便前往南京就职，这算是公开叛逃奉天体系。
“九一八”事变过后自认为有机会的张景惠便跟日方取得了联系，随后便公开表示愿意追随日方并在其中担任伪满洲国务总理大臣。
所以八人中要说名声最不好的就属这个张景惠了，不过后来他也难逃命运的制裁被苏军抓住并囚禁。
孙烈臣
跟冯德麟一样，身为老六的孙烈臣也是在张作霖去世之间就去世了，就拿这一众兄弟来言，关系最好的恐怕就是张作霖和孙烈臣这两人。
曾经张作霖在执掌东北军政的时候，冯德麟和汤玉麟试图逼迫张作霖下野并想出种种计策，而在这种关键时刻孙烈臣一直坚定的站在张作霖这一方。
不幸的是因为孙烈臣身兼数职所以导致大病一场，这一病让孙烈臣的年龄停留在了五十二岁，张作霖得知后曾经在孙烈臣的尸体上哭了半个小时，可见兄弟情深。
张作相
要说张作霖去世之后谁对张学良的帮助最大，那一定就是张作相了，张作霖和张作相虽然名字极其相同，但其实并未有血缘关系只是巧合。
皇姑屯事变后张作相因为其阅历和能力被众人推举为东北保安司令，但这无疑是抢了张学良的权，于是张作相怎么说都不肯接受，执意要将这份大权交给张学良。
不仅如此，为了能好好扶持这位少帅，张作相甘愿一直在张学良身边担任副将，这份态度真是令人钦佩。
之后凡是张学良有不懂的地方或者难以定夺的方案，都会让张作相帮助自己选择，并且曾多次将军权交给张作相。
尽管张作相大权在握，但其从始至终都没做过半点对不起张学良的事情，张作相也得以深受张学良信任，在张学良下野后张作相也紧跟着下野。
跟之前汤玉麟一样，日方也曾希望张作相这等智囊加入到自己行列，但遭到张作相坚决的拒绝。
由此可见除了去世在张作霖之前的冯德麟和孙烈臣，以及投靠日本人的张景惠外，其他人在之后还是或多或少给张学良提供帮助并没有什么不轨的举动，并且相比较张作霖来说，他们的结局还都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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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是采取什么手段解除他的兵权？
《雍正王朝》中的雍正最终下定决心赐年羹尧以自尽，可以说是颇为无奈的，甚至可以说是被朝臣和朝堂上整体舆论的“倒逼”下，做出的决定。然而，历史上雍正在处死年羹尧的时候，心中并没有如同在《雍正王朝》中的那般“内心挣扎”与“不舍”，反而其决心是无比的坚定，态度也是异常的决绝。
而与此同时，雍正在处理年羹尧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将他的“阴狠”和“腹黑”彰显无遗，并且是以非常“高超”的政治手段将年羹尧至于了死地。
年羹尧，当之无愧的“功臣”，但也是不折不扣的“罪臣”。年羹尧与雍正的关系自不用说，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将年羹尧家族所在的镶白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一佐领下全部划归雍正统领，整个年家便与雍正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联，年羹尧也就此正式成为了雍正的“藩邸故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雍正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年氏为王府侧福晋，这又使得年羹尧成为了雍正的大舅哥，两家人就此有了更加直接而又异常紧密的利益关系。
于是，在“九子夺嫡”的进程中，年羹尧无疑是雍正最为坚定的支持者，而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登基之后，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又进而成为了雍正在地方封疆大吏中最为重要的拥护者。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使得刚刚登基的雍正陷入了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中，皇位稳固也受到了极大挑战，而这个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年羹尧。
一方面，是因为年羹尧常年在西北地区领兵平叛，对于整个西北的战局走向、民族风情、山川地理等非常的熟悉，并且在西北现有的军队中，年羹尧有着极高的威望。而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年羹尧和雍正的特殊关系，使得雍正只有将此时全国数量最为庞大的军队交给他的这位大舅哥，才能真正的放心和安心。
于是，雍正将年羹尧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前往青海平叛。
《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可谓是颇费周章，不仅前前后后打了两年的时间，几乎掏空了整个国库，而年羹尧本人更是生活奢靡、铺张浪费，尽管最终平定的叛乱，但是雍正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
而历史上的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过程却与《雍正王朝》中的演绎恰恰相反。
年羹尧本人是极度节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来形容都不过分。而与此同时，年羹尧的军事天赋也在此次平叛过程中予以充分展现，前后仅耗费四个月，与叛军直接交战的时间更是少到只有不足二十天，包括部队的伤亡、粮草辎重的损耗都是非常之少。可以说年羹尧是极小的代价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全歼叛军部队，罗卜藏丹津本人更是化妆成一妇人才得以逃脱，此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而伴随着罗卜藏丹津叛乱快速被平定，雍正的皇位也就此稳固，立下如此不世之功的年羹尧也被雍正奉为了“恩人”般的存在。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权势地位到达巅峰的同时，年羹尧也开启了“自我作死”之路。
一来，年羹尧居功自傲，目无君主。
此时的年羹尧是真的把自己当成是雍正的“恩人”，其行为相较于《雍正王朝》中所说的“用膳”、“翻牌子”等等，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在雍正面前，他都不顾君臣礼仪，当面“箕坐”。此时的雍正并没有拘泥于年羹尧的这些“小节”，这也使得年羹尧浮夸的行为举止开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二来，就是年羹尧贪赃枉法，生活也开始极度奢靡起来。
年羹尧一改其在平定罗卜藏丹津过程中的节俭作风，生活极度奢靡，并且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不断网络财富。
三来，年羹尧也就此开始结党营私。
他仰仗雍正对其的信任与器重，开始把持官员的任免与升迁，官场称之为“年选”，与此同时他又在不断培植党羽，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弄得朝堂上是乌烟瘴气。
年羹尧的如此行为引得了雍正的巨大不满，只不过此时的雍正鉴于年羹尧巨大的功劳，并且考虑到自己又是刚刚对年羹尧全家都进行了极尽的封赏，贸然处置会令自己的皇权威信受到折损，于是选择了忍让。
但是，年羹尧拙劣的表现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终于让雍正对其是忍无可忍，于是雍正就此下定了处置年羹尧的决心。
雍正的“腹黑”在处理年羹尧的过程中，可谓是尽显无遗。正如前文中所说的，尽管此时的雍正对于年羹尧有着诸多的不满，但是他对于处理年羹尧也是有着自己的担忧。当然，他担忧的并不是年羹尧的权势以及手中掌握的重兵，而是担心自己贸然处理年羹尧会引发朝堂舆论的动荡，威胁到自己的皇权统治。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便采取了一系列“腹黑”的举动，把年羹尧置于不利的舆论境地之下，进而最终一步步将其送往了生命的尽头。
首先，雍正借由年羹尧的“死对头”蔡珽，暗示自己的想法。
蔡珽与年羹尧的结怨是在康熙朝时期，当时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并且署理四川巡抚事务，后来蔡珽到任四川巡抚，并与年羹尧在诸多方面产生了矛盾，两人关系就此交恶。在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权势地位到达巅峰的时候，他开始以权谋私对蔡珽进行了构陷与迫害，使得蔡珽被议罪并被判处了斩监侯。
这个时候的雍正已经对年羹尧产生了巨大的不满，于是他不仅赦免了蔡珽的死罪，还将其任命为左都御史，专门负责调查年羹尧的种种罪行。
雍正将蔡珽赦免并委以重用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告知朝堂官员自己想要动一动年羹尧的想法，而上至六部九卿，下至地方督抚的各级官员，对此也是心领神会。
其次，雍正借机将年羹尧调离他的“西北老巢”。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的时候，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 “祥瑞”之兆，使得群臣纷纷写诗做赋，敬上贺表，向雍正祝贺。这个时候的年羹尧也向雍正上疏庆贺，但是在他的文章中，误将“朝乾夕惕”写作了“夕惕朝乾”。
于是雍正对此开始“大做文章”，认为年羹尧此举是大逆不道，将“朝”与“夕”调换位置就是在诅咒自己早点去世，好让新君得以继位。与此同时，雍正更是指出进士出身、有过翰林院任职经历的年羹尧犯这样的错误绝非“粗心”，而是完完全全就是“有意”而为之，对此雍正表现出了极大愤怒之情。
当然，这实际上纯粹是雍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找理由将年羹尧进行贬谪。
于是，年羹尧从“抚远大将军”的位置上掉了下来，被任命为杭州将军，统领军队的人数由十多万人，骤减到只有几千人。而在此期间，年羹尧的曾经的党羽与亲信，也遭到了雍正的打击，使得其在西北的固有势力土崩瓦解。
再次，就是雍正暗示、授意大臣们对年羹尧进行弹劾。
这一期间，此前被雍正安排调查年羹尧罪证的蔡珽，不断将年羹尧所犯的罪行予以披露，而雍正也借机“添油加醋”，进而鼓动官员们上疏弹劾，特别是那些年羹尧的同党、旧部或者与年羹尧有过交往和关联的官员们，更加对其强调现实的严重性。
一时间，弹劾年羹尧的奏折如同雪花一样飞向了北京，所有官员一边痛斥年羹尧的不端行为，一边极力撇清与年羹尧的关系。
最后，雍正为年羹尧定下了“九十二条大罪”。
在这“九十二条大罪”中，包括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这其中，抄家灭门、处以极刑的罪过多达三十条。但是雍正还是念及年羹尧的功劳以及同年家的特殊关系，仅仅是赐年羹尧自尽，杀掉其子年富，至于年家的其他人包括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兄长年希尧以及年羹尧的其他儿子，则没有过多的牵连。
而实际上，雍正在将年羹尧议罪后，并没有马上将其处死。原因就在于年羹尧那位嫁给雍正的妹妹年氏。
雍正对于年氏是非常的宠爱，两人感情深厚。在雍正处理年羹尧期间，年氏病重，雍正为了害怕担心而加重病情，还可以将此隐瞒。后来，雍正为了给年氏“冲喜”，将其册封为敦肃皇贵妃，以示恩宠，只是天命不假，在年氏受封皇贵妃后的第三天便去世了，而年羹尧也就此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
就这样，在年氏去世后一个月，年羹尧被雍正下旨赐死，结束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
可以说，这一整套计谋与手段，是雍正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在处置隆科多、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禩以及九阿哥胤禟的过程中，雍正都是用到的这样的方式。
总结起来就是：第一步，先向朝臣暗示态度，制造舆论；第二步，进行调离后者隔离，做好后续工作的铺垫；第三步，暗示官员上疏弹劾，籍此营造“官场动荡”、“民怨沸腾”的舆论环境；第四步，宣布大罪，但是予以一定的从轻处分，以显怀柔之道。
于是，雍正就这样，在每一次都看似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做出决定，而在最后的处置过程中，他还不忘以“宽和”与“仁德”为自己塑造正面的形象，这份“腹黑”可谓彰显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