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相亲网,为什么要把李白叫诗仙?

2023-08-31 01:00:04 29阅读

1、会昌相亲网，为什么要把李白叫诗仙？

1.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2.李白，生性豪放，不拘小节，想象力丰富，超脱飘逸，喜醉酒吟诗，好游善交友。

会昌相亲网,为什么要把李白叫诗仙?

3.李白是我国唐代的著名大诗人，他的诗显示出很高的才华、丰富的想象力，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4.唐代另一诗家贺知章叹赏李白的《蜀道难》一诗，呼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意为天上下凡来的神仙。从此，“谪仙”之名誉满长安城。

5.唐大诗人杜甫有诗赞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狂客，李白好友贺知章也，因此，后人便把李白尊为“诗仙”。

6.唐代盛兴佛学，李白更是佛学追学者，且以居住地四川江油县青莲乡为号，号称“青莲居士”，一个十足的佛教徒。

佛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修成正果，得道成仙。李白被称为诗仙，意在其修成了正果，得道于诗，修身养性于佛，故有“谪仙”之雅誉就不足为奇了！

7.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其绝句更是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

8.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其诗歌总体风格豪放俊逸，清新飘逸，气势磅礴，大气十足。它们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并具有浪漫主义精神。

2、唐朝诗人张祜是个怎样的人？

《唐诗一万首》中收其诗81首。P518页。有张祜（hu，去声）的生平简介，讲了其在唐长庆年间（821一一824）的事跡。

《唐诗三百首》P402页，收其诗一首：《何满子》，无生平简介。

《唐诗别裁集》收其诗两首，无生平简介。其中有一首就是《何满子》（又名《宫词》）诗曰：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注：白居易说何满子是人名。是开元年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前进曲一首以赎死。上竟不免死。非常凄悲。

偶搜百度，有张祜其人介绍：

張祜像

3、很多人说庞统奇丑无比？

庞统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杰出人物，庞统（179～214年），字士元，汉时荆州襄阳人。为三国时期刘备的重要谋士，才智与诸葛亮齐名，官拜军师中郎将。在进围雒县时，统率众攻城，不幸被流矢所中而亡，时年36岁，英年早逝。刘备悲痛万分，追赐统为关内侯，谥曰靖侯，亲自为其挑选墓地，后来庞统所葬之处遂名为落凤坡。杨戏《季汉辅臣赞》称赞庞统曰：“军师美至，雅气晔晔，致命明主，忠情发臆，惟此义宗，亡身报德。”诸葛亮也说过：“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见《三国志·廖立传》）现于四川省罗江县城西的鹿头山白马关处有庞统祠墓，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我们在看《三国志》及有关庞统与诸葛亮关系的记载时，发现还有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地方，为探究真相，特列举如下，供大家研究分析。

第一，在《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中，徐庶最早提及诸葛亮为“卧龙”，但没有提及庞统是诸葛亮好友，以及庞统为“凤雏”的记载。

陈寿在该传中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在《三国志·蜀书九·董和传》中，陈寿又一次提到：“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在三顾茅庐之前已有“卧龙”之称号，所交往的好友“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而已，“惟”表明是排他的。没有诸葛亮与庞统、庞德公、司马徽等人交往的记载。

第二，在《三国志·蜀书七·庞统传》中，陈寿提及了庞统与司马徽的密切关系，但也没有提及与诸葛亮的“好友”关系。

陈寿在《庞统传》中记载：“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庞统与司马德操的密切关系，提及了司马德操对庞统的赏识和赞扬之语，即“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的话语，没有庞统、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司马德操将诸葛亮与庞统共同列为“卧龙”、“凤雏”的任何文字。另外，《后汉书·逸民列传》有庞德公的一段记载，也没有提及庞统和诸葛亮之事。这段记载表明，庞统和司马徽在陈寿笔下并非是可写可不写的碌碌之辈，陈寿对此二人的了解和史料搜集应该是非常详尽的，陈寿连庞统与司马徽树下之语都记载的这么清楚，如果真有庞统与当时名气更大的诸葛亮的密切交往和名号“凤雏”的事实，陈寿绝对不会不记。

第三，《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接着又记道：“后郡命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这段文字是庞统出仕到东吴的经历，时间大约在赤壁大战后，周瑜帮助刘备攻取荆州，兼任南郡太守，庞统仍为功曹，记载了庞统与东吴人士的交往。依这段记载，庞统此时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吴人多闻其名”，官居功曹（功曹权力，在汉代最盛。郡之功曹，除人事外，常能与闻一郡政务。司隶校尉之功曹从事亦然，实为长官助理），其交往层次已是孙权、周瑜、鲁肃的级别，其地位绝非此前“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布衣诸葛亮所能比拟的。假如此前真有司马徽所言“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评论，此时怎么没有任何人提及？但遗憾的是，《三国志》仍然没有他与当时也经常往来东吴的诸葛亮的所谓“友善”关系的记载，也没有被人称为“凤雏”的任何文字。

第四，《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又说：“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亮留镇荆州。统随从入蜀。”此后庞统入蜀，在雒县“为流矢所中，卒”。“诸葛亮亲为之拜。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庞统在吴不得志，在刘备任荆州牧后，便以从事的身份试署耒阳县令。在任不理县务，治绩不佳，被免官。于是吴将鲁肃写信给刘备，推荐庞统，他称庞统“非百里才也”，建议刘备给其“治中、别驾之任”（治中，官职名，全称为治中从事史，为州刺史的助理。别驾，官职名，全称为别驾从事史，也叫别驾从事。汉代设置，为州刺史的佐吏。别驾因其地位较高，刺史出巡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名）。这两个职务和庞统此前曾经任过的功曹没有太大的差别，治中从事就是从功曹从事改称而来的。可见，在鲁肃眼里，庞统虽然是一个难得的“非百里才也”的人才，但也绝对没有达到司马徽所说的与诸葛亮“卧龙”并列的、“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高度。用今天的话来讲，鲁肃对刘备的建议仅仅是希望刘备对庞统不要“降级”县令使用，而是要“平级”治中、别驾使用而已。接着，诸葛亮也对刘备说起过庞统。于是，刘备召见庞统。两人纵论上下古今，刘备此时才对他大为器重，按鲁肃的建议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此后，刘备倚重庞统的程度逐步提高，后以庞统和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

另外，这里边还有一个疑惑，庞统投刘备时并没有隐名埋姓，而且他在荆州做功曹已经好长时间了，东吴乃至荆州上下对他都很熟悉。如果司马德操确实对刘备说过“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依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诸葛亮的胸怀，面对自己送上门来的“凤雏”，能仅仅因为其长相丑陋而让他担任小小的县令吗？从这段记载看来，在鲁肃书信推荐庞统之前，刘备似乎根本不知道、不了解庞统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司马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庞统之事。还有，如果诸葛亮与庞统是一起在襄阳长大的“发小”、好友，诸葛亮为什么不事先向刘备推荐庞统，而是在鲁肃之后才“亦言之于先主”？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后，在此之前似乎根本不知道庞统何人的刘备才与庞统想见，“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了。另外，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207），而刘备见庞统大概是建安十五年（21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诸葛亮不向刘备推荐与自己齐名的好友“凤雏”似乎说不过去。顺便提一下，诸葛亮荐贤的举动在《三国志》里多有记载，如《三国志·蜀书九·刘巴传》就有先“北诣曹公”，后“复从交趾至蜀”的刘巴，“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的记载。所以，诸葛亮在鲁肃之后向刘备推荐庞统，是一种举贤的职责使然，证明诸葛亮与庞统此前并无特殊的“好友”关系，庞统也没有“凤雏”之名号，否则，依诸葛亮之胸怀和水准，他绝对不会在庞统投奔刘备屈尊做了耒阳县令和鲁肃推荐庞统之后才“亦言之于先主”的。很明显，依后世流行的说法，诸葛亮与庞统从小就很熟悉，按当时的情况，庞统又没有“隐居”，他的行程诸葛亮非常清楚，何至于到这个时候才“言之于先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整部《三国志》中，没有一处文字称庞统为“凤雏”，也没有将诸葛亮的“卧龙”与庞统的“凤雏”相并列的任何记载。包括庞统身亡之地，《三国志》仅言“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岁”。没有“落凤坡”的附会言论。

第五，除了陈寿《三国志》以外，记载年轻诸葛亮好友的史书还有裴松之注引的《魏略》一书。《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成书时间早于《三国志》。《魏略》记载诸葛亮好友的情况为：“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庶先名福……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魏略》与《三国志》不同的是，鱼豢记载的是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位，没有崔州平。不管怎么说，在《三国志》和《魏略》这些史书中，青年诸葛亮求学时期的好友基本上都是流落到这里的北方名士之后，没有襄阳本地人与诸葛亮“相友善”的记载。即，没有诸葛亮与庞德公、司马德操、庞德公相友善的记载，也没有司马德操所谓“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记载，我们稍微认真看一下《三国志》以及相关的书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另外，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吴录》、《九州春秋》亦有关于庞统的一些记载，但同样没有庞统为“凤雏”以及他与诸葛亮交往的记载。

那么，庞统为“凤雏”以及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的记载来自何处呢？据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说法通通来源于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后的东晋，来自于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

《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襄阳记又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问题至此已经很清楚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青年诸葛亮为“卧龙”，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而已。在《魏略》中，诸葛亮的好友增加了石广元和孟公威二人。这些记载都没有诸葛亮与庞德公、庞统、司马徽交往，以及所谓庞统为“凤雏”的记载。而在襄阳人习凿齿所著的《襄阳记》中，诸葛亮的好友变成了襄阳人庞德公、庞统，以及《三国志》中已经记载的与庞统关系密切的司马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知何者是客也”的地步了。同时，习凿齿又借司马徽之口，把襄阳人庞统抬到了与诸葛亮“卧龙”齐名的“凤雏”的高度。习凿齿在强烈的“蜀汉正统”史观驱动下，为了在襄阳去追思诸葛亮这样一个东晋南朝文人眼中完美的“光复中原”的楷模，除了“号曰”一个亮家之所在的“隆中”以外，又杜撰了一些生活在襄阳一带的名士与诸葛亮密切交往的事例，杜撰了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襄阳“凤雏”。

我们不否认东晋习凿齿《襄阳记》所臆想的庞统为“凤雏”的说法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三国演义》，庞统被描写成一个传奇人物。以至于现在没有人怀疑庞统就是“凤雏”这样一个“臆想”的神话。

当然，习凿齿的这些所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也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可见，在诸葛亮这个问题上，习凿齿之《襄阳记》是有“罕闻爱异”和“妄有穿凿”之嫌的。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裴松之诟病。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认为“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另在《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中，裴松之评论习凿齿曰：“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总之，在庞统为“凤雏”这个问题上，魏晋时期的陈寿《三国志》和鱼豢的《魏略》都没有这样的的记载，没有他与青年诸葛亮“相友善”的只言片语。而出现这一说法的是此后百余年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联系永嘉之乱以后晋室南迁的局面，联系习凿齿为南晋争正统，竭力推崇诸葛亮“光复中原”、“鞠躬尽瘁”楷模的形象，并穿凿附会诸葛亮与襄阳人士的密切关系，“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臆造出一个“凤雏”的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庞统是否为“凤雏”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也不涉及对庞统这样一个三国时期杰出人物的评价问题，但是，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地认识，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真相。后人如何“演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作为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在正史《三国志》与野史《襄阳记》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态度，那就是：我们应当相信成书时间更早的正史，而不应该相信成书时间较晚的，且带有明显倾向的“地方野史”。同理，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争论上也应该这样。

4、有哪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个历史人物实际上有过联系？

陈毅和徐志摩，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一位风流多情的诗人，两人看似毫不相干，却在历史上却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联系。

一、“文学青年”陈毅和“老师”徐志摩

1923年10月，陈毅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1925年底毕业离校。那时候，他的志向就是搞文学。他曾对夫人张茜说：“1923年冬，我到北京，当时仍然向往做个文学家。”

▲陈毅元帅

陈毅入学时，中法大学已经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他入学不久，就由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颜昌颐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秘密活动。1924年8月颜昌颐毕业离校后，陈毅继任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回忆说：“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在搞革命。”

李书华只说对了一半，陈毅除了搞革命，还在搞文学，这既是他的兴趣和志向，也是环境所迫。他回忆说：“当时，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我只好卖稿子，和郑振铎等文化人发生了联系。”

陈毅的好友金满城也在中法大学读书，两人曾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又都爱好文学，私交很好。在“卖稿子”的生涯中，陈毅经金满城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的王统照。三人年纪相仿，爱好相同，相谈甚欢。王统照诚恳要求他们多给《文学旬刊》写稿，对他们说：“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这一时期，陈毅为《晨报副刊》写了不少文章，有小说、诗歌、评论、译著，如《诗人莫泊桑》、《春光》、《在母亲旧居的门前》《论劳动文艺》等等。

▲陈毅（左一）与同学在中法大学合影

1924年底，金满城的一本译稿卖了200元，这算是一笔“巨款”了，两位“非常缺钱”的文学青年有些兴奋了。他们拉上一位叫李嵩高的同乡，租了一套三室一厅带花园的洋房，成立了一家“斗千社”，想通过文学创作赚点钱，陈毅取笔名“曲秋”，金满城取笔名是“秋羊”。他们雄心勃勃，拉开阵势，想在文学创作上大干一场，陈毅想重新翻译《茶花女》，李嵩高想用白话翻译《离恨天》。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确实，他们卖稿挣了点钱，但很快就发现这点钱连斗千社的费用都搞不定。例如，他们的房租等费用每月需要80元，但周刊给的最高稿费，每月只有24元。斗千社不到三个月就无法维持了，于是大家散伙，金满城去广东发展，李嵩高回四川老家找出路。陈毅因为要做党的工作，就留在北京，继续中法大学的学业。

这时候，徐志摩恰好也在北京。1924年，回国不久的徐志摩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徐志摩已经是成名的诗人，在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他除了在北京大学任教外，还常到别的大学发表演讲。陈毅听徐志摩讲课，指的应该是听徐志摩的这类演讲。

1924年秋，王统照介绍陈毅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是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王统照等人发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社团，陈毅说的“和郑振铎等文化人发生了联系”就是指这件事。差不多同时，徐志摩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陈毅对研究会的活动很积极，他回忆当时自己经常研究会同仁“在中山公园聚谈”。他们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中相见。

▲陈毅（左一）在斗千社与文友们合影

《晨报副刊》是陈毅发表作品的阵地之一。1925年，徐志摩在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按说，作为文学研究会同仁，又都有志于文学，他们或许会惺惺相惜，留下点文坛轶事。结果却是两人打了一场“笔战”，有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二、陈毅与徐志摩的一场“笔战”

1925年冬陈毅从中法大学毕业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投身党的工作，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他回忆说：“1925年，我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陈毅与徐志摩的“笔战”，就发生在这时候。

1926年1月21日，陈毅到北京大学参加北京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大会是李大钊组织的，有600多人参加，陈毅在会上发表演讲。会前，陈毅把自己的演讲稿油印了若干份，分别寄给北京各大报刊。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自然也收到了一份。

徐志摩没有刊登陈毅的文章，而是在当天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他自己的文章《列宁忌日——谈革命》，批判陈毅的这篇演讲稿。徐志摩的文章开篇就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先生寄来一篇油印的《纪念列宁》，那是他在列宁学会的讲话稿……”

▲徐志摩（1897-1931）

徐志摩在文章中指名攻击陈毅，说他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是“趁热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徐志摩抓住陈毅没提国共合作这一点，说陈毅想把国民革命的成绩都直接归功于共产党，间接归功于列宁。对于列宁，徐志摩承认“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但却不希望列宁的主义传播，他说：“他生前成功的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狂热分子）。”

以前，陈毅的一位朋友向他保证，徐志摩不含党派色彩，因此陈毅对他还有相当的敬重。现在看到徐志摩写这样的文章，陈毅决定予以反击。2月4日，即徐志摩的文章发表14天之后，陈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长文《答徐志摩先生》，驳斥徐志摩。

陈毅当时只有25岁，但文章却很老辣，颇有鲁迅的风格。比如，陈毅讥讽徐志摩“终日以风花雪月而具有神秘耳朵”；陈毅惋惜徐志摩“可怜的人！坐在资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徐志摩说共产党人是“铁的心”“铁的手”，陈毅反驳说：“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不要以为做文章是好玩的，不要以为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徐先生！请了！”

▲徐志摩送给胡适的照片

徐志摩没有回应陈毅。推测一下，他可能是太忙了，那时他正和陆小曼热恋（同年10月结婚），而且鲁迅也在批评他。在陈毅文章发表3天后，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不是信》，在批陈西滢的同时，把徐志摩也“修理”了一通。

1926年是中国风云突起的一年。5月20日，叶挺独立团进军湖南，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两个月后，陈毅奉李大钊之命，回老家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年底，徐志摩离开北京，带着新婚妻子陆小曼回上海定居。陈毅与徐志摩之间这场小小“笔战”，在历史中无声无息地落幕了。

三、陈毅关照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

20多年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文学青年陈毅，出任新中国的第一任上海市长。徐志摩已经去世多年，他的遗孀陆小曼在上海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生活是“孤苦伶仃，形只影单，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第一届书画展。开幕当天，陈毅市长和夫人张茜前去参观。在两幅画作前，陈毅停住脚步，连称“好画”。当看到作者是陆小曼时，陈毅对陪同人员说，其人有‘南有唐英，北有陆小曼’之称。随后，他又对张茜说：“过去我在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论，陆小曼还是我的师母呢！”

▲陈毅和夫人zhangqian

画展后不久，蛰居在家的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参事室参事、上海文史馆馆员，有了工资和公费医疗待遇。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她又被聘为画院的画师。她还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担任该党上海徐汇区支部委员。陆小曼的晚年生活有了比较好的保障，她的精神振作起来，戒掉了鸦片烟瘾，投入了新社会的工作中。1959年，她被全国美术家协会评为“三八红旗手”，美协画报上还登了她的照片。

陆小曼的这些变化，是陈毅关照的结果。起初，陆小曼并不知道，也不认识陈毅。她的侄女陆宗麟回忆说：陆小曼有次应邀到上海市委大礼堂开会，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她就想在后排找个座位坐下。有位工作人员把带到前排，请她在一位首长身边就做。那位首长亲切地问她：近来身体可好？是否在画画？并说将来画得多了，可以开个画展，还叮嘱她当心身体，不要过分劳累等。陆小曼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但有不便问这位首长是谁。大会休息时，陆小曼有事出去，遇到画家钱瘦铁。钱瘦铁第一句话就问她，什么时候认识陈市长的？市长和她谈些什么？到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原来坐在她身边的那位首长就是陈毅。

▲陆小曼（1903-1965）

陆小曼后来还是知道了陈毅对自己的关照。有一天，她在街上偶遇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两人多年没见，这次见面都非常高兴。陆小曼邀请王映霞到自己家中叙旧。王映霞回忆说，陆小曼比以前胖了些，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还是一个美人的轮廓。陆小曼对她讲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说现在“幸而生活还安定，陈毅市长聘我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后调为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画院又聘我为画师。我只好把绘画作为我的终身伴侣了。”

陆小曼的书画水平都不错。1964年春，她准备用楷书写一份毛主席的《矛盾论》，作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但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项工作也无法进行了。在住院期间，她和徐志摩的老朋友、出版家赵家璧来探望她。陆小曼对他说：“如果不解放，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志摩生前知道，我们的共产党是这样好，他也会和我一样相信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我相信他不会跟着走胡适的道路，他可能会走闻一多的道路。”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