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交友,不慕势利出自哪里?
华阴交友,不慕势利出自哪里?
交友以义,不慕势利。出自(秦)孔鲋
原文:
华阴张太常问:“如何斯可谓备德君子?”
季彦答曰:“性能沈邃,则不可测;志不在小,则不可度;砥厉廉隅,则不可越;行高体卑,则不可阶。
兴事效业,与言俱立。
舍己从善,不耻服人。
交友以义,不慕势利。
并立相下,不倡游言。
若此可谓备德矣。”
张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
答曰:“别而论之,则应此条;惣而目之,则曰孝弟忠信。”
张生闻是言,喜而书之。
如何评价水浒传中的鲁智深?
水浒中的真和尚是高僧鲁智深!
先回答问题,鲁智深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是一个真和尚高僧。
说起《水浒传》中的和尚们,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花和尚鲁智深。 鲁智深,原名鲁达,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只因路见不平,三拳打死了强霸民女的镇关西逃跑。在代州看追捕他的通辑令时,遇到了他所搭救的金老,被带到僻静处,得知金老的女儿已做了赵员外的外宅。为报鲁达的救命之恩,赵家窝藏他。后因风声太紧,赵员外为他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出路:到五台山的文殊院当了和尚。从此,鲁达变成了花和尚鲁智深。
智真长老在为鲁智深受戒时,曾将佛门的三归五戒告知于他,而且,赵员外离去时,也曾劝他:“你从今日,难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鲁智深的回答是:“不索哥哥说,洒家都依了。”似乎他要严守佛门戒律,成为真正佛门弟子了。可事实是,鲁智深从来也未将这些佛门的律条放在心上,更谈不上严格遵守了。
出家后的鲁智深,不守寺院清规。酒贩不卖他酒,他抢酒了喝,醉后大闹文殊院。智真长老教训他:“我与你摩顶受记,教你一不可杀生,二不可偷盗,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贪酒,五不可妄语。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乱了清规?我不看你施主赵员外面,定赶你出寺。再后休犯。”“智深起来,合掌道:‘不敢,不敢!’”好像要洗心革面了。
但是,未过多久,鲁智深旧态复萌。酒店的店主不卖酒给他,他谎称自己是“行脚僧人”,骗来酒肉。这次,他将智真长老的教训忘到了九霄云外,也忘却了自己的保证,犯了五戒中的两戒:贪酒和妄语。这还不算,酒醉后的鲁智深再次大闹文殊院,无法再在五台山立足,被智真长老推荐去了东京的大相国寺。去大相国寺的路上,在桃花山经过时,鲁智深听说了小霸王周通强抢民女的事,出手教训了周通;在瓦缸寺,鲁智深和史进联手,除去了为非作歹的生铁佛崔道成和飞天夜叉丘小乙。
做了和尚鲁智深,其实还是那个鲁达,只不过是削了发,穿上僧衣。骨子里,也还是那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鲁达,而且,比起鲁达来,鲁智深似乎更有心计了。在得知周通强抢刘家之女时,鲁智深并未立即发作,而是以自己“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为由,取得了刘太公的信任,藏到了新房里,将小霸王周通骗进来,出其不意地痛打了一顿。试想,如果此时的鲁智深直接说出他要教训周通,刘太公如何可能相信他有教训周通的实力呢?
在刘太公看来,桃花山人多势众,单凭一个人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更重要的是,在刘太公看来,桃花山的山寨就在他家的门口,根本就不能惹。不能取得刘家的同意,当然也无法实施鲁智深的计划。事实证明,鲁智深出其不意,打得小霸王措手不及。后来,与桃花山的寨主李忠相认的鲁智深,还不忘劝周通放弃这门亲事。周通应允:“听大哥言语,兄弟再不敢登门。”听了周通的话,鲁智深还不能放心,他怕他走后周通说话不算数,对周通说“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逼得“周通折箭为誓”,彻底消除了刘太公的心病。
在瓦缸寺,鲁智深得知生铁佛崔道成和飞天夜叉丘小乙杀人放火,就去质问他们,却被二人的花言巧语骗过,因为这二人告诉鲁智深,说他们的恶行的老和尚才是荒废庙宇的罪人。于是鲁智深气愤地去找老和尚算账,在得知真正的真相后,又去与这二人争斗,直到和史进联手除掉这二人才罢休。鲁智深虽然被骗,却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嫉恶如仇:不管是谁,只要有恶行,就休想让鲁智深放过他。
对于萍水相逢的路人,如金家父女、刘家父女,鲁智深尚且古道热肠,不计后果,拔刀相助。鲁智深和林冲、史进,从相逢到相识,又到相知,成了生死之交,为了他们,更是倾尽全力,舍命相救。
鲁智深在大相国寺为他收伏的众泼皮演示禅杖时,认识了为他的武艺喝彩的林冲,相见恨晚,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鲁智深就和林冲生死相交,
当林冲的娘子被高衙内调戏时,鲁智深带着一帮泼皮,“大踏步抢入庙来”,前来相帮。林冲告诉鲁智深:“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权且让他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鲁智深,岂能容人欺负自己的兄弟?他天不怕,地不怕,更不将什么衙内、太尉放在眼中。
鲁智深也不是一见到不平就贸然出手,他也会等待,等待一个最合适的出手时机。林冲被陷害发配沧州时,押送公人董超、薛霸要杀害林冲的紧要关头,“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
鲁智深放心不下被发配的林冲,又听到有人找董超、薛霸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妨救了。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下了林冲。
救出了林冲的鲁智深,还要送林冲去沧州,因为他“杀人须见血,救人须见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救人一定要救到底,这正是鲁智深一贯的风格,对于他的兄弟林冲,当然更是如此。
鲁智深的出现和他的行动,打乱了董超、薛霸的计划,他们不怀好意地打听鲁智深所在的寺院:“‘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里住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什么?莫不去教高俅做什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决不惧怕高俅的权势,可也决不暴露自己的住址——有勇还有谋,既宣告了自己的誓不妥协,震慑了董超、薛霸,还不忘保护自己,这才是粗中有细。
在与林冲分手时,鲁智深还不忘警告董超、薛霸:“智深轮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的树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道:‘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与这树一般’”,彻底打消了这两个家伙害人的念头。
高俅的手段毒辣,鲁智深早有所知,可是,为了救林冲,他早就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虽然他并未暴露自己的住处,可还是被董超、薛霸告诉了高俅,因此“逃走在江湖上。东又不着,西又不着”,遇到了被劫了生辰纲,无法交差的杨志,在林冲的徒弟曹正的帮助下,智取了二龙山,落草当了“和尚山大王”。
史进和鲁智深偶然相识,可是鲁智深对他在瓦缸寺相助的“恩念”“不曾有忘”。上了梁山以后,还和武松一起下山去探望于他。到了少华山,得知因为给被青州贺太守抢了女儿玉娇枝,又被刺配“远恶军州”的王羲打抱不平,史进前去刺杀贺太守而被捉拿入狱。
鲁智深大怒,和武松商量:“‘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请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鲁智深叫道:‘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武松却断然不肯放鲁智深去。朱武又劝道:‘吾师且息怒。武都头也论得是。’鲁智深焦燥起来,便道: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你也休去梁山泊报知。看洒家去如何!众人那里劝得住。当晓又谏不从。明早起个四更,提了禅杖,带了戒刀,迳奔华州去了。”进了华州城的鲁智深,被贺太守所擒,后得梁山营救脱险。
为救别人,从来不考虑自己,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性如烈火、救人心切,在这当中表现无遗。
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敌不过前来征剿的呼延灼,李忠提议向二龙山的鲁智深求救,周通顾虑:“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不肯来救。”还是李忠了解鲁智深:“他是个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亲引军来救应。”果然,桃花山的求救信到,鲁智深亲自带兵下山,去解桃花山之困——除了救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鲁智深。
对于朝廷的黑暗,鲁智深在一桩桩一件件事实中看得清楚明白,对朝廷从不抱有任何幻想。所以,在梁山,他一直反对招安,哪怕是他最敬重的宋江力主招安,他也是坚决不干:“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
在宋江的坚持下,梁山终于受了招安,鲁智深在征方腊时,活捉了方腊,可算是立了大功。宋江大喜:“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面对宋江描绘的锦绣前程,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以为鲁智深只是不想为官:“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得父母。”当京师名刹的住持,大概是僧人的最高理想了,可是鲁智深依然不动心: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拒绝为官的鲁智深在钱塘江边的寺院坐化,留下了“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琐。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偈子。而大惠禅师又为鲁智深的一生作了总结:“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鲁智深从不守佛家的清规律,不管是酒是肉,他从来不拒,而且确实是一生杀人放火,说起来他还真是犯了杀生、贪酒、妄语等戒。可是,他的杀人,也是为了救人,为了铲除邪恶。佛家讲善有报,恶有恶报,而鲁智深就是让人恶人有了恶报,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智深并非不修善果,而是真修善果。
为什么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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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通过兼并战争的过程,完成其统一全中国的历史任务,主要由于下列四个因素。
一、人民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
由于兼并战争的胜负,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秦国能够完成其统一全中国的历史任务。
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是由各国国力的大小来决定胜负的,而一国国力的大小,是和它的经济、政治因素分不开的。因为这时各国军队的主要成分已是农民,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国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力量,其关键还在于人心的向背。
如果一个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国家同一个政治腐败剥削残酷的国家进行战争,是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赢得战争的反之将会激起人民的反抗而导致失败。
楚国自从楚悼王时吴起被杀害以后,执政带兵的始终不出昭、景、屈三大贵族,政治很腐败,压迫和剥削很残酷楚怀王时,“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楚怀王也很“见疾于民”,全国陷入“食贵于玉,薪贵于桂”的境地(《战国策•楚策三》)。
秦将白起指出,他之所以能够攻下楚国都城鄢郢周围广大地区是由于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群臣之间又是“相妒以功,谄谀用事”,弄得“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人民在战场上“各有教心,莫有斗志”《战国策》。
《淮南子·主术篇》说:“顷襄王好色,不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于昭奇之难。”(高注:“昭奇,楚大夫也”)说明顷襄王时楚国由于政治腐败而激起人民作“乱”,逐渐扩大发展成为“昭奇之难”。这个“昭奇之难”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缺乏,已不清楚,看来是对楚国贵族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时楚国国内“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
在战国时代七大强国中,领土以楚为最大,兵额以楚为最多,武器以楚国铸造的最为锋利,楚国的资源也很丰富,山泽的出产很多,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楚国原来是比较强大的国家,曾两次被推为纵长,主持合纵攻秦事宜。
后来秦灭楚,用兵最多,遇到的阻力也大,战国晚期的纵横家常常以楚和秦相提并论,认为“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而且楚国曾不断地向南扩张其领土,融合了南方各族的文化,不断地向南扩大华夏文化的影响。
楚怀王还曾兼并越国。但是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同中原各国的战争中却不断失利,失去了很多土地。被韩魏夺去宛、叶以北地,被宋夺去淮北地,被秦先后夺去汉中、上庸,甚至国都郢也被攻占,洞庭湖四周以及巫郡黔中郡都先后被秦攻取最后终于被秦国所灭亡。很显然,楚国贵族的腐朽暴虐及国内的分裂和素乱,便利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二、秦在兼并战争中推行了符合人民愿望的政策
秦在兼并战争中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而占据东方六国土地,由于推行了比较符合当地人民愿望的一些政策。
原来山东六国,齐国最强大,同秦国势均力敌,在战国中期曾和秦国对峙了相当长的时间。齐国在合纵连横的战争中也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和领导地位,在对魏、楚、秦燕等大国的战争中也曾多次取得胜利,声势曾经烜赫一时,但是齐国始终没有能够兼并得大块土地。
公元前三一四年,齐宣王趁燕国发生内乱的机会,大举攻燕,五十天就把燕国攻下了,这说明齐国力量的雄厚。但是齐国在攻占燕国的过程中,行动非常残暴,“杀其父兄,系累(用绳索缚着牵着)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使得燕国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孟子·梁惠王下篇》),因此就纷纷起来反抗,即所谓“燕人畔”《孟子·公孙丑下篇》)。这样,就迫使齐国不得不退兵,没有能够达到其兼并的目的。
荀况曾对当时兼并战争的成功条件有所议论。他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他认为兼并战争是容易取得胜利的,只是在胜利后要巩固起来是困难的。他曾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例如齐湣王兼并了宋国,因为不能“凝”,被魏夺去了;燕国兼并了齐国,因为不能“凝”,被田单复国了;韩的上党郡地方几百里为赵所取得后不能“凝”,被秦夺去了。
他又下了这样的结论:“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他认为“凝”是争取兼并成功的主要条件,又认为“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则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
他主张一方面对士要“凝”,“凝”的方法是维持其统治的秩序,即用所谓礼;一方面对人民要“凝”,“凝”的方法是要改善政治,使人民能够由于“政平”而“安”下来(《荀子·议兵篇》),从这里,我们了解到这时兼并战争的最后胜负,人民群众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因而兼并的能否成功,与各国在进行其兼并过程中所推行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山东六国兼并了土地都“凝”不起来,而秦国在兼并土地后能“凝“得起来呢?这是由于秦国在进行兼并战争中推行了比较符合于人民愿望的政策。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所推行的政策,主要有两点:
1.在兼并战争中,把那些被判罪的“罪人”赦免了,迁到了新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在取得魏的安邑后,公元前二八二年秦在攻取得赵二城(当即蔺、祁二城)后,都曾“救罪人迁之”。公元前二八零年秦派司马错攻楚,也“敖罪人迁之南阳”。公元前二七九年秦在攻取楚的鄙、邓等城后,也“救罪人迁之”。公元前二七三年,秦建立南阳郡,又使“免臣迁居之”(《史记·秦本纪》)。
这样,把“罪人”放免为平民,并且把他们迁移到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地方去从事耕作,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及安定当地人民生活,有着积极作用,因而是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的。
2.攻取了某些大城之后,把城中的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
公元前三二五年秦在攻取魏的陕(今河南三门峡西)后曾“出其人与魏”《史记秦本纪》。公元前三一四年秦在攻取魏的曲沃后,就“尽出其人”(《史记·樗里子列传》)。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在取得安邑后,一方面“赦罪人迁之”,一方面又“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史记·秦本纪》)。
这时兼并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土地、夺取农民和夺取租税,这些所“出”的城里“人”,决非农民,而是难于治理的旧贵族及大商人。陕是过去虢国的旧都,安邑是魏的旧都,残余的贵族势力还存在,在这些大城市中大工商业者也比较多。
这些旧贵族“其俗刚武,上气力”,爱好“游侠通奸”;大商人依仗财势,“商贾为利”,使秦的执政者感到“难制御”。我们看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
蜀地临邛的卓氏,其祖先本是赵人,本来在赵已“用铁冶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在临邛冶铸“富埒卓氏的程郑,原先也是“山东迁虏”。南阳宛地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本来在魏“用冶铁为业”,秦伐魏时被迁到南阳(《史记·货殖列传》。
秦国在进行兼并战争时,不断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流放旧贵族和工商业者,推行的就是法家的强本弱末的政策。
当时法家的强本弱末政策,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所谓本是指农,实质上就是小农经济。所谓末是指工商,因为工商业者特别是大工商业者,不仅是农民的剥削者,也是小农经济的侵蚀者。
大工商业者掌握着冶铁煮盐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部门,他们剥削农民,大量兼并土地,会使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影响到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来源影响到小农经济的发展。
因此为了维护小农经济需要采取强本弱末政策。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推行了这些政策客观上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秦的“四世有胜”,的确如荀子所说的“非幸也数也”,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的。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成统一国家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建成一个统一国家。战国后期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已比较密切。据战国末年李斯《谏逐客书》中所提到的各地输入秦国的贵重特产,有昆山(昆仑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壁、犀象之器、太阿之剑、纤离之马、骏良宝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等。
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各地著名的食物,美味的鱼有洞庭之鲮、东海之䲡,美味的蔬菜有阳华(湖泊名,在今陕西华阴东南)之芸、云梦之芹、具区(即今太湖)之菁。美味的水果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等。都足以说明当时各个地区物产的交流已比较广泛。
同时,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原地区人民和四方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大为加强。《吕氏春秋》讲到南可以到达“交趾、孙朴之国”,“羽人裸民之处”(《求人篇》);还说“百越之际”,“缚娄、阳禹、驩兜之国多无君”(《恃君览》)还讲到“北至令正之国,夏海之穷”。
说明这时已和丁令(今贝加尔湖以西)发生密切联系了。《吕氏春秋》又讲到“北至大夏,南至北户”(《为欲篇》),秦始皇琅邪台石刻也说:“南尽北户”,“北过大夏”,大夏当即夏海,或称北海,即今贝加尔湖。至于西方的交通,已经到达昆仑山,苏厉给赵王的信已把“昆仑之玉”和“代马”、“胡狗”合称三宝”(《史记·赵世家》)。
战国时代著作的《逸周书·王会篇》所讲各族向周成王贡献的故事,讲到稷慎(即肃慎)献大麈(大鹿的一种),匈奴献狡,东胡献黄罴(熊的一种),路人(即骆越)献大竹。这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情况。
战国末年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个地区各个部族在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已比较密切,已是“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这就需要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四、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
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使得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秦国得以完成其统一大业。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农民遭受了被杀害、被掠夺和破产流亡的深重苦难。
当时服役士兵需自备衣服和费用。当时就有人说过: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所有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战争的灾害既如此严重,因而农民对诸侯割据的铲除非常关心,他们要求经济上政治上较好的国家能取得统一全中国的胜利。
战国时代,各大国割据称雄,对于水利的治理,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常泛滥,因而齐国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有时好久没有水灾,农民也就逐渐建筑房屋聚成村落,忽而大水来时又遭漂没(《汉书·沟渔志》)。
这种情况带给了人民生死的威胁。同时各国筑堤,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利,甚至有意阻塞别国的水利,妨碍别国的农业生产。例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遇到大水也就放水到邻国,即《孟子》所谓“以邻国为壑”(《告子下篇》)。
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有的国家往往不顾人民的死活,决河堤放出大水,用来进攻敌国。公元前三五八年楚国伐魏,就曾决黄河水来灌长坦(《竹书纪年》)。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将王贲攻灭魏国时包围了魏都大梁,也曾引黄河大沟的水来灌大梁,大梁城浸水三个月,城墙坍坏魏君不得不降。又如赵国在对外作战中,曾多次决黄河堤造成了连年不断的大水灾。从公元前三三二年到前二七二年的六十年间,黄河曾三度为灾,漳水也曾三度为灾,两次徙移水道,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
而且,这时各国由于防御上的需要,曾纷纷把边境上河流的堤防连接起来,扩建成为长城,又到处设立关塞,勒索贿赂,征收苛税阻碍了必需的商品的流通。这些人为的灾难和障碍,也只有铲除割据才能加以消除或减少。因而出于统一管理水利、防治水灾的需要,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统一。
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以北已有强大的游牧部族,如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其中以匈奴最为强大。这些游部族的侵扰,对于边境地区农业的损害是很大的。因而,这时已迫切需要加强边防。例如赵国因为一度用别人代替李牧防守北边,因此在匈奴每一次侵扰时,出战常失利,损失很多,以致“边不得田畜,李牧防守北边时,曾精选骑兵一万三千人,勇士五万人,射士十万人,使得“匈奴不敢近边城”(《史记·李牧列传》),约计李牧全军当在二十万人以上。
秦、燕两国的边防军比赵可能少些,各有十多万人合计三国约用五十万人的大军防御边境,足见匈奴压力之大。当时赵、燕等国的边防军,战斗力是比较强的。赵武灵王曾经“北破林胡、楼烦”;燕将秦开也曾“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赵将李牧也曾大破匈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史记·李牧列传》)。
但是,燕赵等国往往把边防军投入兼并战争中,这样就削弱了边防的力量给游牧部族以可乘的机会,在秦兼并六国时,匈奴已乘机向南移动,占领了河套一带的草原。这时就很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建成,以便集中力量,加强北方的边防,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华夏族先进的生产事业。
的确,人民群众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首先就是由于国家的统一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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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三拳打死镇关西吗?
我发现,我们的头条里确实藏龙卧虎,所提问题表面看似简单,其实大有深意。
比如这道题,鲁智深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为什么不是二拳,又为什么不是四拳,这就大有讲究了。相形之下,如果是武松或者李逵,想打死镇关西是否也需要三拳呢?
想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三拳的涵义。
其实,鲁智深是看到镇关西欺负金翠莲父女 ,只想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根本就没想打死他。当镇关西右手拿着杀猪刀,左手来抓鲁智深的时候,鲁智深就势抓住他的左手,一脚踢在对方肚子上,镇关西当时就仰面朝天翻倒在地。
鲁智深上前踏住镇关西的胸口,骂道:老子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没敢叫什么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也敢叫镇关西。一拳打在鼻子上,当时就把鼻梁骨打塌了,鲜血涌出来像是开了酱油铺。
镇关西大叫一声:打得好!——
鲁智深大怒道:你这家伙,还敢顶嘴。照着眼眶上又是一拳,立时把眼珠子打冒出来一只,红的黑的都滚出来,像是开了彩帛铺子。
这回镇关西知道厉害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急忙服软告饶。
鲁智深骂道:你这家伙,要是和我硬到底,我还真饶了你,你现在告饶,我偏不饶你。照着太阳穴又是一拳。镇关西当时就双腿一蹬,咽气了。
很显然,鲁智深就是要打他出气,不管对方来软的硬的都是必打无疑。只是见到镇关西死了,鲁智深才醒过神来,暗想我只想教训教训他,没想打死他,如今出了人命,我如果坐牢,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干脆,撒丫子跑吧!
由此可见,鲁智深这三拳就是这么来的,事先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准备,完全是下意识的三拳。
下面该轮到武松和李逵了。
先说武松:
如果是武松来打镇关西,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因为武松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做什么事都要事先策划好。
如果想打死镇关西,一拳就足够了,凭他能打死老虎的拳头,想纯心打死一个人根本用不上三拳。
如果只是想教训一下,比如醉打蒋门神,既要打得对方服服贴贴,又不能要了对方的命,那就不是三拳的事,而是打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再说李逵:
李逵杀人从不用拳头,他用的一对板斧。杀祝家庄的祝龙,是一斧砍在胸口上,把人砍成了两截。杀祝彪时是砍头,把对方的脑袋当时就砍落在地。燕青打擂,李逵在台下看热闹,为了不暴露目标,只好把板斧留在客栈里。当燕青把大力士任原打落台下时,·李逵揭起身边的石板,上前把任原的脑袋砸得粉碎。
可见李逵是从来不用拳头打人的。
至于说到李逵若是用拳头来打镇关西会怎么样,这确实不好说。因为李逵武功很是一般。就是凭一股蛮力气,如果让他来打镇关西,他能否打得过对方都是未知数,用得上几拳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古代的河东河西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河”就是指黄河,它从青藏高原一路向东,蜿蜒奔向大海。不料它半路淘气了一下,跑到内蒙古大草原撒了个欢,形成了一个凸起轨迹,形似一个“套子”,把整个西北地区分割成三块。
中间凸起的部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宁夏,即著名的“河套地区”,两汉在这里设西河郡和上郡。
东面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山西,即所谓的“河东地区”,在其西南角(今临汾、运城地区),两汉时设“河东郡”。
西面就是现在的宁夏、甘肃、青海部分地区,即古代的陇右地区、西凉边陲,包括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五郡,俗称“河西走廊”。
从地理位置上看,河套地区的南部就是关中平原,长安古都就在这片平原之中。因此,这个地区就成了中原王朝,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缓冲地带。汉武帝在其北面筑朔方城,设朔方郡,成为阻断匈奴人南下的屏障。
河东是军事、政治和经济战略要地河东地区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战国时期它属于魏国,秦魏之间为了控制河东,双方数次爆发大战。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就是吴起以一万魏武卒,力克秦军十万大军,逼得秦孝公不得不割让河东。
东汉邓禹西征,也是从这里突破进入关中。唐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河东之战,以及唐末李克用与朱温的两次河东大战,都是为了控制河东门户。
河东的为何这么重要?因为它是连通关中平原的东部三条通道之一,夺得河东,关中就门户大开,长安就很难守住。
关中平原东南通道有武关,正东有潼关,都是位于秦岭山脉易守难攻的关隘,唯独河东与关中的接壤是平原,唯一的天险就是黄河,所以这里就成了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河东大平原水系发达,周边群山环绕,气候温润。独特的地理优势,让这个地方农业非常发达。谁控制了河东,就等于守住了大粮仓。
河东从远古时期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是很多朝代的都城所在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周朝晋国、魏国的旧都都在这里。
河东自古名人辈出,名家士族荟萃。如张仪、荀子、卫青、霍去病、关羽、郭子仪、武则天。河东豪门士族,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足以抗衡山东豪族的另一大政治势力。比如柳氏、裴氏、王氏、杨氏、卫氏等。
河西是连通西域的走廊和著名的大粮仓一提到河西,人们下意识地浮现出俩字——荒凉!其实古代不是这样,河西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河东。
首先,河西走廊的军事价值非常重要。它的北面是草原大漠,南面是青藏高原,西面连接西域三十六国。
我国古代边疆最不安定的就是西北,北面有游牧民族的侵扰,西南面有羌人、吐蕃、吐谷浑等民族的袭扰,甚至西域,也常常成为游牧民族入侵的跳板。
无论是两汉还是盛唐,乃至大清,河西走廊一直是西北最重要的军事壁垒!
其次,河西走廊还是一个经济引擎。这一点很多人会诧异,黄沙漫地的河西怎么可能是经济引擎?一方面它是著名的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另一方面,汉唐时期,那里农业很发达,是西北粮仓。
河西走廊是一条长约1000公里的狭长地带,四周被祁连山、合黎山、乌鞘岭环抱,虽然干旱少雨,但是祁连山的雨雪,温热的气流,让这个地方成了绿色长廊。
以东汉初年为例,因为战乱全国到处是流民,唯独河西五郡,依然丰衣足食。东汉末年,那里为何出如此多的豪强军阀势力?因为那里有粮,养得起大军。
说到豪强,这就是河西的另一大“特产”。河西豪强跟河东、关东的豪强不大一样,他们往往被打上“军阀”的标签,相当彪悍,这与他们长期跟少数民族交流有关。
东汉时期两大豪族梁氏和窦氏,以及马氏,大唐皇室李氏,都出自河西。到了魏晋南北朝,他们与关中豪族一起,左右了长达四五百年的政治格局。
河东与河西的日渐衰弱可惜的是,三河地区从唐朝末年开始,逐步走向了没落,尤其是河西地区,黄沙悄悄地覆盖了昔日的铅华。
一方面,三河地区的自然生态日趋恶化,尤其是水资源的稀缺,让那里的土地变得干瘪起来。盛唐时期“八水绕长安”的美景,只能从史料记载和考古遗迹中找寻。
另一方面,北方历经战乱,经济中心开始难移,商业的重要性得到体现,即便是农业,北方的自然条件远远比不上南方。古丝绸之路,也被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代替。
同时,古代的政治中心东移,从大唐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定都长安,昔日繁华的关中平原,开始走向没落。
正是关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退,以它为中心的三河地区,也失去了营养的根脉,它的分界点,就是五代十国短短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