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城交友,魏国和吴国的分界为什么不是长江?
舒城交友，魏国和吴国的分界为什么不是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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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总是用“限江自保”来概括孙吴的基本守国政策或是它的某种军事策略。如果用来表示作战的谋略,那么“限江自保”一语比较笼统,未能准确地反映出孙权是怎样以弱敌强,守住绵延数千里之长江防线的。如果我们翻看史书，不仅吴国和魏国，凡是历史上南北分治的时期，都不是以长江作为分界线，这就要说到一个军事地理学上的词语——“临江塞要”。
一、“临江塞要”与东吴守江战略
根据历史记载,孙权没有平均分散部署有限的兵力,而是把它们集中屯戍到几个边防要镇,以阻挡魏师进据江畔。如阮瑀为曹操所作书信中所称:“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
因此,用“临江塞要”来概括孙权的守江战略是更为恰当的。
所谓临江塞要”,即阻塞位于长江北岸的“要地——位处交通枢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孙子兵法•九地篇》称其为“衢地”,即道路汇集,通往各方的要衢。“四达者,衢地也。”占据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主动权,并左右战局的发展。
孙吴江防采取“临江塞要”的策略,这在吴甘露元年(265)晋王司马昭与吴使纪陟的对话中也能得到清晰的反映。其事见干宝《晋纪》：
(司马昭)又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文王善之,厚为之礼。
吴国的江防重镇有哪些？纪陟在上述谈话中只提到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和江都（即汉广陵郡属县，今江苏扬州市西南）两处，其他地点并未明言。
沿江诸镇当中最为重要的也就是四座左右，“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从三国历史记载来看，曾经屡次爆发残酷战 斗并被孙吴屯驻重兵的要塞，应该是位处江北且阻遏交通要道的四处， 如曹操“四越巢湖”受阻的濡须（今安徽含山县），孙策、孙权进攻多年 才从黄祖手中夺取的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吴国与蜀、魏多次 激烈争夺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以及陆逊大败刘备的夷陵（今湖北 宜昌市，后改称西陵）。
吴军占领邾城（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和广陵 较晚，且从未在当地阻击过魏师，其地位显然要稍逊一筹。
皖城（今安 徽潜山县）虽然也较为重要，但严格地说还不是“必争之地”。例如孙权 在建安五年（200）、十九年（214）两次攻占该地，随后即撤往江东或北岸的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未在那里设置军镇。
后来诸葛恪自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江处）进驻皖城，以此为据点袭扰 魏境。赤乌六年（243），司马懿率兵反击，孙权即命令诸葛恪放弃城守，退往南岸的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没有尽力保卫该地。
濡 须、沔口、江陵、西陵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因为它们地扼南北交通或东西来往的水运干道。
孙权的“临江塞要”，主要是守住长江北岸的西陵、江陵、沔口和濡须四个交通要枢，辅以皖口、邾城等地，来抵御曹魏的南下进攻和防备蜀汉可能从三峡发动的袭击。
就东吴与魏、蜀交战的情况来看，这一战略实施得相当成功。从赤壁之战（208）到孙权去世 （252）共有四十四年，在此期间曹、刘两家对吴国的多次大规模进攻 或以失败告终，或是无功而返。
二、孙吴“临江塞要”战略的特点
1.背依长江拒敌，而非隔江对峙。
从六朝南北割据对抗的形势来看，南方政权总体上处于弱势，通常不敢出动主力与北方敌人在中原决战，故往往利用黄河、淮河、长江这三条东西流淌的河道作为天然水利防线，来弥补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具体到各个朝代的统治集团， 则根据自身的国力强弱来决定据守哪一条水道。
综合实力越强，其防线就越靠北边。如李焘所言“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 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
六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大致相同，都是立国于江 东，即以建康（或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以富庶的太湖流域 为根据地。为了保障都城与三吴经济重心的安全，南方统治集团总是力 求将其外围防线向北推移到淮河，向西控制长江中游的荆州。
“不得淮则无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则无以固上流之势。”其中占领淮南地区 尤为重要，像东晋、刘宋文帝以降及南齐、梁朝，基本上是以淮河为天堑来抗击敌人。
如果仅仅是和北寇划江而治，那么国都就和敌境只有一水之隔，形势是极为不利的。
唐庚曾对此议论道：“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又说：“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顾祖禹亦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陈人失淮南，遂为隋人 所并。唐末杨行密与朱温亟战于淮上，温不能渡淮，杨氏遂能以淮南之境与中原抗。五代周取淮南，而李氏之亡不旋踵矣。
综观赤壁之战以后孙权的用兵，也是在淮南和荆州两个战略方向努力， 以求将国土向北边和西方延伸。由于上述原因，“故孙权擐甲胄，冒矢 石，转斗合淝，以为满宠争上流之地；陆逊、吕蒙相与赞其决，以蹑取荆州，全据长江。”
但是他在扬州的作战收效有限，虽然迫使曹操放 弃了江北沿岸地带，但是始终未能攻克合肥，越过江淮丘陵以全据淮南。在这种情况下，孙权不得已而求其次，被迫采用了“临江塞要”的策略，在濡须、沔口、江陵等地设置重兵，以阻止敌兵来攻时顺利抵达江 岸。
如胡安国所言：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 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今黄冈是也。
赵范曾指出，如果失去淮河流域而退守江南，让敌兵完全占领北岸，那 么南方政权的防御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
孙权在江北沿岸要地戍守御敌，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利形势的出现。张栻称赞这一决策曰：“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 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2.封锁水运干道，弃守若干渡口。
按前引纪陟所言，长江上下自西陵峡口东至广陵有五千七百余里，其北岸可以设港通航之地甚多，而孙权的兵力有限，不能处处部署重兵，因此他对沿岸渡口的防守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
像西陵、江陵、沔口、濡须等交通枢要之地极 为重视，会与敌人拼死争夺而绝不放弃。但是有些渡口，虽然也很重 要，他却没有设置军镇以拒敌。例如历阳县（今安徽和县）曾为东汉扬州治所，有著名的乌江渡、横江渡和洞浦，对岸为牛渚，即采石矶（今 安徽马鞍山市），距离吴都建业只有百余里，精骑驰骋朝发夕至，在军事上很有影响。
王应麟引张虞卿曰：“考前世盗贼与夫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孙权占领该地后 仅留守少数部队，并未像其他要镇那样派遣督将率众镇守。
其中原因就是当地与北方没有水路相通，魏军自合肥南下入巢湖后，就要从居巢走陆道东行，过大小岘山而至历阳。到达江边的军队是以步骑为主，不能拥有众多船只随行，这样即便占领江滨的数座港口，也无法组织大规模 的航渡，因此给孙吴造成的威胁并不严重，只要在南岸的牛渚驻守一些 人马，防御敌人小股兵力的渡江袭击就可以了，用不着在北岸的历阳留 驻重兵。
黄初三年（222）九月，魏国大军三道征吴，曹休率张辽、臧 霸等将率舟师经中渎水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入江，然后向西占领了 历阳的洞浦港口，并未受到阻击，可见那里没有驻扎多少吴军。
尽管曹休进展 顺利，魏文帝却下令阻止他派兵渡江，这应是战船和运舟不足的缘故， 若仅以轻兵涉渡，则容易被吴国水军或牛渚守兵消灭，故董昭认为此举 是“自投死地”。
另外一个战例是太康元年（280）西晋平吴之役，在晋朝制订的作 战计划中，是由扬州都督王浑率领的部队进据历阳的横江渡口，准备过江攻占要镇牛渚，向吴都建业发动最后的总攻。
他在前往历阳途中也没有受到吴军的阻击，孙皓的反攻兵力是从建业派来的中军。“吴丞 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成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
王浑击溃吴军主力之后不敢渡江，也是因为他的军队是 以步骑为主，没有大量船只和水军，所以需要等待王濬的舟师前来接 应，朝廷命令会师后由王浑担任主帅。“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
扬州刺史周浚建议不要等待王濬而先行 过江，当即遭到王浑的拒绝，其理由就是朝廷的作战计划规定不让他的 少数部队贸然进行涉渡，以免遭到歼灭；必须要等王濬到来后提供大量 船只，共同渡江发起攻击。“
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贵州 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
上述战例反映出，如果是单纯的步骑兵种前来进攻，即使占领了不通北方水路的渡口，对孙吴的江防也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陆军无 法渡江和在水上作战，对吴国真正致命的是强大的水军和运输船队。
所 以在兵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孙权与其后代统治者并不在历阳这类港口屯驻重兵，而曹操及其魏国后继者也不把当地作为南征的主攻方向，而 是将大规模的用兵放在邻近有水道沟通北方的濡须和东关一带。
杜佑列举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虽然属于吴国境内，曾经作为庐江郡治，但实际上屡得屡失，多次被孙权放弃而没有在那里坚持戍守。 该地往北有道路经夹石（今安徽桐城县北）、舒城可以分别通往六安与合肥，往东南则有发源于潜山的皖水流入长江，水口即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江处），因而也是处于江淮之间的交通枢要。
皖城以北的皖水航道受潜山阻碍，至其终点后需要改为陆行绕过大别山脉东麓继续北进。太和六年（232），陆逊沿此道北上进攻庐江，魏国扬州 都督满宠即认为不用急速赴救。他说：“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 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
曹魏大军若从寿春、合肥经这条道路南下，中间 有一段路程无法利用水运，兵员和给养的投送不甚便利，所以魏国征吴 通常不选择这条路线作为主攻方向；即使投入大规模部队占领该地，也会由于后方辽远，粮饷转运难以为继而被迫撤退。
鉴于以上情况，皖城 多次成为魏、吴双方的弃地。在孙权的“临江塞要”战略部署当中，皖城 属于可争可弃的据点，而非“兵家必争之地”。孙权对待皖城的攻防策略 很明显：如果敌人派兵驻守，那么必须要将其消灭或逐退，以保证江防 的安全；若是魏军不在当地久驻，自己也可以暂时弃守皖城和皖口，避 免与强敌交战，借此来保存有限的兵力。
在孙吴的长江防御体系当中， 皖城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如濡须、江陵和沔口，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所在 的这条南北交通路线是半水半陆，其运输的效率要低于汉水及肥水、施 水、濡须水。由于这个缘故，魏军主力很少从这里南下进攻，对吴国江 防的威胁相对较轻，因此孙权并未在这里设置军镇。
（正文完）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刺马有哪些插曲？
1973刺马全部歌曲有：刺马主题曲：《戏说人生》和片尾曲：《黄昏》、《风吹衣袖独上西楼》、《葬英雄》、《刺马》、《如果我能为你求得一点青春》、《日落西山天际一片暮色沉沉》、《情有独尊》、《是英雄是狗熊，老天还没定》、《你说你将要远游，不需要人送》、《是是非非，不要再多》等等这些歌曲。
1
事件背景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
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
同治七年（1868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
湘军，是清朝著名的地方军阀武装，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用“营官自招”方式组建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能征惯战，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
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2
事件经过

刺马 剧照
在同治九年，发生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惊，举国倾注。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汶祥所杀。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
这个案子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新贻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汶祥处决，剜了张汶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地予以抚恤。一句话，马新贻是一个好官，张汶祥是一个发逆。
3
事件结果
然而，事情的真象总是难以隐瞒的，纸包不住火。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将马新贻被刺原委，一一公诸于众。原来，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拜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奸占了拜把兄弟的妻室，又诱杀了拜把兄弟。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由此可见，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渔色负友，形同禽兽。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盖起来。
此事轰动朝野，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更奇的是，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期间虽有曾国藩、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却始终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马灵。
由于“刺马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难免传闻四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后人将“刺马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 “太原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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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响
《刺马》案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马新贻遇刺身亡。但是刺马案的发生却加剧了割据东南的湘系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得西太后加快了对湘军裁减和对湘系军阀的打压力度，导致了一个近代史上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让依靠着湘军的兵力和财力建立和维持的东南海防日益废弛。正是由于东南海防的倒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起，英、法、美、日等列强在这一地区挑衅日益剧增，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国琉球，并勒索清政府巨额“赎台费”，1881年法国又在东南沿海挑起了中法战争。由于东南海防的严重倒退和湘军裁员导致东南地区国防力量的薄弱，清政府无法抵挡列强的侵略，只好与之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割地赔款和出卖国家主权来维护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宁”，这样一来，不仅不能维护国内的和平与安宁，反而让列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终究让中国陷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以至清廷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晚年曾对心腹幕僚说道：“若非马案，则裁（湘）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盛，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白话文：如果不是刺马案，使得中央政府对湘军的裁撤和打击越来越厉害，终于导致了海防的日益废弛，而列强的气焰日益嚣张，战争不断国家便日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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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评价
张汶祥为何“刺马”？清廷给出的答案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民间则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早在“刺马”尚未结案时，上海就演出了“刺马戏”。对此，当时官场老谋之士及近现代学者却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刺马”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功德均微的马新贻居然做上两江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圣恩何以如此眷顾？“刺马案”刚发生便有传言揭马新贻曾遭贼俘、品行不端，难道早有预谋？据查张汶祥本是湘军，而马新贻上任后曾严厉惩治湘军游勇，案发后清廷又派“湘军老祖”曾国藩主审，这其中有何奥妙呢？
按照民间传言和演义版本，张汶祥刺马的根本缘由，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是为友复仇。至于故事详情，最早的版本为马新贻曾与窦一虎、张汶祥结为把兄弟，始诱降，继出尔反尔，卖友求荣，杀了窦一虎并霸占其老婆。张汶祥发誓复仇，终遂其愿。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稗类钞》中，老二窦一虎则名曹二虎。
有趣的是，在后世诸多版本当中，虽然故事大同小异，但“妻遭马占”的这个绿帽倒霉蛋不断更名，比如京剧有一个版本叫陈金威，另一个版本则是张汶祥自己。平江不肖生武侠名作《江湖奇侠传》中唤郑时，张彻的电影版名为黄纵，电视版则叫关云宝。之所以列出上述举证，并非无聊，而是想借“绿帽倒霉蛋”姓名的变迁说明“刺马”历经多年多人演义改编，文学意义早已远胜历史价值。
《刺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但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传达出的正义或兄弟侠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叔嫂通奸之类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军事秘密，据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6
翻拍
故事原型
《投名状》的故事情节原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该案地位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并列。因为牵涉到美女、义气、背叛诸多戏剧元素，被改编成京剧、电影。电影最出名的当数三十多年前导演张彻为邵氏所拍版本。刺马案中的张汶祥、黄纵皆为草莽中人，与马新贻不打不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老二黄纵的妻子米兰爱慕大哥马新贻，但马新贻建立起感情的坚强防线，未被米兰的爱所冲破。待马新贻任两江总督，米兰对于马新贻愈加爱慕，而马新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线也彻底崩溃，终于占有了米兰，杀害了兄弟黄纵。老三张汶祥闻得此事义愤填膺，刺杀了马新贻，并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认不讳。
幕后花絮
陈可辛重新演绎《刺马》老牌导演张彻的经典之作《刺马》，当年是由姜大卫、陈观泰、狄龙与井莉主演。
整个故事围绕三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反目成仇，血腥刚烈。
当年张彻的影片色彩很用力，该片不仅横扫第11届台湾金马奖，还被奉为导演张彻和动作指导刘家良合作的典范。
时隔多年，由陈可辛重新搬上银幕的《刺马》，片中三位男主角将换成李连杰、金城武与刘德华。李连杰饰演由正转邪的马新贻，刘德华饰演被夺妻并遭杀害的黄纵，金城武的角色则是最终完成“刺马”的张汶祥。本片的背景为清朝，剧中男演员都得剃头上阵。此次《刺马》将走写实路线，除了三大男主角之外，根据剧情其他演员“一定要很男人，一定要不帅”，拍摄中也将“风餐露宿”。金城武一改以往英俊潇洒的形象，以胡子拉碴的造型出镜。
刺马更名为《投名状》
耗资四千万美金，集结三大华人男星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与女星徐静蕾的史诗战争片《刺马》，确定正式更名为《投名状》。
本片自去年底开拍以来便备受媒体瞩目，虽然导演陈可辛曾表示此次所拍故事是全新内容与观点，然则各界媒体总不断指本片是重拍旧版邵氏《刺马》，为避免混淆，经导演钦点决定正式改名为《投名状》。
面对外界误认《投名状》是重拍邵氏《刺马》，导演陈可辛表示在史书、小说传奇或戏剧中，创作者可以自由取材诠释，并不存在“重拍旧版”与否的问题；特别是自开拍之后，导演与编剧小组进一步丰富本片剧情，更让“投名状”成为全然不同的作品。
《投名状》拍摄压力大
《投名状》是陈可辛执导的首部古装大片，但是开始一个月的拍摄并不顺利，原计划7天拍完的首场戏到实际拍摄时竟然用了20天，陈可辛坦言无论在投资还是创作过程中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对天气和动作设计上有点低估。这次的动作设计完全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这并非是要创造出什么新动作，而是我完全追求动作上一种‘实’和‘有劲’的感觉，没有古装片中惯用的威亚、也不在镜头上做什么文章。但是这却让其他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总是说我把中国武侠片惟一的长处给灭了。”此外，由于片中大场面的戏份非常多，陈可辛表示在沟通上也极为复杂。不过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多年的工作方式：“拍戏总是想做的做不到，没想到的反而做到了。这次虽然是我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但是我依然会给拍摄现场留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这么多优秀的人员在一起，我必须迁就每个人的情绪和表达的方式，即便是我明知不会被用在影片里也不会在当时打断对方，因为你可能会捕捉到你想要的瞬间。而最后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的表达归纳到我的轨道上。”
比导演更懂角色的李连杰
陈可辛说，《投名状》里那些江湖血雨、人心险恶的东西，对他自己来说只是纸上谈兵，但对李连杰来说，“曾经活在那些故事里”。
有场戏，庞青云打苏州，围城一年后，缺粮缺枪，只能去求手握粮草，但一直怕他功高盖主的三公，可三公根本不见庞青云，绝望中庞青云决定去求一直以来的死对头何魁将军，以攻南京让出头功为代价。
李连杰跟陈可辛说，他觉得庞不会找三公，他一开始就会直接去找何魁。“李连杰其实更懂得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如何求生。”陈可辛说，到那时他才明白，人年轻的时候的生活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李连杰比自己懂庞青云。结果，陈可辛还是希望那个阶段的庞青云，对人生不要有那么深的城府，希望他得到观众的同情，保留了这场戏。但是他也认识到，“李连杰对庞青云这个角色的理解，跟我不同，或者更深也不一定。”
《投名状》犯了金城武的三大忌
陈可辛其实和金城武是老朋友，前年那部《如果·爱》已经建立了信任。但说动李连杰只需要15分钟，说动金城武却用了两个月。因为《投名状》犯了金城武不接戏的三大忌。第一，不接和别的男主角轧戏的戏；第二，不接古装；第三，不接在太辛苦地方拍的戏。尤其是第一条，了解金城武甚深的陈可辛泄密解读：“首先，金城武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真的与世无争，只是表面与世无争。做演员怎么能不争？所以到男主角一多，大家都争的时候，他一定吃亏。”接不接姜午阳这个角色，金城武苦思了两个月也没答应，陈可辛以为他一定不演了，准备找别人，却在深夜接到金城武电话：“我还是演啦，相信你啦！”金城武说最终他说服自己接这个角色的理由是，“我信任陈可辛，我会给他看我不自信的一面。”
陈可辛：我看到的兄弟情，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
外界给《投名状》的描绘一直是一部“讲述兄弟情的战争片”，但其实导演陈可辛从小到大“都没有过什么兄弟情。”甚至，你问他朋友，他也只能指指坐在不远处的吴君如，“我要没有她呢，就没有朋友。”然后，诚恳抱歉地从眼镜后面望着你。陈可辛自小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跟爸爸关系最好。在学校因为个子小，不打球，甚至没结交上什么球友，反而喜欢和女孩子交朋友。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架，没有混过哥们儿，最热血沸腾的一次是观摩别的男孩子打群架，“就像看那些黑社会片一样，突然间很兴奋很紧张，那些血啊，砖块啊，好像古惑仔的戏一样。”
成年后陈可辛的第一份工是在嘉禾做暑期工，1986年吴宇森在嘉禾旗下拍摄一出以泰国为背景的枪战片《英雄无泪》，找来懂泰文的陈可辛帮忙，从此入行。29岁当导演，拍《双城故事》，拍到张曼玉与谭咏麟离别的戏，自己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掉眼泪。从此，他拍的都是爱情戏，直到《投名状》。他皱着眉说：“我不晓得什么是兄弟情。有时候在酒吧喝酒，会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我每次听到这些话都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还是不要藉酒精将情绪浪漫化吧。我看到的，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真有那么好的兄弟情吗？我向往，但是我没有。”所以，在《投名状》里，兄弟情最后被阴谋论取代。那种港片中经典的用枪指着头问“是不是兄弟？”的场面没有出现，反之是庞青云危难时骗赵二虎留下的巧言令色，大功告成后躲在暗室里暗示杀戮的眼睛。陈可辛觉得，这就像现代社会里，“当大哥的CEO生意顺当了，开掉以前做拓荒牛的小弟。”
《投名状》的动作
《投名状》开拍第一天，拍一线天劫军粮那场戏。原计划拍7天，结果拍了一个月，中途陈可辛一度觉得“完蛋了”，第一场戏就拖成这样，后面别想拍了。沮丧时甚至自我否定到想主动请退，让投资方换导演。原因是陈可辛从来没有拍过打戏，更别说动辄群众演员上千的战争场面了。他请来的是中国最好的三个动作指导之一的程小东。程小东外号“威也王”，最擅长多个威也连用，让演员在天上飞着打。动作风格飘逸灵动，漫天小飞侠。你看过的《新龙门客栈》、《英雄》、《黄金甲》、《少林足球》都是他的手笔。但这次陈可辛要求的却是--真实，所以，“你一个威亚也都不要用，一个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设计，全部都要‘实’。”金城武（听歌）说，陈可辛撂下这些话就走了。剩下程小东一人绞尽脑汁，几近崩溃。“外行指导内行”的惨痛局面终于出现了，程小东明白陈可辛的意思，但是程家班整组人要从“空军”立刻变成“陆军”，不知多少工序细节要被颠覆，彼此沟通起来，问题多多，惯性难改。直到十天以后，来了一个“翻译”——李连杰。“我一个不会拍武打片的导演非要追求真实感，讲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明白，程小东那组人就很难做。李连杰懂动作，又明白演员，熟悉导演，结果他就做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很明白地传译出我要的东西。”连程小东也说：“他是唯一真正懂武术的演员，有他沟通，我容易多了。”李连杰透露他“翻译”的过程其实充满“暴力”，“我和小东是20多年的哥们儿，我可以和他关起门来，拍桌子打板凳，你那样做，不行！你听我的！”在李连杰看来，程小东和陈可辛的沟通障碍只是“两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一个做惯了批萨，另一个非要吃饺子。有一个翻译，一下就明白了”。“一线天”之后，再拍舒城大战，陈可辛又出“幺蛾子”。“我希望那个镜头是在人群里面，我希望后面的人能看到这些武器从前面那些哥们儿的背后出来，我还要好多脸部细节，要让观众看戏的时候如同身临战场。”程小东告诉我们，这就是陈可辛对他描绘的要求。而程小东的个人爱好则是，把机位架到一边狂拍大场面效果。陈可辛又停下来跟程小东讨论，“我只知道他这样拍不是我要的，但他看着我问我到底要怎样，我又说不出来。”最后协调的结果是，陈可辛专心拍他想关注的那些细节，士兵流血的脸部、杀红眼的狰狞表情，金戈铁马的大场面就让程小东来调度。舒城大战拍了20几天，在电影里剪成12分钟，成为全片最好看的一场恶战。
《投名状》的摄影
曾经六度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的黄岳泰，是香港影坛名副其实的大腕，他称陈可辛是特别会“压榨”人智慧的导演。首先是大场面的拍法。黄岳泰用了一个“从影30年来最多”形容演员之众。“拍几千人的大场面我们动用8台摄影机同时拍，3条的话就是24个机位。拍文戏也要同时启动三四台摄影机，这对我们摄影来说真是受宠若惊，超出预期。”这样的拍法，让黄岳泰迸发火花，“抓住瞬间的反应会自然很多，演员的自然流露都留下来了。”苏州战壕夜戏是黄岳泰拍过的夜戏中场面最大的。两三公里的夜景范围，要表现士兵在战壕死守9个月后的心情。“城墙这边是黑暗的，那边却是张灯结彩的。陈可辛要求战壕这边是黑的，不要有任何补助的光源。”这给摄影出了难题——范围那么大，又不是在棚里拍，不给光，怎么弄？最后黄岳泰称自己被逼想出“钻木取火”的方法，借助很多荧光灯打在城墙上反射回到人脸上，完成了拍摄，“恐怖感很强，这段戏让我很有成就感。”电影的基调色彩，陈可辛坚持要“以前没有过的”，黄岳泰从影30年，什么古装片都拍过，就是没拍过“没有过的古装片”。只能施展浑身解数，红、蓝、绿加上各种光，翻来覆去地调，不断被否定，再不断重来。直到最后，出来——古铜色。陈可辛满意了。“我们就选择了古铜色的调子，穷光蛋土匪男人嘛！服装、布景都统一在这一点上。只突出了皮肤的颜色和红色。红色在这部戏里象征欲望和血腥，他们用血买欲望。”全戏一直冷色调，直到三人升官发财到南方后，鲜艳的色彩才开始冒出来，布景、服装、灯光也多了一种颜色处理，“就是黄昏。以前都是白天黑夜的戏。夜里只有银白色的月光，一点蓝色都没有。”黄岳泰回忆起来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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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
马新贻死后，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四月，灵柩运至菏泽马海，七月，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对马新贻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马新贻无子，嗣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
三年不问朝政的楚庄王是如何成为春秋霸主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楚庄王上台时的严峻形势
楚国自西周以来势力一直在上升,虽在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有所阻遏,但随着晋国霸业的中衰,楚国自穆王以来不断向北扩展。
公元前614年,穆王去世,第二年子侣继立,是为庄王。庄王即位时幼弱,楚国内部不宁。公元前613年,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出伐舒、蓼,大夫公子燮和子仪守国。
公子燮和子仪因不得志而作乱,派刺客杀子孔不成,便劫持庄王出都,将到商密时被庐邑大夫戢黎和副守叔麇诱杀,内乱方平。
公元前611年,楚发生大饥荒，戎族乘机进攻楚的西南境,直深入到阜山(今湖北房县南),进驻大林(湖北荆门西北),接着又攻打楚的东南边境,进逼阳丘(今湖北钟祥),侵入訾枝(今湖北枝江)。同时,庸国(今湖北竹山东)人率领群蛮(今湖南沅陵、芷江一带)叛楚。
麇国人带领百濮聚在选,也准备进攻楚。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楚的申、息两地的北门都不敢开,并商议迁都到阪高(今湖北当阳东北)的险地以避难。大夫蒍贾反对退避,他认为:不如进攻庸国,麇和百濮原以为我们饥荒而不能出兵,如果我们出击,他们必然害怕而败散。
楚王听从其言,出兵十五天后,百濮果然溃散。楚兵从庐(今湖北南漳)前进,发库存粮,上下同食。楚驻军句澨(今湖北均县),派庐邑大夫戢黎攻庸,打到庸的方城(今湖北竹山),庸人俘楚属官扬窗。
三天后扬逃回,他认为庸兵众多,群蛮相聚,不如回去重发大兵,合王军共同进击。大夫师叔反对,建议姑且再跟他们接战,诱发敌人骄傲,我们再奋击,必然胜利。
楚就用师叔计,与庸兵接战七次,都假意败走。庸人只派裨、鯈、鱼三邑的兵追赶。庸人自认为楚人不足以战,便不设防。楚庄王乘传车与大军在临品(今湖北均县)相会,分军二队:楚将子越领军从石溪(今湖北均县附近)出发,子贝领军从仞(均县一带)出发,夹击庸兵。秦、巴两国也发兵帮助楚人。群蛮见楚强,就只好与楚结盟。楚就灭了庸国。
二、楚庄王图霸,问鼎中原
据说楚庄王刚即位时三年不听国政,沉湎于酒色,日夜作乐,并下令说:“有敢谏者,死无赦!”大臣伍举入谏,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在钟鼓间,伍举问:“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过数月,庄王的奢侈生活有增无减，大夫苏从冒死再进谏。庄王就听从了大臣的进谏,摆脱了酒色,改革政治,诛杀了一百人,任用了伍举、苏从等一百人(《史记楚世家》)。
这一故事,一方面说明楚庄王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统治者,由于上台时形势不明,只能假装沉湎于酒色,以观察内外，一旦时机成熟就“一鸣惊人”,快刀斩乱麻地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国内形势是严峻的,改革时杀了百人,新用了百人,反映改革的阻力不小。
楚庄王在改革内政的同时,积极对外图霸,在灭庸之后,又在北林击败晋军,收服了郑国。公元前606年,楚又攻打陆浑之戎(今河南洛水一带),到达洛水,在周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王,楚庄王竞向王使询问周天子镇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
王孙满见其别有用心,就追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历史,接着对楚王说:国家兴衰“在德不在鼎”的轻重,最后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庄王听了王孙满这一席强硬的话,觉得周王室尚不可轻视,就退兵回国。楚虽退兵,但问鼎中原之事,反映楚欲北上争霸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由于郑国又靠拢晋国,这年夏,楚庄王进伐郑。但第二年国内发生了内乱。原先令尹子文死后,斗般做令尹,斗越椒为司马,蒍贾任工正。后因蒍贾诬陷杀了斗般,斗越椒做了令尹,蒍贾为司马。斗越椒讨厌蒍贾,就带领若敖氏的族人把贾囚在獠阳杀了,驻军烝野，打算进攻楚庄王。
庄王把文、成、穆三代王的子孙作为人质,去与斗讲和,但斗越椒不接受。于是,庄王在漳澨发兵,秋天双方在皋浒开战。斗越椒用箭射楚王,一箭穿过庄王的车辕、鼓架,射在铜钲上;又一箭飞过车辕,透过车盖。楚军惧怕,开始退却。
楚王派人在军中到处喊说:我们的先君文王攻克息国,得到三枝利箭,斗越椒只偷去二枝,已经用完了。以此稳定军心。接着击鼓进军,将若敖氏消灭。
在楚内乱之时郑国也内乱,郑灵公被大臣公子归所杀,弟坚嗣位,是为郑襄公,襄公不服楚。楚庄王就在平定内乱后又继续进攻郑,经几年战争,楚才和郑媾和,郑再向楚屈服。但不久郑又与晋讲和,晋、鲁、宋、卫、郑、曹诸国在黑壤(今山西沁水附近)会盟,周王也派王叔桓公来监会,以策划对付不服从晋的国家。
在楚庄王进攻北方无重大成效时,公元前601年南方舒姓诸国(今安徽舒城、庐江、巢县一带)发生叛乱,楚就发兵攻打舒蓼,将它灭掉。楚庄王为了划定疆界,就一直到达滑汭(今安徽合肥一带),与吴、越两国结了盟才回去。从此楚在南方江淮地区的势力巩固,于是就全力向北争战。
三、楚庄王破陈、服郑,北向争霸
公元前601年,原归向楚的陈国与晋讲和,楚庄王起兵伐陈,陈又附楚。第二年晋国在扈(今河南原阳西)与宋、卫、郑、曹诸国相会,陈侯未去参加,晋国荀林父率领诸侯军攻打陈国。不巧晋成公在扈去世,荀林父只好回军。楚因前几年楚郑在厉媾和时郑伯逃归之事再次起兵伐郑,晋国派郤缺救郑,晋、郑在柳棼打败了楚军。
郑国人都很高兴,但大臣子良担心地说:“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左传》宣公九年)隔了一年,郑和楚媾和，诸候军又攻打郑，与郑讲和后回去。不久,楚庄王再伐郑,晋派士会救郑,在颍水北赶走楚军,诸侯军在郑地戍守。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又伐郑,攻到栎(今河南禹县)。郑大臣子良建议:晋、楚两国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相争,我们靠拢打来的就行了,“晋楚无信,我焉得而信?”(《左传》宣公十一年)于是又屈从楚。楚、陈、郑在辰陵(今河南淮阳西)结盟。郑臣子良的话反映了夹在晋、楚之间的小国只能以随风倒的态度来苟延残喘。
郑、陈刚服,楚庄王又攻打宋,亲自领兵驻郊(今河南项城),命令尹蒍艾(孙叔敖)在沂(今河南正阳)筑城,工程仅三十天就完成,将其作为北进的基地。这年冬,楚因陈国大夫夏徵舒杀了国君而伐陈。楚庄王对陈国人表示,只是讨伐夏氏。
楚军进入陈国都,杀死夏徵舒,将其在栗门车裂,但却下令将陈国改为楚的县。大夫申叔时出使齐才归来,对楚王此举不表庆贺,楚王责问他,申劝谏楚王不要“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左传》宣公十年)。楚王听从了申叔时的话,重新封建了陈国,只从每乡带走一人回楚国,将他们合在一处,称为“夏州”,以示讨陈乱的功绩。
辰陵之盟后,郑又附晋。公元前597年楚又伐郑,包围郑国十七天。郑人打算求和,但占卜的结果不吉利。于是准备前往祖庙号哭,并让每一条街巷都预备一辆车以示决战到底,为此而占卜的结果是吉利。因此都城的人聚在太庙中大哭,守城的将士也在城上大哭,决心死战。
楚庄王见此情景下令退兵,想招降郑国。郑人利用时机修筑城墙。楚军重又围困,攻了三个月,破城而入。楚军从皇门攻入,到达大路上,郑伯(襄公)去衣露体,牵着羊迎接楚王,向楚哀求不要将郑国灭掉。
楚王认为郑国君还能用民,就退兵三十里,允许其讲和,派大夫潘尪进城与郑伯结盟,郑以大臣子良到楚国作人质。从此郑国屈服于楚。
四、邲之战,楚庄王称霸
公元前597年夏,晋军救郑,由荀林父率领中军,先觳作为辅佐;士会率领上军,郤克作为辅佐;赵朔率领下军,栾书为辅佐。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韩厥任司马。晋大军到达黄河时听到郑已和楚讲和,荀林父就想回兵。
士会也认为楚国内政稳定,制度健全,国力强大,不可与其争斗,应退兵。但先觳反对,他表示,“由我失霸,不如死”(《左传》宣公十二年)。接着就独自带领所部军队渡过黄河而去。这时司马韩厥劝荀林父为减少罪责应一同进兵,于是晋全军渡河。
楚庄王统兵北进至郊(今河南郑州北),沈尹率领中军,子重率领左军,子反率领右军,打算在黄河让战马饮了水就回军。听到晋兵已渡河,楚庄王便想退兵。宠臣伍参想要作战,令尹孙叔敖反对,回车南向。伍参给楚王分析了晋国的军政情况,认为能够取胜。
楚王听从,下令转辕北向,驻军在管(今河南郑州)等待。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今河南荥阳北)之间。郑国派使者到晋军中表示对晋无二心,并建议乘楚因屡胜而骄,不设防,与郑内外相击楚军。晋军诸将听了郑使的话,对此争论不休。
楚王连续两次派使者去晋议和,以麻痹晋军,晋已答应,并定下结盟日期。同时楚又派军向晋挑战加以试探。晋将魏锜和赵旃都因求高官而不得,心中不满,想使晋军失败,请求出使楚营,荀林父答应了。于是魏、赵先后前往楚营。
两人去后,郤克、士会认为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楚,会挑起事端,不加防备必然失败。而先觳却认为荀林父领兵无定策,多加防备没有必要。由于将领中思想不统一,就各行其是。上军的士会独自派巩朔、韩穿率领七队兵埋伏在敖山之前。
中军大夫赵婴齐派遣他的部下先在黄河中准备了船只。魏锜先来到楚军,请战后返回时,楚将潘党追赶,魏射死一鹿献给潘,潘不再追魏。魏走后,赵旃在傍晚到达楚营,在军门外席地而坐,派遣他的部下先冲进楚营去作战。楚王乘左广车(楚王的指挥车,一广三十乘,分左右两广互相接替)追赶赵旃,赵弃车逃入林中,楚将屈荡和他搏斗,获取了他的甲裳。
晋军派守军驾车来接魏、赵,楚将潘党望见车尘,派人报告楚营说晋军已来。楚人也害怕庄王轻入晋军,就出营结阵迎战。孙叔敖下令急速掩袭晋军。荀林父面对楚军的进攻不知所措,在军中击鼓宣布:先渡过河去的有赏!中军、下军争着上船,先上船的人用刀砍后来人的攀船手指,船中断指多得可用手捧。
晋军向右转移,只有上军因士会先有准备而没有动。楚工尹齐带领右方阵军追赶晋下军,潘党率领后备的战车四十辆,跟随唐侯作为左方阵以迎击晋上军。士会亲自殿后,指挥上军徐徐后撤,没有战败。赵旃用他的两匹好马帮他的哥哥和叔父逃跑,自己用别的马驾车,碰上敌人不能逃脱,就丢掉战车,跑进树林里。
晋将逢大夫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让赵登车逃脱。楚将熊负羁俘获了晋将知鎣。知之父(知庄子)带领所部回攻楚军,魏锜驾车带士兵跟从。知庄子射杀了楚将连尹襄老,将其尸体装上车,又射中并俘虏了楚公子穀臣,才回军。
到了晚上,楚军进驻邲(今河南郑州西北)。晋国剩余的士兵溃不成军,连夜渡河,喧闹了整整一夜。楚军移驻黄河边的衡雍(今河南原阳),祭了河神,筑了一座祖庙,向先祖报告了胜利,然后班师。
晋军回国,荀林父请求死罪,晋侯打算答应,大夫士贞用楚王杀令尹子玉有利于晋的事谏劝,晋侯听从其言,让荀林父官复原位。
邲之战,晋败楚胜,并不是晋无力量,而是其内部思想不统一,主帅指挥无方,这说明晋中衰的原因在内部,而不是楚的力量完全超过了晋。
邲之战,楚军大败晋军后,郑、许两国君到楚国表示归附。庄王又攻宋的属国萧国(今安徽萧县西北),宋派军救萧但楚仍攻灭了萧国。为了对付楚，晋、宋、卫、曹诸国在清丘(今河北濮阳附近)共同立约:“恤病，讨贰”(《左传》宣公十二年),即大家共济灾患,讨伐不服之国。盟后,宋因陈服楚而伐陈,卫国却反去救陈。楚庄王亲征宋。晋国责问卫救陈之罪,卫执政孔达自杀,卫人以此来向晋解说而免于被讨伐。
不久,晋又起兵伐郑,为邲之战郑帮楚的缘故。晋用中行桓子的计谋,一面通告诸侯,一面进行阅兵,然后回国,想以严整的军伍来威迫郑来归附。郑国害怕,派子张到楚国代替子良为人质。郑伯又亲自到楚国,与楚共商对付晋国的策略。
这时,东方的齐国乘晋新败攻打服晋的莒国(今山东莒县)。楚国为了联结齐国共同对晋,特派大夫申舟到齐国去聘问,并下令不要向宋国请求借路。申舟因前次孟诸之役得罪了宋国,怕过宋时被杀,楚王向其保证,如果杀他,将出兵攻宋。申过宋国时,宋人不让其通行。宋大臣华元认为反正一样灭亡,宋就杀了申舟。
楚王得知后大怒,立即起兵攻打宋国,围困了宋都。鲁国因归向齐国,派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王。宋国派乐婴齐到晋国告急。晋国不进兵,只派遣大夫解扬到宋国,告诉宋,晋军已经出发,即将到达,让他们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境,被郑人捉住献给楚,楚王给其重贿,让他反劝宋人归降。他假意答应,楚人将他放在楼车上向宋人喊话,他仍旧依照晋的话嘱咐宋国。
楚兵围困宋国九个月攻不下,楚王打算撤军,大臣们反对,并建议在宋城外盖起房子,分兵去种田,以示坚困久留。宋人害怕,派华元乘夜偷进楚营,直登元帅子反的床劫持了他,让他退兵三十里,答应讲和。
子反害怕,就和华元盟誓,然后告诉楚王。楚退兵三十里,宋和楚媾和。华元去楚当人质。楚国压服了宋,这样中原主要小国都归附了楚,楚庄王的霸业大盛。
在楚国势力大增、晋国中衰之时,赤狄乘机连年侵袭晋地。公元前596年,晋大夫先觳更勾结赤狄攻晋。公元前594年,赤狄中的潞氏部发生内乱,晋乘机击败赤狄,灭潞氏。第二年又灭了赤狄的甲氏、留吁、铎辰部。至公元前588年,最后击溃赤狄的余部齑咎如,赤狄完全灭亡。原来见衰的晋国因征服了赤狄而力量又增强。
晋楚争霸,虽然楚庄王称霸,但双方的力量相距并不很远。晋中衰的原因在于内部矛盾,所以随着晋内部相对团结,加之对狄人的征服,晋楚之间的较量仍会出现倒转之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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