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州交友,你最穷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1、林州交友，你最穷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我最穷的时候，为了100元，竟然被客人拿酒浇在头上，还强迫我喝了10瓶啤酒。

我在15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跟着父亲生活，因为父亲的工作要经常出差，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生活，自己做饭，每个月父亲除了会给我寄来500的生活费，不会和我有多余的联系。

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没人管，我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到了后面越来越不想学习了，告诉父亲我不想念书以后，父亲就破口大骂。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了。

在我16岁那年，父亲再婚了，后妈才28岁，刚开始父亲和后妈还对我挺好，直到一年后，他们生了孩子，对我的态度大转变。

我每天下学后，回了家准备写作业，后妈却让我洗尿布，洗完又让我做饭，然后还得洗碗，每次干完家务活，都已经10点多了，这时候我才能写作业，经常写到半夜1点多。这些委屈，我也不敢和父亲说，我怕父亲又骂我偷懒，不想干活。

由于经常熬夜，我白天上课很瞌睡，导致成绩在班里垫底了。父亲却知道后，对我只有骂。我心里的委屈也不搞说。

生了小弟弟后，父亲还是经常的出差，家里只有我和后妈在。

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洗了碗，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写作业，后妈又让我看着弟弟，她要去洗澡。我拿着玩具逗弟弟玩，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弟弟突然哭个不停，也许是看见妈妈不在。

我叫后妈快点洗，弟弟在哭。由于洗澡水流声，后妈没有听到我叫她。于是我走到浴室门口，准备敲门告诉她。

没想到就是这么巧，我刚走到浴室门口，后妈就开门出来了，由于浴室门是磨砂玻璃的，后妈以为我在偷看她洗澡，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一个耳光，我直接被打蒙了，我给她解释她怎么也不听，还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告状。

等她挂了电话，我赶紧给父亲打电话解释，没想到父亲一接电话，就破口大骂。说我不好好学习，竟然做出这么不道德的事，说我和我妈一个德行。

那一夜，我的心太委屈了，一晚上没有睡着，哭了一夜。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家没有出差，我总算是不用做饭洗碗了。每天一回家就躲在我的卧室里面。

有一天，父亲和后妈去医院复查，因为医院就在我家附近，1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回来，让我看一会弟弟，我怕被挨骂，所以一直盯着弟弟，生怕弟弟有什么事。

可是就是这么不巧，他们走了一会。弟弟就哭个不停。我抱起弟弟一直哄他，还是不行，我就给弟弟冲了奶粉喝。由于没有掌握好水温，有点烫，弟弟喝了以后哭的更厉害了，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是水温的原因。

正好这时候父亲和后妈回来了，看着弟弟哭成那样，后妈心疼的哭了，一拿起奶瓶，就骂我，说我专门用热水冲奶粉烫着弟弟了，还说我是因为吃弟弟的醋。

那一刻，我百口难辩，我把期盼的目光投向父亲，希望他能理解我不是为了和弟弟争夺关心，结果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说以后再这样对弟弟，就让我走人找我妈去。

我当时真的对这个家庭失望到底了。想了一晚上，我决定离家出走。

第二天，我给家里留了一个纸条，带着300元就离家出走了，那一年我18岁。去了母亲所在的那个城市，我没有母亲的联系方式，只能慢慢寻找母亲。所有只能暂时找个管吃管住的工作。

连续几天，我一直在公园的躺椅上睡，饿了就买个馒头吃，舍不得买其他东西。

一天晚上走在大街上，我看到街边有个烧烤摊，写着招工的牌子，问了老板，说管吃管住，每天晚上来烧烤摊帮忙，一个月工资800元。

第二天我就开始上班了。下午的时候，我穿羊肉串，晚上给客人点菜，收拾桌子。一般都要忙到半夜2点多，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真的太累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我只能继续工作。

有一天晚上，客人点了50串羊肉串，说不要放辣椒，由于好几桌客人在叫我，忘了在菜单标注不放辣椒，结果老板考好羊肉串放了辣椒，客人直接生气了，说让重新烤50串。老板知道我犯错了，也很生气，说这50串只有让我承担了，才愿意重新烤50串。

我当时没有办法，客人和老板都生气，这50串就是100元，急的我快哭了，这桌客人喝了不少酒，也许是喝醉了他们拿我开玩笑，告诉我，如果我能连续喝10瓶啤酒，就替我把这50串的钱买单。

我以前没喝过啤酒，为了100元，我强忍着泪水，喝了足足10几分钟，才把10瓶啤酒喝完，客人看见我喝完了，心里不爽，拿起一瓶酒浇在了我头上，扔下100元就走了。

我拿着100元给了老板，跑到路边不停的呕吐，后来酒劲上头了，我直接躺在路边睡着了。

第二天来上班，老板叫我走人，由于昨晚我醉倒以后，耽误了工作，老板直接辞退了我。

我再次流浪到了公园躺椅上。

之后我又找了几份工作，由于没有社会经验，吃了很多亏，钱没挣下，还把300元也花完了。这下我彻底要饿肚子了。

饿了好几天，实在扛不住了，我开始了我的乞讨生活，每天蹲在繁华路段，靠别人的施舍度过每天。

18岁的我，成日乞讨，活成了50岁的样子。

自从我离家出走后，父亲找过几天，后来就没有找我了。我家亲戚知道了以后，托人联系上了我母亲。母亲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找我。

虽然父母当时离婚，是因为母亲的出轨。我还痛恨过母亲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此刻的我，真的好想妈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在墙上发现了母亲贴的寻人启事，上面有母亲的联系方式，我犹豫了好久，借了一位好心人的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一接通，听到母亲的声音，我直接哭了。母亲找到我，紧紧的抱住了我。我们哭了好久。

后来。母亲帮我租了房子，把我安排到她朋友的公司上班，每月给我一点生活费，经常过来看我。

由于母亲现在也有了新的家庭，我明白我不能打扰到她的家庭，母亲这样做，我已经很感激她了。

我发誓我要坚强的挺过难关，因为我明白没钱的日子有多难，我不能长期靠母亲，她有她的孩子，有她的家庭，有她的生活，我不能拖累她，影响她的家庭。

这就是一个18岁少年所经历的生活，没钱的生活就这样度过来了。我觉得我不能再依靠任何人了，我要为自己负责，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不想再过没钱的日子了。

加油吧少年！

2、宋朝的官制是什么样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宋朝的官制宋初是一变；到北宋中后期又是一变；到南宋再是一变。这里我分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时期三个部分进行回答：

1、中央官制

宋初沿后周旧制，以“中书”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亦称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为宰相和参知政事（副相）的议事与办公处，与枢密院（枢府、西府）合称“二府”，为宋代最高政治、军事机构。宋初也沿晚唐、五代旧制，以“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为宰相”。

宋初（直至元丰官制改革以前）的宰相职衔分为侍中、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等，但只有很少几个权位隆盛或德高望重的同平章事衔宰相，才能晋升为侍中衔宰相。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是北宋元丰官制改革前宰相的低级职衔，具有三省六部“丞、郎以上至三师”官称的官员才能担任宰相同平章事“差遣”职衔。初任宰相都是此衔，只有很少数的同平章事宰相升为侍中官衔的宰相。

宋初参知政事虽作为副相，但其职权、地位都比较低，不在政事堂办公，实际上只是宰相的助理。由于赵普擅权，宋太祖才于开宝六年（973年）六月决定提高参知政事的职权，与宰相轮流知印、押班、奏事，使之真正具有副相的职权。

宋初沿五代旧制，设枢密院、宣徽院。枢密院简称密院，也称枢府、西府，“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对峙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既夺兵部之权，又分宰相所管的军事权，宰相如不兼枢密使，则只管行政事务。

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使为副长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设签署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又设同签署枢密院事为末副长官。以后新任知、同知枢密院事，即不带枢密副使职衔，实际上是将枢密院正长官自枢密使降为知枢密院事。自此以后，设枢密使为长官，即以枢密副使或签署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设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则以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两套职衔不同时设置。从宋初起，枢密院长官逐渐以文官担任为主，实行“以文制武”。

宣徽院设宣徽南院使、北院使，地位在枢密副使之上。经常有枢密副使兼宣徽使，亦常有宣徽使兼枢密副使，宣徽使常是晋升枢密副使的阶梯。宣徽使缺时，有时亦以参知政事或三司使临时代职。宣徽院侵夺吏部、兵部及殿中省各一部分职权。

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此指六部中户部下的头司“户部司”）三司。宋初沿旧制设三司，号称计省，为最高财政机构，主要侵夺原户部、工部职权。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其他礼遇与参知政事、枢密使略同；副长官称三司副使。

2、地方官制

宋初承五代旧制，以各节度使辖区为“道”，也用以称地区，如湖南道。至宋太宗时期，地区才统称“路”。宋初路的转运使是作为出征军队的后勤供应官，及至征服一地，即转为运送物资回京，进而成为该地区的财政长官。

当后周原统治区内节度使掌管的财政权被剥夺以后，也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区设路，设转运使以掌握该区划内的财权，而节度使只是州的行政长官。在太宗末年以前的分合情况是：“京西分为两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东、西路；陕西分为河北、河南（原作西南）两路，又为陕府西北路；淮南分为两（原作西）路；江南分为东、西路；荆湖两路，或通置一使；两浙或为东北路，其西南路实兼福建；剑南初日西川，后分峡路，西川又分东、西，寻并之。”

至道三年（997年），才确定划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路，广南东、西十五路。其中荆湖南、北路的实际划分，是在咸平二年（999年）。咸平四年，又将西川路和峡路，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江南路到天禧二年（1018年，一作四年）又分为东、西两路。各路的辖区到太宗末年时已基本稳定，以后只是在原区域的基础上或分或合，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以上的路，称为转运使路，由于转运使司习称漕司，因而也称漕司路，是宋代路制的基础。以后还有提点刑狱司（宪司）路，北宋中叶又设提举常平司（仓司）路、安抚使司（帅司）路。

路级主要机构为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副使。直至淳化二年（991年）五月以前，路只是财政区划的地区名，转运使主要是“经度一路财赋”，基本上无其他职责。淳化二年（991年）五月，转运使开始增加司法权。同年九月前，御史中丞王化基又提出：“望令诸路转运使、副，兼采访之名，令觉察部内州、府、军、监长吏。”实是请求赋予转运使正式“监司”的职权。史称：“上（太宗）嘉纳其言”。

这在次年正月涉及转运使职权的诏书中得到证实，诏称：转运使“外分主计之司，虽曰转输，得兼按察，总览郡国，职任尤重，物情舒惨，靡不由之”。诏书还对转运使的其他职权作了叙述，“凡转运使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转运使的职权已超出原先只是“经度一路财赋”，而是具有掌握一路财政、司法和监察大权的重要地方官。“路”已初具后代“省”（行省）的雏形，所缺少的只是行政权。

路级机构除转运司（漕司）外，不久又设提点刑狱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实际是分转运司的职权。长官为提点刑狱，副长官为同提点刑狱。

宋代实行中央、州（府）、县三级行政制度，路级机构虽已具备了诸多职权，但没有行政权，并不直接统属州、府，州、府仍由中央直接统辖。府是特殊地位的州，宋初除首都东京开封、陪都西京河南（今河南洛阳）外，只有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凤翔（今陕西凤翔）等数府。京兆（今陕西西安）虽有府名，长官却称知永兴军，军为军事重要的州，北宋末才改称京兆知府，正式成为府。

府长官为府尹，缺尹时以他官任权知府事（知府）；州级军（通常为军事要地）长官称军使，亦常以他官任知军；州级监（通常为工矿区）长官为知监等，军、监一般只有一二县。知府、知州等遂逐渐成为主要的州级长官，州长官也不再以所在州的级别分高低，而以州长官所带的寄禄官称品级等第为区别。节度使至刺史系列不赴本任，而担任别州长官时，实已类同于其他文武官的寄禄官。

县通常都统于州、府及州级军监，只有三泉县（今陕西宁强西北）除外。三泉县原隶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曾是后蜀辖地，是关中入川的门户。乾德三年灭后蜀，五年五月诏令三泉直属中央，至道二年（996年）升为大安军(州级），并将兴元府的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划归大安军，但次年又废大安军为三泉县，仍旧直属中央（西县又归属兴元府），直至南宋初。

县级官员遂以知县或县令为长官，簿书佐官为主簿，治安佐官为县尉主管乡村治安，镇将和厢官（多数为吏，少数为官）主管城郭内治安，但小县只设其中的一部分。在次要的军事要地和工矿区设县级军、监，以军使及知军、知监为长官。

1、三省六部制的重设

宋神宗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在宋神宗的主导下，新官制修成，并首先以新官衔任命宰相和执政。五月初一，正式实行三省六部及寺、监制，除保留枢密院、学士院等外，废除原有中央各机构和官称。

宰相

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虚设而不任命。以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负责审核诏旨；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负责草拟诏旨，因而左相虽为首相，但实权则掌于次相即右相之手。还废除宰相所兼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的馆职。

执政

废参知政事，以三省次长官为执政，依次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共四员。

枢密院

保留原机构，改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元祐三年（1088年）增设签书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都属执政官。

三省的设置

新官制施行，“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旧‘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行，纷然无统纪”。同年六月，改依唐制，定为“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并规定中高级官员的任免，左、右相同议，以减少右相权重之弊。随后又进一步明确尚书省六部政事需要取旨的，皆报中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已取旨施行的也不能直接施行，而是送尚书省施行，经过一个多月调整，才改变了初行时的杂乱状况。

原“中书门下”的中厅（正厅），成为新宰相的办公处兼宰相、执政的议事处，称“三省都堂”，但仍常称之为中书、都堂或政事堂。

三省分治制度到元祐元年（1086年）时，已显现出效率不高的弊病，造成“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数月，远者逾年，未能决绝”，以后实际上形成事前宰、执共同商议决策后奏进，再以“三省同奉圣旨”名义行下的制度，实质上又恢复了官制改革前的“中书门下”制度。三省分治，将取旨、审核、施行分开，相互制约，事实上并不利于中央集权。

六部的重建

将诸多机构归并为六部，是此次官制改革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吏部。唐代吏部只管中、低级文官的任免、考核等，中、低级武官的任免、考核等归属兵部，这次统归吏部。

户部。元丰官制改革前，财政全归三司，三司不仅侵占户部和工部的职权，还侵占刑部、大理寺、将作监等机构的部分职权，尚书省职权的很大部分也为三司所侵。这次官制改革，将原三司所管日常财政事务归属户部尚书和左侍郎；原司农寺所管新法的财政事务归属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头司户部司因而分为左、右曹。

礼部。废原太常礼院，将其所夺礼部职权归还；科举事务亦归属礼部。礼部事务较少，从元祐时起，礼部子司的郎官时有省员而互兼。

兵部。因枢密院的保留，主要兵权不在兵部，兵部仅“掌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图”，可见兵部所管除仪仗、武举及地方兵外，主要作为军事后勤部。

刑部。熙宁时已将三司所属帐司、理欠司归属刑部的子司比部司，三司所属衙司归属刑部的子司都官司。此次官制改革，又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废并入刑部。

工部。主要职权原全为三司所夺，熙宁时将三司所管坑冶（矿冶）事务划归工部的子司虞部司，直到这次改官制才恢复了工部应有的职权。

2、北宋中后期新设路级机构

北宋中后期新设的路级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安抚使司，简称帅司；其次是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与北宋前期所设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合称帅、漕、宪、仓，是宋朝最主要的四个路级机构。安抚使习称帅臣。

安抚使司是北宋在北方、西北和广南常设的路级军事机构，类似后代的省军区。北宋前期的地方军事机构部署司、铃辖司，不仅辖区不定，而且是纯军事的统兵机构，类似于后代的驻军司令部。

北宋路级常设机构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提点刑狱）、仓（提举常平）四司，都是以转运司路为基础，但分合并不一致。除帅司路以首府长官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外，其他三司皆单独设置，并皆兼有监察知州等之责，因而有“监司”之称。四司中只有仓司与漕司路一致。

帅司路初设时，陕西（漕司）路设五帅司路、河北路设四帅司路、京东路设二帅司路。神宗时京东、河北、淮南路各分东西，京西分南北，陕西分永兴军、秦凤，共二十三路。而有的合两漕司路为一宪司路。

帅、漕、宪三路的首府即使在同一路，有时也不在一地，如北宋末年，京东西路漕司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睢阳）、宪司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而帅司则在郸州（今山东东平）等。本书除特别注明外，提及路的首府，通常是指漕（转运使）司路首府，即转运使司驻在地。

3、北宋末年官制改革

北宋徽宗时，还进行官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改变三师、三公及宰相官称等。

改变宰相官称的理由是，不应“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以及原有的三师、三公名号未正。遂于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将原称三师的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三公”，废三师之称；而以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少”，并将原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废除。

并称三公“为真相之任”，三少“为次相之任”。尚书令不设，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但设职而不任官。

另以太宰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少宰兼中书侍郎为次相，而蔡京、王浦先后以“三公”的太师、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太宰之上，称为“公相”，后又将三公改为荣誉衔。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废太宰、少宰，恢复左、右仆射为宰相官衔。

枢密院在徽宗时，又增设领枢密院事、权领枢密院事为长官之一。

1、宰执官称的改变与省并机构

南宋偏安江左，政简事省，庞杂的北宋行政制度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首先将中书省、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此后实际上只有尚书省和中书门下省两省，但行文及习惯仍称三省；宰相的官称也由尚书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左、右相，改为尚书左、右仆射各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相，以示左、右宰相通治三省（实际是二省）事，执政官也将门下、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省罢尚书左、右丞。在此前后还曾设“权知（及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则是临时性官衔，属执政官。

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将宰相的官称改为左、右丞相，同时取消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名，丞相官品升为正一品。开禧元年（1205年）四月，权臣韩侂胄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都在丞相之上。

南宋建立的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执政兼任；六月，命宰相兼任御营使，执政兼副使，总领南宋军队，枢密院有其名无其实。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恢复枢密院。

南宋建立之初，虽任命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只是作为执政的官衔，此后又成为枢密院正副长官。南宋的枢密院（包括此前的御营司）是最高军政、统军机构，北宋时的最高统军机构“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已成为皇帝的禁卫机构。

枢密院正长官常由宰相兼任，有时另设正长官处理枢密院事务。绍兴七年（1137年）增设枢密使、副使，以枢密使为正长官；诸副长官常与参知政事互兼。宁宗时起丞相兼枢密使成为制度。

尚书省六部的尚书、侍郎，除吏、户部外，常只设其中之一，通治部务。隆兴元年（1163年)，除户部四司因财政事务繁多未减外，对其他五部所属各司进行省并。吏部的司封司郎官兼领司勋司，实际只存三司。礼部下属四司，礼部司郎官兼领主客司，祠部司郎官兼领膳部司，实已并为二司；隆兴元年，又诏礼部司、祠部司只设一员郎官兼领，实际上礼部只剩下一司。

兵部职权本已为枢密院所夺，只管辖民兵、后勤、礼仪事务，建炎三年以兵部司郎官兼领职方司，驾部司郎官兼领库部司；隆兴元年又诏驾部司、兵部司只设一员郎官兼领，实际只存一司。刑部，建炎三年以比部郎官兼领司门司，实剩三司；隆兴元年又诏都官、比部两司只设一名郎官兼领，刑部实际上只剩下刑部司和都官司二司。

工部在高宗时只设尚书或侍郎一员，隆兴元年则规定尚书、侍郎各设一员；建炎三年以工部司郎官兼领虞部司、屯田司郎官兼领水部司；隆兴元年又诏工部司、屯田司共设一员郎官兼领，实际上四司合而为一司；但淳熙九年（1182年）屯田司独立，工部实际上剩下工部司和屯田司两司。各部司级长官郎官中通常只设郎中或员外郎一员，尤其是礼、兵、刑、工四部的司级长官各只有一员。

2、地方行政制度改变

南宋的地方政权机构，大体沿袭北宋。各路仍设置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除各路都设置外，还因军事需要设随军转运使以供应军需，如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任川陕宣抚处置使，赵开任随军转运使。

有时合数路设都转运使，如绍兴五年（1135年）任命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总领川蜀四路财政；而绍兴二年张公济任江、浙、荆湖、广南、福建都转运使，则是除四川四路外，都在其管辖之内。这些都是临时措施，正常的仍是由各路转运使主管本路财政。

诸路提点刑狱司也仍是路的常设机构，南宋初年为加强治安，各路曾普遍任命武官为提点刑狱，不久停止。乾道八年（1172年）起，提点刑狱司兼管本路的经、总制钱（杂税）的督责征收。在辖地辽阔而又荒僻的广南西路，嘉定十五年（1222年）起，除在路（漕司路）首府静江府（今广西桂林）设司外，还在南部的郁林州（今广西玉林）设司，广西提点刑狱官分时到两地办公，就近受理与督察狱讼案件。

各路的提举常平司情况比较复杂。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废罢提举常平司，次年八月又复设。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设立经制使司后，将常平司并入，长官称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同年九月废经制使司后，复设提举常平官附属于提点刑狱司。绍兴十五年，设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才又“合依旧法为监司”，通常只称常平司。

州、县级地方政权，南宋时变化较小。这里不再赘述，参看前面北宋时期州县制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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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因为帮朋友欠了五十多万？

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

一碗米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

自己不懂世态炎凉，分不清忠奸好坏，能怪谁呢？

这一个烫手的山芋，到了自己手里面，要想丢掉，估计非常困难。

所谓的好人难当，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狗屁不懂，去当了一个烂好人。

自己惹得包，自己慢慢消。

猪是怎么死的？估计你永远都弄不清楚。

4、为什么小小的沛县居然拥有萧何曹参樊哙这么多优质人才？

因为西汉的这些开国功臣们都是靠“学习”成长起来的，并不是生而天才。

抛开经历谈成就，这是对一个人的极大不尊重，如果当着樊哙、曹参等人的面说他们就是命中注定的王侯将相，是天生的人才，那么他们肯定会嗤之以鼻，因为在秦末乱世，他们也是被陈胜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鼓舞起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西汉建立后，陈胜还被刘邦追封为“隐王”并且年年祭祀，因为陈胜，就是一代枭雄们的“精神榜样”。

陈胜就是沛县众人精神的代表，是他们内心的写照：

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未来想做不平凡的人。

而沛县谁的“逆袭”最经典？

必然是汉高祖刘邦，其实结合史料看刘邦，那么就会明白刘邦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汉朝的《史记》对刘邦的记载是丝毫没有“忌讳”的成分，司马迁对于刘邦的“黑料”那是一个不漏，可能后世的史书，会把皇帝吹得仙神下凡似的，但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就是非常接地气，刘邦是怎么样，那便是怎么样，没有掩饰缺点的意思。

刘邦也曾觉得自己是平凡人，当年刘邦在咸阳服徭役的时候，远远看到过秦始皇的车队，一个是被无数守卫拥簇的九五至尊，一个是在太阳底下辛苦劳动的丁役，这种社会最底层和社会最高层的地位反差，怎么可能不让刘邦生出感叹，刘邦说：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这就是刘邦，真实，不做作，反观另一位“自命不凡”的枭雄项羽，人家一看到秦始皇的反应跟刘邦就截然不同，项羽都还没造反，就觉得自己能够取代秦始皇了：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也真实，但项羽的心很大，他本身就是贵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背负着自己家族的命运，所以他注定前途就无量。

若是同时问刘邦和项羽，他们觉得未来自己会是什么人，刘邦或许会回答，他想成为大官，但这话多多少少是带点吹嘘成分的，因为他心里也不自信，能当一个小亭长，他已经很知足了。

可项羽肯定会说，他是天生的王，他就要成为王，霸王的自信是有着强大的实力支撑的，霸王确实是生而天才之人，而刘邦不是。

但一开始不是，不代表以后不是，刘邦需要的，是成长。

沛县这个地方，说有什么奇妙之处，其实还真的没有，刘邦能在这里当一个亭长，很大可能是靠祖上那点“士大夫脸面”和自己这张很能说的嘴争取来的，所以严格来说，在沛县的时候，没什么上层阶级的人物看得上刘邦，比如萧何，他曾经就有些鄙夷刘邦。

也不怪人家看轻，看看刘邦做的这些事，完全符合如今一个个“混子”的特征，比如第一样，刘邦喝酒赖账：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刘邦不仅吃狗肉不花钱，他喝酒也是“免费”的，因为他去赊账，而且喝醉了还当场呼呼大睡，谁家酒馆摊上这么个酒赖子呢？

沛县的“王媪”、“武负”都是这个冤大头。

不过人家刘邦后来当皇帝了，这两人肯定也有刘邦的回报，于是经常和别人说刘邦每次睡着时，头顶上都有龙在显现，这话纯粹就是“神化”刘邦了，其中的漂亮话成分自然不用多说，我们就说客观事实，刘邦确实赊酒钱了。

除了赊酒以外，刘邦吃狗肉也不给钱，就赖着樊哙欺负，樊哙也可能是嘴笨，被刘邦说得反驳不上，更可能是对刘邦这种“豪气”的性格有所欣赏，因此不追究了，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掩饰刘邦就是个赖子性格，谁家天天赖账长大后能有出息还能当上皇帝的？

除了刘邦，哪个赖子敢说这个话？

当时的刘邦都不敢说这个话。

除了喜欢“赖钱”以外，刘邦还很喜欢“吹牛”，最离谱的是，他的吹牛场景都用在了别人家的宴席上，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参加宴席要给钱吧，但人家刘邦高呼“我出一万”，大大方方进门后，把兜露出来，比脸还干净。

这个“别人家的宴席”，正是刘邦妻子吕家的宴席，而萧何也因为身份被吕公邀请了，萧何看着刘邦不请自来还夸下海口，于是出言和吕公说：

“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看看，司马迁的诚实，就让刘邦真实，人家萧何当年可是指名道姓地说过了，这个刘邦喜欢说大话，而做成的事情很少，这也就是刘邦当皇帝，说得委婉了，如果是换成日常生活中一个“夸夸其谈”而且还一事无成的人，我们又会怎么形容？

答案不言而喻吧。

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似“顽劣不堪”的刘邦，都还是能进步，能成长。

秦二世元年的秋天，陈胜因为下雨耽误了兵役的到达时间，因此爆发了被大秦压抑已久的情绪，当时秦始皇已经驾崩了，压在每个人心头上的那条“龙”已经没了，于是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名言便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大泽乡起义爆发，立即席卷天下，而沛县距离大泽乡很近，沛县县令很慌，因为他必须要做出选择，到底是跟着一起造反，还是坚决忠诚于大秦，这决定了整个沛县的命运和他们的前途。

一番商讨下，众人决定造反，可造反肯定不能用自己的名号，不然以后没有回头路可走，那么该选谁呢？

沛县领导班子中忽然有人说了一句：

“要不我们找刘季吧”。

此时被沛县人盯上的刘季，还在芒砀山“避难”，说起来也很巧，刘邦避难的理由和陈胜差不多，因为刘邦在押送一批犯人的时候，喝醉了酒，于是便让犯人跑掉了，在大秦，这可是死罪，因此刘邦连工作都保不住了，丢下老婆孩子跑到山里避难，天天饮酒消愁，连饭，都还要吕雉来送。

不得不说，这就是人和人的不同，人家陈胜失期被逼反，刘邦失责就躲藏，可即便如此，也阻碍不了刘邦被时代推动着起飞。

当萧何等人找到了刘邦之后，说明来意，让刘邦“搏一把”，刘邦眼看人生无望，自然应允，可谁知道当刘邦被众人拥护着回到沛县后，沛县县令居然出尔反尔，要把萧何等人当叛贼处死，于是刘邦的“第一战”，就成为了攻打沛县县令，而刘邦的第一批武装暴力军队出现了，人数有上百人：

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

沛县县令似乎就是为了给刘邦当“梯子”而存在的，而沛县县令此举彻底把萧何等人逼反，萧何和曹参迫于形势，肯定只能以刘邦马首是瞻，而刘邦能取得初步成功，最核心的是两样东西：

一、民心。

二、没有退路的人生。

刘邦喊出那句“天下苦秦久矣”，这就是民心，萧何和曹参可能没这种感觉，因为他们是沛县官僚，是剥削者，但沛县肯定是被剥削的百姓最多，谁对大秦没怨恨，说没有那是假的，因此刘邦带头反，就拉拢了民心，而没有退路的人生，就是刘邦只能在这条路上走到黑了。

这也是为什么萧何、曹参屈于刘邦之下的原因，司马迁也坦白写了，不是萧、曹能力不行，而是人家只是“风险投资”，以后刘邦失败了，他们还可以回头的：

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

所以说萧何和曹参，都不看好刘邦，但这无所谓，站在时代的风口前，刘邦会飞得越来越高。

刘邦很聪明，他知道沛县队伍里有像萧何、曹参这样的官僚存在，他们有文化，有心计，所以刘邦做了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影响未来整个汉朝命运的决定：他决定把身边的人都培养起来。

樊哙，一个沛县原来的屠狗户，刘邦任命为“舍人”。

卢绾，刘邦的发小好友，天天跟着刘邦白吃白喝的，成为了刘邦的门客、将领。

除了这两个最亲近的人以外，刘邦像模像样地把身边的“底层力量”发动了起来，现在他们可能比不过萧何、曹参，但未来不一定，最重要的是，让樊哙、卢绾读书来不及，做将军总来得及吧，穿上盔甲拿起武器上几次战场，那么什么都会熟悉了。

要知道，造反要的就是“军功”，军功越高，话语权越高，所以随着刘邦的征战越多，樊哙和卢绾等沛县底层越来越娴熟，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刘邦的“朋友”战死了，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就只有这么几个。

但是不管怎么学习、怎么进步，要承认的是，樊哙、卢绾，他们比不上天下顶尖的将领，曹参、萧何，他们也比不上天下顶尖的文士。

刘邦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那该怎么办？

没关系，汉高祖陛下他开始“请外援”，并且广招人才。

因此，张良来了，韩信也来了，和别的诸侯王相比，刘邦就这么一个优势，啥都不懂，但最懂人心，啥都不大，但年龄可能最大，只要你是个人才，到了刘邦这里肯定就能一起坐着聊天，让你有人才该有的尊严。

事实上，刘邦真的是这样做的，他的性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其实内心里做事极有分寸，有错就改，有不懂的东西就立即请教，知道知识无价，道理重要。

比如和“郦食其”的相遇，刘邦就被郦食其“上了一课”。

郦食其知道刘邦鄙视儒生，而且刘邦对儒生做的事情，那可谓是“不堪入目”，比如刘邦往儒生的帽子里尿尿，然后还破口大骂，这哪里有一点点诸侯的样子，简直就是个得势的流氓：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列传第三十七》

可郦食其却表示没关系，他会教沛公怎么做人。

于是郦食其去“拜见”刘邦了，果不其然，刘邦见郦食其的时候，正把两只腿叉开，让侍女给他洗脚，在儒生的眼里，这种举动是十分不尊重人的，因为秦代的时候，常规的裤子都是“开裆裤”，不礼貌的地方在哪里不言而喻：

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

郦食其当然很在意，但他也要看看刘邦这个人有没有道理可以讲，一个人可以出身卑微，因此懂的东西不多，毕竟人生而无知，不怪他，可如果教了他都还是无知的话，那么这就是性格卑劣，迟早有一天会栽跟头，于是郦食其便和刘邦说，你若想获得天下儒生的支持，那么你得先学会“礼貌”：

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於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

郦食其告诉刘邦，你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反”，打的是“天下苦秦久矣”的旗号，所以你要收拢民心、拉拢人，想要做到这一点，儒生很重要，虽然不排除司马迁有刻意在《史记》中抬高儒生身份的可能，但是道理却是一样的，刘邦最需要的，就是人口，而能把人给组织起来的，确实只有这些文人。

于是刘邦开始正襟危坐，开始重视起了郦食其，对于郦食其的“点醒”十分感谢，郦食其看到刘邦这幅虚心受教的模样，自然很是开心，比起自负有才华的项羽，其实文人士大夫更喜欢刘邦这样的君主，项羽就是另一个秦始皇，而刘邦则是另一种可能。

除了郦食其的“点醒”以外，萧何和张良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懂的东西教给刘邦，比如萧何就以韩信为引，教会了刘邦不要轻视每一个人：

“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史记·列传第三十二》

所以刘邦听话把韩信拜为大将，韩信便以“还定三秦之计”回报。

比如张良、陈平也拿韩信以功邀封“齐王”为引，教会了刘邦有脾气不要立马就发，也不要当面发：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徵其兵击楚。

看看司马迁对刘邦的记载是多么地朴素，他用“悟”一字说明了刘邦原先是不懂这些事的，可是被张良和陈平一“踩脚”，然后再耳语两句，刘邦就领悟了，并且非常上道，一改愤怒的态度，把韩信封为正儿八经的齐王，而不是什么代理齐王。

结合刘邦帝路上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有痕迹在成长的。

被沛县人冠以“沛公”是一次成长，他开始培养自己的核心人才。

和天下诸侯会师又是一次成长，他开始吸收外来人才。

打入关中是一次成长，在他沉迷奢华的宫殿之时，大家教会他不要贪图眼前的利益。

鸿门宴又是一次成长，刘邦已经可以摆脱项羽的阴影了。

同样的，刘邦在成长，他的妹夫樊哙，好友曹参、萧何等人，无时不刻都在成长，特别是萧何这种本就是文人士子的身份，他有底子有文化，于是他承担了大汉开国的律法、国策奠定的工作，而假如让樊哙、曹参去做萧何的工作，那他们能做好吗？

肯定是弄得一团糟，所以为什么后来曹参担任宰相后，弄出来个“萧规曹随”，人家不懂就是不懂，曹参从沛县的基层公务员一步步爬到这个位置，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才能他再清楚不过了，跟随刘邦多年，他学会了扬长避短，这就是顶级政治家的智慧。

刘邦何曾不是扬长避短呢，打仗、诗词歌赋，刘邦都只是中人之资，可刘邦政治能力就是顶尖，他能够知人善用，找到弱点打击弱点就算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还是能去管这些人，这就是刘邦，这也是沛县人走出了沛县之后，集体都明白的道理。

而刘邦在称帝后，有意在开国功臣的行列里放进大量“自己人”，所谓自己人，正是沛县故人嘛，毕竟刘邦就是沛县布衣出身，他这样做是非常合理的，后来明朝的朱元璋不也正是组成了“淮西勋贵”吗，只不过朱元璋的心更狠罢了。

所以，《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都很清晰地展现了西汉开国功臣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列传篇，太多的小人物因为乱世崛起，他们根本就不是生而天才、尊贵者，可后来一步步走到时代的前台，靠的就是一次次的改变和进步。

不进步，何以成才？

沛县的牛人本不多，只是时代成就了他们，战国时期的《孟子·告子》中就很清楚地写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种“痛苦”，正诠释了成长，大任者最缺少的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后天经历的磨难，只是很少人真的懂得这句话的真谛罢了。

而看着过去故事连连感慨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望不到头的生活和重复的节奏中，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平凡人了，其实感到这种情绪并不悲哀，这是正常的，但不管如何，请不要忘却那颗追求不平凡的心。

我们都是平凡人，向往成为不平凡的人。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5、在太原做买卖的为什么都是外地人？

。

本地人都跑光了留下老弱病残孕以及代小孩的了。第一种——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几乎没有分回太原的。几十年积累起来多少人啊！

第二种，下岗职工，从80年代南下开始直到2002年除了家里拖累走不了的，起码三四十万多人是有的。

第三种，百万资产以上的人移民省外，国外也是不少，像李彦宏哏山西就没什么关系，不在山西住了。

第四种，劳务派遣输出，笔者的一个发小出国务工至今未归，那也不是太原人了吧。西山前一段时间组织人去杭州等地务工。

第五种，生态移民，像海南，广西，好多太原人去买房定居，或者是候鸟。

第六种，投亲靠友走了。在发达地区一个起了三，带走七大姑八大姨，各种兄弟姐妹共谋出路。

第七种，流动单位的以及搬走的厂矿，因为有干的，所以不会回来，顶多回来看看亲人。

第八种人，常年漂泊在外的，例如，北漂，深漂，沪漂，拿到户口的也不少。

第九种人，外头有靠工作调动走了。

第十种人，人户分离，户口还在太原人却常年在外，甚至有些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外活的很好老了回来养老。

也就是说纯粹的太原祖宗十八代没挪过窝的本地人非常少。而且自从建国以来太原重要工业基地建设，军工建设调来和招聘来大量的人员以东北人，河南人，五台人，大同人，为最多。当然还有祖国各地的人们，五湖四海一家人。太原人口也从二十几万增加到80年代的百万人口。

。。改革开放以后人员流动增加，太原迎来了第二次人口大换血，到2000年左右，本地市属企业，国营商店大量倒闭，几十万人失去工作，工人们竟然几个月没有生活费，许多人远走他乡，居然被公知们称为南下创业，让大中型企业少了竞争轻松前行，太原市也甩了包袱迎来房地产业的蓬勃扩张。与此同时，服装城引来浙商群体，装饰城引来老广，歌城引来川妹子，迅速成为新的买房主力军。纵观这二十几年，商业大发展，遍地是买卖，由此带来了上百万的外地人，其中很多成为新太原人。

2000年以后，以临县籍为主的西八县人大量来到太原。这要和以前的8，90年代的临县人区别开来，以前的临县人大多是投亲靠友，投奔在厂矿，各个单位里上班的，父母，亲戚，老乡，一个带一个，一般是做木工的多。后来打饼子的烙烙饼的大多是临县的，再后来干啥的也有了临县家的身影，特别是跑出租的。

。。。关于题主说的做买卖的都是外地人，不完全对。其实大家几十年前都是外地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各个时期集中来的以外每年也有不少外地人落户在太原，近十年买房落户的很多。

他们在太原有许多类型的干的，不一定非得做买卖。当官的就是外地的多。卖菜的大多是山东的河南的，卖凉粉的，卖豆制品大多是浑源的卖衣服的大多是南方人，……。

。。。本地人做买卖的也很多，起码占了三分之一，考不上大学的，进不去工厂的，家里没有地的也包括不种地的，当不了兵的，就选择做买卖创业。由于普通话的普及以及上父母亲戚都说老家话，说太原话的人越来越少，给人的感觉就是外地人很多，其实不是这样的。例如，十三冶东北人多，他们来太原几十年了甚至四五代人了，但是东北话一直不改，孩子们也是说东北话。在迎新街，重机，247等大环境下，太原普通话就是脱胎于东北话。

。。。只能这样说，有太原户口的都是本地人。流动人口都是外地人。“老家”这个词最能说明问题，最有意思的是以前还有老家阳曲县的说法，殊不知原来的阳曲县政府就在太原市里。

。。。太原做“大”买卖的很多，例如美特好，金虎，双合成，六味斋，……不管他们老家是哪里的最起码他们这一代就是太原本地人。。

。。。做“小”买卖的，例如开彩票店的，卖烟酒的，卖酱油醋的，周边有地的村民卖的菜大部分是本地的。

。。。太原的商业几起几落，其实是因为政府整治，房地产挤压，电商冲击，跟什么不能吃苦关系不大。

。。穷的钉钉铛铛，饿的前心贴后心不吃苦?是不可能的。除非人家能活了，还活的很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