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交友,历史上的董卓真是茹毛饮血?
衢州交友，历史上的董卓真是茹毛饮血？
董卓的确是个大恶人，干的坏事实在太多，人们无法原谅他，尤其是士人们和文人们，只要说起董卓，人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他贬得一无是处：粗俗、无知、残虐、霸道。用《后汉书》的话总结就是“干逆三才”，用《三国志》的话总结就是“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
《三国志》记载董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从他的行为、语言去看，也的确是个粗俗的人，至于说他“茹毛饮血，吃人肉喝人血”，主要与以下几件事有关。
有一次董卓召集大臣们宴会，有个叫扰龙宗的侍御史想跟董卓说什么事，他刚走近董卓，还没等开口，董卓突然从旁边抄起一柄锤子朝扰龙宗脑袋上打去，扰龙宗顿时脑浆迸裂。
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董卓却跟没事人一样。董卓用靴子底蹭蹭锤上的血水和脑浆说：“这小子到我跟前还佩着剑，肯定要刺杀我！”说完，董卓让大家继续吃，又跟大家频频把盏，像没发生过什么似的。
每有朝会或其他重要会议，侍御史、尚书郎往往负责会议纪律，看看有没有人迟到，谁的坐姿不端，该哪个人跳舞不好好跳等等，扰龙宗应该算会务组成员，他接近董卓，确实有事要说。
董卓不管这些，照杀不误。那一刻，很多人虽然也在吃，也在笑，但脸上的肌肉一定都是僵的，手在抖，腿在晃。
无故虐杀俘虏还有一次，仍然是宴会，途中董卓突然对大家说要表演个节目，在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几个被绑着的人就带了上来。
董卓说这是刚抓到的罪犯，今天要当众惩戒。在董卓的命令下，当场对这几个囚徒进行剥皮、挖眼、抽筋，凡能想到的残酷手段全都用上一遍。
几位大臣实在没忍住，当场就吐了。董卓仍然跟没事一样，该吃吃，该喝喝。
乱棒打死老领导董卓后来逃到了长安，虽然军事上失利，但他变得越来越暴戾而缺乏理性，只要他看着不顺眼的人，无论资格有多老、威望多高，都痛下杀手。
当时长安城里有两位董卓曾经的上司，一位是皇甫嵩，还有一位是担任过卫尉的张温。董卓和张温早已结怨，董卓觉得现在张温落在自己手里，而且一直不太搭理自己，董卓就想找个机会报复。
太史令夜观天象，报告说根据天象来看，近日将有大臣被杀。董卓很信天命，他怕此谶应到自己身上，赶紧给张温捏了一个秘密勾结袁术的罪名把他杀了。
初平二年（191年）10月的一天，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将张温被人拖到街上，一顿乱棒之下被打死。董卓连老领导都随便杀，而且手段如此残忍，文武百官只能心惊胆颤地伺候着他。
逼着老领导的夫人嫁自己董卓的另一个老领导皇甫规尽管死去多年，也受到了董卓的污辱。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长得很漂亮，还能写文章，工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惊讶她的才能。
皇甫规死后，妻子仍然年纪，容貌很美，被董卓看上了。董卓用100辆彩车、20匹马组成豪华迎亲车队，还有许多奴婢、钱财作聘礼，要娶皇甫规的这位妻子。
皇甫规的妻子穿着便衣来到董卓那里，跪下来陈述自己的苦衷，言语哀痛。但董卓不理，命人拔出钢刀围住她，威胁说：“我的威严可使天下降服，难道在你一个妇人身上就行不通吗？”
皇甫规的妻子知道不能免于一死，站起来破口大骂道：“你本是野杂种，害了不少天下人，还不够吗？我先辈的清德举世知道，我丈夫皇甫规文武全才，是汉室忠臣，你过去还不是他趋使一个走卒吗？竟敢在你上级领导的夫人面前干出非礼的勾当？”
一顿怒斥，把董卓骂得无地自容。董卓恼羞成怒，让人把车子推到庭院里，把她绑在车轭上，命奴仆们用鞭子、棍棒使劲地打。皇甫规的妻子忍受巨痛，对打手们说：何不重乎？速尽为惠！”皇表规的妻子最终死于车下，她的事迹后来被收进《烈女传》中。
以上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能干出这些事的人的确是恶魔，但说到董卓是个“茹毛饮血，吃人肉喝人血”的人倒有些夸张了，董卓是个粗人却不是个野人，他所做的一些，其实更多是一种心理战，是让别人惧怕他。
是如何成为直系军阀巨头的？
记得初中历史书上，对于北洋政府，只是简略的提了下。现在回想起初中历史书，能位列教科书的北洋军阀，除了袁世凯之外，大概也就只有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了。
而我们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北洋三大军阀”，就很难从教科书上获取了，别说是初高中的历史书，就是大学通用的《近现代史纲要》，对北洋军阀们也只是大略的介绍。张作霖、吴佩孚暂且不提，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孙传芳。
要说孙传芳的起家，离不开三位贵人相助，分别是他的姐夫王英楷、湖北都督王占元、大军阀吴佩孚。
一、借助王英楷，走向从军之路孙传芳出生于1885年（清光绪11年）的山东省泰安市，他的祖上曾经很有名，是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的后人。不过孙家传到了孙传芳这一代就彻底没落了，在孙传芳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还有三个姐姐，全靠着老母亲含辛茹苦的将他们养大。
孙传芳的三姐嫁给了袁世凯的部下王英楷，在孙传芳的人生道路上，王英楷不仅养活了他们母子几人，而且为日后孙传芳的投军发迹打开了门路，更可以说是对孙传芳有知遇之恩的第一位贵人。190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病逝，清廷命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王英楷也随着袁世凯的升迁搬至河北保定。保定府渐渐成为了全国著名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军校一时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
1902年时，孙传芳经王英楷推荐，进入练官营当学兵。凭借着努力与天分，孙传芳很距离就在军营里崭露头角，获得了冯国璋的关注。同年被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至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学习。
在学校里，孙传芳十分努力，他的学科和操法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04年孙传芳凭借着优等生的身份从武备学堂毕业，这一年北京练兵处准备派学生去日本留学，武备学堂选40人入京考试，孙传芳在考试中发挥极好，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资格。
1904年夏天，孙传芳到了日本振武学校学习。1907年，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成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我们知道，近代很多将领，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而孙传芳同期的同学中，就包括阎锡山、赵恒惕、唐继尧、李烈钧、程潜、李根源等高级将领。（阎锡山）
在日本留学期间，孙传芳结交了一大批日本人，比如冈村宁茨、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和侵华战争的主要战犯。孙传芳的军阀思想，也是这段时间形成的。
二、凭借王占元的赏识，军中地位迅速攀升1909年，孙传芳从日本毕业回国，通过考试到了王占元的手下任职教官。这王占元可以说是孙传芳的第二个贵人，他曾经是王英楷的部下，对于老上司的小舅子，自然是百般照顾。
况且孙传芳有留洋背景，又天资聪慧、能言善辩，难得的是喜欢看书，经史子集多有涉猎，而且口才极好，曾经让蒋介石的说客张群都甘拜下风。所以孙传芳在王占元的手下任职没多久，就成了军中的二号人物，担任着参谋的身份。（王占元）
辛亥革命后，孙传芳升任营长；二次革命后，又升任团长；1915年，王占元任湖北都督，孙传芳曾代理参谋长的职务，并且升任旅长；1917年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从1909年孙传芳留学回来，到1917年，短短8年，孙传芳就从普通教官升到了师长，其升迁之快，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也令当时的同僚羡慕不已。
作为王占元的心腹参谋，孙传芳时常作为湖北的代表办理对外公务，有时甚至还代表督军检阅部队，名气渐渐盖过王占元。大有功高震主的趋势，这一点跟吴佩孚和曹锟的关系有点相似。
直皖战争中，吴佩孚接到指令驰援王占元，但吴佩孚对湖北垂涎已久，于是坐山观虎斗，等到王占元与南方军阀两败俱伤时，趁机吞并了湖北，并逼迫王占元下野。
三、跟对“老大”吴佩孚，走向成功王占元倒台后，孙传芳决定投奔吴佩孚，于是备下大礼“孝敬”吴佩孚。
对于孙传芳的投靠，吴佩孚一开始是心存疑虑的，甚至打算直接解除他的兵权。孙传芳何尝想不到这一点？于是他趁着吴佩孚还没准备好继续战斗，主动在鄂南地区与湘军周旋，展开了拉锯战，打乱了湘军要在一周之内攻下武汉的打算，立下了投名状，吴佩孚这才放心。
1921年，在吴佩孚的保举下，北洋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驻守宜宾。从此之后，孙传芳就紧紧跟着吴佩孚的步伐了，而吴佩孚也是他的第三位贵人。（吴佩孚）
1924年，孙传芳联合周蒙人驱走了皖系军阀，使直系势力在福建站稳了跟脚。并与齐燮元联合，击溃了浙江军阀卢永祥。1925年，又与奉系联合，击溃了江苏的齐燮元。紧接着，又迅速击溃了驻守上海、江苏的奉系势力。
到了1925年11月，孙传芳基本上控制了福建、浙江、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并于11月25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五省联军，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号称坐拥20万大军。
孙传芳在3年之内，由湖北入福建，再由福建逐渐席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成了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和直系中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另一个为吴佩孚）。
四、强将手下无弱兵，自身能力才是关键著名军事家文公直曾经这样评价孙传芳：北洋后起军阀之最狡诈且有机警纵横之才者。没错，孙传芳之所以能迅速起家，除了他一生中所遇到的三个贵人之外，与他自身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中，就有人评价同期的留学生中：“沉潜莫如阎（锡山），机智莫如（孙传芳），北人之二雄也。”
正是由于孙传芳本身就非常有才华，所以追随他的才人也很多，他的身边曾经聚集过“小智囊团”，包括章太炎、蒋百里、陈陶遗、丁文江、陈仪、刘厚生等谋士智者，都曾追随过他，为他出谋划策。
孙传芳当时招揽的人也都是万里挑一的，从“文”的角度上来说，章太炎是学术界的泰斗；从“武”的角度上来说，蒋方震是军事界的奇才；从“专”的角度上来看，丁文江是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从“智”的角度上来看，蒋百里编著的《国防论》，直接影响了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并且蒋百里本人也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甚至还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以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等。孙传芳自己胸怀大志，手底下又囊括了诸多人才，并且他还善于结交，清末状元、江南巨绅富商张謇即是他的至交好友。另外，曾任教育总长、总统秘书长的江南社会名流张一麐，也跟他关系匪浅。
《吕蒙正格言》中说：“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意思是“时机、命运、运气，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掌握的”。
但我认为，孙传芳这个人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控时机、命运与运气，是因为他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这才是他成为直系军阀巨头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一、《中国军阀土匪大结局》
二、《孙传芳五省联帅》
三、《孙传芳全传》
四、《细说北洋：孙传芳》
五、《孙传芳幕府与幕僚》
六、《最后的北洋三雄》
如何评价国民党军将领陈仪？
1950年，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陈仪于台湾被蒋介石处决，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为此悲痛不已，追认陈义是为中国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的爱国人士。
图|陈仪陈仪是民国时期饱经争议的政治人物，他在军政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为军方面最高至国民党上将军衔，为政则先后在多个省份当过“一把手”。
陈仪曾是国民政府的开国功臣，深受蒋介石信任，曾先后让他主政福建、台湾、浙江等地，而陈仪在主政期间确实作出了非常大的成绩，但也因此遭受了很多的骂名。
下面，小编先带大家了解下陈仪的一生，并着重介绍下导致他毁誉参半的两件事情。
陈仪出生于1883年，祖籍在浙江绍兴一带，曾在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成为了日本振武学校第五期学员，而蒋介石为第十期学员，两人算得上是同学关系。
在日本就读期间，陈仪在偶然间认识了孙中山等人，在交谈中深受孙中山等人的革新理念所吸引，并在他们的邀请下加入了光复会。
图|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爆发后，陈仪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在民国建立后，陈仪曾先后担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以及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
在1916年，为了学习更先进的军事理念，陈仪辞掉了一切官职第二次远赴日本求学，在求学期间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古月好子（回国后改名陈月芳）。
在日本学校毕业后，陈仪带着妻子回到了浙江老家，因为他的高学历深受当地的军阀孙传芳赏识，被委任浙江省的省长，并兼任浙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作为曾经同孙中山一起发动过辛亥革命的元老，陈仪第一时间就带领部队转投北伐军。
自此，陈仪深受蒋介石信任，曾先后委任他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和军政部常务次长等职，在福建事变后，又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图|蒋介石（中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仪被蒋介石委任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了国民军的上将 ，负责整个福建的军事防守，后因陈嘉庚的举报，被撤职返回重庆，当起了陆军大学校长。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委任他为台湾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总司令，但在治理台湾时因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导致被蒋介石撤职，之后经过义子汤恩伯的推荐，上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48年，陈仪为了让江南百姓免受战争灾难，暗中联系中共地下组织，并规劝自己的义子汤伯恩同自己一起投靠共产党。
但陈仪没想到的是，这个自己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义子，表面同意了自己的提议，暗地里居然将此事报告给了蒋介石。
图|汤伯恩接收到汤恩伯密报的蒋介石大怒，立即下令免去陈仪浙江省主席一职，并派出手下将其逮捕押送台湾，在1950年6月18日，以“私联共党、阴谋叛乱”的罪名将其于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以上就是陈仪的生平，接下来我们说下在这其中最受争议的两件事。
第一，在陈仪主政福建期间，传言他为政严苛、虐待百姓、勾结日军，民国企业家陈嘉庚等人曾联合向国民政府举报他为政不当，要求撤换掉他。
那么传言是否真实呢？作为民国著名慈善家、教育家的陈嘉庚又为何举报陈仪？
首先，关于陈仪的负面传言完全是当地士绅的报复，在陈仪主政福建期间，先是稳定了当地的治安，后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曾亲自奔赴台湾考察。
在台湾考察回来后，陈仪建立了现代化的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公务员，避免了政府人员在办事时的互相推诿，加强了政策的推广速度，之后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省银行、国营企业,推行了粮食公沽，大大加快了福建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
图|陈嘉庚而陈仪的种种为政举措，严重触犯了当地士绅集团的利益，士绅们为了抵抗陈仪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四处传播谣言，之后又请动当地知名人士联合上报国民政府，希望能将陈仪调离福建。
而在陈仪对福建实施改革期间，曾下令禁止民间私立学校，而陈嘉庚出资开办的集美学校也在此列，这让陈嘉庚很是不满。
后来，陈仪又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改名为福建大学，这就彻底惹怒了陈嘉庚，这事换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人家一共就办了三所学校，你给改了俩，换谁能忍得了？，在这期间，陈嘉庚正好听到了由士绅们所编造的谣言，就对陈仪更是厌恶。
所以，本来对陈仪还颇为欣赏的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召开的闽侨大会上，根据谣言详细地阐述了陈仪的错政，并向国民政府请愿撤换掉他。
而在军事方面，陈仪指挥福建守军顽强抵抗日军，前前后后同日军作战达95次之多，在他的指挥下，福建是沿海地区丢失土地最少的省份。
图|抗日战争第二点，在陈仪执政台湾时，爆发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而在很多人眼中，这个罪责都要归于陈仪对于时局的处理不当。
那么我们先来看下“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再讨论“二二八”事件究竟是否需要陈仪来背锅。
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台北分局查缉员，在对一名售卖私烟的妇女进行查收时与其发生冲突，期间查缉员的枪支走火击杀了一名普通市民，这顿时点燃了当地民众对于外省人积怨已久的怒火。
2月28日，愤怒的民众集结了数千人包围台北公署示威，公署官员在鸣枪示警无果后，下令对民众进行扫射，直接导致冲突急剧升级。
愤怒的民众开始对外省人士、来台旅游者、政府人员及其家眷进行报复，更有趁机摸鱼之人四处打砸、焚毁车辆、殴打外省人员，造成了大量外省人士的伤亡。
图|“二二八事件”陈仪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大陆申请军队支援，同时和由当地社会名流以及民意代表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谈判，“委员会”提出在行政、军事等各方面必须提拔台湾本地人，并废止行政长官公署让台湾实施自治。
其他条件都还好，为由台湾自制这点让陈仪无法接受，他知道如果现在答应让台湾自治，以后在想收回自治权就难了，而且他已经向大陆申请了援军，自然不会同意这些过分的要求，陈仪严词拒绝后下令逮捕这些妄图分裂国家的“委员会”成员。
至此，事情变得无法控制，台湾当地民众开始大范围攻击外省人士，在大陆援军抵达后，双方直接演变为军事冲突，在街头巷尾展开激励枪战。
混战持续了近半个月后，援军终于将当地民众镇压，经统计，“二二八”事件中罹难人数约1.8万至2.8万人。
有人认为，是陈仪一直以来的严苛政策才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同时他在事件中的处理方式不当，应适当同意“二二八事件委员会”的条件，避免之后的血腥冲突。
图|“二二八”纪念碑这个观点在台湾有很多人支持，但小编却觉得，在“二二八”事件中，陈仪的处置虽然偏激了一些，但却并没有错误之处，中国领土本就应保持统一，任何妄图分裂国家领土的人都应严厉处置。
“二二八”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也不应该由陈仪来承担这个罪责，而且他也是给蒋介石背了锅，后来任命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也是蒋介石的一种补偿措施。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拒绝了台湾人储蓄金的归还申请，债券全成了废纸，造成了台湾金融混乱，使台湾经济遭受重创。
在国民政府掌控台湾后，为了应对大陆的内战，大量印刷钞票应对财政输出，同时将台湾当地的各种生活物资批量运往大陆，导致台湾物资紧缺，物价飞速提升，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图|钞票印刷车间陈仪虽然是台湾的最高长官，但却没有办法阻止国民政府的决定，不然蒋介石随时可以换掉他，换上听话的人，说不定到时候对台湾的损害更大。
陈仪为了防止台湾经济崩溃，在台湾建立了台湾自有银行，并且不准国民党银行前来干预，同时阻止外来货币对于台币的影响，并提高了政府对生活物资的收购价格。
而且“二二八”事件中，那些趁乱屠杀外省人员并鼓动暴动的，大部分都是日本战败后滞留在台湾的日本人，如果没有他们的煽动，“二二八”事件根本不可能演变成最后的军事冲突。
而这些滞留在台湾的日本人，在与台湾本地人结婚后，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大部分人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台独”份子。
图|日本滞留台湾人员也正是在台湾的执政生涯，让陈仪坚定了转投共产党的信念，可以说，如果没有汤恩伯的告密，在陈仪的帮助下，我国早就实现自主统一了。
在陈仪去世后，中共中央发布追认文件，追认陈仪为“为中国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历史虽然无情，但也是公正的，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中，再次肯定了陈仪对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所作出的贡献。
大家如何评价看待李叔同的一生？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送别道尽了人生悲欢离合，流传至今。有一个人，偶然间的一弹一奏便有了这首音乐经典，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幼名成蹊，字叔同，排列第三，又称李三郎。一个从小含着金钥匙出身，多才多艺的风流才子，为什么后来成了苦修律宗的高僧？一个曾在爱情上说“姻缘前定”的痴情男子，为什么后来绝情抛离爱妻？
李叔同的一生究竟有这怎样的传奇故事？
记得电影《一轮明月》里曾有这么一个片段，李叔同母亲死的时候，他不顾家中人反对，强烈要求将侧室的母亲的棺材从正门外抬进来，并坚持母亲的丧礼自己主持。他的这一做法在家族中眼里是大不道行为，李家长辈更是直言李家会败在他手上。
李叔同在母亲丧礼上弹唱的《梦》，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最初外人眼中的“胡闹”成为，变成了对李叔同深深的认可与尊敬。一句“叔同，我死的时候，你能把这首歌也给我弹一遍，好吗？”足以证明一切。
正如他曾说的“母亲死后，自己如游丝飞絮，了无牵挂”，25岁的时候，他留下天津的妻儿只身一人去日本学习油画和音乐。如果说李叔同的才华是在母亲丧礼上崭露头角的话，那在日本留学期间，应该是大进步，大发展的时期。
他曾在日本创办春柳社团，宗旨是“开通民智，鼓舞精神”，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通过戏剧抒发出来。《茶花女》在日本的演出，使春柳社名声大振。春柳社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李叔同创办的春柳社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他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遇到了自己最爱的日本妻子，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的姻缘是前世就定下来的”。他带妻子参加文人聚会，也带妻子泛舟游于西湖之上，他们的爱情羡煞旁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后，同样的西湖水上，变成了一个悲情女人求教一个佛门僧人的的对话。她问：“弘一法师，请问爱是什么；他说，爱就是慈悲。”曾经的神仙伴侣也终以李叔同出家而告终。他抛妻弃子的行为也许会被人说不负责任，但他的一句：“我是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和尚”，并且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节操，又让人不忍指责。他是伟大的，对待人生他是认真的。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他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比如在美术课上，他是第一位将西方裸体课教学引进中国的人；他最早介绍将石膏模型用法用于西话教学；他也是最早撰写《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的音乐才子。在任教期间，他培育出了一大批有才的人，像漫画先驱者丰子恺，著名音乐家刘质平，曾是中国美院院长的潘天寿，美学界奠基人之一的吴梦非等。
有着旷世奇才的他，在人生的第38个年头又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断发出家。从此，一袭袈裟切断了他与世俗的联系，世间少了一位才子，佛家多了一位高僧。他自认自己罪孽深重，非酷刑不足以灭孽障。于是在有着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中，选择了最难研修，最不受重视，对人要求最苛刻的律宗。律宗在泯灭了八百多年后，因他出现了律宗中兴。他创作的《三宝歌》《云梦》《观心》等也在佛教之中广为流传。
1942年的秋天，63岁的弘一法师沐浴更衣后，保持吉祥卧姿，念着“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圆寂于福建泉州寺。63岁的人生，繁华似锦地登场，跌宕起伏的过往，雨落无声的悄然回归，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赵朴初先生曾在诗中这样评价李叔同，“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纵观李叔同的一生，他出生于富贵之家，多才多艺，出家前对我国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出家后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他的一生确实如一轮明月永远照耀着天心。
参考资料：
《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传》
桓温的北伐有什么样的功绩？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桓温一介权臣，通过北伐不过是想积累人望，以图取代晋帝，这样的人北伐能有什么样的功绩？
下面我就详细讲一下桓温的几次北伐：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
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
一、桓温前的两次失败的北伐
1.褚裒的北伐
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2.殷浩的北伐
永和六年(30年),即冉闵称帝那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已,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苻健(蒲洪子,洪改姓苻)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351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鄂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352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
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显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颍、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33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干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
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姚襄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在淮河两岸垦募屯田,练兵积粟。姚襄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姚弋仲不同。姚弋仲是个直性子的老羌人,对石虎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跟了石氏便忠心耿耿。
而姚襄除勇敢善战外,又博学善谈论,所以谢尚同他很谈得来江东人士也都看重他。殷浩在寿春,怕姚襄不可靠,就扣留了他的几个兄弟,还几次派刺客去行刺,可刺客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姚裹。殷浩甚至命降将魏憬领本部人马去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收编了他的人马。
殷浩对姚襄的猜疑越来越深,为了不让他在内地驻防,就请朝廷任他为梁国内史,调到北边的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南)。姚襄的使者到寿春去见殷浩,殷浩提出姚襄有不服从命令的问题,从此两人互不信任的情况公开化了。
这年十月,殷浩误信前秦内部有人作内应的情报,便使姚襄为前锋,领兵北伐想收复洛阳。姚襄引兵北上,估计殷浩将到,诈令所部在夜间逃跑,暗地里设下埋伏。殷浩得讯,领兵去追在山桑中伏,大败溃退。他收拾余部,发动反击,又告失败。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募流民,把部队扩充到七万人,再派人到建康,陈诉殷浩的罪状。以后姚襄引军北还,这里就不再去讲他了。
桓温见殷浩兵败,十分得意。永和十年(354年)正月,他上疏要求废黜殷浩。朝廷无奈,便把殷浩废为庶人(平头百姓)。殷浩罢官后,住在朝廷指定的信安县(今浙江衢州)。他心中烦闷,常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桓温倒不想把他完全打倒,写信告诉他准备推荐他做尚书令。
殷浩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提笔写回信,送出前恐怕内容有错拆了封,封了拆,最后送出去的竟是一封空函。桓温拆开看了大怒，殷浩的庶人就只能做到底了。
二、桓温的第一次北伐
1.惜败于长安城下
殷浩既被废黜,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立即率领步骑四万人从江陵出发伐秦。水军从襄阳上溯沔水(今汉水)上游人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即今淅川入沔水口,淅川旧称均水),到南乡(今湖北均县);步兵从淅川(今河南内乡)向武关前进;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从今陕西安康北上,越秦岭,至今长安县东)进兵关中。
四月间的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之战打得非常激烈。秦将苻生单骑突阵,在晋军阵中冲出冲进十来次,杀伤虽多仍旧挽不回战局,结果大败而退。接下,桓温的兄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在今蓝田西)击败秦将苻雄。桓温进到灞上(在白鹿原北,今西安东灞水上),苻健只带六千老弱守长安小城,命雷弱儿等率仅有的三万精兵抵敌晋军。至此只有司马勋一路人马因遭苻雄袭击,打得并不顺利。
晋军的胜利在关中引起巨大震动,郡县守令都来投降,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男男女女夹道观看,并不畏惧。有些老人感动流泪,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看到官军!”(关中陷落已达三十八年)。
遗民的欢愉转瞬又变成了失望。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不要逗留灞上,应该乘胜进逼长安,但桓温没有采纳。他行军数千里,补给是个大问题。汉水上游,水狭流急,运输困难。他原指望能以关中平原的新麦补充军粮,不幸秦人用清野之计,把麦都割了。
军中缺粮,人员伤亡也无法补充。五月中再战白鹿原,晋军再也占不到优势,损失了一万多兵力。六月初,桓温只得撤走,秦军随后追击,晋军又损失了上万人。
2.桓温与王猛
后来做了前秦苻坚的宰相的王猛,其时隐居华阴。他到军中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对他很佩服,问他:“我奉天子之命,领十万大军入关,为百姓灭除残贼,而秦中豪杰不起而响应,这是什么缘故?”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不了解明公的用意,所以不敢响应。”
桓温无话可答,只好另换话头应付过去。桓温撤走时,希望王猛跟他南下。王猛不肯,后来就为苻坚所用。
王猛和薛珍都认为桓温应该渡灞水直逼长安,王猛更以为桓温不急攻长安是另有用意。至于用意何在,后人多以为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向朝廷示威,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而并没有灭秦的决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
桓温如能一举灭秦,他的政治资本岂不更足?笔者认为,桓温是很想一举灭秦,以树立更大威望的,可是他对于初次见面的王猛,不可能直陈胸襟。他不是说了“十万大军”吗?他不好对王猛说只有不满四万人。从他向王猛提的问题看,他除有以关中新麦补充军粮的愿望,还估计过将来关中会出现豪杰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并不是空想,是可能的。）
晋升平元年（357年）,前秦内乱时,秦将张平以降晋为名,企图割据,据有今山西境内的好几个郡,有三百多个壁垒,各族人等十多万户,可为例证)。现在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而直逼长安,难道会一攻必克?如攻而不克的话,要想撤走也就难了。兵力不足应是桓温最大的难处。
我们看东晋这段历史,最可惋惜的是统治者内部不团结。殷浩以七万人北伐而溃于山桑,桓温以四万人伐秦而对长安可望不可即,如殷、桓合作,十万大军是否就能北定中原呢?历史上的许多憾事,根源多是内部不团结,这是值得世世代代记取的。
三、第二次北伐与攻占洛阳
1.攻占洛阳
桓温没有灭秦的实力,然而在黄河以南还是能有些作为的。
当时冉魏的旧将周成占了洛阳姚襄北归占了许昌,又北上与周成争洛阳情况非常混乱。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向朝廷提出一个表面上光明正大的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朝廷便命他去讨伐姚襄。这个任务,他轻松地完成了。这年八月,他从江陵北上到洛阳城南的伊水,一战击败姚襄。姚襄西走后,周成又投降,桓温便进了洛阳,谒西晋诸帝陵,对有毁坏的即令人修复,还留兵戍守,然后班师还江陵。
这是桓温为晋朝立的大功劳。在以后几年间,桓温与朝廷也相安无事。然而,朝廷在与前燕发生冲突中的表现,却又挑起了桓温轻视朝廷的心理。
2.小规模的收复失地
后赵亡后,鲜卑段部的后人段龛据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齐王。）晋永和十一年(355年)前燕慕容恪进攻广固。段龛向晋求救。晋徐州刺史荀羡救燕,他虽不敢进军广固,然晋燕之间,在今山东、河南与苏皖北部的冲突,自此连绵不断。
永和十二年,广固在困守十个月后投降。以后晋、燕冲突,晋一直处于劣势。升平三年(359年),晋使豫州刺史谢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攻燕。谢万是后来成为东晋名相谢安的兄弟,也是个大有名气的名士。王羲之得知了这道任命,就写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
谢安也对他说:“你做元帅,必须经常接待众将,使他们心悦诚服。”谢万做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便听兄长的话,召集众将会议,他找不出话来,便把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将皆是劲卒”那时候阶级区别森严,把将校叫作兵卒是有侮辱性的,众将听了,对他十分怨恨。谢安知道这位老弟不可救药,怕他送掉性命,就特地赶到他统率的军中,与各级军官联络感情,连最下级的军官也不例外。
后来谢万兵败逃回时,部下看了谢安的面子,才没有杀害他。朝廷用这等人做元帅,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郗昙是郗鉴的儿子,也是个文士。
这次出兵的出发点,谢万是在下蔡(今安徽风台),郗昙是在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谢万由涡水、颍水之间进军,去救洛阳。不料郗昙生病,退屯彭城(今徐州),谢万得报,以为是打了败仗,连忙退兵,结果军心慌乱,就此大溃而散。他逃还之后,被废为庶人。于是许昌、颍川、谯(今安徽亳州)、沛(今安徽濉溪西北)等城都被燕军占领,洛阳孤立,陷入极危险的处境。
这时若不是燕主慕容倘病重到下年(360年)正月病死,加以嗣君慕容儁年幼,内部政争剧烈,燕军势必大举攻晋。升平五年(361年),燕将吕护叛变,想引晋兵袭击邺(燕于357年迁都邺)。燕慕容恪引兵攻野王(今河南沁阳,在黄河以北)。他不愿意多牺牲士卒,就围而不攻。桓温乘他们相持的时候,使兄弟桓豁领兵收复了许昌。
燕军把野王包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支持不下去,便突围逃走,野王投降。不久,吕护仍还燕国,依旧做了燕国将官。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穆帝在上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儿子,原封琅邪王),燕让吕护将功赎罪,领兵攻晋洛阳,守将陈祐只有一千多兵,哪里够用,连忙告急。
四、桓温最后一次北伐
1.最后一次北伐的背景
五月,恒温一面派三千兵去援助,一面乘机吓一下朝廷大僚。他上疏重提前议,请求迁都洛阳,而且加上一条:从永嘉(307-312年)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起恐慌,他们害怕桓温,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他们为什么恐慌?原来南迁以后,那些丢了北方田庄的人在江南广置田园,占有山泽。王、谢等大族,为避免与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摩擦,已远渡浙江,在浙东立业。如果一律北迁,他们岂不要再受一次与南迁同等的损失,怎么能够不怕。
再说,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中如果军事失利,又得仓皇逃难。这些生活奢华的士大夫想起来也怕怎么敢去!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打破了沉闷,上疏说明不可北迁的理由。他讲得相当坦率,说:“丧乱以来,已有六十多年(他从八王之乱的混战算起),中原早成丘墟。南迁士民的子孙也老的老,死的死,如今要离坟墓,弃生业,远涉万里,田地房屋卖不掉,车辆船只无从获得,一路上死亡的人势必很多。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这句话是将桓温一军,有威望的除了他有谁),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议迁都。
他说得倒也合乎情理。但桓温见了,大为不满,他令人带话给孙绰,“兴公(孙绰)何不寻君《遂初赋》(孙绰的作品),管人家的国事干吗!”
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封诏书,说知道他要亲率三军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事情果然就这样搪塞过去了。吕护攻打了几个月,后中箭受伤而死。燕军撤走,洛阳暂时脱离了危险。
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这一系列官名意味他是最大的实力派。兴宁三年,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使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兄弟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上下游的军政大权,除京口(今江苏镇江)外,都进入了桓家的掌握之中。
桓温既然认为晋朝没有别人能胜过自己,便一步步地走着取晋朝而代之的路子。但是他总觉得还必须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就有了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的北伐之举(哀帝于兴宁三年因服药求长生,中毒死,年二十五岁。弟琅邪王奕立)。
2.洛阳的再次失陷
太和四年的前几年间,中原军事形势对晋很是不利。许昌得失几次,终为前燕所有。兴宁二年(364年),汝南、陈郡(治今河南准阳)失守。洛阳孤立,守将陈佑以救许昌为名,逃离洛阳,留沈劲带五百人守城。这个差使谁也不愿当,沈劲却非常高兴地接了下来。
他是王敦死党沈充的儿子,以父亲落个叛逆的恶名为憾事决心要找个以身殉国的机会挽回家族的荣誉。此刻机会来了,他自然高兴。兴宁三年,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到洛阳。这两人都是名将,打一座只有五百兵守的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慕容恪攻城,通常不愿硬攻,这番认定洛阳城高而兵弱，一鼓可下,不必浪费时间。
事实果然如此。沈劲被俘后,慕容恪不想杀他,但部将说看此人的神气是决不肯为别人所用的,他才把他杀了,事后他还觉得这是件憾事。
太和元年,燕军又攻拔鲁、高平等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守将献城降燕。前秦军也攻掠南乡郡(治今湖北均县),把汉水以北的居民掳去了一万多户。东晋方面除桓豁于太和二年(367年)收复宛城外,没有其他取胜的记录。
3.最后一次北伐
桓温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他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恒冲、豫州刺史袁真等攻燕。徐兖二州刺史原是郗憎(郗鉴之子、郗昙之兄),治所在京口。
桓温知道京口的兵一向精锐(郗鉴也镇守过京口,339年他病重时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是新附”。这些北方流人及其子孙正是京口的兵源),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他把父亲给桓温表示愿共同北伐的信,抽换信笺,改为说自己年老,愿意让桓温领徐、兖。桓温有了这根据,便请朝廷调动郗愔官职,把京口的军队转到自己的部下。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人,从姑孰出发。长途远征,成败关键常常在于补给,而补给能否充足,关键又在于运输。
桓温上次攻前秦,汉水上游航运艰难是个难题。这次在东面,运输必须利用汴水。晋时的汴水指从今河南荥阳向东经开封折而东南到徐州入泗水的水道。水流所经的地方,数十年来,战乱不息,没有人疏浚,因此水道淤浅难以航行。郗超在出军之初,就向桓温提醒这个困难,但桓温未予重视。六月,到了金乡(今山东嘉祥南),因天气干旱,水道断绝桓温即命毛虎生率军挖出三百里水道,北起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的大湖,今为陆地),南到方与县(今山东鱼台西旧城)菏水。
在大热加以干旱的日子里，挖这样长的水道,尽管有部分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也总是非常艰巨的工程。将军和土兵总不会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到土方工程里去吧,所以吃此苦头的无疑是当地的老百姓。
这史籍上没有写下,但是有些历史的真相是该从没有字的地方看出来的!这条水道后来叫做桓公渎。桓温有了这条水道,即让大军乘船,在巨野泽北的清口入清水(清口,即汶水入济口以下的济水),再由清水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里,气势威武极了。
郗超又看出了问题。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又远,航运难以畅通。如果敌军不战,运输线又断了,在敌境弄不到粮食,就危险了。”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全军直指邺城。敌军如果出战,可以立即解决;如守城不战,那么当此盛夏,百姓散布田野,尽为国家所有,易水以南势必全部听命。
若嫌这办法太冒险,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即屯兵河、济(指开凿水道的地区),控制运道,等军需充足之后到明年夏天再进兵,这是稳妥的做法。他坦率陈述现行办法的危险,说:“照现在的办法,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必定竭力拖延到秋冬二季,那时水浅不能通航，北方又冷得早,将士缺乏冬装,就不仅仅是缺粮的问题了。”
郗超说得透彻极了,可是桓温固执地都不采纳。晋军打得很精彩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黄墟(约在今河南兰考东南)、林渚(约在今河南新郑北)等战,晋军都获全胜。燕高平守将投降。七月，桓温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慕容時想弃邺城北逃。
其时慕容恪已死,慕容垂不受信任,仍自请领兵拒敌。燕还派遣使臣向前秦求救。秦命荀池、邓羌领兵救燕,从洛阳进至颖川(治许昌)。
晋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了。慕容垂指挥众将迎敌,晋军连遭挫折。桓温使袁真开石门,打开水运道路。袁真攻下了谯郡(今河南商丘东北)、梁国(今商丘南),但是没有开成石门(地点不详,应在上述两地附近)。燕慕容德等军进屯石门,截断了运粮路线。
九月,桓温被迫烧掉船只,抛弃辎重,从陆路撤走。慕容垂知道他撤走之初戒备必严,只缓缓地跟着推进,过了几天,估计晋军已经力尽气竭,才加紧追击,终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晋军退到谯郡,再遭荀池阻击,又损失了上万兵力。
恒温北伐彻底失败了。他把过失推到袁真身上,怪他不能完成任务,以致粮运不通。袁真不服,据寿春降燕。从太和五年到六年(370-371年),桓温费了不少气力,才收复寿春,杀死袁真的儿子袁瑾(袁真死)。
桓温的皇帝梦还想做下去。太和六年十一月,他把皇帝废为东海王,立会稽王昱做皇帝(简文帝)改元咸安。咸安二年(372年)七月,简文帝去世,大臣王彪之等立太子做皇帝,是为孝武帝。
桓温原来期待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至此大为失望。他几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知道他有病,故意拖延。他们没有失望,孝武帝宁康元午(373年)七月,恒温死去,年六十二岁。兄弟桓冲代他镇姑孰,桓冲不是野心家。东晋的政治危机消失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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