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交友,为什么李秀成在安庆之战中表现消极?
江阴交友，为什么李秀成在安庆之战中表现消极？
李秀成于金田起事之初就投奔洪秀全，时年已二十八岁。 太平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韦事件，东王、北王先后被杀，其后石达开领兵出走，太平朝中一时无人。经查选，得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李世贤等人。李秀成被封为地官副丞相，后因招得张洛行、龚得树的数十万捻军，即被封为合天侯，任副掌帅之职，陈玉成为正掌帅。
这段时间是太平天国危难动摇之际，洪秀全经天京事变后，不再信任外臣，朝政由安福二王及蒙得恩把持，朝纲涣散，政以贿成。李秀成在数年后的供状中说，那时诸将各有散意，“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李秀成因上书洪秀全，提出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罢安福王、重用翼王等十余条，触怒权佞，竟被革去爵位，后因陈玉成、杨辅清等上书陈说，才得以复爵。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洪秀全对李秀成似乎信任有加，不但不再重用安福王，而且朝政悉归李秀成一人。用李秀成的话说：“主信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
其实对洪秀全乃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当时清将和春、张国梁军攻破秣陵关，进逼天京；而湘军将领李续宾攻破九江，移兵三河。天京形势危急，而满朝之中，除李秀成已无所倚靠。
太平七年，李秀成离京赴安徽指挥战事，适逢陈玉成由麻田败回，亦不约而至。于是共同商定破江北大营、解天京城围之策，众将“各誓一心，订约会战”。李秀成与陈玉成军大败清军，德兴阿、胜保仅以身免，清将李续宾战死。遂破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
天京城围既解，经天京事变、已成惊弓之鸟的洪秀全对立下大功的李秀成的猜忌也必然地表现出来。就在李秀成镇守浦口之时，洪秀全派人送来一幅黄缎，上亲书“万古忠义”四字，并封李秀成为忠王。然而这一表面盛举背后的事实却令李秀成深感不安。原来李秀成有一旧日部将李昭寿投降了清朝，并寄书李秀成约其反，恰逢洪秀全派来侍卫勘营，书误入其手。
洪秀全乃“尽封中关船只，断秀成兵，不使回京”。林绍章知道此事后，夜赴天王宫，劝洪秀全：“天京所恃以为长城者，秀成耳，今置诸绝地而断其后路，秀成败，天京亡无日矣。”并以合家十余口保李秀成不反。如此方有封忠王一事，实为安其心，防其变。
约此时期，有一个人来到天朝，使李秀成处境更加艰难。此人就是游历欧美归来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此前洪秀全虽然心里对异姓甚多猜忌，但安福二王实在是两个草包，同姓实在无可用之人，所以朝政上不得不完全依赖李秀成。
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大喜过望，立封为干王，位在安福王上，使与朝政。洪仁玕确实有些才干，然而刚愎自用、妒贤忌能，与安福王及邱王洪仁政号为洪氏四王，排斥异己，而李秀成则首当其冲。
举两个例子：太平九年，李秀成攻苏州，城将陷，洪仁玕忌李秀成之功，令其移师转攻湖北；又洪仁玕曾打算以降将、常胜军统领白齐文任军事，李秀成劝道：“白齐文浮华不可恃，实无战才。”洪仁玕遂怒斥李秀成通敌，欲诛之。
此二事都幸得陈玉成从中斡旋，才不至酿成恶果。而陈玉成之所以能为，是因其妻乃洪仁玕的妹妹。故陈玉成死后，李秀成叹道：“英王死，吾无以自解于干王矣。”
太平九年正月，和春、张国梁军攻陷浦口，天京城内不得食，再度危急。李秀成见围天京之清兵的粮饷都源自苏杭，遂以轻兵从间道攻杭州。和春急分兵与张玉良救之。
李秀成闻之，急领兵西向，与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各部会合，攻克溧阳，又佯攻苏常，清援军都调至常州。李秀成乃率众至天京城下，一举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退守丹阳，临行时顿足叹道：“八年心力，不图败于李秀成之手！”
然而在李秀成立此大功之后，洪秀全不但未有任何褒奖，反而下诏令李秀成一月之内攻取苏常。李的部下多心怀怨愤，李秀成声泪俱下，加以劝止。
李秀成在后来的供状中叹道：“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颇见无可奈何之意。于是领兵南下，在丹阳大败张国梁军，张国梁战死，和春也卒于军中。又于高桥败张玉良军，遂克常州，苏州守将李文炳亦率众五、六万降。
同年六月，曾国藩湘军围攻安庆，李秀成回天京议事。这时洪秀全采纳了李秀成旧日提出的令京中百官出资购贮粮食的建议。李秀成初提此建议时，洪秀全怒责其怕死，然而经历了数番围困，洪秀全乃不得不从之。
可是这一条建议又毁在安福王手里。安福王既主其事，以为有利可图，就广印洪氏帖，贩粮者须持此帖才能入天京，而一张所谓“上帖”竟贵至数千金，终于使商贩裹足不前。李秀成上奏请求废除洪氏帖，洪秀全不听。
李秀成后来在供状中谈及此事，叹道：“今日之国破，实洪姓之自害也。”一气之下，径回苏州专心经营。
李秀成既难容于洪氏兄弟，苦心经营苏州也有为自己谋安身处的意思。所以是年底洪仁玕命陈玉成、李秀成兵分北南两路，溯江攻武昌，以解湘军安庆之围，李也就不大积极。
当陈玉成已兵临武昌城下时，李秀成尚未出江西，后闻陈玉成从武昌撤兵，遂停止西进，反兵向浙江。对于此次西征的失败，后世多有责备李秀成者。李秀成确有私心，但客观地讲，洪仁玕这一围魏救赵之计的失败，其责倒也不尽在李秀成，这一计策本身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攻武昌意在解安庆之围，然而如果安庆之围不解，则攻武昌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在皖北和苏南战场的压力下，太平军不可能抽出重兵长时间驻守武昌孤城。曾国藩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不为所动。这样一来，陈、李如果继续攻打武昌，则被削弱的皖北和苏南战场形势于太平天国将更加不利。
综上所述，李秀成在安庆之战中表现的是很消极，这里有私心不假，但更多的原因，正如他所说的：“实洪姓之自害也。”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侵权删
想学无锡话或者苏州话？
我到无锡地区20多年，听不懂，不会说。
吴方言里“讲张”“结棍”各是什么意思？后来看了有关书籍才知道，蛮有意思。
方言是文化。江阴东乡话与西乡话不同，有些话互相也不懂。宜兴话，江阴人听不懂，反之也听不懂。
苏州话糯，听苏州评弹感觉特别好听。江阴土话硬一些。无锡江阴常州一带唱锡剧，民间称滩簧，听起来还是婉转顾盼的。
朱棣抢了宁王8万精锐兵马？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建文朝廷咄咄逼人的“削藩策”之下，明太祖在世诸皇子中年纪最长、功勋最著的燕王朱棣，不甘于束手就擒，奋起反抗，擒杀北平城中建文帝所布置安排的文武诸臣，正式举兵对抗建文朝廷，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得报燕王起兵造反后，勃然大怒，立即祷告太庙，削去朱棣宗籍、废为庶人。然后遣大军北上，讨伐叛军。
建文元年八月，燕军于滹沱河一战击败南军老将耿炳文，大败南军，迫使建文帝以曹国公李景隆替换耿炳文，主持对燕军作战。
建文帝担心燕王反叛后，其余驻扎在北方边境的亲一同响应，于是下诏召辽王朱植（藩地广宁，今辽宁北镇）、宁王朱权（藩地大宁、今内蒙古赤峰）返京‘勤王’，实际上是趁机解除他们的军权，消除隐患。
辽王接旨后，奉诏自海路返回京师（南京）。而宁王朱权，却没有按照建文帝旨意返回南京，而是“坐地观望”。既没有回应燕王起兵时，发给诸王的喊冤檄文以回应；对与建文帝发来的“率军讨伐燕逆”的圣旨，也装作没看见。宁王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十年（1378年）生于京师南京。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十三岁的朱权受封为宁王，预备的藩地是大宁卫（内蒙古赤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太祖命朱权前往大宁就藩。自此，宁王朱权成为明初九大塞王之一，作为国家屏藩、护卫大明朝廷。
就藩时的朱权，年仅十六岁（虚岁）。年轻的宁王，自此就完全负担起北方防御重任（之一）。他的藩地大宁卫，遏喜峰口、连接辽镇、接壤宣府，是整个大明北方防御线的重要位置，以后明军出塞征讨北元，都要经过此地。
而占据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宁王，也被太祖格外重视，特别增强宁藩护卫兵力。宁王所辖，除按照亲藩标准制度，拥有三卫兵力外，还额外统帅“甲士八万、兵车六千”。此外依附于大明的“朵颜、福余、泰宁”等蒙古兀良哈三卫所部数万蒙古骑兵，也尽归宁王节制。
所以，在太祖在位时，宁王朱权手中所掌握的兵力，为大明诸亲王第一。内地诸藩不必说，即使如晋王、燕王、肃王，这几位御边塞王里，统帅兵力雄厚的亲王，也远不如宁藩护卫之实力。
太祖驾崩后，皇太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忌惮于诸王势力，于是采取文臣“削藩”之策，准备逐步废黜权力过大的亲王，收回军权，归于朝廷。
在朝廷的削藩计划中，宁王朱权因为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军力，自然是朝廷眼中必除之而后快的目标。只不过由于还有比宁藩更重要的目标---已经起兵造反的燕王朱棣，所以建文帝才来不及动手，革除宁藩。这一点，朱权心知肚明。
所以，在建文帝出兵讨伐燕军、并下旨要求宁王返京“勤王”的时候，朱权装聋作哑，敷衍应对，就是不执行南返旨意。因为他知道，如果“削藩”顺利，燕军被消灭的话，那么建文帝的下一步行早晚会落在自己头上。
往煮自己的锅下面添柴火的事情，朱权自然是不会做的。得知宁王阳奉阴为、据不奉诏返京的消息后，建文帝万分恼怒，下旨削除去宁藩三护卫，作为对朱权的惩罚。
但建文帝自己也知道，山高皇帝远，又正处于朝廷大军与燕军激烈交战的关键时刻，自己无暇他顾，削宁藩护卫的旨意，只不过口头泄愤而已，没有什么实际做用。只有等到大败燕军，处理完朱棣之后，再回头收拾朱权这个半谋反的十七叔。
朱权违抗建文帝命令，据不返京后，心里多少也有些忐忑，不知道以后事情到底会发展到哪一步。为了留有后路，更好观望局势，他与已经起兵作乱的四哥朱棣私下里还是有一些往来，互通有无，以便随机而动。
而举兵“靖难”的燕王朱棣，此时已经先后击败南军两任统帅耿炳文、李景隆的数十万大军，占据了北平、永平、通州、蓟州等地，势力大涨、军威隆隆。但建文朝廷始终占据正统地位，拥有源源不断的援兵及物资，燕军如果长期与朝廷对峙，那么形势是极为不利的。
居安思危，朱棣在复杂局面下，想到了宁王朱权所掌握的骁勇军士。如果能够把宁王手里的强大军力纳入燕军之中，那么既大大增强自己靖难的实力和成功把握，又消除了位于背后的巨大不稳定因素，使得来自后方的威胁不复存在，一举两得。
于是，朱棣对诸将说：
“洪武时我巡察塞上，亲见宁藩军士精锐剽悍，勇猛无敌。而今宁弟据守观望，不知其意如何。我想趁其犹豫之中，赚获其护卫，截断辽东建文之驻军，并收服兀良哈边骑助战，则大事可成！如果朝廷再三游说，使得宁藩出兵，参与对我军作战，则我军两面受敌，局势必将危急！”
在朱棣力排众议之下，燕军上下达成共识，决定夺取大宁卫及宁藩诸军。于是朱棣亲自率领亲卫，自刘家口小路直奔大宁卫，进入城中，面见朱权，慌称燕军失利，自己途穷，所以来向十七弟求救，请朱权代为上奏，向建文帝请罪，宽宥自己。
当时的朱权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到底站在哪一边。面对朱棣的请求，也觉得十分为难，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根本不知有诈。同时，他内心也不想朱棣落败，以为燕军失败后，朝廷必然一鼓作气，对付宁藩，那么就导致自己被动，要单独面对建文帝的大军。考虑再三后，朱权以还是决定接纳朱棣。
在欺瞒朱权、获得其信任从而得以住在大宁城中之后，朱棣一面假意商议奏章事宜，并以修整名义将自己的亲卫安排入城、暗中联络交往兀良哈三卫首领，以重利获取他们的归附支持；一面不断发出密令，调动燕军精锐埋伏于大宁城外，以备发动。
诸事完备后，朱棣向朱权告辞，说返回北平，朱权不明就里，亲自送至郊外。这时早已埋伏好的燕军突然出现，打着“迎接燕王”的，名义，四面围住朱权及其少数部属。朱棣也按照计划，紧紧握住朱权的手，“请”其同赴北平共商后续大计。于是，还处于错愕之中的朱权，被朱棣拉着手，在四周全副武装的燕军簇拥下，稀里糊涂地就被“请”到北平去了。
朱权离开大宁后，暗中投靠了燕王的兀良哈三卫发动兵变，击败宁藩护卫守将，控制了大宁。之后宁王妃及宁藩姬妾、子女等人也均被“请”到北平。燕军则完全控制了大宁城，及宁藩强大的军队。
关于大宁卫，这里额外叙述：日后靖难成功，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的朱棣(明太宗、成祖），将大宁卫及老乡牧场赐予兀良哈三卫，以酬谢他们的靖难襄助之功。大宁卫弃守后，大明北方守卫防御线因此向南缩回数百里，使得北方草原各部族几乎可以直面以后的京师（北京），整个大明北方压力骤增。成祖迁都北平（京师），亲自坐镇以守护北疆，而后世皇帝则被动地开始了“天子守国门”的历程。整个有明一代，北方边境防御极为被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始终不能消除隐患。这些都是后话。猝不及防地来到北平后，朱权才发觉上了四哥的当。但是自己的军队和藩地早已被燕军接受，悔之晚矣。同时，朱权对于那个执行削藩的建文朝廷也没有多少好感，甚至对于朱棣的起兵靖难“感同身受”。
在朱棣的赔礼道歉和努力劝说下，尤其是朱棣承诺“靖难”成功后，将与朱权一同“平分天下”的巨大诱惑下，朱权终于下定决心，参与“靖难”！
于是，心怀“中分天下”梦想的宁王朱权，半推半就地加入了燕王朱棣的靖难阵营，一同出力，为朱棣草拟出兵檄文，谋划作战计划、参谋军事行动。整个靖难期间，朱权都算是朱棣重要的助手，燕军上下，在朱棣的授意下，视宁王为燕王之下第二人，名义上的地位还要在燕世子朱高炽之上（当然，只是名义上。）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军长驱直入、渡江破南京，建文帝在南京破城后失踪。燕王朱棣终于击败建文帝朱允炆、结束了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
此后朱棣即位称帝，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明太宗（成祖）。成祖登基后，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宁王朱权自三年前参与靖难，虽然是半推半就，其实心里始终惴惴不安，不知日后如何。幸好燕军节节胜利，形势日渐明朗，这才放心下来。等到燕军终于攻克南京，获得最后胜利，而燕王也登基成为皇帝后，朱权更是大喜过望，寄希望于成祖兑现承诺，不说中分天下，至少恢复洪武时宁藩权利、掌控一方、实封富庶藩土，安享富贵。
令朱权大失所望的是，成祖自即位后，面对当年出过大力的朱权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但矢口不提之前承诺的“平分天下”之事，连恢复朱权旧封地大宁、返还宁藩护卫官属的话也一概没有。
朱权无奈，又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打消念头，并察言观色，从不提及当年的旧事。但是对于自己将来的藩地，总不能没有着落，亲王的待遇，还是要争取的。
于是，朱权小心翼翼地向成祖上疏，请求宁藩內迁，安排到南方就藩，而他属意的藩地是苏州。相比大宁旧地，苏州是江南鱼米之乡，地方富足，如果移藩苏州，朱权觉得那也可以，不算吃亏。
没想到成祖对于朱权的请求一口回绝，说：
“苏州，是京畿之内（苏州位于南直隶）、京师侧翼（南京距离苏州实在太近），为避免非议，吾弟不宜建藩于此。”
朱权心想也对，我要是在苏州就藩，距离皇帝太近，日后难免被猜忌，确实有忌讳，于是又改为求封于钱塘（杭州）。
成祖还是不同意，再次回答：
“钱塘为吴地，父皇（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称吴王，王气在吴。弟弟就封于此，恐怕遭人非议。五弟曾被册封为吴王（太祖第五子周王朱橚，曾先受封吴王，又改封周王），后父皇终感觉不妥，所以才改封开封。建文无道，不尊祖制，封其弟于吴（建文帝时，其三弟朱允熥被封为吴王，但是没有就藩），最后也没有结果，这都是天命注定。所以弟弟你就不要请封钱塘了。我觉得建宁、荆州、重庆、东昌都这些地方不错，任你自己选一个！”
几次下来，朱权终于知道成祖不想给自己天下富庶之地，无奈之下，只得不再坚持。但是对于成祖所提出的几个地方还是没有接受，自己重新选择南昌为新藩地。这一次成祖没有驳回所请，很是干脆地就同意了。
永乐元年（1403年），宁王朱权正式移藩南昌府，出发时，成祖亲自送行，并赐诗给宁王，作为纪念。朱权失落惆怅地来到南昌，从此长居下来。他知道成祖是猜忌自己的，于是终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韬光养晦，早年在边塞统兵作战时勇武之气也乖乖收起，对外则表现出醉心于诗词，爱好琴棋书画，以此自娱。
永乐初年的南昌，远没有后世的繁华，人烟稀疏，物质不丰，而谨慎的朱权也没有招摇。他在宁王府建造好后，于府里格外建造精庐一间，平日就在这儿弹琴、读书、练习书法。在成祖的关注之下，朱权谨慎寡言，沉默低调，所以没有遭到打击，得以平安。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第五次北伐，半道而返，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太子朱高炽奉遗诏继位，即明仁宗。
在成祖去世后，朱权认为能够再争取一下待遇，于是上书给仁宗，说南昌原本不是自己的封地，请求移藩别的地方，颐养天年。仁宗收到奏报，回信给他说：
“南昌，是当年皇考文皇帝（成祖）亲封叔父你手中，现在叔父在南昌居住都二十多年了，怎能说不是封地这样的话呢？”婉言拒绝了朱权心心念念地移藩念头。
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不过十个月的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继位，即明宣宗。朱权自恃皇叔祖的身份，又想取得一些利益，于是在宣德三年（1428年）、四年（1429年）两次上书给宣宗，请求朝廷把南昌老乡的田地赐予宁藩，又议论宗室品级待遇问题。
宣宗不似仁宗那样仁厚，与朱权关系也比较冷淡，没有给这个叔祖面子，下旨说：
“亲藩赐田，祖宗有定制，增减与否，何可妄议。宗室规制，高皇帝（朱元璋）亲手所制，祖宗制度，朕亦不敢改动。叔祖乃高皇帝之子，即为宗室表率，怎么能随意臧否祖制！”把朱权斥责一番。
朱权在仁宗、宣宗时期，意欲恢复一些权力，及试探朝廷的态度，结果是连碰软钉子，毫无收获，这才知道自己的分量实在是无足轻重，只得低头，并上疏向宣宗告罪。
此后，朱权吸取教训，再也不轻易诉求什么。平日里在南昌交往当地当地文士，探讨诗词，自号月瞿仙。
当年征伐疆场、年轻有为的英武亲王，变成了一个与世无争、深居浅出的普通老者。而数十年来跌宕起伏的往事，也深埋在朱权心中，不为人所知了。
正统十三年（1448年），七十岁的宁王朱权，不问世事二十年后，终于结束了小心谨慎、避世缄言的后半生，薨逝于南昌王府。
宁世子朱盘烒由于早逝，没有等到继承宁藩的那一天，由宁世孙朱奠培承王位，成为宁藩第二代主人。
而据野史记载，临终前的朱权，还是忍不住埋藏于心底半生的怨恨，于病榻上对孙子朱奠培诉说五十年来被帝室诸代皇帝一次次诓骗、轻视、贬损的委屈，拉着朱奠培的手，嘱咐说：
“宁藩的这些屈辱，后世子孙千万不能忘记，要时刻铭记在心，将来若有机会，一定报仇雪恨！”
宁藩与大明皇室的恩怨，因此也一代代传承下去，直到七十年后。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的一句诗？
桃花庵歌
【明】唐伯虎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作者简介】
唐寅，唐伯虎，才气放，武夷游，洞庭荡；称才子，风流样，隐苏州，装颠狂。传画艺，名声响，孤骜图，意清朗；松声图，雄伟壮，松与泉，合声唱。
明代的著名画家，历来均推崇唐寅、仇英、沈周、文征明，世称“吴门四家”。“明四大家”之一唐寅，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经历坎坷。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晚年信佛，有六一居士等别号。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
唐寅出身于商人家庭，地位比较低下，在当世“显亲扬名”主导下，刻苦学习，11岁就文才极好，并写得一手好字。16岁中秀才，29岁参加南京应天乡试，获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汇考，“功名富贵”指日可待.与他同路赶考的江阴大地主徐经，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僮，事先得到试题。事情败露，唐寅也受牵连下狱，遭受刑拷凌辱。自此才高自负的唐寅对官场的“逆道”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性格行为流于放浪不羁。唐寅与同乡“狂生”张灵交友，纵酒不视诸生业，后在好友祝允明规劝下，才发奋读书，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后远游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诸名山，并荡舟于洞庭湖、彭蠢，然后郁郁回到苏州。晚年信奉佛教，自号六一居土。曾作诗自责，说大丈夫虽不名，也应慨当以慷，又何必效楚囚的样子呢，遂自刻了“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被南昌宁王宸濠聘用后，发现宁王有反意，于是装疯回到苏州，从此放荡不羁，思想比较颓废。
唐寅性格狂放不羁，在绘画中则独树一帜，自成一路。他行笔秀润缜密，具潇洒清逸的韵度。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的描写亭榭园林，文人逸士优闲的生活。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面貌丰富多样。人物画多描写古今仕女生活和历史故事。
【注释】：
车马：代指权贵。
忒：太。
【赏析】：
唐伯虎一代才子以文名天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花落水流，一片自然。将车马权贵视如尘土，将酒盏花枝分者奉为天人，自有傲骨。疯颠也好，痴狂也罢，花间独坐自饮自斟，自有风流。
关于这首诗的赏析还是与唐伯虎的个人背景相关。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
比如这首广为人知的《桃花庵歌》，唐伯虎虽然在诗中以“桃花庵里桃花仙”自命，表现出一副安贫乐道的旷达胸怀和一种诗酒逍遥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终还是将时间看做了衡量人类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结局也仍然不免要归结到虚无，归结到一个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
唐伯虎有一篇《伯虎自赞》如是写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民间唐伯虎与现实唐伯虎之间的灵与肉的对话。
日本和服真的有罪吗？
中国人在大众广庭下穿和服，说不上有罪，但道德上民族情感上来说“有罪”
最近苏州穿和服事件，本来也不算多大的事，但被一些所谓的高知们不停的推波助澜让事件一直火起来，挑拨民族情感，颠倒是非。所谓的高知们最常说的就是：作为开放的大城市难道确容不下一件和服吗？这些所谓的高知真不知道中国人问什么容不下一件和服吗？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来挑拨民族情感的，只抓住表面不放装出大义凛然的救世主的姿态来胡搅蛮缠颠倒黑白。事件本身发生了，不思考原因，只会一味挑拨。
那中国人问什么容不下一件和服？1：日本作为侵略者在中国我们这片生存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投降后不知悔改，拒不承认，参拜靖国鬼社，几十年连句道歉也没有，作为中国人我们怎能原谅这种人。不是我们不原谅而是小日本这种态度让我们有什么理由替先辈们原谅？
要说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日本战败后留下了很多孤儿，中国人没有以怨报怨，而是不忍心这些孤儿死去养大成人，包括伤员老弱也送回日本。自己的亲人被日本杀害，反过来中国人却养仇人的孩子，这不算大爱吗？这不算包容吗？
被伤害了我们把仇恨放下，我们不忘历史，但我们更明白和平珍贵，我们知道缅怀先辈，更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最为后人要往前看，所以我们很早跟日本建交，改革也跟日本多方面合作，中国带着满满诚意，放弃了战争赔付款，我们本着互惠互利造福两国人民。
我们本着造福两国人民，但日本所作所为让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失望。
钓鱼岛问题，台海问题，参拜靖国鬼社问题等等问题，那件事不是日本在挑拨我们的神经，尤其是二战问题，敢做不敢为，几十年了一句道歉都没有，日本有那件事是本着互惠互利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主权等等做的。
日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中国人越来越生气，最主要是越来越失望，中国放下仇恨想跟你好好交朋友，但日本不但不给你机会还处处针对你使坏，我们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必要跟他好好合作？
所以说穿和服事件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失望及鄙视，也是对同胞的恨铁不成钢的一种情绪宣泄。
法律是做人的基本底线，道义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比如我不小心踩了你一脚，我不但不道歉，还说你活该。不构成犯罪吧，但道义上就会受人指责。法律只是保证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有法可依，而道义却可以谴责犯错之人。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谴责伤害民族情感的人啊，虽没犯法但犯了众怒，警察是职业但首先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是大众的一员，至于用法适当否那也是法律的事可以诉讼用法律解决。我们有什么权利指责一个爱国人士对同胞不当行为的纠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