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网,如果魏国在强盛时期能一直坚持伐秦的战争策略?
诸城交友网，如果魏国在强盛时期能一直坚持伐秦的战争策略？
答
不可能的，因为魏最牛逼的魏武卒都有一个行军的极限的，除了士兵带的粮食外，就必须依靠运输了，秦在甘肃的河西走廊，魏军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吃饭问题，是不可能灭亡秦国的。
秦最早就是给周养马的一个部族，逐渐的繁衍生息壮大，在中原地区，交通方便，魏，赵，韩这三家分晋。在最初晋是一个超级大国，根本瞧不起秦，一个边境小帮。
秦的发展是一代代人不断图强，变革，发展而来的，因为从秦咸阳出发到潼关的距离就很远，出了潼关才可以进入中原。
为此，秦派兵出征，一个就是西北的方法，做囊，用麻绳绑在前胸贴后背，行军的时候做护甲，休息的时候，做食品，有点类似现在打仗的压缩饼干。
利用黄河的水，从上游到中下游的运输，可以解决战争的消耗问题，
魏强势的时候，不能灭秦，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并且魏没有发展这方面的业务。粮食根本没有什么办法保证军队的需要。
否则，在魏武卒强势期，打到潼关的秦地，军队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被迫撤回潼关外。
另外一个就是各个国家的勾心斗角，一旦魏军远征，国内空虚，如果保证魏国内的安全呢？
过去的车马很慢，出征一次多则一年半载，少也得几个月，一旦魏遭受进攻，魏军是不能回来救援的。
并且打仗出现伤亡怎么处理，兵源在多次消耗下，如何补充等问题解决。
并且在
魏强大的时候，国与国之间讲究一个利益平衡，不能动不动就灭人家的国。称霸一方就是树威立案。
也就是时机不成熟。
在这个时候，国家的矛盾可以通过打仗来解决，但是对于败了的一方可以谈判解决问题。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苏轼（别称苏仙，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苏老泉（苏洵）次子。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宋仁宗嘉佑时进士，宋神宗时曾任礼部员外郎。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苏轼是宋代文学的代表者之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之一。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要说清清楚“乌台诗案”，必须将这一“文字狱”冤案起因、背景和过程讲清楚，否则，没有看过这段历史的朋友还是搞不清楚，下面就多说几句：
熙宁二年（1069年），49岁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实行变法。苏东坡不是保守派，和王安石有诗文联系，相互唱和，两人应该说关系不错。苏起先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对王所谓的改革派大刀阔斧的做法不满意，继而对改革派的政见主张产生了不同看法，再后来对“变法”实施过程中老百姓遭到很大地损失不满意。按说这不是王安石的本意，是他手下执行偏差和改革阵痛造成的。这让苏东坡很不满意，继而对“变法”产生排斥。特别是苏东坡的恩师（当年的主考官）欧阳修被“改革派”排挤，任安徽滁州太守。按说，欧阳修是老改革派，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和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过“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王安石新改革派应该接纳才对，因为王安石用人不当，把本应该结为统一战线的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里对王安石用人不当、改革失败不展开说，有机会专门谈）。让苏东坡心灰意冷，对王安石等借变法改革之名，行排挤打击之实非常不满。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苏东坡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苏东坡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百姓爱戴。此前，苏东坡担任考官时，借用“独断专行”的典故出题，得罪了王安石等人。此时，王安石的变法正处于焦头烂额中，认为苏东坡是蓄意挑衅，默许（一说下令）手下暗中调查、罗织苏的罪名。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特别是苏轼曾写了一首诗《戏子由》，其中有这样一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些话被新党（变法改革派）抓住了辫子，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音dǎn）经过四个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说苏轼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此案主谋是改革派的李定。李定（1028—1087），北宋大臣。字资深，扬州（今属江苏）人。少受学于王安石。进士及第后，历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初，赞助变法，任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等职。弹劾苏轼《湖州谢上表》等诗文攻击时政，怨谤君父，逮捕苏轼赴御史台问狱。宋哲宗时，司马光执政，李定被贬，知青州，移江宁府， 谪居滁州。元祐二年卒。说实话，对苏轼的指控，大部分有些牵强附会，比如《咏桧诗》就是一例。面对审讯、指控，苏轼坦承在诗中批评了新政。1079年10月15日，御史台申报“乌台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宋神宗开始并没有想杀苏东坡的意思，李定等人决不罢休！说什么不杀苏东坡，变法就无法实现等。弄得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苏轼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苏东坡在狱期间，他的儿子苏迈经常来送饭，父子约定：当案子没有转圜余地时，就送一条鱼。过了几天，苏迈有事离京，委托朋友送饭，朋友不知道他们父子约定，送来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绝望了，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遇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急得苏辙也抓耳挠腮，四处打探，准备后事。等苏迈回来，才知道是个大乌龙。
与此同时，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士大夫、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变法派首领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就连宋神宗身患重病的老祖母、太皇太后曹皇后都惊动了：“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改革派）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要求宋神宗不要杀掉苏东坡！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 苏轼坐牢103天，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登州（蓬莱）知州。后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等职。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附 《戏子由》原诗：】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従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文人酒中诗词的醉酒程度如何？
酒有三种境界：酒神，酒仙，酒魔。
酒神者，千杯不醉；酒仙者，以酒为乐；酒魔者，贪酒却不知其滋味。
古代文人中男性最能喝排名：最能喝且最会喝的是白居易。我认为古代文人中最能喝的是白居易，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酒仙”。不仅会喝酒，能喝酒，以酒为乐，还会造酒呢。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著有《醉吟先生传》 。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占百分之二八之多。不过，他喝酒是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关于他造酒的故事也是流传至今，他酿的酒，质高出众，曾为自家酒作诗道：
“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他的《琵琶行》中也是喝酒助兴而来，还有这句“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可以称得上他为真正的酒仙了，以酒为乐。
第二位能喝的当属诗仙李白是也。他还有一个“酒仙”的雅号，可以称得上是醉酒作诗的代表诗人之一。据有关人士统计，在他写的一千多首诗文中，提到酒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余首，占其诗文的百分之十六，可见其对酒的喜爱之深。
我们都知道，李白追求浪漫主义，他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
因为诗文写的好，又有文采，因此深受杨贵妃的喜爱，他作诗都有“贵妃研磨，力士脱靴”的待遇，可想他的地位有多高，宫廷宴请，肯定也离不了他来作诗即兴。饮酒对他来说，犹如家常便饭。喝的多了，自然而然酒量就大了。再加上他高傲的性格，时常得罪上层权势。因此一生也是郁郁不得志，更要借酒消愁了。所以，他的醉酒程度应该算是非常高的。
看他留下的醉酒诗比较有名的：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首饯别诗，就是典型的借酒消愁，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忧愤苦闷中所体现的豪迈雄放的气概。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个真是诗人醉的不清的一次，也体现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只能和明月，影子对饮。又是唱歌，又是舞剑的，可以看得出诗人内心的烦闷之情，无以言表。
还有《行路难》中“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为了喝酒散尽家财都可以，以及著名的《将进酒》中对酒的描写，都证明了李白好酒，而且能喝酒，酒量惊人。还有他一喝酒，清高孤傲的文人性格就出来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还有杜甫曾作诗《饮中八仙歌》里，李白狂傲不羁，但是也符合他的性格。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第三位能喝的文人当属贺知章。他与李白并列“酒仙”，不过他可是个喝酒上头的“酒仙”。
杜甫《饮中八仙歌》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寻常人喝酒用水泼就醒了，而他落入井里竟然还在睡觉，说明他醉的真是不清了。
他和李白还有一段“金龟换酒”的典故：一次李白在道观偶遇贺知章，他对李白极为景慕，看过他最近的新作《蜀道难》之后，一番赞赏之后，便去邀李白一起去饮酒，谁知忘了带钱，在酒店刚坐下，才想起身边没有带钱。他想了想，便把腰间的金饰龟袋解下来，作为酒钱。李白阻拦说：“使不得，这是皇家按品级给你的饰品，怎好拿来换酒呢？”之后，两人一番把酒言欢，微醉才分开。
最后，贺知章便向皇帝举荐李白，唐玄宗也已久闻李白大名，于是就任命李白为翰林待诏。
贺知章的书法较好，喝酒写书，一气呵成，龙蛇飞舞，神采奕奕。关于诗集所传不过十九首，与李白，李琎、崔宗之、苏晋等被称“饮酒八仙”。
喝酒位居第四的文人，我认为是杜甫。杜甫的饮酒诗三百首，占其诗文的百分之二十一，可见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诗人。
他关于饮酒的诗除了有名的《饮中八仙歌》，还有《客至》、《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曲江二首》都是脍炙人口的诗文。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又生于乱世，读他的诗就能发现，他穷困潦倒，住茅屋，盖薄被，吃不饱，穿不暖，但是听到朝廷打仗胜利，还是买酒庆祝，平常无事也会喝酒消愁。因此，写下了几百首关于饮酒的诗。
从他的经济情况来看，他喝酒大多都是不能尽兴的，并没有李白和贺知章豪放，都是喝的烂醉。可见他的酒量位于他们二人之下。
关于饮酒的男性文人，还有比较有名的醉翁欧阳修，他喝酒也是一流的，至于酒量肯定也是不差的，还有陶渊明也是一位嗜酒如命的酒君子，喝酒写诗也很有名。
女性文人中最能喝的就是李清照，这位“千古第一才女”了。可以说，她处于封建社会，都是男儿饮酒，而一介女流之辈时常饮酒终归不合适，但是她不怕，不仅喝醉，还能醉的忘记回家的路。从这句词中就能发现“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还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以及“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她的词中很多都有酒，饮酒作词也是她的爱好之一。
三杯两盏淡酒，都喝不醉她，可见她酒量非一般女子可比。
女文人中第二位能喝酒的就是薛涛了，这位沦落为营妓的女诗人。都沦为营妓了，肯定也免不了喝酒。至于酒量肯定也不差。
还有一位巾帼宰相上官婉儿，也是喜欢与文人一起喝酒畅谈的一位诗人，但是她身处皇宫，规矩多，喝酒不能随心所欲，因此酒量没有之前两位高。
其实，细心发现，很多文人墨客，不论男女都是有一点酒量的。对于文人来说，酒即是诗，诗即是酒，所谓诗酒趁年华不过如此！
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襄阳城破，只是一个标志。而标志背后的意义，则是蒙古大元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南宋。
一、剑指襄阳：不断成长的蒙古决策层窝阔台攻宋，四川被打成了主攻方向；蒙哥攻宋，四川被选定为主攻方向。但是，四川距离南宋核心太远，而且地形封闭，蒙古人进得去却出不来。所以，无论是执行层面的打成，还是决策层面的选定，主攻四川都不应该。既然这样，那蒙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死磕四川？仅从主观方面来讲，原因就是蒙古人的决策层不成熟。蒙古人在欧亚内陆所向披靡，甚至都能打出代差来。但在南宋战场上却长期是小学生水平。西征欧亚，蒙古人的突出优势是机动性。有了机动性就能遇佛杀佛。而南宋战场几乎全是攻城战。即便机动性再好，蒙古大军也得一座城一座城地打。所以，这种机动性，仅是能把自家军队快速运到人家城下送死。蒙宋战场水网密布、山川纵横。在这种环境下作战，必须要有水军。水军有两个作用，一是正面硬刚，在江河湖泊里打仗，你骑兵再厉害也没用，只能靠战船冲锋；二是战争投送，打仗就要投送兵员和物资，在南宋战场，水军输送兵员和物资的优势远超骡马大车。所以，宋蒙交战中，南宋也有机动性优势，即一直精锐的南宋水军。而且，南宋水军的机动性不比蒙古骑兵差。因为战争环境完全不同于欧亚内陆地区。除此之外，还有蒙宋战争的战线太长。从今天的甘肃到今天的江苏，横亘着秦岭山脉和淮河水系，绵延几千里。打遍整个世界的蒙古人，也就在南宋战场上，遇到过这么长的战线。所以，蒙古人继续采用不设主攻、多路并进的一贯打法，就没法打。虽然自家兵多，但一分散到几千里战线上，就哪哪都兵少。这些问题，蒙古决策层参透了吗？他们一直在努力参透。蒙哥大汗亲征四川，这就意味着四川被选定为第二次蒙宋战争的主攻方向。忽必烈的谋臣商挺，一眼就看出这个决策有问题，“蜀道险远，万乘岂宜轻动”。对此，忽必烈极为认同，甚至直言：卿言正契吾心。但当时是蒙哥大汗说了算，所以这俩人顶多算背后发牢骚。关键是商挺仅是感觉不对。你说主攻四川不对，那应该主攻哪里？无论是商挺还是忽必烈，他俩都说不出来。忽必烈亲征鄂州的时候，谋臣郝经看到攻蜀的主力部队陷在四川盆地出不来，于是提出《东师议》。首先指出主攻四川有问题，主力大军陷进险阻之地，太危险；其次认为应该“先荆后淮，先淮后江”，而后一举攻破金陵和临安。郝经之所以如此提议，并不是因为他参透了蒙宋战争的背后规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南宋认为：保住荆襄就能保住两淮、保住两淮就能保住江南。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该反着南宋的思路去操作，南宋首保荆襄，那我们就该主攻荆襄。忽必烈继位后，原旭烈兀的部下、名将郭侃，返回中原，投到忽必烈麾下。郭侃出自将门世家，据说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甚至还可能是小说《射雕英雄传》郭靖的原型。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伙才是既能参透战争规律又能组织战争活动的名将级人物。旭烈兀西征，郭侃破伊斯兰军一百二十余座城、破十字军一百八十余座城。冲这个战绩，你就知道郭侃绝非凡人。郭侃提出“平宋之策”，且一语点破蒙宋战争的关键所在：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以扬州和庐州为中心的两淮之地，我们可以不用管；两次主攻都拿不下的四川巴蜀之地，我们还可以不用管；要管的就是荆襄，具体点儿说就是襄阳。拿下襄阳之后，蒙古大军就能以长江为高速公路，然后直扑临安、灭掉南宋。这时候，忽必烈是蒙古大汗；郭侃提出正确战略；朝堂上下人才济济；所以，蒙古人已经准备充分，灭南宋就差决心。但是，忽必烈并没有采纳郭侃的建议。原因有三：一是前两次蒙宋战争都算失败，所以对南宋这个硬骨头，蒙古人心有余悸；二是忽必烈这个大汗是打来的，所以就要把巩固政权当成头等大事，南宋只能放一放；三是执行层面还不够成熟，以长江为高速公路，这个可以有，但蒙古人没有水军，这就没法办。但是，无论忽必烈是否采纳郭侃平宋之策，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蒙古人的决策层已经成熟。对于这个成熟的决策层来说，有两件事情是一定不会干的：一是不设主攻而多路并进的窝阔台打法，仗不能这么打，尤其是跟南宋打仗；二是主攻四川或绕道云南迂回四川的蒙哥打法，四川就是一个坑，陷进去就出不来，所以死也不能主攻四川。公元1267年，南宋名将刘整投降蒙元，并入朝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咨以平宋之策。刘整入元，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点燃了蒙古人再次攻宋的欲望，同时帮助忽必烈最终定下了决心：（刘整）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先攻襄阳，撤其捍蔽”，这是正确战略。这个战略，郭侃曾经提过，但忽必烈没有采纳。这次刘整再提，朝臣们却反对。朝臣们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因为蒙古人怂了。前两次攻宋，一次无功而返、一次死了大汗。这时候，大家肯定要想：南宋称臣不行吗？自家损兵折将还搭进一个大汗地去灭南宋，这有意义吗？能力不行，往往不是想着如何提升能力，而是想着如何降低目标，甚至怀疑目标对错。这是人之常情。但刘整竟拿出汉家正统说事，即“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关键是刘整的这个汉家正统的说法，忽必烈竟认可了：我忽必烈不仅要做草原的大汗，而且还要做中原的皇帝，所以南宋必须灭。从商挺到郝经、从郝经到郭侃、再从郭侃到刘整，你会发现汉人精英正在逐步融入蒙古决策层，而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蒙宋战争的正确策略，都是这些汉人精英提出来的。而刘整这个降将则更厉害。他不止提出正确策略，而且决定了要不要灭宋这个大前提。所以，忽必烈灭宋之前，蒙古决策层已经不同往日，甚至高出南宋一个段位。而南宋关于宋蒙战争的认识，却仍旧停留在窝阔台攻宋和蒙哥攻宋的阶段。二、襄阳失守：一直彪悍的蒙古执行层蒙古的执行层，一直彪悍，其直接表现是兵精将猛。以千户制为底层基础的蒙古大军，不仅拥有女真的攻击锐度，而且拥有空前的战争韧性。初期的女真军队，就是一把快剑独步武林，十二年间连灭辽宋两大强国。这个攻击锐度，堪称奇迹。但蒙古军队也能做到。三次西征，就是三次快剑出鞘，毁城无数、灭国无数。这个战绩不比女真人差。刚者易折。既然攻击锐度强，那战争韧性肯定差。女真人就是前车之鉴，打契丹、快剑顺风；打北宋、快剑无敌，但打南宋就特别费劲，之后干脆打不过。但蒙古军队竟能兼而有之，既快有韧。为筹备第二次蒙宋战争，蒙古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绕道数千里灭掉大理国，然后再以今天云南为跳板，进攻南宋后方。这个想象力和执行力，可以说前无古人。赶上女真这个对手，你可以说北宋运气差；而赶上蒙古这个对手，你只能说南宋命太苦。既然决策已定，那就坚定执行。于是，蒙古人发动了襄阳之战。襄阳之战，足足打了将近六年时间。为了一座城，蒙古人能死磕六年。这就是战争韧性。不拔掉襄阳，蒙古人就不会退军。但时间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则是钱粮。“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一座城、半个帝国的开支，这么打下去，忽必烈的蒙古帝国就会被襄阳耗死。所以，接下来一定要拼攻击锐度，即快速拿下襄阳。襄阳决战在公元1273年正式拉开。元军分五路，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对樊城（与襄阳夹汉水而立、互为犄角）发起总攻。樊城城破之后，元军开始炮击襄阳。最后，吕文焕举城投降。有人说，襄阳之所以被拿下，是因为蒙古人拉来了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所以，这是武器的胜利。如果这么认为，那就太过贬低蒙古人的战斗意志。樊城之战时，身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的刘整，亲督战舰、径趋城下；蒙古万户达达儿·忙兀台竖云梯强登柜子城；参知政事阿里海牙挥军焚城栅、架回回炮；管军总管史弼横刀立马、鏖战十四昼夜。如果连都元帅、参知政事、万户都冲锋在前，那蒙古人还有什么理由攻不下襄阳。蒙古人很厉害，而且一直厉害。但彼时蒙哥大汗不厉害吗？蒙哥大汗可是不畏炮矢、瞭望钓鱼城，最后中炮而死。即便如此，蒙古人不是也没攻下钓鱼城吗？所以，南宋方面肯定有原因。第一原因：南宋方面内斗不断。最恶劣的内斗结果，就是刘整降元。因为与吕氏军事集团不和，刘整被逼得出逃、投降蒙古。刘整投降的时候，蒙古人都不敢相信。南宋会有如此高级别的将领主动投降。因为刘整了解南宋虚实，所以他的意见格外有分量，最终帮助忽必烈下了灭宋决心，即发动第三次蒙宋战争。除了刘整与吕氏军事集团不和，还有名将高达。同时，高达还得罪过权相贾似道，所以高达几乎没有被重用的可能。但襄阳危在旦夕，南宋还能留着名将不用吗？高达做过襄阳知府、了解京湖情况，而且本身极为能打。因此，朝廷没有理由不让高达负责京湖战区。但是，守襄阳的吕文焕竟开始放烟雾弹了，谎称襄阳大捷，再加上贾似道配合，这就导致高达未能出掌京湖战区。最后，宋廷派了一个不了解京湖情况的李庭芝担任京湖制置大使。第二个原因：南宋军队战力下降。虽然高达未能赴任，但赴任荆襄的李庭芝不是怂货。虽然比不过最强打野孟珙，但控住局面、守住襄阳，李庭芝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蒙古人虽然包围襄阳，但只要围城不死，那蒙古人就拿不下襄阳。之前的很多围城战，蒙古人都是因为围城不死而功亏一篑，甚至功败垂成。因此，南宋只要解决向襄阳输血的问题，就能守住襄阳。但蒙古人这次下了血本，半个帝国的军费开支全被拿来围襄阳。所以，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南宋一直增兵增粮向襄阳输血，却败多胜少。又因为吕氏将领各种不听话，所以输血襄阳就难上加难。甚至，李庭芝不得不召集襄阳、郢州的乡兵试着向襄阳输送物资。结果，就是这临时招募的三千乡兵，竟真把物资送了进去。三千民兵干成了十万正规军干不成的事。这不能说明南宋百姓善战、乡兵能打，而能说明南宋正规军队的战力在下降。襄阳城破后，蒙元平章政事阿术上奏忽必烈说：臣久在军旅，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这一点，连蒙古人都看出来了。宋军战力下降的时候，元军的战力却在上升。因为蒙古人正式编练了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而就是这支刚刚组建的蒙古水军，硬是打败了南宋水军。第三个原因：南宋朝堂决策失误。战力下降、内斗不断，这些都是襄阳失守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还在决策层，也就是庙堂之上。襄阳之战，蒙古人投入的兵力在十到二十万之间。襄阳的南宋守军不多，有两三万人。南宋组织了十几次援襄输血作战，援军主要是殿前司军和两淮军，大约在十万左右。但是，还有一支力量却几乎没有参与襄阳保卫战。那就是距离襄阳最近、驻扎在鄂州和江陵的数十万京湖兵。按理说，宋廷没有理由舍近求远，不用京湖兵而用殿前司和两淮兵。那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了决策层，负主要责任的就是权臣贾似道。围困襄阳的时候，蒙古人在川东地区搞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加之，前两次蒙宋交战，蒙古人的套路都是拿下四川再从四川出兵。所以，南宋庙堂和贾似道认为蒙古人还会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四川守不守得住，不重要；但四川的蒙古兵不能出来，最重要。所以，江陵和鄂州的京湖兵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元军出川，而不是解救襄阳。既然京湖兵不能动，那就只能舍近求远，调殿前司和两淮军。所以，南宋所规划的襄阳保卫战，不仅没能把襄阳纳入蒙宋战争的总体战局，而且也没能把襄阳纳入京湖战场这个局部战局。襄阳之战的大概总结就是：元军围着、宋军看着，其他战场坐等结果，最后襄阳城破而胜负已定。三、南宋国灭：襄阳不重要但襄阳城破很重要襄阳就是一座城，即便再重要，一座城也决定不了南宋生死。关键是襄阳也不是没有丢过，宋金、宋蒙交战的时候，襄阳都曾丢过。岳飞收复过一次襄阳，孟珙也收复过一次襄阳。所以，丢了就收复，大不了收复后再丢，丢襄阳不是什么大事。但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呢？第一个原因是忽必烈参透蒙宋战争的密码。之前的对手，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都没有把襄阳提升到战略高度。反倒是南宋方面，最先发现了襄阳的战略价值。PS：南宋最初也没把襄阳当回事，但逐渐发现了襄阳的战术价值，比如凭借襄阳可以组织北伐；再后发现了襄阳的战略价值，比如襄阳足以主导京湖战区。而这已经高出蒙金一个段位。但是，这一次完全不同。蒙古人攻打襄阳，不是为了抢劫襄阳财富，而是要把襄阳作为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以前胡打乱撞，蒙古人甚至都拿四川和云南当过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事实证明，这确实是胡打乱撞。但这一次，蒙古人终于明白了：襄阳才是决定胜败的战略基地。攻破襄阳就能打乱南宋的京湖战区。拿下京湖战区，就能将南宋断为两截：一截是四川，完全可以不用管；一截是两淮，顺江猛扑就行。而更重要的则是：蒙古人可以控制长江。长江不是天险，而是高速公路。在已经拥有水军的情况下，蒙古人可以直接沿着长江向建康和临安输送暴力。他们连两淮都可以不用管。以前下棋，我吃你一个炮，我就知道吃了你一个子；现在下棋，我吃你一个炮，我发现接着还能将你的军。所以，襄阳在彼时是战术性的，仅仅是一城一地之得失；襄阳在此时则是战略性的，直接关系到将南宋的军。这一点，蒙古人发现了。第二个原因是吕氏军事集团的集体倒戈。刘整献计主攻襄阳的时候，还向忽必烈指出了南宋的一个要害所在。那就是南宋所倚重的力量，只有一个“黑炭团”，“南人惟恃一黑炭团尔”。“黑炭团”是指以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吕文德在发迹的过程中，通过结交权相贾似道和提携自己的亲戚和同乡，编织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军事利益集团。因为这些人主要是樵夫和炭农出身，所以刘整才说他们是“黑炭团”。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汉武雄风，于是小舅子张牙；大唐耀武，于是节度使舞爪。这时候，南宋抗蒙，军事上也要张牙舞爪，那由谁来张牙舞爪？就是这个“黑炭团”。所以，在传统时代，但凡国家长期打仗，就一定能打出这种军事集团。宋初所规划的那种强干弱枝、统调分属、将兵不识的格局，先被形似节度使的制置使所取代，接着又被这种家族和利益为基础的军事集团所取代。吕氏军事集团的确很硬，打仗也厉害。否则，南宋庙堂和权相贾似道也不会这么倚重他们。但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襄阳城破、南宋死局，南宋拿不出利诱，反倒是蒙古人的开价更高，“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南宋当然也没有了势。襄阳失守之前，南宋是半壁江山的王朝；襄阳失守之后，南宋就是三国天下的东吴。于是，末日南宋开启了批量投降的模式，吕氏军事集团集体投降，吕文焕还成了元军的带路党（吕文德在襄阳被围时已死），沿着长江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招降纳叛。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封疆，随即城头变幻大王旗，全成了大元帝国的死忠粉。这时候，南宋还有什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第三个原因已经不在重要，南宋弊端集体暴露。公元1275年，南宋谢太后命贾似道率诸路大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沿江而上、西进迎敌。当年，二月十八日，顺江而下的蒙古军队和逆流而上的南宋军队，在丁家洲正式开打。元军水陆并进，主帅伯颜指挥步骑沿长江两岸进攻，架设巨炮猛轰南宋水军；副帅阿术亲自掌舵，率蒙古水军硬冲南宋战船。在这场大战中，一向精锐的南宋水军已经完全不是蒙元水军的对手。大军溃败、师臣不师，南宋手中无牌可打。随后，建康、太平州、和州、镇江、溧阳、广德军等地的南宋守军相继投降，南宋的批量投降模式愈演愈烈。当年七月，保康军承宣使张世杰、南宋沿江制置使赵溍、知泰州孙虎臣集中大军在镇江一带发起勤王阻击战。结果，宋军竟玩起了铁锁连船，每十船铁锁连成一舫，并被命令不得随意起锚、以示死战到底。于是，周瑜怎么玩、元军就怎么玩，元将阿术实施火攻，宋军大败、战死数万。此战之后，“宋人自是不复能军”。师臣贾似道，被证明不是王牌而是草包；沿江封疆，被证明不是英雄而是小人；勤王将领，被证明连《三国志》都没看过。除了皇帝太小不能作妖，南宋具备了亡国的所有要件。至于襄阳城破，它只是一个标志，背后则是南宋集体衰败而蒙元不断升级。你觉得山东省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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