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相亲网,嬴政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
咸阳相亲网，嬴政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
千古一帝秦始皇，楚汉赢家汉高祖，他们相差三岁的差距在哪？虽然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仅仅相差三岁，但是他们是同一时期，身处不同时代的人。
你在长途汽车上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值得分享？
公元1997年3月，大学毕业在即，从郑州坐大巴到漯河去联系就业单位，大巴车刚到许昌，陆陆续续上了10多个人，中间过道上站了一个傻乎乎的小孩，大约七八岁，穿戴灰头灰脸的，手里拿了两瓶听装的健力宝饮料，在不停的摆弄。大约过了将近10分钟，只听砰的一声，小孩儿把健力宝饮料打开了，边上马上有一位30多岁的男人大声惊呼:“小孩你中奖啦”，车里马上像炸了锅，过道马上围上去一群人议论纷纷，争相观看“这小孩真有运气”，“真是憨人有憨福呀”等等，不一会儿就有人争先恐后的和小孩商量，想买回中奖的健力宝拉环，甚至有两三个人为了抢走健力宝拉环，竞相抬价，边上也不断有人加入抬价的队伍，整个车厢热闹了起来……
尽管当时的我不太諳于世事，但听同学讲过这样的健力宝骗局，于是我小声对边上的一个动心的男子劝道“千万别买，很可能是骗子”，那男子好奇的问我“你是干啥的？你咋知道是骗局？”“我是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学生，听同学讲的”于是我就毫无保留的和那个男子聊了起来，感觉自己比他聪明似的……
大约十几分钟后，这个健力宝拉环被一位年轻的女子以500元的价格买走了，边上的乘客有的羡慕，有的嫉妒，有的后悔没有带那么多现金，还有一部分人一言不发，让人琢磨不透。
再后来，那个小孩儿和那一帮人都一起下车走了，包括我身边的那个动心的男人。短暂的沉寂之后，大巴司机发话了：刚才那一帮人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天天在这条路上上演同样的骗局，那位买了拉环的女孩顿时嚎啕大哭，后悔不已:“这是我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呀”，其他乘客也只能好言相劝。
当时的我自以为聪明，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边上的那个动心男人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托儿”，而我曾自豪的以为我是大学生，比他聪明一点，原来我才是傻瓜呀，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
事情过去已经20多年了，但我始终不能忘记这件事，它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从中明白了不少事理: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贪占便宜，得小便宜吃大亏;第二:你的学历和你的阅历是不成正比例的，丰富的社会阅历才能让你更成熟，而你在学校学到的书本知识，脱离了社会将一无是处，只能是像赵括一样纸上谈兵。
富有哲理的诗？
让我最喜欢而又百读不厌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园中葵》。
念小学时，常听老师告诫我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不知道此诗的出处。长大了读古诗才知道它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全诗是：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此诗最大的妙处在于，将劝人珍惜人生青春的大道理寓于入眼常见的平常景色中娓娓道来，启发人，指点人，令人幡然醒悟。春天的早晨，园中的向日葵花生机勃勃，嫩叶上的露水映着日光，如珠玉般闪着光彩，这时节这景色多么美妙啊？春天的万物都是如此。但等秋天以来，所有植物都叶子焜黄，花朵衰落，美好的青春不在了。大自然的规律如此，人生的规律也如此。人生宝贵的光阴如同东流入海的百河水，一去而不复返。
特别是尾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千古流传，成了挂在人嘴边上的名言警句，时刻的警示人，教育人。
以小见大，以景寓理，是这首诗最大的特点，也是它的奇巧之处，令人过目难忘。
李白和苏轼能相比吗？
李白和苏轼分别站在唐、宋两朝的文学之巅，两人个性迥异，而文才相当；后人多以“仙”相称，李白多被称为“谪仙人”，苏轼多被称为“坡仙”。从后人的评价中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二人皆有“仙”的气质。对于李白，余光中写道，“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体现了李白豪迈、潇洒的形象，是盛唐文化最有活力的象征。对于苏轼，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宋神宗：“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王安石：“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李白外放热烈，苏轼内效冷静。李白和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非凡的文人，也是各自时代的代表人物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们身上几乎凝聚了所有中国古代文人的际遇、才华和悲喜。他们皆从蜀地而来，有着超越常人的文学才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和贫民乃至天子接触，一生都在追求心理的安然闲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稍显不同的是，李白高迈于时代之上追求理想和自由，苏轼则在不断地审视苦难、反省自我中实现超越。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使得他们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同中有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诗风———李白激越，苏轼清雄。
李白与苏轼的出众之处，就在于他们在不懈的追求中超越了自我，甚至超越了各自的时代。人可以走多远并不是看他的脚步所到之处涉及多么宽广的领域，而是他的人格和思想能够炳耀多久。不论是因为特殊时代文人拥有漫游的特点以及向往自由而游历山川，如李白，还是由于屡次被贬、无可奈何而流连各地，如苏轼，他们在山河间留下了踪迹，他们的精神也在天地间回荡。
下面就李白和苏轼的豪放、思想、飘隐、月意象、酒意象五个方面进行比较：
第一、李白与苏轼豪放之区别李白和苏轼历来被认为是各自朝代豪放派的代表，代表了各自朝代的时代精神和最高文化水平，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等的不同，他们的豪放的内涵又是有很大区别。
李白和苏轼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儒、道、释思想对他们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二人同出自蜀地；都执着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人格，都是各自时代文学的最 高代表，风格都比较多样，而且风格都比较豪放等等，因此历来就有不少人喜欢把这两位文学大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清代刘熙载称苏轼的 “豪放之致 ”时 “与太白为近”；清代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 》中也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当代李泽厚也认为在飘逸的诗风上“苏（轼）近于李（白）”。通过了解各自的时代文化环境、个性及人生经历等，从而发现他们的豪放的 内涵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1、李白的豪放——感性的、外向的；苏轼的豪放——理性的、内向的一方面，对于李白，林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李白：“是历史上一个最具有鲜明性格的诗人 ”、“天真到惊人的淳朴”。李白的性格中更多是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单纯，是一种不拘小节的率性而为，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张扬。因此，他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就会在他的诗中写什么。他没有成人的练达与世故，如世人奚笑他，他则以孔夫子“后生可畏”自励；皇帝宜召进京，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被赐金放还，他能自我安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是感性诗人，他的诗歌中没有过多的理性思考，绝大部分是抒情诗，在这些诗歌中，诗人不是冷静细致地表现生活，而是借助丰富而奇独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新奇的比拟将他的情感一喷而出。严羽评价他的《将进酒》时说：“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摘赏。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这便是对他情感感性、外向的最好说明。例如在表达强烈的愤懑时，他大声地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批判 安 史之乱时，沉 痛地呼喊：“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他的诗歌或如江河入海，奔腾不羁；或如惊涛拍岸，波浪自涌；或如雷霆震怒，撼天动地；或如飞流直下，银河落天。当我们在读李白的诗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气势在鼓荡人的思潮，有一种主体生命在展示，有一种自我精神在张扬。这种力量、气势和精神，不是别的，就是诗人那排山倒海、难以遏止的外向的感情。它“使蓬勃奔放的生命激情获得奇异精美的具象性载体”，当“神思袭来，往往使生命主体尽情地把自己的生命向外发散，从而使人与宇宙万物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因缘”，并“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临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去了生命的内在秘密”，“让它程度不等地在脱离世俗约束和自我压抑的自由状态中，与神话、与历史、与宇宙、与人伦进行坦诚直率而恣肆放纵的心灵对话。
另一方面，对于苏轼，苏轼没有率性而为，在面对仕途的起起落落，面对亲人、友人的离别，人生的漂泊，他没有像李白那样即刻宣泄出来，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内敛、一种理性的思考。正如李泽厚对苏轼的评价：“（苏轼）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便很好地体现了苏轼这一点，政治的失意，亲人的久别不能相逢，固然使作者难受，但作者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这种痛苦当中，月的阴晴圆缺，让作者想到了人生在世不可能什么事也如意，有聚便有散，那么政治上的得意和失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何必为月之别时圆而苦闷呢？何必为暂时的离别和失意而悲哀呢？这样一想，词人便转入了理性，采取了豁达、乐观的态度，化怨恨为旷达。“但愿人长久”，突破了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打通了空间的 阻隔，在人事与天道、短暂与永恒的理趣中消释了失意与离愁。
2、李白的豪放——是飘逸；苏轼的豪放——是清旷一方面，对于李白，李白性格坦率，作诗自由挥洒、笔走龙蛇，诗的内容一般都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他有什么情绪变化也会立刻反映到诗里，因此他的诗有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有如孤云野鹤式的飘逸。关于李白的飘逸风格，历来都有许多诗人和评论家进行过总结，其友任华称：“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杂言寄李白》）；晚其１１岁的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也说：“白也诗无敌，拱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王安石说：“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其及。”严羽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读李白的作品，我们总会感觉到他的这种闲逸洒脱，风格爽朗，神韵悠然，奇思络绎。譬如《送友人入蜀》：
见说蚕丛道，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为友人送行，崎岖高陡、艰险难行的旅途，被作者写的如此轻松活泼，使友人不但没有了对艰险山道的畏惧，却如寻幽探胜一般，勇往直前。在李白的笔下，“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艰险根本不算什么，有的只是“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的美丽诱人风景。《唐宋诗醇》的编者评云．“此诗额联承接次句，语意奇险，五六则欲纤矣。倾联极言蜀道之难，五六又见风景可乐，以慰征夫，此两意也。一结翻案，更饶胜致。”此诗虽写旅途之险峻，却能以轻快的笔调出之，气度从容，极尽潇洒飘逸之态。
另一方面，对于苏轼，如果说李白的感情可以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喷吐而出，在外部世界自由挥洒，那么苏轼更多的是用理性的眼光去观照他的所经所历，在内心深处寻找一种解脱，从而形成一种清旷适意的风格。关于苏轼的清旷，前人早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之词旷" ；叶嘉莹女士言苏轼词往往“具有一种哲理之妙悟式的发自内心襟怀方面的旷放" ；刘扬 忠先生认 为即使是 苏 轼词中的 婉约之作，也呈现“婉中有旷的特点”。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作者的清旷适意在作品中的体现更加明显。让我们看一首《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 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和《念奴娇》作同一年，是一首以小事寓哲理的地地道道的旷达词。上片写半路遇雨时冒雨徐行的泰然自若之状，下片写雨后景物及由此悟出的人生哲理。旅途 遇 雨是生活 中 很普遍的 一件小事，作者用自然界之雨来比喻政治挫折、人生风雨。“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全词的精髓，表达了作者经历人生挫折风雨后参透人生的旷达胸怀。
3、李白的豪放——带“狂妄”，苏轼的豪放——含“内敛”一方面，对于李白，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骨子里是“狂妄”的，他的狂妄不仅表现在对自己的绝对自信上，更表现在挥金如土以及对权贵的不屑一顾。他屡屡或自比为高飞九万里、击水三千里的大鹏，或自比为姜尚、鲁仲连、谢安等历史上曾建立不世奇勋的传奇式人物，他为自己设计的仕途也不是走一般文人的科举之路，而是渴望有朝一日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由布衣一举而至卿相，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的这种自命不凡、傲岸自负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找到证据：“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尧舜之事不足惊”（《怀仙歌》）、“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谁识卧龙客，长吟愁斑鬓。”（《南阳行》）；同样，在他的诗文中我们也能找到他挥金如土对待金钱的态度：“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虽然生活在一个讲究等级、礼法、名分的社会里，可是在他的眼里是没有什么权威与等级的，他对那些王侯贵族表现出极度的鄙视：“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王侯尽是平交人”（《少年行》）、“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甚至他把当朝天子也不放在眼里，他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甚至说玄宗“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这正如任华对他的评价：“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在那样的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秩序，他真是“狂妄”至极。
另一方面，对于苏轼，如果把李白的至极“狂妄”比喻成一杯烈酒，那么苏轼的“内敛”更像一杯清茶。他也才华横溢，甚至他的文学、政治才华远远超过李白，这正如宋神宗所言：“白有轼之才而无轼之学”和李白“狂妄”的那种无所顾忌相比，苏轼对现实的抗争表现出的更多是内敛。在对待金钱和权贵的态度上，苏轼也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和不同：他在《与蒲传正》书中劝蒲节约用度，善自经营产业；在被贬黄州后更是生活极度节俭；即便在晚年远谪海南时也还要声明“君命重，臣节在”，依然强调君命臣节，这也显示出他与李白豪放的区别之所在；同样是在思索宇宙，李白的诗《日出 入 行》和 苏 轼 的 词 《水 调 歌 头》（“明 月 几 时有”），却表现出了他们对待宇宙自然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李白落脚于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悻同科”，充满了主宰宇宙的自信霸气；苏轼却认可、顺应了生命缺憾，顿悟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生哲理。
李白和苏轼和豪放的内涵有如此多的不同，当然和他们各自所处朝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各自的性格以及人生经历等有很大关系。
第二、思想不同，李白——道家思想为骨，苏轼——儒家思想为主李白：道家思想为骨，崇尚个性解放李白跟任何一个普通的文人一样，有儒家浓厚的忠君观念，一生的志愿就是“愿为辅弼”，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 他的济世思想便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邺中赠王大》）。要摆脱这种痛苦，李白除了借助于“酒”这个外物外，在内心更多的是依靠道家崇尚自然、无拘无束的思想来自我排解。
同时，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神奇飘逸的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学道问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终南捷径”；仕途失意，被放还山后，则是他排遣愤懑的方式。而他的隐逸颓放，及时行乐，一生死、齐万物等消极思想也都源于老庄思想。
苏轼：儒家思想为主，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儒、佛、道三家思想，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主要表现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在处世哲学方面，其思想就更多地向佛、道两家靠拢，尤其是在政治生涯屡遭打击之后，他常常要靠佛理道学来排解人生的不幸和苦闷。正如其词作《定风波》所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正透露着倦鸟知返的心情，渴望如陶渊明一样“归去”过上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这就是他乐观旷达的性情所致。
苏轼的旷达不是个体现象的，而是受到整个宋朝理性精神的影响，其思想内核是对传统思想的超越和理性的思索。读苏轼的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中含蓄深沉的人生思考，以及在这思考中闪烁着的理性精神。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其人生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曾长时间闭门不出，钻研佛经及道家学说，写下《东坡易传》等著述。他学会了从哲学的角度看待人生，以理性的思索来判断周围世界，所以才能悟透人生的得失对错、悲欢离合，也正是具备了这种理性的哲思，才能获得全新的超然物外的人生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在苏轼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乐观旷达、睿智洒脱、宠辱不惊，他是一个身居朝廷而忠诚耿直，沦落乡野却无沮丧悲观的智者形象。
第三、逸隐方式不同，李白——“身隐”，苏轼——“心隐”李白“以隐待仕”的“身隐”,李白：一个不纯粹的隐士，隐居生活贯穿其一生，可以说是“身隐”切切实实的实践者。李白前半生的隐居是为了出仕做准备，后半生被迫回归隐居生活，却人在山野,心在魏阙，始终没有忘怀自己的政治抱负。
唐朝宽松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当时出现了并驾齐驱的势头，三教合一的形势已经初露端倪，很多文人既有“安邦定国”的理想，又受到魏晋隐逸之风的影响，乐于仿效前人的隐逸生活，这就使得隐逸之风大盛，甚至出现了“终南捷径”的特殊隐逸形式。李白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并且多次付诸实践，但他从未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李白的隐居是为了出仕，虽是“身隐”，却是“以隐待仕”。
公元722年, 李白隐居在青城山，并且一隐就是三年。公元736年，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他仍四处漫游，并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污一起隐居在徂徕山，终日狂歌纵酒，号称“竹溪六逸”。在他四十二岁被皇帝召入长安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居无定所，或游历或隐居，然而李白的隐居生活并没有让他达到出仕的政治目的。
天宝元年，42岁的李白终于得到玄宗的征召入京，他满心欢喜，“仰天大笑出门去”,然而这次的入仕不过是成为替皇帝粉饰太平的文学近侍，与他“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相距甚远,又因受到了权贵的排挤，仅仅三年不到的时间， 李白就被赐金放还。他愤然离开长安,又开始了到处游历的生活, 期间见了不少友人，这其中就包括一些隐士，比较出名的就是《将进酒》中的“丹丘生”，经常与他们一起饮酒解愁，因此写下“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这种充满愤激之情的诗句。这段时间里李白还在庐山、当涂横望山、霍山等地隐居多时。访仙求道，对于李白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倾吐了自己的郁闷：“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既对时局不满，又无法忘怀三年在朝的政治生涯，既想纵情于山野之间，又心怀不甘，“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大有作为。李白始终处在一种出仕与隐逸，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矛盾之中。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李白既不能像那些一些追求功名利禄的政客们一样在官场上曲意逢迎，又不能完全抛弃政治抱负，寄情山林，做一个真正的隐士。
苏轼身处仕途、历经贬谪后的“心隐”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并未真正归隐，但他的诗文中所流露的对自在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隐逸思想要更深厚。因此，苏轼在隐逸思想上主要表现为“心隐”，而这种这种隐逸形式是他调剂心态的一帖良药。
苏轼的一生始终处于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虽然“奋力有当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但其饱经风霜的仕途使他的政治理想充斥着浓郁的政治忧患和生命忧患。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把苏轼打落人生的谷底，几乎危及生命的巨大打击导致他重新思索人生，促成了他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的转变。如被贬至黄州时写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诗人虽是被责罚在身，内心满怀哀怨，但我们从诗中却看到诗人以诙谐自嘲的笔调直抒内心对被贬的感受，欣赏自然之美来聊以自慰，随缘自适的洒脱溢于诗外。
虽然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寻找归隐的乐趣，只要心是自由的，身体不自由也就无足挂齿了。在谪居的日子里，苏轼写下了大量的，自我疗伤、自我开解的表达“心隐”的诗句。如，“人生本无事，苦为事味诱。”《夜泊牛口》“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许州西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等。在报国与忧身，欲归与不得的矛盾之中，苏轼只得在“归隐”的精神畅想中汲取自我性情的怡悦，在假想的世界里，在释道的超脱境界里淡化着失意和忧患，在轻松自由、无牵无挂、安适平衡的感觉里找回失落的自我，驾驶“归隐”的心舟，在诗笔妙章里实现自我价值。“心隐”成为苏轼仕途险境中疗治创伤，寻求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他的政治抱负和“归隐情结”终于由“心隐”这一人生法宝实现了统一，从而达到了超越自我、浑然物外的圆满人生的文化境界。
总之，无论是李白“以隐待仕”的“身隐”,还是苏轼身处仕途、历经贬谪后的“心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两人的性格的差别，导致他们表达隐逸思想的方式不同，其隐逸实践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同。隐逸文化从来不是社会的主流，它是封建时代文人或表达政治诉求或抒发个人志向的产物，是主流文化的补充，因此隐逸思想也并非完全是失败避世的消极思想。隐逸思想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体现个性化的文化现象，而以李白和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文人为我们呈现了一副丰富灿烂的隐逸文化画卷。
第四、两人笔下的月意象，李白——清逸仙境，苏轼——清空禅境月意象在李白、苏轼二人笔下是个十分突出的意象类群，二人笔下的月意象在审美内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审美境界方面，李白和苏轼笔下的月意象，一个清逸仙境，一个清空禅境; 审美功能方面，李白主要是壮大自我之情怀，苏轼主要是透悟历史与人生; 审美特性方面，李白笔下的月意象集中体现为情重于思和超凌现实，苏轼笔下的月意象则集中体现为思重于情和出入现实。
1、月意象境界不同，李白月意——清逸，苏轼月意——清空对于李白，李白笔下的月意象多具清逸之美，充满凭凌天地、自由苍茫的仙气。如《古风》( 摇裔双白鸥) 写白鸥“寄影宿沙月，沿芳戏春洲”。《鸣皋歌送岑征君》写友人“盘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风兮寂万壑”。《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写自己在“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的幽境中感受到古今一辙之理。《江上赠窦长史》这样写江行之游:“人疑天上坐楼船，水净霞明两重绮。相约相期何太深，棹歌摇艇月中寻。”《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写江上之景云: “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样写“我”之豪情: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梁园吟》中，诗人在“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的行程之中观览到“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的苍茫荒凉景象，遂生怀古之情，并领悟到“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的道理。诗人为了表达自己任情遨游的那种忘生心境，甚至对高洁之人事也表示了不屑。《行路难三首》之三云: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以“无名”为贵，“无名”即是获得与天地齐驱的“大名”。诗人的洒脱不羁竟超过了古人以及云月。
对于苏轼，苏轼笔下的月意象也具有“清”的特征，只是少了李白的那种逸气、仙气，多了一层禅悟的“空境”，表现为一种入禅之境。《点绛唇》( 闲倚胡床)云: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一云: “幸与登仙郭，同依坐啸成。小楼看月上，剧饮到参横。”《念奴娇·中秋》云: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境界清空洒脱。《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以“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来极写梅花生长环境之荒僻与色泽之莹洁，有自述固穷守洁之意。《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云: “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岂非正是对自己一身傲骨的刻画? 苏轼甚至十分喜爱月光映落酒杯的清冷境界:“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又如《东坡》诗云: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笑傲崎岖世路，唯心底澄明。乐得自在，禅味隽永。《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在悼念亡人时写道: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境界十分清空寥落，甚至有一丝萧瑟意味，充满了回环不尽的禅思厚味。
李、苏二人分别在“清”中注入“逸”和“空”的元素，造成仙境与禅境的不同，这正反映了二人在品读人生方式上的差异。大体而言，李白更以获得情的发展为归宿，苏轼 则更以获得悟的契机为归宿。
2、月意象功能不同，李白月意——壮大自我，苏轼月意——透悟人生李白和苏轼都以诗词文作为自我陶写和自我展现的表达工具，都在其中留下了最接近于“我”的那个精神形象。但二人笔下的月意象在审美功能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李白主要是壮大自我之情怀，而苏轼则主要是透悟历史与人生。所谓“壮大自我之情怀”，即是以自由抒情为主要出发点，表现出情感浓厚、襟怀阔大的抒情情怀。所谓“透悟历史与人生”，即是以明心见性、自我反省、感悟历史与人生为主要出发点，表现出品格高澹、思理深邃的抒情情怀。
对于李白，李白写月偏重于任情遨游，在诗中充分凸显自己的性情人格，展现那个独立刚大、与物同游的“我”。在《月下独酌》之一中，诗人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行乐而产生与明月“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意想。《月下独酌》之三又云: “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老庄思想中“有”和“无”是一对相关概念，“有”生于“无”，“无”为最大之“有”。李白这里正是用“无情”来表达自己情怀之至大，用“无身”表达“此身”超越形骸，获得与宇宙齐观、与天地同大的至大之身。李白在诗中喜以“弄月”来表现自己的洒脱风采，如《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 居 》云: “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云: “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当然，“赊月”似更能表现李白与物相游的风采，如《送杨山人归嵩 山 》云: “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云: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又喜称“花月”“秋月”，二词都直接诉诸感官享受，引发人的情感反应。如《幽州胡马客歌》云: “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襄阳曲四首》之一云: “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 “每忆邯郸城，深宫梦秋月。”《渌水曲》: “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玉壶吟》云: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情感或低沉或轻快。诗人之情怀有时在时间或空间上被展现得十分辽阔深长，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云: “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月、黄鹂都似乎与诗人一样产生了怀古感时的情绪，古今苍茫，万物同一体会。《子夜吴歌·夏》云: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捣衣声传来的愁绪和闻捣衣声而产生的愁思已蔓延到长安万户。李白另有一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正可概括其壮大情怀的审美目的性，酣畅万古情、斟酌万古情，这的确是李白人生的最佳写照，诗云：
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 冰 峥 嵘。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
对于苏轼，苏轼写月则更多地是为了内省自照、感悟历史人生，并借之审视自己的内心，达到诚心见性的道德性目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云: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既活泼地写出了自己江上所见之晚景，又隐约传达了自己隐秘之心曲。《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 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数声春晓。
作者自注云: “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 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这个经历背后的哲思是 “既来之，则安之”，人生处处可栖居。可见作者超然独立、与世相得的人格风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李白，苏轼似乎对现实多了一分在乎，也从而加深了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思考和追问，以及由之而来的愁苦与释怀。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云: “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君知此意不可忘，甚无苦爱高官职! ”在送别之中产生忧生之思，并对其进行反省，从而悟得切勿被名利束缚的处世法则。《行香子·述怀》云: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 作个闲人。对一张琴， 一壶酒， 一溪云。
词人有为“浮名浮利”而“虚苦劳神”的经历，便由之彻悟“作个闲人”的好处。苏轼还常常以月自明心志，如《次韵江晦叔二首》之一云: “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这里的“孤月”已包含了作者对漫长历史与过眼人生的本体性领悟，包含着巨大的现实价值。
李白笔下的月意象主要体现出壮大自我情怀的审美功能，常常使 “月”与“我”浑然莫辨，其形态又随物赋形，从而具有了一种人与物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的飘逸意蕴。苏轼笔下的月意象则主要体现出透悟历史人生的审美功能，常常表现为一种舍弃了物理本质而填充了人格特征的哲人之“月”，追求的是清雅自适与自我完善，充满了一种由自然而禅悟的哲理意蕴。
3、月意象审美不同，李白月意——情重于思超凌现实，苏轼月意——思重于情和出入现实在对“月”的审美过程中，李白和苏轼均借由“月”将人生及自我推向了一种理想之境中，从而实现了瞬时的超脱之感。可以看到，他们对“月”的体认，正是他们亲临美、融入美、忘于美的一个过程。但二人诗词中月意象所体现的审美特性却有不同的侧重点。李白笔下的月意象表现为情重于思和超凌现实，苏轼笔下的月意象则表现为思重于情和出入现实。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举出的特性只就二人笔下月意象所涉诗词文中较为突出的审美特点而言，并不是分别包含两人所有的涉月作品。
不妨将两人比较相近的两篇作品做一比较。李白的《把酒问月》：
青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第五、两人笔下的酒意象，李白——“狂放”，苏轼——意于“味”诗酒风流，一直是国人对中国文人潇洒人格的一种赞美和艳称，也是魏晋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好的传统。它给我们素称文静沉稳、少年老成的民族性格，注入了一种浪漫热情、激情狂放的激素，使得民族的心理性格，充满活泼的生机。“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真放和“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乘年华”的旷达，就是月与酒作为诗人诗词意象对二者的个性风格和诗词风格的最好诠释。
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无比自信和入仕无门的矛盾中，李白的寂寞孤独和痛苦无法排解，每当遇到挫折和不平，他都爆发出强烈的愤慨，他对当时秩序的大胆批判和否定，往往有排山倒海之势。然而愤慨之余，又想用隐居求仙，狂饮颓废来暂时解脱精神的痛苦，李白就是这样在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的激烈思想斗争中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李白在英雄无路，世无知音的社会境况下从高天之上、想象之中找到了千古明月作为知己，并以酒助兴，邀月共饮，与影同舞，挥毫写下了倾诉胸中不平块垒的千古名篇《月下独酌》（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旁，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自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春花怒放之中，皓月银辉之下，孤独郁闷的李白把酒临风，举杯邀月，月亮和酒成了李白孤独灵魂的抚慰者。
月下饮酒，李白挥洒着“狂放”，苏轼则着意于“味”，李白举杯邀月是因为孤独，没有孤独就没有诗仙；苏轼把酒问天源自于质疑，没有质疑就不是东坡。李白与苏轼醉酒都源于一种至深的痛苦和不平，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对于前者，醉是因为希冀超越自我与自我的不可超越之间的无法平衡;而对于后者，醉则是因为渴求超越现实与现实的不可超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万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次韵乐著作送酒》），就像沸水使雪顷刻融化一样，万解羁愁只因一壶春酒而荡然无存，这就是他“老去”才体会到的酒的好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酒缓解了暂时的痛苦，却不能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还是用一杯薄酒来祭奠江上千古不变的明月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在历尽坎坷的人生旅途和仕宦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他旷达的襟怀和超然意趣，他看到了历史纷争，人间劫夺，瞬息万变，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流贬的痛苦不以为意，也就宠辱不惊，“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了。在历经宦海沉浮之后，苏轼毅然决然地皈依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回归生命至情至美的本真。
李白和苏轼虽同属豪放一族，但李白“把酒问月”，重在“豪”“逸”，豪气干云，超逸处如天马行空；苏轼重在“放”“达”，放旷豁达，洒脱处如禅宗彻悟、空明澄澈。二者气象不同，李白符合尼采的酒神精神，苏轼体现的是哲理感悟，共同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月亮主体升华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度！
结论：李白和苏轼的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李白经常任想象的翅膀在广袤的时空里自由地飞翔，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经常超脱于尘世之外；而苏轼虽富有浪漫的想象，但却不超脱现实，脚始终踏在地上，显得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如，游刃有余。
太白、东坡虽同属豪放一脉，但李白重在“豪”，豪气奔涌，他用人格本身来超越现实；苏轼则重在“放”，放旷豁达，他用韧性来超越现实。
李白的诗歌中不见语言文字，只见天真性情。苏轼的词作亦如是，元好问曰：“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他们的作品一语又何止百情，语言外是自由之子略无涯际的广阔、博大、不受拘缚的自由心灵世界，后人在李白、苏轼的文学场中获得了深深的灵魂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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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八大怪分别是什么？
陕西“八大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贫困落后和时代的局限而已，不足为奇，见怪不怪。
一、房子一边盖。（土坯房、厦子房、厢房）。
二、手帕头上戴。
三、有了辣子不就菜（辣子一道菜)。
四、面条象裤带。（biangbiangmian）
五、锅盔象锅盖。
六、板凳不坐蹴（蹲)起来。
七、姑娘不对外。
八、秦腔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