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交友网,慈禧拿海军经费修园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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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朝廷肯定挪用了北洋海军的军费修颐和园，但是不是慈禧挪用的？这就要提起一个政府部门——“海军衙门”，根据史料来看，修建颐和园工程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打着海军衙门的名义来筹集的。或直接截留海军军费，或以海军衙门的名义筹集款项。
下面我就从北洋海军军费来源入手来看看军费是怎么被挪用的。
一、海军军费的来源清廷决定采用南北洋并举建设海防的方案后,碰到的首要问题便是经费。清朝后期,朝廷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杂赋、租息、粮折 ,耗羡、盐课、常税、漕折 ,漕项等方面,以及新增的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综计岁入近 8000 万两。
常例开支,包括陵寝、交进银两、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用、织造、公廉、杂支,新增项目有营勇饷需,关局经费,洋款还借,息款,以补支,预支、批解排比核列,年支7000 余万两。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朝廷耗资巨万,西北边陲用兵,也是用费浩瀚。所以当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后,感到最棘手的便是经费。他上奏说“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旁皇无措,展布何从?”又给总理衙门写信,表示北洋欲创设海军,非千万两预算不能集事。“从何开办,惟有静候卓裁”。
不久,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和厘金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所谓洋税,即海关税,向分六成和四成。60%用于户部所指定的各项常年开支,40%上缴户部,转入中央财政封存,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事实上,四成洋税这些年或提拨陕、黔、淮等军月饷,或留充机器局经费,有些并非紧要用款也在其中随便挪用。
所谓厘金,是从生产运销日用必需品中抽收 1% 税款,称作“抽厘”,本是镇压太平天国时的临时筹款手段,后来也成了一项正税。厘金又分盐斤、百货、洋药三项,其中仅货厘每年即进款一千数百万两,实为大宗财源。
恭亲王具体计划,除津海关、东海关应提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洋款内扣除二成,拨充机器局经费依然不变外,镇江、九江、江汉三关应提四成洋税仍解户部存储;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台湾沪尾、打狗两口应提四成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总计约二百数十万两,全部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
江苏、浙江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 40 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 30 万两,总计200 万两,亦拨南北洋海防大臣使用。两项合计,海防经费每年共达 400 余万两,实在是笔不小的款项,可见朝廷巩固海防的决心。
方案甫定,李鸿章即函沈葆桢,要求将拨款先解北洋。沈葆桢以北洋海防基础薄弱,应当尽力创办。他接任两江总督后,也向李鸿章表示:“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固不难于推广。”咨明各省关将款尽解北洋。然而不久李鸿章向沈葆桢抱怨:“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拨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
接着,总理衙门和户部又议奏,从光绪二年七月第二个财政年度起,将关税中本解南北洋之款,以一半批解海防大臣,一半委解户部,陆续归还部拨西征饷银 200 万两。这样,每年拨款减去 100 万两。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两个财政年度里,各省关应解海防军费为700 万两,而实际仪解200 万两,不到名义拨款的三分之一。
这一状况,除了说明各地财政拮据外,也反映出朝廷指令失范,不能化作各地的具体行动。这是晚清地方军阀势力兴起,外重内轻局面形成后的一个重要特点;文件的构想在实施中变形走样,更是历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
1877 年初,在讨论加强台湾海防建设时,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了修铁路办矿务的主张,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所需经费,恭亲王决定从南北洋海防经费内拨取。具体做法是,从光绪二年七月起,关税仍以一半批解部库,抵还西饷,剩下一半中的一半,解交李鸿章,另一半,批解丁日昌兑收。所收厘金亦一分为二,李、丁各得其半。从总数上讲,北洋和台防各得 150 万两经费。
1878 年 3 月 ,李鸿章上奏请将海防经费仍按南北洋分解。根据李鸿章的说法,南北洋分款的确切时间,系从光绪三年七月第二个财政年度开始。南北洋分解后,经费依然不敷。广东、江苏、福建厘金奉拨以来,就分文未解。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名目后,亦未解分毫。
浙江、江西、 湖北厘金及各海关洋税实解北洋者,每年平均不过 30余万两,比原定 200 万两之数不及十分之二。因此,1880 年 4 月 ,李鸿章请求自本年起停止提还西征饷银,仍照原议,分协南北洋经费;各省厘金与其拨多解少,不如实拨实解。江西、湖北各原拨 30万两,浙江原拨 40 万两,请按八成起解,不得再有短少。
江苏、广东、福建厘金现皆不报解,请改拨他省有着的款。总理衙门研究后表示,同意停止提还西饷和将厘金改按八成指标报解。至于改拨他省款项,则毋庸议,应请旨催促。以后再有拖欠,查照迟误京饷定例议处。此后各省厘金便按八成指标起解,而广东、福建厘金60万两正式停止拨付。南北洋海防经费总额,从此改为300万两。但人们仍然习惯统称 400 万两海防经费。
从1875 年至 1880 年 6 年间,北洋共计收入海防经费 4 826618 两,平均每年80 万两。1881 年、1882 年略有起色,共收 2 273263 两,平均每年114万两。1883年,1884年锐减,平均仅得65.6万两,李鸿章只得提用淮军协拨和长芦运库银 116 万两弥缝额缺。1885 年厘金、洋税共收 73.3 万两,李鸿章又动用直隶海防捐输112.8万两维持开支。每每陷人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的境地。
1875~1884年,是北洋海军发展的前十年。北洋海防经费共支出762 万两。与实际收入相比,平均每年支出仅占66%。其中1875 - 1878 年最低,仅用去47%。中法战争后,这一比例逐渐升高,超出92%以上。这种状况与李鸿章先是积累资金,投资于重点项目,以后主力军舰购到,海军支出日益繁多和固定化的实际状况是相符合的。李鸿章主持北洋海防 20 年,海防经费总支出约达2140余万两。
二、海军衙门与海军费1883 年,朝廷在总理衙门中添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凡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弹药,创设机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皆隶于一统。这是一个管辖国内各项洋务事业的部门,也可以看做是即将问世的海军衙门的前身。
海军衙门的设立,是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大约以中国驻日本长崎理事余璓的建议最早。1881 年,他上书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军衙门,保边固图。接着,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也提出建立水师衙门的建议。
中法战争后的善后讨论中,对建立海部问题,议论更为集中。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并设专办此事之人。左宗棠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驻扎长江。穆图善认为海部宜设天津,置尚书部曹,直、江、闽、粤四督分兼海部尚书。吴大潋则说,应在北京添设海军衙门,特派亲王总理,节制沿海督抚。在封疆大吏中,选派一员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衔。
10月24日,醇亲王等奏称,海军“事属始创,头绪纷繁,若待另建衙署,恐需时日。查神机营署内尚有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可敷办公。名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所有咨札文件,拟即借用神机营印信,以昭简易”。同日获懿旨允准。至此,海军街门作为一个机构,算是成立了。
新设海军衙门在体制上的最大特点,是一个由醇亲王主持的中央机构,在人员配置规格上,甚至超过同时期的总理衙门。1892 年春,在庆王主持下 ,经广丰 ,祥茂、天德、兴隆四厂施工,海军衙门新址落成海署才迁人办公。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成为一个独立军种在中国军队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军衙门主管全国海防建设,进而负责审批各省进口海防器材,过问铁路建设等等,管辖范围涉及洋务活动的许多方面,筹划海军经费则是其直接分管的重要事务。
户部奏定,从 1886 年起,原解南北洋收支的海防经费拨归海军衙门收放。这对南北洋来说,无疑是极不情愿的。1875 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定从关税厘金项下年拨海防协饷 400 万两,虽然从来解不足额,但毕竟是笔地方上可以直接支配的巨大款项。
现在把财权收至海军衔门,李鸿章表面上不便公开反对,便以退为进,多方要挟,屡屡致函醇亲王,要其保证北洋海防的浩繁开支。海军衙门的经费来源,除了常年海防协拨外,还在开办时,特拨粤省余存洋款 42 万余两,闽省造船余存洋款 60 万两。
海军衙门从成立到撤销,共为全国海军筹拨了 2000 余万两经费。为了筹款,使出了浑身解数。海防经费虽已奏定由各省径解南北洋支用.海军衙门仍有责任为其催款。1887 年6 月醇亲王专折上奏,指责江苏、浙江、江西拖欠应解厘金,并指出福建、广东两省应拨海防经费,已经奏归本省使用,沪尾、打狗二口税款亦归台防,则户部不能再以虚数并人海防协饷,应别筹的款相抵,获懿旨允准。
户部从各省海关新收洋药加厘项下,指拨 65 万两以补缺口。海军衙门又将南北洋海防经费银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每百两扣除6 两平余,用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 8 舰薪粮公费。据统计,1887年至1894年8年间,平余划抵共20 余万两。此外还有人奏议过川淮盐斤加价、开办印花税等办法。
除了增设各种捐税杂款外,鬻官亦是当时“开源”的重要途径。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以海防紧迫,饷源枯窘,设筹无方为名,奏请于北洋开设“军器捐输”。经户部商议后,决定请旨予限一年。所谓捐输,亦称捐纳,是由朝廷以授予官衔来取得捐款的一种办法。
清朝在开国之初和乾隆年间都曾采用过。鸦片战争后,财政支出激增,战争,灾荒不断,于是广开捐输。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购买,造成吏治腐败,流品混杂,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1879 年朝廷下令停捐,然未歇数年,因直、鲁等省发生水灾,为办赈济而于 1883 年重开捐输,其时已是明知有害而饮鸩止渴了。
新开的海防捐例规定,捐银 1000 两准给蓝翎,捐银 2000 两可得四品以下官衔,捐银 3000 两可得一品以上官衔,均准给花翎。 兴办之初,报捐者甚为踊跃。至 1886 年初,直隶一省即收入白银 150 万余两。开捐 3 年,直隶共收银达 212 万余两之巨,除拨给旅顺建造船坞用款 63 万余两外,均归北洋海防开销。
广东省3 年共收捐银 1132000 余两,统归本省使用。这一做法,被海军衙门接承过去,于是年年奏请展限,进一步鼓励捐纳。1886年至1888年,海军衙门收到各省解来海防捐款银1578058 两。1889 年,因黄河年前在郑州决口,朝廷为复修大堤,暂停海防捐而开郑工捐。次年复开海防新捐,在捐例上再作新的优惠。然而报捐者日少,处于畿辅之地的直隶省,5 年中仅收库平银1179670余两;湖南省1890年至1893年间,共得63175两;江西省1890年至1893年底年间共得115615 两；地处西南的四川省,1890年后两年仅收银31000多两。捐输收入已成强弩之末了。
仔细研究近代海防经费,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而,海军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以海军建设主体部分北洋舰队为例,建设这支舰队的全部开支,包括二十年的海防协饷,购买西方军舰费用,以及军舰官兵薪粮、燃料、油修费等等,共用去白银3500万两,仅占同期国库开支的2%左右。远远低于全国陆军部队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笔款项在洋务运动各项新兴事业的投资中,耗费又是最为巨大的。北洋海防协饷开支总额,相当于同期江南制造局以及福州船政局从创办到中法战争爆发 17 年总支出之和。
三、颐和园与海军费人们还有一个疑问:屡屡申言缺乏经费的海军衙门,其筹集到的款项是否都用到海军事业上去了呢?
1、三海工程的修建与海军衙门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京西三山五园的绮丽风光是难以忘怀的。
青年时代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情景更是记忆犹新。以至她人过中年之后,对于修复园子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历代帝王都修苑囿,或是在宫禁之旁起盖别院,或是在城郊和外地兴建离宫。这种风气,清代尤烈。西山一带,连绵二十里,逶迤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建起来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香山的静宜园等一大片皇家园林。紫禁城皇宫中附会《礼记》《周礼·考工记》建造的宫殿群落,体现了封建时代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
刻板的布局,高度规格化的建筑风格,大面积相同的色块和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紧密相套的四合院,常常使人产生沉闷压抑的心理负担。所以康熙已降各位皇帝都常年居住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既处理政务,又游燕逸乐。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举火焚烧了经营百年的西郊林苑,使得惯于奢侈享受的清朝皇室在北京老乡竟无处避暑消夏。环绕着复修苑囿,晚清政局出现了各种大小事件,面修园经费,又和海军经费扯在一起。
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谋复修圆明园,而与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及朝野大臣发生激烈冲突。为了缓和折衷,有人建议改修 三海。
未过多久,同治帝暴病向崩,4岁的光绪帝载湉继位。两宫太后冉度宣布垂帘听政,三海工程对她们不再有直接意义,于是便告停工。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一片秀丽的山水包蕴在高大的土红色宫墙之内,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三海面积2500 余亩,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湖光潋滟,回映着四岸的亭台楼阁,景色绝佳。到了1885 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自己归政后若要重修圆明园,不但国家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又会遭到反对,于是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子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
根据档案记载,事实上工程在此之前已经动工。
三海工程包括三海所有的殿宇、房屋、道路、河池、假山、堤泊、点景花园,电灯、铁路、冰床、朱车等等,重点在南海的瀛台,中海的丰泽园 ,仪銮殿、西苑门一带。全部工程有一百多处,几百个项目,整个大修工程经费总额约在白银 600 万两左右。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 513 万两。
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 ,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解银、海军衙门、神机营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的借拨银为2294329 两,占总经费收入的 44.7% 。以后海军衙门还代奉宸苑借拨欠发厂商实银 66 万余两。从 1891 年至 1895 年,三海在正常岁修和为慈禧太后庆寿工程中,又从海军衙门挪借 141.5 万两。总计 1881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 437 万两。
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海军衙门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因此在用款时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在营建三海及以后营建颐和园的过程中,醇亲王控制的海军衙门确实起了调剂资金的作用。醇亲王深知其中的奥秘。
在后世看来,皇太后、皇帝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恣意调拨全国财富,其实不然。封建国家机器本身具有制约机制。它通过祖制祖训、部院规章、御史谏官和朝野清议来平衡天子的言行。从这个角度看,皇太后、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制度都是人创的。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巧立名目,以避开制度对其的束缚。诸如以海军衙门为中继站,调节缓冲内务府施工急需的银帑,就是例证之一。海军衙门所垫的款项虽然后来如数归还,慈禧太后孜孜以求的三海工程也如期竣工了。拆东墙补西墙,受损的依然是海军。
李鸿章显然精通此道。处于封疆大吏的立场,他既希望巴结皇太后以巩固慈眷；又不愿因建造园囿,使得海防经费挪用过多而影响北洋实力;更知道哪些挪垫是不合规矩、摆不上桌面的,因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有时积极表示赞同,有时找理由婉辞,有时还用海防名义向外商借款以保工需,在夹缝中居然左右逢源。到了修建颐和园时,挪垫进一步发展成为挪用。
2、颐和园工程与海军军费
虽然三海工程正以慈禧归政后颐养之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进行施工,皇太后依然未能忘情西郊的旖旎景色。复修清漪园之事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清漪园是乾隆皇帝1750年为庆贺母后六十寿辰而兴修的林苑,位于圆明园西侧,万寿山、昆明湖都是园中的景致。慈禧太后深知圆明园局面过于散漫,复修工时浩瀚,且是一马平川,有水面无山色,反不如清漪园倚山傍湖的翠微灵气,还能抬出乾隆帝为母后修园祝寿的先例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是以选定清漪园作为自已晚年的另一处怡乐之所。
工程是悄悄开始的。醇亲王找了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在湖内修建水操学堂做理由。昆明湖水操是乾隆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训练水军故事,于 1751 年开始在昆明湖定期进行操练。当时还专门建造了16 艘大型战船,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这种训练当然只是象征,军事意义并不很大,到了19 世纪更与海防无关。
醇亲王以祖制为借口,却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在奏折中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御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的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接着,被英法联军毁坏了 26年的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长廊、排云殿、后山佛殿、南湖岛诸殿、十七孔桥等建筑便开始动工修造了。李鸿章自然知晓这一计划。
1887 年 8 月 15 日,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表示:“禁苑工款及万寿山各座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荩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纸包不住火，随着时间推移,清漪园动工复修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弄得朝野沸沸扬扬。1888年3月13日,皇帝发布上谕,向天下诏示此事。上谕宣称,三海修缮将次告竣,现将清漪园改名顺和园,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园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侍奉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治。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
从此颐和园工程便公开进行了。到了 1889 年 1 月 16 日,紫禁城中贞度门发生火灾,火势延及太和门。这在当时看来是不祥之兆,表明人怨激起天怒,天意示警。再加上不少臣工对工程的批评,慈禧太后不得不发布懿旨,表示“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这样,园工缩小了规模。
1891年6月4日,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以后常驻园中。而园工中尚未完成的项目,则加紧施工,直到1895 年上半年方告结束。
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根据承办工程的算房对 1888 年至 1895 年修建的佛香阁、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56 项工程估价,约为318 万两。1886 年以修建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7.8万两。而 1886 年至 1887 年修建的仁寿殿、玉澜堂、排云殿、长廊等建筑缺乏明确的造价资料。鉴于整个三海工程用银为 600 余万两,这批建筑估计不会超出此数,因而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 1000 万两白银上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传说顾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清末维新党人梁启超首创将园工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以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
挪用的确切数额则说法不一,多则谓8000 万两,少则仅 300 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 2000 ~3000 万两。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宫档案,海军衙门在 1888 年把45.3 万两银挪至园工。次年,奕劻又决定每年从海军经费中腾挪 30 万两交颐和园工程处。至 1894 年共挪用 180 万两。
以后又从出使经费中挪垫了工程银 100 万两,申明从海军巨款 260 万两生息项下按年拨还。 从这些数字统计 ,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腾挪共达 325.75 万两。1889 年1月6日,海军衙门还在奏折中提到“平余、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
根据海军衙门的规定,北洋海防经费的平余,划抵下一年度“定远”等八舰的粮饷油修经费,而海军衙门发放的八舰经费及东三省练兵饷,则由海军衙门拨付时扣除。有人统计,从 1887 年到 1894 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 86 万两。按照平余专备“工作”之需的说法,这笔款子也被挪用于园工。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 250 ~350 万两之间。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 750 万两。在三海和颐和园大兴土木的时候,朝廷财政正十分窘迫。
1888 年为例,这年户部在正常的年度开支之外,又筹拨皇帝大婚典礼费 500 万两 ,郑州河工 600 万两 ,山东河工 289 万两,制钱工本 90 余万两,铜本 50万两等等。大工未尽,大礼方兴。将历年铢积寸累之余罄于数月,只能大量腾挪海军衙门的经费了。庆郡王私下坦承以昆明湖替代海防建设是其无可奈何的苦衷。他在政务上比醇亲王更无建树,但在谄媚慈禧和接受贿赂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谄媚和腐化的升级标志着一个王朝没落的加剧。到这种时候,祖制、规则、谏议就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还需说明,醇亲王、庆郡王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甚至在工地上张贴的告示也落款海军衙门,给人以海军衙门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修园经费也非海军衙门独任。但颐和园工程毕竟妨碍了清季海军的发展,从而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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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荣枝靠什么为生？
劳荣枝靠什么为生?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知道她在逃亡途中，至少有两个生活来源：一是在酒吧做陪酒女，靠卖酒的提成；二是在商场卖手表，（当营业员）赚工资拿销售提成或与人合伙经营。
劳荣枝是在这家商场的营业时间时，在该商场的某钟表专柜里工作时，被公安人员逮捕的，落入法网。
虽然该钟表专柜的现工作人员否认劳荣枝是他们的正式员工，但是由于该柜台就在一楼，并处在电梯位置，周边很多其他店铺的营业员，都对劳荣枝在钟表专柜做销售有深刻印象。
因此她落入法网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是靠钟表销售为生，已确认无疑。至于是普通销售人员还是钟表专柜的合伙人，以后都会水落石出。
根据目前已知道的情况，劳荣枝在从事钟表销售前，曾在这家酒吧内，做过一段时间（大约是2017年）不拿工资只拿提成的“陪酒女”。据称她颇受顾客欢迎。
而“陪酒女”这一职业，这是她20年前犯罪时的老本行。
这家酒吧的名字很有意思：“真爱”。估计常去酒吧的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曾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可能一起灯红酒绿过。
由于劳荣枝逃犯的身份，我们对她逃亡途中（1997-2016年）更多的经历尚不知晓，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知道更多的内容。
希望劳荣枝的案例可以让人警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也提醒那些寻找艳遇的人们，色字头上一把刀。
徐福到底去了哪里？
谈秦说汉（367）
徐福东渡为秦始皇寻长生不老之药，司马迁只记载了其出发地点，却没有说明他到底去了哪里。因此，徐福的去向就成了一个谜，有人分析他们可能死于海上；也有人分析其去了韩国；甚至有人分析其可能去了美洲；去了日本的说法更多一些。
徐福为何要东渡按司马迁的说法，秦始皇想求仙访道，听徐福说海外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神仙居住，可以带数千童男童女、各类工匠、五谷种子，虔诚地向神仙讨要长生不老之药。于是，下令徐福带领三千童子及五谷百工在大海中寻找仙人。
传说中神仙是无欲无求，爱清静，不食人间烟火，咋就要三千童男童女、五谷种子及各类工匠呢？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徐福想逃离中原秦始皇的统治，到海外自立创业，成为一方诸侯，而带过去的人员、物品，正好构成了独立建国的条件。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徐福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陆地，并在一个“平原广泽”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繁衍生息，再也不回中原了。也就是说，徐福出海寻仙其实是为躲避秦乱，精心策划的迁徙计划，但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到底是哪里呢？
徐福到达韩国落地生根从琅琊出发，出了渤海湾穿过黄海进入东海，第一个大岛屿就是济洲岛（韩属），当时该地属于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部落，与中原并无交流。证据是现在的济州岛正房瀑布陡峭的崖壁上，仍保留着刻有齐国刀文“齐臣徐巿迁王过之”疑似古篆字样。
但是，济州岛距离朝鲜半岛太近了，并不神秘。若徐福是为了逃亡，济州岛并不是最理想的藏身之处。而这些崖刻也只能证明徐福曾经在济州岛落脚，什么时候刻上去的也不知道，真伪难辨。因此，徐福在济州岛落地生根的可能性应可以排除。
徐福到达美州落地生根在檀香山发现了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在旧金山老乡也有出土刻着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有人认为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且在墨西哥湾地区发现了一批居住在山区的黄种人，据称都是秦国采药人的后代。
但这些传闻虽有证物，却无史书记载，只是后人的猜测，不能证明与徐福有关。反过来说，若先秦时期的航海技术能渡过太平洋，大航海时代就会提前来临，秦始皇的战略就可能放眼全球。因此，徐福带领数千人到美州落地生根的可信性不高。
徐福到达日本落地生根徐福去了日本是主流的说法，而日本有很多史书也有关于徐福在日本生活的记载，而且日本很多地方还有徐福的坟墓，甚至还有人认为，徐福就是第一代日本天皇。
徐福第二次出海是公元前210年，是日本弥生文化的末期，也就是日本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型。这段时期内，由于中原战乱纷纷，确实有很多秦人逃亡到了日本，并带去了铁器生产工具，五谷耕种技术，是日本生产力发展的井喷期。
根据《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记载，徐福带着五谷百工及童男童女来到了“平原广泽”。因此，有人分析，徐福可能是在九州岛登陆，那里气候宜人，适合耕种。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没有科学的根据，九州岛有很多徐福遗迹，也是后人所建。
根据《三国志·吴主权传》记载，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几千人泛行在海上寻到蓬莱仙山和仙药，最后定居在亶洲（澶洲）并滞留不归，世代相传有几万户人家，那里的人时常会到会稽一带买卖布匹。会稽郡曾有人在海上遇到大风暴，漂流到亶洲。
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穿铠甲的兵士上万人，航海寻求夷洲和亶洲。但亶洲遥远，卫温他们最终还是没能到那里，只带了几千名夷洲的人返回来。其中夷州就是指现在的台湾，而亶洲与夷州遥相对望，有人分析可能就是指现在的日本。
根据《义楚六帖》记载，首次提到了徐福的最终目的地就是日本，并说徐福到达后，将富士山称为蓬莱仙山，但徐福并未上山求仙，而是在日本定居了下来。这是中国文献里最早关于徐福滞日本的记载。但事实上义楚并未去过日本，真伪难辨。
根据《日本国史略》记载，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到日本贡上三坟五典而寻求仙药，始终未得，只得定居下来。而在日本的九州、京都老乡的奈良出土了中国先秦时期的刀币、青铜镜、勾玉、古铜剑，有人分析这就是徐福带过去的，但无史书记载。
根据《富士文书》记载，徐福到达日本后，利用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教会当地农民耕种，因没有得到仙药，怕秦始皇派人追杀，便改名换姓长期在日本定居下来。中国人奋信多福，所以徐福的后代有福田、福台、福台等姓氏，亦无史书出处。
《三国志》被称为正史，但其中所记载的亶洲是否为现在的日本，也很难认定，毕竟古代地名的叫法跟现在也大不一样。其他的资料出处，大多是人云亦云。但是，日本官撰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等史，却对徐福只字未提。
虽然现在很多日本人也不反对徐福在日本繁衍生息的说法，至今日本人也尊徐福为日本的“司农耕之神”、“司药之神”、“纺织之神”。但是，到现在的确还没有发现徐福在日本生根落地的完整证据链。所有史书出处，考古文物都是以孤证形式存在，但按史书分析，徐福东渡日本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徐福死于海上秦国有记载的水军，应该是白起率兵顺汉水而下伐楚，发动鄢郢之战，火烧楚王陵，一路追击到了竟陵。但白起也只是用船运兵，而没有发生过水战，真正建立楼船部队，是汉朝的事了。因此，徐福几千人大规模渡海，风险性确实是非常的高。
但是，日本官方资料记载，在弥生早期就有先秦人上岛的记载，而且出土的文物也可以佐证秦人在日本在弥生时代存在。徐福得到秦始皇的鼎力支持，渡海工具一定比普通人强。徐福两次东渡相差九年，也可能在九年之内找到了最佳渡海方案。
也有人分析，徐福与带领的数千人可能是一起客死于海上，葬身鱼腹。这个风险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性很高。秦朝的航海技术并不是十分的发达，渡海的确是个九死一生的活。但是，徐福死于海上只是一个大胆猜测，无任何资料可以佐证。
写在最后秦始皇执政时期，中原战乱频繁，有的人揭竿而起勇于抵抗，但也有的人消极地躲避现实，向大山深处，或者是海外移民。徐福是个方士，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江湖骗子，都敢在秦始皇面前忽悠。因此，弄一群人到海外建国的可能性是有的。
徐福的去向有很多种说法，去了台湾岛、海南岛、济州岛、冲绳列岛，甚至是檀香山、旧金山、墨西哥湾，凡事皆有可能，但凡事也得讲证据，那怕是间接证据。台湾岛、海南岛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从渤海湾出发，去台湾与海南比去日本还远。
徐福在现在韩国的济州岛扎根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毕竟济州岛离中原太近，都可以看得到朝鲜半岛的陆地，估计徐福躲在济州岛也睡不踏实。徐福坐船去往美州的可能性更低了，茫茫大海上，船只维修，后勤饮食补给，以当时的条件很难做到。
因此，徐福东渡要么可能是死于海上，要么就可能是真的到了日本，最终的真相，仍有待考古发现。但综合《史记》、《三国志》等资料来分析的话，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徐福到了日本，并在日本落地生根。
2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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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为何一开始不去做官？
这就涉及到1种制度、2个政权，还和当初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1个制度即两汉的“察举制”，2个政权分别为曹魏、西晋。背后折射的，更是寒门与世家的无形斗争。
察举制下的司马懿察举制就是太守以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官，有权利向国家推举孝子廉吏，这就是所谓的“举孝廉”。自西汉以来，朝廷一向有诏令让相关官吏推荐人才，等到了汉武帝以后，形成了一年一举的制度。发展到后来，更是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
这种制度下，一个人想要做官，就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首先本人要符合孝子廉吏的标准。第二，要有太守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官来举荐。对照这两条标准，司马懿都是不缺的。
（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服膺儒教。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晋宣帝司马懿）即防之第二子也。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懿从祖上就历代高官，在官场上有丰富的人脉。甚至秦朝末年，司马懿的祖先就是将军，一起讨伐暴秦。司马懿本人才能优异，家族在官场上有着强大人脉。因此，在察举制度下，司马懿想要出来做官，是分分钟的事。对于寒门高不可攀的机会，对司马懿来说却是不值一提。除此之外，这还和东汉以来的“气节”密切相关。
东汉以来的社会风气自战国以来，“五德始终说”有着很广泛的市场。其核心思想，便是需要圣人（或者说皇帝）“德行”需要超出众人，这样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如果皇帝的德行不够，上天便会降下各种灾难，以此来警示皇帝。在这种时候，皇帝便需要“修德”，并选择新的圣人来禅让皇位。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把儒家思想注入到”五德始终说“里。随着”独尊儒术“的确立，”五德始终说“有着广泛的支持基础。到了西汉末年，王莽便是以此种学说为基础，继而攫取了西汉的政权。
等到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害怕再出现王莽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无法再容忍这样的”邪说“。因此，刘秀便大力提倡”气节“，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死心塌地服务一家王朝，便成为理所当然。一姓天下便该传之万世，臣子永远是臣子，皇帝永远是皇帝。这样，刘秀便把”五德始终说“给铲除了。后世帝王，又有哪个不同意刘秀的举动呢？
所以，曹操既然承认是西汉名臣曹参的后代，那么曹氏便永远是刘姓皇帝的臣子。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便是”国贼“，曹操被称为”曹贼“，便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而来。当初王莽的一切行为都被否定，曹操自然也无法翻案。
因为从最高统治者都提倡”气节“，而”气节“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砝码，所以东汉士人对名节的追求，甚至到了一个病态的地步。
对于那些举荐自己为官的高官，士人更是视为”恩主“，他们把恩主当作父母一样对待，甚至比对父母都要好，借此获取更大的名气，捞取更多的从政资本。这样一来，便逐渐形成了士人和”恩主“的人身依附，到后来更是发展为门阀政治。
这些被举荐的士人，等他们做到太守那样的高官后，怎么报答曾经的”恩主“呢？最好的方式便是推荐”恩主“后代出来做官。通过自己举荐或者官场上各种辗转请托，这样的举荐自然不难。
所以，做官对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河内司马氏这样的家族来说，简直不要太简单。因为有无数曾经被他们举荐的高官，想着在”报恩“。
魏武帝（曹操）为司空，闻而辟之。帝（晋宣帝司马懿）知汉运方微，不欲曲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打探的意思）之，帝坚卧不动。做官的机会对司马懿来说，俯拾即是。而且，司马懿拒绝到曹魏政权任职，是不欲曲节”曹贼“，这为司马懿赢得了更大的名声，从政的资本自然也更足了。
曹魏与西晋政权的性质从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氏是服膺儒教的豪门大族，代表的是豪门大族的利益。因此，西晋在取代曹魏政权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服膺儒教的司马氏获取政权，能更好地代表这些世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是一个阶级。
而反观曹操，父亲曹腾是宦官曹嵩的养子，在当时被认为是阉宦遗丑，是属于寒门阶级。而阉宦遗丑，在儒家经典教义中，是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地位的。因此，曹操不对儒家豪门打击，则无法立足，更别提和儒门豪族人物袁绍争锋了。
因此，曹操实行的是”申（申不害）、商（商鞅）之法术“，注重法术和刑名。曹操启用了大批寒族士人，借此维护自己势力集团的稳定。但曹操对于儒家豪门，也并不是一味打击，而是有打击、有拉拢。比如荀彧这样的豪族人物代表，便隶属于曹操阵营。曹操对司马懿的征辟，也是属于拉拢儒家豪族之举。
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缘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司马懿）惧而就职。官渡之战的胜利，代表着寒门战胜了儒家豪门，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寻求机会恢复。到了曹丕，为了夺取东汉政权，对这些豪门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措施。因此，当儒家豪门代表陈群，提出”九品中正制“时，曹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曹丕借此得以建立曹魏政权，但官员的任用，后续逐渐被豪门大族所把持。
因此，等到曹氏子孙孱弱的时候，司马氏趁机夺取了曹魏政权，从而尽复东汉时代儒家豪族阶级统治的全盛局面。
综上所述，司马懿之所以一开始不去做官，是因为在当时的察举制和社会风气下，这样做官的机会并不值得司马懿珍惜。而且，拒绝了”曹贼“的征辟，能为司马懿赢得更高的社会名声，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再者，曹操势力集团，不能代表司马懿儒家豪门的利益，这也是司马懿不愿做官的重要原因。
司马懿不愿做官这件小事，却深刻反映了，当初的政治选拔制度、东汉以来的”气节“影响以及曹魏、西晋政权的性质，更反映了寒族和豪族的无形斗争。曹操甚至发出威胁，才换来司马懿表面上的合作，但也埋下了后来曹魏政权被颠覆的隐患。
因为劳荣枝爱狗被认为善良？
如果劳荣枝是善良的女人就不会纵容法子英杀人，我想说不反对就是变相的支持，况且被害人都是劳荣枝亲自勾引领到家里的
中国有句名言，家有贤妻丈夫在外不做横事，我们看看劳荣枝和法子英第一次相识，当时19岁的青年女教师居然能和社会上一个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混子在一起吃饭，如果她是一个正直的女人，应该说自己今天有事，马上就走，拒绝和垃圾男人吃饭，不留给法子英任何机会，这才是一个女孩应该做的事，但是，事情恰恰相反，她不但和恶魔一起喝酒，甚至和这样的男人相处，其实以她的相貌和职业，完全可以找一个不错的小伙嫁了，过幸福生活，但是，由于她自己的无知和崇拜，成为受害人的帮凶，她的世界观是何等扭曲。
养狗和善良没有任何关系，当年侵华日军还养狗呢？难道他们善良吗？养狗绝不是善良的《挡架牌》，更不是现代文明的《遮羞布》，实事求是的说，她和法子英吃饭的那一刻，已经奠定她的一生注定会“堕落”，第一步；经常和社会不良人员鬼混，第二步；能够辞去别人羡慕的工作和法子英离家出走，即使她真爱法子英，完全可以让他从善，我想说，她骨子里就是喜欢法子英的“恶”，这一点不容置疑，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暴露无遗，帮助情妇色相勾引受害者，我敢说，当时有一个人社会渣子能把法子英征服，她会立刻投入怀抱，因为她就是那样的“人”，法子英被正法后，她完全可以投案自首，但是她没有，说明她还存在侥幸心理，可以逃脱法律制裁，但是她忘一句话，那就是她学生时代学的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实话实说我也同情她的遭遇，但是我不同情她的所作所为，路在自己的脚下，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的法子英死后，她开始自己逃亡命天涯，想尽办法躲避警察的追捕，当被抓之后，在法堂上狡辩给她一次机会回报社会，这绝对是骗人的鬼把戏，请问你用什么回报社会，你能研制“芯片”还是能研制“新冠疫苗”，四十多岁的你只有两种结果，一、正义的枪声为死去的受害者还债，二、把牢底坐穿，在牢狱之中想想下辈子应该怎样做人。
为了彰显正义，教育后人，我恳请新闻媒体，自媒体作者不要美化她养狗就是善良，劳荣枝事件就是一面镜子，已经把她照的清清楚楚，等待她的是法律的严惩，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