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相亲网,很多人说庞统奇丑无比?
会昌相亲网，很多人说庞统奇丑无比？
庞统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杰出人物，庞统（179～214年），字士元，汉时荆州襄阳人。为三国时期刘备的重要谋士，才智与诸葛亮齐名，官拜军师中郎将。在进围雒县时，统率众攻城，不幸被流矢所中而亡，时年36岁，英年早逝。刘备悲痛万分，追赐统为关内侯，谥曰靖侯，亲自为其挑选墓地，后来庞统所葬之处遂名为落凤坡。杨戏《季汉辅臣赞》称赞庞统曰：“军师美至，雅气晔晔，致命明主，忠情发臆，惟此义宗，亡身报德。”诸葛亮也说过：“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见《三国志·廖立传》）现于四川省罗江县城西的鹿头山白马关处有庞统祠墓，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我们在看《三国志》及有关庞统与诸葛亮关系的记载时，发现还有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地方，为探究真相，特列举如下，供大家研究分析。
第一，在《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中，徐庶最早提及诸葛亮为“卧龙”，但没有提及庞统是诸葛亮好友，以及庞统为“凤雏”的记载。
陈寿在该传中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在《三国志·蜀书九·董和传》 中，陈寿又一次提到：“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在三顾茅庐之前已有“卧龙”之称号，所交往的好友“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而已，“惟”表明是排他的。没有诸葛亮与庞统、庞德公、司马徽等人交往的记载。
第二，在《三国志·蜀书七·庞统传》中，陈寿提及了庞统与司马徽的密切关系，但也没有提及与诸葛亮的“好友”关系。
陈寿在《庞统传》中记载：“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庞统与司马德操的密切关系，提及了司马德操对庞统的赏识和赞扬之语，即“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的话语，没有庞统、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司马德操将诸葛亮与庞统共同列为“卧龙”、“凤雏”的任何文字。另外，《后汉书·逸民列传》有庞德公的一段记载，也没有提及庞统和诸葛亮之事。这段记载表明，庞统和司马徽在陈寿笔下并非是可写可不写的碌碌之辈，陈寿对此二人的了解和史料搜集应该是非常详尽的，陈寿连庞统与司马徽树下之语都记载的这么清楚，如果真有庞统与当时名气更大的诸葛亮的密切交往和名号“凤雏”的事实，陈寿绝对不会不记。
第三，《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接着又记道：“后郡命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这段文字是庞统出仕到东吴的经历，时间大约在赤壁大战后，周瑜帮助刘备攻取荆州，兼任南郡太守，庞统仍为功曹，记载了庞统与东吴人士的交往。依这段记载，庞统此时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吴人多闻其名”，官居功曹（功曹权力，在汉代最盛。郡之功曹，除人事外，常能与闻一郡政务。司隶校尉之功曹从事亦然，实为长官助理），其交往层次已是孙权、周瑜、鲁肃的级别，其地位绝非此前“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布衣诸葛亮所能比拟的。假如此前真有司马徽所言“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评论，此时怎么没有任何人提及？但遗憾的是，《三国志》仍然没有他与当时也经常往来东吴的诸葛亮的所谓“友善”关系的记载，也没有被人称为“凤雏”的任何文字。
第四，《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又说：“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亮留镇荆州。统随从入蜀。”此后庞统入蜀，在雒县“为流矢所中，卒”。“诸葛亮亲为之拜。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庞统在吴不得志，在刘备任荆州牧后，便以从事的身份试署耒阳县令。在任不理县务，治绩不佳，被免官。于是吴将鲁肃写信给刘备，推荐庞统，他称庞统“非百里才也”，建议刘备给其“治中、别驾之任”（治中，官职名，全称为治中从事史，为州刺史的助理。别驾，官职名，全称为别驾从事史，也叫别驾从事。汉代设置，为州刺史的佐吏。别驾因其地位较高，刺史出巡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名）。这两个职务和庞统此前曾经任过的功曹没有太大的差别，治中从事就是从功曹从事改称而来的。可见，在鲁肃眼里，庞统虽然是一个难得的“非百里才也”的人才，但也绝对没有达到司马徽所说的与诸葛亮“卧龙”并列的、“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高度。用今天的话来讲，鲁肃对刘备的建议仅仅是希望刘备对庞统不要“降级”县令使用，而是要“平级”治中、别驾使用而已。接着，诸葛亮也对刘备说起过庞统。于是，刘备召见庞统。两人纵论上下古今，刘备此时才对他大为器重，按鲁肃的建议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此后，刘备倚重庞统的程度逐步提高，后以庞统和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
另外，这里边还有一个疑惑，庞统投刘备时并没有隐名埋姓，而且他在荆州做功曹已经好长时间了，东吴乃至荆州上下对他都很熟悉。如果司马德操确实对刘备说过“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依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诸葛亮的胸怀，面对自己送上门来的“凤雏”，能仅仅因为其长相丑陋而让他担任小小的县令吗？从这段记载看来，在鲁肃书信推荐庞统之前，刘备似乎根本不知道、不了解庞统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司马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庞统之事。还有，如果诸葛亮与庞统是一起在襄阳长大的“发小”、好友，诸葛亮为什么不事先向刘备推荐庞统，而是在鲁肃之后才“亦言之于先主”？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后，在此之前似乎根本不知道庞统何人的刘备才与庞统想见，“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了。另外，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207），而刘备见庞统大概是建安十五年（21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诸葛亮不向刘备推荐与自己齐名的好友“凤雏”似乎说不过去。顺便提一下，诸葛亮荐贤的举动在《三国志》里多有记载，如《三国志·蜀书九·刘巴传》就有先“北诣曹公”，后“复从交趾至蜀”的刘巴，“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的记载。所以，诸葛亮在鲁肃之后向刘备推荐庞统，是一种举贤的职责使然，证明诸葛亮与庞统此前并无特殊的“好友”关系，庞统也没有“凤雏”之名号，否则，依诸葛亮之胸怀和水准，他绝对不会在庞统投奔刘备屈尊做了耒阳县令和鲁肃推荐庞统之后才“亦言之于先主”的。很明显，依后世流行的说法，诸葛亮与庞统从小就很熟悉，按当时的情况，庞统又没有“隐居”，他的行程诸葛亮非常清楚，何至于到这个时候才“言之于先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整部《三国志》中，没有一处文字称庞统为“凤雏”，也没有将诸葛亮的“卧龙”与庞统的“凤雏”相并列的任何记载。包括庞统身亡之地，《三国志》仅言“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岁”。没有“落凤坡”的附会言论。
第五，除了陈寿《三国志》以外，记载年轻诸葛亮好友的史书还有裴松之注引的《魏略》一书。《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成书时间早于《三国志》。《魏略》记载诸葛亮好友的情况为：“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庶先名福……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魏略》与《三国志》不同的是，鱼豢记载的是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位，没有崔州平。不管怎么说，在《三国志》和《魏略》这些史书中，青年诸葛亮求学时期的好友基本上都是流落到这里的北方名士之后，没有襄阳本地人与诸葛亮“相友善”的记载。即，没有诸葛亮与庞德公、司马德操、庞德公相友善的记载，也没有司马德操所谓“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记载，我们稍微认真看一下《三国志》以及相关的书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另外，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吴录》、《九州春秋》亦有关于庞统的一些记载，但同样没有庞统为“凤雏”以及他与诸葛亮交往的记载。
那么，庞统为“凤雏”以及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的记载来自何处呢？据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说法通通来源于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后的东晋，来自于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
《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襄阳记又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问题至此已经很清楚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青年诸葛亮为“卧龙”，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而已。在《魏略》中，诸葛亮的好友增加了石广元和孟公威二人。这些记载都没有诸葛亮与庞德公、庞统、司马徽交往，以及所谓庞统为“凤雏”的记载。而在襄阳人习凿齿所著的《襄阳记》中，诸葛亮的好友变成了襄阳人庞德公、庞统，以及《三国志》中已经记载的与庞统关系密切的司马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知何者是客也”的地步了。同时，习凿齿又借司马徽之口，把襄阳人庞统抬到了与诸葛亮“卧龙”齐名的“凤雏”的高度。习凿齿在强烈的“蜀汉正统”史观驱动下，为了在襄阳去追思诸葛亮这样一个东晋南朝文人眼中完美的“光复中原”的楷模，除了“号曰”一个亮家之所在的“隆中”以外，又杜撰了一些生活在襄阳一带的名士与诸葛亮密切交往的事例，杜撰了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襄阳“凤雏”。
我们不否认东晋习凿齿《襄阳记》所臆想的庞统为“凤雏”的说法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三国演义》，庞统被描写成一个传奇人物。以至于现在没有人怀疑庞统就是“凤雏”这样一个“臆想”的神话。
当然，习凿齿的这些所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也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可见，在诸葛亮这个问题上，习凿齿之《襄阳记》是有“罕闻爱异”和“妄有穿凿”之嫌的。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裴松之诟病。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认为“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另在《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中，裴松之评论习凿齿曰：“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总之，在庞统为“凤雏”这个问题上，魏晋时期的陈寿《三国志》和鱼豢的《魏略》都没有这样的的记载，没有他与青年诸葛亮“相友善”的只言片语。而出现这一说法的是此后百余年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联系永嘉之乱以后晋室南迁的局面，联系习凿齿为南晋争正统，竭力推崇诸葛亮“光复中原”、“鞠躬尽瘁”楷模的形象，并穿凿附会诸葛亮与襄阳人士的密切关系，“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臆造出一个“凤雏”的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庞统是否为“凤雏”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也不涉及对庞统这样一个三国时期杰出人物的评价问题，但是，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地认识，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真相。后人如何“演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作为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在正史《三国志》与野史《襄阳记》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态度，那就是：我们应当相信成书时间更早的正史，而不应该相信成书时间较晚的，且带有明显倾向的“地方野史”。同理，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争论上也应该这样。
朱元璋是靠明教打下的天下吗？
明教实际是摩尼教传入中原后的名称，由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摩尼所创。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从新疆传入回纥。唐代宗大历三年时，回纥向大唐请求建摩尼寺于江淮等地。唐武宗掀起灭佛行动时，摩尼教遭受打击，从而演变为秘密宗教组织，以教义崇尚光明为由而改名为明教。那么朱元璋与明教，大明王朝与明教有没有关系呢？
（明教剧照）
明教的发展开篇说过，摩尼教遭受唐武宗灭佛的影响后改为秘密的地下组织，它通过吸收本土宗教道教思想，利用民间的信仰与崇拜，改称明教。它的主导思想就是让人们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即黑暗即将过去，光明马上就会降临。
看到这里就会联想到造反了吧？这种思想就是极易鼓动纯朴的人民群众，跟着操盘的造反头子，对抗“黑暗”的统治。所以明教供奉的祖师爷就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领袖张角，那个曾经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造反头子，就是这位祖师爷，将形同累卵的东汉政权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武侠小说里明教聚众谋划反元）
摩尼教本来就属于外来户，再受到统治者打压之后，自然而然的会产生抵抗的情绪。祆教和景教在摩尼之后也同样被打压，结果就是隐藏于地下秘密传教，与统治阶层做斗争。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明景合流”，二者形成了共同的需求，拧成一股绳，成为造反头子发动起义的宣传工具。比如五代后梁的毋乙起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王念经起义，都是以明教为旗帜拉起了队伍。
（方腊起义）
到了元朝，虽然统治者对人种作了等级划分，但他们对于各种宗教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西征的路上，采取宽松的宗教政策赢得了不少民众的归附。元朝统治者借鉴了西征的经验，为了稳固统治根基而选择求同存异。但对于宗教的破坏活动，元朝政府也是明令禁止的，在《元史.刑法志》中就记载了元朝廷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意思就是禁止那些于民间秘密结社，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民间宗教。
（武侠小说里明教斗殴失利后诵读教义）
说白了就是武侠小说里常说的“魔教”、“邪教”，他们的特点是反抗性强、组织能力强，这会对元廷的统治造成威胁，对社会的安定也会造成威胁。但事实上，明教在元朝处于合法地位，并没有受到打压，在元朝真正的从地下走进了光明。所以《倚天屠龙记》里，明教常被六大门派骂为“魔教”，人家能不动气吗？朝廷都承认合法地位了，干架是肯定的了。
朱元璋与明教是否有关既然元朝承认明教的合法地位，那么元末的造反就不太可能以明教的“光明理论”为旗帜，因为元朝廷已经给予了教众光明。那么红巾军的操盘手韩山童是以那种形式鼓动群众的呢？
（白莲教剧照）
其实韩山童并不是明教教众，而是一个白莲教教徒，白莲教才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民间宗教，与元朝禁止的行为非常吻合。其教徒常于公社中聚集传教，官家查住了就手捧佛经，示人以佛门俗家弟子，所以在宋朝就被朝廷定性为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由唐至元，一直是朝廷打压禁止的对象。只是在元仁宗即位(1311)后的十年里授予过合法地位，至英宗即位后又立刻禁止了其一切活动。这才是能够煽动纯朴群众的根本因素，由于白莲教教徒受到打压，所以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最容易被利用的就是白莲教教徒，容易以他们为基础进行裂变。
韩山童其实也属于纯朴的农民，但他身边有一位不那么纯朴的富家子弟，这个人叫刘福通。这个刘福通一边当着元朝的官，一边做着家族生意，但元朝廷修河道的时候将刘福通家的大宅子给冲毁了。气不打一出来的刘福通就想到了信奉白莲教的朋友韩山童，拿着家底儿给韩山童一通包装，摇身一变成了宋徽宗后裔。并利用韩山童多年传教的经验，一同喊出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宣传口号。
（佛教里的孔雀明王）
这个宣传口号一直让人联想到明教和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但这个是有很大争议的，著名学者王见川曾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做出过论证，讲到 “明王出世”的口号并未出自明教经典，而是来自金刚禅等所研习的《大小明王出世经》。 更多学者指出“明王出世”实际上是佛教密宗中的“孔雀明王出世”，这才符合前一句口号“弥勒降生”，再结合白莲教半僧半俗的特性，说明红巾军起义跟明教没有关系。
其实就当时白莲教与明教所处的地位看，明教没有造反的需求，毕竟作为宗教，朝廷承认合法地位就已经不需要苟且偷生了。且在乱世之中拥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自给自足，独立于税收徭役之外，没有造反的理由。白莲教也并不需要拉上一个合法宗教共事儿，二者之间能够融合到一起是在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废除了明教的合法地位，将重见光明的明教再次打入地下，称其为“左道邪术”。这才是白莲教与明教走到一起的原因，由此也能看出朱元璋应该也不是明教徒。
（小明王）
而当韩山童去世后，刘福通扶持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这个是按照“明王出世”的宣传标语树立起的“天下共主”，实际上也是刘福通为了建立割据政权而拥戴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大宋政权建立后，天下起义军就有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也有了共主。淮西一带起义军领袖郭子兴，也是白莲教徒，所以要奉大宋政权为正统，朱元璋又是出自郭子兴部，以小明王为正统也在情理之中。
当朱元璋独自发展打下南京后，被小明王任命为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于应天中书庭内设御座，每逢节日必俯首遥拜。而后来刘福通决策失误，四路伐元失败，随着内部分裂斗争，大宋政权很快丢失汴梁城，刘福通战死，韩林儿桃往安丰。
公元1364年，张士诚进攻安丰时，朱元璋也是不听刘伯温劝阻，亲率大军解救，以致陈友谅袭其后方，围困洪都整整85天，后经鄱阳湖死战，才化解了这次危机。事过之后，朱元璋才觉后怕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趁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在朱元璋看来，在未推翻元朝前，必须保证小明王的正统地位，这是为天下义军树立的精神标杆；其次，真当威胁自身利益时，该不顾小明王就不要再顾了，关键时候那就是个拖油瓶。至于后来小明王沉船身亡是不是朱元璋的安排就不得而知了。
讲述这个事情，主要是为了说明朱元璋虽然不是明教教徒，但“明王出世”这个宣传，以及小明王的正统地位，他是认可的，至少是暂时性的认可。因为他是要收拢义军人心，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的。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将大吴改为大明，这就出现了人们的第二个瞎想，即朱元璋是取明教的明字为国号。
国号与明教是否有关“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吴晗先生为了证明明教与大明有关系，称“吴”并非朱元璋政权的起始国号，“明”既不是朱元璋起兵的地名，也不是延续以前汉族政权的国号，更不是古代食邑的封号。这个字就是出自于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又回到了明王出世的争论。
（徐达北伐）
其实上文已经分析了，朱元璋并非明教教徒，元末农民起义也与明教没什么关系。所以关于大明的国号，吴晗先生的说法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早在韩山童标榜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孙时，就已经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是借着大宋名号，煽动汉人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其中的“日月”二字合并在一起就是明。若从继承性上讲，朱元璋在割据时期一直奉小明王为正统，在力图北伐时就更需要利用这种正统思想树立标杆，毕竟北方还有大批的汉族人口。取日月重开的意思，以明王的字眼为国号，是符合时局需求的。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明太祖实录》
如果放眼古代神话，黄帝的曾孙火神祝融的故墟是在南京，与朱元璋本家一致，朱元璋自比祝融的后代。祝融本来就叫“朱明”，即赤热光明之意，“明”作为国号乃追根溯源。
刘伯温也从五行上做过解释，“明”字里面的日月是朝廷的正祀。朱元璋起于南方，元朝位于北方，从方位上讲，南方为火，属阳；北方为水，属阴。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符合阴阳五行的运行。其理论依据就是《易经.乾卦》、《诗经.大雅》，这两个儒家经典中都有“大明”的字眼。前者以“大明”代表着光明周而复始，成就天地四方；后者以“大明”歌颂周文王千秋伟业。后来的后金将国号改为大清，也是以五行之法，取清克明之意，表明了入主中原的野心。
所以，非要将大明的国号与明教扯上关系并无意义。朱元璋称帝后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并写进了《大明律》，这很好的佐证了朱元璋并非明教教徒，明朝的建立与明教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会依靠明教立国。
如何看待江西安义农村688万高价彩礼？
农村越来越高、愈演愈烈的离谱彩礼,正日益成为横亘在婚姻幸福前的一道道门槛和绊脚石。
发生在江西安义农村的这桩“天价彩礼”事件，就让吃瓜群众对“移风易俗”、节俭办婚的紧迫性，有了感同身受的重新认识。
先看一则形容结婚彩礼的顺口溜:
现在结婚太疯狂，必须要车要楼房，养女就像建银行，养儿就像闹饥荒。新娘扮成金凤凰，项链就像麻花糖，耳环粗成铁丝筐，手镯起步要一两。婚纱香水品牌洋，穿金戴银显风光，亲朋好友来捧场，大车小车排多长。桌上喜酒不能忘，有钱没钱斤三两，鞭炮齐鸣入洞房，全家老少受了忙。热热闹闹人散尽，爹娘心中暗思量。借下亲友几十万，看你新娘咋还上，夫妻床头忙算帐，算来算去犯愁怅。婚后生活好艰难，大叔二姨催款忙，婚纱脱去忙上路，外出打工还饥荒。农村陋习啥时改，勤劳致富日月长，天下家家有儿女，世上谁不为爹娘。一时风光固然好，咋能寅年吃卯粮，量入为出百年计，精打细算方为上。一、古代结婚彩礼其实也是讲究实际，量入为出的。
在婚姻习俗被传承千年，基本未变，甚至被专家誉为“活标本”的粤东潮汕地区，当地不管城市还是乡村，年轻人结婚很少会因为彩礼而苦恼/困惑，因为这里结婚彩礼的风俗非常接地气且让人赞，可谓是对当今沾满金钱铜臭味的、庸俗结婚彩礼文化“逆流而上”之一股清流。
他们非常反感把原本高大上、幸福美满的婚姻大事当成一种商品交易，堪称卖女儿的一种赤裸裸金钱行为。恰恰相反，不仅不会主动索要脱离实际的结婚彩礼，往往还会体贴有加的送上一笔可观的嫁妆，从而使小两口的婚姻基础更加幸福牢固，所以整个潮汕地区的离婚率不仅是整个广东最低，而且在全国也常常是垫底。👍👍👍
二、没有止境，脱离实际的结婚彩礼，不仅没有给女方带来臆想中的幸福，反而成为影响婚后家庭和谐的一大“罪魁祸首”。
君不见许多普通家庭，为了昂贵头疼、面子虚荣的结婚彩礼，往往不惜四处借债，勒紧裤带。导致直接不良后果就是——图一时之快的铺张虚荣造成多年的沉重负担，不仅严重影响了小夫妻的幸福感情，而且也让许多家庭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父母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苦不堪言，小夫妻往往因此感情裂痕、分道扬镳、劳燕纷飞)。
三、移风易俗，文明办婚，促进家庭幸福 /社会和谐，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由于小小的结婚彩礼不断攀升，无形间给许多家庭造成了额外的沉重负担，已经严重影响到不少地方的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甚至酿成了不少本不应发生的婚姻 悲剧，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硬起手腕整治的地步了。
霍对象建议，应该根据地区发展经济水平，对结婚彩礼金额数量进行明文限制，要求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示范作用;对那些无视文明规矩，大肆索要天价结婚彩礼的不文明行为举动，要进行及时干预、批评教育，必要时从重处罚，警示来者，以彻底刹住并扭转这股不良歪风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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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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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夜
哭着
喊着
脸上流淌着泪水
浑身沾满鲜血
从天堂
来到了
人间……
《汉子诗人～2020年4月6日农历三月十四日11时11分宅家于北京》
《妈.爸.亲爱的……》
[原创] #现代诗#
叫一声
妈
天地轰然倒塌……
叫一声
爸
日月瞬间褪色……
叫一声
亲爱的
江海犹如脱缰的野马……
《汉子诗人～2020年4月5日农历三月十三日12时12分宅家于北京之作》
《*清.明*二首》
文/@汉子诗人【原创】
其一，
寒枝风
中瑟，坟顶生
飞花。
疏烟沾
带泪，影落谁
人家。
其二，
黄泉喷涌思
念泪，
阴阳相隔梦
断魂。
满天泣声唤
亲人，
再有来生永
不分。
《汉子诗人～2020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清.明*5点55分怆然泪下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