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交友,如果穿越到古代你愿意遇见谁?

1、诸城交友，如果穿越到古代你愿意遇见谁？

如果穿越回古代，我最想遇见的人很多，排序如下：

1.秦始皇

我会努力帮他早日一统六国，同时还要避免后期他所犯错误，使得秦朝国祚长久一点，人民群众过得好一点，加把劲把周边疆域扩大，使得朝鲜日本越南印度蒙古俄罗斯等牢牢控制在大中华之下。

2.孔子

跟他老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儒家文化好好发扬光大，同时尽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百家学说所长，把中华文明的底子打的更好一些。

3.李白

跟着诗仙李白纵情山水，写写诗，无比惬意。如果能够学会写诗的绝招就最好了。

4.司马迁

跟他老人家学点历史，顺便了解一下历史的真相。认真研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5.苏轼

一蓑烟雨任平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

6.毛泽东

好好学，早日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

2、自难忘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我来回答题主的提问，“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首词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写给他的亡妻王弗的。

词句出自宋·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是苏轼为悼念亡妻王弗所做。王弗是苏轼的第一位夫人，与苏轼是同乡，公元1054年，十六岁的王弗嫁给了十九岁的苏轼。王弗知书达理，侍亲甚孝，对苏轼关怀备至，她知道苏轼勤学苦读，就伴陪他“终日不去”，苏轼待人接物相对疏忽，她便“幕后听言”提醒苏轼，夫妻二人伉俪情深，恩爱有加。

但天命无常，1065年27岁正值芳华的王弗不幸病逝，王弗的死令苏轼伤心欲绝。他将王弗安葬在四川眉州故里。十年后，苏轼任职密州，此年正月二十日，晚上梦见亡妻王弗，便写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且传诵千古的悼亡词。

笔者佩服苏轼是个至情至性之人，李白给我的感觉是诗写得很好，但是里面充斥着自我，没有别人。李煜的词也写得很好，但是相比苏轼，还是显得局限于女子与情爱之中。如同一个人，每天对你说一句“我爱你”，你会渐渐觉得虚伪了。

苏轼这首难得的爱情词，却是足以让读者感受到他的情至深，爱之切。语言很朴素，直抒胸臆，没有李煜的朦胧和文字的特殊效果，但是读李煜的词有伤感，读苏轼这首词却泪眼汪汪，几次忍住泪水。

大家也会发现，词句工整，读来很有节奏感，完全没有一些词那样拗口。苏轼没有用华丽的语言去修饰这段感情，但并不代表这首词的平凡。要表达那种永远无法排遣的痛，作者用了极具张力的文字，如“十年”“千里”“孤坟”“断肠”等等。这种张力足以媲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此首词不落窠臼，别人悼亡要么说爱人是如何如何好，自己是如何如何怀念，有朝一日，如能重逢是如何如何美好。作者却来一句，“纵使相逢应不识”，这就是更加真实残酷，折磨人的现实吧，现实的悲凉，情感的痛切，一切无不在攻陷读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接着，引出“尘满面，鬓如霜”，这难道仅仅是对“不识”的解释吗？里面还有作者对自己的怜惜，对自己一生饱经风霜的默默哀诉，对青春远去，人渐老去的顾影自怜。作为一个大丈夫，作为一个精通儒道佛学的学者，一个见惯大风大浪的政客，作者在其他作品中都表现得很豁达，乐观，很处变不惊，很淡定的活着。

但是，苏轼终究是人，再强大也有一刻是需要抚慰的。这一句不仅不是显露词人的脆弱，反而更能显示词人平时的坚韧和自强不息。作为一个大丈夫，独自承受着一切。所以这一句，更让读者内心翻起千层浪，多想置身到那时那地那情那境中，去好好安慰这个孤独的坚强者。

结尾三句，意深，痛巨，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明月夜，短松冈”，凄寂孤独，默然自守，万念俱灰。这种真心诚挚的爱情感人至深。

苏轼是笔者喜欢的的文学大咖，苏轼的词很多，质量又那么高，这首词可以说是众多珍珠中独特的一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生活中的我们都会遭遇种种磨砺，种种痛苦。在苦痛面前我们挣扎着，想咆哮，想痛哭，想狂奔，不知作何是好，苦痛锥心，多又无从言说，只能独自疗伤，最后不得不平静下来，坦然接受这尘世的一切。或者因此可以更好的理解苏轼写这首词的情境与心理状况吧。

3、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东方列国的文字，原来同秦文字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成的，然而却走了不同的途径，以致形体风格相去越来越远。春秋前期，这里的文字与西周晚期相同，例如晋姜鼎，很难从字体判断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作品。到春秋中期，文字的笔划渐趋于首尾粗细如一，形成由线条构成的劲健规整的字体，如曾伯的铭文，就反映了这种引人注目的转变。

西周春秋文字的资料主要是金文。

西周是金文的全盛时期。当时的贵族流行把值得纪念的事情如册命、赏赐、荣宠、战功、婚嫁、祭典、诉讼、追孝等写成文字铸在铜器上，“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所以这一个时期不仅有铭的铜器特别多，而月铭文的篇幅也很长，几百字的铭文习见。其著名者像《大盂鼎》、《小盂鼎》、《墙盘》、《散氏盘》《毛公鼎》，几乎每篇都可以和《尚书》的篇章媲美。

西周初期的金文，几乎是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方折笔画较多，书体亦雄健而峻峭。康王、昭王、穆王时期，字形渐趋整齐方正。周代后期恭王、懿王以后，金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主要趋势，一是商和周初以来金文方形、圆形的肥笔渐渐为均匀的线条所代替，二是金文原来曲折象形的线条多被拉平,某些原来不连贯的笔划也被连成一笔。

这种文字形体的重要变化,有的学者谓之为线条化和平直化。

金文形体线条化、平直化的结果,文字的体势、排列都较以前整齐而均匀。原来象形程度很高的汉字象形程度降低了,符号性增强了,书写方便了。传统文字学史上传说的周宣王太史籀作“籀文”,大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整理的一种更规整的文字字体。

春秋初期,诸侯各国大体上都沿袭周代晚期的文字作风,跟周晚期的金文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只是长篇的铭文减少了,内容也多为“行器”、“媵器”之类。中期以后,各国的文字虽然在字形结构上还大体相似,但书写风格已明显表现出不同的区域作风。这种各有差别的区域作风,基本上可以分为秦、周、晋、齐、鲁、楚、徐、吴、越等几个区域。这些区域中,除了秦,其余各地区的文字都渐趋抛弃周代金文的庄重典雅而向流丽清新的方向发展。

春秋中后期,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徐、吴、越等特别流行一种狭长而故作宛转屈曲的字体,尤其是江南的吴越,有时甚至加上鸟形和虫形的图案以为装饰,这就是后世所谓的“鸟篆”和“虫书”。这种“鸟篆”或“虫书”,美术化的倾向很浓,跟古代文字因象形而屈曲不是一回事,所以特别难认。不过,由于它是一种特殊美化的字体,主要用于兵器等的署名或装饰,对日常文字的使用影响不大。

西周春秋重要的文字材料还有“周原甲骨”和“侯马盟书”。

“周原甲骨”出于周中心地区的“周原”即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内容是周王室灭商前后的占卜记录,其字体接近殷墟卜辞,只是字形太小,和殷墟卜辞的风格不同。

“侯马盟书”发现于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都城新田遗址,系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盟誓之辞。盟辞多用毛笔写在玉片、石片上,绝大部分是朱书,小部分是墨书,字体跟战国文字接近。河南温县近年也发现了很多与此性质相近的盟书,多为墨书。此地三四十年代也发现过这种盟书,当时称“沁阳玉简”,因为当时出土盟书的西张计村属沁阳。“玉简”是以记录文字的资料命名。

二、战国六国文字

六国系文字指战国时期秦以外的东方六国的文字。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春秋以前,宗法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造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变化,学术文化冲破了旧的束缚而勃兴, “百家争鸣”,文字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使用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就使文字越来越向简便、实用和易于书写的方向发展,使文字出现了剧烈变革的局面。

春秋战国各主要国家之中,秦国由于地处宗周故地,接受西周文化的影响较多,而且由于地居西偏,文化的发展远不如东方六国那样迅速、剧烈。所以,随着战国时期文化的变革,战国文字逐渐分化成了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是西方的秦系文字,它在形体上还基本保持着西周晚期的文字作风；一个系统是东方六国的文字,形体、作风呈现出和西周、春秋文字大相差异的形势。

六国文字的资料非常丰富。这一时期发现的实物资料有金文(战国金文多刻铭,内容多是“物勒工名”)、陶文、玺印文字(包括封泥)、货币文字、帛书和竹简,除此之外, 《说文解字》、《三体石经》等书籍、残石也保留了一些战国时人用六国文字写的经书文字,即传统文字学上经常说的“古文”。

我国古代发现的战国时代的简册文字比较多,其著名者像汉初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包括《尚书》 《春秋左氏传》等)、西晋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基发现的《竹书纪年》 《穆天子传》等,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即是孔子壁中书一类文字的记录,因此从实际上说它也是一种竹简文字,只不过由于它发现较早,经过反复传抄,字形上可能已有相当的错讹。和西周春秋文字比较,六国系文字有下列显著的特点：

1、简体字盛行。

如：

简体字是一种有别于“正体”的形体简省的“俗体”字。由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文字就不得不向简省化的方向发展。六国文字的简省化,除了结构和笔划的减省,笔势亦较西周春秋文字趋向平直,这也是文字减省的一个步骤。

六国文字也有一些较前繁化的现象。像原先较简易的平字写作坪,不过这不是当时文字趋向的主流。

2.由于当时各国文字简省、变化的程度、风格不同,地域特点比较突出, “文字异形”的情况比较严重。

所谓“文字异形”,是说六国文字不但跟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之间彼此的文字面貌也有很大差别。例如:

除此之外,同一个文字,不同的国家,所用的偏旁也往往有很大差异。例如“庖厨”的“厨”字,秦国作厨,从“厂” 声;楚国作“脰”,从“肉” “豆”声;三晋作（厂朱）,从“肉”或“厂",“朱”声。“门户”的“门”字,齐国假“闻”为之,燕国、中山假“闵”代之。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战国时期地域性文字差别的情况。

六国文字的大力简省形体和地域差别造成的“文字异形”，使战国文字的面貌和 西周春秋文字差别很大,呈现出一派纷乱复杂的局面。这种纷乱局面的形成,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也跟文字越来越追求实用性、简易性有关。战国文字使用的范围极广,很多文字出于下层人民之手(像战国金文多为工匠所刻,陶文亦多为手工工匠刻制的印记),草率省简以为常,不大讲究刻意求精,由是, “俗体”文字就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正体”文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平常觉得六国文字非常难认,就是因为它和“正体”文字差距太大的缘故。

当然,我们说“文字异形”,并不是说战国时期每一个文字各国都有差别,也不是说各个国家的文字没有互相影响的一面,而是说这一个时期文字因地而异的情况十分严重。实际上,秦始呈统一文字,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异体字,并不是废除六国文字。因此,六国文字虽然与西周春秋文字几有面目全非之感,但从总体的情况上看,它仍是汉字曲折发展的时期,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三、秦国文字

秦系文字指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秦代的小篆。

这个体系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像《石鼓文》、《诅楚文》,秦峰山、泰山、瑯玡刻石等)、金文(主要是兵器、权量、虎符等器物上的刻铭)、玺印、封泥、陶文(陶器和砖、瓦等器物上印制或刻制的文字)、漆器文字(烙印或刻划在漆器上的文字)、竹简(近些年秦简发现很多,像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帛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基出土大批帛书,其中至少有,部分是秦的抄本)等。

书籍文献资料,则主要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字,是目前所见最系统的秦系文字资料,尽管其中的形体已有一些讹误和篡改。

秦系文字,从春秋到战国,基本上都沿袭了西周后期文字的作风。其变化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字形规整均匀的程度不断提高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西周晚期的文字比较,其匀称规整的变化是比较清楚的。有时为了追求字形的规整匀称,原来平直的笔划可以变得弯曲,原来弯曲的笔划变得平直。如：

这样变化的结果,文字变得相当圆转、均齐而象形程度较低。这种圆转、均齐的文字书体,过去文字学史上称为“篆书"《说文》：“篆,引书也”。“引”就是引申、拖长。当时文字用毛笔书写,为了把文字写得圆转、匀称,笔划要一笔一笔引长拉写,以求其形体完鉴,故名曰“篆”。 “篆”汉以后有大、小篆之分。“大篆”指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如石 鼓文、《秦公钟》之类；“小篆”指秦统一中国后用以统一文字的标准篆体。

小篆和大篆比较, 一、文字的线条更趋于平直、结构布局更显得匀称有致: 二、一部分字形又进行了明显的简化,原来大篆的文字有的部分被简省,有的用笔划少的偏旁代替了复杂的偏旁。

不难看出,从“大篆”到“小篆”,这是汉字适应社会需要进一步简省化的结果。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亦正是符合了文字发展的总趋势。

关于秦始皂用小篆统一文字, 《史记》等书有如下的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等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是值得推蔽的。照《史记》的说法,秦统一文字好像是从李斯等作三仓开始的,而且秦用来统一文字的小篆,也是李斯等据“史籀大篆”省改所创,前此并不曾有过。这并不符合事实。考古资料证明: “小篆”字体战国末年已经形成,而且也并不是由“籀文”省改的。秦孝公时的《商鞅量》,秦昭王时的《丞相触戈》、《诅楚文》有的文字已是小篆形体。著名的《新郪虎符》 《杜虎符》,都是秦始皇称皇帝以前所铸,然而它上面的文字已是典型的小篆。

凡此都说明, “小篆”是秦国文字在战国时代逐渐演变而成的,它跟统一以前的秦国文字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在新占领区进行过“书同文”的工作,统一六国后李斯等作三仓标准文字以作为统一文字的范本,其主要工作是顺应秦国文字的发展趋势进行整理和统一,以利推行,并不是说他们创造了小篆。

当然,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秦始皇以小篆统一文字,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也使古文字异体字众多的情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从商到秦统一以前,文字的结构随意性很大,形体参差不齐,笔划粗细不一。

秦以平匀曲线和直线构成的规整小篆代替了过去参差不齐的文字,一般一个字只规定一种比较简易的写法,偏旁的部位固定,这就使沿革演变了近两千年的古文字实现了空前的大范围的统一,成为古文字最进步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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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才子苏东坡的精彩人生是怎样的？

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

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宋著名文学家，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生于眉州眉山，其父为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美食，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雅好游山林。

嘉祐二年，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兄弟苏辙跟随父，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心。当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所做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但是欧阳修误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苏轼只得了第二名。苏轼在其所做文章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和梅尧臣看到这几句时非常叹赏，想了半天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等考苏轼晋见谢师时，他们就问苏轼这几句话的出处，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赞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十年四月至元丰二年三月，苏轼在徐州任知州。在任期间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的简略经过

元丰二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沈括。熙宁六年，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

经过各方一系列交锋，大理寺终判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 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在苏轼被收押期间，朝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乌台诗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弹劾苏轼呢？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诗风改变

诗案之前，自任杭州通判以来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至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他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学，他是宋代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

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5、烟台最南端的海阳市今后会有大发展吗？

单单说烟台海阳市或许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提到海阳大秧歌、或者《地雷战》大多数人就知道就会知道这座城市。

海阳位于黄海之北而得名，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拥有超长的海滩旅游度假区，在海阳经济的发展规划中，旅游资源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能够成为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海阳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海阳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地雷战在海阳有英雄、有遗址、有原物，更有地雷战流传至今的精神。这种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这是一座充满诚意的城市，需要用心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结合自身的经济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推动这座城市向着更美好的环境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