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征婚,你听说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1、北京市征婚，你听说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忻州市发生了一起几乎灭门的辐射案件，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务院，而作为事发地的忻州南关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满天飞，以至于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不过幸好国家处理及时，辐射源被很快找到收回，这才将此事完美处理。

1992年11月19日，忻州本地人张有昌比往日回家要早得多，他告诉刚娶过门不久的妻子张芳说自己恶心、呕吐、肚子疼，并带有掉头发的现象。妻子见他病情严重，就与他一起去忻州市人民医院去就诊。

在经过常规的化验检查后，医生们经过会诊也无法确定他的病因，所以建议他住院治疗以便观察。由于妻子张芳已经怀有身孕不便在医院照顾丈夫，于是便将丈夫的大哥张有双叫来医院陪护照顾弟弟，而自己则回家休养去了。

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11月21日，住院的张有昌病情不仅没有什么起色，就连来陪护他的哥哥张有双也开始有了脸色发紫，呕吐不已的症状。

局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们判断这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传染病，就是将兄弟二人转到隔离病房继续观察。但是按照传染病对他们进行治疗，兄弟二人的病情仍然没有丝毫缓解，于是医生建议他们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太原就诊。

11月24日，在张有昌的父亲张明亮和岳父张丑寅的陪伴下，兄弟二人转院到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从未见过的病例，专家们对他们作了全面检查，最后会诊的结果是其症状符合“辐射病”，按照规定，具有辐射性质的病例是要上报省卫生厅的，于是专家们将会诊结果上报了省卫生厅。

然而山西省卫生厅接到消息后，通过调查得知忻州不存在任何放射源，于是兄弟二人“辐射病”的结论被推翻，这就相当于兄弟二人的病情仍未确诊。在此期间，张有昌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腿部呈现了深紫色，山大一院对他们作了重新检查，仍然没有搞清楚病因。

由于家庭的拮据，张家负担不起医院昂贵的费用，于是张家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回到忻州静养观察。

然而，这个怪病是无情的，它来势汹汹，根本没有给人反应的机会。12月3日，弟弟张有昌离世；12月5日，哥哥张有双离世；12月7日，父亲张明亮也因同样的病情一病不起，在12月16日临终前，他将家中所有的积蓄两千元钱交给怀孕的张芳，让她去北京的大医院求诊，说道：“我们死也要死个明白！”

此时的张芳已经有了张有昌开始发病的症状，正当她惶恐不安，茫然之际，她父亲张丑寅下了决断，当天晚上便带着她登上了去北京求医的火车。

12月17日，24岁的张芳辗转于北京各大医院，但经过检查张芳的白血球数量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已经属于危重病人，大夫们推荐张丑寅带着女儿去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人民医院就诊。

12月18日，张芳被送进了北京人民医院，当时的诊断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但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张芳的病历来到了中国著名的血液病专家陆道培教授手中。他亲自过问了患者家属后，得知已经有三人死于同样症状，于是心中敲响了警钟。

下午三点，陆道培教授邀请了解放军军事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的毛秉智教授、放射病血液科的专家黄世敏、北京朝阳区医院传染病所所长、环境检查总站副部长王功鹏等人对张芳作了会诊。尽管最后有些分歧，但毛秉智教授和陆道培教授认为，张芳的症状虽然类似于诊断出的“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但这种病症不可能同时短时间内造成数人死亡，应该属于辐射病，但病发地忻州地区并没有辐射源，所以这为确诊带来了困难。

为了进一步研究张芳的病情，陆道培教授在12月24日又邀请了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所长王作元、白玉书等数名研究员再次进行了会诊，这三位专家听取了病人的情况后，对张芳采取了血样进行染色体筛查。实验结果表明，张芳的细胞畸形体比例高达44%以上，高出正常人的数万倍，从这个结果来看，患者是肯定受到了过量的电离辐射造成。

专家们对张芳的病情确诊了以后，所以认定其他的三位死者也是死于“辐射病”，于是将该情况向卫生部作了报告，卫生部认为事件严重，于是向中央作了汇报。

12月31日，国务院徐副秘书长作出了重要批示：“除抓紧对张芳检查治疗外，应集中力量尽快找到放射源。”其他领导也电令山西省政府尽快予以查清、解决！

一场轰轰烈烈地寻找辐射源的战役打响！

山西省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十分重视，当即组成了事故调查小组，忻州市政府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展开了积极的配合。

要知道，辐射类物品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严格管控的危险品，所以追查的重点就在于忻州市在什么时候出现过辐射物。经过溯源，辐射物的源头很快就被确定出来。原来忻州曾在1973年9月从上海医疗器械厂接收过一批钴60的辐射装置，被安置在当时的辐射室中，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被划归给环境检测站。

1991年环境检测站扩建需要拆除放射室，那么里面的钴60辐射源需要移交给山西省放射性废物库收储。对于钴60这样的放射物的转运工作，国家是有着明确规定的，必须由专业工作人员来实施。按照规定，忻州市政府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请来了两位专业人士来做转运工作。

1991年6月25日，两位专业人士对存放于废井底部的钴源作了倒装收贮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忻州市科委提供的钴60辐射源的数目为五只，所以两位专业人士在找到五只辐射源后也再未寻找。但实际上，当时忻州接收的钴60辐射源一共有六只，其中五只是苏联产品，一只是法国产品，科委工作人员误以为只有苏联五只，以至于酿成后来的悲剧。

10月27日，建筑工程队开始对忻州市环境检测站进行施工，当时工程队聘用了忻州市南关村的一些村民对地基进行挖掘作业。10月29日，在挖掘防辐射室的过程中有人挖出一个2-3厘米闪闪发亮的圆柱形金属，张明亮觉得这块金属异常好看以为是“宝贝”，便捡起来放到张有昌的衣袋中，岂不知他认为的宝贝，实则是差点酿成灭门惨案的罪魁祸首。

既然确定了辐射源，下一步就是找到它，否则更多的不幸还会继续发生。于是事故处理小组兵分多路，前后六次对张有昌、张有双以及张明亮的行动轨迹来查起，对张家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里逐个排查，最后扩展到整个南关村，就连医院、火葬场、下葬地排查，但仍然未找到这个可怕的辐射源。

寻找辐射源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工作组成员提出，要不让当事人详细说一遍当时的情况，或许可以从中抽丝剥茧找到线索，此建议得到了工作组领导的认同，于是连夜赶到北京人民医院找到当事人张芳以其父亲张丑寅与之谈话，让他们事无巨细的将当时发生的情况介绍一下。

果不其然，在张丑寅的回忆下，终于想起一个细节。在陪同张有昌去山大一院检查时，曾有一个金属物掉了出来，张丑寅当时问了一下这个东西还要不要，张有昌摇了摇头，张丑寅就将这个金属块扔到了医院的垃圾桶里。

工作组成员反复询问了张丑寅这个金属的模样体型后，基本确定被扔进医院垃圾桶的极有可能就是钴60辐射源，工作人员迅速将此消息通知了远在忻州的工作组领导。

众所周知，医院的医疗废物是有专门的处理地方的，太原的山大一院也没有例外，依照张丑寅所描绘，再加上当时山大一院的垃圾清运工翟金元提供的说法，这枚丢失的钴60辐射源应该在垃圾处理厂。但蹊跷的是，工作组成员携带着探测仪器多次在这个垃圾处理厂进行探测，但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辐射痕迹，更别说辐射源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再次断掉了，辐射源究竟去了哪里？多耽搁一天，或许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有人提出，听说土渣车为了图方便经常将垃圾倒在野外，那么医院的垃圾清运车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当时的卫生监理处处长曹敏站了起来说道：“我再找院长做做这个翟金元的工作，如果他真的倒在野外，反而更有利于我们处理该辐射源！”

1993年2月1日，曹敏找到院长一同到了翟金元家中劝说道：“如果你把垃圾倒在野外，如果没有造成后果，我们保证不会深究，或许还有一定功劳。但是一旦再次发生辐射事件，你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将是严重的！”在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顿之后，翟金元妥协了，他将倒垃圾的地方告诉了二人，并带领工作组的成员找到了钴60辐射源，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在公安、卫生、环保各部门的配合下，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院长带着十几名专家将该辐射源进行了专业回收。要知道，这条路是通往山西有名的景点晋祠的必经之路，过往游人络绎不绝，幸好及时处理了这个危险的物品，否则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因为档案的遗失，工作的疏漏，竟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一小块危险的“金属”让张家几乎灭门，虽然张芳在国家的极力治疗下好转过来，但其肚子里的胎儿却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孩子出生后虽然表面健康，但其心智却远低于同龄人，这个胎儿的不幸也成为我国首例子宫内遭受的辐射病例，同时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收录。

此事实证明，遭受辐射后的人或物都有着不可预估的后果，所以前些年日本核泄漏之后口口声声称其粮食可以正常食用，国内一部分人员也为其呐喊呼应，这其实完全是在愚弄百姓，要知道福岛周围的农产品就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吃，为何要出口给外国呢？幸好我国政府对该地区出口的产品控制较为严格，这才没有大量流入中国市场。

逝者已矣！但是活着的张芳和女儿张京生不仅要忍受连失亲人之痛，还要忍受着辐射带来的后遗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对于辐射类的危险物一定要严格管控，工作要细致谨慎，更要对普通民众普及基础的防辐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悲剧不再重演！

参考资料：《环境保护事典》等

2、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是怎样的生活？

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的生命，并不幸福。他们以为把爱情捧在了手里，到最后却发现它如此容易破碎。

↑曾以为是佳人天成，却不知是一场闹剧↑

如何评价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呢？一句话：两个对感情不负责任的人，偏偏因为感情凑到了一起，最后互相伤害，连呼吸都弥漫着痛楚。

徐志摩的为人，我们就不多说了，“云中鹤”一词形容贴切，抛弃发妻张幼仪，并且不顾张幼仪的死活强行让她打胎，他属于婚内精神出轨，迷恋林徽因，对婚姻极端不忠诚，不负责任。

陆小曼呢，并没有比徐志摩好多少。

1922年，年仅19岁的陆小曼嫁给了27岁的军官王庚，陆小曼家庭背景显贵，其父亲陆子福在南京国民政府就任财政部要职，历任司长，参事长达二十余年，还是中华储蓄银行的创办人。所以，从小陆小曼就习惯了上等生活，接受了高等教育，精通英文和法文，并酷爱作画，堪称是一个十足的文艺女青年。

但同时，陆小曼也是一个矫情的文艺女青年。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西湖边合影↑

婚前陆小曼常常被人簇拥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婚后她自然也希望丈夫王庚能够多陪她四处游玩交际。然而当时在北京大学授课，立志振兴家室的王庚，天天忙于备课授课，每周只有周日才休息，时间一久，两个年轻人因为生活方式开始频繁吵架。

王庚认为陆小曼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天天到外面闲逛，风流快活。而陆小曼则认为王庚不够体贴。1923年王庚担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事务更加繁忙，而陆小曼也断然不肯老老实实在家相夫教子，两人婚姻生活已接近破裂。

↑王庚离开陆小曼，实在是明智之举↑

这个时候，徐志摩掺和了进来。1925年，王庚的好友徐志摩认识了陆小曼，由于王庚工作很忙，便委托徐志摩多带陆小曼四处游玩，结果徐志摩竟然爱上了陆小曼，不顾陆小曼已婚的事实，开始追求陆小曼。同年年底，王庚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情后，选择了大度退出，次年和陆小曼离婚。（真的不揍徐志摩一顿吗？）

1926年8月14日，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北京北海公园董事会厅堂订婚，徐父事前坚决要求徐志摩把梁启超请来证婚，徐志摩最终通过胡适的帮忙，请来了梁启超。没想到梁启超在这个订婚仪式上骂了徐志摩一顿：“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所以导致离婚再娶……以后你务必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梁启超每句话句句见血，最终梁启超表达了愿望：“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

↑徐志摩沉迷于陆小曼的美色↑

其实，梁启超这个祝愿本来就要实现不了了，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五年婚姻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诸多裂痕，眼看就要分崩离析的状态，具体表现为：

1、徐志摩的收入养不起陆小曼的生活方式。徐志摩家境富裕，然而他抛弃发妻张幼仪，徐父和他断绝了经济往来，徐志摩每个月1000多银元的收入虽然非常高，但扛不住陆小曼更能花啊，三层楼豪华住所月租金高达100多银元，家里佣人，司机，厨师，男仆，还有贴身丫鬟……这些开支把徐志摩压迫的透不过气，经常爆发吵架，甚至最后徐志摩的死也与这样的吵架有关。

1931年11月17日，徐志摩劝说陆小曼改变生活方式，激怒了陆小曼，两人发生激烈口角，徐志摩愤而离家出走，从上海到了南京，两天后就遭遇空难而死。

2、陆小曼的婚姻观并不良好，而且生活习惯对婚姻也是负面影响。比如，陆小曼徐志摩婚后定居上海，因为看京剧，认识了同为票友的翁瑞午。翁瑞午擅长推拿，经常给陆小曼推拿（小编真是服了），甚至在翁瑞午的影响下，陆小曼开始吸食鸦片烟。

↑晚年的翁瑞午和陆小曼↑

由于徐志摩陆小曼翁瑞午都是知名公众人物，当时有小报就以《伍大姐按摩得腻友》为标题写文章，影射陆小曼和翁瑞午暧昧之情，徐志摩极为恼怒，起诉该报纸，结果最后因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陆小曼除了搞暧昧，还沉溺于跳舞，打牌，看戏等夜生活，每天天亮才上床，睡到下午两点才起床。这样的女人，根本不是过日子的。

徐志摩内心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那不是所谓爱情能够弥补的。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和翁瑞午保持了一辈子的半同居关系，长达近30年，胡适曾经要求陆小曼和翁瑞午断绝关系，未果。陆小曼曾经表示，她对翁瑞午只有友情，没有爱情，并且很坦然的说；“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

1961年翁瑞午在上海去世，1965年陆小曼也在上海病逝，而此时，徐志摩已经去世34年了。所有过往曾经，都早已成了云烟了吧。

3、北京找对象哪里比较靠谱？

1.北京中山公园相亲角。每周六下午三点。

2.北京天坛公园相亲角，每周一三五曰上午，人流比较大。

3.北京海淀公园相亲角，每周二曰下午一点到五点。

4.北京朝阳公园相亲角，

5.北京陶然亭公园相亲角，每周四下午1点到5点，公园景色不错，来的大多是本地人。

6.北京玉渊潭公园相亲角，每周六下午1点到5点，也是以北京人居多。

7.北京紫竹院公园相亲会。

4、替弟弟征婚的朋友圈？

我的弟弟总是那么的优秀，现在正在国企上班，她现在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子，但是他只是一个单身的孩子，现在已经到达了三十而立的年龄，如果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单身的女孩子，请速速与我联系，我现在正缺一位弟媳，只要温柔善良即可，没有过多的要求。

5、北京公园相亲角征婚条件？

北京公园相亲角征婚没有固定的征婚条件，主要看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还有自身的情况各有不同。把自己的各项优势都展示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