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云交友,如何评价相声演员于谦?
密云交友，如何评价相声演员于谦？
首先表明观点，我非常喜欢于谦老师，现在都流行这么叫，姑且叫老师吧，喜欢他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生活乐观的态度，喜欢他洒脱的性格，喜欢他平和的心态。分几个方面讲一讲自己的感受吧。
一、喜欢讲相声的于谦
知道于谦老师这个人是因为相声，在老郭和老于两个人的相声中入睡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于老师1969年1月24日出生，今年正好五十周岁，1982年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相声班学艺，在校期间曾跟随多位名师学习相声，1985年在李金斗老师的引荐下拜在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门下，为入室大弟子，石先生深知相声门内的情况，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经不住各种软磨硬泡，还是收下了于谦，石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甘愿做侯耀文先生的绿叶40年，于谦能和老郭长期的合作下去，不能说没有石先生在各方面影响的原因，看看石先生的三个徒弟就知道了，于谦、候震、孙越，三位全是德云社的演员。不得不说，德艺双馨这四个字真的是要一辈一辈传下去的，相信作为于谦老师大弟子的郭麒麟，必能将传统传承下去。2004年开始于谦和老郭正式固定搭档，开启了相声史上崭新的一幕。老郭常说，德云社谁走都可以，只要他和于谦在，就能吃饭，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于老师在老郭心目中的地位。
二、喜欢拍戏的于谦
由于相声的不景气，加上生活的压力，喜欢玩的于谦老师199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大专班毕业，其后奔走于各大剧组，参演一些龙套角色的演出，他出演过的角色《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片警、《海马歌舞厅》中的顾客、《李卫当官》中的知府、《小龙人》中的唐朝书生、《武则天》里的路人甲，后来参演的《地下交通站》中的顾客（英达导演的一部抗日情景剧，真的很好看哦）、《战狼2》中的商人等等很多的角色。他的演技是在线的，个人感觉并不比一些所谓科班出生的演员演技差，甚至比一些人还更好一些，不过因为在相声里的名气太大，看他的戏总有一种出戏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哈哈。
三、喜欢玩的于谦
个人感觉于谦老师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玩上，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份洒脱，才让我们更加地喜欢他和羡慕他，一辈子活成于谦老师这样的状态也真是值了。老郭多次在相声里说于老师家里有宠物乐园，这个哏是真的，在北京郊区的天精地华宠物乐园养了好多种类的各种动物，从普通的鸡鸭鹅狗猪到各种国家保护动物，应有尽有。除此之外，于老师沾玩的东西基本没有不会的，不管是玩蛐蛐，还是玩鸟，不管是淘葫芦，还是盘核桃，只要沾玩的东西，什么都能说上几句，不得不说，这样的心态，才是长寿的保证。
四、爱交朋友的于谦
于谦老师特别爱交朋友，从普通老百姓到商界大佬，从相声界到娱乐圈，哪个层面的人都能和他称为朋友，甚至被老郭诟病无数次的主流相声圈子也很少有人说于谦的不是，这就非常难得了，可以从侧面看出于谦为人处事的水平。
总的来说，于谦老师不一定能够成为相声大师，但是一定是一位能够载入相声史册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对生活的态度，对朋友的付出，对亲人的爱护才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权联系删除。
你知道渣滓洞白公馆的历史吗？
说起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凡是看过小说《红岩》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两个连阎王爷都害怕的地方，把他们叫做“魔窟”或“人间地狱”，一点也不为过。对于几十年前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进步人士来说，这里曾经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梦魇，因为他们亲眼目睹过、或者亲自感同身受过这里发生过的无数让人刻骨铭心和悲痛欲绝的往事。
（渣滓洞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馆，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就是两个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旅游景区。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两个地方都曾经是国民党所属一个叫军统局特务组织的集中营，关押过无数的中共地下党人和追求进步的爱国人士。
下面简要回顾一下渣滓洞、白公馆这两个提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一，渣滓洞集中营渣滓洞集中营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因为里面的煤质差、渣滓多而得名。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临沟，位置特别偏僻，但空气清新，风景秀丽。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强行霸占了煤窑，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集中营。
（渣滓洞集中营）为什么叫集中营，而不叫监狱呢？这里有个说法。
监狱和集中营，同样是关押犯人，但是监狱的犯人，是经过当局法院正式判决以后关押的犯人，都是有关押期限的；而所谓集中营，主要以关押和国民党当局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就是国民党当局说的所谓政治犯，而且关押期限不定。被逮捕、关押的这些“犯人”，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来的，既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明确判定所犯何罪，也没有关押期限。显然，这些“犯人”的所谓罪行，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集中营也被称为秘密监狱。
渣滓洞集中营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
（渣滓洞集中营一角）这里关押的“案犯”主要有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比如小说《红岩》里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烈士、小说人物许云峰的原型——许建业烈士等，都曾关押在渣滓洞。渣滓洞最多时关押的共产党人、进步学生、革命群众达三百余人。还曾居住过“小萝卜头”和他们一家人。
1943年白公馆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后，所关押的政治犯也被迁移到渣滓洞集中营关押。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撤销，两所秘密监狱的被关押人员、看守特务也都迁移到渣滓洞集中营。
说到息烽集中营，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息烽集中营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所秘密监狱所在地，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四大集中营。息烽集中营被军统当局内部称为“大学”，而白公馆、渣滓洞、上饶集中营被称为“中学”，另外还有一个望龙门集中营被军统局称为“小学”。息烽集中营的“犯人”，是“七七事变”以后，军统将以前秘密逮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后来都迁移至息烽集中营。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息烽集中营里的犯人，对他们来说，是最危险的。
（渣滓洞集中营外景）息烽集中营从1938年11月建立至1946年7月撤销，先后关押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1220多人，其中被军统特务秘密处决和折磨致死的有600多人，后来下落不明的400多人，有资料记载的幸存者仅100多人。我们比较熟知的罗世文、杨虎城、杨拯贵、宋绮云、小萝卜头、黄显声、马寅初等人都曾囚禁于此。
另外，江西上饶集中营，则是以关押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为主的集中营。
中美合作所撤销后，犯人于1947年4月又回迁，渣滓洞监狱被合并到白公馆看守所，暂时废弃。
1947年12月，渣滓洞集中营重新又开始关押犯人，称“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
1949年11月底，在新中国开国大典过后，在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仓皇出逃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在溃逃前夕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把囚禁于此的二百多位革命志士残忍杀害。仅有15人脱险。这15位幸免于难的共产党人，就包括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两人。
（集中营刑讯室）二，白公馆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原来是四川军阀白驹建在郊外的一个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把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后来，戴笠用重金将它买下，改造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监狱。它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但是它们又有所区别，白公馆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显然，白公馆的关押、警戒级别要比渣滓洞高一些。
不过，由于地形复杂，三面临山，一面靠沟，不管军统局看守级别高低，不管是渣滓洞，还是白公馆，这些“犯人”越狱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的。
白公馆从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密监狱。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出于保密原因，将白公馆定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
1943年5月，为了共同对付日军的情报战，“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白公馆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白公馆又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白公馆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 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同济大学、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小萝卜头）后来也被从渣滓洞移禁关押在白公馆。
上面提到的几位，其他人大家都熟悉，需要特别介绍一下黄显声将军和小萝卜头两位烈士。
黄显声将军，原东北军爱国将军，日寇入侵以后，黄显声将军积极抗战，在跟随张学良进入到西安以后，为促进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发动“西安事变”做了不少工作。黄显声将军是东北军中特别有思想的爱国军人。他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拯救这个国家”。故此，不管是蒋介石直接给他下达的命令，还是张学良的指令，只要是“剿共”行动，他一律“抗旨不从"，拒绝执行。因此，他所率领的部队从没有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发生过一次摩擦和冲突。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和共产党联系，商量抗日救国大计，因此遭到蒋介石忌恨。1938年春，黄显声受邀准备去延安参加抗大的领导工作。就在他决定动身离开武汉的前夕，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他。1949年11月27日下午，黄显声将军在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老乡被刽子手枪杀，他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近些年来，有学者考证，“九.一八”以后，究竟是谁打响中国抗日救国的第一枪？其中有五个东北军爱国军人，都有可能是第一人。他们是：王铁汉、马占山、吉星文、黄显声、关玉衡。
（黄显声将军）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是杨虎城将军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的小儿子。他和家人曾在渣滓洞关押，后来又迁移至白公馆。随着他慢慢长大，父母亲努力为他争取到学习的机会，在狱中，小萝卜头一边随同黄显声将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一边不断帮助狱中难友秘密地传递情报和纸条。在解放前夕，小萝卜头和他的家人及集中营的其他“犯人”一起被杀害，年仅9岁（也有说8岁），是我国最小的革命烈士。
《挺进报》案的陈然烈士也被关押在白公馆。他就是小说《红岩》里成岗的原型，《挺进报》的主编、印刷者、发行人。或许有些朋友忘了他是谁了，不过，只要提起这位牺牲时只有26岁的共产党人在军统特务严刑拷打面前写下的那首大义凛然的《我的自白书》，你就会想起他：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挺进报》负责人陈然烈士）至解放前夕，白公馆关押的除息峰秘密监狱撤销后转移来的“政治犯”如黄显声、许晓轩等二十余人外，还有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寄押的刘国鋕、周从化、周均时、张泽后等三十人。另外，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先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继而是湖北恩施集中营，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在白公馆，叶挺将军写下了那首不朽的著名《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关押过叶挺将军的囚室）1949年11月27日，军统特务同样对关押在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大屠杀，后来仅有20人脱险。
三，后记渣滓洞、白公馆，这两个当年国民党当局的集中营，现在已经成为普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
然而，不管社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革命先烈。是他们以鲜血、生命的无私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和平安宁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初心，他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永远奋斗和不懈追求的目标。
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都不错？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我三岁那年因家里孩子多父母还要照顾老人和未工作的弟弟妹妹（父母双方都有未工作的弟弟妹妹）把我（寄养）在上海的亲戚家，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才让父亲接回来北京跟父母哥姐共同生活，因为那么多年生活在上海连北京话说的都不利落了在学校很受排挤，直到高中报考志愿时我偷偷填了上海的大学，大学录取通知书发下来后父亲很是震怒，要不是姐姐死活拦着恐怕录取通知书会被撕碎，最后还是姐姐偷偷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去了上海，（大学四年学费是养父母给的，这里就不啰嗦了，关于养父母我以前写过发布过）大学四年家里除了哥姐父母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毕业后进了一家德国公司当年公派德国进修了两年，回来后娶妻生子（老婆是上海本地人，是我的大学同学），一零年北京的父亲得了脑血拴住院了，那时哥姐都不在国内故此他们跟我商量劝我回北京照顾父母（一来照顾父母二来拉进我跟他们的关系）当时犹豫了好久还是上海的养父母和老婆一家的规劝我申请调回北京分公司任职至今！要说上海还是北京这两座城市哪里更适合生活，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说实话还是比较喜欢上海，在北京总没有归属感心情总是很压抑！喜欢上海的弄堂喜欢上海的本地小吃，虽然上海的冬季没有北京的冬季舒服但屋里有暖气的缘故早上起来口干舌燥的，北京过于干燥刚回来那一段时间老婆还有两个孩子都不适应身体也是各种不适，我和老婆计划好了等我退休了还是回上海养老！
洪承畴是怎样的一个人？
洪承畴，在明清两朝均任高官，但是历史对他的评价却不高，因为他投降了清朝，做了汉奸，这就让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污点。但是，不可否认，他还是很有能力的。
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军的实力日渐壮大，农民军的特点是流动作战，今天在陕西，明天在山西，下个月可能又跑到河南去了，这让地方官员很头疼，毕竟不好随意越境作战，另一方面，只要把农民军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就可以了，没必要拼命。而这些农民军也掌握了地方官员的心理，所以他们总是在两省或者几省交界的地方活动，一旦有一省出兵，马上就撤到另一个省去。一来二去，农民军没被剿灭，反而越来越壮大。后来崇祯皇帝吸取了教训，设置一个总督，可以管两个省，协调作战更加方便了。但是农民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马上到两省之外的地区活动，最后这个总督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总督管理的范围多达五个省，而五个省几乎是当时明朝和清朝的半壁江山了。
明末农民战争图
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皇帝命令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负责对活跃于这一地区的农民军的联合剿灭行动。有了这样的一个总督自然方便了各省之间的统一行动，刚开始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明军在洪承畴的统一调度之下形成了对农民军各部的包围，农民军遭受了重创。但是就在农民军陷入低潮时，关外的皇太极入侵明朝，导致崇祯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前去抵挡，最终让起义军死灰复燃，之后农民军几乎成了不可抵挡之势。
洪承畴剧照
洪承畴之后还有熊文灿等人管理过五个省，但是洪承畴最传奇的是他不仅仅在明朝管理过五个省，到了清朝，他还管理过五个省。洪承畴在1642年松锦之战中兵败被俘，被俘后洪承畴投降了清朝，据野史记载，是皇太极的妃子（后来的孝庄太后）用美人计劝降了洪承畴，当然这只是野史的绯闻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洪承畴投降了清朝，而且也为清军入关、打下江南等地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
洪承畴画像
顺治十年，洪承畴在清朝的仕途达到了顶峰，由于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的联明抗清，清朝在湖广、云贵等地的军事压力十分巨大，在这个时刻，洪承畴被委以重任，顺治皇帝命他“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五省军政大权一把抓，可以说清朝的半壁江山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洪承畴也不负众望，在他的调度之下，南明遭受了军事上的重创，而永历政权的核心人物孙可望、李定国之间也发生了内讧，最终洪承畴招降了孙可望，彻底瓦解了南明永历政权的抵抗，李定国孤立无援，失败已经在所难免。
1653年形势图
洪承畴在明清两次都出任五省总督，可以说两朝的半壁江山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洪承畴做的事情就是与农民军作战（清朝时期，南明军队也基本是由原来的张献忠余部组成），洪为明朝作战则是报销君父、为国分忧，最终崇祯皇帝也没有负他，洪承畴被俘后传来了他的死讯，崇祯误以为真，还特地设灵台祭奠，可见崇祯皇帝对他的重视；而在清朝，洪承畴为满清最终政府明朝立下汗马功劳，最终却被授予一个“三等轻车都尉”，是低于“公侯伯子男”的第六等爵位，而且死后还被乾隆列入《贰臣传》，这样的待遇不知道洪承畴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如何看待盒马鲜生被曝在招聘过程中歧视北京人？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新零售平台盒马鲜生近日爆出“招聘歧视”丑闻。有北京网友在微博称，去盒马鲜生求职时遭遇地域歧视，晒出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招聘方告知“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事后盒马鲜生迅速作出回应，称公司并无相关规定，北京盒马有22%的员工是北京本地人。
但网上舆论继续发酵，有网友呼吁抵制盒马鲜生。北京时间7月6日，盒马官方微博再次发布声明，称投诉微博中提到的“田经理”是盒马鲜生第三方劳务合作公司之一力伟的兼职员工，其私自声称“不招北京人”严重违反了盒马的准则，是“低级而愚蠢”的行为。声明还称，盒马已暂停与力伟公司的一切合作，并进行内部整改；同时希望爆料者“再给盒马一次机会”，保证提供一场公平公正的面试。
事件因为盒马鲜生的及时回应而迅速降温。通过比较清晰地划分事故责任，并提出合理的整改方案，盒马鲜生避免了一场舆论危机。尽管仍有网友对其将责任归于第三方公司的兼职员工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企业公关中惯用的“临时工法则”。他们的分析也不无道理：作为委托招聘的人事公司，如果没有招聘方的授意，力伟如何敢自作主张“不招北京人”，而且直言是“公司规定”？不过，从目前可得的信息看，并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说明盒马鲜生在撒谎。
而跳出这一具体事件，招聘方给出的“北京人有钱我们招不起”这一拒绝理由，其实透露了更多可解读的信息。正如一句得到不少网友认同的评论所说：“有些事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这么讲。”其背后的意思是，“不招北京人”也许是某些企业内部通行的潜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现实理由是什么？
有网友分析道：北京人相比外地人有家庭依托，对于工作的依赖性没有一般进城务工者那么大，而且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普遍更强烈。这些因素使企业在工资待遇和福利上更难与他们“讲条件”，日常管理成本也相应增高。坦白说，这些说法并不中听，但也很难否认其客观性，在一些企业和个人身上确实存在这种现象。需要强调的则是，这是一个十分概括的说法，它把所有北京本地人都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而忽视了其中必然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因为它以地域作为评判人群的唯一标准，才背上了“地域歧视”的骂名。
沿着这一错误的分析逻辑，所谓“不招北京人”其实是一种逆向歧视——因为某一群体“太优秀”了，所以被排除在招聘范围以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某些中小企业谢绝海外留学生应聘，因为在工资待遇、业务需求、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无法与之相匹配。按理说，这是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业务需求提出的筛选标准，某种意义上符合公司的利益，也属于公司决策的范围，本不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就业市场强调的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一旦公司将自己认为合理的标准作为前置性的排除条件，它就侵犯了求职者自由择业的权利，也与企业公平用人的要求相悖。
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一些企业不把排除条件挂在嘴边，也无法避免他们不这样做；“可以做但不能说”本身很虚伪，也并不能对公平就业产生什么帮助。这种观点可能在现实中被很多人接受，但它忽视了原则与规范在社会运行中的潜在作用。就以盒马鲜生这次事件为例，如果认为企业可以把“不招北京人”这样的条件公之于众，则因此而起的所有问责将缺乏适恰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企业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标准设立排除性条件，则几乎等于为一切有违公平的招聘行为提供庇护，比如为内定人员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
除了关于歧视北京人的争议，这件事情还提供了另一个反思角度，即对那些企业喜欢招聘的外地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表面上看，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其实，他们在此过程中放弃一些北京人或许不愿放弃的权利。如果真如网友所说，这样招聘现象并不少见的话，公众其实更应该关注那些外地人的就业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因为只有确保所有就业者都享有同等合理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北京人与外地人的就业差别，以及各种各样的招聘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