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征婚网最新信息网,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之骄子李存勖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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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之骄子评价李存勖未免太过夸张，李存勖在历史上确实展现了过人的军事天赋，但他执政后期的表现无法与一个政治家相匹配，所以我觉得李存勖是一位有雄才，无大略的君主。有人说他本有机会提前结束五代十国之分裂局面，因为他做到了“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盛壮之年选择了效仿唐太宗晚年的隐退生活，且沉迷声色，重用伶官，以致在“兴教门之变”中身首异处。
子承父志说到李存勖，就不得不说他的父亲“飞虎子”李克用，他是西突厥的分支沙陀人，本姓朱邪。沙陀人自唐中后期内附关陇，成为大唐的一支异族强援，李克用家族也是自父亲朱邪赤心开始被赐姓李，所以李克用常以唐李宗亲自居。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李克用率沙陀兵南下，助唐镇压黄巢叛乱，次年再次勤王，并于中和三年将黄巢赶出长安城，因此获任河东节度使；后又于乾宁二年（895年）勤王，力克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三位逼宫统帅，救出唐昭宗，因此获封晋王，得以立足太原，成就一方割据。（李克用漫画图）
李克用曾在平黄巢之乱时与朱温结下仇怨，当时李克用将黄巢赶往山东之后，追兵行至汴州（开封）遇到黄巢账下大将朱温，由于朱温曾受李克用解围之恩，故未动兵戈，设宴于上源驿饮酒叙旧。此宴虽无鸿门宴之初衷，却因李克用酒后失态引起了朱温的杀心，朱温令人趁李克用酣睡之际纵火灭口，然天降暴雨使其躲过一劫。二人从此结下仇怨，未来数年内，朱李对峙攻伐的局面一直僵持不下，时至天佑四年（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史称后梁，李克用则以唐李宗室的身份自居，以兴复大唐为名与后梁争霸。（朱温剧照）
在晋梁之争的过程中，李克用一直抱有从燕地南下伐梁的战略思想，但在乾宁四年（897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叛晋，李克用讨伐无果之后彻底失去了对燕地的控制权，这便使燕云南下的计划破产。反倒是朱温被封梁王之后，加紧了对晋的攻伐，至天复元年（901年）逼得李克用写下求和书，次年梁军已形成合围太原之势，晋国上下人心惶惶，叛离者众多。且在朱温称帝之前，他先是将唐宗室迁入洛阳，再杀掉唐昭宗，从而立唐哀宗为傀儡皇帝，进入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过渡期，这个时候的朱温已经发展的非常强大，而李克用属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耶律阿保机）
李克用在窘境中选择了联合外族的战略，随之而来的则是天佑二年（905年），李克用与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拜把子称兄弟。这两位首领结盟的基础正是盘踞燕地的刘仁恭，刘仁恭控制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地带，因此成为耶律阿保机南下的阻碍，且据史料记载，刘仁恭在燕地时常向北用兵，兵过之处皆付之一炬，使得草场寸草不生，这便严重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对李克用而言，刘仁恭的叛变打破了他原有的战略计划，致使晋梁差距越拉越大。故而二者结盟的第一个共识就是讨伐刘仁恭，而后“共讨朱温，同收汴、洛”。
“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新五代史》然而在会盟时相见恨晚的背后，却是李克用部下的暗藏杀机，他们认为耶律阿保机迟早会成为大患，应当趁机除掉，而李克用以不能背信弃义而拒绝，但是这种建议很有可能传入了耶律阿保机的耳朵，因此在后来的背盟中说到李克用并不可靠。加之朱温同样看中了契丹这个外援，故而也派出使者接洽，朱温与契丹的合作基础恰恰也是刘仁恭这个势力，因为他时刻威胁着朱温的根据地。一个是怀有杀心且实力弱小的李克用，一个是实力强大的朱温，耶律阿保机最终选择了附梁背晋。待朱温称帝后，征战一生的李克用虽有兴复大唐的志向，却在无助中一病不起，次年便郁郁而终，临终前便将兴复大业传给儿子李存勖，并留下三支箭失作为遗命，一为攻克燕地、二为讨伐耶律阿保机、三为诛灭朱温。
超额完成李存勖在五代史上属于文武兼备的人才，他与父亲一样，自幼弓马娴熟、骁勇善战，而这个“文”在前期是体现在谋略上，而后期却完全体现在了文艺上。
李存勖随李克用征战多年，并在刘仁恭叛变后的请援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克用本痛恨刘仁恭的反复无常，在朱温大举进攻刘仁恭时，走投无路的刘仁恭向晋请援，李存勖认为这是晋国改变颓势的机会，于是建议父亲助刘抗梁，也正是这个决策，使得晋国重新获得对战略重镇潞州（长治）的控制权。朱温称帝后对付晋国的第一步便是以10万军围攻潞州，这一围就是持续了数年，李克用至死也没能解围，至李存勖继承王位并平息了内部夺权分裂之后，于天佑五年（908年）亲自率军大败梁军，解除了潞州之围，彻底保证了晋国根基的安稳。（李存勖剧照）
李存勖在这种机遇的把握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天佑七年，朱温企图攻打成德、义武两镇的时候。成德节度使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先后遣使向李存勖求援，表示愿与晋国结成反梁同盟，共推李存勖为盟主。李存勖力排众议，毅然发兵相救，并亲率晋军东进，并在柏乡之战中使用激将法，诱骗梁军主将王景仁进行平原野战，此战中李存勖斩敌两万，梁军精锐全没，成德、义武两镇至此倒向晋国。
时逢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囚禁夺权，李存勖看准时机，整顿兵马准备向燕地用兵，并以骄兵之计尊刘守光为尚父，刘守光中计后于天佑八年称帝，史称“桀燕”。是时，李存勋令周德威联合成德、义武两镇大军伐燕，先下涿州、进而围攻幽州。朱温北上解围时落败，恼羞成怒一病不起，撤回洛阳后又被其子朱友珪弑杀夺位。在这种有利局面下，周德威接连攻下檀、武、平、营四州，次年李存勋亲征燕国，夺取幽州，抓获刘仁恭父子，算是完成了父亲的第一个遗愿。
随着朱友珪政变夺权，后梁的国内形势也发生转变，先是天佑十二年(915年)，梁帝趁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逝之机，削藩分镇，引发魏博兵变，李存勖乘机进占魏州(大名)，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随后又攻取德州、澶州、卫州、洺州、相州、邢州、沧州、贝州等地，至此黄河以北除黎阳外，全部被晋国占领，梁晋形势发生逆转。
天佑十四年(917年)十二月，李存勖解决了契丹南下入侵的问题后再次率军伐梁，并于次年推进至黄河以南，但不幸的是大将周德威战死，且晋军伤亡惨重，不能一战而定，因此形势转化为晋军主攻、梁军主守的对峙局面。天佑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接受诸镇劝进，在魏州称帝，史称后唐，此时的后唐已经拥有十三个节镇、五十个州。称帝的同年，李存勋以李嗣源为前锋，自己亲率大军伐梁，最终在李嗣源直捣黄龙的战术下，攻破后梁都城汴州，梁帝自杀，后梁灭亡，至此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另一个遗愿。
而对于李克用讨伐契丹的遗愿，李存勋并没有主动出击，反而是契丹军南下时才受到李存勋的反击。如天佑十四年(917年)，寿州刺史卢文进叛附契丹，并引契丹军南下。据传言这次契丹军共有五十万，但真实情况可能只有五万左右，此战由李嗣源出战，大败契丹军，斩获契丹士兵万余。时至天佑十八年(921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勾结耶律阿保机，引契丹军南下，意图背叛李存勖，结果被义子王都囚禁。王都继任节度使，不久便被契丹军围困在定州。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所有军队南下，空国入寇。天佑十九年(922年)，李存勖率领五千骑兵先进，打退契丹军，擒获契丹阿保机的儿子，李存勖一路领兵追杀，契丹军败逃时落水溺死者众多，这也算为父亲出了一口恶气。
当后唐灭梁之后，一些割据政权如岐国、楚国、吴越国、闽国、南平国等纷纷入贡称藩，唯独前蜀却不肯臣服。李存勖先派使臣修好以作麻痹，后于同光三年(925年)任命李继岌为主帅，统领六万大军征讨前蜀。前蜀临时组织的三万兵马被唐军击溃于三泉，蜀中因此震荡，各处藩镇纷纷来降。随后前蜀中书令王宗弼发动政变，囚禁王衍、献城投降，前蜀所辖十个节镇、六十四州、二百四十九县正式划入后唐领土。与此同时，为安抚人心，李存勖对前蜀旧臣多加赦免留任，主动归降者还赐国姓李，李存勖的这一举措，使得处于后梁直接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全都接受了后唐的统治，成为兼并战争后稳定局面的重要措施。
自甘堕落李存勖在开创后唐时表现出超群的智慧，但局面趋于稳定之后，他觉得已经超额完成了父亲留下的遗命，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且在此同时暴露出爱财的心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李存勖恰恰又有一位同样爱财的皇后刘氏，这个刘氏非常受李存勖宠爱，因此被李存勖特许了发布政令之权，皇后的政令可以代表皇帝，各级官府必须遵从，因此刘氏成为李存勖敛财的好帮手。在皇后的帮助下，由国家层面颁发的税收政令变得苛刻，且出现了众多“官办”商铺，成为各级官员讨好皇后的工具，如袁象先、温韬、张全义这些降将都是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而刘氏又是一个只进不出的貔貅，在国家灾荒，府库拮据，粮食短缺时，大臣们请求李存勖开内库赈灾，刘氏出面阻拦，坚决不准，可谓是一个女人坏了一位英主的名声。
李存勖除了爱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戏曲艺术，并且具有很高的造诣，当今很多戏班子仍奉李存勖为“戏曲之祖”，由于自身的喜爱，故而对伶人极为宠信。这个爱好在他创业之时就已有之，还曾因任用伶人杨婆儿为刺史而贻误战事。在称帝之后更加喜欢伶官，这些伶官能够陪着李存勖研讨艺术，故而多被授以重要官职，诸如刺史之类更是伶官遍布，而官职只有那么多，给了伶官，拿着浴血奋战的将领就没有更好的任命，因此多存不满。
不仅如此，李存勖给予伶官出入宫禁特权，群臣想要面圣，有时还要巴结伶官通报，如景进这样的伶官，发展成为李存勖的心腹，时常为李存勖监视大臣们的行为。在开创功业后，难免会有忌惮文武功高的大臣，李存勖的这种用伶官监视群臣的做法愈发严重，如李嗣源、李从珂这些宗亲功勋都成为他打击的对象。与伶官同样成为祸害的便是宦官，后唐建立后，李存勖诏命各地，让将前朝宦官送回京师洛阳，以致宫中宦官激增到近千人。这些宦官有的担任诸司使，有的充作藩镇监军，都被李存勖视为心腹。他们恃宠争权，肆意干预军政，凌慢将帅，使得各藩镇皆愤怒不已。
李存勖的结局也非常富有戏剧性，被他猜忌的李嗣源前往开封驻扎，李存勖便准备亲征，而由于他早已众叛亲离，带出去的士兵不受控制而相继离散；待他再回师京城的时候，由他一手提拔的伶人郭从谦发动了兵变；而在中流失负伤之后，他极为宠爱的刘皇后只端了半碗乳浆给他，然后便带着金银财宝匆忙逃走，一代杰出的军事家就这样悲惨死去。
其实李存勖的悲剧并不是偶然性的，他自甘堕落的原因理当有内有外，外部原因是他超额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已成为开国皇帝，他常以唐太宗为榜样，因而在事业有所成就后，就效仿唐太宗的退休生活；而在宦官的吹捧、戏子的腐化下，他也迷失了自己，更失去继续扩大事业的野心。外部原因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亲人、功臣弑父叛主的事情层出不穷，这让李存勖的心中不免产生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远比对外征战更为恐怖，因此他排挤功臣，重用戏子，接触身边人的威胁，但他演了一辈戏，却将自己演义成最为悲剧的那一个。
参考资料：《新五代史》、《旧五代史》
周天子当初只有三千虎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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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到文王时代日渐强大,伐密须、伐畎夷、伐耆、伐邗、伐崇,迁都到丰,已有了长期灭商的准备。可惜这时文王在这武功兴盛时期不幸身死,功败垂成。灭商的大事只能留给其子武王去完成了。
武王时期,周人到底已积累了多大兵力,以一个蕞尔小国面能一举灭了已有悠久历史、武功卓越的般商大国呢?
一、武王克商时期的兵力对比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县),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看到天命未至,“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暴虐滋甚,武王乃“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大概是本之于后出之《尚书•泰誓》。然所谓八百诸侯、四万五千甲士,恐皆不可信。《尚书·牧誓》仅言友邦冢君,《孟子,尽心》、《吕氏春秋贵因》均言武王之兵力为三百乘、三千人,并无八百诸侯四万五千人之说。
按西周在其鼎盛时期,王室的军力,只拥有两支大军:镇守东方的一支称“殷八师”,或称为“成周八师”,西方留守丰、镐京的称为“西六师”。两支共为十四个师,每师的人数,据考证是二千五百人,十四个师的总人数不过三万五千人,当其还是商末一个自称为“小邦周”的小国时,哪里可能有甲士四万五千人之多呢?
《周本纪》说:“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按“七十万”也似乎太众(有人认为是十七万之倒讹),但纣兵肯定远多于周。《诗经·大雅·大明》称纣兵:“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说商人之军队多如森林,周末人所引用之《泰誓》称“纣有亿兆夷人”。
二、武王在短期内取胜的原因
总之,商人所拥有之军队数量必很多。商周牧野之战,纣与武王的武力,众寡如此悬殊,武王何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胜利?
古文献有一些记载: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
从上述资料看,牧野之战并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激战,只因为纣的军队倒戈以迎武王,于是商的军队便溃败了。但是,也有相反的说法,如战国时孟子所见之《尚书武成》有武王伐纣之战,“其血之流杵”(《孟子•尽心下》),若然,则牧野一役一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流血战争,不过孟子已疑之,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是。
东汉王充则信之,谓“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他并提出四证,说明武王兵不血刃之说不足信(《论衡·语增》。
关于牧野之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何是何非?
三千年后的我们,当然更难论定了。所幸近来新发现的《利簋》铭文中既言甲子这天一早便“克,昏夙有商”,旦夕之间既能把商攻克,那就决不会杀得“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了。如果再结合当时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看则纣兵倒戈之说似乎是事实。
三、商朝内部的矛盾
建于中原五六百年的商王朝牧野一战,就被西方“小邦周”的武王轻而易举地打垮了。武王之所以胜商他所凭借的是什么历史形势呢?
我们认为不外两个有利的条件:一个是商纣暴政残虐,万民痛愤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只要一人振臂—呼,就有土崩瓦解之势;另一个是商国周围众多的敌对方国乘机叛商,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1.商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
先说当时的阶级矛盾:商王朝自武丁以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下坡路,加以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尚书无逸》谓商末“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就是说商末诸王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们不事生产,只知坐享安逸。尤其是到了商朝最末的王帝辛(即纣)时,骄奢淫逸到了发狂的地步。
《史记殷本纪》叙述说：
(纣)好酒淫乐,嬖子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候有畔者。
从近年来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可以证实商末年的宫殿建筑确实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了。《管子·七臣七主》谓:“昔者纣是也……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馆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列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
晚周人对商纣这些荒淫腐化生活的传说,不见得都是实录。因纣为亡国之君,而周人又视之为仇敌。所以周人对其罪恶必言过其实,任意夸大,方能显示其征商为拯民伐罪。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有所察觉。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纣的罪恶聚集起来,也只有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六大罪状,不像战国时人所传说的那样厉害。但无论如何,他决不是好的统治者,则是可以断言的。
在商纣时,商贵族们酗酒必为事实,不但见于周末诸子的传闻,而且也见之于较早的文献如《诗经》:
文王日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扉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诗经•大雅•荡》)
这是西周诗人借文王之口说到商之末世贵族沉湎于酒,晨昏颠倒的情景,周公认为商族之所以亡国,与商末贵族嗜酒有重大关系。所以周初以商之余民封康叔为卫君于殷墟之后,周公特作《酒诰》以教谕康叔,内有谓商“民罔不鹽伤心,惟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训诚谓“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周公畏酒如此,可见他以为酒为商亡国之重大原因。
商末统治阶级过着这样奢多豪华的腐朽生活,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叛。部分贵族也看到当时阶级矛盾加剧,国家岌岌可危。如微子启就曾痛惜地说过：
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
微子的意思是说,纣王由于抛弃了成汤的旧传统,沉缅酒色,法度不明,政治昏乱,招致人民的反抗。社会上真是达到了诗人描写的所谓“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的地步。纣王为了对付叛乱,加强了严刑峻法。据周秦诸子传说,其滥刑有截、剖、醢、炙、腊、脯诸种。
商纣时奴隶主阶级生活奢侈腐化,对劳动人民剥削加重,再加以滥用刑罚等等,自然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这就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所指出的“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的真实情况。
纣王并任用“善谀、好利”的费中和“善谗”的恶来为政,国事不堪闻问。纣的亲族微子、箕子和比干强谏纣杀比干,囚箕子。纣的一些亲信如微子及太师疵、少师强对商王朝感到失望,乃持其祭器乐器西奔归周。所以这时商的最高统治者已经走到众叛亲离的境地。
《左传》引《大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盖实情也”。
2.与周边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尖锐,甚至已经到众叛亲离的商王朝,其周边的各少数部族对商也纷纷举起了背叛的旗帜。
商王朝的周围散布着的一些少数部族,有鬼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族等数十个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有时是和平共处,有时也互相侵夺。商末年,帝乙与帝辛的征东夷是两次较大的战争,而且也是对商王朝命运攸关的战争。
商末年帝乙时就与东夷有过频繁的战争。商纣时与东夷的战争见于《左传》者有两处:一谓“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年)。可见商纣的覆亡与东夷之叛,大有关系。
为什么纣“为黎之蒐”而东夷就背叛?这里面的因果是什么呢?
首先看看黎在何处?“黎”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史记殷本纪》作西伯伐饥国灭之”。黎国本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三十里黎侯岭下。其后晋立黎侯或徙今之黎城县地。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杜预注《左传》谓“黎,东夷国名”(《左传》昭公四年注),乃是由于与下句“东夷叛之”错误地联想臆造出的。
殷墟五期卜辞,在商王帝乙帝辛时代有很多屡征夷方的记载。其战争时间从卜句的日期看,往往经年,所驻跸之地遍至济、汶、淮诸水之域。这确是种长期而艰巨的战争。并且在商末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人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商纣不得不调用大部分人力、物力对付东夷,因而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争,这样便注定商王朝国运日趋没落。
商在东方与东夷的战争,倾全国的兵力,经过多年的征讨,总算把东夷攻克,但耗费了大量财富,国家元气大伤。就在这个当口,西方以周族为首的许多少数族联合起来,卒能一举灭商。
总之,商灭亡之前,商王朝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一国内阶级矛盾恶化与境外众方国群起叛商,使商王纣顾此失彼,难以应付。社会上已充满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大动乱气氛,预示着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周武王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缘时会兴师东征故能一举灭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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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登基后是怎样对秦琼的？
李世民登基后，对秦琼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变。此后12年，一直到秦叔宝去世，李世民都没给他升过官。秦琼战功赫赫，在凌烟阁的排名，却是“倒数第一”。这一切，只因四个字：君臣离心。
算起来，李世民对秦琼，还算是很优待的。
公元626年，李世民凭借玄武门之变，顺利登基成为唐朝新皇。
他对身边的一众亲信，进行了封赏，战功赫赫的秦琼，也位列其中。
从历史记载来看，李世民对秦琼的优待，主要体现在三件事情上：
第一件：封秦琼为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世民登基后，就对秦琼进行了封赏。
他将秦琼封为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
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旧唐书·秦琼传》）
第二件：追赠秦琼为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公元638年，秦琼病死的消息传来，李世民立刻追赠他为徐州都督，并赐他陪葬昭陵。
为了彰显秦琼的战功，李世民还特地在他的墓葬前造了石人马，以表彰他的战功。
十二年卒，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旧唐书·秦琼传》）
第三件：修建凌烟阁，将秦琼纳入其中，受后人敬仰。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修建凌烟阁，特意将已经去世的秦琼，纳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让其受后人敬仰。
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旧唐书·秦琼传》）
乍一看，李世民似乎对秦琼挺好的。
秦琼活着的时候，李世民给他加官进爵；秦琼死后，李世民让他陪葬皇陵；修建凌烟阁，李世民还记得把他列入二十四功臣行列，给他死后哀荣。
可是，如果综合秦琼的功绩、其他功臣的待遇来看，李世民对秦琼的这点好，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细看历史，从公元626年，到公元638年，秦琼都是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从未有过任何变化。
相比秦琼的功绩，他所受到的优待，真的是少得“可怜”。
秦琼的赫赫战功秦琼没什么背景，是真正靠着白手起家，而名垂千古的人。
在归顺李世民之前，秦琼跟随了好几任首领：隋朝强将来护儿、齐郡通守张须陀、据守虎牢的裴仁基、隋末割据群雄之一李密、王世充……
他是有真本事的人。
曾摧毁过卢明月的营寨，征讨过孙宣雅，击退过宇文化及。
在混乱割据的隋末年间，秦琼的军功，处处展现着过人的本事。
公元619年，秦琼不耻于王世充的奸诈，和陈咬金等人一起，投奔了李唐。
刚投奔李唐，秦琼就被安排到了李世民的府上，正式成为李世民的亲信。
在李世民麾下，秦琼的战功更是非常卓著。
归顺后的第一年，他跟随李世民征讨河东，一举击破宋军（宋金刚）大将尉迟恭，斩首两千余人；
归顺后的第二年，秦琼趁胜追击宋军。
此后，宋金刚大败逃走，尉迟恭则带着军队献城投降。
敬德、相率众八千来降，还令敬德督之，与军营相参。（《旧唐书·李世民传》）
这一年，秦琼还是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的先锋之一。
他带领千余人队伍，让敌人闻风丧胆，大振本军士气。
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资治通鉴》）
归顺后的第三年，李世民和窦建德打仗，秦琼带领数十名精锐骑兵，直接冲破窦军大阵，绕道后方举起唐军旗帜，导致窦军军心涣散。可以说，秦琼的勇猛，是唐军胜利的关键。
从讨王世充，每为前锋。太宗将拒窦建德于武牢，叔宝以精骑数十先陷其阵。（《旧唐书·秦琼传》）
归顺后的第四年，秦琼跟随李世民在河北平叛，一举击破刘黑闼，肃清了窦建德旧部。
二月，刘黑闼引兵还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破之。（《资治通鉴》）
……
可以说，秦琼不是花拳绣腿，而是战场上实打实的功夫。
每一次，他跟随李世民作战，英勇且不输谋略，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若是没有秦琼，李世民要想打赢，还要费很多心力。
从功劳上看，李世民登基前，秦琼就算不是数一数二，也起码是前10名。
然而，李世民给秦琼的待遇，在功臣里，却连前20名，都比不上。
李世民给秦琼的待遇李世民给秦琼的待遇，和他的功劳相比，实在有些不对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食邑上，秦琼在功臣里基本属于最少的一等。秦琼食邑七百户，在功臣里，几乎算是最少的一批。
举个例子。
李世民登基后，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人的封赏，都是食邑1300户。
而功绩非常一般的张公谨、侯君集，李世民也爽快给他们册封将军，食邑1000户。
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寻拜右卫大将军。（《旧唐书·侯君集传》）
李世民对其他人异常爽快，可到了秦琼这里，却只是食邑700户，实在有些少了。
其二，在仕途上，李世民登基后，秦琼基本是个消失的状态。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将原本秦王府里的亲信，都进行了重用。
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了贞观之治的肱骨大臣。
尉迟敬德懂武不懂文、性格跋扈嚣张，可李世民对他非常包容，还派他去当了重要的地方官、监修洛阳老君山、征讨过高句丽……
然而，能文能武的秦琼，却一直寂寥无名。
李世民登基后，他的仕途，基本处在消失状态，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也只有寥寥数语。
史书记载，李世民登基后，秦琼逢人就说，自己戎马一生，屡受重伤，如今经常重病难以起身。
“我戎马一生，经历大小战斗200多阵，多次受了重伤，前前后后流的血都有好几斛，怎么能不生病呢？”
其后每多疾病，因谓人曰：“吾少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安得不病乎？”（《旧唐书·秦琼传》）
称病，是秦琼后期的主旋律。
一个战功赫赫的亲信，需要四处称病，大抵只有2种可能：一是他自己不愿上朝，称病当借口；二是李世民不愿意见到他上朝，他明哲保身，称病当幌子。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指向了四个字：君臣离心。
其三，秦琼的排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末，明显不对劲。李世民对自己的亲信，都有一套标准流程：死后册封、陪葬皇陵、入住凌烟阁。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亲自挑选24位功臣，入驻凌烟阁。
功臣的排序，不按功劳大小，而按官职大小。
在贞观十七年以前去世的人，会按照追赠的官职进行排序。
按照旧例，追赠的官职，一般比活着的官职，要高许多。
然而，即便这样，秦琼仍然被排在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最后一位。
由此可见，秦琼活着的时候，官职不如其他亲信，死后哀荣也非常一般，追赠的官职也并不算大。
俗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李世民不给其他人发糖，那他不给功勋卓著的秦琼发糖，也是情理之中。
可当李世民给旁人发了一堆糖，却只愿意给秦琼几颗，就显得有些“刻薄”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李世民要这样对待秦琼呢？从两人的相处细节来看，李世民如此对待秦琼，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君臣离心。
不止是李世民猜忌秦琼，秦琼也不愿意搭理李世民。
李世民对秦琼的猜忌
李世民登基后，如此对待秦琼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秦琼的忠心，产生了怀疑。
在归顺李唐之前，秦琼几次易主，虽然李世民求贤若渴，但不免在心中留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此外，每一次，秦琼立下赫赫战功，李渊都给予秦琼过分的褒奖，也加深了李世民的猜忌。
击溃宋金刚的那一次，李渊赏赐秦琼金瓶，加封他为上柱国，并且对他说：“你不顾妻儿过来投奔我，还立下这样的军功，我连肉都可以割给你，更何况是一些财物！”
从征于美良川，破尉迟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劳之曰：“卿不顾妻子，远来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为卿用者，当割以赐卿，况子女玉帛乎？卿当勉之。”（《旧唐书·秦琼传》）
击溃王世充的那一次，秦琼又被加封为翼国公，赏赐财物。
从讨王世充，每为前锋……世充平，进封翼国公，赐黄金百斤、帛七千段。(《旧唐书·秦琼传》)
此时的秦琼，是李世民府中的人。
他被赏赐，也代表着李世民的荣耀。
但李世民欣喜之余，也难免会猜想，秦琼的心偏向父皇李渊更多，还是偏向自己更多。
尤其，当李世民背着李渊搞小动作的时候，他根本拿不准秦琼会不会密奏。
这种疑心，到玄武门之变时，不断放大。
玄武门之变，秦琼到底有没有参加过，史书上的记载不一。
《旧唐书》的《太宗本纪上》、《长孙无忌传》中，都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进行了列举，其中，秦琼是最有争议的人之一。
如果，秦琼没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他作为李世民的亲信，立场就十分可疑；
如果，秦琼参与了玄武门之变，那么，按照他在战场骁勇善战，他理应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据史书记载，秦琼只是跟着李世民抵达了玄武门，并没有特别的功绩。
反倒是尉迟敬德，亲自射死了李元吉。
从秦琼后来受封的功绩来看，就算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想必也是消极抵抗的态度，人在心不在。
李世民宽仁，但他不是傻子，对这样的秦琼，自然“如鲠在喉”，难以优待。
秦琼不想搭理李世民除了李世民的疑心，秦琼自己，也不愿意和李世民过分亲近。
此前，秦琼几次易主，看似不忠诚。
可实际上，他并非不忠之人。
最后一次，秦琼离开王世充的原因，是不耻王世充的行径，由此可见，秦琼绝对是个正义之人。
其实，王世充对秦琼和程咬金都非常好，都给了高官厚禄，并予以厚待。
只是，王世充气量比较狭小，经常赌咒发誓。
秦琼认为这不是君子所为，便果断离开。
“王公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资治通鉴》）
不为高官厚禄，只是因为王世充品德不好，秦琼就果断离开。这样的他，对于玄武门之变中骨肉相残的李世民，恐怕也难以推崇。
事实上，当时的著名将领李绩和李靖，对于玄武门之变也并不支持，他俩都保持了严格的中立。
但秦琼很难置身事外。
他本就是李世民的亲信，就算心中再不认同，本着臣子的忠心，他也要附和。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秦琼消极参战，也在所难免。
李世民登基后，秦琼也自动称病，远离朝堂。
一方面，他认为李世民不再是自己愿意追随的主人；另一方面，他为了避免李世民为难，自动远离朝堂。此外，李渊曾对他特别好，秦琼内心不安，便干脆选择急流勇退。这个世界上，拿得起、放得下的，才是真君子。
从这方面看，秦琼虽然易主七次，却始终保持忠心，有着做人的志气和底线，着实让人钦佩。
而李世民的度量，也值得称赞。
秦琼称病的十二年，他虽然没有给秦琼升官，但多次派太医去给他治病。
他们君臣之间，依旧保持着“和睦”与“厚待”，着实很不容易。
自古战功赫赫的功臣，都难以善终，但李世民手下的功臣，绝大多数都得以善终。
这一点上，李世民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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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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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这个族称始见于战国晚期。从战国晚期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南北朝初期（公元五世纪初），它在我国北方存在了约七个世纪。匈奴这个族称虽然始见于战国，但这个族体却有长期形成的悠久历史，与商周时期北方存在的游牧民族有族源关系。当匈奴这个族称于南北朝时消失之后,这一族体一部分又以稽胡、部落稽、吐京胡、山胡、卢水胡等族称存在于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
在匈奴存在的时期，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时为“敌国”，有时为“藩邦”,有时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它对我国的历史，特别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都发生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具有开创性和阶段性。
一、匈奴的起源1、匈奴族源
匈奴之称始见于战国晚期。有关匈奴的最早记载是赵武灵王（当政时间，为前 325 年至前 299 年）变俗胡服之后。时，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秦昭襄王灭义渠等，置陇西、北地、上郡；燕开东胡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即赵、秦、燕）边于匈奴”，并都筑长城以御胡（即匈奴）。
其后，约当赵孝成王时（当政时间为前 265 年至前 245 年）,《史记》又记有赵将李牧与匈奴之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再后就是秦王政之时（前 246 年至前 222 年)，秦叛将樊将军亡于燕，燕太子丹欲以谋秦。丹太傅鞠武曰:“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以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 ……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太子丹日:“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
见于史书的匈奴第一位单于（国君）是头曼。他是战国末年人，主要活动于秦王政亦即秦始皇当政时期。
匈奴之称虽始见于战国晚期，但这一族体却不是这时才形成的。它有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云：“匈奴,其先祖夏后代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日獯粥，改曰匈奴”；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时日猃狁，秦日匈奴”；韦昭云:“汉日匈奴，荤粥其别名。”
匈奴作为与夏族或华夏族俨然不同的族体,当然不可能源于夏后氏,为夏桀之后。但它的某些成员来源于夏族，换句话说夏族的某些成员跑到北方和融合于北方民族，则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夏后氏的淳维，即便存在，也只能是夏族的成员融合于匈奴的事例，而不可能作为匈奴族体的来源。这与越王勾践传说是夏之苗裔，吴王夫差传说是周太伯、虞仲之后，属同样的情况，即夏族的部分成员融合于越族。
根据考古资料,匈奴主要分布的地区在新石器 时代是细石器居多的文化；在青铜器时代，有名曰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时间当于西周和春秋，鄂尔多斯文化时间当于晚商至 春秋。其后，即到了战国时期，这两种青铜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并向铁器时代转化了。细石器居多的新 石器时代的文化和鄂尔多斯、夏家店上层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发展的文化。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当然与它们有着渊源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匈奴的主要分布区，唐虞之时（即传说时代尧舜时期）“有山戎、猃狁、荤粥 ”；夏时有畎戎；商时有土方、昌方、鬼方、狄；西周时有严狁（猃狁）、犬戎；春秋时有戎、北戎、狄、白狄、赤狄、长狄；战国时有北狄、胡。
这些族称，有的是对北方民族的泛称，有的是指北方民族的某些部分或某一部分。这些部族都与匈奴有族源关系。据考证，商之土方和 昌方，是“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内蒙河套以北的游牧民族”,而“鬼方距商更远，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它们与商周文献记载的严狁为同族关系，或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称。
2、见诸史籍的匈奴起源
西周时的俨狁、薰育、犬戎，都是居于今陕西、山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的族体。《史记·周本纪》和《孟子·梁惠王》,都记有周之祖古公亶父受北方薰育或狄人所迫,自豳（又称邠）南迁岐下周原，豳被薰育或狄人所据有。豳或邠在邻州或邠州新平县，今 陕西旬邑县境。这表明，当时的薰育居于陕西以北地区，南部已达今陕西中部的旬邑县地。薰育又称严狁。
周文王时，为了北抚 俨狁,“城彼朔方”，周宣王为了“薄伐俨狁，至于太原”，说明今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都是严狁的游牧区。犬戎的所在,《穆天子传》有明确记载:“天子北征于 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顾实疏:“当水即今山西、直隶之沙河及唐河，而下流日豬龙河者也。” 穆天子即周穆王，沙河和唐河在今河 北定县、唐县以西北至山西的地区。后来，犬戎与申侯联军伐周幽王，并诛幽王于骊山，引起周平王东迁，大概其势力和居住区已至陕西北部了。
《史记》载，春秋时期,“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 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左传》载北戎、狄、赤狄、白狄、长狄。《史记》所载“百有余括部分东北地区的民族东胡系统。属于北方狄族系统的匈奴这个族体或其先民，定在“百有余戎”之中，是它的一部或一支。《左传》所载的狄，则与战国时所称的胡和匈奴有密切关系了。狄是北方民族的总称或统称，其中的白狄、赤狄、长狄，则是区分北狄中的不同的族体或部落体。根据《左传》注疏，长狄以身高体大得名。“谓之赤白，……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
《潜夫论·志氏姓》:“隗姓赤狄,姮姓白狄”，表明他们的姓氏不同，亦或表明他们部落体的区别。白狄主要居于今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它的支属鲜虞（在今河北正定)、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普县），则已达河北石家庄一带了。赤狄主要分布在山西东南部和与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它分有许多支,其中东山皋落氏居今山西昔阳、和顺一带；甲氏居今河北曲周县境；留吁居今山西留屯一带；铎辰居今山西长治一带；潞氏居今山西潞城地区；唐咎如居今山西平顺县东和与河南交界处。
3、北狄与匈奴
赤狄这些支属所居地区，原都是夏族的居住区。它于春秋之时，还继续向南向东侵犯，灭邢、灭卫、灭温。但到了春秋后期，这些赤狄支属，皆被“诸夏”所灭，特别被晋国所吞并了。长狄居住区没有明确记述，但据它与鲁、与宋、与晋发生战争关系，表明它游动性很大,其中心点也可能在太行山区及其以东。长狄在春秋时,亦属，皆被“诸夏”所灭，特别被晋国所吞并了。长狄居住区没有明确记述，但据它与鲁、与宋、与晋发生战争关系，表明它游动性很大,其中心点也可能在太行山区及其以东。长狄在春秋时,亦被“诸夏”所灭。从赤狄、白狄、长狄的居地和发展情况看来，后来的匈奴可能与白狄有关系。
到了战国，对北方民族除称狄和戎之外，又开始称胡。胡，最初指东胡、林胡、楼烦，史称三胡，后来便泛指北方民族，而且主要指北方民族了。苏秦说秦惠王（当政时间为前 337 年至前 311 年)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 赵欲伐齐，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即赵肃侯，当政时间为前 349 年至前 326 年）日:“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且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绲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今从于强秦国之伐齐，臣恐其祸出于是矣。”
赵武灵王（当政时间为前 325 年至前 299 年）为了强国而“胡服”之举，就更多地提到北方胡狄了。例如，其臣肥义日:“王虑世事之变，权兵甲之用，念简襄之迹，庆胡狄之利乎?”王曰:“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胡翟之乡。……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虽殴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又曰：昔“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
同时，有人上书燕王，也谈到胡曰:“胡与越人，语言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助救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后秦赵燕夺取西戎、北狄（胡）和东胡之地置郡县，并修长城以拒之。
《史记》云:“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从以上北方民族族称的变化和分布，说明匈奴这一族体，与商时甲骨文中的土方、鬼方，与文献记载中鬼方、严狁、薰育、犬戎、狄和白狄、赤狄等具有渊源关系，或即同一民族不同时的不同称谓，即使有民族的差别，也应属同一族系。至于战国时的胡、林胡、东胡，它们的民族成份就比较确定了。林胡指居于山西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但后来他们显然成为匈奴的一部分。
4、胡与匈奴
东胡指后来所称的鲜卑、乌桓等族。胡之所指则主要是匈奴，而且自战国到秦汉，胡与匈奴几乎成为同义语。如上面《史记》所记，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则与“三国边于匈奴”是同样的含义。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 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日:“亡秦者胡也。”始皇即遣蒙恬发兵北击匈奴,略其河南地。亦表明胡与匈奴为同义语，指的同一民族。匈奴自己也自称胡。如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匈奴狐鹿姑单于遣使遗汉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天之骄子也。”
《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匈奴的历史发展时，言道:“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这就是说，匈奴在北方民族集团中，即在北狄民族集团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才形成为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匈奴民族。
北狄民族集团，内部是很复杂的，不是单一民族，而包括了许多民族成份。匈奴在北狄民族集团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和居于什么地方呢?西汉元帝时,郎中侯应奏云:“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幕北。”
《汉书》云：匈奴与汉武帝战不利，汉将降者赵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单于从之。当河西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和又经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亲率十八万骑至朔方,遣使告单于日:“今单于即能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幕,有的书为漠,指今内蒙与蒙古之间的一大片沙漠地区，从上述记载，表明当时幕北与幕南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幕南优于幕北，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因此成为匈奴活动的“苑囿”。
5、匈奴活动的地域与考古验证
再据与匈奴有族源关系的夏商周时期所存在的上述北方民族，也主要活动于幕南地区，这都说明匈奴是在幕南地区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而它活动的中心地区则是阴山一带。当匈奴强盛之后，它东征东胡，西逐月氏，北服居于北海及其周围的丁灵、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族国，方使匈奴的势力居住区远至漠北，并把与匈奴为同一族系的民族和部落，皆以匈奴命名之。
这样一种看法，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我国北方以细石器居多的新石器时代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不仅在我国境内（如山西等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找到了它的源头，现发现的遗址和遗物也以当时的幕南和幕东地区居多。从商末至周朝，在欧亚草原存在和分布着多种名称的游牧民族的青铜器文化。其中与中原夏族青铜文化关系密切和发展较高的青铜器文化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
这两种青铜器文化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都分布于漠南和漠东地区。据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多数人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山戎、东胡族系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是土方、鬼方、犷狁、薰育、犬戎、胡与匈奴的文化，亦即北狄族系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以最初和较多地发现和出土于鄂尔多斯地区得名。
鄂尔多斯地区即今内蒙河套一带，属于阴山山脉区域的一部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既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与存在于公元前 1300 年至前 1000 年（当于商后期和西周）的北方卡拉索克青铜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又较多地受到了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具有不少商周文化的器物和特征。这证明,匈奴这个族系的发展，与商周（即夏族）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明，它必然与商周接近和毗邻，必然居于今内蒙古地区以及山西、陕西北部。
截至今日，在我国北方和蒙古、苏联贝加尔湖地区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匈奴墓葬。从墓葬的遗物和时间看来，早期的匈奴墓，即从春秋晚期至西汉早期，多发现于我国境内，特别是临近阴山和河套地区。在这一地区，已在内蒙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发掘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匈奴墓近百座，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和东胜县补洞沟发掘了西汉初期的墓葬,都出土了大量的匈奴的器物。
早期匈奴墓的发现和它们多分布于内蒙地区，也有力地证明了匈奴形成于漠南地区，阴山和鄂尔多斯地区是它形成的摇篮。
二、匈奴社会组织属性的形成与建国1、匈奴的社会组织属性
匈奴族的形成及其建国的过程又是怎样呢? 这个问题比较难以考查，谈清它也不容易，但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
当夏族或华夏族建立夏国或夏朝、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商朝代夏而立，使夏族的奴隶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的北方民族依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
不过，在众部落之中只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强大的部落组织，如土方、鬼方。“方”即“邦”，是国家之意。这虽然是商人或夏族对他们的称谓,不一定就是国家组织,却反映了比较强大的部落组织，比较强大的人们族体。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土方经常侵犯商朝西北部的诸侯国。对土方用兵的规模也相当大。如武丁三十年七、八、九三个月，因迎击土方，连续登人（即征兵用兵意）七次，中有六次为三千人，一次为五千人。
商末至西周时期，北方民族有了较大的发展，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根据文献记载，这时活跃于北方和与商周关系密切的族体记有薰育、狄、严狁、犬戎等等。商末武乙时，周人之先古公亶父因受薰育或狄人的逼迫，自豳南迁岐下周原。
对这件事,《孟子·梁惠王》《史记·周本纪》《竹书纪年》都有记述,《孟子·梁惠王》云:“昔者大王（指古公亶父）居邠（即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又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下居焉。”又云:“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矣。”
《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古公……乃与积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这些记载说明狄或薰育势力强大，迫使周人南迁，而且在孟子的观念中，周是小者，薰育是大者，故言“以小事大”。周文王至宣王时，北方民族严狁相当活跃。
《诗》云:“赫赫南仲,严狁于襄。”“赫赫南仲,俨狁于夷”,“靡室靡家,俨狁之故；不遑启居,俨狁之故"。“俨狁孔炽,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国”。“严狁匪菇，整居焦蒋，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俨狁，至于太原”。“显允方叔，征伐俨狁”。这都表明犷狁之强大，对周侵犯时发，甚至侵到“洛之阳”，逼周之镐京。
关于犬戎,《史记·周本纪》记有文王“伐犬戎”。《国语·周语》记有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记周幽王废申后，去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平王）,“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于骊山下”。平王东迁，也主要迫于西夷犬戎的威胁。
据《国语·周语》记：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今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韦昭注:“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树惇”,“言犬戎立性惇朴”。犬戎的这种“君长”,虽然还难以明确释为“国君”，但据他的势力、世袭制度和对周“来王”的关系，已具有了“国君”的成分。从此或可认为，犬戎的社会已处于从原始制向阶级制、从部落状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了。
到了春秋之时,我国北方民族虽然仍是分散的,不统一的,但其中的白狄、赤狄不仅力量强大，也应认为已进入了初期阶级社会。白狄分布于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它的支属肥、鼓、鲜虞已深入到华夏族地区,即今河北石家庄一带。关于肥、鼓、鲜虞的社会情况,《左传》记有：昭公十二年（前 530年）秋八月，晋“灭肥，以肥子系皋归”。杜预注:“肥，白狄也，繇皋其君名。” 昭公十五年（前 527 年）秋八月，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食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肥、鼓既有城池,又有君民之分,“肥子”“鼓子”之子,为周时五等之封的“子爵”。可见作为白狄支属的肥、鼓等，已不再是部落状态，而是国家形态了，有如同时华夏的诸侯国。白狄支属鲜虞，虽无具体记载，但从晋归鼓子鸢鞮，叛晋而服于鲜虞，表明鲜虞比鼓的势力还要强大，表明它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会低于鼓。
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鲜虞强大，晋虽多次对它用兵，始终没能把它灭掉。它一直存在于战国，并日益华夏化了。肥、鼓、鲜虞的社会发展情况，虽然不能代表整个白狄，但白狄主体部分的社会发展，也不会相差太远。赤狄也进入华夏族曾经居住的地区，它灭了自夏朝以来就存在的黎等诸侯国，达到今晋东南部和与河北、河南交界的地区。它的支属很多,有皋落氏、潞氏、留吁、甲氏、铎辰、靥咎如等。赤狄于春秋之时经常侵犯太行山以东的华夏诸侯国，曾灭卫、灭邢、灭温，还参与了周王室的争权斗争。这反映了赤狄势力之强大。
赤狄的社会情况,《春秋左传》有如下的记载。《左传》云：宣公六年（前 603 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
白狄、赤狄，当然并不等于匈奴，但匈奴应属于它们的一部分，特别属于白狄的一部分，至少它与白狄有着同族的关系，社会发展情况也不会相差太远。
进入战国时期，北方民族一般称胡。战国后期便正式书有匈奴的名称。何以名北方民族为胡，冯家升谓“胡系匈奴之急读”,日人白鸟库吉认为胡系匈奴首音之省略，也有人认为“胡为匈奴之异写”。从后来秦汉称匈奴为胡，和匈奴亦自称胡，也证明胡与匈奴是同族异称。战国时的匈奴有了很大的进步。
截至现在,已发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匈奴墓约一百多座。这些墓葬及其殉葬品反映了当时匈奴的社会情况。1979 年在内蒙古凉城县毛庆沟发掘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匈奴墓 79 座，墓穴有大有小，殉葬品有的丰富，有的很少。1973 年在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一批春秋晚期的匈奴墓，殉葬品中有牛马羊，少者三四具，多者达四十多具。1973 年在杭锦旗阿鲁柴登发掘的两座战国晚期匈奴墓，殉葬品相当丰富,有极为精致的金冠饰、大型虎牛争斗纹金饰版、虎纹和羊纹饰版和饰件、鸟纹金扣及项圈等。1976 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发现的一座战国晚期匈奴墓,殉葬品亦相当丰富。
从匈奴墓中殉葬品的多寡和形制的大小、质量，明显反映了财产的私有制、占有的不平等，存在着穷人和富有者，存在着贵族和平民阶级。在上述墓中，不仅殉有大量的牲畜、陶器、青铜器和金银饰品，还有铁制品，如长铁剑、短铁剑、铁鹤嘴斧、铁镐、铁马衔等。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匈奴已开始进入了铁器时代。
上面已经谈到，到了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皆北邻匈奴，并皆筑长城以御之。赵派大将李牧防御匈奴，曾“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这都表明，这时匈奴已形成了相当大的人们共同体，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
2、匈奴国家化
秦始皇统一“诸夏”之后，他在与四方民族的关系中，首先考虑的和摆在最重要位置的，是北方的胡，即匈奴。这说明匈奴之强大。他使将军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南地,并修长城以御之。这时的匈奴单于名头曼。他因不胜秦势而北徙并丢失了河南地，但匈奴的实力却没多大损失，仍雄据北方。到头曼之子冒顿继为单于之后，他“乘诸侯畔秦，中国扰乱”和楚汉相争之机，以兵东击东胡,“大破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与汉故河南塞”。“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其后，匈奴又“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 犁之国”，汉文帝时又西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至此，匈奴就在我国北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的大帝国，也是它达到了鼎盛时期。北方和西北方“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即当地的游牧民族皆统一于或役属于匈奴了。它的最大版图，东临朝鲜、夫余，西包西域（今新疆等地）地区，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至河套地区与汉界于故塞。
匈奴的人数没有明确记载。在它最盛的时候，即在汉朝的初期，中行说云“匈奴之众不能当汉之一郡”,贾谊云“匈奴之众不过县一大县”。汉初没有郡县的人口统计数字。按西汉最盛时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统计，汉之大郡汝南郡为“户四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八”,颍川郡为“户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河南郡为“户二十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
中行说是文帝时随汉宗女陪嫁匈奴单于的宦者，甚得单于的亲幸。他之比喻虽不确切，却有一定的可信度。史书记载匈奴最多的兵力是高帝七年（前 200 年）单于冒顿围高帝于平城白登之役。
《史记·匈奴列传》:“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史记·刘敬列传》:“高帝罢平城归。……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汉书·匈奴传》:“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书·娄敬传》:“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
匈奴虽寓兵于牧,“全民皆兵”，但仍存在性别和年龄之分。若以五人出一精骑或精兵，则其总人口当在150万至 200 万之间。这与中行说所说也大体相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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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沙陀人入主中原为什么没有遭到汉人的反抗？
说起沙陀人有点陌生，但提起唐末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我们就不陌生了，李克用就是沙陀人，而且还是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的奠基人。
那么作为外来者，沙陀人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到汉人政权的呢？故事还要从沙陀人与唐朝的缘份说起。
沙陀人入主中原：从沙陀姓氏朱邪到李唐国姓说起沙陀人入主中原，都怪他们太强悍了，沙陀军在历史上素以雇佣兵著称，逢战必所向披靡。既然这么厉害，为何还要依附别族呢？
按照《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史书的说法，沙陀出自西突厥，是处月部一支极小的力量。
当时的西突厥有几十个部落，力量强势的有铁勒、延陀、阿史那等；次之的有同罗、仆骨、拔野古等；而力量弱小的则有处月、处密诸部。可见其当时的势力很弱。
他们的活动范围在“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也就是今新疆阿尔泰山东南，巴里坤以东地区，因当地有大漠，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处月部跟随西突厥攻打伊州，被安西都护击败，处月首领朱邪和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见势不妙，两人率众投降。
至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阿史那贺鲁与处月部起兵造反，被唐军再次击败，处月部首领被杀，九千人被俘。
之后唐朝在处月部的领地设立金满、沙陀二羁縻州，正式收编处月部，隶属于北庭都护府。此后，处月部也逐渐以沙陀为名。
高宗龙朔年间，沙陀人跟随薛仁贵征讨铁勒，其部落也被迁徙到了瓜州一带。至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沙陀人又回到了原领地。
唐玄宗先天年间，吐蕃崛起，强势进入西域，沙陀部又被迫迁徙至庭州一带，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再次回迁。
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沙陀部又迁徙到伊州地带，之后又被玄宗要求回迁至原地。
从上述沙陀人的反复迁徙来看，大唐并不希望他们进入中原，而是希望他们最好就呆在原领地。那么沙陀人之后为何又入主中原了呢？都是形势所迫。
安史之乱爆发后，沙陀人有了他们的第二个主人--吐蕃。
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镇唐军主力入援平叛，趁此时机，与大唐长期争斗的吐蕃大举入侵，很快攻陷了河西、陇右大部分军镇，从而隔断了安西、北庭与中原的联系。
虽然沙陀部与北庭留守唐军，联合回鹘给吐蕃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番还是攻陷了北庭都护，沙陀人只好归降了吐蕃，从此，他们成为了吐蕃人的马前卒，“每战，以为前锋”。
由于“沙陀劲勇冠诸胡”，其骑兵的骑射本领比吐蕃人更强，因此吐蕃倚仗沙陀人的武力，经常入寇边疆。
直至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吐蕃与回鹘大战，丢失了重镇凉州。沙陀人由此受到了吐蕃的严重质疑，认为他们与回鹘有染，于是，吐蕃打算将沙陀人迁至河外。
沙陀部落提前收到消息，首领朱邪尽忠与其子朱邪执宜认为，“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于绝种乎？”
于是，沙陀人开始谋划再次回归大唐。同年六月，沙陀率部众三万余人，一路东行，准备投靠镇守朔方的名将范希朝。
吐蕃在得到消息后，立即排除追兵，沙陀部且战且走，先后经历了数百大小战，首领朱邪尽忠不幸战死，部众损伤过半。
范希朝在得知沙陀人投靠的消息后，亲自率部众迎于塞上，并将沙陀残部安置于盐州老乡，并为其购买了大量的牛羊，让他们放牧生产，休养生息。
之后唐朝在盐州设立了阴山府，朱邪执宜的叔叔朱邪葛勒阿波被任命为阴山府都督，朱邪执宜则被任命为兵马使。
得到沙陀军的效忠后，灵盐节度使每每有征讨任务，必有沙陀军参战，且逢战必胜，灵盐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范希朝转任河东节度使，受命镇守太原。朝廷认为，沙陀所在灵武与吐蕃太近，担心他们复叛，于是决定让沙陀人跟随范希朝一并迁至河东。
就这样，沙陀部到了河东，并在范希朝的组织下成立了一支千人的精锐部队，号称沙陀军，而这支部队也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威武。
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乱，宪宗以二十万唐军征讨，范希朝受命出征，并以朱邪执宜所率的七百人为先锋。
沙陀军与王承宗的两万人马狭路相逢，只见朱邪执宜快速穿过密集的箭雨阵，竟横贯而出，随后唐军跟进掩杀，一举大败敌军，斩首万级。
尽管与王承宗的战争，唐军最终无功而返，但沙陀军在其中所显示出的战斗力，也令朝廷大吃一惊，以至此战后想方设法遏制沙陀军。
比如让沙陀军分散十府而居，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沙陀人反而因此赢得了更多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
再比如，新任的河东节度使还采用订立盟约、以贵族子弟为人质的手段，对沙陀人进行防范和控制。
但沙陀人还是在唐朝的遏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了，他们与“六州胡”（鲁、丽、含、塞、依、契，为粟特人）一起形成了“沙陀三部落”。
在此后的岁月里，沙陀军相继参与了防御回鹘入侵，讨伐淮西吴元济、成德王廷凑的战事，均立下战功，给朝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朝廷设立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居住于云、朔两州的边塞，负责守护北方边境。
就这样，沙陀军正式获得了代北一带的地方权力，这对沙陀部的发展极为重要，标志着他们正式成为唐朝的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行政机构，同时还掌控了恒山山脉下广袤的牧场。
朱邪执宜死后，由其子朱邪赤心袭位，他的首次出场便导致了回鹘汗国的衰亡；之后又参加了讨伐昭义节度使的战斗，事后因功升为朔州刺史。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西南边陲发生桂林戍卒兵变--庞勋之乱，官军控制不住局面，只好又请出了沙陀军。
朱邪赤心不辱使命，大破庞勋叛军。之后，唐朝为了更好地拉拢沙陀军，朝廷特意升云州为大同军，任命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并赐国姓李，为其改名为李国昌，纳入宗室。
这一事件标志着，沙陀人正式摆脱了夷狄的身份，从此以“汉人”自居，自视为唐朝人。同时，李国昌的宗室身份也消除了汉族士大夫与其合作的心理障碍，为他日后建立后唐王朝赢得了身份上的合法地位。
沙陀人到底还是“飘”了唐末国力下降，皇帝没了威望，内政混乱，再加上藩镇割据局面的不可控，各地节度使也越来越骄横，就连曾经依附大唐的沙陀军，也趁乱起来造反。
归顺大唐的沙陀军，逐渐意识到朝廷的虚实，也逐渐对王命失了应有的恭敬，取而代之的是“恃功恣横，专杀长吏”。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王仙芝、黄巢在长垣起兵，一路攻城掠地，强势进击，而唐军对他们的镇压，不但毫无进展，还屡战屡败。
就在这节骨眼上，李氏父子还起兵造反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李克用是李国昌的第三子，骑射功夫了得，早在李国昌征伐庞勋时，十五岁的他就随军参战了，而且表现不俗，一路上“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因此而有了“飞虎子”之称，此外还有个外号“鸦儿”。
策划兵变得主使人是李尽忠，是李国昌的弟弟，也就是李克用的叔叔。时任云州兵马使，他起事的理由是：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扶持李国昌父子，以图大业。
那么对于造反，李国昌父子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史书称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根据之后父子二人的反应，足以说明，他们早就有此野心了。
当时的李国昌虽然担任了振武节度使，成为一镇藩侯，但由于朝廷对沙陀军本着既利用又防范的态度，导致沙陀人在代北虽经营已久，却始终无法完全控制这一地区。
同时，朝廷还不时地调动其防区，不断征发沙陀军戍守各地，这让李国昌很不是滋味。
沙陀起兵的目标是：夺取云、朔、蔚三州，此三地“地控边陲，境联蕃籍”，乃是北边军事重镇，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的杂居之地。
如果收编了此三州，对沙陀人的发展意义非凡，既可收取三州劲兵，又可联合塞外游牧民族势力，从此，雄据代北不是梦。
于是，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沙陀军也趁乱起兵造反了。消息传到朝廷，虽有些意外，但随即朝廷也迅速组织了反击，但效果不佳。
起先由于河东内部兵变不断，几任节度使屡被乱兵所杀，对李氏父子的镇压反击不力。直至郑从谠[dǎng]上任河东节度使后才稳住局势，之后对李氏父子也展开有效打击。
最终，李氏父子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兵败之后，带着余部投靠了达靼部。这一次战败，也使得李氏父子认识到，唐王朝虽然日薄西山，但仍有一定的号召力，也还未到大厦将倾之时，日后沙陀势力要有所发展，也还是要打着朝廷的旗帜。
李氏父子虽暂居达靼，但朝廷不断找机会游说达靼部首领，说他们迟早要对达靼部下手，以至于达靼部对李氏父子起了杀心。
不过聪明的李克用很快就化解了这一危机，并表明自己无意久居，而且唐朝天子迟早也要赦免他们的罪过，再次启用他们。
此话倒是不假，随着黄巢起义的形势的不可控，唐王朝到底还是赦免了李氏父子的罪孽，请他们出山平定黄巢起义。
公元883年，李克用把黄巢赶出了长安，朝廷给他记了首功，拜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李国昌则拜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在他死后，李克用又被封为陇西郡王。
从此，沙陀军正式合法地入主中原，做了唐朝的藩镇，并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云、朔、蔚三州，实力大增。
李克用雄据河东后，以代北人为核心和骨干，并吸收了河东及周边的汉、回鹘、吐谷浑等各族豪杰，建立起了一个军政集团，由此奠定了沙陀三王朝崛起的基业。
此后，沙陀人与其他藩镇一样，都不肯听皇帝的话，也一样傲娇得很。所以，他们也谈不上是什么忠臣！
沙陀人退出政治舞台唐末，像李克用、朱温等这些藩王都成为唐亡的加速器，相互争斗，最终朱温终结了唐朝，建立了后梁。
虽然李克用生前为表自己是唐朝忠臣，并没有称帝，但在他死后，其子李存勖于923年还是称帝，恢复了唐朝“社稷”。但史学家们并不认为这是复辟，故称其为后唐。
后唐之后是石敬瑭建立的后晋，石敬瑭与沙陀李氏是郎舅关系，所以，石敬瑭篡位可以说属于犯上作乱，而他起兵的靠山就是契丹人，没错，就是他，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契丹人，目的就是为了保他的命。
他的命的确也保住了，也当了后晋的皇帝，不过因此而丧失的燕云十六州，此后也成了汉人心中的痛。但后来，受到契丹人扶植的后晋还是被契丹所灭。
在乱世中，沙陀人刘知远崛起后，于公元947年又建立了后汉。直到郭威灭后汉，并建立后周，沙陀人才退出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沙陀人之所以能在中原立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沙陀人能征善战，但自身势力弱小，单打独斗难成气候，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要依附一个强权政权，以此赖衣生存。
他们选择了大唐，同时大唐也发现了他们的优势之处，彼此在利益上达成共识。
其二，如果唐朝实力雄厚，沙陀人也没有机会进入中原，他们曾反复迁徙，也一直被排挤在中原之外。
问题在于，唐末藩镇不听指挥，各自为政，朝廷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再加之内政混乱，在军事存在瞎指挥的现象，导致军事实力严重下降。
而沙陀军的出现令朝廷眼前一亮，他们能征善战，勇猛无比，正好“为我所用”。朝廷给沙陀人赐国姓，改汉名，正式将他们引入中原，在身份上得到了汉人的认可，拿到了合法的身份证。
由于长期在汉人政权之下，沙陀人早已将自身汉化，学汉字，说汉话，读汉书，娶汉人家的女儿，与汉人打成了一片。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和心理上都将自己看成了汉人，此后也一直以“汉人”自居。
所以，汉化是沙陀人立足中原的重要因素，有官方的推动，也有自身的主动性。
其三，由于沙陀人的骁勇善战，他们在入主中原后，逐渐获得了一席之地，逐渐成长为与其它藩镇一样霸道的作风，在五代十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虽然沙陀族建立的国家，没有像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大清那样在历史上大放溢彩，但能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足迹，也已经证明了他们自身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