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云交友,如果吴三桂没有打开山海关?

1、密云交友，如果吴三桂没有打开山海关？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准确，明朝的灭亡和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并没有关系。明朝灭亡于李自成而不是清军。这个题目应该是想问：吴三桂不打开山海关，明朝能不能起死回生。我觉得无论吴三桂有没有打开山海关，明朝都没有机会。

1644年3月19日，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打开北京正阳门，迎接李自成军队进攻北京城。中午时分，太监王德化引导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内殿。崇祯皇帝则带着太监王承恩逃到了煤山上，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杀而亡，明朝灭亡。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曾经严明军纪，下令不得骚扰北京城内老百姓。李自成此前打出的口号时“均田免粮”，李自成的军粮来源大多是查抄明朝官员的家产或者明朝各级政府的资产。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严明的军纪很快消失，大顺军开始在北京城内，查抄明朝官员的资产。李自成军队动用各种刑具残害明朝官员和北京城内的老百姓。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打击的行列之中，吴家被炒，吴襄本人被农民军抓获。吴三桂最宠爱的小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的手下大将刘宗敏霸占。

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引得吴三桂非常不满，吴三桂更觉得李自成难以成就大事。所以吴三桂便带着军队返回山海关，把留在山海关的大顺军全部杀死。吴三桂自知不是农民军的对手，于是决定了和清军勾结。多尔衮也看到了入主中原的机会，便和吴三桂秘密结成了政治联盟。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放清军入关。清军入关之后，联合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清军入关之后，先后击败了李自成和张献忠，后来又打败了南明，最终统一了中国，南明没有成为东晋和南宋。后来“反清复明”也仅仅成了一句口号，明朝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如果吴三桂不打开山海关，而是投降李自成的话，清军入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但明朝的残余势力也很难打败农民军，实现重新挽救明朝。

李自成能打败明朝，不是因为李自成多强大而是因为明朝太腐朽。李自成本身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反者，李自成本身是被逼得无奈造反。李自成造反之时也被多次打败，李自成能够起死回生也靠明朝官员腐朽。李自成进军北京途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明朝官员一路为李自成开绿灯。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之时，曾经想和崇祯议和。结果北京城内的大小官员开始准备收拾家产南逃，有的明朝官员更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李自成不进北京城都觉得不好意思。这样的明朝还能有什么希望。南明朝廷内部一样腐朽不堪，一样是朽木。

从现实的历史来看，南明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南明由多个小朝廷组成，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真正代表明朝。弘光政权算是诸多小朝廷中最著名的一个。但弘光政权内部也不稳定，内部将领也相互攻伐。弘光政权曾经出现过三次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这三次大案内在联系则是弘光政权的党争问题。掌握重兵的左良玉不顾大兵压境，率领军队攻打弘光政权，马士英也是不顾清军，调兵攻打左良玉，结果导致扬州无兵可守。除此之外，南明政权内部还出现了正统之争，唐王派和桂王派相互攻讦，甚至落井下石。这样的明朝残余势力很难转败为胜。

当时存在三股政治力量，农民军、清军和南明。从实力上看，清军最弱，农民军最强，南明居中。清军入关之时的实力并不强大，但是清军利用对手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以弱胜强，最终消灭了另外两支力量。如果清军不入关的话，明朝残余势力内部的各种问题还依然会出现，南明也很难打败了农民军，明朝到时候一样没有机会。

南明最后之所以能坚持十八年之久，不是因为自己战斗力多强，而是由于农民军的支持。清朝为满族建立，在当时中原汉人看来算是异族。清军入关之后，农民军由反明转而支持南明。大顺农民军余部、大西农民军余部为了抗击清军，最后都投靠到了南明的旗帜之下，大西农民军的李定国更是成为南明的擎天一柱。南明政权有大量农民军支持尚且难以与清军抗衡，可见南明内部多么腐败不堪，南明军队的战斗力多么低下。如果没有农民军加入南明的话，南明的战斗力将会更加低下。这样的南明很难说有机会。

清军入关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必然性。清军入关之前已经有一定实力，清军曾经在皇太极的率领下绕过山海关打到北京城下。多尔衮自然不会错过明朝灭亡这个入住中原的有利时机，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攻入长城沿线。如果吴三桂不打开山海关的话，守卫山海关的将会是大顺军守将，到时候也未必能守住山海关！最终的胜利者也可能是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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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友见面有趣的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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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暗号都比较自然和随意，不会让人感觉尴尬或封闭。但需要注意，无论使用何种暗号，见面的地点也要选择在人多、安全的地方，确保自身安全，谨慎交友。

5、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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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原委我来说一下：

1924年10月23日,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老乡激战,吴佩孚亲自督战接二连三受挫之际,参战的直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与任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任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倒戈回京。

首先派兵接管全城防务,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并强迫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此即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

这场军事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冯玉祥(1880~1948 年),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其父为清末旧军小军官,从小随父在保定长大,16岁人淮军当兵,后转投北洋新建陆军,1909 年升为管带。1911 年参加滦州起义,事泄被撤职。

1912 年在其舅父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中任第二营营长,后升为警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又升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改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7 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

段祺瑞主政后，曾抵制其派往南方“援闽”“援湘”,并因 1918 年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而被段免职,后经曹锟再三保荐才被派驻常德兼任湘西镇守使,1920 年调驻河南,次年入陕西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

1922 年率部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赶走了赵倜而接任河南督军。同年 11 月调任陆军检阅使。

冯玉祥原属直系,是吴佩孚的部下,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吴,发动了北京政变,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

首先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冯与吴之间争权夺利发展为严重的利害冲突。

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战功而升任河南督军,但吴驻节洛阳,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对冯异常歧视并进行压制。冯初到河南时,只有第十一师1 个师的兵力,接着他便扩充了第七、第八和第二十五计 3 个混成旅。吴对冯实力的增长深怀疑忌,于是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让曹锟免去冯的河南督军,而由吴的亲信张福来取而代之,强迫冯出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这样一来,调驻北京南苑的冯玉祥即丧失了地盘,又失去了兵源和财源,就是从河南开拔时吴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的 20 万元饷项也没有兑现,致使冯部的饷项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冯玉祥深知吴的用意就是置他于绝境,使他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再有当年直系驱迫黎元洪下台之时,冯玉祥承旨发难,以重兵围困公府,逼黎退位,其后曹锟则正位总统,以言翊戴,冯实出力不少。而事后行赏,诸将尽得实惠,独冯为吴佩孚所扼,未得实利,而逼宫恶名,又归之冯。

因此,冯对曹锟心怀不满,对吴佩孚更是恨之入骨,而曹锟的军需处长李彦青对冯部的饷械多方克扣,也增加了冯除李而后快的决心。

其次从外部情况看,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前后,全国人民反对曹、吴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三,孙、段、张结成三角同盟联合反直,战前就派人与冯玉祥加强联系,冯亦不断地与孙中山以及奉系张作霖信使往还,冯还秘密地得到奉军的一些军事补给而同奉张达成互不交战的默契。除此之外,日本派遣黄郛对冯玉祥进行游说,对冯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以倒戈相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冯玉祥的实力大体是:第十一师以及第七混成旅、第八混成旅、第二十五混成旅和骑兵、炮兵各一团,兵员大约有 2 万余人。第十一师师长一职由冯玉祥亲自兼任,而第十一师下辖的第二十一旅旅长为刘郁芬、第二十三旅旅长为鹿钟麟,第七混成旅旅长为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为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为宋哲元。这五个旅长时有“五虎将”之称。

其中,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京东的通县外,其余均驻在北京南苑。在吴佩孚以北京政府的名义声讨张作霖而揭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帷幕前后,冯玉祥部即着手备战。

为了发动这次政变,冯玉祥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为了补充兵源,就积极招募新兵,随后便在南苑进行集中训练,并以部将张维玺主其事。冯将其所属的部队集结在南苑,对兵员和武器进行一次总检查,多次对官兵进行训话,以提高战斗力。同时，特别是秘密地联络被吴佩孚认为是“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弄掉” 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以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的孙岳等人,与他们暗中达成协议,获得他们“竭尽力量相助”的允诺,相约待后见机行事,这就在直系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冯为首的潜在的反对曹、吴的力量。

而且冯特意事先向曹锟推荐任命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的职务,预作内应。对此,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一书中曾专章叙述“首都革命”的前后情况,他说:

“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暂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军分三路进攻,直军亦派三路迎敌,吴佩孚令冯玉祥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冯说:

“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境。但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

冯提到的胡笠僧，就是胡景翼，胡字笠僧，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 1922 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任胡为陕军第一师师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曾随冯军一起参战。而吴佩孚的这一安排,更坚定了冯倒戈相向的决心,加之这时段祺瑞又派人给冯送来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不赞成打内战,并希望冯玉祥对贿选政府有所自处。

随后,张作霖亦派代表见冯,告之“只要推倒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同时,张还出钱百万,以供联络冯之用费。冯当即对奉张代表表示: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倒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冯玉祥在与皖段、奉张暗中联络,又与胡及其部下岳维峻等人进行策划的同时,制定了两套计划：一是如果吴佩孚打赢了这场战争,冯等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拦截吴军,不让其回到关内来;一是吴佩孚若受挫吃了败仗,冯等则回师至京发动政变。

是时,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即秘密给胡景翼去信,让其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吴佩孚在前线作战的情报。当冯探知吴在前线作战失利的确讯后,立即抓住时机,命胡景翼马上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及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止吴佩孚的军队西归;同时,冯命其驻在密云的嫡系将领鹿钟麟率部日夜兼程返回北京,会同部将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一同入城;同时又命另一嫡系将领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京郊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以断吴佩孚的后路;另外还命令已抵达承德的部将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期班师。

10月22日,鹿钟麟到达北苑同冯军的兵站总监蒋鸿遇等相见,共同研究进京计划,决定当日晚 8 时即率部由北苑出发,12 时准时抵达北京安定门下。此时,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早已接到冯的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部队入城。23日,冯玉祥到了北苑,并同随后赶到的胡景翼、孙岳等人于次日召开会议,研究军事,政治问题,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以维持时局。

同时,议决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当即决定由冯玉祥出任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分任国民军第二、第三军军长,继续指挥对直军作战,并决定“曹锟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曹提出三个条件:

(1)下停战令;(2)免吴佩孚本兼各职;(3)请曹自动退位。

这时,国民军已经接管全城防务,并派兵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遣散了总统卫队,把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大总统曹锟被囚后,颜惠庆内阁于 24 日提出辞职,一时中枢无主,冯敦请颜留任未果,转而请王正廷组阁又未被接受,最后冯只好请老朋友时任颜内阁教育总长的黄郛出组摄政内阁。11 月 1日摄政内阁正式成立,由黄郛充任内阁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总长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郛（蒹）

海军总长陆军总长司法总长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

农商总长王迺斌

教育总长易培基

参谋总长李烈钧

这个内阁奉系要员只有王永江,因故张作霖非常不满,王亦不肯赴京就职。而各国驻京使团也不欢迎,致使黄郛宴请外交团,因外使拒绝赴宴而作罢。后冯玉祥、张作霖等几经协商,共同决定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于 11 月 25 日正式就职。

而老奸巨滑的段祺瑞当上执政以后,深知自己已无兵权,于是便凭借张作霖来扼制冯玉祥；假若没有冯军,段又必然受制于张,甚至能危及他的执政宝座,为此,他对冯略施抚慰手段,以满足冯保存实力和扩大地盘的心愿。就当时各派实力而言,在曹、吴被推倒之后,北方已无人能同张作霖的力量抗衡,这样,北京政权实际上就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做了一件轰动国内外而又名垂青史的大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他认为:“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溥仪(1906~1967年),为清朝逊帝。辛亥革命之际,袁世凯在挟制溥仪退位的过程中,曾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与清室议定了一个列有八款的优待条件,承诺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民国还要“以优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元的款项,仍由国库照拨不误,帝室“暂居宫禁”,嗣后移居颐和园,执事人等“照常留用”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等等。

因此,当时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内的清朝的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这个小朝廷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仍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是国中之国,以致于1917年7月,张勋、康有为等人在京城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把 12 岁的废帝溥仪拉出来再次登基。不过,时过境迁,复辟已不得人心,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中,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抓住时机,立即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使溥仪仅仅当了12天的皇帝,再次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冯玉祥早年就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异常不满,辛亥革命时他就参与策划滦州起义,后来又亲身参加讨伐张勋复辟,这次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吴的直系政权,控制了北京政局,于是他便提请黄郛摄政内阁讨论驱逐溥仪出宫的问题,以实现他的政治宿愿。

经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便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修改后的条件大体是:永远废除宣统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由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并特支 200 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溥仪即日移出禁宫,可自由选择居住,政府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保护；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所有。同时,决定由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名流李煜瀛(字石曾)前往故宫执行。

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协商,决定带领军警各 20 人,一齐到故宫执行任务。事先按鹿提出的两个步骤,即先由鹿出面迫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刻迁出故宫,然后由李煜瀛主持进行清室善后事宜。是日上午 9 时 ,由鹿钟麟携带摄政内阁阁揆黄郛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煜瀛由警备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后随载有军警的卡车两辆,直趋故宫神武门。先将守卫故宫的警察缴械,继又将清室警察卫队约 400 人全部缴械,令其听候改编,并到军机处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起来,令其派人传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自由行动。

随即传见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限其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去帝号,迁出故宫,派员移交各项公私物品。经过紧张的催促,并在国民军的威慑之下,绍英人告溥仪终于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即日迁出故宫,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亲王府。随后,鹿钟麟令警卫部队开进故宫负责守卫;李煜瀛也命预先准备的接收人员入宫开始执行接收工作。

溥仪被逐出宫的消息传出后,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对冯玉祥的这一革命行动既有严厉的谴责,也有热情的祝贺。北洋军阀、达官贵人大加非议,段祺瑞为此还致电冯玉祥,责备他“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而张作霖亦有同感。

对此,冯氏亲拟了电稿,针锋相对地予以严厉批驳,他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与此同时,英、日、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一事件也异常关注,纷纷向北京外交部进行探询。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件大快人心之举,并于驱逐溥仪的第二天,即 11月6日,北京城到处悬挂国旗,以示庆祝。

冯玉祥派兵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命其永远废除帝号的举动,是冯氏在北京政变之后做的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连根拔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也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竞之功。

为此,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予以极高的评价,并特致电冯玉祥,称“执事鱼日(6 日)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在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政治地位为之一变,军事力量大增,即从原来仅是直系一名师长,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从掌握一师的兵力进而扩充为拥有 6 师 8 万人的实力,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派胡景翼率兵进袭洛阳,取而占之。派孙岳率部赴保定,缴了曹锟嫡系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械。他派嫡系部队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冯部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在杨村老乡与吴的残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吴部不支,全军覆没,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终使吴兵败南逃。

应当说,当时冯玉祥在军事、政治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从北京政变的全过程来看,政变不过是军阀内部变乱而进行的一次倒戈活动,绝谈不上是一次革命,这从政变的结局又把早已下台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捧为北京政府的首脑,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难怪孙中山说“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但是,对这次政变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应客观地予以充分肯定。

首先,它毕竟推翻了被全国人民唾弃的直系军阀曹、吴政权,从而使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更为孤立,使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处于分崩离析之状;

其次,他对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冯玉祥没有履行迎孙中山北上从政的诺言,然而他邀孙北上至京,就扩大了孙中山与革命的影响,对推动北伐的进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从而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第四,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对后来的北伐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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