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交友吧,整个明代坐镇云南200多年的沐王府是个什么来头?
合肥交友吧，整个明代坐镇云南200多年的沐王府是个什么来头？
沐王府，在明朝历史上绝对是颇为“传奇”的存在，虽然历代沐王府的主人都不是明朝的皇室宗亲，更不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但是整个沐王府却能坐镇云南，拱卫大明王朝的“南大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可谓是“与大明同寿”。
虽然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朝廷中央与沐王府治下的云南地方不相和谐的“小插曲”，但整体来说沐王府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对于大明王朝自始至终的忠诚，特别是沐王府为延续明朝的国祚与保全皇室血脉奋战到了最后一刻，这份忠心与品格也赢得了后世的赞誉与称颂。
“沐王府”，虽然名为王府，但是真正能称得上“王”的，只有沐王府的第一任主人沐英一人。
沐英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早亡，独自流浪到了濠州城，后被朱元璋发现，就此成为了朱元璋的义子，并改姓为“朱”。此时的沐英只有8岁，并且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尚未出生，于是，朱元璋和其原配妻子马皇后对沐英视如己出，不仅让其读书识字，还让其跟随大军出征，培养其行军打仗的能力。而沐英也在朱元璋的悉心培养与教导下，在军中不断崭露头角，其作战勇猛，立功无数，成为朱元璋非常重要的帮手，为朱元璋最终一统天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明洪武九年（1376年），沐英被朱元璋册封为为“西平侯”，赐丹书铁券。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沐英与傅友德、蓝玉率兵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这之后，沐英等人又平定了云南地区的叛乱，彻底稳定住了云南局势。
随着朱元璋将傅有德和蓝玉召回，沐英就此开始镇守云南，而除了平定云南地方土司的多次叛乱，维持云南稳定外，他还在积极组织了云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大力发展国计民生。
沐英命令军队在云南大搞屯田，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鼓励百姓种植，这也使得云南地区的屯田总数达到了百万余亩，粮食产量高速增长，云南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生活条件就此得到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沐英还积极组织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建设道路，鼓励商业贸易发展，同时，他还大兴教育，鼓励办学，增设府学、州学、县学达几十所。
可以说，沐英主政云南的十年时间里，云南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他本人也在云南百姓以及少数民族部落中，拥有着极高的声望，就连此时的缅甸、越南地区也都是深知其威名。
沐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并且与南京远隔万水千山，可朱元璋非但没有对他产生过任何猜疑，也没有像对待其他一些功臣那样加害于他，反而是自始至终都对其信任有加，以至于朱元璋不止一次的公开表示，沐英镇守云南可以让他高枕无忧。
而之所以会如此，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沐英对于朱元璋的那份绝对忠诚，让朱元璋倍感欣慰，甚至是有些颇为感动。
洪武十五年（1382年），对于沐英有着养育之恩的马皇后去世，这让沐英“心痛如绞，口吐鲜血”，一再上疏表达自己的哀痛心情，就连朱元璋都为之动容。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离世，不仅让朱元璋深受打击，就连沐英听闻这位与自己从小相伴长大、关系亲密的兄弟和未来国之储君离世，也同样是心痛不已，悲伤欲绝，并就此开始卧床不起，两个月后便因为伤心过度，便与世长辞了。
沐英去世后，他的灵柩被运送到了南京，朱元璋亲自前往迎接，并对其予以了厚葬，同时追封沐英为“黔宁王”，赠谥号为“昭靖”，配享太庙。
在这之后，沐英长子沐春袭承了“西平侯”的爵位，并接替他的父亲继续镇守云南，到了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时期，沐氏家族又被晋封为“黔国公”的家族爵位，如此世袭罔替。
此后，沐英的后世子孙虽然依旧住在“沐王府”，但是除他之外，都只是享有“黔国公”的爵位，再无一人被封王爵，因而他也成为了“沐王府”历代主人中，唯一的“王”。
沐王府虽然世守云南，但依旧受到了朝廷中央的极大节制。沐英之子沐春去世后，他的弟弟沐晟成为了“西平侯”。而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沐晟便遭到了岷王朱楩的弹劾，称其暗中与建文帝朱允炆有过往来，并且整个沐氏家族世守云南，手握重兵，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应该对其进行制裁。
不过，朱棣虽然对于沐晟也是颇有微词，但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少了沐王府的镇守，其他人确实是难以胜任，于是便驳回了朱楩的弹劾，继续让其镇守云南。
“初，岷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归籓，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贻书岷王，称其父功，毋督过。”
在这之后，由于沐晟在平定安南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朱棣又将其晋封为“黔国公”，沐王府的声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或许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既然沐王府有着如此权势和地位，同时又握有重兵，可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沐王府有过任何谋反的举动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沐王府虽然世守云南，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朝廷中央的节制的。
明正统五年（1440年），明英宗向云南地区派驻了巡抚，并且在云南地区建立了“三司系统”，可以说这样一来，就此改变了此前沐王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沐王府的任何行为，特别是用兵的举措都要受到朝廷的监督与限制。再加上一直以来，历代“黔国公”都是由皇帝亲自册封的，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朝廷中央对于云南沐王府的控制。
其次，沐王府在云南，但是沐氏家族的陵寝却在南京。
前文中也说到了，沐英去世后，灵柩就被拉到南京安葬，而历代的沐王府主人去世后，也是按照极高的礼仪，葬在了南京，这也就使得沐家后人有了很深的忌惮。不仅如此，如同其他藩王之子被安排在京城为“人质”一样，沐王府中也有人被扣在了京城为质，从而也就让其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再次，就是沐王府确实对大明王朝是忠心可鉴的。
沐英十世孙沐启元袭承黔国公的爵位后，骄横跋扈、轻狂不法，甚至纵容家奴残害百姓，而就在当地官员准备惩治沐王府涉事家奴的时候，沐启元居然调集兵马，用火炮对准巡按公署，气焰极为嚣张。于是，沐启元的母亲宋氏将其毒死，并主动上疏向朝廷请罪，就这样她的另外一个儿子沐天波成为了新的黔国公。而这位沐天波虽然也曾有过对抗朝廷，拒不交饷的一幕，但在正统明朝灭亡后，也是他始终扶保这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纵观沐王府镇守云南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尽管朝廷中央也与其有过一些小的摩擦，但总体而言，双方的关系还是非常的融洽，实际上，这也是制度和人心共同作用的结果。
沐王府的最后一任主人沐天波，用生命践行着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崇祯元年（1628年），其母宋氏毒杀了孙沐启后，年仅十岁的沐天波袭承了“黔国公”的爵位，成为了沐王府的最后一任主人。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与此同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开始觊觎云南，不断袭扰云南边境，而云南内部也出现了地方土司叛乱，沐天波就在“沙定洲叛乱”中险些丧命，并被赶出了沐王府。
最终，沐天波在孙可望等人帮助下，重新恢复了对于云南的控制，并且顺利归附了南明永历政权，开始全力扶保永历皇帝朱由榔。
起初的时候，李定国“两厥名王”，大败清军，收复大片故土，从而让人们看到了明朝“复国”的希望。可伴随着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反目成仇、倒戈相向，以及后来孙可望的主动向清军投降，永历政权的军队开始节节败退，永历皇帝朱由榔只能狼狈的越过国界，逃到缅甸境内，而沐天波也依旧跟随在朱由榔的身边，寸步不离。
然而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时候，“咒水之难”爆发了。
此时在缅甸国内，莽白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缅甸国王，而已经率兵进入缅甸境内的吴三桂也不断向莽白施压。于是，莽白向永历皇帝朱由榔捎来口信，让他过河同饮咒水以盟誓相约友好，朱由榔等人看出了这就是一桩“鸿门宴”，便安排了沐天波代为前往。果然，当沐天波到刚刚到达对岸便遭到了重重包围，与此同时，朱由榔的驻地也遭遇到了危难。
在此情形下，沐天波奋力抵抗，希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重新与朱由榔会合，但终因寡不敌众，在奋力击杀九名缅甸官兵后，力战而亡。随他一同过河前往的幼子沐忠亮也同样遇难，父子二人就此客死在了异国他乡。
至于永历皇帝朱由榔，也在被莽白擒获后交给了吴三桂。康熙元年（1662年），朱由榔在云南昆明的篦子坡，被弓弦直接勒死，其余家眷也被尽皆屠戮，大明王朝的皇族血脉最终断绝。
对于沐天波舍生忘死，忠肝义胆的举动，清初学者邵廷采有着这样的评价：
“跋涉从亡，流离异域，不屈以死，见危授命，斯亦无愧其祖宗矣。邵廷采的评价真是中肯，沐天波忠贞不二，不屈而死，真的无愧于他的列祖列宗，无愧于大明百姓，无愧于汉家衣冠。”
而这不仅仅是对沐天波本人的极高赞誉，同时也是对为大明王朝镇守云南两百多年的沐王府所给予的充分肯定。
大学辅导员和乡镇公务员究竟哪个更好？
大学辅导员与乡镇公务员
不属于一个编制体系
大学辅导员一般为事业编编制
而乡镇公务员属于行政编制 也就是公务员序列
而事业编制还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等
1.办公条件：选合肥学校辅导员
乡镇公务员相对于基层，上班环境及条件较苦，切工作时间漫长
如果相对于眼前面临的条件选择
毫无疑问 会选择眼前利益
2.发展空间
选择乡镇公务员
原因是编制体系不一样
想再后期有所提升，当然走行政编制体系
而高校辅导员，这个行业发展潜力有限，除非后期又有其他学历或专业进一步提升
3.待遇问题
乡镇公务员行政编制一般要高于行政编制
这个需要具体地区具体分析
因各地律属财政状况不一
所以要根据当地有一个参考
4.针对楼主的问题，一个梳理
如果没结婚、精力旺盛 建议选择乡镇公务员！
如果结婚尤其有小孩，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方式，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生活空间，毫无疑问首先选择合肥这个辅导员
5.经验之谈，现在没有一成不变的工作跟思维方式，当你有一天又有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创业环境，合适的创业伙伴以及合适的创业项目，可能你也会走向创业的道路，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近5-10年临时的 最接近的目标的工作就可以，不要想很长远，近几年社会发展步伐非常快，且基层工作较多，针对振兴乡村战略、精准扶贫工作以及提升人民幸福感等工作，让基层干部跟深入的进入社会大众视野，基层公务员的每一步努力都会体现在后面的发展中，只要肯吃苦，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着想，你一定会在基层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九位封疆大吏都去了哪？
封疆大吏，一般指封建时代管辖一省或数省的长官。
清代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第二卷《劳文毅公善居危城》一文写道：“善化劳文毅公为封疆大吏二十年。”劳文毅公，指曾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当过两广和云贵总督的劳崇光，说其是“封疆大吏”倒也名副其实。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像劳崇光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总共设了9位，分别是云贵、两广、湖广、四川、陕甘、闽浙、两江、直隶和东三省。那么，清朝灭亡后，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根据他们在辛亥之后的行为和遭遇，大体有主要有6种结局。殉国辛亥革命中，第一个为清殉国的封疆大吏是闽浙总督松寿。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1907年授闽浙总督。《清史稿》评价他“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为宽，为时论所美”，说明他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口碑都还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的新军也积极响应，推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革命军要求松寿及其手下的八旗军缴械投降，被松寿拒绝，双方展开激战。兵败，松寿在他的总督署后面高开榜画像店吞叶子金自杀。与松寿不同，赵尔丰、端方二人是被杀。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他长期在川藏任职，担任过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边境治理上颇有建树。其上级领导锡良赞赏他“果毅廉明，公而忘私”。1911年3月，赵尔丰接替兄长赵尔巽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他的运气并不好，此时因清廷打算将铁路收归国有，四川正兴起保路运动并渐成燎原之势。赵尔丰本人对清廷这一决策也是颇有微词，他同情川人的保路行为，认为他们“争路争款理正当”，并与下属官员联名向朝廷建言，请求变更收路办法，准予暂归商办。对于这一合理化建议，清廷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电令其解散群众，切实弹压。于是，赵将咨议局局长蒲殿俊等人拘捕入狱，并令卫兵射杀前来请愿的民众。此举遭到当时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弹劾，认为其“操切激变”。朝廷罢黜了赵尔丰的四川总督职务，并任命端方为新总督，率兵入川。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担心端方入川后对己不利，就释放了蒲殿俊等人，四川随即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不过，独立后的四川政局并不稳定，军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巡防营兵变，蒲殿俊、朱庆澜两位正副都督逃匿。军政部长尹昌衡出任都督。在他授意下，11月22，赵尔丰在贡院门口被处决。据说，临刑前他“骂不绝口”。不久，他的继任者端方也以同样的方式殒命。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清史稿》说其“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与尔丰起步于县衙文书小吏不同，端方是科班出身，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在出任四川总督前，他先后担任湖广、两江、直隶三地的总督，还作为清廷委任的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可以说，能力和见识兼而有之。端方与两江学堂学生。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但其不拘小节的性格也给他的政治生涯埋下隐患。因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拍照，他被言官弹劾，说其“不治崖检”，也就是不注重自己的言行，被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职。1911年5月，赋闲在家的端方重新被起用，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相当于清廷落实“铁路国有”一事的急先锋。端方本人对“铁路国有”并不赞成。他授命离京赴鄂之前，上书朝廷，以“路工重要川粤汉民情固结恐酿剧变”为由，希望清廷改变铁路国有政策，被朝廷否决。期间，因赵尔丰在四川弹压民众导致事态升级，清廷令端方率军入川，同时代替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一职。9月初，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两标士兵离开武汉，前往四川。此举导致清廷在武汉兵力空虚，为起义提供了绝佳机会。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端方已经感到军心不稳，每人发给一枚银质奖章、五品军功札子一件，以笼络抚慰人心。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到达资州时，部下哗变，端方及其胞弟端锦均被乱刀砍死。上面以身殉国的3位总督，死后都得到朝廷加封，并拥有了谥号。而有一位总督在革命危机面前，不光跑得快，还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汉奸两广总督张鸣歧，是9个地方总督中唯一一位当汉奸的。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他虽是举人，但早年仕途并不顺利，加入晚清官场大佬岑春煊的幕僚队伍后开始崭露头角，并成为晚清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歧。来源/《东方杂志》1911年第9期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在广东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电请朝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另一方面，当革命党人在文澜书院门口树起“广州独立”的旗帜时，他对两万余名请愿独立的民众，却避而不见。当他获悉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清军在汉口、汉阳两败革命军时，态度转而强硬，命令手下上街扯去革命的灯旗标语，巡街捕人。广州独立后，民众推选张鸣歧担任都督并代表前往总督署送印，却发现张鸣岐不见踪影。原来他早于当天上午逃亡沙面租界，后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再逃日本。民国成立后，张鸣歧回到北京，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当一名高级顾问。袁准备称帝时，张鸣岐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积极附从，同时，他还与一直主张“复辟”的张勋暗中联系，以期清朝复辟后能给自己安排个职位。事败后，他隐居到上海法租界，常年吃斋念佛，看起来好像是不问世事，实际上是在等待一个新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后，张鸣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加入大汉奸王揖唐等人发起的“中华佛学会”，后又与王克敏、靳云鹏等汉奸一起，到日伪政权中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甚至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为行将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摇旗呐喊，祈祷“大东亚圣战之必胜”。也许是抗战胜利后不堪“汉奸”之名的压力，或是想追随日本法西斯的阴魂，1945年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逝。与张鸣歧相比，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气节方面则更显可贵。出逃张人骏，字千里，直隶丰润人，同治朝戊辰科进士。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乘坐军舰赴西沙群岛巡航，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武昌起义刚爆发时，他正处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内，从他给内阁的电文中，能够看出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素多，乘机窃发，在在堪虞……请海军部饬即多派兵船……兼程来宁，分布各埠，保华洋商务。”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他的想象。11月初，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宣布独立，不过，南京城还控制在张人骏的手里。12月初，面对攻城的革命军，张人骏先是派和自己私交甚笃的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与新军接洽，表示愿意投降。趁着马林出面周旋的空隙，张人骏让手下准备好一个箩筐，趁着天黑，将箩筐一头用绳索固定在城楼上，他坐在里头缒下城墙，出了城，直奔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兵舰。他也因此被人戏称为“箩筐总督”。此后，由南京到上海，再到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德国占领，张人骏一家北上天津避难，之后就一直待在天津。虽然当过几任“封疆大吏”，张人骏因为官清廉，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他在青岛和天津的晚年生活过得比较拮据。《胶澳志》说他“然清廉自持，家无余财”。张人骏的曾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张守中研究员说起曾祖父时，也是一声叹息：“他的晚年，和那些曾经与他同样地位的清朝大臣比起来，的确比较潦倒。”尽管如此，面对袁世凯称帝前后向他发来的请柬，他一概拒绝，至少在骨气上比张鸣歧要硬实很多。1927年初，张人骏在天津寓所去世，享年82岁。他死后，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他家吊唁，也算是对这位晚清老臣的怀念。同样是面对革命军的进攻时选择出逃，湖广总督瑞澂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瑞澂，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武昌城内。城内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武器质量，其实都要优于起义军。但瑞澂听了老婆廖克玉的话，在后花园挖了洞跑了出来逃上停在长江的楚豫舰，最后一路逃到上海。清廷对他这种逃跑行为异常愤怒，一开始只是下旨革职，仍让其署湖广总督一职，希望他戴罪立功。后听说他逃到上海，直接下旨逮捕，于是瑞澂又逃往日本。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将瑞澂存在山西钱庄的百万财产没收。没多久，这位逃往总督就在上海一命呜呼。与这两位总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位总督选择“逆流而上”。复辟张勋，字少轩、绍轩，江西奉新人。因祖父被太平军所杀，他为报仇，成年后投军，从一个小兵，逐渐成长为江南提督这样的朝廷高级军事干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刚被提拔为江南提督，驻防在浦口。作为清朝“死忠”，他在南京与革命军打了一个多月，不得不带着几千辫子军败退徐州。末代王朝也很看重他，授予他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的头衔。可以说，张勋仕途上至此达到顶峰。张勋。来源/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49(上)他在徐州一边扩充军力，一边找机会“复辟”大清王朝，并分别在1913年、1917年先后搞过两次“复辟”。1913年夏，前清遗老、恭亲王溥伟在青岛纠集一帮人，打算“联结张勋癸丑之春举兵济南”。张勋在徐州积极响应，与康有为等拟定癸丑三月初三在“济南起兵”。此事被袁世凯获悉，这次复辟最后无果而终。1917年夏，张勋借北洋政府内的“府院之争”，带兵北上入京后，密电康有为、刘廷琛等复辟骨干前来共同策划。6月30日，他入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复辟。晚上12点，张勋带人入宫朝拜溥仪，“高呼万岁”。张勋因拥戴有功，被任为内阁议政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不过，这出“复辟”闹剧仅仅维持了10天左右就宣告失败。张勋逃亡荷兰使馆避难。影视剧中的张勋。来源/电影《建党伟业》截图自感“复辟”无望的张勋，此后转战商场。他利用多年搜刮来的资金在他老家九江兴建纱厂，成为江西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在北京兴建江西会馆、南昌府会馆、奉新会馆等，为来京办事的江西人免费提供食宿；此外还有修桥筑路，开办当铺等等，赚的是盆满钵满。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逝世。与张勋经历类似的，是直隶总督张镇芳。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表弟，所以，他的宦海生涯，与袁世凯紧紧联系在一起。张镇芳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没过几天，大清就亡了。不过，他的表兄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张镇芳的仕途之路没有中断。张镇芳。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民国时期，张镇芳被袁世凯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他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中鞍前马后，与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士诒合谋成立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民意机构，他出任副会长。这个机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那些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被列入名单的人，由他们组织请去吃饭、看戏，还有直接送钱。张镇芳因此和赵秉钧一起被称作是袁世凯的“哼哈二将”。不过，在张的内心深处，还是对清室复辟更认同一些，因为如果袁世凯称帝，他就在历史上被列为“二臣”，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点。所以，袁死后，张镇芳又把目光瞄向主张复辟清室的张勋。1917年5月11日，他与直隶省长朱家宝等人联合致函张勋，认为目前是复辟大好时机。宣统复辟后，他如愿再次当上高官，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他没有张勋跑得快，被捕入狱。后经过疏通，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重获自由，住到天津，直到1933年去世。民国时期的张镇芳，在执着于“复辟”的同时，还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盐业银行，他出任总经理。张本人担任过晚清的盐官，与全国各地的盐官、盐商都很熟悉，盐又是历朝历代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所以盐业银行自创办后，获利巨大，在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相继开了四家分行。张家也借此攒下了巨额财富，这才使得张镇芳的继子张伯驹得以有财力收藏古玩字画。张镇芳之前的直隶总督，名叫陈夔龙。辞职陈夔龙，字筱石，贵州贵阳人，曾先后做过四川和湖广两地总督，1909年，接替被免职的端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于他在任期内的表现，同时代的陈三立评价其“类皆切挚，戆直孤忠，謇謇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陈夔龙的反应与大多数官员一样，密电内阁，建议将富有镇抚经验的岑春煊调任湖广总督，责令其收复武昌，并认为武汉新军仅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兵变，建议清廷用快车速将士兵运往汉口。不过，清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陈夔龙。来源/《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陈夔龙治下的直隶保持静默。他拒绝了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同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天津没有出现严重混乱。《大公报》评价他“无愧为今日救时之贤长官，则人民亦必依赖而信任之”。而陈夔龙自己也颇为自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眼见清亡已无可挽回，1912年2月3日，陈夔龙以生病为由，辞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迁居德国租界。不久，宣统帝下诏退位，陈夔龙移居上海。袁世凯上台后，曾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他应邀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虽未及上任，但一颗心始终系在清室之上。当溥仪被冯玉祥带兵驱逐出故宫时，上海的陈夔龙义愤填膺。段祺瑞上台后，他邀请一帮遗老遗少致电要求恢复对清室的优待。直到溥仪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之后，他才对清廷复辟彻底死心，真正过起了隐居生活。1948年8月17日，陈夔龙在上海寓所去世。他也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一位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人。参政相较于陈夔龙，赵尔巽和李经羲两位总督似乎更喜欢发挥余热。赵尔巽，字公镶，汉军正蓝旗人，是前面被杀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哥哥。1911年4月，从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钦差大臣。关外是清廷的发家之地，能把赵尔巽放在这个位置，足以说明朝廷对他有多信任。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武昌起义之后，他面对关内大部分省份独立的紧迫形势，决定召开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上，有人要求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此时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大声说：“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补交朋友的。”就这样，虽然关内形势波涛汹涌，但东三省的革命之火并未燃起。清廷退位后，他同大多数清廷遗老一样逃往青岛。1914年，北洋政府打算编撰《清史》。按袁世凯的意思，让赵尔巽当馆长，于式枚、刘廷琛当副馆长。结果刘廷琛把袁世凯派过去的使者骂了一顿，赵尔巽则欣然答应。面对别人说他“二臣”的指责，他辩解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并非‘二臣’”。袁世凯死后，他一边继续编书，还在段祺瑞执政时担任参政院议长等职。1928年5月，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全部出版。尽管时人认为史稿错误疏漏太多，这部鸿篇巨制的确是耗费了赵尔巽的全部精力，他也在《清史稿》全部出版的前一年9月病逝。与晚年赵尔巽经历相似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1910年，担任云贵总督。与之前大多数“封疆大吏”不同，李经羲对革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比如，他任总督时，有人举报蔡锷是革命党，即使明知道蔡锷在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偷偷拿出银元资助蔡锷。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辛亥之后，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他首先是劝李经羲主持云南政局，被李拒绝。有人提议将李经羲枪毙，被蔡锷否决，转而采用礼送出境的方式将李送出云南。离开云南后，李经羲回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内谋了政治会议议长的闲职。袁死后，北洋政府内发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李经羲被黎元洪请来当内阁总理。结果，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一周，就被谋求“复辟”的张勋给赶下台。此后，李经羲心灰意冷，再未过问政治，1925年9月，在上海病逝。末代总督中还有一个是陕甘总督长庚。长庚，字少白，满洲正黄旗人。辛亥后他的结局，《清史稿》只有简单一句话：“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关于他的史料甚少，存在感相对较弱，不过结局上也算善终。站在今人视角看，这12位“末代总督”，本有机会也有条件比普通人看得更远、做得更多，但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和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数人固执的继续充当旧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不是一起沉沦，就是试图螳臂当车而闹出历史笑话；还有一些知难而退的，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度过余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末代总督”们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塑造了对“皇权”的强烈执念和“食君俸禄忠君之事”的固化思维；其二，正是常年身居高位，才知道个人荣辱以及家族命运早已与封建王朝紧紧地绑在一起，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如赵尔巽、李经羲，面对“忠和义”“名与利”也做出了相对体面的抉择，这或许也是他们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归宿了吧。有没有和我一样刚五十出头就宅在家里的？
我68年的，都没怎么好好工作过，去年才到西藏来打工，工作内容就是每天在各个景区景点跑。
至于我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看看我的主页发布的东西就知道了！
你听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迪亚特洛夫事件，发生于前苏联时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现代人类史上发生过的最为真实，也最为诡异的一起事件。该事件后来被改编成为同名电影，豆瓣评分一度走高。不要手贱去百度深究，也不要去看同名电影，事件细思极恐到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心惊胆颤。
吃瓜勇者请往下看。
下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事件前后的真实调查结果，以及在事件发生现场的实际情景。如果恐怖事件容易对你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请有选择性地进行阅读。
011959年2月，前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脉中。这一年的1月底，10名来自叶卡捷琳堡乌拉尔技术学院的高山登山队员，决定去挑战北乌拉尔山东坡的奥托尔滕山。10人中8男2女，其中领队伊戈尔・迪亚特洛夫23岁，其余的成员最大的38岁，最小的成员21岁。队伍中所有的人都有2年甚至更长的高山登山经验。奥托尔滕山的高度仅只有1234米，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极其危险的挑战。
1月27日，一行人带着装备，开始向奥托尔滕山进发。刚刚出发不久，队伍中的尤里・尤丁便开始发烧，于是他不得不提前下山，先行返回。为了保持联络，队长迪亚特洛夫与尤丁约定，等他们从奥托尔滕山上下来，就会给他和学校拍电报。而按照之前的安排，迪亚特洛夫小队最晚也会在2月12日返回。于是与迪亚特洛夫等其他9名队员告别后，尤丁就一个人先行返回了。不得不说，尤丁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山上，会有怎样的厄运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2周时间过去了，尤丁依然没有等到迪亚特洛夫一行人的电报。2月12日，尽管迪亚特洛夫还是没有出现，但尤丁记得迪亚特洛夫曾经说过，他们可能还会在山上多走几个地方，于是他便先独自回到了叶卡捷琳堡。然而，直到2月16日，登山小队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参加登山的成员的家长们，也开始频繁地联系乌拉尔技术学院，询问这些队员的情况。学校在联系了尤丁之后，才意识到：这些队员可能是遭遇了什么情况。
于是在2月20日，一支由乌拉尔技术学院学生和教师所组织的救援队，开始沿着迪亚特洛夫小队的进山路线，前往奥托尔滕山，寻找这些失踪的队员的下落。2月21日，北乌拉尔地区的山脉搜索队，以及叶卡捷琳堡、伊夫杰利当地的警察，甚至是乌拉尔地区的驻军，都开始加入了搜索失踪人员的行列。到了2月24日，参加搜救行动的人数总共达到了2000人，军方也出动了直升机和侦察机，对这一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搜索。
这样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很快便有了结果：2月26日，搜救队在距离奥托尔滕山山顶5公里的霍拉特夏福尔山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帐篷。根据当时发现这个帐篷的学生回忆，这个帐篷从中间破了个大洞，里面什么人也没有，而所有失踪人员的行李装备，都还在那个帐篷中。
根据现场详细调查，这个帐篷是从内部被用刀子割开的。在帐篷外面，有8、9个人的脚印，其中有只穿着袜子的，也有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脚穿着袜子的。脚印的方向通向山坡上高处的森林。搜救队跟着脚印继续前进，然而在500米之后，脚印便被雪片覆盖，看不到踪迹。
搜救队于是开始以帐篷外脚印方向消失的地点为半径，开展了细致的寻找。3月2日，搜救队有了新的发现，然而这个发现是令人悲伤的：
在山坡高处那片森林的边缘，有一颗高大的雪杉树。雪杉树下有两具遗体，分别是24岁的尤里・格里沃尼希琴科，和22岁的尤里・德洛琴科。被发现的两个人都赤身裸体，只穿着内裤，脚上没穿鞋。在树下，还有曾经燃起篝火的痕迹。
搜救队发现，在这颗大雪杉上，留下了有人攀登过的痕迹，5米高处的枝杈有被人踩断的迹象。于是大家推断，幸存者们应当是在此处暂时休息，并且爬上了这颗树，想要辨别出帐篷所在方向。按照这个逻辑，搜救队开始在这颗雪杉和帐篷之间的路径上，搜索是否还有其他的队员的踪迹。
通过3月3日一天的搜索，搜救队又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他们是队长迪亚特洛夫，22岁的女队员季涅塔・柯尔莫戈洛娃，以及23岁的鲁斯腾・斯洛柏丁。三人分别距离那颗大树的距离为300米、480米和630米，几乎排成一条直线，而且倒下的方向，都朝着帐篷的方位。
遗体迅速被运回了叶卡捷琳堡，并在法医处接受了尸体解剖。被发现的五具尸体的死因都是「低体温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冻死」。而根据尸体胃中和肠道中的食物消化状况确定，死亡时间距离他们上一次进食为6-8小时。考虑到高山登山露营时的时间，法医基本确定他们死亡的时间先后为夜里0点至2点左右。其中在大树下发现的两具几乎赤裸的遗体是最先死亡的。
02至此，搜救队基本确定了这次悲剧的发生状况：
1. 当晚，登山队员们在吃过晚饭后已经先后睡下。然而，在遭遇了某种原因后，队员们判断雪崩即将发生，于是慌忙跑出了帐篷；
2. 按照有经验的队员的指示，所有人都开始向较高的森林中转移，以躲避雪崩；
3. 然而，在进入树林后，他们发现雪崩并没有发生，同时一些队员因为跑出来的时候过于匆忙，防寒服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上，所以出现了低体温症；
4. 队长迪亚特洛夫带领队员们在大雪杉树下点起篝火取暖，然而因为当晚的降雪和大风，篝火并没能起到太有效的作用，导致了两名队员的冻死。同时，他们也尝试在风雪中爬上大树，辨别帐篷的方位；
5. 为了让剩余的队员可以充分御寒，死去的两名队员的衣服被扒下来，被幸存的队员们穿上，之后3名队员开始冒着风雪，想要回到帐篷中；
6. 然而在夜间的风雪中，尝试回到帐篷里的三名队员先后倒下，冻死在了风雪里。
在奥托尔滕山上，这个季节的最低温度会达到零下30多度，日间气温也只有零下15度。在这样的天气中，队员们在风雪中迅速损失热量，从而导致了快速的死亡。这一解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有两具尸体几乎赤身裸体，但是考虑到登山队当时的困境，把已经死去的队员的衣服扒下来穿上，这也是符合情理的做法。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一个：还有其他四名队员尚未被发现。正是这四名队员，将整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合理推断，都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03另外，从被破坏的帐篷中，搜救队员们找到了队长迪亚特洛夫留下的日记，以及队员们拍摄的大量照片胶卷。通过对日记的分析，搜救队也得到了这些队员们生前留下的一些登山情况：
1月31日，在队长迪亚特洛夫的带领下，9名队员穿过了低海拔地区的丛林，来到了目标奥托尔滕山的山脚下。他们在这里设立了登山营地，准备好了登山时的必要给养，并将一部分多余的食物留在了山脚下的营地里。
2月1日，队员们沿着从奥托尔滕山流下的溪水，在溪谷中前进。在行进了8公里之后，他们跨越到了溪谷的北岸，并打算在河边宿营。然而，从当天下午天气骤然变坏，从山坡另外一侧席卷而来的暴风雪覆盖了整个溪谷。为了逃出暴风雪的区域，队员们开始向着山顶前进，想要在山坡的另一面找到合适的宿营地。
在暴风雪的呼啸中，登山队渐渐迷失了方向。等到9名队员爬到了山顶上，才发现他们事实上已经偏离了目标，而是来到了奥托尔滕山南面的霍拉特夏福尔山。
为了抵御暴风雪的侵袭，队长迪亚特洛夫决定带领队员们向着山坡下方的森林地带前进。然而在进入森林后，他们发现那里无法宿营，从树上时时有积雪砸下，而且大雪还会压断树枝，给宿营造成危险。于是队员们走出森林，在一处较缓的斜坡上扎下了帐篷。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根据内容，迪亚特洛夫他们应当是就在这一晚，遭遇了这场悲剧。
尽管出动搜山的人手和器材都已经达到了最大负荷，但是其余四名队员的下落仍然不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大规模的搜索活动只得暂时停止。而当时在叶卡捷琳堡地区，人们也都为这群年轻人所遭遇的不幸深深地惋惜着。当然，作为一起大学生登山遇险事件，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让事情峰回路转的转折点，还是出现了。
041959年4月中旬，在山上冬季的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一支登山队发现在一处积雪尚未融化的溪谷中，似乎有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他们下到溪谷里，才发现那是一具被半掩埋在积雪中的遇难者遗体。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这具遗体的挖掘正式开始。
在这具半被积雪掩埋的遗体老乡，人们找到了之前迪亚特洛夫登山队中，尚未找到的其他失踪队员。包括这具首先被发现的遗体在内，一共四人，他们都几乎躺在同一个位置。在他们上面，覆盖着厚达四米的积雪。
发现遗体的溪谷，位于从那棵大雪杉树继续向山脚下前进的森林中，距离森林边缘75米。最初，人们只是认为他们四人应该是在向另一个方向逃生时，失足滑落溪谷而死的。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一些其他队员的衣物。因此搜救队判断，他们在向这个方向前进之前，曾经和迪亚特洛夫队中其他队员商议过：将队伍分为两组，一组返回帐篷等待救援，另一组沿山坡下行，去寻找当地的居民求救。
（队长迪亚特洛夫）
但是，在这四具遗体运回叶卡捷琳堡后，人们才发现事情并非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与预想的不同，这四个人都不是冻死的，而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而死。
其中，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两人的肋骨几乎全部折断。根据负责尸体检验的鲍里斯・沃兹洛兹登尼博士分析，这样的损伤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胸口被汽车以80km/h的速度直接撞击而导致的结果。肋骨的碎片深深地刺进了这两个人的肺部和心脏，导致了致命的创伤。
尼古拉・契波布里纽里的头骨有3/4遭到严重破坏，头部完全变形。
阿列山大・克列瓦托夫的大腿骨碎成三段，双臂也有多处骨折，同时骨盆完全碎裂，脊柱折断。
尽管在雪崩中，遇难者的遗体会出现很多骨折的情况，但是严重成这种情况的骨折，在所有的雪崩遇难者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而更恐怖的是，佐罗塔略夫 和 朵比尼娜 两个人的尸体上，双眼的眼球都消失了，同时舌头也「像被用力扯掉了」一样，在他们两人的尸体上没有找到舌头以及连接组织。
而更加可疑的地方，来自于这四具尸体上的衣物：从衣物中分析出了大量的放射线残留，其强度几乎相当于曾经将放射性元素直接装在衣兜里一样。
这些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5对后来发现的四人的死因，警方最初的调查是从动物攻击导致的伤害事件开始的。
警方提出的想法是，四人在寻找下山的路径时，可能惊醒了尚在冬眠中的熊，从而遭到了袭击。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四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骨折，这很可能是大型动物的攻击所导致的。
然而从遗体的分析上，警方找不到任何动物的毛发，而且——假使袭击他们的真的是熊的话——熊的利爪会对衣物造成严重的撕扯破坏，但是在四具遗体上的衣物保持完好。因此这个推测很快便被推翻了。
而从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尸体的眼球和舌头缺失的情况来看，警方也提出过是否为狼或者乌鸦吃掉所导致的。然而从四人的遗体埋藏情况来看，任何动物都不可能从四米深的积雪下挖出尸体来吃掉，而且除了朵比尼娜之外，其他三人的尸体外观都保持完好。
再者来说，狼这类动物在捕食的时候，几乎都是成群出动，而且会首先吃掉猎物的内脏。在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的尸体上并未发现被动物啃咬的痕迹，而且除了眼球和舌头，其他部位也没有任何的外伤。
另外，在尸体上，尽管法医发现了诸多严重骨折的痕迹，然而尸体的软组织——包括皮肤、肌肉、血管等等——都没有任何的严重损伤。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被棍棒等物打断了腿，那么不仅会出现骨折，同时肌肉也会有一定的撕裂，血管会破裂等等。然而，在这四名登山队员的遗体上，法医仅仅发现了骨头的断裂，却没有严重肌肉撕裂和皮下出血的现象。
根据当时负责尸体鉴定的法医回忆，「这几具尸体的骨折，就好像是从内部直接断裂的感觉，而不是遭遇了外伤而导致的。」
（朵比尼娜，格里沃尼希琴科，契波布里纽里，斯洛柏丁。在照片上的他们曾经笑得那么开心，然而就在几天之后，他们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一夜）
在已知的科学水平下，可能造成这种骨折的情况只有一种：冲击波。
当人体遭受了冲击波的袭击时，与具有高度弹性和韧性的软组织相比，骨骼更容易受到损伤。这也许可以解释在这四名遇难队员身上出现的严重骨折。
然而，人类已知的能够创造出冲击波的方法，无外乎爆炸（包括核爆）、超音速运动等等。在人迹罕至的这个山谷中，究竟有什么能够让他们遭遇到类似于冲击波一样的攻击呢？
而能够印证是否属于冲击波的伤害，还有一个好的印证方法，就是内脏器官的受损程度。
在这四个人的尸检报告的已公布的部分中，除了已知的两人心肺部收到了肋骨碎片的刺穿，其余的内脏受损状况都没有公开——这在尸检报告中是很不常见的。
为什么唯独这部分没有公开呢？
很遗憾的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的一份拷贝被再次发现。然而，在这份拷贝中，尸检报告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06而负责这起事件调查的警方，在之后又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线索：
2月1日夜间，在奥托尔滕山南面50公里外的一处叫做维尔斯的农庄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组7人的登山队，当天从南向北进山。然而，当晚他们在霍拉特夏福尔山西侧山脚下的一片开阔地上宿营的时候，接近0点的时刻，在北面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橙色球体，散发着像火焰一样的光芒。
同时，警方也逐步了解到，2月到3月的这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很多人都曾经目睹过类似的现象，甚至连一些农庄的气象记录中都保留了相关的信息。
获得了这个线索，警方再一次检视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留下的日记和照片。在日记中，警方没有发现与这一现象有关的内容，然而在他们留下的照片中，警方开始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内容。
首先，警方从被放弃的帐篷中，只找到了一个照相机。而这个照相机的主人应该是最早被发现冻死的格里沃尼希琴科。他是队伍中唯一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摄影师，也是整个登山活动中拍摄照片最频繁的人。下面这三张照片，被认为是拍摄于2月1日，也就是登山队存活的最后一天：
在前两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登山队员们在冒着暴风雪艰难地前进。然而令调查员们感到疑惑的是最后一张照片：相机被发现的时候，它的快门当时已经上了弦——与我们现代使用的大部分相机不同，那个时代的相机普遍使用机械快门，而且是需要使用者先上弦，之后按下快门才可以拍摄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防止快门被误按下，摄影师们都会在拍照之前才将快门上弦。而格里沃尼希琴科当时将快门上弦，其明显的意图是想要拍下什么——拍下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件突发的事件。
然而，也许是这件事情太过于匆忙，格里沃尼希琴科根本没来得及按下快门，便匆匆跑进了茫茫的雪地中，将他的照相机留在了帐篷里。
因此，这最后一张照片，事实上并没有被按下快门。而格里沃尼希琴科想通过这最后一次拍摄告诉我们什么，已经再也无法知晓了。
07后来，在警方将这一事件报告给上级之后，当地警察局马上接到了上级「命令停止调查此事件」的通知。原本负责这起事件调查的警官列夫・伊万诺夫，也立刻被调离了这一地区，调动到了乌克兰基辅。
在1959年8月，关于「迪亚特洛夫事件」的调查，被苏联政府宣布结束。给予事件中九名牺牲者的家属的正式说法，是「因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意外事故」。
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与苏联军方有关的信息遭到了泄露。而在这些信息中，人们发现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地老乡，恰巧是苏联进行R-7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轨道经过地。
1990年，叶卡捷琳堡当地的一家媒体，通过调查警方当局所保留下来的资料，想要重新披露此事。然而负责采访该案的记者阿纳特利・古施因在向警方索取存档资料时，发现警方从该档案袋中有意遗落了一部分资料 —— 而这些资料的存在，是在其他文档中被提到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之后，警方再也没有出示过这些下落不明的资料。
2000年，叶卡捷琳堡地方电视台制作了一档节目《迪亚特洛夫山谷之谜》，通过这次电视节目制作，才有了更多当时被家属们和当地民众所保留下来的资料公布于世。
事件中因为偶然得病，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尤里・尤丁，于2013年4月27日死于癌症。
08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在这起事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时候，2015年，有一份邮件被寄送到了叶卡捷琳堡的一家报馆。这份邮件中有许多照片，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哪部照片机，由谁拍摄的，也并不知道，寄来这些照片的人想要告诉人们什么。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照片确实拍摄于这次登山事件之中。
（内容来自于网络搜集，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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