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交友,如何评价孙承宗?
开平交友，如何评价孙承宗？
一个被过誉的人物。
明亡清兴的历史大势，历来是专家学者讨论的重点，在这一特殊时期，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孙承宗。
作为明末的重要人物，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对孙承宗进行了高度评价：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毫无疑问，孙承宗在明朝末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苦心孤诣缔造的关锦防线一度成为后金的噩梦，根据《明朝那些事儿》的记载，直到明朝灭亡，清军都不曾攻破这道人造天堑。
但是，清朝的崛起并未被阻止，关锦防线也因为皇太极多次绕道漠南蒙古入寇中原而失去作用。说孙承宗力挽狂澜，实际上不但不是对孙承宗的肯定，反而更像是对他的调侃。
那么，孙承宗真实实力究竟如何？静夜史认为：
1、只知防守疏于进攻
明朝和后金对峙局势的逆转，源于1618年的萨尔浒之败。萨尔浒之战，明朝伤亡5万多人，北方精锐席卷一空，被迫转入战略防守。而后金则越打越强，先后占据了抚顺、清河、铁岭、开原、辽阳、沈阳、广宁等地区，整个辽东除了辽西走廊，基本被努尔哈赤攻陷。
后金是典型的渔猎民族，有游牧民族来去如风的特点，这意味着后金军队的机动性要远远高于明军，战斗力也比明军强悍。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是不可能在野战中打赢后金甚至消灭努尔哈赤的。看起来明朝是没有办法应对后金的崛起了。
并不是，孙承宗想到个好办法，那就是缔造关锦防线。
在初次了解《关锦防线》时，是通过《明朝那些事儿》，当时感觉这个防线纵深就达200公里，实在是一把插入努尔哈赤心脏的尖刀，妙得很。
但是随着资料的丰富，静夜史对这条防线也有了更多的质疑：
首先，这条防线没有宽度。
相比于马奇诺防线这样缺乏纵深的防线，关锦防线确实在纵深上更胜一筹。但是它没有纵深啊。这就和一个身材姣好的妹子长得一张凤姐的脸一样让人不舒服。
没有宽度就意味着明朝只能期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傻乎乎地往关锦防线上撞，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皇太极很快就找到了绕过关锦防线的办法，那就是绕道漠南蒙古。
其次，关锦防线纵深太长。
努尔哈赤不是现代部队，他的手里也没有火箭大炮，留着200公里的纵深绝对是浪费。
当初孙承宗上任前，主持辽东大局的人是王在晋，对于王在晋固守山海关并另建八里铺新城互为犄角的设想，孙承宗全盘否定，并听从袁崇焕的建议将前哨设置在宁远城。
宁愿距离山海关100公里，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努尔哈赤而言绝对是够用了。然而孙承宗还是再接再厉，将前哨修在了锦州城。
而锦州城是公认的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为了固守锦州，孙承宗又在锦州外围修建大小凌河据点，和锦州互为犄角。
这已经不是烧钱的问题了，而是脑子的问题了。
最后，关锦防线缺乏进攻跳板。
伸出的孤零零的据点，你说是进攻，实际上很难奏效。如果没有横向上的左右翼配合，这个据点能生存下来都很不容易。君不见明朝初年反击蒙古也是在长城以北修建了大宁卫、东胜卫和开平卫等一系列左右遥相呼应的据点。
因为没有进攻的合适跳板，孙承宗的设想注定只能在后金不注意的时候，修上一座城。然后在后金前来攻打时，再退回出发地。因为没有野战军消耗后金，关锦防线注定只能用冷冰冰的砖头挤死后金。
2、徒有局部无视全局
明朝和后金对峙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漠南蒙古的态度，或者说取决于明朝对漠南蒙古的态度。
从1571年开始，明朝和鞑靼正式停战，随即开始了边境互市，明蒙开始民族融合。明朝末年，鞑靼分裂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此时后金崛起，首先就与漠南蒙古发生了激烈冲突。
黄金家族直系后裔察哈尔部首当其冲，而此时的林丹汗也有统一蒙古的雄心壮志，于是和努尔哈赤发生了数次大战。
此时的明朝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但并未给漠南蒙古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导致后金采取了一系列又打又拉的手段逐渐征服漠南蒙古，等到后金和漠南蒙古结成同盟，陈兵长城以北，明朝才知大事不妙。
早在孙承宗主持辽东之前，明朝曾有两任辽东经略，分别是熊廷弼和王在晋。
对于后金的态势，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他的方案是放弃辽东巩固山海关，吸引后金前来决战，然后以登莱、津门等地从海上抄后金后路。
这是一个先守后攻的设想，旨在毕其功于一役，十分凶狠。
熊廷弼下课后，王在晋上任，从军需开支角度出发，提出巩固山海关，另筑八里铺新城，在不增加军队、清汰老弱、精兵简政、裁减闲杂的官员的基础上，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再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使其于侧翼给后金以有力牵制，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暂时稳住辽东局面。
应该说，这是一招最省钱的办法，看起来很孬，但是有效！
如果孙承宗能够看到辽东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后金，而在于漠南蒙古和银子，那孙承宗就应该能知道关锦防线的致命漏洞所在。
如果说王在晋比熊廷弼小气，那孙承宗比王在晋更小气。在王在晋即将拉拢成功漠南蒙古各部时，孙承宗认为关锦防线可保大明无虞，于是疏远漠南蒙古各部，导致他们纷纷投向后金。
在关锦防线上，孙承宗虽然收复了400里土地，但基本都是后金不要的土地，比如广宁城。这就导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在打到后金老家沈阳之前，明朝需要修剪一系列堡垒，这个数量达到47个之多！
而每个堡垒都需要驻军，这是一笔极其巨大的开支。当时的明朝财政收入才300万两，而单单一个关锦防线就需要500万两，而万里九边重镇一年也才消耗340多万两！
修建堡垒只是基础，孙承宗还提拔一大批将领，增兵10多万，这让明朝虚弱的国库入不敷出。上任才一年，弹劾孙承宗的奏折就足以将他淹没。而按照孙承宗的意思，如果想要彻底消灭努尔哈赤，还需要再增兵一倍。
这是拿整个大明的国运在开玩笑！
当然，孙承宗也在自力更生，每年种地岁入18万两！
概括起来，我们不能否认孙承宗面对清朝进攻时的高风亮节，但是关锦防线确实成为明朝的肿瘤。当然，也是清朝的摇钱树！
如果静夜史是《明史》编纂者，也要好好捧一下这个战略家！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
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谁的职位权力第一？
晚清有四大名臣之说，大概有两种说法：
1、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
2、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
不过第一种说法是最为公认的，也是广为流传的。
相对而言，胡林翼和彭玉麟的名气与影响力都要相对小一些。
无论哪个版本的晚清四大名臣排名与影响力，都属曾国藩排名第一，且李鸿章与左宗棠可谓曾国藩的学生。
1、曾国藩曾国藩，晚清重臣，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清朝著名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曾国藩被许多人推崇为古今第一完人，普遍被认为是晚晴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曾组建湘军，力挽狂澜，攻灭太平天国。
2、李鸿章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为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
3、左宗棠左宗棠，晚清名臣，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4、张之洞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论功绩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居功至伟，左宗棠收复新疆大部，李鸿章文治、武功、外交才能无人可及，张之洞改革创新影响巨大。
论官位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封一等肃毅伯；张之洞官至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慈禧逝后成为顾命重臣。可以说四人都是位极人臣的地位，死后又受封赏，这个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有哪些文物珍宝曾被当做了一文不值的废品和垃圾？
废品回收站各种废品堆积如山，经常有人会在里面翻找，进行回收再利用。文物都是珍藏在博物馆，两者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其实有很多文物是从废品收购站中翻寻出来的，不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那国宝级的文物。
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的文物。中国的文物历经了沧桑，有很多流失在民间。当时普通老百姓都还不重视旧货，珍贵的瓷器用来盛盐或者喂猫喂狗，或是跟破报纸、旧书本一起当作废品卖了。因此有着大量的文物散落在废品收购站，当然现在是没有了，不过在农村依然还是有着不少的收购老物品的小贩。
曾被当作“废品”的文物1、何尊
何尊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何尊是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重14.6公斤，最重要的是上面的铭文，122字铭文中有“宅兹中国”，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件国宝级文物曾一度流落在废品站，被博物馆干部以30元的价格收购。
陕西的历史非常悠久，人们不经意间就有可能刨出文物。上世纪60年代，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的村民陈堆租借了隔壁的两间房子居住，在一次暴雨后，发现后院土崖上有亮光，就刨出了个铜器。陈堆对这个铜器并没有太在意，离开陕西时交给了陈湖保管，陈湖也没有太在意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换了30元。其实，在60年代30元也是不小的一笔数目了。
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在闲逛收购站时，发现了这件铜器。佟太注意到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不一般，觉得是件文物，告诉了馆长。馆长让保管部主任去查看一下，主任也断定是珍贵文物，就以当时收购的30元买回了博物馆。这30元花的确实太划算了，经确认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上面是精美的饕餮纹，因此成为宝鸡市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更是凭借精美的造型图案，意义重大的铭文，成为国宝级的文物。
2、新石器时代陶鹰鼎
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的陶器，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陶鹰鼎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是农民殷思义犁地时发现的。殷思义犁地时发现了一件黑色的陶器，他并没有觉得是什么值钱的物品，带回家当了喂鸡的盆子。后来，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殷思义觉得自己挖出的陶器是个文物，就把当作鸡食盆的陶器交给了考古队。考古队发现后，震惊地发现这竟然是新时期时代的陶器，又在殷思义的田里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代古物。在发现的新石器文物中，陶鹰鼎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有着独一无二的鹰首造型，是新石器时代最杰出的鸟兽器形。
3、秦杜虎符
虎符是古代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杜虎符是秦国的兵符，现存最早的调兵凭证。虎符分为两半，上有金字铭文，杜虎符左半符在杜地军官手中，右半在秦国国君手中，调动超过50人的士兵就需要两半合在一起。
秦杜虎符出土于西安市山门口镇北沈家桥村，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沈家桥村少年杨东锋平整土地发现了一个动物形状的金属硬物，因为太轻不值钱就一直当作玩具。经过摩挲露出了上面的金字，杨东锋非常好奇去了文物商店打听，店员也不清楚，让他去博物馆问下确认了是文物。当时杨东锋就要求一套军服，不过博物馆并没有军服，给了他几十块钱。现在这件虎符早已是价值连城，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4、西汉皇后之玺
西汉皇后之玺是西汉玉器，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西汉皇后之玺非常小巧，2.8厘米的正方形，通高2厘米，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上有匍匐螭虎形，下有阴刻篆书“皇后之玺”。在历史上，无论是皇帝玉玺，还是皇后的印玺，都是无价之宝，这件西汉皇后之玺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陕西遍地是文物，一砖一瓦都有故事”，在路上捡个石头就有可能是古代印章。西汉皇后之玺就是在陕西发现的，正确来说是捡到的。1968年，咸阳市韩家湾13岁的孔忠良放学回家发现一块发光的白色小石头，就装进书包带回了家。回家他父亲查看后，觉得是件文物，就交给了陕西省博物馆。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上好的和田羊脂白玉，上面雕刻的是螭虎，更令人震惊的是四个篆体字“皇后之玺”。这个小石头竟然是皇后的印玺，在文物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后来，经过专家经过查阅许多古代文献，确定这是西汉吕后的“皇后之玺”，价值连城。不过孔忠良和他父亲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印玺后，依然没要任何报酬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博物馆。当时也没有什么表彰，博物馆只给了他们20元的回家路费。
5、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多面体煤精组印是由煤精制成的多面体印章，南北朝西魏时期的文物，是西魏大柱国独孤信的印章。独孤信是西魏、北周时期名将，战功赫赫，他更是“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四女儿是唐高祖李渊的母亲被追封为元贞皇后，七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历经北周、隋、唐三代。独孤信的职务太多了就有了这样的多面体印章，有14个正方形印面镌刻印文，刻有“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等。
多面体煤精组印出土于陕西省旬阳县，与西汉皇后之玺一样，它也是被捡到的。旬阳县的一名中学生宋清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但这块石头是煤中之王墨玉，更是稀世珍宝多面体印章。宋清把这面印章交给了国家，现在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陕西悠久的历史。刨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鹰鼎、秦杜虎符，在家里发现了西周青铜器何尊，路上捡到的石头也是西汉皇后之玺，西魏煤精组印。
6、红山文化玉龙
红山文化玉龙是新石器时代岫玉，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是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雕龙”的国宝文物。
红山文化玉龙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是农民张凤祥发现的。1971年，张凤祥在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里面摸出了一个钩子样式的东西，就带回了家。回家后，张凤祥就扔在了家里，他的弟弟才六七岁，就天天拖着玩，慢慢拖出了光泽，能看出是一件玉器。张凤祥就带着去了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的干部花了30块钱收了下来，当作普通文物锁在了箱子里面。
八十年代的时候，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考古人员在牛河梁发现了两个精美的玉猪龙，翁牛特旗文化馆的馆长听说后，觉得他们收下的玉器也是珍贵文物，去北京找了专家鉴定，确定是5000年前红山人精心制作的玉器。这件玉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7、西周班簋
簋（guǐ），是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的礼器。西周班簋是西周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曾经被清宫收藏，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被抢出皇宫，流失民间。
七十年代，西周班簋被毁成大小不一的碎片，送到废品回收站，差点被回炉。北京文物清理拣选小组发现碎片后，整理送到故宫文物修复厂重新修复，现收藏在首都博物馆。
西周班簋有着高超的制作工艺，造型精美，在其中还有周成王伐东夷国的铭文，非常有价值。
8、牺首兽面纹铜尊
牺首兽面纹铜尊是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体现了商代青铜器极高的艺术与科技水平。这个铜尊是湖南的文物工作者在废铜收购站偶然发现的，发现时已经严重破碎，后经修复才重现原貌，是同类铜尊中最高大的一件，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
9、高子戈
高子戈是春秋时期青铜兵器，全国一级文物，收藏在临淄齐故城博物馆。
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高子戈出土于临淄区敬仲镇白兔丘村，1970年15岁的高洪智和两个同学在村边的淄河边玩耍，在一个墓旁边发现了一个陶罐。三人打算挖出些东西换点零花钱，挖下去发下了一些青铜兵器，其中就有完整的高子戈。三人把挖出来的物品当作铜卖给了废品站，一共卖了5.97元钱。此后高子戈历经辗转，收藏在齐国历史博物馆。1986年，高洪智参观博物馆时，惊诧地发现正是自己十六年前自己卖给废品站的青铜器。
10、战国鸟盖瓠壶
鸟盖瓠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酒壶，国家一级文物。鸟盖瓠壶造型非常独特，壶盖是一只鸟的形状，壶腹呈瓠瓜形，上面有生动形象的装饰，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这件珍贵的文物曾一度被当作废铜烂铁，是在废品站拣选出来的，现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11、《寒切帖》、《干呕帖》
《寒切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是王羲之晚年的草书作品。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作品备受历代推崇，《寒切帖》也一直为后世所收藏。《寒切帖》历经辗转，在上纪六十年代出现与天津市河西区太湖路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当时这个帖子差点被熔为纸浆，幸亏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刘光启所发现，从落款而认出这是王羲之的《寒切帖》，才留了下来，现在珍藏在天津博物馆。
《干呕帖》也是王羲之的作品，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临摹本，国家一级文物。这件帖子在清朝时收藏在故宫，清朝末年溥仪去东北时被带出宫，流落在民间，文物界一直苦苦寻找。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光启在大纸堆中发现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现珍藏于天津博物馆。
12、匈奴王冠
匈奴王冠又被称为鹰顶金冠，是匈奴酋长的金冠饰。王冠上立有一展翅欲飞的雄鹰，浮雕为四只狼和四只盘角羊组成的咬斗图案，代表了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草原瑰宝”。
匈奴王冠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是一个年近八旬的拾荒老人捡到的。很多文物深埋地底，历经岁月侵袭，逐渐露于地表，四羊方尊是这样，匈奴王冠也是一样。1972年，76岁的老人王美子在沙窝子里挖土龙骨，发现了不少三棱形铜箭头和一根铁棍，铁棍上还有一些金片。王美子知道下面有金器，但他认为外财不能独得，于是叫来儿子和邻居五人一起发掘。
匈奴王冠是金饰品，所以并没有当成废品。以前的百姓虽然不重视文物，青铜器人们不认得，但真金白银谁也知道珍贵，王美子五人把发掘的金器到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卖了。当时保护文物的意识很差，不仅没上报，为了金子的纯度还帮忙把镶嵌的玛瑙、玉石、松石等镶嵌宝石砸下来，并且鼓励多挖多卖，有多少收多少。直到后来一个职员反映到文教局，才引起了重视，收回了文物，在墓地发现了200多件匈奴王金银物。鹰顶金冠饰是这批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王冠，现收藏在内蒙古博物院，是镇馆之宝。
宝物可遇不可求，这样曾一度散落的文物还是有很多的。四羊方尊曾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丢弃在湖南银行仓库的木箱中十几年，西周虢季子白盘也一度被当做马槽，文稿书画更是有着很多，这些珍贵文物能再次被发现也无疑是很幸运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之骄子李存勖的堕落？
以天之骄子评价李存勖未免太过夸张，李存勖在历史上确实展现了过人的军事天赋，但他执政后期的表现无法与一个政治家相匹配，所以我觉得李存勖是一位有雄才，无大略的君主。有人说他本有机会提前结束五代十国之分裂局面，因为他做到了“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盛壮之年选择了效仿唐太宗晚年的隐退生活，且沉迷声色，重用伶官，以致在“兴教门之变”中身首异处。
子承父志说到李存勖，就不得不说他的父亲“飞虎子”李克用，他是西突厥的分支沙陀人，本姓朱邪。沙陀人自唐中后期内附关陇，成为大唐的一支异族强援，李克用家族也是自父亲朱邪赤心开始被赐姓李，所以李克用常以唐李宗亲自居。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李克用率沙陀兵南下，助唐镇压黄巢叛乱，次年再次勤王，并于中和三年将黄巢赶出长安城，因此获任河东节度使；后又于乾宁二年（895年）勤王，力克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三位逼宫统帅，救出唐昭宗，因此获封晋王，得以立足太原，成就一方割据。（李克用漫画图）
李克用曾在平黄巢之乱时与朱温结下仇怨，当时李克用将黄巢赶往山东之后，追兵行至汴州（开封）遇到黄巢账下大将朱温，由于朱温曾受李克用解围之恩，故未动兵戈，设宴于上源驿饮酒叙旧。此宴虽无鸿门宴之初衷，却因李克用酒后失态引起了朱温的杀心，朱温令人趁李克用酣睡之际纵火灭口，然天降暴雨使其躲过一劫。二人从此结下仇怨，未来数年内，朱李对峙攻伐的局面一直僵持不下，时至天佑四年（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史称后梁，李克用则以唐李宗室的身份自居，以兴复大唐为名与后梁争霸。（朱温剧照）
在晋梁之争的过程中，李克用一直抱有从燕地南下伐梁的战略思想，但在乾宁四年（897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叛晋，李克用讨伐无果之后彻底失去了对燕地的控制权，这便使燕云南下的计划破产。反倒是朱温被封梁王之后，加紧了对晋的攻伐，至天复元年（901年）逼得李克用写下求和书，次年梁军已形成合围太原之势，晋国上下人心惶惶，叛离者众多。且在朱温称帝之前，他先是将唐宗室迁入洛阳，再杀掉唐昭宗，从而立唐哀宗为傀儡皇帝，进入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过渡期，这个时候的朱温已经发展的非常强大，而李克用属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耶律阿保机）
李克用在窘境中选择了联合外族的战略，随之而来的则是天佑二年（905年），李克用与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拜把子称兄弟。这两位首领结盟的基础正是盘踞燕地的刘仁恭，刘仁恭控制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地带，因此成为耶律阿保机南下的阻碍，且据史料记载，刘仁恭在燕地时常向北用兵，兵过之处皆付之一炬，使得草场寸草不生，这便严重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对李克用而言，刘仁恭的叛变打破了他原有的战略计划，致使晋梁差距越拉越大。故而二者结盟的第一个共识就是讨伐刘仁恭，而后“共讨朱温，同收汴、洛”。
“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新五代史》然而在会盟时相见恨晚的背后，却是李克用部下的暗藏杀机，他们认为耶律阿保机迟早会成为大患，应当趁机除掉，而李克用以不能背信弃义而拒绝，但是这种建议很有可能传入了耶律阿保机的耳朵，因此在后来的背盟中说到李克用并不可靠。加之朱温同样看中了契丹这个外援，故而也派出使者接洽，朱温与契丹的合作基础恰恰也是刘仁恭这个势力，因为他时刻威胁着朱温的根据地。一个是怀有杀心且实力弱小的李克用，一个是实力强大的朱温，耶律阿保机最终选择了附梁背晋。待朱温称帝后，征战一生的李克用虽有兴复大唐的志向，却在无助中一病不起，次年便郁郁而终，临终前便将兴复大业传给儿子李存勖，并留下三支箭失作为遗命，一为攻克燕地、二为讨伐耶律阿保机、三为诛灭朱温。
超额完成李存勖在五代史上属于文武兼备的人才，他与父亲一样，自幼弓马娴熟、骁勇善战，而这个“文”在前期是体现在谋略上，而后期却完全体现在了文艺上。
李存勖随李克用征战多年，并在刘仁恭叛变后的请援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克用本痛恨刘仁恭的反复无常，在朱温大举进攻刘仁恭时，走投无路的刘仁恭向晋请援，李存勖认为这是晋国改变颓势的机会，于是建议父亲助刘抗梁，也正是这个决策，使得晋国重新获得对战略重镇潞州（长治）的控制权。朱温称帝后对付晋国的第一步便是以10万军围攻潞州，这一围就是持续了数年，李克用至死也没能解围，至李存勖继承王位并平息了内部夺权分裂之后，于天佑五年（908年）亲自率军大败梁军，解除了潞州之围，彻底保证了晋国根基的安稳。（李存勖剧照）
李存勖在这种机遇的把握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天佑七年，朱温企图攻打成德、义武两镇的时候。成德节度使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先后遣使向李存勖求援，表示愿与晋国结成反梁同盟，共推李存勖为盟主。李存勖力排众议，毅然发兵相救，并亲率晋军东进，并在柏乡之战中使用激将法，诱骗梁军主将王景仁进行平原野战，此战中李存勖斩敌两万，梁军精锐全没，成德、义武两镇至此倒向晋国。
时逢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囚禁夺权，李存勖看准时机，整顿兵马准备向燕地用兵，并以骄兵之计尊刘守光为尚父，刘守光中计后于天佑八年称帝，史称“桀燕”。是时，李存勋令周德威联合成德、义武两镇大军伐燕，先下涿州、进而围攻幽州。朱温北上解围时落败，恼羞成怒一病不起，撤回洛阳后又被其子朱友珪弑杀夺位。在这种有利局面下，周德威接连攻下檀、武、平、营四州，次年李存勋亲征燕国，夺取幽州，抓获刘仁恭父子，算是完成了父亲的第一个遗愿。
随着朱友珪政变夺权，后梁的国内形势也发生转变，先是天佑十二年(915年)，梁帝趁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逝之机，削藩分镇，引发魏博兵变，李存勖乘机进占魏州(大名)，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随后又攻取德州、澶州、卫州、洺州、相州、邢州、沧州、贝州等地，至此黄河以北除黎阳外，全部被晋国占领，梁晋形势发生逆转。
天佑十四年(917年)十二月，李存勖解决了契丹南下入侵的问题后再次率军伐梁，并于次年推进至黄河以南，但不幸的是大将周德威战死，且晋军伤亡惨重，不能一战而定，因此形势转化为晋军主攻、梁军主守的对峙局面。天佑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接受诸镇劝进，在魏州称帝，史称后唐，此时的后唐已经拥有十三个节镇、五十个州。称帝的同年，李存勋以李嗣源为前锋，自己亲率大军伐梁，最终在李嗣源直捣黄龙的战术下，攻破后梁都城汴州，梁帝自杀，后梁灭亡，至此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另一个遗愿。
而对于李克用讨伐契丹的遗愿，李存勋并没有主动出击，反而是契丹军南下时才受到李存勋的反击。如天佑十四年(917年)，寿州刺史卢文进叛附契丹，并引契丹军南下。据传言这次契丹军共有五十万，但真实情况可能只有五万左右，此战由李嗣源出战，大败契丹军，斩获契丹士兵万余。时至天佑十八年(921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勾结耶律阿保机，引契丹军南下，意图背叛李存勖，结果被义子王都囚禁。王都继任节度使，不久便被契丹军围困在定州。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所有军队南下，空国入寇。天佑十九年(922年)，李存勖率领五千骑兵先进，打退契丹军，擒获契丹阿保机的儿子，李存勖一路领兵追杀，契丹军败逃时落水溺死者众多，这也算为父亲出了一口恶气。
当后唐灭梁之后，一些割据政权如岐国、楚国、吴越国、闽国、南平国等纷纷入贡称藩，唯独前蜀却不肯臣服。李存勖先派使臣修好以作麻痹，后于同光三年(925年)任命李继岌为主帅，统领六万大军征讨前蜀。前蜀临时组织的三万兵马被唐军击溃于三泉，蜀中因此震荡，各处藩镇纷纷来降。随后前蜀中书令王宗弼发动政变，囚禁王衍、献城投降，前蜀所辖十个节镇、六十四州、二百四十九县正式划入后唐领土。与此同时，为安抚人心，李存勖对前蜀旧臣多加赦免留任，主动归降者还赐国姓李，李存勖的这一举措，使得处于后梁直接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全都接受了后唐的统治，成为兼并战争后稳定局面的重要措施。
自甘堕落李存勖在开创后唐时表现出超群的智慧，但局面趋于稳定之后，他觉得已经超额完成了父亲留下的遗命，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且在此同时暴露出爱财的心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李存勖恰恰又有一位同样爱财的皇后刘氏，这个刘氏非常受李存勖宠爱，因此被李存勖特许了发布政令之权，皇后的政令可以代表皇帝，各级官府必须遵从，因此刘氏成为李存勖敛财的好帮手。在皇后的帮助下，由国家层面颁发的税收政令变得苛刻，且出现了众多“官办”商铺，成为各级官员讨好皇后的工具，如袁象先、温韬、张全义这些降将都是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而刘氏又是一个只进不出的貔貅，在国家灾荒，府库拮据，粮食短缺时，大臣们请求李存勖开内库赈灾，刘氏出面阻拦，坚决不准，可谓是一个女人坏了一位英主的名声。
李存勖除了爱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戏曲艺术，并且具有很高的造诣，当今很多戏班子仍奉李存勖为“戏曲之祖”，由于自身的喜爱，故而对伶人极为宠信。这个爱好在他创业之时就已有之，还曾因任用伶人杨婆儿为刺史而贻误战事。在称帝之后更加喜欢伶官，这些伶官能够陪着李存勖研讨艺术，故而多被授以重要官职，诸如刺史之类更是伶官遍布，而官职只有那么多，给了伶官，拿着浴血奋战的将领就没有更好的任命，因此多存不满。
不仅如此，李存勖给予伶官出入宫禁特权，群臣想要面圣，有时还要巴结伶官通报，如景进这样的伶官，发展成为李存勖的心腹，时常为李存勖监视大臣们的行为。在开创功业后，难免会有忌惮文武功高的大臣，李存勖的这种用伶官监视群臣的做法愈发严重，如李嗣源、李从珂这些宗亲功勋都成为他打击的对象。与伶官同样成为祸害的便是宦官，后唐建立后，李存勖诏命各地，让将前朝宦官送回京师洛阳，以致宫中宦官激增到近千人。这些宦官有的担任诸司使，有的充作藩镇监军，都被李存勖视为心腹。他们恃宠争权，肆意干预军政，凌慢将帅，使得各藩镇皆愤怒不已。
李存勖的结局也非常富有戏剧性，被他猜忌的李嗣源前往开封驻扎，李存勖便准备亲征，而由于他早已众叛亲离，带出去的士兵不受控制而相继离散；待他再回师京城的时候，由他一手提拔的伶人郭从谦发动了兵变；而在中流失负伤之后，他极为宠爱的刘皇后只端了半碗乳浆给他，然后便带着金银财宝匆忙逃走，一代杰出的军事家就这样悲惨死去。
其实李存勖的悲剧并不是偶然性的，他自甘堕落的原因理当有内有外，外部原因是他超额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已成为开国皇帝，他常以唐太宗为榜样，因而在事业有所成就后，就效仿唐太宗的退休生活；而在宦官的吹捧、戏子的腐化下，他也迷失了自己，更失去继续扩大事业的野心。外部原因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亲人、功臣弑父叛主的事情层出不穷，这让李存勖的心中不免产生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远比对外征战更为恐怖，因此他排挤功臣，重用戏子，接触身边人的威胁，但他演了一辈戏，却将自己演义成最为悲剧的那一个。
参考资料：《新五代史》、《旧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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