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交友,江西南昌人给你的印象如何?

1、九江交友，江西南昌人给你的印象如何？

自身强大到哪都一样。南昌，抚州。鹰潭。玩了一个月。朋友招待。感恩。好好做人。朋友遍天下！

2、有人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

大唐的“开放生活”，常充满种种“风流景象”。但首先能“现身说法”的，得说一位“昏君”：唐僖宗李儇。

这位常自诩“打球能中状元”的极品皇帝，在位时除了玩就是“作”，终于“作”出了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给大唐活活敲响了丧钟。但在阿拉伯学者哈桑的《琐记》里，这位大唐昏君却有闪光形象：他在与阿拉伯使者瓦哈伯交谈时，竟洋洋洒洒纵论天下，大谈阿拉伯、大唐、突厥、印度、希腊的风土人情，其开阔的眼界令人瞠目——这哪里是不学无术的昏君？分明时大唐年间的“国际问题专家”。

当然，阿拉伯典籍里的这奇特一幕，只是一家孤证。但实打实的，却是大唐王朝一直开阔的“国际视野”。且不说“条条道路通大唐”的政治往来。辉煌的大唐文化里，也处处可见闪光的“外国元素”。比如盛唐风流天子唐玄宗，就是阿拉伯音乐（唐朝人称为“大食调”）的铁粉，于是盛唐天宝年间，“大食调”成为了唐王朝“官方指定”音乐，专用于演奏《秦王破阵乐》《英雄乐》等名曲，留下中国音乐史上一幕幕经典。

皇帝都有如此“国际思维”，大唐的文化交流，当然也出名的兼容并蓄：比如绚丽的唐代绘画，就引进了中亚的凹凸画法，画面风格与魏晋时代截然不同。吴道子那“变状阴怪”的画风，就带有外来技法的烙印。

唐代的各类志怪小说里，也有大量与“胡商”有关的情节。汇集唐代史料的《旧唐书》里，更以真实笔墨，还原了东罗马国都君士坦丁堡的建筑风情。唐朝地理学家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以“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的阵仗，通过“折率法”的科学比例，精确呈现了亚洲大陆的全景画面，公认世界上最早的亚洲地形图。这“开放水平”，不但胸襟广阔，更是看得准。

同样证明唐朝“开放水平”的，还有大唐年间一些“奇怪客人”。唐代外国人众多，这类“奇怪客人”，却是让人开眼：比如“流鬼国人”，他们号称距离长安一万五千多里，生活在“北海之北”，他们喜欢穿皮衣，把木头系在脚上踏冰而行，境内还多狗。他们在贞观年间来到大唐朝贡，还当上了大唐的“骑都尉”。

与之类似的还有“流鬼国”更北的“夜叉国”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三面环海，还擅长航海，与东北靺鞨部的海上贸易颇多。其北面的夜叉人，更喜欢捕食海象。另外还有“骨立干人”，据说住的地方是“冰海”，而且“煮羊脾未熟，天即明”。也就是白天时间特别长，刚天黑时煮羊，羊没熟天就亮，显然是北极圈特有的“极昼”——这么远地方的人，竟然都来到了唐朝。条条大路通大唐，确实是实在话。

而比起这高度开放的交往，同样能证明唐朝开放程度的，更有唐朝的女子们。

说到唐朝女子的“开放”，好些后人津津乐道的，多是“风流韵事”。其实唐朝女子的“爷们事儿”，同样叫多少后人连呼惊艳：整个大唐近三个世纪里，唐朝女子都“着男装”成风。比如唐高宗的爱女太平公主，就喜欢一身“紫衫玉带”的武官装扮抛头露面。从盛唐年间起，女子“穿男装”更是成风。盛唐士大夫家的妻子们，都喜欢“衣丈夫服”，今天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里，有29幅壁画都有“女子着男装”的图像，缩影大唐女子的英姿。

很多大唐女子更生动证明，她们的“爷们气”不止在衣服上：典型黄崇嘏，这位喜欢穿男装的奇女子，原本是个满腹锦绣的官家对象。却在遭遇了一系列人生变故后，女扮男装浮沉官场，甚至还一路官至司户参军。直到上司赏识她才华想“招他为婿”，她的“女儿身”才穿了帮。这段真实的历史，就是黄梅戏《女驸马》的原型素材。

大唐一项“热血真男人”的运动，同样缩影了唐朝女子的爷们气——马球。唐朝“马球”盛行，从皇帝到文武百官都是马球的“铁粉”，甚至有时与吐蕃回纥发生纠葛，也常在马球场上决胜负。唐代马球场往往千步以上规模，建筑十分考究，俨然广阔战场。在这球场上纵马冲撞，说是打球，其实更堪比沙场厮杀。以唐朝诗人张建封的诗说“谁羡养由遥破的”。想在马球场进个球，就要有神箭手养由基大杀四方的本事。

这么一项男子汉运动，却也少不了大唐女子的身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妇女击球图”纹镜，就缩影了唐朝女子打球的精彩一瞬。但和骑烈马的男儿不同，唐朝骑马打球的女子还是少，经常是骑驴打球，也就是“驴鞠”。但别管是驴是马，能在这“战场”上打一场的姑娘，套现代相声里的经典名段说，那“真是一条汉子”。

而比起这类生活场景来，一些“舶来品”，也叫大唐的“开放”，带给我们意味深长的思考，比如来自东罗马的“水激扇车”。

《旧唐书》里就曾记载过，怕热的东罗马皇家“引水激流，上遍于屋宇”的奇特景象。这个奇特技术，也很快被大唐引进。唐玄宗就造起了“凉殿”，以这类似技术配置“水激扇车”，果然扇出阵阵凉风，把酷暑里前来请示工作的大臣陈知节，都当场冻得直打哆嗦。是为唐朝一桩笑谈。

但这“外来技术”，意义可不止是帮唐玄宗恶作剧。首先是盛唐年间起，这种“水激扇车”技术代代流传革新，成了中国古代有钱人家专用的“纳凉神器”。就连《金瓶梅》里都在说“四面挠起风车来”。明清年间的公共澡堂里也配置这“神器”，配上各种香料，给客人送来“万花香气”。

更重要的意义，可不止是纳凉了。这种“水激风扇”从中唐起，还用于农用水车改进，成了威力更强大的“筒车”，宋代时这种新型“筒车”，每天就可以灌溉百亩土地。明清年间时，大型水车的功率更升级到“每天三百亩”。这种水车被普遍推广到中国各地，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明代时那些感慨中国“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外国人，也以生动笔墨，记下了好些水车劳作的景象。

这看似不起眼，其实影响深远的变革，何止证明了大唐的开放，更见证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学习精神，以及开放强国的真理。相信，比起那些唐代“开放”的风流事来，这，才是更值得铭记的历史财富。

3、孙权凭借什么三分天下？

什么是文？什么是武？

这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明教的光明左右使：杨逍、范遥，二人文采出众、武功超群，可称之为文武双全。

再比如电影《窃听风云三》中，吴孟达夸赞黄磊和古天乐是一文一武。影片中的黄磊有头脑，古天乐敢动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曹操和刘备，曹操有文采、刘备有功底，这不假。但也不能说他俩是一文一武。

他们做为乱世诸侯，他们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

会写诗打架就能成吗？

所以，像他们这种高度的人物，文武的释义也就不同了，不单单是文采和武功了。

文指的是笔杆子、武指的是枪杆子。

在这里，笔杆子不是用来写诗的，枪杆子也不是专指打架的。

笔杆子指的是政治，枪杆子指的是军事。

也就是所谓的文治武功，文能治国、武能平天下。治国需要政治才能，平天下需要军事才能。

在政治和军事两大领域中，曹操和刘备都是非常突出的。

孙权的能力又如何呢？

孙权在军事领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战略意识差、战术能力更差，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孙权做为集团首脑，手下有专门负责策划战略、战术的参谋团队；具体的方案实施又有众位将领。至于战斗层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低阶军官和士兵的事。

领导不用上前线，但是领导必须会管理。

这个管理就属于政治领域的一部分了。

孙权十五岁入仕从政，别看他比刘备、曹操小了一辈，但是在政坛上的操作丝毫不逊色于两位前辈。在平辈人中他更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曹丕在他面前就像条狗一样被溜着走。

都说孙权发动荆州之战、背刺关羽是战略眼光的短浅。

我们这里不讨论孙权的军事战略水平。

我们看孙权夺取荆州之后的操作，绝对是孙权一生的高光时刻。

孙权首先用风骚的政治操作忽悠曹丕（细节就不描述了），以自己的卑躬屈膝来稳住曹丕。等曹丕反应过来的时候，夷陵之战早就结束了，击败刘备的孙权又向刘备抛出橄榄枝稳住刘备，继而专心迎战曹魏。

孙权的政治操作加上陆逊、朱然等人的军事操作，成功以一敌二，拿下双杀。

所谓“文治武功”，孙权的“武功”虽然一般，但是“文治”方面的政治操作，他还是有点东西。

至于善于用人方面就不用说了，就跟演员背台词一样，都是基本操作。

4、十大诗人排行榜？

1、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2、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3、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

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5、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6、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7、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寇凖善诗能文，其七绝诗尤有韵味，有《寇忠愍诗集》三卷传世。皇祐四年（1053年），宋仁宗下诏为其立神道碑，并亲于碑首撰“旌忠”字，复爵莱国公，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愍”，故后人多称寇忠愍或寇莱公。

8、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9、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10、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煜继位，尊宋为正统，岁贡以保平安。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李煜去除唐号，改称“江南国主”。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七日，李煜死于汴京，追赠太师，追封吴王。

5、慈禧拿海军经费修园子了吗？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朝廷肯定挪用了北洋海军的军费修颐和园，但是不是慈禧挪用的？这就要提起一个政府部门——“海军衙门”，根据史料来看，修建颐和园工程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打着海军衙门的名义来筹集的。或直接截留海军军费，或以海军衙门的名义筹集款项。

下面我就从北洋海军军费来源入手来看看军费是怎么被挪用的。

清廷决定采用南北洋并举建设海防的方案后,碰到的首要问题便是经费。清朝后期,朝廷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杂赋、租息、粮折 ,耗羡、盐课、常税、漕折 ,漕项等方面,以及新增的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综计岁入近 8000 万两。

常例开支,包括陵寝、交进银两、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用、织造、公廉、杂支,新增项目有营勇饷需,关局经费,洋款还借,息款,以补支,预支、批解排比核列,年支7000 余万两。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朝廷耗资巨万,西北边陲用兵,也是用费浩瀚。所以当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后,感到最棘手的便是经费。他上奏说“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旁皇无措,展布何从?”又给总理衙门写信,表示北洋欲创设海军,非千万两预算不能集事。“从何开办,惟有静候卓裁”。

不久,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和厘金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所谓洋税,即海关税,向分六成和四成。60%用于户部所指定的各项常年开支,40%上缴户部,转入中央财政封存,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事实上,四成洋税这些年或提拨陕、黔、淮等军月饷,或留充机器局经费,有些并非紧要用款也在其中随便挪用。

所谓厘金,是从生产运销日用必需品中抽收 1% 税款,称作“抽厘”,本是镇压太平天国时的临时筹款手段,后来也成了一项正税。厘金又分盐斤、百货、洋药三项,其中仅货厘每年即进款一千数百万两,实为大宗财源。

恭亲王具体计划,除津海关、东海关应提四成洋税及江海关四成洋款内扣除二成,拨充机器局经费依然不变外,镇江、九江、江汉三关应提四成洋税仍解户部存储;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台湾沪尾、打狗两口应提四成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总计约二百数十万两,全部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

江苏、浙江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 40 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项下,每年各提银 30 万两,总计200 万两,亦拨南北洋海防大臣使用。两项合计,海防经费每年共达 400 余万两,实在是笔不小的款项,可见朝廷巩固海防的决心。

方案甫定,李鸿章即函沈葆桢,要求将拨款先解北洋。沈葆桢以北洋海防基础薄弱,应当尽力创办。他接任两江总督后,也向李鸿章表示:“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固不难于推广。”咨明各省关将款尽解北洋。然而不久李鸿章向沈葆桢抱怨:“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拨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

接着,总理衙门和户部又议奏,从光绪二年七月第二个财政年度起,将关税中本解南北洋之款,以一半批解海防大臣,一半委解户部,陆续归还部拨西征饷银 200 万两。这样,每年拨款减去 100 万两。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两个财政年度里,各省关应解海防军费为700 万两,而实际仪解200 万两,不到名义拨款的三分之一。

这一状况,除了说明各地财政拮据外,也反映出朝廷指令失范,不能化作各地的具体行动。这是晚清地方军阀势力兴起,外重内轻局面形成后的一个重要特点;文件的构想在实施中变形走样,更是历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

1877 年初,在讨论加强台湾海防建设时,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了修铁路办矿务的主张,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所需经费,恭亲王决定从南北洋海防经费内拨取。具体做法是,从光绪二年七月起,关税仍以一半批解部库,抵还西饷,剩下一半中的一半,解交李鸿章,另一半,批解丁日昌兑收。所收厘金亦一分为二,李、丁各得其半。从总数上讲,北洋和台防各得 150 万两经费。

1878 年 3 月 ,李鸿章上奏请将海防经费仍按南北洋分解。根据李鸿章的说法,南北洋分款的确切时间,系从光绪三年七月第二个财政年度开始。南北洋分解后,经费依然不敷。广东、江苏、福建厘金奉拨以来,就分文未解。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名目后,亦未解分毫。

浙江、江西、 湖北厘金及各海关洋税实解北洋者,每年平均不过 30余万两,比原定 200 万两之数不及十分之二。因此,1880 年 4 月 ,李鸿章请求自本年起停止提还西征饷银,仍照原议,分协南北洋经费;各省厘金与其拨多解少,不如实拨实解。江西、湖北各原拨 30万两,浙江原拨 40 万两,请按八成起解,不得再有短少。

江苏、广东、福建厘金现皆不报解,请改拨他省有着的款。总理衙门研究后表示,同意停止提还西饷和将厘金改按八成指标报解。至于改拨他省款项,则毋庸议,应请旨催促。以后再有拖欠,查照迟误京饷定例议处。此后各省厘金便按八成指标起解,而广东、福建厘金60万两正式停止拨付。南北洋海防经费总额,从此改为300万两。但人们仍然习惯统称 400 万两海防经费。

从1875 年至 1880 年 6 年间,北洋共计收入海防经费 4 826618 两,平均每年80 万两。1881 年、1882 年略有起色,共收 2 273263 两,平均每年114万两。1883年,1884年锐减,平均仅得65.6万两,李鸿章只得提用淮军协拨和长芦运库银 116 万两弥缝额缺。1885 年厘金、洋税共收 73.3 万两,李鸿章又动用直隶海防捐输112.8万两维持开支。每每陷人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的境地。

1875~1884年,是北洋海军发展的前十年。北洋海防经费共支出762 万两。与实际收入相比,平均每年支出仅占66%。其中1875 - 1878 年最低,仅用去47%。中法战争后,这一比例逐渐升高,超出92%以上。这种状况与李鸿章先是积累资金,投资于重点项目,以后主力军舰购到,海军支出日益繁多和固定化的实际状况是相符合的。李鸿章主持北洋海防 20 年,海防经费总支出约达2140余万两。

1883 年,朝廷在总理衙门中添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凡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弹药,创设机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皆隶于一统。这是一个管辖国内各项洋务事业的部门,也可以看做是即将问世的海军衙门的前身。

海军衙门的设立,是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大约以中国驻日本长崎理事余璓的建议最早。1881 年,他上书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军衙门,保边固图。接着,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也提出建立水师衙门的建议。

中法战争后的善后讨论中,对建立海部问题,议论更为集中。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并设专办此事之人。左宗棠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驻扎长江。穆图善认为海部宜设天津,置尚书部曹,直、江、闽、粤四督分兼海部尚书。吴大潋则说,应在北京添设海军衙门,特派亲王总理,节制沿海督抚。在封疆大吏中,选派一员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衔。

10月24日,醇亲王等奏称,海军“事属始创,头绪纷繁,若待另建衙署,恐需时日。查神机营署内尚有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可敷办公。名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所有咨札文件,拟即借用神机营印信,以昭简易”。同日获懿旨允准。至此,海军街门作为一个机构,算是成立了。

新设海军衙门在体制上的最大特点,是一个由醇亲王主持的中央机构,在人员配置规格上,甚至超过同时期的总理衙门。1892 年春,在庆王主持下 ,经广丰 ,祥茂、天德、兴隆四厂施工,海军衙门新址落成海署才迁人办公。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成为一个独立军种在中国军队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军衙门主管全国海防建设,进而负责审批各省进口海防器材,过问铁路建设等等,管辖范围涉及洋务活动的许多方面,筹划海军经费则是其直接分管的重要事务。

户部奏定,从 1886 年起,原解南北洋收支的海防经费拨归海军衙门收放。这对南北洋来说,无疑是极不情愿的。1875 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定从关税厘金项下年拨海防协饷 400 万两,虽然从来解不足额,但毕竟是笔地方上可以直接支配的巨大款项。

现在把财权收至海军衔门,李鸿章表面上不便公开反对,便以退为进,多方要挟,屡屡致函醇亲王,要其保证北洋海防的浩繁开支。海军衙门的经费来源,除了常年海防协拨外,还在开办时,特拨粤省余存洋款 42 万余两,闽省造船余存洋款 60 万两。

海军衙门从成立到撤销,共为全国海军筹拨了 2000 余万两经费。为了筹款,使出了浑身解数。海防经费虽已奏定由各省径解南北洋支用.海军衙门仍有责任为其催款。1887 年6 月醇亲王专折上奏,指责江苏、浙江、江西拖欠应解厘金,并指出福建、广东两省应拨海防经费,已经奏归本省使用,沪尾、打狗二口税款亦归台防,则户部不能再以虚数并人海防协饷,应别筹的款相抵,获懿旨允准。

户部从各省海关新收洋药加厘项下,指拨 65 万两以补缺口。海军衙门又将南北洋海防经费银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每百两扣除6 两平余,用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 8 舰薪粮公费。据统计,1887年至1894年8年间,平余划抵共20 余万两。此外还有人奏议过川淮盐斤加价、开办印花税等办法。

除了增设各种捐税杂款外,鬻官亦是当时“开源”的重要途径。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以海防紧迫,饷源枯窘,设筹无方为名,奏请于北洋开设“军器捐输”。经户部商议后,决定请旨予限一年。所谓捐输,亦称捐纳,是由朝廷以授予官衔来取得捐款的一种办法。

清朝在开国之初和乾隆年间都曾采用过。鸦片战争后,财政支出激增,战争,灾荒不断,于是广开捐输。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购买,造成吏治腐败,流品混杂,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1879 年朝廷下令停捐,然未歇数年,因直、鲁等省发生水灾,为办赈济而于 1883 年重开捐输,其时已是明知有害而饮鸩止渴了。

新开的海防捐例规定,捐银 1000 两准给蓝翎,捐银 2000 两可得四品以下官衔,捐银 3000 两可得一品以上官衔,均准给花翎。 兴办之初,报捐者甚为踊跃。至 1886 年初,直隶一省即收入白银 150 万余两。开捐 3 年,直隶共收银达 212 万余两之巨,除拨给旅顺建造船坞用款 63 万余两外,均归北洋海防开销。

广东省3 年共收捐银 1132000 余两,统归本省使用。这一做法,被海军衙门接承过去,于是年年奏请展限,进一步鼓励捐纳。1886年至1888年,海军衙门收到各省解来海防捐款银1578058 两。1889 年,因黄河年前在郑州决口,朝廷为复修大堤,暂停海防捐而开郑工捐。次年复开海防新捐,在捐例上再作新的优惠。然而报捐者日少,处于畿辅之地的直隶省,5 年中仅收库平银1179670余两;湖南省1890年至1893年间,共得63175两;江西省1890年至1893年底年间共得115615 两；地处西南的四川省,1890年后两年仅收银31000多两。捐输收入已成强弩之末了。

仔细研究近代海防经费,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而,海军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以海军建设主体部分北洋舰队为例,建设这支舰队的全部开支,包括二十年的海防协饷,购买西方军舰费用,以及军舰官兵薪粮、燃料、油修费等等,共用去白银3500万两,仅占同期国库开支的2%左右。远远低于全国陆军部队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笔款项在洋务运动各项新兴事业的投资中,耗费又是最为巨大的。北洋海防协饷开支总额,相当于同期江南制造局以及福州船政局从创办到中法战争爆发 17 年总支出之和。

人们还有一个疑问:屡屡申言缺乏经费的海军衙门,其筹集到的款项是否都用到海军事业上去了呢?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京西三山五园的绮丽风光是难以忘怀的。

青年时代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情景更是记忆犹新。以至她人过中年之后,对于修复园子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历代帝王都修苑囿,或是在宫禁之旁起盖别院,或是在城郊和外地兴建离宫。这种风气,清代尤烈。西山一带,连绵二十里,逶迤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建起来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香山的静宜园等一大片皇家园林。紫禁城皇宫中附会《礼记》《周礼·考工记》建造的宫殿群落,体现了封建时代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

刻板的布局,高度规格化的建筑风格,大面积相同的色块和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紧密相套的四合院,常常使人产生沉闷压抑的心理负担。所以康熙已降各位皇帝都常年居住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既处理政务,又游燕逸乐。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举火焚烧了经营百年的西郊林苑,使得惯于奢侈享受的清朝皇室在北京老乡竟无处避暑消夏。环绕着复修苑囿,晚清政局出现了各种大小事件,面修园经费,又和海军经费扯在一起。

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谋复修圆明园,而与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及朝野大臣发生激烈冲突。为了缓和折衷,有人建议改修 三海。

未过多久,同治帝暴病向崩,4岁的光绪帝载湉继位。两宫太后冉度宣布垂帘听政,三海工程对她们不再有直接意义,于是便告停工。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一片秀丽的山水包蕴在高大的土红色宫墙之内,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三海面积2500 余亩,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湖光潋滟,回映着四岸的亭台楼阁,景色绝佳。到了1885 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自己归政后若要重修圆明园,不但国家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又会遭到反对,于是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子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

根据档案记载,事实上工程在此之前已经动工。

三海工程包括三海所有的殿宇、房屋、道路、河池、假山、堤泊、点景花园,电灯、铁路、冰床、朱车等等,重点在南海的瀛台,中海的丰泽园 ,仪銮殿、西苑门一带。全部工程有一百多处,几百个项目,整个大修工程经费总额约在白银 600 万两左右。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 513 万两。

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 ,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解银、海军衙门、神机营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的借拨银为2294329 两,占总经费收入的 44.7% 。以后海军衙门还代奉宸苑借拨欠发厂商实银 66 万余两。从 1891 年至 1895 年,三海在正常岁修和为慈禧太后庆寿工程中,又从海军衙门挪借 141.5 万两。总计 1881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 437 万两。

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海军衙门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因此在用款时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在营建三海及以后营建颐和园的过程中,醇亲王控制的海军衙门确实起了调剂资金的作用。醇亲王深知其中的奥秘。

在后世看来,皇太后、皇帝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恣意调拨全国财富,其实不然。封建国家机器本身具有制约机制。它通过祖制祖训、部院规章、御史谏官和朝野清议来平衡天子的言行。从这个角度看,皇太后、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制度都是人创的。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巧立名目,以避开制度对其的束缚。诸如以海军衙门为中继站,调节缓冲内务府施工急需的银帑,就是例证之一。海军衙门所垫的款项虽然后来如数归还,慈禧太后孜孜以求的三海工程也如期竣工了。拆东墙补西墙,受损的依然是海军。

李鸿章显然精通此道。处于封疆大吏的立场,他既希望巴结皇太后以巩固慈眷；又不愿因建造园囿,使得海防经费挪用过多而影响北洋实力;更知道哪些挪垫是不合规矩、摆不上桌面的,因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有时积极表示赞同,有时找理由婉辞,有时还用海防名义向外商借款以保工需,在夹缝中居然左右逢源。到了修建颐和园时,挪垫进一步发展成为挪用。

2、颐和园工程与海军军费

虽然三海工程正以慈禧归政后颐养之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进行施工,皇太后依然未能忘情西郊的旖旎景色。复修清漪园之事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清漪园是乾隆皇帝1750年为庆贺母后六十寿辰而兴修的林苑,位于圆明园西侧,万寿山、昆明湖都是园中的景致。慈禧太后深知圆明园局面过于散漫,复修工时浩瀚,且是一马平川,有水面无山色,反不如清漪园倚山傍湖的翠微灵气,还能抬出乾隆帝为母后修园祝寿的先例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是以选定清漪园作为自已晚年的另一处怡乐之所。

工程是悄悄开始的。醇亲王找了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在湖内修建水操学堂做理由。昆明湖水操是乾隆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训练水军故事,于 1751 年开始在昆明湖定期进行操练。当时还专门建造了16 艘大型战船,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这种训练当然只是象征,军事意义并不很大,到了19 世纪更与海防无关。

醇亲王以祖制为借口,却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在奏折中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御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的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接着,被英法联军毁坏了 26年的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长廊、排云殿、后山佛殿、南湖岛诸殿、十七孔桥等建筑便开始动工修造了。李鸿章自然知晓这一计划。

1887 年 8 月 15 日,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表示:“禁苑工款及万寿山各座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荩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纸包不住火，随着时间推移,清漪园动工复修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弄得朝野沸沸扬扬。1888年3月13日,皇帝发布上谕,向天下诏示此事。上谕宣称,三海修缮将次告竣,现将清漪园改名顺和园,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园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侍奉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治。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

从此颐和园工程便公开进行了。到了 1889 年 1 月 16 日,紫禁城中贞度门发生火灾,火势延及太和门。这在当时看来是不祥之兆,表明人怨激起天怒,天意示警。再加上不少臣工对工程的批评,慈禧太后不得不发布懿旨,表示“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这样,园工缩小了规模。

1891年6月4日,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以后常驻园中。而园工中尚未完成的项目,则加紧施工,直到1895 年上半年方告结束。

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根据承办工程的算房对 1888 年至 1895 年修建的佛香阁、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56 项工程估价,约为318 万两。1886 年以修建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7.8万两。而 1886 年至 1887 年修建的仁寿殿、玉澜堂、排云殿、长廊等建筑缺乏明确的造价资料。鉴于整个三海工程用银为 600 余万两,这批建筑估计不会超出此数,因而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 1000 万两白银上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传说顾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清末维新党人梁启超首创将园工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以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

挪用的确切数额则说法不一,多则谓8000 万两,少则仅 300 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 2000 ~3000 万两。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宫档案,海军衙门在 1888 年把45.3 万两银挪至园工。次年,奕劻又决定每年从海军经费中腾挪 30 万两交颐和园工程处。至 1894 年共挪用 180 万两。

以后又从出使经费中挪垫了工程银 100 万两,申明从海军巨款 260 万两生息项下按年拨还。 从这些数字统计 ,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腾挪共达 325.75 万两。1889 年1月6日,海军衙门还在奏折中提到“平余、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

根据海军衙门的规定,北洋海防经费的平余,划抵下一年度“定远”等八舰的粮饷油修经费,而海军衙门发放的八舰经费及东三省练兵饷,则由海军衙门拨付时扣除。有人统计,从 1887 年到 1894 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 86 万两。按照平余专备“工作”之需的说法,这笔款子也被挪用于园工。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 250 ~350 万两之间。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 750 万两。在三海和颐和园大兴土木的时候,朝廷财政正十分窘迫。

1888 年为例,这年户部在正常的年度开支之外,又筹拨皇帝大婚典礼费 500 万两 ,郑州河工 600 万两 ,山东河工 289 万两,制钱工本 90 余万两,铜本 50万两等等。大工未尽,大礼方兴。将历年铢积寸累之余罄于数月,只能大量腾挪海军衙门的经费了。庆郡王私下坦承以昆明湖替代海防建设是其无可奈何的苦衷。他在政务上比醇亲王更无建树,但在谄媚慈禧和接受贿赂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谄媚和腐化的升级标志着一个王朝没落的加剧。到这种时候,祖制、规则、谏议就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还需说明,醇亲王、庆郡王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甚至在工地上张贴的告示也落款海军衙门,给人以海军衙门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修园经费也非海军衙门独任。但颐和园工程毕竟妨碍了清季海军的发展,从而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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