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交友,索尼遏必隆甚至是孝庄为何袖手旁观?
西充交友，索尼遏必隆甚至是孝庄为何袖手旁观？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十七，也就是康熙皇帝正式亲政后的第十天，康熙朝初年四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鳌拜，罗列了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的“二十四大罪状”，并且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逼迫康熙皇帝下旨将苏克萨哈全家处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鳌拜擅杀苏克萨哈事件”。
就在鳌拜杀掉苏克萨哈之前的不久之前，索尼已经去世，而即便是他还在朝堂，已然不会为苏克萨哈求情，同样不会求情的还有遏必隆，因为索尼、遏必隆、鳌拜本就与苏克萨哈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这份矛盾也是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两黄旗与两白旗矛盾的集中体现。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经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的推选，皇太极登上了汗位，正式成为了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
而登基后的皇太极，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实施“黄白对调”。
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势力分布的情况是：正黄旗（45牛录）、镶黄旗（20牛录），由努尔哈赤亲自统领；正红旗（25牛录）、镶红旗（26牛录），由代善及其长子岳托统领；镶蓝旗（33牛录），由阿敏统领；正蓝旗（21牛录），由莽古尔泰统领；正白旗（25牛录），由皇太极统领；镶白旗（15牛录），由褚英长子、努尔哈赤之孙杜度统领。
而努尔哈赤在其晚年的时候，又对其统领的两黄旗做了新的调整和划分，他让大妃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儿子即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每人统领15个牛录，剩余的20个牛录自己统帅做了亲军。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多铎是正黄旗旗主，并且自己死后将20个牛录的亲军全部交给多铎统领。
在这之后，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登上汗位，并且夺下了镶白旗，让自己的长子豪格统领。
此时，皇太极手中掌握的是正白旗和镶白旗，多尔衮三兄弟这面则是多铎掌管正黄旗，阿济格与多尔衮共领镶黄旗。
然而，八旗如此分布对于皇太极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
一来，按照努尔哈赤时期制定的八旗拱卫与驻扎次序，两白旗分别排在了左右翼之末，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指出八旗的排名顺序，但是这样的座次位置却也暗指了两白旗末尾的地位，这必然是皇太极所不想看到的。
二来，满洲人以黄色为尊，身居汗位却不能坐享“黄色”，无疑是对皇太极身份与地位的一种怀疑与贬斥。
于是，皇太极下令，在保持两黄旗与两白旗统领牛录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改换旗帜与服装颜色，皇太极也由此开始统领正黄旗与镶黄旗，并且将其确立为左右翼之首的位置；而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统领的两旗则正式从两黄旗换成为了两白旗，位列右翼之中。
也正是这次“黄白互换”事件，使得在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在此之后，皇太极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于两白旗也进行积极的打压。
他先是找借口罢免了阿济格的镶白旗旗主之位，改由多尔衮担任。又因为多铎统领的正白旗是所有八旗之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旗，于是他又不断限制正白旗的发展，之后还将两白旗进行了重组，该让多尔衮统领正白旗，多铎统领镶白旗。与此同时，皇太极也是找寻一切机会，进一步的打压多尔衮兄弟，特别是将阿济格和多铎的亲王爵位降为了郡王。而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吞并正蓝旗，并且正式确立了镶黄旗、正黄旗和正蓝旗的“上三旗”位置，由此也从地位上对于包括两白旗在内的其他“下五旗”进行压制。
然而伴随着清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去世，顺治皇帝登基，多尔衮出任摄政王并成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两黄旗与两白旗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时期，多尔衮大肆重用两白旗的官员和将领，朝中关键性的重要职位基本都为两白旗所垄断。这其中就包括了苏克萨哈，当时他是多尔衮的绝对亲信，深受多尔衮的信任与器重。
与此同时，由于多尔衮在与豪格争夺皇位期间，两黄旗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给多尔衮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与阻力，所以掌权后的多尔衮随即开始对于两黄旗进行极力打压。
一来，他对两黄旗内部进行了分化和瓦解。
他以威逼利诱的手段使得包括何洛会、谭泰、冷僧机等人选择了投靠自己。
二来，对于誓不屈服于自己的索尼、鳌拜、图尔格、图赖等人，多尔衮予以了残酷的迫害。
索尼被直接降职发配到了盛京看守皇陵，而鳌拜更是先后三次被多尔衮惩治，不仅爵位尽废，职务一撸到底，甚至还险些丢掉了性命。
三来，多尔衮极力抬高两白旗的地位，加强对于皇权的控制。
他不仅将原本属于“上三旗”的正蓝旗降入了“下五旗”，将自己统领的正白旗置于“上三旗”之列，将按照八旗传统分配给两黄旗的京畿老乡的土地，全部分给了两白旗，反而将两黄旗的部众全部安排在了“左右翼之末”的位置，不仅远离京城，排序地位上更是受到了打压。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顺治皇帝夺下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改由皇帝本人直接统领，并依然将其置于“上三旗”之列。
然而，尽管看似此时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者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此前四十多年的矛盾累积，加上多尔衮专政时期“黄白冲突”的持续升级，使得在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这份根深蒂固的矛盾已然是无法调和，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康熙朝初年的政治格局。
苏克萨哈被排挤和打压，实际上也是历史的必然。顺治十八年（1661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安排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其中索尼为首辅大臣。
然而对于这样的安排，鳌拜是极为不满的。
在鳌拜看来，他此前立下战功无数，并且是被皇太极所认可的“满洲第一巴图鲁”，论军功就连首辅索尼都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即便是论资排辈，他也应该排在索尼之后，位列四位辅政大臣的第二位。然而顺治皇帝却将其排在了最后一位，这必然让鳌拜产生了极度的心里不平衡。
再退一步讲，遏必隆作为努尔哈赤时期“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的儿子，再加上其生母为努尔哈赤的女儿穆库什公主，如此高贵的出身使其排在鳌拜之前，对于此鳌拜可以接受。
但是对于将自己至于苏克萨哈之后，鳌拜必然是彻底无法接受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鳌拜，朝中绝大多数的官员对于苏克萨哈都是采取了非常排斥的态度，而这与苏克萨哈此前的经历密不可分。
前文中也说到了，苏克萨哈是多尔衮重要心腹大臣，得到了多尔衮的培养和重用，身居高位，然而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苏克萨哈主动投靠了郑亲王济尔哈朗，并且是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多尔衮有“不臣之心”。
“苏克萨哈隶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王薨，苏克萨哈与王府护卫詹岱等讦王谋移驻永平诸逆状，及殡敛服色违制，王坐是追黜。”与此同时，大量多尔衮的旧部与亲信，因为苏克萨哈的检举与揭发而被惩治，可以说顺治皇帝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彻底清算并铲除“多尔衮集团”的势力，苏克萨哈功不可没。也正是因为如此的“功绩”，苏克萨哈为顺治皇帝所信任并器重，其不仅在顺治朝时期继续担任朝中要职，更是在顺治皇帝去世后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委以了“托孤”重任。
然而，尽管包括索尼、鳌拜、遏必隆等人，皆从“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获益，重新崛起于朝堂之上，但是他们以及朝中绝大多数存有“正义感”的官员对于苏克萨哈这种“卖主求荣”的行为，是极为鄙视的，特别是索尼，是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看不起苏克萨哈。
当然，鳌拜也是抱有同样的心态，尽管后来在皇室的干预与主持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下了姻亲关系，但是丝毫不能改变两人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矛盾。这其中有鳌拜与苏克萨哈本人的矛盾，也有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的矛盾。
而这一时期鳌拜在与苏克萨哈争端的背后，实际上还有两个重要的“支持者”，这便是索尼与遏必隆。
出身于正黄旗的索尼与出身于镶黄旗的鳌拜，因为两黄旗历来密不可分的传统，本质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年老多病、常年告假的索尼自然会选择鳌拜所谓其在朝堂上的利益“代言人”，进而在此后鳌拜所制定的一系列举措之中，选择支持鳌拜。遏必隆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他与鳌拜都是出身于镶黄旗，再加上其本人有勇无谋，一直以来都是依附于鳌拜，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鳌拜的“同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堂上的政治格局从“四大臣辅政”逐渐发展成为了“鳌拜专政”，而在对待苏克萨哈的问题上，三人更是结为了政治利益的“共同体”。
鳌拜专权日盛，苏克萨哈之死已经是不可避免。康熙五年（1666年）的“圈换旗地之争”，鳌拜与苏克萨哈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正面对抗。
关于“圈换旗地之争”的背景，前文中已经做了介绍，实际上这也是“多尔衮专政”的产物。而此时的鳌拜则希望借由“换地”对两白旗进行报复性的打压，进而提升两黄旗的地位。也因为有着如此的目的，索尼和遏必隆均表示了支持。
尽管苏克萨哈知道自己所在的正白旗的利益将要受损，但是已然被排挤孤立的他也只能用默认的方式吃下这个“哑巴亏”。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鳌拜的这一决定不仅是两黄旗的人不领情，两白旗的人反对声激烈，甚至连京畿周边的汉人也因为土地被进一步圈占而怨声载道。
于是，当时负责执行此事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以及直隶巡抚王登联上疏反对此事继续推行。
“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鳌拜“换地”的决心，他非但没有停止执行“换地”政策，反而借机杀掉了出身于正白旗的苏纳海，就连汉军旗人朱昌祚及王登联也被鳌拜处死。
可以说在这场“换地之争”后，苏克萨哈在朝堂上是更加的颜面扫地，死死的被鳌拜所压制。
时间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索尼上疏请求康熙亲政后不久去世，可以说这让鳌拜彻底失去了朝堂上的“枷锁”，已经没有人能够限制和牵制鳌拜。
这一年的七月初七，康熙皇帝正式宣布亲政，于是苏克萨哈上疏请辞，希望为顺治皇帝守陵。
然而鳌拜却借机反扑，给苏克萨哈网罗了“二十四条大罪”，请求康熙皇帝要将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凌迟处死外，还要将其全家上下尽数屠灭。对于这样的要求，康熙皇帝当众拒绝，然而行伍出身的鳌拜这个时候是大闹朝堂，撸胳膊挽袖子摆出了一副以死相拼的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可以说是被鳌拜“胁迫”着依着鳌拜的意思，将苏克萨哈及其家人或处死、或流放，不过要求不能凌迟处死苏克萨哈，只能对其予以绞刑。
就这样，伴随着苏克萨哈之死，鳌拜的擅权专政也达到了最高峰，而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康熙皇帝除掉鳌拜的决心。
终于在康熙八年（1669年），借由赫舍里氏家族的鼎力支持，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将权力收归手中，同时也为苏克萨哈进行了平反，让其尚存活于世的幼子苏常寿袭承了其爵位和职务，也算是对苏克萨哈进行了补偿。
湖广填四川是什么意思？
湖广填四川，是自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一年间，全国范围的一次迁往四川的大移民。这直接造成四川的人口，在短短九十年间，人口翻了二十倍左右。并随着各地百姓流进四川，形成了一次文化、习俗、经济等大的融合,共同进化成为清代以至现代的四川人。
为何会出现“湖广填四川”？。四川在经历过明朝的一次大迁移之后，又经过两百余年的休养生息，为什么会在明末清初之际，再次出现了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的现象。全一省之力，才仅仅生活着50万人的百姓，才仅仅相当于明初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相当于明朝万历年前人口的六分之一。四川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人口如此骤减？
1、瘟疫-鼠灾
1633年，在山西兴县境内，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兴县内百姓为了逃避瘟疫，被迫四散逃生。随之鼠疫开始蔓延。随之，延安府沦陷，顺德府沦陷，大名府沦陷，北京沦陷，“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最后席卷全国，无论是山东、山西、河北亦或者江南诸地，均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四川也不例外。
2、虎灾泛滥
明清之际，福建、江西、广东因境内多山，虎患较为严重，而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因常年战乱，导致人口凋零，大面积的天地“退耕还林”。这留给了老虎绝佳的生存环境，虎患更为肆虐。“成都空，残民无主.....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这便是当时四川虎灾的一个写照。在四川，成都如此，山城重庆亦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虎灾较之成都更为严重。
顺治七年，顺天府在核查人口时，已是“业已百无二、三矣！”虎灾已经几近陷入失控的状态。就连想要移民入四川，也是困难重重。顺庆府南充县本移民506名，然半路上就被老虎吞噬了近一半人。鉴于这种情况，当地官员将这个状况报备给了朝廷。
《蜀乱》的作者欧阳直，在听闻“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浮水登船”时，认为是当地的官员夸大，并不是真的。直到他来来了内江之时，亲眼见到“月下四虎狂奔，沙际大虎成群”才真正相信了，四川官员所报备的所言非虚，并急忙将记录了下来。
这场席卷四川的虎患，从顺治初年，一直到了康熙二十二年，前后经历三十余年，而关于虎患的记载，亦未断绝。城区内部还不时出现老虎的踪迹。
据清人刘石溪《蜀龟鉴》载：“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而后定.......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短短三十年内，丧身虎口的百姓又高达十之二三，损失不可为不惨烈，这对四川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除了虎灾，造成四川生灵涂炭的，还有战乱。
3、战乱
按《明史》记载，罪魁祸首就是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是在他统治四川期间，发动了四川大屠杀，导致了四川的人口骤减。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
这是《明史》对于张献忠屠杀四川的描述。其中“共杀男女六万 万有奇”的说法，虽不敢苟同其真实性。但也不可否认张献忠屠杀四川的行为。其中“八大王剿 四 川” 所指的正是张献忠屠 杀四川人，这是事实。而除了张献忠的屠杀之外，还有清军对四川的平定过程，对四川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从顺治三年开始，清军在四川就展开了军事行动，动辄就是斩首“数万级”，而被斩杀的多为参与起义的四川百姓。比如顺治三年十一月，肃亲王豪格进攻张献忠的战争中，“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一战下来，数万的四川军民丧生。再比如，顺治九年，“擒斩复 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这又是四万起义军丧失生命。
四川在经历了灾荒和兵乱之后，还能承受着一次次的损失吗？显然是不能的。据记载，顺治十一年，（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数杀之。成都人殆尽”。虽然这存在一定夸张的成分，但多次战争之后的成都，真的已经精疲力尽。
以至于，刘达在顺治十五年时，回到阆中故里，看到四川的景象后，给给李国英信中如此说：“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而这也才是仅仅一个开始，战争还在继续。康熙三年，平定夔东十三家义军，最后又是“数万巨寇，……无一漏网”。冰冷冷的数字背后，又是数万的生命。但这还没有终结，数年之后，以吴三桂为首“三藩叛乱”，四川再次陷入战火。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造反。四川总兵谭宏，随之而起，一时间四川境内，“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四川百姓，在安定了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又再次被卷入战火，而且又被乱兵所扰，整个四川都是“民不堪命”。
七年之后，康熙十九年，吴三桂逐渐败退，清军开始进入四川，康熙二十年，谭宏被击杀于云阳。对于四川百姓而言，这看似见到了和平的曙光。然，对于四川百姓而言，等来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另一番炼狱。
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虽然满清政府取得了胜利，但军粮花销亦是无数，在清军进入四川之后，粮草供给已经无力支撑，而四川战场又不容有失。所以，康熙帝颁布了“就地取粮”的政策：“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这对于饱经战火的四川百姓来说，又是一次洗劫。
从顺治三年开始，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三藩彻底平定，四川百姓惨遭数十年战火侵袭，民无所依，百业凋零。致使“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时至康熙二十四年，统计四川人口时，整个四川仅剩“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经历数十年战火、虎灾以及鼠疫之下的四川，情况真的糟糕到了极点。面度满目苍夷的四川，在发出康熙发出“独痛西蜀一隅”的感慨后，“湖广填四川”也就拉开了序幕。
二、湖广填四川的实施及效果
康熙三十三年，颁布《招民填川诏》：“湖广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自此，湖广、山东、福建、江西等省份，开始大规模流入四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等三代帝王的努力，四川的情况终于得到改善。至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由康熙二十四年的50万增加到了1300余万人，四川人口开始进入饱和，政府开始限制移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宣布终结。
结束语历经百年磨难岁月之后，往日的“天府之国”，至清朝中叶，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辉。经过清代湖广填四川运动 ，四川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约六成都为外来移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与四川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个以明代本土文化为基础和主体，又包含了各地移民文化的综合体。共同进化成 为文化意义的清代以至现代 四川人。
ENT
诸葛亮还曾拜哪两位奇人为师？
关于诸葛亮的师父，众说纷谈，并没有确切记载，猜测比较多的有四个人，都是当世名家
水镜先生，司马徽
庞统叔叔，庞德公
廖化的爷爷，廖九公
岳父，黄承彦
（一说是五人，包括其妻子黄月英，但鉴于诸葛亮结婚之时已经有了“卧龙”称号，属于互相学习，不能称为老师，小编就不把她划入此列了）
接下来，让小编分别分析一下其真实性
第一，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东汉末年名士，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
公元198年，荆州牧刘表（湖北）设立学校、学官，寻求天下名士，司马徽来到荆州（之前一直住在颍川阳翟即河南禹州）
（司马徽）
187年，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去世（诸葛亮母亲在其3岁时去世），其在刘表处任属吏的叔父诸葛玄，去徐州（江苏）找到诸葛亮兄弟，并带在身边抚养，之后辗转反侧，195年回到襄阳（湖北），197年，诸葛玄去世，诸葛亮隐居隆中（湖北襄阳市襄樊市）
从时间上来看，司马徽与诸葛亮在时间（198年之前）、地点并没有交集
（诸葛玄）
庞统在司马徽未到荆州之前，听说司马徽有才能，跑了两千多里，拜访司马徽，两人相谈甚欢，司马徽称庞统是南州名士之首，使庞统的名声逐渐增大
198年时，诸葛亮已经18岁，如果按现在算，这个年龄才刚刚高中毕业，但古代，这个年龄已经是“出名趁早”都有点迟了，虽然庞统比诸葛亮大两岁（179年出生），但其拜访司马徽时应该还不到18岁
两人应该是在198年，诸葛亮已经隐居一年之后，才有的交集，属于文人之间的相互切磋，当然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师生关系应该是没有的
第二，庞统叔叔，庞德公庞德公是襄阳一带的名土，其比司马徽大十岁
诸葛亮的"卧龙"，庞统的"凤雏"，司马徽的"水镜"，都是庞德公首先叫出来的别称，可见庞德公对其三人的了解，且善于“识人”
（庞德公）
庞统、司马徽自不用说，毕竟一个是亲侄子，一个算是同辈好友，但诸葛亮庞德公是怎么了解的？
从时间上来看，诸葛亮很可能在195年到达襄阳之后拜访过庞德公，并在庞德公处学习，应该是通过两年的相处，庞德公认定了诸葛亮的才能
诸葛亮的实际学习时间肯定不止两年，但与庞德公的师生关系应该可以确定
第三，廖化的爷爷，廖九公（廖九公）
历史上并没有关于廖九公的记载，但廖化是湖北襄阳人
廖化虽然能力不太行，但其“诈死回蜀汉”，可见忠心，这应该是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如果真有廖九公这个人，孔明应该会去拜访学习
第四，岳父，黄承彦黄承彦也是襄阳名士
但其应该与诸葛亮没有师生关系，这一点从诸葛亮娶黄月英就能看出来
《三国志》：黄承彦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配。”孔明许，即载送之。（黄承彦）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娶黄月英之前，根本就没见过，如果，诸葛亮有在黄承彦门下学习，就算交往不是很亲密，也应该知道黄承彦有个女儿，可孔明偏偏不知道黄月英这个人，可见去黄承彦家不多，应该是拜访过，可能是两人观点大不相同，所以关系一般，师生关系更是没有（古代尊师重道很严重，即使是不喜欢，也会经常拜访）
总结一下：关于诸葛亮的四位师父中，庞德公应该可以确定，廖九公如果确有其人也可以确定，水镜先生属于亦师亦友，黄承彦应该止步于相互切磋，至于孔明一身学问的根本出处，还有待确定，如果有朋友知道，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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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哪些女生的公主病？
1、总喜欢给你拟定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抠鼻]
比方：每天都要对她说一遍“我爱你”，每天都要有早安吻、晚安吻，如果哪天你忘记说或者忘记吻她，她就说你不爱她[泪奔]
2、从来不表达自己内心的实在主意，总喜爱让你猜。😥
你猜错了，就是不爱她；就算你猜对了，那也是应该的！这是什么操作？[泪奔]
3、喜爱捕风捉影🙄
她闲着没事总喜爱胡乱猜想，没事就翻翻你的手机，看看有没有反常联系人，并且还说这是爱你的体现，如果你回绝她的检查，就是不爱她了。🤔
4、不可思议就翻脸，总拿分手做盾牌🙁
许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就突然生气不睬你了，最好的做法是：赶忙去哄。哄的晚了，你就成上一任了！😬
5、她有任何需求，你都必须立刻呼应😯
她说逛街，你就必须立刻替她拎包；她说出去玩，你就必须立刻拟定旅游路线。稍微迷瞪一会，她就生气了！🤕
6、男生若哪里做的不好，她肯定会各种责备👷
你因为公司加班，造成和她的约会迟到了五分钟，她就说你不爱她，不注重她，她还没有你的工作重要！不管你怎样解说，她都不想听。😨
其实，爱情后许多女生多多少少都有点“公主病”，其实她们不是真的无理取闹，只是想让你多关心她，多陪伴她，让她感受到你是爱她的，她就会很乖了！
为什么云贵川的人都不喜欢说普通话？
谢邀。针对“为什么云贵川的人都不喜欢说普通话？”这个问题，其实还应该展开：“为什么说西南官话的地区的人都不喜欢说普通话？”因为不仅是云贵川，还包括重庆、桂林等西南官话地区的人，方言传承都还相对比较理想（见上图）。
为啥我特别强调相对比较理想，下面我不仅会讨论“为什么说西南官话的地区的人都不喜欢说普通话？”这个问题，还会在后面会详谈方言在西南官话地区的传承现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吧那么理想。
为什么说西南官话的地区的人不爱讲普通话？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西南官话如果语速慢一点，几乎等同于普通话。下面就以川渝人为例来阐述。
笔者是川西坝子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记得初中语文老师讲的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大致区别：一声和二声，四川话和普通话几乎是相同的；三声和四声，四川话和普通话反过来就可以了。
举例来说明：普通话的妈 ～麻～马～骂，1至4声，四川话的读音ma（一声），ma（二声），ma（四声），ma（三声），是不是很简单明了？
知道了这个结果，那么四川人去外地，哪怕他说的是方言四川话，只要注意速度说慢一点，外地人应该80%都听得懂，既然别人能够听懂，人都是有惰性的，那么很多四川人也就不愿意去学习新的语言了。
因此来做进一步阐述：
①因为很多川渝人自认为外地人都听得懂川渝方言，川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很多字的发音与普通话很接近。
②由于川渝地理位置的原因，导致普通话整体普及率不高，甚至很多中老年人根本就不会普通话。③本土文化强势，导致很多川渝人对本土文化有一种自豪感。这三点是我认为川渝人不爱说普通话的原因。目前川渝方言传承的真相其实，很有必要告诉大家现在川渝方言传承的真相。
很多人觉得西南官话强势，甚至不少川渝本地人觉得西南官话永远不会被普通话代替。其实我对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很多外地人觉得四川话好懂，甚至很多人觉得四川话是既东北话之后最接近普通话的官话，但事实是：以成都话为例的四川话与北京官话亲缘度仅有47.8%，与同属西南官话的昆明话亲缘度也仅有58.3%。（下图）文章开头那张图，显示西南官话区域内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的比例最大，然后有一些自媒体就得出了结论说，“川渝地区年轻人完全继承了四川方言”，“”川渝方言不需要保护”，“川渝方言是全国最安全的方言”，“川渝方言以后会想粤语一样走向世界”等等很多天方夜谭的想法。其实我对这些说法是严重反对的，四川方言虽然说的人还挺多，但事实是现在像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方言已经在沦陷了，可惜很多川渝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我用以下几个例子来说明：①西南官话大量发音普化。以成都话为例，很多95后年轻人来说。我，成都话读ngo，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wo；国，成都话读gue，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guo；咸，成都话读han，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xian；鲜，成都话读xuan，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xian；浣花溪，成都话读kuan hua qi，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huan hua xi；晨，成都话读sen，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chen；常，成都话读sang，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chang；验，研，成都话读ȵian，然而成都年轻人基本上读成yan；以上就是四川方言中特别的声母韵母音逐渐消失，ng〔η〕、gn〔ȵ〕这两个方言声母，ê（四川话中有声母的字，不管单韵母e还是复韵母ie、ue中的“e”，读音都是“ê”。见下图）、ue、io等一些四川话有而普通话没有的韵母，都会让四川方言逐步失去它本来的味道。比如说，爱ngai，欧ngou，咬ngao，樱ngen，你ȵi，牛ȵiu，雀qio，德dê阳……然而很多成都年轻人都完全读成了普通话的拼读，通常只是保留了方言口音。②大量方言言子消失。哪怕很多很简单且通俗易懂的词汇，很多新生代都完全没听说过。比如说，老汉儿，成都话意思是爸爸，然而很多小孩子居然不晓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撇脱，成都话意思是方便，容易的意思，然而很多新生代已经没听说过这个词了；就连“耍”“雄起”这样的言子，身边很多小朋友已经不会说了。95后这一代其实很多方言词汇都不晓得了，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过，00后估计这方面更糟糕。③川渝地区很多小地方的方言在消失。很多人肯定不晓得四川西充的方言是有入声的（灌赤片岷江小片），有些地方还有喉塞音，有些地方还有五个音调，以乐山话为例，很多字的发音与成都话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一, yeq；三sa；六，loq；七，qie；八，be；难，la……尤其是乐山西部的苏稽言更是难懂，是整个四川盆地最古老的方言，继承了很多蜀语特征。下面有些字带有入声q和h，但是那些有入声q，那些有入声h，我的方言属于成渝片区，确实搞不懂，写出部分没有q和h的音节，，关go；远yo；两lie；我ngou：你niu；他dae；装zua；班ba；坚jia；买ma；开ke；山sa；鳝se；站ze；半bo；盘po；饭fo；课ku；锅gu；包bu，去jie……然而这些方言，现在当地年轻人已经几乎不会了，基本上都是部分60岁以上的老人在说了，现在四川境内入声区的方言消失得很厉害。很多孩子直接讲成都片西南官话了，甚至有些孩子连成都话都不讲，直接讲普通话。④近年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大量外地人涌入，再加上学校强行推广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孩子越来越多，会说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外地人的孩子不会四川话这个可以理解，这几年很多成都本地的家长都不教孩子方言了，孩子也不会成都话，这个才是最可悲的，而且这样的现象还越来越常见。过去无论是在学校课后，还是在院子里面耍，小孩都是讲四川方言，如果那个同学讲普通话，还会被认为是在zhuang bi；然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些成都小学生之间讲话基本上全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会说方言的居然变成了少数；如果那个说方言或者方言口音很重的，还会被嘲笑，甚至被孤立。在学校说方言还会被批评，更何况成都很多名校的有一些老师是外地人，自己都不会说成都话的。很多学校要求孩子说普通话，学校有意识无意识地推广普通话，会给孩子造成一种错觉：说普通话才是尊重人的表现，说方言就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再加上很多成都本地的家长只教孩子普通话，从而导致很多本土新生代放弃了成都方言，开始对包括父母的所有人讲普通话。这样的孩子太多了，哪怕小部分会说方言的孩子说起方言简直就像外地人说四川话一样，完全没办法听，还不如让他们说普通话。这个就是西南官话（尤其是成都方言）的现状。毕竟成都是省会城市，是大都市。这种现象在成都10后尤为明显，90后和00后都不是特别明显，更何况很多90后和00后说方言已经不标准了。⑤除了方言本身，以方言文化为代表的川剧，川戏已经基本上完全断层，95后已经无法了解川剧等文化的内涵，更不用说00后和10后了。川渝地区像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方言已经随着外地人的增多，逐渐沦陷了，上面就是成都和重庆方言的现状，尤其是很多新生代对方言的掌握情况可以说是不堪入目，相比十年前，新生代对方言的掌握情况大幅度退步，我真的无法想象再过十年，成渝方言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川渝方言危机不如其他南方地区那么严重，但是真的希望大家（包括川渝本地人）对川渝方言的现状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很多外地人对川渝地区的普通话状况还停留在很早以前.现在，事实是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年轻人和新生代对普通话掌握状况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而方言可能逐步就只保留口音而已了。方言传承与普通话推广，似乎有点矛盾？
我们该如何传承我们的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