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婚庆,古代历史上有哪些巧合?

1、抚顺婚庆，古代历史上有哪些巧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巧合事情发生，有的有一定规律可寻，还有很多巧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中国历史上，以“周”为国号的王朝有四个：长达八百年周朝，鲜卑宇文家族的北周，女皇武则天的大周，五代的后周。

四个朝代，都曾盛极一时，也都为后世的发展奠定雄厚基础，也都留下了很多隐患。

武王策定天下封邦建国，周公制礼乐方有华夏之根本制度，三百年盛治，平王东迁，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征伐不休，百家争鸣文化繁荣。五百载乱世终由秦之一统，秦车同归书同文，然秦朝是武力大一统，时间短促，始皇帝死而六国复，算不上稳定有效统治。而汉武帝在思想上外示黄老内尊儒术，彻底消除了六国和华夷之分，无论是六国贵族，南闽粤蛮，还是西域和匈奴王子都是汉人。后世有虽狭隘华夷之辨，但诸夷皆循汉制，兴文儒，思想大一统，成大治之世。

五胡纷争南北对峙，终兴于北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为隋唐盛局奠基。北周前身是宇文泰全权掌控的西魏政权，西魏北周卧薪尝胆43年终于迈向巅峰，由最弱变为最强，虽然周武帝并未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他完成了五胡十六国以来中国多民族大融合的临门一脚，促成了鲜卑、羌、氐、羯等民族与汉族的最终融合。而且，隋文帝得以统一中国，所凭借的政治、军事力量，完全是其打下的班底。

唐高宗去世后，皇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六年后，武周政权建立。创新选官制度，完善和开创自举、试官、殿试、武举等，又善于治国、政策积极、、文化繁荣、经济发展迅速，百姓过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日子，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天盛世打下极其重要的基础，武周后期，契丹反叛，武则天连战连败，为了尽快平息战乱，对后突厥采取拉拢政策导致其日益壮大和辽西地区和营州地区的失陷，唐玄宗继位后，逐步收复了失陷的辽西和营州地区。

唐末黄巢起义后，藩镇割据，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中原，形成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这五个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权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国家，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五代为正朔（后梁时期的晋、岐、吴除外）而称王称藩，其中十个历时较长且称王或称帝的政权被统称为十国。该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不止，统治者多重武轻文。中原的内乱，契丹辽朝得以建立，也带给契丹南侵的机会，占据了燕云十六州。

后周于951年建立，954年太祖郭威去世，由于亲子早死，由养子柴荣登基为帝。柴荣励精图治，致力于统一大业，立下了“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在位期间，对内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修订礼乐、制度、刑法，使得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地区经济开始复苏。对外南征北战，西败后蜀，收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破辽国，连克三关三州。史家称赞其“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为后来的两宋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唐朝崛起的时候，吐蕃也在崛起，在唐朝衰落的时候，吐蕃也在衰落，在唐朝四分五裂名存实亡的时候，吐蕃也一样地方割据分裂为百走向末路。

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开始了大唐王朝的序幕，吐蕃王朝的创建者松赞干布也于同年出生。630年，在唐太宗灭掉东突厥，以“天可汗”的威名号令大漠之时，松赞干布也统一了雪域高原各部。

唐太宗时期，唐朝锐意进取，意图西扩，而松赞干布统治下的吐蕃也正冉冉升起，于是松赞干布试探唐朝，武力逼婚，却被唐朝击败，遂潜心请求和亲，而唐太宗也想稳住吐蕃，好向北方和西域进军，遂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唐朝和吐蕃趋于和平。唐高宗时期，吐蕃在西域和河陇地区与唐朝相争，双方都无法打败对方。唐玄宗时期，唐朝全面进攻吐蕃，打败吐蕃，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同时期吐蕃也效仿唐朝实行藩镇制度。然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陷入严重内乱中。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调西域和河陇的军队平叛，吐蕃于是趁虚而入，占领西域和河西地区，双方在陇右地区互有胜负，常年的战争使得双方实力大减，唐朝藩镇势力渐渐巩固，中央朝廷王权日衰，黄巢起义后灭亡指日可待，而吐蕃也由于王室纷争，地方将领佣兵自重，走向衰落，各部落纷纷脱离吐蕃，后吐蕃境内发生奴隶起义，推翻了吐蕃王朝，吐蕃四分五裂。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夏朝的开“启”和终“桀”即夏王朝由夏启建立，而公元前1600年，最后一个君主叫夏桀。由启开启，由桀终结。战国时代三家分晋，魏蜀吴三国归晋，汉献帝刘协和蜀汉丞相诸葛亮同年出生同年去世。刘邦的兴于蛇亡于“蟒”这就与刘邦和王莽的前因后果有关了。西汉是从秦朝的子婴处夺得天下，而王莽也是在西汉的子婴处夺下江山，并且这两位子婴都得以“宽宥”等等。不得不让人感叹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2、乒乓球女王楠哪一年的？

中国乒乓球前国手王楠是1978年出生，她也是中国女子乒乓球的第一个大满贯的选手。

王楠，女，1978年10月23日出生于辽宁抚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现任团中央宣传部文体处处长，北京服装学院客座教授。乒乓球运动员。7岁开始打球，1989年进入辽宁省队，1993年入选国家队，2000年悉尼奥运会单打冠军，双打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单打亚军，团体冠军。王楠获得的世界冠军已达到24个，之后退役。2008年9月27日与商界人才郭斌举办婚礼并育有一子。

3、王楠多高？

王楠身高1.62米！7岁开始打球，1992年进省队，1995年进国家队，左手横握球拍，弧圈球结合快攻打法。王楠是邓亚萍退役后中国女队的领军人物，她几乎包揽了所有比赛女子单打的冠军，也是中国第二个“大满冠”的选手。2004年雅典奥运会蝉联女子双打(与张怡宁)冠军。2006年不来梅世乒赛夺得女团冠军后，以19个冠军头衔超越王楠，成为中国夺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乒乓球选手。

4、是如何教育国内女性的？

严守三从四德，女子理应无才……这些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传统女性同中国的传统女性一样，不过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无甚社会地位可言。

可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样，女权意识开始缓缓萌芽，新生代女性也逐渐从传统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勇敢挣脱，追求知识，追求自食其力，追求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时，日本倡导的女性教育，依然同此前的封建文化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大部分女性所受的教育依然指向成为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

直到军国主义汹汹来袭，全面统治日本，社会风向骤然改变，日本女性经历了一个狂热又勇猛、凄凉又悲哀的时代。

最根深蒂固的统治，自然是对思想的钳制。

1932年，日本颁布了一道《高等女学校令》，规定日本的女子高中必须增加一门所谓的“公民课”。这门政治课，主要目的当然是给这些正值芳龄、三观未定的的日本少女彻底洗脑，从源头捣毁她们的人生观，让她们唯一的人生理想，是成为合格的军国之妻女，并为此油然自豪。

这种全民洗脑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战事全面拉开帷幕，为了鼓励男人不念小家、为国捐躯，日本女人做出的行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简直是抛却自我、令人惊心。

酿成了“平顶山惨案”的罪魁祸首井上清一果，在奔赴中国战场的前夜，对妻子井上千代子恋恋不舍。为了断了丈夫的温存之心，千代子竟然选择在丈夫的枕边刎颈自杀，以死言志。

这样的烈女故事，当然被日本官方拿来大书特书，树立成“感动日本”的典型正面人物，垂范全体女性。不用说，一腔生离死别的悲痛，就是如此在军国主义的烈火烹油下，烧成了一颗颗惨无人道的杀心。

军国主义的全民洗脑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呢？1941年，新潟的学校要求男女学生全部裸体上课，美其名曰磨炼意志力。这样突破道德底线的要求，在当时的畸形社会环境下，竟然无人质疑、无人反对，反而得到女性的赞成。

很快，随着日本的侵略步伐不断向亚洲各国扩张，日本的男子几乎都鸡血满满，奔赴战场。留守在后方的妻子、女儿、姐妹，通通把失去人性尊严和血肉至亲的悲痛，化为了一颗颗畸形的爱国心。

由于日本的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女性参军本是受到限制的。一开始，她们在后方承担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发挥女性的本能，积极生儿育女，为战争提供人才储备力量；二是积极投身于产业，为战争提供物质保证。

但很快，随着战事越来越胶着，女性也开始大量涌现在战场上，只是比起冲锋陷阵的男性而言，她们承担的角色除了辛苦，几乎只剩下悲壮。

这些女兵，最体面的，做了护士。但大部分护士因承担着极其繁重的护理任务，又容易受到炮火袭击，乏人保护，极易殒命战场。据说战后，死亡人数高达一万多人。

还有一类体面的工作是通信人员，但她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经过极其残酷的训练，被培训成了色情间谍，投往东南亚的各大战场，她们中的大多数下场非常凄惨，往往受尽凌辱，有的甚至沦为异国他乡的慰安妇。

一些勇猛的女兵组成正面迎战的“姬百合”部队，她们更是沦为彻彻底底的牺牲品，在战败后全面撤退时，主力部队唯恐拖累，弃之如敝屣，她们中的大部分充当人肉盾牌，被活活炸死。

更惨的是本土决战时，所谓的“占领军慰问女子挺身队”的成员，一腔爱国热血，被彻底践踏。她们手持简陋的武器，怀着一腔单纯而决绝的爱国信仰，被推出去，直面如狼似虎的美军。这支部队被尽数俘虏后，全部沦为美军的慰安妇。

可以说彼时的日本女性，在军国主义推行的极端教育下，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身为妻子、女儿、姐妹，也是这场战争的加害者。愿军国主义永远消亡，不复重来，也愿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度，男女都拥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

5、只给了5万元分手费？

大清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妃文绣，两人于1922年结婚，1931年协议离婚，在一起共同走过了9个春秋。皇帝溥仪对皇妃文绣最后的“宠爱”是赡养费5.5万元。

我们先来看下皇帝与皇妃的离婚案，再看平民文绣的后半生。

皇妃吵着要与皇帝离婚，这不是穿越剧的戏份吗？是但又不是，皇帝还是那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但天下已不是皇帝的天下，因此，这起离婚案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既讽刺又悲剧。

上图中左为婉容，右为文绣

1931年8月，离家出走的淑妃文绣，在天津法租界的国民饭店里，对随从的太监说，回去跟溥仪说，我不回去了，同时带回的还有一份律师函，上面有一段话，让两千多年的皇帝们颜面尽失：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得知此事的大清末代皇帝溥仪暴跳如雷，他觉得文绣平时有些才气，脾气犟些，没想到胆子也这么大，竟敢“休皇上”。在延续了上千年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女子休夫本就是一件几乎办不到的事儿，更何况妃子休皇上，这在溥仪看来，简直比犯上作乱还要难以容忍。

上图为大婚里文绣的朝服装

于是，他马上派出一批太监，打算去国民饭店接回文绣，然而文绣既然能从“皇宫”跑出来，自然也想到了溥仪的“抓捕”行动。太监在国民饭店扑了个空，文绣早已金蝉脱壳从后门提前溜走了。从此，皇帝的后宫离婚案浮出水面。

文绣离家出走的第二天，这条皇家奇闻不胫而走，出现在天津各大报纸上，如潮水般的社会舆论随之而来。有大骂伦理丧尽的，有支持文绣的，有借题发挥的，更有趁机大搞宣传的，人们都把这出皇家丑闻视为民国一大奇事，发表着各自看法，更不忘获取各自的流量红利。

25岁的溥仪面对这种过度围观的情形，有些惊慌失措，不得不紧急召开“御前会议”。郑孝胥主张采用旧式“出妻”的做法，先把文绣休了再说。驻天津办事处顾问胡嗣瑗建议为和平处理，先派律师和文绣的律师接洽，再找一位可靠的女眷当面向文绣询问此事。

双方律师一谈，文绣的律师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要求如果离婚，溥仪要给文绣50万元的赡养费，这在当下看来也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离婚也可以，另有要求，从今以后溥仪和文绣要另行居住，意思是不能和皇后婉容同住一个屋檐下，并且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每月至少两次同居生活。

时髦的溥仪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条件都被溥仪否了。随后双方陷入为期两个月的离婚拉锯战。

话说淑妃离婚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是否有当时的法律支持？又是什么让她有勇气迈出封建帝国的门槛呢？

20世纪初的中国像一个多棱镜，这边折射着绵延千年的腐朽，那边折射着势不可当的新生，中间还有一面折射着半新半旧的观望者。淑妃文绣就是那个锁在皇宫深处的半新不旧的女子，是生存还是死亡，站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尖上，何去何从，她是迷茫的。

但是时代不迷茫，西方文明敲开了东方沉睡已久的大门，“离婚”一词挤入民国的时髦词汇行列，中国人的传统婚姻将宗族利益放在首位，为此可以不顾及个人幸福。五四时期主打“个人本位主义”，个体价值的思潮不断冲刷着旧观念，“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离婚自由”，一时间成为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不想被绑定的男女高呼着要自由。20世纪20年代有些地方出现了“离婚潮”，其中女方提出离婚的比例往往高于男方。

辛亥革命虽然一夜催生了中华民国，但是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却陷入严重的难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沿用清末律例。直到1930年1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民法》的“亲属编”，并于1931年5月5日起施行，这才解决了向往“自由”男女的法律问题。“亲属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赋予夫妻双方同等的离婚权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刚施行三个多月，末代皇妃文绣就拿来闹起了妃子革命。这是淑妃文绣离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婚姻中的冷暴力令文绣痛不欲生，她曾几度自杀未遂。她与皇后婉容的矛盾在还未进入皇宫前就诞生了。溥仪娶得一后一妃，实际上是太妃们利益相互争夺的结果。但在溥仪眼中，不论妃后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淑妃文绣比皇后婉容提前入宫，按规矩，妃子要跪接皇后，溥仪因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将跪迎之礼免去了。在皇后婉容看来，按照新时代的标准，溥仪根本不应该娶老二。更何况，在新婚之夜，溥仪拂袖而去，独留婉容守着新婚的空房，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两个女人的战争由此进入实质性斗争阶段。

两个豆蔻少女都不知道溥仪有性功能障碍，对女人都没有兴趣。她们只能相互猜忌把种种不满和怨气发泄到彼此身上。后妃矛盾在宫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时还带着血腥味儿。但是在时代的召唤下，文绣和婉容虽有分歧，还不至于到血腥的地步。

婉容家境富裕，从小娇生惯养，在宫中常写信挖苦文绣，但是婉容的中文功底不行，信中常有错别字，文绣回击的方式是，经常在错别字下方加括号将字改正后再还回去。两个女人为此常打笔仗。

从气质、思想深度和性格方面来看，文绣比婉容要强，但是婉容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她长相漂亮，身材高挑，还在美国教会学过英文，溥仪也有个洋老师，因此二人经常用英文写信，还取了外国名字，溥仪叫亨利，婉容叫伊丽莎白。溥仪一度视婉容为知己。

移居天津之后，婉容更有了发挥的地方，她是天津人，回到老家自然如鱼得水，这位末代皇后一改清宫行头，换上时髦的旗袍和高跟鞋，烫了头发，变身成一位摩登女郎，经常与溥仪在公开场合出双入对。

在后妃宫斗中，文绣与溥仪在情感上的那点温存，就这样在婉容主宰的后宫中逐渐被冷落了，而经济上也得不到保障。由于皇后与妃子在身份上的差别，在饮食花销方面差别也巨大。比如两人每顿在菜数上有级别，自然后厨也分了层次。在穿衣上的花费也相差四五倍，比如婉容有800块，文绣就只有200块。

从北平移居天津后，文绣因为经济问题爆发过，但说了也没用，再加上婉容不断地离间溥仪与文绣的关系，溥仪逐渐疏远了文绣，甚至写打油诗嘲笑她，为此，文绣几度自杀未遂。

溥仪与文绣二人的矛盾除了情感不和、经济上的问题，政治上也存在分歧。溥仪揣着复辟大梦，无时无刻不想着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在遗老大臣郑孝胥等人的献策下，决定以日本为外援图谋大业。

文绣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她认为溥仪在走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亲日路线很有可能将来连自己也葬送了，因为她看到了日本人无比残暴的一面。于是，文绣时不时地以多种方式劝导溥仪，由此引来溥仪的极度反感。文绣顶撞激烈时，溥仪甚至拿起鸡毛掸子亲手打了她，也伤透了她的心。

因此，溥仪与文绣在情感上的破裂，生活中处处受婉容的排挤，在经济和思想上也矛盾重重，各方面都得不到重视和满足，致使文绣不再留恋与溥仪的后宫生活，她曾希望通过特赦重获自由身。

直到有一天，她和一位常来往的远房表姐玉芬道 出了她的苦衷。玉芬为人老练，工于心计，见多识广，思想新潮，但也没逃出包办婚姻的藩篱，嫁给了冯国璋的长孙冯曙山。由于丈夫是一枚纨绔子弟，整日寻花问柳，完全视玉芬不存在，玉芬可能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因此，对妇女权益十分留心。

玉芬对文绣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不过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普通公民而已，可以通过法庭判离。玉芬一席话惊醒了梦中人，于是，文绣最后下定决心要离开溥仪，拿起法律武器解放自己。

当时文绣的胞妹文珊也常来看她，文珊也很不幸，嫁给了庆亲王奕劻的孙子，满洲贵族子弟基本都一个样儿，吃喝嫖赌，个个不争气。文绣把离婚的事儿和文珊一说，文珊举双手赞成。

此后，玉芬和文珊在外面替文绣打点起了离婚的事情，三个女人准备革了末代皇帝的婚姻命。

至此，离婚硬件法律制度有了，离婚理由有了，离婚支持者也有了，离婚案这盘菜已备好，可以上桌了。

在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里，溥仪断断续续被革命了三次：1908年，年仅3岁的溥仪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溥仪退位；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二次登基，12天后被再次轰下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为促使中国分裂，1932年扶持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政府，溥仪沦为日本人的傀儡皇帝。1945年，伪满洲国走到尽头，溥仪在奉天机场被捕。

如果在他的生涯中还要再加一次重量级的革命，那就是这次“妃子革命”了。

皇帝与后妃各自的律师交锋两次，没谈出个结果，报纸倒是天天论战不断。让溥仪难堪的是，文绣说的九年未得帝一幸，也就是说，文绣跟皇上结婚9年，没同过床，至今仍是个处子之身。这件事情已超出婚姻本身，已涉及到溥仪的生理问题上，这让溥仪有点慌。

他派出了七叔载涛问文绣，她到底什么意思，要这么绝吗？并且转告文绣，可以出去住，去和那些滞留北平的老太妃们一起住，不仅保住她的皇家身份，每年还给她6000块生活费。

文绣拒绝了溥仪的条件，她说，婚要离，钱也不能少。8月28日，文绣与溥仪的律师面谈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表达了自己之所以要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当时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规定，夫妻离婚有两种方式：两愿离婚和裁判离婚。两愿离婚只需夫妻双方订立书面协议，并有两位以上的证人签名，即解除婚姻关系。而判离相对的情况就多了，其中有有两条适用于皇帝与后妃的情形，如下：

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妻于夫之直系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

文绣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因此，她有权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并获得法院支持。文绣与溥仪各自的律师几经谈判，始终未能谈出个所以然来。文绣律师也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一边与溥仪和来协商，一边借助法院之威给溥仪施压，以文绣的名义向天津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份民事声请调解状。

溥仪害怕上法院，他是九五至尊之身，出庭打离婚官司，这让他至高无尚的“龙颜”往哪儿搁，对此非常恼火，指责文绣律师不守信用。但法院的法律程序已启动，定于9月2日施行调解。最后溥仪只得认了，只要不上法庭，一切都好说。

1931年10月15日，双方初步达成和解协议，10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溥仪支付赡养费5.5万元，其中五千元为补偿文绣原来房间里的若干件珠宝、书画和古董等。从此两人彻底脱离关系，末代皇帝与皇妃形同陌路，为期两个月的离婚案画上了时代的句号。

文绣获得了自由身，从一个皇妃回归到平民身份。5.5万元的生活费并不足以支撑她的生活，刚到手钱就去掉一半，还债五千，玉芬、文珊各五千，住宿费五千，三位律师各一千，总之赠的赠分的分，最后手里只剩下2.6万元。后来又被玉芬骗走五千，随着玉芬的病逝，这笔借款也成了死账。

文绣按照协议回到北平生活，先是过了几年富足的贵妇生活，期间还一度当起了教员，但后因皇妃身份的暴露，她不堪骚扰被迫辞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文绣并不懂得如何经营自己，有钱的时候大手大脚，再加上常被敲诈勒索，最后坐吃山空一贫如洗。

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去真正地过平民的生活。她帮人糊过纸盒 ，当过小工，摆过烟滩儿，做过校对员。38岁那年，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文绣迎来了她生命中迟来的幸福，过起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1953年9月，文绣因心肌梗死离世，时年44岁。她与刘振东无儿无女，弥留之际只有丈夫一人在侧。由于刘振东的国民党背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一直受到监管。当时他在北京西城区当清洁工人，文绣去世后，在两名同事的协助下，找了几块板简单做了一副棺材，将文绣拉到安定门外匆匆埋藏了，末代皇妃香消玉陨。

在溥仪、文绣、婉容三人的婚姻中，没有一个是幸福的。作为男人，溥仪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穿着新式的服装并不能遮挡他根深蒂固的封建腐朽的思想，满脑子的复辟思想，最终也将他推向了人生的深渊。

溥仪晚年在他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如是说，如果当时在天津，婉容也能像文绣那样和他离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婉容与溥仪侍从通奸，遭溥仪遗弃，又染上鸦片，终凄然死去，时年40岁）。

文绣和婉容终究还是不同的，文绣更看重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从小生活优越，对名利更执着，宁愿做挂名夫妻 ，也不愿丢掉“皇后”的名份。

总之，末代皇妃文绣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与皇帝离婚成功的女子，在当时很轰动，末代皇妃高调打破婚姻禁锢，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不管怎样，在那个新潮与旧习的交替冲突中，作为新式妇女也算是一个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