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光阴的故事,如何评价李贺的艺术成就
昆山光阴的故事，如何评价李贺的艺术成就？
李贺一生短暂，仅活了27岁，但是他的诗流传一千多年让人记住并且印象深刻。可见的确是厉害，从他诗里的遣词造句来看，他总能带给人惊喜（“嗨呀！这个比喻真是厉害”“wc，他怎么想到这句的”“有点厉害！”），举例来说，我很喜欢的一首唐诗,李贺的《苦昼短》，里面的“日寒月暖，来煎人寿。”和他想杀掉吃掉“衔烛龙”来阻止时间流逝，做到“老者不死，少者不哭”，这些想法天马行空却又瑰奇壮丽。还有他的很多诗，就不一一列举了，没首诗都有亮点。
遗憾的大概就是英年早逝了，比如李贺，比如王勃，如果他们没有英年早逝，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在唐诗界掀起多大的波澜。
通过儿时老师给我们讲的关于李贺的典故（没错，就是那个随手随地勤劳的写小纸条句子的故事）可见，他有才的同时又很努力，这样的人往往是不得了的 。
“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我们对李贺最深的印象是“荒诞”，屈原突破了阴阳的界限，和宇宙沟通，那么李贺呢？“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所以李贺虽然在诗歌内容上秉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缺乏一点理，但是在艺术成就上，尤其是想象力上，他一马当先，比屈原有过之而无不及。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对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藩镇割据的黑暗现实，多所针砭；对下层人民的哀怨、痛苦亦多有同情，政治上具有进步倾向。在艺术方面，他的诗调高气峻，或如云崩雪涌，奇峭浪漫；或如明霞秀月，清丽璀璨。在想象的奇特、构思的精巧、语言的精辟等方面，极富独创性，在中唐别树一帜，有开拓之功。
有多少人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感谢邀请！我，男，三十四岁了，一妻一儿一母亲，一车一房一小店。小时候听老人说，像这个年纪是最累的，因为上有老，下有小，靠自己一个人努力，很苦很累，可我现在正值这个年纪，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感觉是比任何时候都幸福的，上面有娘，我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膝下有儿，我是顶天立地的父亲，有贤惠的妻子作伴，有自己喜欢的事业在做，虽然经济上不是富有的，但论精神财富，我认为自己绝对能上福布斯了，开个玩笑，总之，三十多岁的我，目标是以字为生，以球为乐（因为自己从事手写设计，喜欢打篮球）！没有别的爱好。
要问有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回答也许是否定的。
上学时期的我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不惹事，更不怕事，心里总是满满的自信，可现在在生活和事业中，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其实，我仔细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一切在于刚毕业那两年，工作还没落实，加之父亲病重，最终去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就错不及防的落到我的肩上，一切都没来得及跟父亲慢慢的学习和交接，一直在外上学，甚至没能好好的坐下来和他说说话，陪他喝杯酒，就把一个烂包光景的家捏在了手上，一下子把原有的信心和底气压没了，我就像一个病重的大象，起步不光是慢，而且还是进两步退一步，后来接二连三的大事接踵而来，结婚、生子、开工作室、老家建房、买车，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好在没花冤枉钱，至少都花在了正事上，让我最遗憾的是房子至今没买，也是我最大的心头病。这也许就是你要问我有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无言以对的原因吧。
母亲告诉我，不要争，不要急，慢慢来，只要努力，都会有的；妻子说，有我陪你，还愁没房子吗？我勉强一笑，感觉想哭，从小到大我吃了很多的苦，总认为自己是天底下命最不好的人，可当我回到家，看到笑脸相迎的母亲，看到和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再看看活泼可爱的儿子，我再也不认为自己是命苦的人了，相反，我是那么的幸福。
努力吧，每一个在奋斗路上的梦想者，努力吧，为了自己身边最爱你和你最爱的人！在奋斗的道路上，只要无愧人生，我认为，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也许已经跑题了，也许是多喝了几杯，话有点多，见笑！最后拜个晚年，祝祖国早日安康！祝读者一辈子幸福！
初中毕业的人可以上什么技校？
初中毕业如果没有考取理想的高中，这部分学生可以选择一所技校继续学习。当然家长最关心的是上什么技校，现在技校学校太多，让人眼花缭乱，不知道上哪所学校好，是否上当受骗。还有不知道选择何专业类，自己的孩子愿意读哪种专业。为了解决家长的困惑，我总结如下几点供家长参考。
第一、孩子的兴趣爱好是首选参考。你读技校类学校，孩子的选择最重要，是他们去学习，不是家长。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孩子不喜欢而家长要他读，有时半途而废，既浪费孩子的时间，也浪费了钱。所以读啥专业技校家长一定听听孩子的建议，不能盲目追随热门的专业，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有时冷门不受待见的专业反而吃香。
第二、推荐几类专业供家长参考。男孩子有下列专业:（1）汽修类 现在这个社会车子成为代步工具了，和自行车没区别，与汽车有关的行业都可以学习。比如汽车修理、汽车保养等等。当然有的要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不怕脏不怕累，技术又好肯定赚到钱。 （2）食品厨师类 民以食为天，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要吃饭。君不见夜晚下的城市中，大街小巷充满各种小吃摊子。就怕你没手艺，只要做的好吃，有特色的菜，有特色的食品，赚钱挺快的。这类生意成本不大，转行也快，没本亏。（3）、电子产品修理类 。
女孩子有如下专业:（1）护理一类专业 （2）幼儿教育类 （3）美容美发类
第三、选择一所实力环境不错的学校。学校很重要，作为家长可以实际考查，不要听学校的介绍。也可以侧面打听，包括学生的口碑，多比较几家学校。同时该校办学是上级认可的，不是野鸡一类的学校，挂靠某某学校，质量没保证。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家长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希望孩子学习一门技能，能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立足，凭借自己的本事有口饭吃，而不是啃老族。
理论上大秦玉器不会低于战国？
非常高兴回答你的问题，秦朝的玉器其实是有的，他从横跨春秋、战国两代的诸侯国与随后的大秦帝国三个阶段，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秦从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变成一个庞然大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个循序渐进的阶段，而玉器随着玉文化在战国时代也在渐渐地进行角色转变，而当时的秦国对玉文化的接受度不是十分高，故产生的玉器也不会多，所以你说的大秦帝国玉器不会低于战国这个说法，我不十分赞成。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论点，请看我的以下一些分析：
战国时代许多诸侯国的玉器已经从礼器渐渐地向佩饰器进行精美转变，而当时秦国的玉器还停留在粗素的礼器阶段一.战国时代玉器从礼器至佩饰器的转变
我们都知道，工具对玉的制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石器时代，人们还是采用原始的石制工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字面激励人，但实际操作是一个非常费时费力的过程，到了夏商周三代，青铜器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改变了这个状态，所制玉器的精美度大大超过了原始社会。而春秋战国时代的铁器更是增强了玉器加工的效率与精美度，工艺水准也突飞猛进，与原来的铜质工具相比，铁质工具对玉的透雕与镂雕来说更加得心应手，钻孔的匀称度更高，表面打磨的光洁度也更加明亮，表面温润。硬度高的和田玉展露头角，随着人们审美眼光的提高，大量玉制的佩饰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玉制礼器。尤其是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楚国、齐国与晋国，都新出现了很多玉质带钩、玉剑饰、玉印玺，而原来表面偏素的玉璧，也出现了丰富的蒲纹、谷丁纹等，当时的玉不离身已经成为权贵们的一种时尚。
二.秦国所用的玉器还是停留在礼器状态
反观当时的秦国，在春秋时代其地位并不是很高，其先祖并非出生显贵，而是养马为生，在春秋时代其国力是无法与齐、楚、晋、鲁这些传统诸侯大国所匹敌，从地理位置来看，秦处于西北地区，该地当时属于“杂处绒狄青之间”，其风俗是崇尚朴素，讲究实用，虽然也有玉器，但不求精美，故该国琢玉的工匠也就遵循了这个朴素的传统进行制玉，从玉的颜色来看，当时不少诸侯国都认为和田白玉为上品，代表着纯净无污点的君子，故大力推广，而秦国人却一直崇尚黑阴阳五行理论，认为他们所处的北方属水，色为玄（黑色），故十分推崇和田玉中的青色、青黑色的玉为主。而当时的秦国人都信仰原始的多神教，而玉器还是被认为是与神对话的工具，故当时秦国在考虑适量性的基础上仅将玉制成素面简单的礼器（玉人、玉圭于少量的玉器皿等）居多，既忽视了玉的其它用途，也不在意其制作的精美度。这种传统从春秋时代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
▲青色调的秦国素玉礼器▲
秦虽然统一六国后成为一个庞大的集权制封建王朝，但其实施的各类律令却阻碍了玉文化的发展战国晚期的秦国已经非常厉害，经过强大的兼并战争陆续灭了其它六国后拥有了广大的版图。当时的和氏璧也被秦王纳入囊中，经过孙寿、列裔两位琢玉匠人的精心雕刻成了“传国玺”，上面的字是由丞相李斯所书的“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的铭文。但这仅成了专门供始皇帝使用之物。后来此玉玺也消失于后朝战火未幸存于世，可见秦当时的琢玉并非没有亮点，但初步建立的秦朝表面看似强大，一方面面临着各国文字不同，钱币各异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面临原来各路面和心不和的诸侯国权贵们的所采取的各种不满行动。于是就采用了中兴刑名、贬儒术的纳政思想、奖励耕战、控制旧权贵的治国策略。同时还听取了李斯的建议进行“焚书”，这造成大批前朝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导致古代文化典籍遭到严重破坏，同时采取了严厉的法度，又酿成了“坑儒”的惨剧，同时记载了大量玉文化的典籍也消失在这场无形的大火之中。不禁使得后人感到惋惜。从这点来看，秦朝当时所实施的律令不利于前朝所保持的玉文化的顺利发展。
▲人们想象中用和氏璧制成的玉玺▲
秦朝仅传两代，历时较短，大兴土木建造实体纪念物成了主流活动，玉器发展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随后的农民起义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到覆灭只有十五年，而在这十几年的光阴中，他虽当了天子却想成仙，于是迷信各种方士给其配置各种丹药，以求长生不老。当时的玉器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重要的皇权象征物品了，为了展现自己的永垂青史，他征召了很多工匠制作了兵马俑作为陵墓陪葬之物，从材质来看，大多是采用陶质或木质，其特点是成批制作快捷方便，还便于批量彩绘，若是采用玉来雕刻的话，这硬度高先不算，而且数量一多，其生产效率会更低。 同时大兴土木兴建阿房宫来显示他的气派，当时玉器制作与上述几项巨大的工程相比简直是不足为谈。但其中一项的兵马俑却成了留给后人敬佩的世界第八奇迹。由于秦的暴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秦始皇去世后，宦官赵高专权，秦的江山已经风雨飘摇，咸阳被义军攻破后，阿房宫被毁，这使得里面大量的珍宝与玉器也毁于烈火，这也是秦朝存世的玉器是非常之少，故数量少于战国玉器的一个原因。
▲兵马俑与阿房宫，可惜后者毁于战火，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玉器▲
结束语总之，大秦的玉器还是低于战国的，这是因为：
战国时代的秦国境内所用的玉器还是停留在粗素的礼器阶段，而其它诸侯国已经实现了礼器至佩饰器的精美转换；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秦王朝虽然强大，但实施的律令阻碍了发展多年的玉文化；秦朝从建国到灭亡只有十五年，在此期间，彰显皇权的大型纪念物建造被重视，而玉器几乎是处于无关紧要的角色。希望上述观点对你有所帮助，谢谢阅读。
为什么明代士绅阶层能够兴起？
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他们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尤其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文献资料，抑或是士绅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都决定“士绅”是深入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下面我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士绅所担当的教化角色等方面人手，对士绅权力在明代中后期的扩张作一粗浅探索。
政治特权明中后期以来，士绅是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同时他们往往也是地方社会或乡里社会权力的实际操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乡里组织领袖都是这样。有时，表面看来，乡里组织领袖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但事实上，乡里组织领袖的任免、权力行使都离不开士绅，士绅有时是乡里社会权力的真正操作者，而乡里组织领袖则往往是士绅手中的木偶。
明朝的国家权力以前通过里甲制来实行的乡村各种机能在逐渐衰弱的情况下，把乡村一部分统治机能委任给乡绅，使乡村秩序的真空部分得到补充及维持……作为国家在乡村统治的辅助者，他们担负着代表乡村舆论的责任和作用，有时，也出面充当国家权力与乡村利益之间的调和者。——吴金成《明代江西农村的社会变化与绅士》吴金成在这里说的乡绅我们也可以用士绅来代替，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动荡时期，还是在和平时代，士绅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地方行政官员们的施政政策。就士绅内部成员来说。按照明代制度，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可通过“干请之书”，向地方官说事，举人亦有“请谒有司居间”的特权。此外，明末生员社盟对于整个晚明政局也影响很大，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声气”与“清议”；二是社稿或选政，把持科举进身之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及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地方政治。
正因为士绅与地方上的政治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地方社会的政治安宁也是士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外国、外族入侵、国内战争和强盗横行之时。如明中后期，倭寇侵入东南数省，有的深入内地，一些士绅因此组织乡里和地方上的武装保家卫国。方达“令里中健儿耀兵卫声势，又为守御，备示无恐，于是各村堡俱团结自守卫，贼遁去”（《歙县志·卷九》 ）。
明崇祯时进士两广总督、巡抚沈狄龙在清兵攻破南京后不愿为福王所用，辞官回乡， “与里人李侍问、章简等，募壮丁数千人守城”（《明史·卷二二七·沈犹龙传》 ）。 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明末士绅组织地方武装来惩治匪盗和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如明崇祯时曾任庶吉士的金声，辞官在家休宁，当时“乡郡多盗，声团练义勇，为捍御”。当然，这里所说的“匪盗”很可能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士绅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本质特征。
经济特权终明一代，士绅并不具备明文规定的豁免赋税的特权，具有的只是拖赖或少缴税粮的特权。明末清初人总结当时缴税情况说：“民间完至八分者便称良户，完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叶梦珠《阅世编·卷六》）而能照这种办法欠缴或少缴税粮的主要是士绅人户。此外，士绅自古以来就有免除徭役的权利，作为朝廷所直接征发的劳役和物料，即所谓差徭，一向也是不向“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课征的。明朝政权一经建立，立即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制度。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明太祖还特地颁发诏书，明确规定“现任官员之家”具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二年又下令：“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
明中叶以后，优免则逐渐改为论品限额优免粮、丁。按其本意，里甲正役仍不包含在优免范围之内。万历年间吕坤说，“优免差役之法，免杂泛，不免正办”。(吕坤《答通学诸友论优免》)万历《常州府志》云，“里甲、均徭皆以丁田派，但里甲概不优免，而均徭有优免。”明代役法虽然屡经变更，但“不免正办”这一基本原则却未曾改变。官员们不论是否服官，不仅有免除徭役终身的特权，而且还具有庇荫子孙在一定时期以内免除徭役的权利。不仅官员具有优免徭役特权，就是作为官员的预备人员，如举、贡、监、生员等人，也都具有一定范围的优免徭役特权。
官员所免除的不仅是本人的差徭，而且是全家的差徭。以江南为例，正如时人所云：“江南缙绅蔚起，优免者众，应役之田什仅五六；再加上隔邑官户占籍(寄庄)优免，应役者什仅四五；大户之有力者，又通官奴，诡寄花分，应役者止三四而已。”（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明代中后期的士绅由于具有少缴赋税和豁免徭役特权，就同社会上其他阶层有了区别，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和阶层。
文化权力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正德以后，随着专制皇权相对松弛，那些以道统自任，坚守儒家伦理阵地，敢与朝廷争“是非”的“正身之士”也逐步由隐而显，其手中握有的儒家文化的权力得到了充分张扬。以江南为例，其集中体现在“是非”标准的争论上。
“是非”之论最早由昆山人归有光发其端绪。隆庆元年（1567年）正值徐阶任首辅之际，归有光代浙江乡试主考官拟定程策时提出“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不专于一人，不徇于一说，惟其当而已”（《归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二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这就是说，国家大事应由“天下之议”来决定，而不是专断于某一人，然而这一愿望很快就被新权臣张居正所破灭。
此后，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顾宪成到北京拜谒王锡爵，王说北京有“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说还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说完相视而笑。顾王二人这段看似文字游戏的对话，实质上反映了当时道统与王统的公然对立，反映了东南 地区在野士人独立的社会批评意识的萌生。
顾宪成因为正直敢言，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万历三十二年，宪成与弟弟允成倡修的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遂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盂麟、于孔兼诸同志讲学其中。
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 附，学舍至不能容。……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东林党人强烈要求朝廷决策应以“公论”之是非为是非。顾宪成明确指出：“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周学军《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但这种对儒家道统的坚持与封建专制政体的主流是完全相悖的，这也注定了东林党人的悲剧命运。崇祯年间，江南有又“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崛起。复社人士的政治地位虽没有东林党人高，但规模则远胜东林，“复社大集时，四方士子之挈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陈去病《五石脂·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复社原是禁止干政，以“兴复古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但实际上后来是继承了东林党 人与阉党斗争的遗绪。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人士吴应箕、黄宗羲、侯方域等与南京太学和几社联合，共推顾宪成从孙顾杲为首，发布《留都防乱公揭》，成功地用清议的方式将阉党余孽阮大铖驱除南京，充分显示了明季江南士绅作为社会批判角色的力量。遗憾的是，弘光小朝廷建立后，阮大铖重新掌权，复社人士遂被打击驱逐殆尽。
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遂不敢自为是非”的学校说，顾炎武则提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的清议说。把归有光、顾宪成对是非问题的争论推进了一步。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是从政治、经济方面反对“天子之是非”而提倡“天下之是非”的学者、士绅，他们“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士绅对国家政治是非的议政权和决定权，具有明显的阶级和地域特色以及反专制主义的特点。
因为明朝中后期以来，士绅构成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的中坚，地方力量的强大更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以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扩张为例，因小见大，来探讨士绅阶层作为国家科举制度衍生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它在整体上具有维护 现存文化秩序即儒学的伦理文化秩序的特性。
教化权力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各种启蒙思想开始产生，基层的乡村社会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也发生了一部分历史的转型，乡村秩序有异动的迹象，社会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人们争相奢靡，争讼、为奸等现象越来越多。此时的乡村亟需一批熟练掌握儒家伦常纲纪的人规范和矫正人们的言行，扮演维护者与惩戒者的角色。而这种角色与士绅 在公共生活中都习惯于用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来指导和处理日常事务是一致的。
这样教化民众的权力与地方士绅发生了历史性的结合，士绅接管了乡村中的长者握有的教化权力，成为纯化乡民思想与维护地方秩序和风俗的主导力量。作为熟谙儒家思想和主张，对儒学伦理规范烂熟于心的士绅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依照儒家伦理培养子弟及乡民的高尚德行。王士稹追忆其高祖泺川公教子时说：“公教诸子最严，家训云：所存 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王士稹《池北偶谈》）
士绅希望通过这些被刻于“厅事屏壁间”的家训勉励子弟自修德行。姚舜牧在《药言》的开篇语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与前代稍显不同的是，此时的士绅教化更多地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族人需要遵守的规则，如歙县泽富王氏宗谱规定：“为子者必孝顺奉亲，为父者必慈祥而教子，为兄弟者必以友爱笃手足之情，为夫妇者必以恭敬尽宾对之礼。毋徇私乖义，毋逸游荒事，毋枉法犯宪，毋信妇言以间和气，毋削博弈以废光阴，毋耽酒色以乱德性。”
此时，去抽象化的儒学伦理以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形式进入了世俗生活世界。这在一些家法族规里也有体现，如《余姚江南徐氏宗范》对于家庭伦常有以下规定：“伏靓太祖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务要子供子职，及时孝养，毋遗风木之悔。至如伯叔，去父母特一间耳。凡言动交结，俱宜礼，毋得简亵侮慢，以乖长幼之节。诂终故犯者，轻则槌之，重则呈官究罪。”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再加上实学教育思潮和自身实际生活状况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的士绅教化日益凸显出对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的重视，将教化的目标定位在子弟“治生”层面，“治生”成为评判知识的价值尺度，一切有助于“治生”的实用知识在此获得了解放与彰显。如明代姚舜牧指出：“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此外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惟游手好闲，大是可畏。劝我后人，毋为游手，毋交游手，毋收养游手之徒。”（姚舜牧《药言》）李贽也说：“夫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若不谋利，不正可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李贽《藏书·卷三十二》）
在明代的徽州，在“地狭薄不足以食”的客观环境制约下，当地的士绅阶层的“义利观”也发生了嬗变，逐渐重视商业，他们试图通过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变通和改造的方式否认儒贵商卑，批判农本商末，倡导“士商异术而同志”，如明中叶刊刻的休宁《汪氏统宗谱》中说：“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贵其行，贾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
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歙人汪道昆也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可见，重商倾向是明士绅教化的一大超越，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教化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从传统资源出发。在新旧之间寻找到一个价值取向的结合点。
综上，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拥有社会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明代中后期，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享有的社会特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官民中介”角色的强化、经济上少缴赋税和豁免徭役特权的增强，还体现在由“是非”之论带来的文化权力的扩张和地方上教化的主导力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