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结婚证词,真的可以抓到犯人吗
明朝结婚证词，真的可以抓到犯人吗？
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我们常常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桥段：几个官兵在城门口贴上一张带有犯人画像的通缉令，紧接着一群百姓就围上去观看。
那么问题来了，古代官府这样贴上一张通缉令真的能够抓到犯人吗？这在笔者看来，这一措施对于抓捕犯人其实是行之有效的。
故本文将从通缉令着手，介绍古代张贴通缉令如何能够有效抓捕犯人的几个重要因素，接着介绍利用通缉令抓捕犯人这一措施的弊端，最后加以总结。
古代通缉令所谓的古代通缉令指的是古代的一种缉捕文书，上面有着犯人的一些基本信息，例如姓名或者外号、罪行、年龄、性别、身高、籍贯、口音、画像等信息。
这些通缉令常常贴在犯人出没地区的交通要道或者是人流量较大且较为显眼的地方。
通缉令能够有效抓捕犯人的主要因素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古代的通缉令能够得到大力推广，并且成效显著，都离不开当时的制度以及社会背景。换句话来说，通缉令需要依托于古代的制度和社会背景才能够有效实施。
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因素：
①古代的各种制度为通缉令有效实施提供了先决条件
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时的“连坐制度”规定：
“（户籍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换言之，百姓户籍五家为一伍，设一伍长，十家为一什，设一什长，并且规定不可迁居，各个家庭之间相互监督和检举，若是邻里犯罪而不揭发，则十家共同受罚。
一方面有了伍长和什长的监督和管理，当其管理的范围内出现了犯人时，他们便能根据通缉令上的信息举报此人。另外，因为伍长和什长的管理范围并不算大，如果有外来人员，则可以很容易发现，只要将外来人员与通缉令上的信息一比对便可确认此人是否为犯人。
再者，人们为了避免连坐受罚，往往会留心通缉令上的犯人信息，只要犯人一出现，就会有很大可能被抓。
又如宋朝的“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与秦国律法有点相似的是，宋代民间有了保长和甲长的管理，能够有效的对当地户籍和居民进行管控，使得罪犯无处可匿。
所以说，古代的制度为通缉令的行之有效提供了先决条件。
②人口流动少，交通工具不发达
在古代，人口的数量并不像现在这样多，特别在明清以前，人口数量更少。除此之外，古代以农业为生计的人占大多数，因此他们几乎不会离开当地。
所以在古代的流动人口较少，主要有宣扬佛法的僧侣、走遍大江南北的商人，走马上任的官员、进京赶考的学生以及江湖艺人。而这几种人的总数量并不多，排查起来相对容易，而且这几种人特色鲜明，罪犯难以伪装混入，所以无处可藏。
另外，古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那时候想要赶路一般都是步行，偶尔有些有钱人会有马匹可以代步。而犯罪在逃跑的时候几乎不会选择马匹，因为骑马目标太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因此古时候的罪犯难以逃跑。只要人们发现生人以后，将其与通缉令上的信息一比对，就很容易将罪犯缉捕归案。
③人员流动需要凭证、路引、度牒
在古代若是有人要跨县流动，很多时候都要提供证明。例如一些赶考的学生要出具科举凭证，官员去异地上任也要提供相应的凭证，而商人则需要出具路引。（路引是由当地的保长一层层向上到县政府获取的出行资质）
而逃犯假如说待在案发县内，则很容易就能排查出来并捉拿归案。若是想要逃到邻县或者更远，则需要能够证明其身份的凭证，对于那些罪犯来说，这些凭证很难弄到，所以古代罪犯很难有往外逃的机会。
④各地语言和口音不同
古时候没有普通话，因此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和口音。特别是在中国南部地区，不同口音的数量成百上千种，有的地方更是相邻两个村的口音都有明显的差别。
而有些通缉令上会有犯人口音或者籍贯的记载，所以古人在发现生人操着一口独特的口音时往往也会特别留意，假若是发现其与通缉令上的描述的非常接近，那么此罪犯几乎是没得跑了。
⑤悬赏金额吸引人
古代通缉令上常常会带有悬赏金额，这些金额可能来自于赃款，也有可能直接由官府给予，而且通常来说，悬赏金额都比较大，往往抵得上百姓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花销。
在利益的驱使下，罪犯更是无处可藏，特别是一些与罪犯非亲非故的人往往会进行举报或者协助官府抓捕。
通缉令产生的弊端因为通缉令上面的画像是在犯人作案以后由画师根据旁人描述的特点后画的，因此画像与罪犯的实际容貌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加上有时候本着“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原则，很有可会抓错人。
另外，因为通缉令离罪犯作案的时间相隔较久，等到别人发现案子、报官、锁定嫌疑人、画像、张贴通缉令，犯人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进行躲藏。虽然在正常的情况下罪犯难以藏匿，但是在一些多山的地区，罪犯只要往深山老林里一钻，想要藏起来还是相对容易的。
小结综上所述，古代通缉令虽然简单，但是在当时的资源技术条件下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快速抓捕罪犯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有效实施依托于古代的政府对户籍管理的各种制度以及古代的各种社会背景。另外，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也可以归结于人口流动少、交通落后、人口流动受到管控、以及赏金诱人等诸多因素。
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因为从案发通缉令张贴的时间间隔比较久，给了罪犯充足的逃跑时间。再者，因为画像的不标准也会造成冤假错案，给无辜的人造成伤害。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方式是有效的，虽然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为古代的治安与刑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世的刑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创作不易，请多支持，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斧正。
参考资料：战国李悝《法经》、《折狱龟鉴》科举考试冒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冒籍考试现象一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在历代都是被禁止的，可实际是是屡禁不止，其原因就是冒籍的考生可以获利。国家各个地区人口不一、教育资源不一，要均衡发展必然不能统一考试标准，一定会有难易之分，这也是考生的捷径所在。
要说根源的话，自科举考试诞生之日就存在了。
唐朝科举偏重长安地区，长安周边地区的录取名额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学子冒籍来到长安老乡。
宋朝进一步扩大了科举考试招生人数，那时候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已经向南方转移，地区文化教育水平不一，各地取解名额也不同，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不少考生要冒险去名额多、人数少的地区，国家屡禁不止。
明朝发生过一件大事，叫南北榜案。朱元璋时代，南方北方的差距已经很大了，洪武年间的一次科举考试，选刘三吾为考官，史书记载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是当年的科举发榜后，殿试所录的51名都是南方人，北方人一名未取，中国学子们可炸了锅，北方士子联名弹劾刘三吾。
这实在怪不得刘三吾，朱元璋派人核查发现这51个南方人都是凭才学录取，没有任何水分，南北教育分化的弊端日益明显。
最终刘三吾成了替罪羊平息民愤，被斩首示众，从此朱元璋下令，南北分榜，也就是不同地区单独录取，这和今天高考录取已经很像了，冒籍现象也就更加泛滥。
冒籍根源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均，文化教育水平不均，国家兼顾到地区发展，不用一套标准取士，但监管又不严，就给士子留下了一个可以取巧的漏洞。
水浒传开封府尹顶撞高俅？
似乎大家一看到开封府这个地方，就会不由自主联想起包青天包拯。包拯确实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开封府尹。宋代的官制其实非常复杂，品级往往不代表官员的真实权利。比如宋朝的宰相参政，放在唐朝或者明朝基本上是属于顶级，也就是一品大员才能担任。可是在宋代，从4品以上就可以做宰相参政。
所以宋代判断宋朝官阶的大小，并不是看他担任什么官职，很有可能某个知县、知府，就是7品大员。就拿开封府尹来说，这个官职并不是固定，更为简单点介绍，就是开封府尹基本上是由宋代皇室贵胄，或者是当朝大员简单轮流担任。比如包拯就只是做过“权知”开封府尹。权知就相当于临时当官，也就是熬资历的意思。
一般熬出头就可以进行申请调离，去当更大的官。所以开封府尹这个官职，基本上都是由“潜力股”来担任。所以高俅自然不敢为了小小的林冲，而触怒开封府尹的霉头。且宋朝是以文为尊，“重文抑武”的风弥漫整个大宋朝，这点也是延伸到官职里。开封府尹大概是三品官职，高俅是武将出身，当的是“三衙管军”。
宋朝文官遇上同等级，甚至大两级的武官，都是可以横着走。开封府尹和高俅的官职凭借是一致，可宋朝特殊的官僚制度，也就是重视读书人。所以开封府尹完全不需要理睬高俅的言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施就可以。
反之高俅虽然和开封府尹是同等官职，但是由于两人品级相同，加上文官比武官大半截。严格论起来，高俅还是开封府尹的下属，自然不敢跟上司顶嘴。高俅在审判林冲，只能起到建议的作用，而不是命令！还好这个开封滕府尹发了善心，没有治林冲重罪。按照当时的情形，林冲身为武官，带刀进入军事重地白虎堂，是可以判处斩立决。
所以这开封府尹再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豹子头。高俅也是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最后小编给大家科普个知识，像高俅这个太尉官职，在宋朝并不止一人，如果高俅能达到枢密使或者是兵部高书（兵部、吏部尚书的职位）。才能让开封府尹真的拿他重视，但区区太尉还不足以命令开封府！
明朝历史上轰动大江南北的？
明朝神秘“蚕神杀人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蚕神真的显灵了吗？
蚕丝是丝绸的主要原料，在明代的经济生活中，丝绸的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养蚕和种桑树已经告别了小农经济，变为商品化、规模化生产，江南地区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丝绸产地。
比如曾经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就是以改稻为桑为主线展开的故事，也说明当时的蚕桑业相当发达。
明朝伴随着蚕桑业的发展，其民俗和祭祀活动也相继出现，蚕神便是其主要祭拜的对象。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到现在也是如此，造纸业可以祭拜蔡伦；建筑业一般祭拜鲁班；如果是医药业，可能要祭拜孙思邈；甚至于娱乐服务业，也可以祭拜管仲。
有些祭拜是行业流传下来的规矩，而有些可能只是为保平安，求个心安。
掌管蚕桑业的神仙便是马头娘！
据民间传说，有一位父亲外出很久都没有回来，家中女儿等得很着急，天天盼着父亲能回来。为能见到父亲，焦急的女儿对旁人说：
“如果谁能找到我父亲，并把他接回来，我就嫁给他！”
这位姑娘的家庭可能比较贫穷，没有钱给别人，只能以身相许。家中的马听到姑娘的话，直接冲出了家门，过了几天真的把他父亲接了回来，父亲诧异地说：
“我正想回家，但是没有盘缠，正好一匹马到了我身边，我就骑着马回来了！”
如果是个小伙子，可能姑娘就真的嫁给他了，但人和畜生怎么能成亲呢？
父亲一气之下，杀掉了这匹马，还把马的皮剥下，晾在了院子里。这马能为了姑娘接回她父亲，很可能是天上的神仙转世。很快，异变陡生，有一天，马皮突然卷起了姑娘，挂在了大树上，不久便变成了巨蚕。
村民把蚕拿回家养殖，从此开始了养蚕的历史，这棵树也被叫做桑树，马皮裹着姑娘成为“马头娘”。这传说中透着森森诡异，有些许细思极恐之感。
而题目所讲的“蚕神杀人事件”，是发生在明弘治年间，据说是蚕神报复导致。当时的皇帝是明孝宗朱佑樘，也是明代少有的英明帝王，其治下政治稳定、百姓安乐，多被后人传颂。
湖州人多以养蚕为生，祭祀蚕神的也很多。在当地安吉县，有个姓伍的养蚕大户，生意兴隆，挣了很多钱。有一年，进的蚕太多了，而桑叶却买不到了，这下愁坏了伍老板。
史料记载：
“因蚕多桑薄，饲之不继，乃弃蚕十余筐，瘗之土窖中。”
为了保证生产，那就只能舍弃掉一些蚕，于是伍老板让人把十筐蚕埋在了地窖里。因为伍老板还有大量蚕，如果长时间买不到桑叶，那损失就太大了。于是又命三个仆人坐船到市镇买桑叶，可三人到了市场，左转右转，根本买不着。
三人只能坐船往回走，沮丧之间，三人看到水中有一巨大物体向船袭来，离近后一条巨大的鲤鱼竟然跳到船上。虽然三人没有买到桑叶，但得到这个大鲤鱼，也算是有所收获，三人把鲤鱼装进了船舱。
这时，不远处一艘小船靠近，小船是巡检的船只，专管捕盗抓贼。由于鲤鱼太沉，船只走得很慢，这引起了巡检官员的注意。捕快很快就上了三仆人的船，要例行检查，有些像港片中海警巡逻的味道。
捕快进入船舱，竟发现了一条人腿，不仅捕快惊讶，也令三个仆人不寒而栗，那条人腿是哪来的？
而这条人腿明显是被人刚刚切下来的，还流了不少血，这显然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惊讶万分地捕快迅速捆住了这三人，一齐抓进了衙门。
到了官老爷面前，三人也是腿脚发软，一通“严刑拷问”后，有一个仆人扛不住了，对官老爷道：
“杀人，身尸见埋在家隙地内。”
人是他们杀的，尸体在伍老板的地窖里，随后，捕快们迅速赶到伍家，在其地窖中发现了剩下的尸体。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然在你家发现了尸体，这三仆人和伍老板只能抵罪了。其中有不少蹊跷之处，为何原本埋蚕的地窖多出一具尸体，鲤鱼为何要此时跳上船，那具尸体是谁？这事情发生后，以讹传讹，很多人说，这是蚕神马头娘来复仇了。因为伍老板害死了十筐蚕宝宝，蚕神就要伍老板偿命，于是这一切就发生了。
如果是马头娘复仇，可能是蚕神发现了伍老板害死了蚕，生生变出一具尸体。而那个仆人是屈打成招，碰巧说出了尸体所在地，接着以命抵命。这么解释太过牵强，无法令人信服。
事实上，很可能是伍老板和仆人杀了人，至于这人为何而死，我们也不得而知，或许是私仇、或许是其他原因。杀人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尸体，这是罪证，要想处理尸体，就必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地窖成了最理想的场所。
地窖阴暗潮湿，一般人也不会来到这种地方，这也解释了，为何伍老板要把蚕埋到地窖。把蚕埋到室外不是更好，何苦要埋到地窖，如果腐烂之后可能还会散发臭味，这是一大疑点。
埋尸体那就直接全埋了，为何还要割下一条腿放到船上？原本伍老板也许是想肢解后抛尸，第一步选择锯下一条腿，这工作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还要有把子力气。这个工作应该是两到三个人完成的，人的大腿骨很硬，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明代，况且这几个人很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很难完成这一操作。
在割下一条腿后，由其中一名仆人，放到了船上，准备找地方抛尸。或许是因为切割尸体太过费力，或许是有其他不可抗力，也就说可能仆人把腿放到船舱之后碰到了其他人，为了不被发现，这条腿并没有再次移动。
就这样尸体被伍老板埋到地窖里，另一条腿只能由仆人想办法处理掉。于是对外宣称，仆人们是去买桑叶，以掩人耳目。这三个仆人很有可能都是知情人，在抛尸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条大鲤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大鲤鱼让这件事情漏了陷。
如果鲤鱼的事情是杜撰的，那么就是由于其他原因。三个仆人被巡视的官吏发现，或许是由于他们神色紧张，或许是因为船行驶得歪歪扭扭。
这件杀人案件很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但其中有当事人的编造，加之史料作者也无法实地考察，还有当地人信奉神灵的传统，所以真相变得如此扑朔迷离。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做了亏心事，半夜鬼也会敲门的。
大帅府是如何做到让日本人不知道其生死的？
张作霖被炸死的那天，有2个神秘人中途匆匆下车。他的车厢损毁最严重，他也被炸得血肉模糊，可日本人一直无法确认他的生死。在这件事里，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百密一疏的安保工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专列从北京返回奉天。此前，他已经得知消息：日本人极有可能在山海关袭击专列。
为此，他做了万全准备：严格保密出发时间、沿线布满军队、安排压道车作前卫……
然而，一个小小的漏洞，夺走了他的性命。
日本人在三洞桥布置了120公斤炸药，张作霖所在的车厢炸毁最严重，车厢内无一人生还……而与张作霖同一车厢中，有2个人中途下车，并最终逃过一劫。
为什么会有人中途下车？
为什么安保工作百密一疏？
是否真的有内奸？
要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安保工作的负责人。
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负责安保工作的人，名叫吴俊升，是黑龙江督军，也是张作霖的心腹。
当年，奉军入关，东北实力空虚，吴俊升就是专门负责看家的人，可见张作霖对他的信任。
当得知日本人即将动手时，张作霖紧急将吴俊升从黑龙江调到了山海关，让他负责安保工作。
可以说，在张作霖心中，吴俊升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吴俊升确实很能干，他在山海关亲自部署安保工作，京奉铁路沿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别说炸弹了，连苍蝇都飞不过去。
然而，他忽视了一个漏洞——三洞桥。
三洞桥三洞桥是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在当时，南满铁路由日本人控制，奉军无权守卫。
虽然只是一个交叉口，但百密一疏，日本人就靠着这个地方，炸死了张作霖，彻底改变了历史进程。
要知道，张作霖靠忽悠日本人，已经完成了东北的军事部署。
只要有他在，东北固若金汤，日本几乎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
甚至于，就算他被炸死了，只要张学良有骨气，拿着枪和日本人拼命，日本也未必能打得过东北。
可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动一刀一枪，将已经完成军事化部署的东北拱手相让，大幅增长日本实力，最终导致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吴俊升是内奸吗？安保工作的百密一疏，让日本人抓住可趁之机，并最终让一代枭雄张作霖殒命。
那么，负责安保工作的吴俊升是内奸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对安保工作更是非常上心。
当专列抵达山海关时，吴俊升信心满满踏上专列，准备和大帅一起返回奉天。
在爆炸中，他被一枚铁钉打穿脑袋，全身血肉模糊，当场去世。
2个神秘的幸运儿前文提到，日本人用120公斤的炸药炸掉专列，张作霖所在车厢损毁严重，无人幸存。然而，在爆炸之前，和张作霖同一车厢的，有2个神秘人在中途匆匆下车，最终逃过一劫。
这两人，一个名叫靳云鹏，一个名叫町野武马。
靳云鹏靳云鹏是内阁总理，他的身份和张作霖地位相当，而且两人也非常熟悉，甚至还在同一车厢聊天。
然而，当列车抵达天津，靳云鹏就匆匆下车离开，而他原计划是返回东北的。
是知道了内幕消息吗？
原来，当专列抵达天津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给他递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日本人写来的，要求靳云鹏立刻返回山东处理公司的问题。
靳云鹏是公司董事长，事关自己利益，不得不立刻下车，然后返回家中，等待日本人来商议。
就在他左等右等，等不来日本人而大发雷霆时，专列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传来，瞬间他就明白了：日本人不想让他死。
町野武马另外一个下车的人，名叫町野武马。
町野武马是张作霖的顾问，是个日本人，但非常了解中国，而张作霖也非常器重他，允许他自由出入大帅府。
事实上，这个人是个“双面间谍”。
一方面，他给日本人透露点大帅的消息，另一方面，他给大帅透露点日本人的消息。
町野武马其实早就察觉了日本人的阴谋，并多次暗示张作霖“避开黑夜，白天返奉”。
只是，回家心切的张作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而町野武马在列车上越坐越不安，最终选择提前下车。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预感不安，张作霖却没有准备呢？
其实不是的，张作霖做了很多准备。
张作霖的准备1928年6月2日，张作霖通电退出北京，返回沈阳，此时，他已经非常清楚日本人要刺杀他。
最初，他准备乘坐汽车，但担心刺客在路上埋伏，便选择了专列。
最初，他通电退出北京的时间是1号，此后又改成了2号，但真正出发的时间，是3号。
2号出发的专列上，载的是他的五姨太，这个女人在后面的事件处理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而早在张作霖决定回奉天的前几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向他发了电报，在电报上，他称日本人在皇姑屯车站老乡的老道口和三洞桥有行动，似乎在构建工事，只是拿捏不定。
张作霖收到电报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开始布置疑兵计。
张作霖的专列一共20节，他所坐的第10节，曾是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是蓝色样式的，非常豪华。
和他随行的人一直惴惴不安，私下准备了很多药物和饼干。
为什么能瞒过日本人？三洞桥的炸药爆炸后，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粉碎，吴俊升当场殒命，而张作霖也受了重伤。
他的喉咙有很深的窟窿，血留了一地，被温守善用绸子捂住，然后被迅速抬上了汽车，往大帅府飞速始去。
上午9点，张作霖在大帅府内去世，享年54岁，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不行了……快叫小六子回奉天！”
如果张作霖不是受伤这么重，恐怕他还得加一句“攻打日本”。
只可惜，命运没有给他机会。
张作霖去世后，灵柩没有下葬，因为张学良并不在东北，如果死讯公布，恐怕日本人有所行动，而东北军也将面临很大的麻烦。
但是，想要隐瞒死讯，等待张学良回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以下这几个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张景惠和日本顾问嵯峨张景惠后来成了大汉奸，但不可否认，他和这个日本人功劳是最大的，因为当时，他们和张作霖乘坐同一趟列车，爆炸时也在火车上，并成功生还。
而且，嵯峨就更神奇了，他居然只受了一些皮外伤。
因为这两个人，日本人根本摸不清楚炸弹的威力。
二是张作霖的护卫队可以说，张作霖的护卫队在突发事件中，所有表现都可圈可点。
最亲近的几个人，受了伤的第一时间，也是寻找大帅的所在。
见大帅受伤严重，他们当机立断，立刻将人抬上汽车，迅速往大帅府送去。
整个过程里，有机会见到张作霖的人没有几个，在汽车的掩护下，张作霖的重伤也几乎无人知晓。
如果护卫队没有这么做，恐怕张作霖重伤的消息就瞒不住了，那么对日本人的威慑也将不复存在。
三是张作霖的五太太张寿懿除护卫队外，这个女人的贡献非常大。
当张作霖死后，提出秘不发丧的人，就是她和于凤至。
可以说，如果没有隐瞒大帅的死讯，那么东北王的位置是否能顺利交接，就要打一个天大的问号了。
虽然事后来看，张学良不堪大用，可在当时，如果东北动乱，是否会出现一个汉奸也真的不好说。
张作霖的女人们，在关键时刻表现非常镇定。
她们忍住了哀痛，维系日常的生活，而且尽量让自己开心，让前来打探的日本人看不出端倪，为张学良返奉争取时间。
四是张学良虽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上，让人非常反感，但在返回奉天上，张学良做得非常好。
首先，他隐秘返回奉天。
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儿子，如果在这种敏感时期，大摇大摆返回奉天，日本人再傻也会察觉到不对。
但是，在返回奉天的过程中，他不仅成功隐瞒行踪，还散步了假的行踪，即去前线巡查。
其次，他模仿父亲笔迹特别像。
在张作霖去世后，所有文件都有他的签名，只是这个签名不是来自大帅，而是来自张学良。
总结不得不承认，大帅张作霖之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损失。
他虽然一直和日本人走得近，却是以日本人的钱来为东北谋利。
整个东北的铁路干线，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国内顶尖，而且底层出身的他，对付日本人可谓是奇招倍出。
比如，他一方面和日本人表现亲密，还给了他们在东北的居住权，但暗地里，他下令禁止老百姓把房子出租给日本人，让大批日本人无房可住，狼狈之极。
比如，他允许日本人在东北铁路防线安排驻军，却在日本驻军老乡重兵防备，而且数量是压倒性的。
1928年5月，实在占不到便宜的日本人，恼羞成怒要求张作霖兑现当年的承诺，但张作霖却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从未有过任何承诺。
在皇姑屯事件前，也就是张作霖上专列前，日本人芳泽还想求见他，做最后的威胁，结果张作霖不仅不见他，还在房间里对日本人破口大骂。
可以说，正是因为张作霖不愿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还多次戏耍日本人，才让日本人下定决心铲除他。
在几乎快到家的地方，被日本人暗算，或许是张作霖没有想到的。而他更没想到的，或许是儿子张学良。
面对杀父之仇的日本人，张学良居然不拿枪反抗，还想要求助国际舆论，生怕先开枪就落人口舌，最终被东北拱手相让。
当年，张作霖与日本人周旋，谋求的是东北的利益，他从未害怕过死亡，但他的儿子却处处害怕，不动真刀真枪。
虎父犬子，最终只留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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