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交友,柏举之战吴军只有三万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了楚国20万人
涡阳交友，柏举之战吴军只有三万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了楚国20万人？
吴王阖闾弑君篡位后，立志“西破强楚”。
然而，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楚国兵力达20万人之多，且“楚之为兵，天下强敌”，战斗力很强，而吴军却只有3万多人。
而且，楚国疆域辽阔，吴国如果只是一直在边界地区来回争战，耗不过人家。但要想给予楚国致命一击，需要深入楚国腹地，师行千里，犯下“劳师袭远”的兵家大忌！
然而，最终，吴军却成功完成了这一壮举，甚至险些一举灭楚！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长计议吴楚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60多年，双方爆发了十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因此，吴王阖闾早早将破楚作为其主要目标。
阖闾上台后，求贤任能，崇简去奢，兴修水利，制甲练兵！
前512年，吴王阖闾见国力渐盛，人才渐齐，遂决心大举攻楚。
然而，初任吴军之将的孙武却指出：民劳，未可，待之！
尽管吴国渐强，但与楚的差距仍然很明显，立即大举进攻，最多像此前的十次战争一样，打成旷日持久的角逐，不可能从根本上大败对手！
只有从长计议，沉着冷静，等待时机，才能寻达机会，给敌致命一击！
当然，所谓“待之”，并不是消极地守株待兔，而是“多方以误之”，主动出击，创造时机！
小规模出击，情况摸底！吴国没有立刻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小规模出击是必须的！
吴军先是连续发动小规模出击，灭掉了依附楚国的徐、钟吾、束等国，并攻取了楚养邑，蚕食楚国之地！
小规模冲突中，楚国的兵力优势无法施展，吴国将帅的指挥才能却足以充分发挥。
前508年，吴人让桐国背叛楚国，让舒鸠氏引诱楚军出击。吴军趁机袭击楚军，大破楚军于豫章地区！
连番的中小规模冲突，不仅使吴国控制了一些位置重要（尤其北面）区域，为以后对楚的决战创造了良好的侧翼安全。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冲突，使吴军对楚军的运动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
如此，吴国开始实施其第二步：疲楚误楚。
疲楚误楚大家都知道，以楚国之大，吴国要想靠这样的蚕食灭楚，如同一只蚊子想把大象叮死一般不现实。
因此，关键还要“多方以误之”，给楚国陷入更大的麻烦，才可能真正改变局势！
早在吴王阖闾上台之初，就曾请教伍子胥方略。
从楚国投奔而来的伍子胥，献出了“疲楚误楚”之策：楚国军令不一，政出多门。没有一个人愿意独自承担楚国的忧患。因此，我一军出击，他们只能全军来迎（扯皮后常见的解决方法）！如此，我分三军轮番袭扰，你进我退，敌退我进，必能使其疲惫！在疲惫的调动中，敌人一定会出现破绽，到时候，我军再一举破敌！
当然，伍子胥所言，只是一个基本思路，要真正落实到位，还要对敌人的运动规律有进一步了解。
在前期的小规模冲突中，楚军集结、机动缓慢，“一师至，彼必皆出”的规律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因此，吴国遂开始第二步：疲楚误楚。
接下来的六年里，吴国频繁出击，连续袭击了楚国的夷、潜、六以及豫章等重地，使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
由于吴军每次都浅尝辄止，因此，疲惫不堪的楚军渐渐“摸清”了吴军的“规律”：都是骚扰！没必要那么急着做出反应！
既然如此，绝杀的时候到了！
大迂回要给楚国致命一击，仅靠边疆来回冲突不行，要深入其腹心之地，调动并歼其主力，攻破郢都。
然而，吴楚已交兵6、70年，自吴楚边境深入楚地，寻其主力，恐怕是自杀行为。
伍子胥、孙武指出：大王要伐楚，“必得唐、蔡乃可”，要拉拢唐、蔡。
自唐、蔡入楚，可以直逼汉水，瞬间逼近楚国的心脏！
同时，由于唐、蔡都是蕞尔小国，对楚国没有什么威胁，因此，楚国在这个方向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御。
楚国搞霸权主义这么多年，唐、蔡也确实深受其害，因此，他们很快投入了吴国一方。
于是，前506年，也就是蔡、唐与吴结盟的同一年，吴国发起了奇袭！
吴军水陆3万人，乘坐战船，沿淮河西进，随后又失船上岸，以劲卒3500人 为前锋，在唐、蔡两国军队的配合导引下，迅速通过了著名的冥阨三关，直逼汉水东岸！
楚国见此，惊恐不已，被迫在战略被动之下仓促迎战，发兵日夜兼程奔赴汉水西岸！
如此，吴楚之间的战略决战，在吴军掌握战略先机的情况下展开了！
“鼓励”对手的错误吴楚隔汉水对峙。
此时，吴军人少而精锐，利在速战，一举破敌；而楚军人马众多，且在“主场”，补给充分，利在持久。
因此，楚左司马沈尹戍提出了一个绝杀之法：您在这里带兵与之相持，我去方城集结部队，袭其后方，阻塞冥阨三关，断绝其补给。然后，我们夹击之，必能一举破吴！
楚将囊瓦答应了这个建议，沈尹戍立刻去方城集结部队去了。
然而，正如伍子胥所说，楚军军令不一，政出多门，内部矛盾极大。
武城大夫黑和史皇怂恿囊瓦：您以元帅的身份统帅这么多人，已足以立功！为什么让沈尹戍分享功劳？
于是，囊瓦立刻渡河进攻！
其实，囊瓦的做法，很“聪明”：如果出击不能取胜，再退回来执行原计划不就好了？如果出击取胜，那我就能独得全功！
这样的“智慧”、小聪明，实在太常见了！
然而，吴军喜欢的就是这种“小聪明”。
吴军可不会急着把你赶过汉水去，他要的是全歼！
因此，吴军利用楚军的“小聪明”，“配合演出”，连连后退，引诱楚军前进。
到了大别山南麓的柏举，吴军认为：决战决胜的时候到了！
夫概的指挥坚决提出决战的是阖闾的兄弟夫概：囊瓦不仁，手下没有必死之心。我为先锋进攻，必能打乱敌人，然后大军齐出，必然能取胜！
夫概得出这样的判断，是有依据。
整个撤退过程中，从小别到大别，夫概一直率领吴军与楚追军进行小规模交战。
一方面，在这些交战中，楚军总是失利，且士气越发低落，疲惫不堪。
另一方面，夫概对楚军各部的情况已有掌握。
因此，只要选择好出击方向，是可以给敌人制造足够混乱的。
同时，当时，楚又有援军抵达，但彼此相互轻视，互不协作，各自立营。
这样的部队，兵力虽多，在混乱中根本无法协调，很容易演变成大崩溃！
然而，阖闾还持重，否决了这个意见。
熟料，夫概却表示：“臣义而行，不待命也！”直接率军冲击，并很快击溃了楚军。
阖闾见状，立刻挥动大军，引发了楚军的崩溃！
楚帅囊瓦果然垃圾，抛弃军队，去投郑国了。而其他几位楚将则战死沙场！
群龙无首的楚军，崩溃了！
然而，楚军必然兵力众多，一时抓也抓不完，如果追击的姿势不正确，也是可能让其重整旗鼓的。
在楚军逃到清发水时，争先渡河。阖闾企图立即猛攻。
夫概指出：困兽犹斗，何况是人？现在急着进攻，敌人背水一战，我军还不一定搞得过！不如“半济而企后可击”，这样前面有人逃命逃走了，后面的人羡慕，必然也“努力”逃跑！我们就好办了！
阖闾采纳其计算，果然以极小的代价斩获众多！
可以说，孙武、伍子胥的战略谋划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战场临阵指挥，决战决胜，吴军还是依靠夫概！
破郢此时，原本跑去抄吴军后路的沈尹戍见状，也紧急赶来相救。他们会合败退下来的楚军，企图阻击吴军。
其实，这时候的楚军，兵力仍也不在吴军之下，放在平时，胜负难说。
然而，此时的吴军，正是杀疯了的时候，他们没有停下来对峙，而是立刻发起猛攻。
老规矩，先打弱敌，引发敌人的崩溃！
吴军趁败退的楚军正在埋锅造饭，迅速发起袭击！士气低落的楚败兵迅速崩溃！
随后，吴军又趁连胜之失，对沈尹戍部发起总攻！
沈尹戍拼死作战，但毕竟大势已去，阵亡！
如此，楚军全线崩溃，再无力抵抗了。
吴军五战五胜，直逼郢都！
楚国虽然在郢及周边要地部署了防御兵力，企图负隅顽抗。
郢都城池坚固，楚国在各地仍然有庞大的地方军，如果楚王坚持抵抗，未必会败！
然而···楚昭王吓破了胆，带着妹妹和少数臣子逃走了！
那还打个屁！
吴军一来，楚军皆各自散去！
柏举决战后的第十天，吴军一举破郢！
功亏一篑然而，入郢的吴军，后续的善后举措失误了。
吴军入郢后，大肆掠杀，捣毁楚国的宗庙，咂毁楚国重器“九龙之钟”，火烧楚国粮仓。
为了羞辱楚国君臣，吴“以班处宫”，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等人占据楚君臣的财宝，奸淫其妻女，伍子胥更是将楚平王掘墓鞭师！
如此，原本对楚统治者不满的楚人组织起来反抗，“奋臂而企为之斗”、“各致其死”，坚决抗吴。
而原本仇视楚国的列国，也为吴国的暴行所震惊，开始同情楚国。秦国开始出师救楚。
更严重的是，胜利后，吴国内部矛盾也激烈起来，夫概回国自立为王，与阖闾抗衡。
原本想占据楚地的阖闾被迫回国与夫概相争。
而留在楚地的吴军也在内外交困下难以为继，被迫撤回了吴国。
灭楚之事，功亏一匮！
此战，吴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奇迹。
在孙武、伍子胥等战略大师的辅佐下，吴国抓住楚国的弱点，先以小胜剪其羽翼，又以分军进取疲敌误敌，为决战决胜创造了条件！
其后，吴军又以远距离大迂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战火直接烧到楚国的心脏地区，赢得了战略主动！
其后，在决战的战场指挥中，吴军先是后退诱敌，后是果断出击，再是时缓时急的追击，牢牢把握节奏，决战决胜，一举歼敌！
吴军在此战中的创新，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次革命性飞跃。
从此，“约日定地”的会战模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连续作战、运动歼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成为我国古代战争的崭新特点！
有种说法是梁武帝饿死在了寺庙？
饿死在寺庙，不近女色，这两件事放在皇帝身上，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它真实地发生在了梁武帝身上。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菩萨皇帝”，甚至汉传佛教不近女色的规定，都是由他创建的。
不过，早年的梁武帝萧衍可不是“吃素”的。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自称是萧何的后人，与南齐皇族萧氏同宗。萧衍的父祖，在南齐建国过程中立下大功，又因同宗身份，所以萧衍年轻时，就活跃在南朝的政治中心。
萧衍的第一桶金来得极其轻松，他给图谋夺位的萧鸾献了一计，助萧鸾轻松登上帝位，由此进入齐明帝萧鸾的亲信行列。
萧衍的第二桶金来自于战功，因为在与北魏的战争中建功，他被萧鸾任命为雍州牧，成为拥有军事实力的土皇帝。
萧衍的第三桶金来自于废立皇帝，萧宝卷登基后，出于猜忌与萧衍兄弟结仇。萧衍举兵反叛，讨伐萧宝卷，在王珍国的帮助下，他杀掉萧宝卷，拥戴齐和帝萧宝融，并以大司马掌军国事，成为无冕之皇。
萧衍的第四桶金来自于废帝自立。在朝中实力派大臣们的支持下，萧衍接受了萧宝融的禅位，改国号为“梁”。为了感谢萧宝融的识时务，萧衍送了一盘生金给他当“点心”。
那一年，萧衍38岁，青年气盛，与菩萨一点不沾边。那时候的萧衍，还因为好色，差点错过了龙椅。
萧宝卷被杀后，萧衍接管皇宫，他在萧宝卷的两千佳丽中，选中了两位顶级尤物，一个叫吴景晖，一个叫阮令嬴。
从此，萧衍专心于对两位美女的深入研究。七个月吴景晖就出成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萧综。可惜那时候没有设立诺贝奖，否则真应该授予他一个“遗传学突破奖”。
萧衍醉心于“遗传学”时，把他的心腹们急得团团转：别介啊明公，坐上皇位，你有的是时间，再慢慢研究嘛，这么搞容易被别人接手你的研究对象啊！
这就是年轻时候，专食荤腥的梁武帝萧衍。
当然，那不是梁武帝的主流，即位后的他，表现出了一代明君的气度。他勤于政务，肃清吏治，任用贤良，让充满腐朽气味的南朝，为之一振。钱穆先生称赞他，整个南朝，“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
南北朝正是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时期，上流社会都有崇佛的习俗。梁武帝小名“练儿”，练，取自梵音，意思是清修之地，可见他的父祖就是个崇佛之人。晚年的梁武帝，也开始走上了痴迷佛教之路。
必须承认，梁武帝崇佛是有政治目的的，不过很显然，他在崇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家身份。
普通八年，63岁的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出家；大通三年，65岁的梁武帝，第二次在同泰寺出家，并着僧衣宣讲《大般涅槃经》，大臣们花了一亿钱，才将他赎回来；大同十二年，82岁的梁武帝第三次出家，大臣们又被迫出资两亿钱，赎回“皇帝菩萨”；太清元年，83岁的梁武帝第四次出家，这一次朝廷又被讹诈掉一亿钱。历史上信佛的皇帝很多，真正出家的，只有发迹前的朱元璋，顺治帝是出家未遂。萧老头拿出家当演戏，搞了四次，富了寺院，穷了国库。
梁武帝从《大般涅槃经》中找到理论依据：佛家不能吃荤腥，也不能近女色。所以，他带头垂范，近四十年不食荤腥不近女色，并要求全国推行这条禁令。
因为不近女色，惹得当初的被研究对象吴景晖很不爽。愤懑之下，她向“研究成果”萧综透露了一个秘密：萧宝卷才是你亲爹！
萧综差点惊个跟头，叫了这么多年的爹，竟然是杀父仇人！他一溜烟逃到北魏，改名萧缵，打出为亲爹复仇的旗号。搞不清梁武帝，是不是存在“为年轻时的荒唐赎罪”的意思，他对萧综母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时候的梁武帝，醉心于佛学研究，政务松弛，俨然成了“教皇”，南梁的政治、经济开始走向大幅滑坡。
中国历史上有四位活到八十开外的皇帝：宋高宗赵构80周岁，武则天81周岁，梁武帝萧衍85周岁，清高宗弘历88周岁。其实如果不是梁武帝死于非命，他极有可能是长寿冠军。
故事要从一个叫侯景的家伙说起。侯景原本是东魏军阀，他依靠高欢的支持，越做越大，拥兵十万，割据河南。
跟一般的军阀以武功立足不同，侯景因为生理缺陷，谋取天下靠的是大脑。原来侯景天生一条腿短一条腿长，跟“范伟”似的，走起路来在一米六和一米七之间飘忽。
特别之人必有特别之处，侯景集智慧、阴险和狠毒于一身，高欢都对他都忌惮三分。果然，高欢死后，高澄根本镇不住侯景，他反了。
反叛后的侯景，原本想投靠西魏宇文泰。宇文泰对他不感冒，您哪儿凉快哪儿去！好在天下分裂，哪儿没有歇脚的地方？侯景向梁武帝抛出橄榄枝。
十万兵马，外加河南之地，梁武帝一下子眼绿了。大臣们竭力阻止：侯景天生反骨，这种人伤主，不能要。
萧老头被侯景的“陪嫁”冲昏了头，不顾反对，接纳了侯景，又做出一个昏聩的决定：他让侯景假节独掌河南军政，给侯景插上了一对翅膀。
东魏不甘心一下子失去河南，派兵攻伐侯景。梁武帝派侄子萧渊明，率军增援侯景，结果却败给东魏，萧渊明做了俘虏。
鸡没偷成，米还丢了。就在梁武帝生闷气时，东魏送过来一个好消息：咱俩和解，不打了，我把萧渊明给你送回去，可好？
侯景一听南梁要与东魏和解，立刻慌了：万一他们拿我做谈判筹码，那可咋整？
为了试探梁武帝的态度，侯景冒充高澄，给梁武帝写了一封信，提出和谈条件：拿侯景换萧渊明。梁武帝见到“高澄”的信，眼睛都不眨一下：成交！
侯景大怒，好你个老萧头，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反了！他给梁武帝的侄子萧正德，抛下一个难以抵挡的诱饵：干掉老萧头，你就是皇帝！
这边侯景和萧正德积极筹备叛乱，那边昏聩的梁武帝浑然不知，还不停地给侯景增兵增粮增饷。在梁武帝的“鼎力相助”下，侯景只用了两个月，就攻破了建康城。
皇城陷落后，侯景不敢公开杀害梁武帝，而是将他囚禁在台城净居殿。估计侯景的想法是，都85岁高龄的人了，经此打击，能挺过三天就算造化了。
然而，有“佛法护身”的梁武帝，偏偏心如止水，每天打坐诵经，面色红润，一点升天的迹象都没有。一拖几个月，侯景忍不住了：减掉饮食，看你能停多久！
梁武帝就是在这种非人道的折磨下，病饿交加，不久驾崩！
说出自己本地最有名气的酒是什么？
我的家乡在嘉兴，家乡最著名的酒是沈荡老酒（黄酒）。
在历史上，海盐县东部海边盛产食盐，西部平原盛产黄豆，邑人利用这得天独厚的资源，很早就研制和发展了酱业，除了供给本县外，还远销杭、嘉、湖和上海等地。
酒厂一直坚持着“不求做大，只求做强做长”的理念，坚持只用传统工艺酿造工艺，是海盐县境内历史最悠久的企业。这里2010年已经列入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5年，有幸去过沈荡酒厂，墙面描绘生产酒艺的漫画，晒场上堆满酒罐，很是壮观；进入酒窖，扑面而来的酒香让人陶醉！
海盐沈荡酿造公司，它始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的“泰兴酱园”，距今已有128年历史，以手工方法生产黄酒、酿造酱油。古法酿造技艺总结成了十八套工序，被形象地称为“十八般酒艺”。
生产的产品质量保证，是家用必需品，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产品远销国内外，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与好评！
127年的酒厂，能支撑他发展的是质量，好的质量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筛风弄月什么意思？
古代文人雅士都喜欢吟风弄月，时而表达飘逸离尘，时而寄寓旷达平生。
鹧鸪天
宋 晏几道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最典型的一个，可能要算“当年拚却醉颜红”中的“拚”字。“拚”在这里的读音是pàn，“舍弃”的意思，“拚却”的意思是“甘愿，不顾惜”除此之外，这个字还读fān，古同“翻”字；还读pīn，其意义同“拼字。
摊破浣溪沙
五代 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菡萏，读作hàndàn，古人称未开的荷花为菡萏，即花蕾。
菡萏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
宋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潋滟，读作liàn yàn，水面波动闪光的样子。
望海潮
宋 柳永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巘，读作yǎn，大山上之小山。或指小山峰。叠巘，层层叠叠的山峦。此指西湖周围的山。
一剪梅
宋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簟，读作diàn，竹席。玉簟，光滑似玉的精美竹席。
裳，读作cháng，古人穿的下衣，也泛指衣服。
别董大二首其二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馀年。
丈夫贫践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翮，读作hé，禽鸟羽毛中间的硬管，代指鸟翼。六翮，指鸟类双翅中的正羽，此处指鸟的两翼。
飘飖（yáo），飘动。六翮飘飖，比喻四处奔波而无结果。
玉楼春 春景
宋 宋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縠，读作hú，縠皱波纹，形容波纹细如皱纱。縠皱，即皱纱，有皱褶的纱。
棹，读作zhào，船桨，此指船。
武陵春 春晚
宋 李清照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舴艋（zéměng）舟，两头尖小，形似蚱蜢的小船。
客至
唐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飧，读作sūn。主要字义是指晚饭，亦泛指熟食，饭食。
醅，读作pēi，这里指没过滤的酒。
点绛唇
宋 李清照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蹴，读作 cù，踏，这里指打秋千。
慵，读作yōng，懒，倦怠的样子。
刬，读作chǎn，同“铲”。袜刬，这里指跑掉鞋子以袜着地。
山中问答
唐 李白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窅（yǎo）然，指幽深遥远的样子。
鹊桥仙宋代：陆游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赏析：清早出去，笼一蓑霏微烟雨，傍晚归来，钓一竿迷蒙风月。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
愁风月宋代：贺铸风清月正圆，信是佳时节。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心将熏麝焦，吟伴寒虫切。欲遽就床眠，解带翻成结。
赏析：风清月圆，正是良辰美景，令人赏心悦目。作者曲笔回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怀人女子那缠绵的、难于排遣的痛苦。
长相思五代：李煜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赏析：“一帘风月闲”，刻画出了思妇由于离人不归，对帘外风晨月夕的美好景致无意赏玩的心境。柳永《雨霖铃》词写一对恋人分别后的意绪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含意正与此同。
日暮唐代：杜甫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
赏析：夕阳余晖散尽，月亮渐渐升高，柔软的风拂过村庄，令心儿也要柔软起来，空气中有柴禾燃烧的味道，牛羊和鸡鸭都已渐渐入睡，月光让一切都安静下来，多么清新美好的夜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无限清景，但作者于它而言毕竟只是一个过客。
西江月·顷在黄州宋代：苏轼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赏析：这小河中的清风明月多么可爱，马儿啊可千万不要踏碎那水中的月亮。我解下马鞍作枕头，斜卧在绿杨桥上进入了梦乡，听见杜鹃叫时，天已明了。
绿水词唐代：李贺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为有倾人色，翻成足愁苦。东湖采莲叶，南湖拔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
赏析：清风朗月之夜，心爱的人儿在哪里呢？正因为她长得实在太美了，反令我苦苦相思不已。相思不已，又无从寻觅，诗人心中因惦念她，而产生许多遐想。
鹧鸪天宋代：刘著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管怨楼间。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星点点，月团团。倒流河汉入杯盘。翰林风月三千首，寄与吴姬忍泪看。
赏析：我这翰林学士为我这种相思写了三千首诗词，想寄给你这南方的恋人，让你去忍着眼泪慢慢细读啊！词人以迂回曲折的笔势，既缠绵悱恻，又激宕疏爽，以词代简，短篇中含丰富的感情内容，传达出微妙而细致的内心活动，把一种无力排遣的悲凉愁绪发挥得淋漓尽致。
定风波宋代：辛弃疾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
赏析：轻风吹拂，被雨水洗过的草木也都发出了清香，居室内也凉快起来了。我的游览山水名胜之病已入膏肓，算是没有药可救了。虽已多病，却还甘愿去为这些风月闲情费精神。
少年游清代：纳兰性德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寻常风月，等闲谈笑，称意即相宜。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总是恼人时。
赏析：本是“花有清香月有阴”之时，本应与爱人尽享“春宵一刻值千金”，那千古同月落下的清辉，在人间划出一道铜墙铁壁，一边“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另一边只剩“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没有到伤情的地方。
送凌侍郎还宣州宋代：晏殊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津吏戒船东下稳，县僚负弩昼归荣。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
赏析：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用歌吟唱此地，这里也是朱公爱情故事的发源地。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
徐树铮是如何与张作霖分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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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秦皇岛劫械案，下面我就讲一下关于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秦皇岛劫械案的前因——中日大借款及段祺瑞编练参战军1、督办参战事务处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进行，南北战争的烽烟不断,各派军阀尤其是直皖军阀间的比权量力、明争暗斗,则又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外部条件。段祺瑞皖系军阀的两支嫡系军队参战军和西北军,正是这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形式宣布与德、奥两国“立于战争状态”,根据事先与协约国方面达成的协议,中国参战后无需派军队赴欧洲作战;同时,段祺瑞等也根本无意于出兵欧洲,而只想挥师南下,以武力统一南方护法各省。
于是,当时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对内战而不宣、对外宣而不战的奇特现象。
但及至 11 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欧洲战场形势顿起变化,远东格局也因日俄同盟瓦解而为之一变,中国的参战随之也开始面临新的形势。当时,直、皖两派正因对西南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闹得不可开交。
主战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由于直系军阀的抵制,致使“武力统一”政策受挫而被迫于 11 月 22 日辞职下野；而主和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因皖系军阀旋即策动十二省区督军代表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一致要求主战而陷于极为狼狈的境地。参战前景的扑朔迷离,北京政府中“参战失策”的风声四起,使冯国璋不能不“有点心惊胆战”;而直皖矛盾的日趋激化,更使他寝食难安。
为了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不利处境,12月 18 日,冯国璋又重新启用段祺瑞,任命他担任参战督办,全权负责有关参战的各项事务。冯的动机不外有二:一是将参战难题留给段祺瑞,“因为段一向主张参战,令段负责,既可卸过又可卸责”;二是借此打破僵局,缓和直皖两派的矛盾。
但冯并不想让段插手内政,而是要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对外军事问题上,因此,对军事又特意作了如下分工:“对内军事由总统府参陆办公署专职办理,对外军事交参战督办统管。
从表面上看,参战督办的权力有限,但段祺瑞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命。这是因为,段对这一职位有他自己的看法:第一,参战督办看似权力不大,但由于他不隶属于内阁,而参战事务又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这就使得他实际上拥有可随意向内阁各部下达指令的权力,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插手外交,取得外援。这些权力的灵活运用,就可把内阁玩于股掌之上,从而轻易地达到左右政局的目的。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参战督办的合法身份,以编练参战军为幌子,将发展自己嫡系军队的计划顺利付诸实施。正因为此,参战督办任命令一下,段祺瑞便立即走马上任。
3月1日,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段祺瑞依据组织令规定,任命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长；并聘各部总长为参赞,各部次长为参议。参战处成立后,段祺瑞等便着手进行组建参战军的准备工作。
2、参战军的编练
在参战处成立之前,日本方面以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威胁到远东为借口,向中国提出了签订中日两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
段祺瑞作为参战督办,主持并亲自参与了与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在日本提供饷械帮助中国编练参战军等条件的诱惑下,段全然置国家的领土主权于不顾,从一开始就对日本方面的提议表现出极大兴趣。
2月 26 日,他在会见总统府日籍顾问坂西利八郎时,曾明确表白其在此问题上的态度道:“我所担任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致对日军予以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应无任何障碍。”
而已被段祺瑞内定为督办参战处参谋长的靳云鹏更是奉命就参战军的军费与武器供应等问题,与日本方面负责谈判的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进行了具体磋商。
参战处成立后,特别是 3月 23 日段祺瑞重新出掌内阁后,中日两国更加快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秘密谈判的步伐,并终于于 5 月 16 日、19 日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协定”签订后,日本方面即根据段祺瑞等人的要求,以共同防敌需要为名,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来华,并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和军费援助,开始帮助段祺瑞编练参战军。
8 月,成立参战军训练处,负责处理参战军的指挥、训练、经理、卫生和补给等方面事宜,地点设在北京定安门外黄寺,由参战处参谋长靳云鹏兼任督练。不久,又成立了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和参战军军士教导团,“目的是通过训练造成师生关系,以便成为与段祺瑞有直接关系的派系势力”。
军官教导团团长为陈文运,地址设在北京定安门外黄寺,抽调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中比较优秀且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加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即分派到参战军各部担任初级军官。
军士教导团团长为曲同丰,地址设在北京北苑,由接近皖系的北洋各师选调优秀军士前来受训,共编为六个营,人数约三千二百人,时间也是三个月,受训结束后即分拨到参战军各部充当军士。两个教导团的教育科目以精神讲话为主,“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参战军和个人发展前途等思想”。
12 月,两个教导团的训练工作结束,随即派人分赴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新兵,筹备扩编成师。在对新招募来的三万余名士兵经过短时间的编队、训练后,1919 年1 月参战军终于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即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参战军是通过大量的日本借款编练起来的,其中依据两国《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宗旨而于 1918 年 9 月 28 日订立的参战借款,更是纯为编练参战军即借款合同中所谓的能与日本方面“完全协同动作之国防军队” 的目的而商洽成交的。
关于此项借款订立的内幕情况,作为借款中方当事人的章宗祥事后在《东京之二年》一文中如是回忆道:“此议(指参战借款问题)起于七年三月,订约于九月,而实行付款则在十一月底参战军具体成立之时。”初始商议时,因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和外务省方面主张与四国银行团商办,“因是迁延数月,未有成议”。其时参战军亟待成立,需款孔急,“乃以参战督办名义,直接与日本陆军大臣商办”。
编练三师,每师约合四百万元,再加教育各机关经费,约共需一千四百万元,合日金约二千万元。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得到中国方面的声明与计划书后,“答言前订军事协定时,本有实行后通融军费之言,中国现既急需,自当尽力,当即与大藏大臣接洽办理”,并赶在寺内内阁届满卸任的前一天即 9月 28 日由朝鲜银行出面,与中国签订了一千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合同。
由于当时段祺瑞也即将下野,日本方面“深虑此款移作别用,因又附约声明本借款应交付于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所属之经理主任”；其后付款,也是“每次由参战军训练处督练及军需课长会同署名盖印,始能领取”。日本对参战军军费上的大力相助,于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参战军使用的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购自日本”。参战军训练处所直辖的炮兵营不但一切兵器装备均来自日本,而且“就连马匹也使用日本的”。参战军第一师全师使用的武器除山炮是日本六式山炮外,其余“全部是日本三八式",相当精良。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北京政府曾以陆军部名义先后于1917年12月30日和1918年7月31日两次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总额为三千二百多万日元的军械借款。两次借款都是以军械形式交付。
这些军械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样式先进,当是参战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
此外,参战军在训练上也完全是采用日本式的训练方式。如参战军训练处下设的参战军教导团,“内分步兵、炮兵、工兵和劈刺等科,课目和教育方式完全按照日本各专门学校办理”。
参战军第一师将全年的训练分为三期:自第一周至第十四周为第一期,完成连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实弹基本射击和劈刺体操的基本动作；自第十五周至第三十八周为第二期,完成营、团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营以下的对抗演习和射击、劈刺的应用动作;自第三十九周至第五十周为第三期,除补习第一、二两期的课目外,主要课目有连、营攻防对抗演习,团、旅、师的野营演习,班、连基本战斗射击和炮兵联合战斗射击。
除上述术科外,每天另有两小时的学科,课目为精神讲话和典范令的讲解。这一整套训练方式也“完全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方式实施的”。
为了把参战军训练成日本陆军式的劲旅,段祺瑞等还效法“日本当时用德人梅尔格之例”,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坂西利八郎为首领的参战军顾问团,并聘请了一百多名日本的军事人员担任参战军各部的教官,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训练工作。
据当时有人调查,仅参战处聘用的日本顾问和教官就有总参议坂西利八郎,副官获原秋藏,交通教练所所长近藤金房、要塞教练所所长下原信城、军需教练所所长鱼住一郎等二三十人”。在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下,参战军很快在北洋军队中崭露头角,成为在装备、待遇和车官素质等方面“皆为全国之冠”,因而令人刮目相看的“王牌军”。
参战军刚组建编练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1919 年1月参战军编练成立后不久,巴黎和会召开,“和平”成了世界潮流的主流,“参战”名义显已不合时宜。
段祺瑞等遂将参战军改称国防军,后又改称边防军,他自己也由参战督办摇身变为边防督办。2月下旬,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也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就如何实现南北和平统一问题进行会谈。
虎视眈眈的参战军(边防军)的存在对南北和平统一的实现来说,无疑既是障碍,又是隐患,因此,和会一开始,应否取消这一支军队的问题就立刻成了南北双方代表拼命力争的焦点。但段祺瑞视参战军(边防军)为自己的命根子,根本不容他人打它的主意。
从维护自身权势地位的目的出发,他不但不同意取消参战军(边防军),反而又让徐树铮另行编练了四个混成旅约二万余人的西北边防军,以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嫡系军事势力。
二、秦皇岛劫械案的后果——编练西北军西北军的缘起可追溯到 1918 年 2 月发生的秦皇岛截械事件。
2 月 23 日,徐树铮等为胁迫冯国璋主战,运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秦皇岛截劫了北京政府陆军部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械,并引奉军入关强行进驻津京一带。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了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
徐随即利用所截军械,组建了五个旅的后备军,准备应援已先期开赴湘南前线的张景惠、孙烈臣所部奉军。
这五个旅是:奉军补充第一旅(驻河南信阳),旅长王永泉;奉军补充第二旅(驻洛阳),旅长于珍;奉军补充第三旅(驻洛阳),旅长李如璋;奉军补充第四旅(驻洛阳),旅长宋邦翰;奉军补充炮兵旅(驻河北廊坊),旅长宋子扬。
后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事发,与张作霖关系破裂,遂辞去奉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参战处参谋长。其所建五个旅的军队则经段祺瑞出面斡旋,与张作霖达成以下解决办法:“除以一步旅移驻岳州训练预备加入战线外,余均划入参战处,半以防边,半以援川。”
徐树铮与奉系分道扬镳后,开始全力经营西北。当时,外蒙地区的局势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由于沙俄政权的倾覆,“实际上完全听从俄国之指挥” 的外蒙自治政府失去了靠山;而原沙俄军官谢米诺夫则在中国西北边境纠集了一帮匪兵,企图把中国的内外蒙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独立的蒙古国,并不断派兵袭扰蒙边。
外蒙统治集团一方面 一致拒绝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向北京政府紧急求援;同时其内部黄、黑两派即掌权的刺嘛派与失势的王公派之间又存在严重的矛盾,王公派为夺回执政权,表示愿意撤销自治。
北京政府于是决定以外蒙撤治为突破口,趁势收复外蒙。身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对这一自己职责范围内之事不敢大意,深知“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傥入俄人彀中,国事将不堪言”而自己作为边防督办,将更是无法向国人交代,因而嘱徐树铮“条陈边务,冀谋挽救”。
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徐树铮早就注意到外蒙地区局势的变化,认为正是自己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因而慨然应命。1918年 10月 20日,徐“奉令设西北边防筹备处,筹备新队”。他遂即派员到河南淮阳、商水、西华、上蔡、新郑、舞阳、襄城、禹县、沈邱等处及安徽涡阳、蒙城、太和、凤台、寿、毫等县招募新兵。
并对已划归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重新加以整编,除原驻信阳的第一旅改编为第二十四混成旅由旅长王永泉带往福建应援闽浙联军外,余皆归入新编之军,组建成共有四个混成旅的西北边防军,即边防军第一混成旅(驻兖州),旅长宋邦翰;边防军第二混成旅(驻天津),旅长宋子扬;边防军第三混成旅(驻库伦),旅长褚其祥;边防军第四混成旅(驻洛阳),旅长张鼎勋。
1920 年 2 月,又成立了边防军第五混成旅(驻南京),旅长李如璋。1919 年6月13日,北京政府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又命其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手拥重兵的徐树铮于是在西北蒙疆找到了新的政治出路,也为皖系军阀开辟了一块新的地盘。
参战军和西北军两支皖系军阀嫡系军队的建立,使段祺瑞手中除安福国会之外,又多了一张王牌,凭借这文武两张王牌,段虽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但仍能轻易地操纵内阁、左右政局,继续实行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直到 1920 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战败,这两支军队才与皖系军阀的统治一起,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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