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德惠单身交友,吉林长春地区什么时候才能通车上班

1、吉林德惠单身交友，吉林长春地区什么时候才能通车上班？

大家好，我是江城子夜很高兴受邀回答您的问题。目前受疫情影响吉林全省正在逐步恢复交通运。下面我把已经恢复的客运班线总结一下。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抗击疫情，我想我省陆续将会恢复运营更多班次的客运。目前吉林市已开通恢复了4条客运路线，详情看下图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开通吉林到长春的客运。这四条路线目前每条路线只有一班次。去程发车地为吉林市。

下面再来说说长春市的客运恢复情况，目前长春客运恢复了5条客运线路，详情看下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长春到榆树.农安和德惠的班次也为每天一班。长春到榆树和农安的客运班次均在凯旋路客运站发车。长春到德惠的在公路客运中心发车。千万不要记错了，以免耽误您的行程。同时长春到九台和双阳的城际公交也已经恢复了，发车间隔均为1个小时。

以上就是吉林市和长春市的客运恢复情况。

下面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掌握的其他地区客运情况吧以上就是我目前所了解到后整理的信息，如果您有出行需求请记得一定戴好口罩，带上有效身份证件。好了希望这些信息对你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分享其他有效的客运信息，疫情当前，我们多沟通多了解，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战胜疫情！

2、农村集体安装自来水接头费一家150元？

您好，我是三农领域的优质作者，如果有任何关于三农、农村和农村生活趣事方面的问题，欢迎和我多多交流。

其一，像是在农村，这样统一安装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些安装的过程当中的很多繁琐的步骤，因此这就是要求村里面的村民他们都是应该统一安装的。

其二，统一安装的过程之所以是很便宜的，就是因为相比单独安装，所耗费的一些时间或者是经费也都是很短暂的，并且这样确实能够节省出很多的费用，并且像是安装这样的自来水，但是这样确实对于迅敏他们在安装自来水的时候加上一部分钱，并且村里面也都是有补助的，

最后，除此之外，如果是村民单独进行安装的话，其实这些费用也都是需要他们自己单独安装的，这些对于农民来说都是很大的一笔花销，并且像是遇到自己单独安装的自来水坏了之后，在需要进行维修的时候，也是需要村民自己单独找人联系这些维修人员的。因为这样在安装的过程当中，还是很省事的，所以大多数农民朋友还是会选择进行统一进行安装的。

以上是我对于农村这一问题的回答，欢迎评论区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哦

3、中国一共有多少家不同的银行？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底公布的数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有4549家，其中银行和信用社等共4082家，除了3家政策性银行不能存款外，其他基本都能存款和贷款。

除此之外，还有467家是资管信托贷款等公司，不存在存款业务。

政策性银行3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5家、邮储银行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民营银行17家、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农村合作银行33家、农村信用社965家、村镇银行1562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8家、外资法人银行39家，共4082家。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金融租赁公司69家，信托公司68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47家，贷款公司13家，消费金融公司22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货币经纪公司5家，其他金融机构14家，共467家。

注：数据为笔者亲自花了近三个小时查找和统计，绝非网上以一传十，到十时说不清的数据。

如果要数多少家不属于国有银行,那还不如数多少家属于国有银行，一般以财政或汇金控股的银行称之为国有银行，通常也就是3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家邮储银行，分别是：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其余的银行多多少少有汇金等入股，但还达不到控股权，不能说是国有银行，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汇金通过救市大量买入上市银行。

数据可参考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政府公开信息。

4、1910年鼠疫下的哈尔滨？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在这场全球抗疫战争中通过全民动员的强有力措施取得了疫情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在前段时间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口罩一度成为一种紧俏商品。疫情初期人们曾一度疯抢医用N95口罩，然而后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的一些政策中都呼吁党员领导干部们不要佩戴医用N95口罩，要把专门的医用口罩优先配发给一线医护人员。其实我们普通人并不像一线医护人员那样直接暴露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毫无疑问医用N95口罩在防护效果上肯定更好，但我们真的一定需要佩戴这种口罩，其实可能更多是我们的心理作用使然。

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防护效果好的就是最适合自己的，然而如果要满足全国14亿同胞都戴上这种口罩显然是不现实的。时光倒流到110年前负责东北鼠疫防控工作的伍连德医生曾发明过伍氏口罩。这种口罩就是两层纱布夹着一片半寸厚的棉花，是不是觉得很简陋呢？但后来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各国医学专家的评价是：“伍连德发明之面具样式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资格的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是他第一次让中国人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然而他在中国历史的贡献与知名度却是高度不匹配的。

伍连德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是在马来西亚开金店的侨商。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我在这里着重说明一下：伍连德尽管出生于马来西亚，但系旅居当地的华侨，并非已入籍当地的人士，所以他在国籍上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伍连德曾先后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圣玛丽医院、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后进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1907年伍连德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1910年12月30日中东铁路哈尔滨站老乡的一个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正在紧急起草一份电报。伍连德这时的身份是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1907年才返回国内的伍连德在此之前他其实并不会说汉语，回国后不久又受命赴伦敦、柏林等地考察，所以到1910年为止伍连德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起草电报时伍连德不断在脑海中搜索归国三年来学会的汉语词汇，他异常慎重地字斟句酌。他知道自己正在陈述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已两月有余、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典型性鼠疫：所谓典型性鼠疫又称腺鼠疫，是通过跳蚤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传播。然而伍连德根据自己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这次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是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我们现在称这种鼠疫为”肺鼠疫“。伍连德这一论断在当时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当时防治典型性鼠疫的传统办法是展开灭鼠运动。在伍连德起草这份电报之前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灭鼠活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当时的奉天城（今辽宁沈阳）官府甚至明码标价”捕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

在官府的悬赏政策刺激下奉天一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灭鼠25347只，而整个奉天省（今辽宁省）则达到了80972只。吉林、黑龙江两省也迅速跟进，整个东三省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灭鼠风潮也波及到关内的京津地区，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口也颁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然而如果伍连德的结论成立，那么此前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不过只是劳民伤财之举，甚至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现象反而可能对防控疫情有害无益。这时的清政府已然是风雨飘摇了，况且东北的鼠疫事件背后还牵扯到清政府另一条敏感神经。

当时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如果防治工作迟迟不能见效，那么早就对东北地区虎视眈眈的沙俄和日本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当时清政府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还是比较强势的，其中有不少人就公开质疑伍连德，因为在他们看来：伍连德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不过是一个连中国话都还说不利索的”假洋鬼子“而已。当时清政府高层很多人怀疑这个”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伍连德自己其实也知道朝廷中这些顽固保守势力对自己的质疑，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

伍连德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电文中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应当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将防治工作的重点调整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等等。他的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封城“，以此切断人际间的传播扩散。1910年这场东北鼠疫是中国自诞生报纸等近代新闻媒体后第一次迎战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所以有关这次鼠疫的记载比古代瘟疫更为详实。这场夺去6万余人生命的鼠疫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而伍连德的电报则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

所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传染源：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次日他拜访了哈尔滨当地的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于泗兴。伍连德的汉语水平可能确实不好，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这次会面他是带了翻译的。伍连德通过自己的助手林家瑞帮助翻译沟通得以从于泗兴口中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场东北鼠疫的病源可能并非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动物，这种动物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土拨鼠“。当时这种动物正被人类疯狂捕杀，而土拨鼠之所以成为猎人的捕杀对象是因为它的皮毛。

当时用土拨鼠的皮毛制成的服饰在欧美市场上足以媲美貂皮服饰。1910年每张土拨鼠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土拔鼠皮就从70万张增至250万张。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天灾频频出现，一时间关内大量流民涌入东北。有些流民在东北没土地，于是就想着靠做皮毛生意挣钱。这些流民的行为本身是无可指责，因为这是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的不得已之举，但他们的捕猎行为的确打破了边境草甸数千年来的隔绝状态。一开始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还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不捕捉那些有病的土拨鼠，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外地流民加入到捕猎队伍中就开始对这种动物进行无差别的捕捉。1910年10月的满洲里几个猎人抓到几只土拨鼠后到旅店住宿，其中有2人第二天早上身亡，其症状是“口流黑血”。后来这起事件被视为1910年东北鼠疫的最早源头。就在满洲里出现鼠疫苗头后不久一名捕猎者走进了俄国境内的大乌拉车站老乡的一处华工公棚，几天后这处公棚中有七名工人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将患病的中国劳工全部赶走，可想而知当这些患病劳工回到东北老家后就进一步造成了瘟疫的蔓延。

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后疫情蔓延到长春。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等六七十个州县相继发现病例。哈尔滨华人聚居的傅家甸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患者症状为：”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状都让伍连德新心生警惕，而最令伍连德紧张的是：这时正值跳蚤冬眠的季节。

那么这是不是证明这次的鼠疫是一种不通过跳蚤传染的新型鼠疫呢？从疫情在传播路线上呈现出明显的沿铁路、大道等交通线扩散的特征，甚至连鼠迹罕至的冰雪冻原也出现了疫情。那么这是不是足以证明这次的鼠疫其实并不需要借助跳蚤这一介质从鼠类身上传给人类，而是在感染一个人之后就可以在人际之间传播呢？在傅家甸的实地考察进一步加深了伍连德的疑惑：当地的医生们使用传统的治疗鼠疫的办法，然而没一个患者出现好转迹象，倒是有几名参与救治的医生先后染病身亡。这使伍连德更坚定自己对这次鼠疫是一种新型鼠疫的推断。

然而直到这时一切都只是推测而已，尽管在此之前于泗兴等当地官员已高度怀疑这是一种以土拨鼠为传染源的新型鼠疫，然而谁都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而伍连德所要做的就是证实之前的怀疑推测是否正确。12月27日伍连德在傅家甸一处平房内解剖了一名死者的遗体：他抽取了两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位做成标本切片。伍连德通过显微镜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杆菌，三天后他又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发现鼠疫杆菌仍在活动。伍连德的得出了结论：这次东北地区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的确是鼠疫，但却是一种之前不为人知的新型鼠疫。

得出结论的伍连德连夜起草了文章一开头所说的电文，第二天他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呼吁群起防治。然而他的这一主张只得到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的支持，其他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们几乎都不愿听他把话说完。他们不相信这个年轻医生关于新型鼠疫的奇谈怪论，更不相信中国的防治能力。这也正是伍连德当时最尴尬的处境：在朝廷顽固保守势力眼中他是”假洋鬼子“；在洋人眼中他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中国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医生居然要推翻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这在当时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国际医学界几乎引起了颠覆性的震动。

东北疫情出现后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的创始人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学生前往哈尔滨调查疫情，而他自己则亲自坐镇奉天。北里柴三郎带着一大群学者对三万只老鼠进行了解剖，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在堆积如山的老鼠尸体中他们没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本来按说既然北里柴三郎没能在老鼠尸体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携带体，这从侧面证明这次鼠疫极有可能是一种并非以老鼠为传染源的新型鼠疫。北里柴三郎的”腺鼠疫“理论在传统的典型鼠疫防治方面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显然这种理论并不适用于1910年中国东北的这场鼠疫。

然而日本人不愿接受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这样的事实，于是北里柴三郎始终坚持认为：在从老鼠身上找出杆菌之前断言这是一场鼠疫为时过早。日本人仍在坚持进行老鼠的解剖工作，然而始终一无所获。日本人不接受伍连德关于新型鼠疫的说法，俄国人同样不接受。12月31日伍连德拜访了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哈夫肯医生的侄子小哈夫肯。小哈夫肯同意眼下爆发的是一场鼠疫，但并不接受新型鼠疫的说法，仍坚持认为灭鼠结合药物治疗是正确的防治办法。小哈夫肯既然认为这是一场传统的典型鼠疫，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想到这种病会通过飞沫在人际间传染。

所以伍连德在哈尔滨铁路医院看到了这样的现象：这家医院已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然而却没设立缓冲区、隔离区，医生、护士出入病房也不戴口罩。伍连德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在疫情面前仍然存在，没人会相信一个没任何资历背景的中国医生的话。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聚居着2万余名中国人、4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国际性都市，而病菌是不会认你是哪国人的。如果三方不能实现协作联防，那么传染扩散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不过对伍连德而言：最要命的异议既不是来自日本人，也不是来自俄国人，而是来自时任北洋医学院首席教授的法国医生梅尼斯。

梅尼斯不同于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他本身是中方雇员，肩负有防控疫情的责任。两年前梅尼斯参与过唐山鼠疫的防治工作并取得成效，他也因此深受朝廷信赖。1911年1月2日梅尼斯受防疫大臣施肇基派遣从天津赶赴哈尔滨，然而他到达哈尔滨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和伍连德发生了激烈争吵。也许是对自己两年前参与唐山鼠疫防治工作的经验太过迷信，所以梅尼斯坚持认为东北的鼠疫就是一场传统的典型鼠疫。在梅尼斯看来：伍连德所谓的“飞沫传染”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次争吵后梅尼斯给施肇基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撤换伍连德的总医官职务，而由自己代替他。

梅尼斯甚至让法国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向清政府施压，以迫使清政府撤换伍连德。被逼得无可奈何的伍连德也向朝廷主动请辞，但在他的请辞电文末尾仍坚持称这是一场新型鼠疫并指出：除封锁疫区外没别的办法。朝廷在收到梅尼斯和伍连德的电报后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时清政府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其实是既自卑又自大：因为他们自大，所以他们瞧不起伍连德这种学习西方技艺的人，视之为“假洋鬼子”；因为他们自卑，所以外国专家的话在他们眼中一定是对的。直接负责防控疫情的施肇基尽了最大努力顶住法国外交使团和朝中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坚持为伍连德据理力争。

38小时后北京方面终于回电：朝廷决定召回梅尼斯，由伍连德继续担当东三省的防疫工作。伍连德来不及为北京方面对自己支持认可的态度高兴了，因为就在这天哈尔滨的疫情进入了爆发期：日死亡人数由十余人增至五十余人。1月6日哈尔滨死亡人数突破百人；次日暴毙在傅家甸贫民窟的传染者达到一百二三十人；又过去一夜后先后死去的患者已逼近一百五十人左右......根据伍连德自己日后的回忆称：当时他自己都觉得快要动摇了，然而就在他感觉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帮了他一把。颇为戏剧性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梅尼斯。

梅尼斯这个人尽管对中国人存在一定偏见，但他对工作是极为认真负责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在防治唐山鼠疫时取得成绩。当他得知清政府拒绝用他代替伍连德之后拒绝返回天津，而是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他这样做其实有点和伍连德赌气的成分。伍连德不是认定这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新型鼠疫嘛，所以梅尼斯就坚持用传统的治疗鼠疫的办法救治患者。有一天他甚至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治了四名患者。1月8日住在俄国大饭店的梅尼斯出现头痛、发烧、彻夜不眠等症状。得知此事的伍连德匆忙赶到医院探望梅尼斯。

当伍连德赶到医院探视时梅尼斯已陷入半昏迷状态。这时的梅尼斯不仅咳中带血，还在细菌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客观而言：梅尼斯对中国人是有偏见，但他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尽管有些固执，却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确是为救治患者而倒下的，实际上他和伍连德也没什么私人矛盾，他们之间是纯粹的学术之争，只不过事实证明梅尼斯错了而已。弥留之际的梅尼斯向前来探望的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月11日梅尼斯在弥留三天后死去，而他的死也成为了东北鼠疫防治工作的转折点之一，无形中相当于帮了伍连德一把。

就梅尼斯死亡的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向北京军机处发出一份加急电报：“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应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如长春、公主岭、昌图、铁岭、辽阳、新民、沟帮子、抚顺、本溪、凤凰、安东等处均经颁发章程，一律查验......”一时间几十万旅客被安置进沿途车站。在总督锡良主持下东北大部分府县自行防疫，奉天、哈尔滨两城与日、俄当局联防合办。从1月14日起山海关开始进行严密盘查，过往绅民须经五日方予放行。

同时南满铁路停运，京奉火车停售二、三等车票。1月19日中东铁路全线禁运，同时划拨120节车厢隔离疑似病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东北交通基本断绝。当时的措施有多严厉呢？奉旨查看东北疫情的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也在山海关停留五日后才得以回京。紧接着一个个检疫所、一处处临时医院沿着铁路线迅速铺张开来。在锡良雷厉风行的敦促下铁岭县先后设立1个防疫局、17处防疫所、7个防疫分卡、一家疑似病院和15个隔离所；德惠县先后动员了10名医官和217名办事人员进驻4个防疫分局、8个防疫所和10处诊疗所、隔离所......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一共设置防疫机构1746处，防疫网络基本延伸到了广大的集镇、乡村。在整个东北的防疫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伍连德亲自主持的哈尔滨傅家甸。这不是报纸等近代新闻媒体在中国出现后第一次迎战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嘛，毫无疑问这次疫情一定会吸引各大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关外的《盛京时报》、《满洲日报》、《奉天公报》，关内的《北京日报》、《申报》、《大公报》乃至众多日、俄媒体都在连篇累牍报道着东北鼠疫的情况。一时间东北鼠疫成为了国际新闻，而各大媒体挑选的新闻眼无一例外都集中在伍连德所在的傅家甸。

傅家甸因此被国内外媒体视为东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成败象征。一月中旬在伍连德的统筹下将这个有24000名居民的重疫区划分成了四个片区，“各区置主任医师一人、助手二人、卫生勤务18名、警察26名”，实行日夜监控。与此同时一千余名步兵、卫生警察带着口罩管制街巷、稽查人口。每个片区的居民均需佩戴标志，如果要前往另一片区必须实现申请路条。上文提及的伍氏口罩就是这时伍连德为阻断飞沫传播而设计的。这样的隔离措施不可谓不严厉，然而十余天后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不降反升：1月20日死亡任务超过150人；五天后达到160余人；到1月28日达到了183人。

就连防疫人员的殉职比例也与日俱增：58名医生中死亡6人，500余名杂役中死亡102人，700余名警察中死亡35人，150人的救护队死亡69人。这还只是哈尔滨傅家甸的疫情，而整个东北此时已有三四万人先后死去。锡良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是这样描述疫情的：“棺木销售一空，不得不实行蒿葬”。伍连德在认真总结经验后认为罪魁祸首是街头死尸。作为微生物学博士的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很久，东北的冬天显然很适合鼠疫杆菌的存活。尽管死者不能通过“飞沫传染”，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负责埋葬的杂役工染病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更何况谁又能保证死者家属不会前来祭奠哀悼呢？谁又能保证尸体上的病菌不会通过老鼠引发雪上加霜的典型性鼠疫呢？问题在于：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掘地埋尸绝非易事，所以当时哈尔滨有几千具尸体迟迟无法下葬。这就成为了新的传染源，然而如果要在暴尸一个多月后再行安葬，那么只怕埋尸工会百无一存。只有火化是最安全、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焚尸在当时绝对是要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的。当焚尸的念头涌现在脑海时伍连德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当伍连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当地的地方官和参与防病的医务人员全都一致认可他的方案。

然而谁都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十年前的义和团风潮的诱因之一就是洋人修筑铁路破坏陵墓，此时的清王朝已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地官员不由得担心焚尸会不会激起民变，乃至可能给革命党和要求立即立宪的各地士绅以煽风点火的机会呢？伍连德鉴于疫情的紧急性上书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义强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报告后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三天后外务部紧急发来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上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因为焚烧死尸切断了鼠疫传播，从这一天开始道外区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伍连德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的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在我们今天遗体火化已是常态，然而在当时盛行土葬风俗的年代这种亲眼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对人们心理冲击又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第二天焚尸工作继续进行，这时伍连德忽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过年怎么没人放鞭炮啊？”身边人告诉他是因为疫情发生后居民都被隔离，彼此之间禁止走动，况且疫情严重之际百姓们也没有心情放鞭炮了。

伍连德想了想说：“我们不仅要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疾病，也有弥合大家心灵上的创伤。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鼓励民心士气，让百姓放鞭炮也许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伍连德决定从防疫经费里拿出钱来买鞭炮，再免费发放给百姓。当晚疫区的鞭炮烟花格外灿烂！焚尸工作进行到第二天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至165名，此后每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时针指到午夜0时哈尔滨道外区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百年前的这场东北鼠疫就这样渐渐成为历史，然而它的余音却并未终结。1911年丰天防疫总局编撰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所统计的死亡人数为50927人，加上日、俄控制区和关内的死者迄今为止最准确的死难统计数字是60468人。这场浩劫之后鼠疫仍在东北局部地区时不时会小规模爆发，为此伍连德在关外逗留多年。这场浩劫也留下了诸多遗产：中国近现代最早的防疫检疫机制就由此确立。1911年伍连德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此后伍连德分别在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扑灭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疫情。

1915年2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人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中华医学会成立。此后伍连德在全国各地陆续创建了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内的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受此事震动的伍连德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

1930年7月1日在伍连德的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出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中国由此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从而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日军大举侵华后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以开设私人诊所为业。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他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5、长春由来的真实故事？

长春来自距今约7000年前古老的肃慎语“茶啊冲”，是古代肃慎祭天时候的祈福之语。因为祈福之地在喜都，后世渐用“茶啊冲”取代喜都（汉译转音为“长春”），成为地名。然茶啊冲历史早于喜都数千载，实则后人混为一谈。茶啊冲是长春最早的古典历史称谓。

长春始建于公元前2130年（帝舜25年），是早期肃慎王国之第二个王都。时为肃慎南支（满族先祖）的主要聚集地，称为喜（三个七字读音Xi，为纪念肃慎击败外族报喜之义而得名），肃慎的第二代王室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称为喜都。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这是长春最早的古典历史，所以“喜”也应该是长春的简称。

公元前约1800年，肃慎南支的惠（秽）、漠（貊）两族逐渐迁徙在喜都融合成为惠漠（秽貊）部族（满族前身一支），为了纪念两大部族融入肃慎王国，肃慎王遂改国号为德惠（得秽），改“喜都”为“合龙（合隆）城”。西汉时期建立扶余国，渐与中原东汉文化交流。道教传入扶余，全民信仰灌口二郎（考满语“关口二郎”当为灌口二郎转音，实为秦太守李冰次子），城内有许多二郎神庙。改国都合龙城为“天罡城”。此时人口已经过万，城墙和宫殿也改为石质建筑。在此后漫长岁月里，这座古都虽改过很多不同名字，但一直是东北古代王国的王都。

唐朝开元时期，长春地区成为唐‘安北都护府’的一部分，时被中原人士称为“书山府”，是唐朝发配文字狱犯人的地方，当时书山城被冤枉发配的文人很多，也使之成为文化之城，是许多中原学子向往的学习之地，所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广为流传至今。此时长春已人口近十万的大城市，城墙面积扩大了数十倍。也因为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广泛传入东北亚地区，此后千年一直影响东北民族文化发展方向。

公元846年，粟末靺鞨领袖大祚荣在此建立臣渤海郡国，改“书山府”为“隆州府”，定为国都。后迁都“敖东城”，但隆州府仍为渤海国文化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人口已近50多万。

公元916年，契丹建国，逐渐强大。长春地区成为契丹管制女真的重地，由于契丹的一个王子在此地出生，遂将隆州府改成以契丹王子名字命名为“耶律德光城”。

公元1115年女真人崛起，建立大金国，将长春地名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龙府，迁都中都（北京）之后，改称隆 人民广场夜景州“宽城府”（宽城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大金国，国富民强，从西方传来的景教（基督教）成为大金三大国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全民信仰，宽城子成为东北亚最大的基督教圣地，全城大小教堂很多，信仰民众有数十万，此时的宽城人口近百万，城市已具备规模，城墙高大分为内外两城，宫殿随不使用但也保持的十分豪华，百姓安居乐业，有专门传道的牧师在教堂讲道，大多数信徒为富有的地主阶级，修建大小教堂，小市民在公办的最大的教堂听道。

此后蒙古日益强大，攻占宽城子，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来，蒙元由于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认为这里是景教的不详之地，才会久攻不下，遂下令将宽城子城墙拆毁，百姓迁移到辽阳和中原等地，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又将废墟挖地三尺，夷为平地，所以今天几乎上找不到这座古城的任何痕迹，只有在今天小城子村老乡有点留下一点残存的遗迹。

明朝后期女真再次勃兴，建立大清帝国，长白山成为满洲族（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祭祖的圣地，在原来古南部伊通河畔的驿站成为去长白山的必经之路，乾隆几次在夏季到长白山祭祖路过这里时都发现这里的气候比盛京凉爽很多，而且风景宜人，便顺口说出“长白千载古喜州，春光无限在宽城”的诗句，后来嘉庆登基后去长白山祭祖，来到这个驿站时也发现这里气候很凉爽，又听说先帝说过的话，便在嘉庆五年（1800年）开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取其中第一句的两字设“长春厅”。